“皇族監(jiān)獄”：清代宗人府空室考論

清代宗人府空室，又稱“高墻”或“空房”，是為彰顯朝廷“親親之意”、優(yōu)待犯罪皇族而對之執(zhí)行待質、待決和自由刑等的固定處所，是皇族圈禁制度的關鍵部分。宗人府空室之運作是雍正朝以后皇族管理的重要內容，其制度的流變可折射出皇族的刑罰調整和特權邊界伸縮的大體軌跡。學界目前對清代宗人府空室偶有提及，但多簡短且零散，對宗人府空室收納對象的演變和影響因素，及管理制度缺乏足夠重視和系統(tǒng)、長時段的動態(tài)觀察，也未能深入剖析空室形同虛設的深層次原因。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結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新近開放的清代宗人府檔案等多種史料，著力于探討以上有關宗人府空室研究的薄弱論域，希望對學界深化了解清代皇族圈禁和皇族管理等制度的演化有所裨益。

宗人府空室之建立與職能

圈禁是清代一種具有滿洲傳統(tǒng)特色的自由刑，是在指定的建筑空間內對犯罪者的人身自由進行限制的一種懲勸手段，又稱“拘禁”和“禁錮”等，其主要適用對象是皇族群體?；首宸缸飸鸵匀默F象早在清入關前的薩爾滸時代便已出現，努爾哈齊憶及最初之制，自言當時“凡有罪惡之人等，不得由我等親殺之，當囚于木柵高墻之內”。此處“有罪惡之人”實指后金政權中犯有重罪的核心成員——努爾哈齊之親族。彼時后金政權正處初創(chuàng)時期，核心成員多為文武精干，是政權發(fā)展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創(chuàng)設圈禁之制的主要原因：一是以圈禁代替處死之極刑，既可示以懲戒，又可保留人才待以后再次啟用，二是為彰顯對核心成員的優(yōu)待。而兩者中，前者則更為主要。從文獻記載看，關外早期皇族圈禁地點一般都是高權者臨時指定的“木柵高墻”，其建筑形制與東北漁獵族群的生活習性密切相關，且當時“圈禁沒有固定的刑期，有相當的靈活性”。其后，愛新覺羅家族成員獲重罪以圈禁懲之，在后金政權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具有習慣法的效力，相關案例也較為常見。

清入關至雍正五年（1727），“宗室圈禁，仍帶有非制度化傾向”，對罪犯圈禁宗室的處理，“實際都由皇帝的意志所決定，眾臣則以皇帝意志為定罪依據”，“圈禁罹罪宗室的地點，也是由皇帝決定，或在宗人府內，或在皇帝任意選定的其他處所，或在罹罪人員家里”。該時段犯罪宗室被圈禁在宗人府（位于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內北側，占地約為后者總面積的一半）逐漸成為慣例，地點一般在該衙署大門以內、二門以外的官房之中，但這些官房并非專門圈禁之所，易出現防范不嚴等情弊。如康熙朝中期，宗室輔國公綽克托和宗室根度皆曾因罪被圈禁在宗人府皂役田二家中，而田二家則是在宗人府內的官房之中?？傮w來看，該時段清代皇族圈禁制度仍帶有關外時期習慣法的傳統(tǒng)底色，具有以下特征：無明確的量刑標準，無長期固定的圈禁處所，看守管理不規(guī)范。而這些制度樣態(tài)在宗人府空室建立后發(fā)生了明顯改觀。

