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文化意義

大家知道“文化”這個詞的含義太復(fù)雜，太容易混淆，據(jù)說有人統(tǒng)計過，這個詞有160種含義。我們現(xiàn)在只從最普通的一種含義來說它，就是指人類的物質(zhì)創(chuàng)造和精神創(chuàng)造的總和，而且偏重于后者。

杜甫這個話題，應(yīng)該說是一個比較沉重的話題。我到各地去參觀一些歷史名人的遺跡時，非常注意觀察歷史名人的雕像。我覺得雕得好的，我是說在唐代詩人中雕得好的，一個是四川江油李白紀念館的李白塑像，還有一個就是河南鞏縣杜甫陵園的杜甫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時代將要走出四川的那種意氣風發(fā)的形象。他佩著一把劍，昂首闊步，非常像我們想象中的李白。而鞏縣的杜甫雕像呢，也像我們所想象的那樣，是一個垂暮的老人。他愁眉苦臉地充滿憐憫地俯視著滿目瘡痍的大地。那是一尊使人看了以后心情很沉重的雕像。

杜甫

杜甫一生并不都是這樣的，他也有過他的青年時代，有過他的少年時代，我們在杜詩中看到過他對自己青少年時代生活的種種回憶。比如說，他在《壯游》這首詩里回憶，自己年輕時曾經(jīng)在山東、河南一帶游玩，他說是“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那時候，春天他在叢臺上唱歌，秋冬之季在野外打獵，過著一種裘馬清狂的生活。他甚至有對更早年的生活的回憶，他在50歲時寫過一首詩，叫《百憂集行》，詩中回憶他10多歲時候的情況：“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fù)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贝笠馐钦f，他15歲的時候還像一個孩子那樣活潑，他的心靈完全是一個孩子的心靈，他像小牛犢子一樣健壯，東奔西跑，他家院子里面有梨樹、棗樹，秋天，這些果實成熟了，他一天要爬樹一千回（當然這是夸張的說法），爬上去采果子吃。可以看出，杜甫在35歲以前曾是一個裘馬清狂的青年；10多歲的時候，是一個活潑健壯的少年。

但是，假如現(xiàn)在有一位雕塑家要塑造一個青年時代裘馬清狂的杜甫，像李白那個樣子，或者進而塑造一個少年時代的杜甫，趴在樹上摘果子，然后指給大家看，說這是詩人杜甫，即使他說明這是青年杜甫，這是少年杜甫，我想大家都不會認可。因為我們認可的杜甫，就是那樣一種憂國憂民的形象。宋代的黃山谷有一首詩寫杜甫畫像，里面有一句寫得非常好，叫作“醉里眉攢萬國愁”，也就是說，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時候，他對天下的憂慮，或者說天下的所有憂愁都凝聚在他的眉間。后人評黃山谷這一首詩，說它“狀盡子美平生矣”，一句話把杜甫一生寫透了。所以我認為，杜甫的形象已經(jīng)被歷史定格為一位憂國憂民的形象，杜甫這個話題也就必然是一個沉重的話題。

一個沉重的話題要拿來跟青年朋友們談，或是對著電視機前的廣大觀眾來討論，我想這不是一件使人愉快的事情。大家聽了以后，也許會覺得有幾分沉重。但是正像宋代的嚴滄浪在他的《滄浪詩話》里說的，我們讀有些作品，需要進入這樣一種境界。比如說讀《離騷》，怎樣讀才最好呢？你要讀得淚如傾盆雨，衣服都打濕了，這個時候，你才真正懂《離騷》了。我本人的閱讀經(jīng)驗也是這樣的。我讀我最喜歡的詩，讀得肝腸如火，讀得熱淚盈眶，我覺得我這時才受到最大的審美感動。所以我們今天盡管是講一個比較沉重的話題，但我還是希望大家能夠耐下心來，聽我從容道來。

杜甫是中國文學史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一位偉大的詩人，這一點似乎不用再講，可以說地球人都知道。我今天要講的是杜甫在整個文化史上的意義，因為他的影響早就逸出文學之外，逸出詩歌之外。那么，我們從哪里來切入話題呢？我們首先從后人對杜甫的評價來看。大家都知道，杜甫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人開始奠定的，那么我們先從宋人看起。北宋的王安石，他是我心目中人品最高尚、理想最遠大的一位政治家，他真正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王安石對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題杜甫畫像的詩里這樣說：“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從之游。”您的心靈是非常高尚、非常偉大的一顆心靈，在古代都是少有的；我希望您能夠起死回生，讓我做您的朋友。王安石對杜甫是多么的仰慕??！

南宋的著名愛國詩人陸游在《讀杜詩》里對杜甫的文學成就給予高度的評價，同時對杜甫的思想、杜甫的道德以及杜甫在政治上的一些見解，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陸游甚至認為，假如杜甫有機會的話，他完全可能在政治上有一番轟轟烈烈的作為。因此這首詩最后說：“后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咨！”意思就是說，后人僅僅把杜甫當作一個詩人來看，我對這一點感到非常惋惜、非常不滿?？梢姸鸥Φ囊饬x遠遠逸出文學家、詩人之外。

我們再看一下南宋理學宗師朱熹的評價。大家知道，理學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學家，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非常嚴格的，有時甚至是苛刻的，朱熹就是這樣。我們看一部《朱子語類》，里面不受到他批評的歷史人物是非常少的。在他們這種非常嚴格的道德標準的審視之下，很多歷史人物都受到無情的批評。但朱熹認為中國歷史上有五位偉