雍正五年十月，“宗人府遵旨查奏，本衙門內有空地一處，可以蓋造房屋，羈禁有罪宗室，具折奏明。奉諭旨，爾等修建此房，可將衙門旁所有房屋收買，令地方寬闊，蓋造房屋務須堅固。所需錢糧在戶部支取，約萬兩以內可以足用”。宗人府空室（時稱“高墻”）自此建立。宗人府空室位于該衙署大門以內、二門以外的北側，建立伊始僅系一處擁有正房七間、墻垣高聳的寬闊院落。房間皆較為寬敞，屋內家具設施較齊全，由官方提供。乾隆十三年（1748），清廷又在每間屋室外各配建獨立小院，各小院間皆以門墻相區(qū)隔，形成大院內嵌多個小院的整體格局，其后相沿未改。約于乾隆朝中期前后，清廷在空室大院空地處照原樣式又添建七間房屋和配套小院，圈禁房舍規(guī)模達到兩排，計十四間。嘉慶二十一年（1816），清廷在宗人府空室大院落內仿照舊制再添建一排房屋，其內此時有屋舍南、中、北三排，計二十一間，這一點目前學界已達成共識。空室外側第一重圍墻系柵欄，南面有“柵欄門”，與宗人府內相通。柵欄以內是供兵役巡邏的更道。更道以內是由磚砌的第二重圍墻，東、西、北三面高丈余，南面相對較矮，有“屏門”一扇，由“屏門”北進便是圈禁皇族的第一排屋舍。該排屋舍中間設有穿堂總門（鈴鐺門），圈禁皇族和管理人員皆須自此門出入。光緒十二年（1876），由于多年未經妥善維修，宗人府空室大院中排屋舍已倒塌無存，清廷于該年將北側房屋拆毀，重新在中排地基之上仿照舊例重建七間屋舍和配套小院。為防止圈禁皇族脫逃，清廷將東、西、北三面磚砌圍墻各加高五尺，并在墻上添設荊棘。此后，其建筑規(guī)制基本未變，相沿至清亡。

于圈禁對象而言，宗人府空室建立初期只圈禁宗室，雍正十二年（1734）才將覺羅納入圈禁范圍。雍正十年（1732）以前，清代宗室和覺羅在刑罰上差別較大，“宗室等如犯枷責之罪皆準折贖，覺羅等照平人例的決”，即覺羅犯至遣罪多實發(fā)。該年清廷奏準嗣后覺羅罪應僉妻發(fā)遣者不再實發(fā)，改為永遠圈禁于本旗高墻。雍正十二年，清廷議定“嗣后宗室覺羅等如犯枷責之罪，酌其情罪之輕重分別年限”，“只犯徒罪者，于空室拘禁；犯軍、流罪者，于空室鎖禁。均照旗人折枷日期以二日抵一日，俟限滿日釋放。犯重罪者臨時請旨”。對此，胡祥雨認為“同順治十年宗室犯罪只需議處的規(guī)定相比，雍正十二年的規(guī)定實際上開啟了從法律層面限制宗室換刑特權的先河”。筆者認為，除胡氏所言，還應注意清廷就此將宗室覺羅犯罪與民人“五刑”傳統(tǒng)相接榫，以后者為法理依據，用折罰的形式將宗室覺羅犯罪圈禁的量刑標準細化，并在法律上客觀地確立了圈禁在皇族刑罰中主刑地位，同時也將覺羅群體納入到宗人府空室圈禁的范圍之內。

于性別角度而言，宗人府空室圈禁者絕大多數是未革除皇族身份的男性，皇族女性一般圈禁于家中。正如嘉慶朝宗人府令等奏稟宗室文忠之妻犯罪情形時所言，“倘有再逞刁不服管束，即照宗室覺羅婦女犯罪者在家圈禁之案，即行在家圈禁”?？梢?，皇族女性犯罪圈禁在家之例在嘉慶朝既已形成，其原因是宗人府空室房間有限且缺乏女差看守，深層原因可能是清代立法中女性罪罰總體要比男性輕。直至宣統(tǒng)三年（1912），宗人府內才設有專門圈禁女性皇族之房屋，但隨即清亡，用之未久。

道光五年（1825），宗人府空室的圈禁政策發(fā)生重要變化，這與普通旗人“犯罪免發(fā)遣”律的重大調整有直接關系。黃培已關注到，嘉慶朝以后“宗室或覺羅犯有重罪，被移送盛京（沈陽），由該將軍執(zhí)行”，他認為此種轉變應與君主素質和近代西方殖民勢力有關。但實際上，這主要是在清中后期皇族犯罪日益嚴重情況下朝廷調整皇族刑罰的結果。道光五年，清廷規(guī)定凡旗人犯有窩竊、窩娼、窩賭、誣告、訛詐和代賊銷贓等罪者，均銷除本身旗檔，罪至徒、流、軍、遣者，分別發(fā)配，不準折枷。林乾認為這幾乎顛覆了“犯罪免發(fā)遣”律的主體。普通旗人刑律的重要變化為皇族刑罰調整奠定了重要基調。其后清廷為加強對皇族犯罪的懲治力度，于同年由宗人府等衙門議定，宗室覺羅“有二次犯流及一次犯徒、一次犯軍或三次犯徒者，均擬實發(fā)盛京；其有二次犯徒、一次犯流及一次犯流、一次犯軍者，均擬實發(fā)吉林；其有二次犯軍及三次犯流者，均擬實發(fā)黑龍江；其有犯至遣戍罪者，亦均擬實發(fā)黑龍江”。至此，清廷以成文法的形式將皇族屢次犯罪者不再折罰圈禁于宗人府空室，而是實發(fā)東北地區(qū)。咸豐十一年（1861），清廷規(guī)定，皇族斬絞監(jiān)候于宗人府空室者，遇恩詔或恩旨減等后實發(fā)吉林或盛京。可見，受普通旗人刑罰調整的影響，清中后期清廷對皇族犯罪折罰圈禁宗人府空室的特權進行了限制。以上策之轉向，縮小了宗人府空室圈禁皇族的收納范圍，甚至造成其部分房屋閑置，這應是道光朝晚期至光緒朝前期空室中排房屋逐漸倒壞而清廷未加修葺的主要原因。但因清代大多數皇族仍聚京城而居，京城皇族在數量上具有絕對優(yōu)勢，加之清中后期皇族犯罪人數激增，其初犯徒、流、軍等罪者仍多照例圈禁在宗人府空室。因而，宗人府空室始終是執(zhí)行皇族圈禁之刑最重要的固定處所，在圈禁制度中所處的地位也不容低估。

宗人府空室之管理制度

（一）官員兵役建置

宗人府空室建立后隸左右兩司共管。清廷約于嘉慶朝前期開始設“空室處”，作為管理圈禁皇族的專門機構，仍轄于兩司。起初，空室“于府屬官員內揀派司員二人、筆帖式四人看管圈禁之宗室覺羅，一年更代”。后清廷于嘉慶八年（1803）將管理空室之司員縮減一名，筆帖式改為每二年輪派一次。道光六年（1826），宗人府令等“議請?zhí)砼衫硎鹿?、副理事官一人，按年輪流作為稽查之員”，目的是對看守空室之司員和筆帖式進行監(jiān)督。道光十八年（1838），前述稽查之員改由該衙門當月司司員兼任。光緒十二年（1886），清廷又“仿照刑部查監(jiān)向章，由都察院派滿御史二員，每月前往空室處將現禁宗室按名點驗，倘有人數不符及應鎖扭不鎖扭等弊，立即具折參奏”，且在筆帖式選派上，改為“委派筆帖式二員，仿照刑部提牢五日輪流一班，一年期滿另行改派”?？梢?，宗人府空室并未編制固定官缺，官員系由該衙署差派而來，數量不多，但其中既有管理之員又有監(jiān)察之官，內部分工較為明確。晚清時期，宗人府空室處官員配置以刑部監(jiān)獄為范式進行適度調整，并加強外部監(jiān)督，管理權力結構有所優(yōu)化。

空室還設有看管官兵皂役。前者出自禁旅八旗，職責主要是值宿巡更和稽查彈壓，起初由鑲白旗派章京一員，并連同其他旗合派兵十六名，但統(tǒng)帶章京隔旗管理數旗之兵，易有“冒名雇替”之弊。故于嘉慶二十年，清廷更定鑲白滿洲等七旗每旗選送章京一員、兵丁十六名輪流值班，由值年旗詳查撥派?？帐乙恢痹O有皂役，初無定額。其職任甚繁，既有看守之責，如早晚開關空室門鎖和夜間值宿等，又有為圈禁皇族服務的義務，如幫辦送買物品等。光緒十二年，宗人府空室仿照刑部監(jiān)獄之例“于鈴鐺門內添設皂役四名，常川住宿，所有圈禁宗室均歸該役看守，遇有重犯，再添派一二名專管。如有在內滋事者，該役立即稟明該管官”。至此，宗人府空室才有常居于總門內的監(jiān)管皂役，由該處筆帖式約束調度，這對防止皇族在空室滋事和脫逃等有積極作用。

（二）管理規(guī)章及調整

嘉慶朝以前，宗人府空室雖有司員、筆帖式和旗官兵役等管理看守，但“空室之門向系自早開放，至晚方閉，一切購買食物與瞧看之人時常出入，稽查難期周密，每至滋生事端”?？梢娫摃r段空室管理制度并不健全，日常看守甚為松散。嘉慶朝以降，京城皇族“作奸犯科、行止污下者層見疊出”，折罰圈禁者亦隨之增多。清廷對宗人府空室管理逐漸重視，對管理規(guī)章多次調整，現將主要內容條述于下：

第一，圈禁皇族之飯食改由官給。雍正朝定例，凡皇族圈禁皆停發(fā)本身養(yǎng)贍錢糧，在宗人府圈禁者亦“向無官糧，均系各親屬送給錢米，置備器具，自行炊爨”。即該衙門并不為圈禁皇族提供飯食，進餐須自行烹飪或令人送買，每日用度須親屬族人供給。嘉慶二十年，清廷比照刑部獄犯之例，對圈禁宗人府之皇族酌給飯食，“交該管章京派役代為制辦廚房，即設立在柵欄門外閑房內，早晚二次開門，派役取送飯食”。圈禁皇族飯食爐火之費系來源“于寄存八旗官員賞俸項下余剩利銀內撥銀二萬兩，交廬商生息”之所得利銀，標準為每名圈禁皇族每日給銀二錢。如將圈禁皇族之用度加以折算，每人每月即為銀六兩。清代刑部等監(jiān)獄普通囚犯所發(fā)飯食等標準僅“日給倉米一升”，若以嘉慶朝稻米每石銀2.65兩折算，刑部監(jiān)獄囚犯每人每月飯食約值銀0.795兩。如此，圈禁皇族在宗人府空室之用度約是普通囚犯的8倍，兩者相較，足見前者待遇之優(yōu)渥。

第二，加強空室門禁管理。首先，建立按時啟閉總門之制。嘉慶二十年，清廷定例宗人府空室“于每日辰刻、申刻開門二次，取送飯食后仍然關鎖”。自此，空室總門啟閉時間才固定。其后，為防止看守官役等私開門鎖，規(guī)定空室總門在鎖閉之時加貼宗人府封條，并令守備旗員官兵予以監(jiān)督。其次，嚴格限制閑雜人等出入總門。嘉慶朝以前皇族圈禁宗人府空室時，允許其攜帶仆從，且對其額數及進出并未限制。嘉慶二十年，規(guī)定嗣后宗人府散禁之皇族王公大臣按等級攜帶一至二個仆從，且只能在空室內侍奉，不可隨意進出，鎖禁王公大臣及閑散皇族則不允許攜帶仆從，以限制仆從進出給空室管理造成的負面影響。從中亦可見，皇族圈禁宗人府空室在待遇上存在等級化差異。此外，清廷還規(guī)定：“每月逢十日始準令薙頭、修足人等入空室一次，仍令報明該班筆帖式，將其姓名存記，以備查核，如尋常有此項人等混行出入者，應即拿交刑部懲辦”，進一步加強對閑雜人等出入空室的限制。

第三，完善親屬探視制度。嘉慶二十年清廷規(guī)定：圈禁宗人府空室之皇族“每月初二、十六日準令宗室親族人等并其母妻入內看視，初三、十七日準令覺羅親族人等并其母妻入內看視，俱令報明該管官員于開門時放入，關門時即點數放出”。即親屬探視圈禁皇族每月定為兩次，并將宗室、覺羅分定日期，以相區(qū)隔，其余時間不得探視。為防止他人冒充皇族家屬混入空室滋擾生事，其后又規(guī)定親屬探視時，“宗室責令族長、覺羅責令該佐領各出具圖結，親身赴空室，隨同看管空室之筆帖式，四人眼同認明，實無冒入，亦無運送違禁之物情弊，方準放入，并將該族長、佐領所具圖結送交當月司，呈堂存案備查”。即家屬探視時，宗室族長等不但須親赴空室對家屬身份予以核實，還要出具證明文書備案，程序更為嚴格繁瑣。

第四，加強空室夜間之管理與稽查。起初空室總門向來晚間鎖閉，將鑰匙送至當月司收存，若空室內偶有爭吵等事，管理官員在總門外則不能及時進內約束。嘉慶二十年，清廷定例“嗣后酌改鎖門后將鑰匙交付該班人員管理，夜間令該班之筆帖式同旗員章京、兵丁六名隨進鈴鐺門，將各院門上鎖，并將鈴鐺門外屏門嚴行鎖閉，仍隨時稽查，以防滋事。其屏門外撥兵十名，分班由夾道不時巡查。再每日清晨，空房有無事故，著該班筆帖式呈報當月處。遇有事件，該管章京務于該班筆帖式呈報之次日即行回堂辦理”。如此，既能對圈禁皇族在夜間的活動加以限制，也便于看管官役處理緊急情況，同時還有利于宗人府堂官及時掌握空室之動態(tài)。光緒十二年，清廷又增派步軍統(tǒng)領衙門的街道兵役在宗人府衙署圍墻外加強晝夜巡邏，防止圈禁皇族自該處脫逃。

綜上，宗人府空室雖在雍正朝中期既已建立，但雍乾兩朝的管理規(guī)章十分粗疏，制度演進相對遲緩。其后，清廷對宗人府空室的管理制度進行過較大調整，以嘉慶朝增補的內容最多，道光、光緒兩朝在之前基礎上又有所完善。同時，宗人府空室在清中后期演進有一個明顯特征，即以刑部監(jiān)獄管理制度為對標，“監(jiān)獄化”色彩漸趨濃重，這也是其管理制度趨向嚴格的重要表征。如在刑部監(jiān)獄中早有囚犯家屬于每月初二和十六兩日探視、官供囚犯衣食、設提牢官和監(jiān)內禁卒看守以及御史稽查等制度，清廷或借鑒或照搬，對宗人府空室管理制度進行相應調整。

宗人府空室之運作實態(tài)

由上文可知，清廷對宗人府空室管理的態(tài)度并非是聽之任之，而是積極進行制度干預，即便至晚清，依然如此。但清廷幾經增補完善的管理規(guī)章并未在宗人府空室實際運作中得到切實執(zhí)行，很多規(guī)定成為一紙具文。這就使得諸多長期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未得到有效解決，甚至在清中后期有愈加惡化之態(tài)。其主要表現在：第一，被圈禁皇族自空室脫逃事件頻發(fā)。如宗室恒升獲罪圈禁后，“商允已獲擬絞之圈禁宗室聯(lián)結同逃”，二人“乘巡更兵役人等回屋暫息，同由東墻用門扇墊踏，越墻逃走”；有些被圈禁皇族竟能屢次逃脫，甚至成為慣犯。第二，被圈禁皇族在空室內滋事違法尤為常見。有些皇族在空室內尋釁互毆，甚至傷斃人命；有些皇族在空室內結伙滋事、霸凌他人，甚至有聚眾賭博之事。第三，閑雜人等隨意進入宗人府空室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如道光朝民人方義、戶部皂役霍玉等無端擅入宗人府空室，當日值班人員卻“并不即行攔阻，致令在屋躺臥，實屬疏縱”。

可見，宗人府空室在清中后期出現了管理制度愈加完善與實際運作愈益廢弛的矛盾局面。光緒朝御史貴賢甚至評價道“蓋宗人府空室向系有名無實，從前監(jiān)禁宗室尚只逾垣宵遁，值班兵丁等明知而不敢過問。近更肆無忌憚，居然白晝游行街市，甚有挾持火槍在內倉左右轟擊飛鳥，居人側目，無敢誰何”。這種窘態(tài)的出現是多種復雜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究其犖犖大者，茲述于下：

一、清代皇族之刑罰特權始終是宗人府空室管理的巨大障礙。清自“國初定，王、貝勒、貝子等除犯謀叛等重罪外，其余過犯或黜奪人丁，或罰贖銀兩，不擬處死、監(jiān)禁”之例，其后除在少數牽涉皇權的政治斗爭中偶有特例外，基本皆以此為圭臬。雍正朝以后普通宗室覺羅犯徒、流、軍等罪一般皆可折罰圈禁，犯重罪者遵“八議”議親之例臨時請旨，由皇帝定奪。即便清中后期皇族刑罰趨向嚴格，定罪斬絞監(jiān)候者不在少數，但亦有諸多緩決和減等機會，最終處死者極少。杜家驥認為，清代皇族“在法律上所擁有的特權，是其貴族身份的最重要體現”，胡祥雨進一步認為，清代“皇族的司法特權體現在審訊、監(jiān)禁、擬律和懲罰等各方面，突出體現在犯罪懲罰上”。而筆者則認為，在清代，罪刑不相稱、罰不當其罪是皇族刑罰特權的制度內核。這成為很多皇族屢為不法的憑恃，也給宗人府空室管理帶來諸多不便。清廷規(guī)定宗人府空室管理人員不得對圈禁皇族輕易用刑，如其在空室內滋事需要懲戒，輕者，看管官員須呈請宗人府堂官看視處以板責等；重者，應由宗人府令等繕折具奏請旨。故而宗人府內刑具極少，遇有皇族在空室內滋事需加戴鐐銬杻鎖等，往往須向刑部咨取。如此，皇族即便因罪圈禁空室，仍處于皇權羽翼保護之下享有刑罰特權，而宗人府雖是清代管理皇族的專門機構，其對犯罪皇族的獨立刑罰懲戒權卻十分有限。這無疑對空室的日常管理構成掣肘，也助長了被圈禁皇族不服管束的囂張氣焰。

二、清廷對宗人府空室管理制度雖幾經調整，但依存在缺陷。一方面，對空室內犯罪皇族并不實行分類管理。清代普通監(jiān)獄“各監(jiān)有內監(jiān)以禁死囚，有外監(jiān)以禁徒、流以下，婦人別置一室，曰女監(jiān)。徒以上鎖收，杖以下散禁”，即重犯、輕犯與女犯分開隔絕監(jiān)禁，且徒罪以上者一般戴鎖而禁。宗人府空室內的屋院雖有門墻區(qū)隔，但其內小院白天并不上鎖，且在實際運作中被圈禁皇族即便罪犯軍、流之刑，無特旨亦不鎖收，故其多數可到他人屋院中走動閑談，這就為合謀逃跑、無端滋事和恃強凌弱等提供了現實可能。重犯與輕犯之間、宗室與覺羅之間亦未完全分類隔絕圈禁。如宗室祥貴“擬絞改緩，在空室處永遠鎖禁”；覺羅明泰“依棍徒擾害良民例應擬發(fā)極邊煙瘴，照宗人府例永遠圈禁”；宗室景榮“照宗人府例折圈禁二年六個月”，前兩者罪行較重，景榮則較輕，但三者依然可在空室中流竄結伙，“酗酒不法，尋釁斗毆”。

另一方面，空室總門內長期不設官兵皂役，致使被圈禁皇族失于監(jiān)管。道光十八年以后，清廷規(guī)定總門每日兩次開啟后要用封條封固，無特殊情況即便是官兵皂役亦不得擅入，因而造成封門后內外消息不通。而光緒十二年以前，看管宗人府空室之筆帖式和兵役等只于每日開門時進總門內查看，其余時間在外看守。這就使被圈禁在總門內的皇族并非處在管理人員目力常及范圍之內，而大部分皇族實系散禁，可在總門內自由活動，若其在內滋事或暗中脫逃等，管理人員并不能及時察覺。

三、宗人府令等官員對犯罪皇族的袒護以及空室管理官兵皂役的瀆職。宗人府官員上自府令、左右宗正，下至筆帖式等絕大多數是宗室，故其機構運作模式的顯著特點是以皇族管理皇族。如此，在審斷和管理犯罪皇族時，該衙署官員難免慮及同宗血親而有意偏私。如乾隆朝宗室玉占因打死家人等事被處“帶九條鎖鏈，永遠拘禁”于宗人府空室，后又于空室內刀戳家人張寶住。宗人府復次議罪時僅以“將杖一百折重責四十板，仍戴九條鎖監(jiān)禁”相責處。乾隆帝嚴厲責斥：“似此乖張惡劣之人，例應從重治罪，以儆各宗室，而宗人府只將玉占擬責四十板，殊屬悖謬，朕殊不解宗室等風氣惡劣至此，皆宗人府王公等袒護所至”至光緒時期，亦有御史指出“宗人府空室處僅派宗室人員管束，非失之縱容，即失之袒護”。其言雖與乾隆帝之語相隔年久，但二者之意卻若合符節(jié)?？梢?，宗人府官員等在辦案議處和管理犯罪皇族時從輕偏袒由來已久且相沿成習，這與其空室管理之弛懈應不無關聯(lián)。

承擔管理的官兵皂役之失職在宗人府空室運作中則更屬尋常。以檢查違禁物品為例，在皇族被圈禁及其家屬探視時，管理兵役要按例對之進行搜查，但是因守備兵、役等失職，違禁物品被帶入空室的現象司空見慣。如被圈禁宗室榮祥竟將鴉片煙具攜進空室并在內吸食。不過，空室兵、役對被圈禁皇族不能進行有效管理也另有別情：一是有些兵役懾于被圈禁皇族之跋扈，難以對之進行有效約束；二是有些兵役收受圈禁皇族賄賂，因之縱容后者或為其違法提供方便。

四、晚清朝廷政治控制力式微等因素對宗人府空室之管理亦產生了實質性的消極影響。道光朝以后，國家內外交困，清廷面對波詭云譎的政治危局往往捉襟見肘，政府的內控和調度能力江河日下。這投射在宗人府空室日常管理中，突出表現為，其外圍主管稽查巡更的旗員官兵調轉不靈、輪派執(zhí)勤難以接續(xù)的問題。如光緒二十八年（1902）宗人府給值年旗的咨文中稱：“宗人府為七次片催事，查本府高墻處例應由旗輪派章京兵丁赴府值宿巡更，除鑲白滿一旗業(yè)已揀派章京兵丁等到府值班外，其余各旗迭經本府片催，迄今半載有余，仍未撥揀派到府”?？梢姡谌烁叽未叽僦的昶燧喤善靻T官兵，但時過半年有余該人等仍未到班。而這種現象相沿已久，在同治朝甚至更早，該旗員官兵不服從調度甚至抗傳不到的事件就時有發(fā)生，后來愈發(fā)嚴重。至光緒晚期，禁旅旗員官兵輪值守衛(wèi)宗人府空室之制基本癱瘓。在內部無得力官役進行監(jiān)管約束，外部兵丁巡查日漸弛懈的情況下，宗人府空室頻出圈禁皇族脫逃和滋鬧等事也就不足為奇了。

結語

清代皇族圈禁是肇端于后金政權早期的一種自由刑，本質上是一種優(yōu)待重罪皇族的特權，其在政權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具有習慣法之屬性。清入關后，皇族圈禁長期保持著關外時期習慣法的傳統(tǒng)，存在著無明確量刑標準、圈禁地點分散不固定和管理不規(guī)范等問題。宗人府空室的建立是清代皇族圈禁制度的重要轉折點，使該制度呈現分叉式發(fā)展的特征：一方面，皇族圈禁制度出現圈禁地點固定化和管理規(guī)范化的運作模式，以宗人府和盛京城之圈禁皇族的空室為代表；另一方面，皇族圈禁制度中原來圈禁地點分散化和管理非制度化的傳統(tǒng)仍在部分延續(xù)，女性皇族犯罪后在家圈禁的現象即是明證。以上兩方面看似對立，實則交織共存，展現了清代皇族圈禁制度在雍正朝以后至清末發(fā)展的總體脈絡。清中后期皇族犯罪人數攀升，朝廷以加強刑罰懲戒力度來遏制其勢頭，并以普通旗人“犯罪免發(fā)遣”律的重大調整為契機，以成文法的形式將著實發(fā)遣之刑固定到皇族刑罰體系，對皇族犯罪折罰圈禁宗人府空室的特權進行限制。這些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宗人府空室收納犯罪皇族的范圍，但并未改變其在清代皇族圈禁制度中最重要的“特殊監(jiān)獄”之地位，亦并未撼動圈禁在皇族刑罰體系中的主刑地位，其仍是標識皇族身份并維護其刑罰特權的重要制度路徑。

于宗人府空室管理而言，其制度主體構建于嘉慶朝以后，內容上較為周詳，且進行多次補充，“監(jiān)獄化”色彩漸趨濃重。但其制度設計上仍存在明顯缺陷，加之清代皇族刑罰特權、管理官員袒護和監(jiān)管兵役瀆職等因素對制度效力的嚴重消解，導致很多管理規(guī)章在宗人府空室的實際運作中形同具文。所以，宗人府空室作為對犯罪皇族執(zhí)行自由刑的最重要處所，所發(fā)揮的懲戒作用極為有限，甚至到了形同虛設的地步。這嚴重影響了清代皇族刑罰的嚴肅性和威懾性，客觀上加劇了皇族犯罪與刑罰之間的不對稱性，降低了皇族的犯罪成本。清中后期閑散皇族犯罪問題日益嚴重，雖因由不一，但與以圈禁宗人府空室為代表的皇族圈禁制度并未起到理想的懲戒效果應不無關系。

（本文首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10期，原題為《“皇族監(jiān)獄”：清代宗人府空室考論》，作者方玉權（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民族學學院）。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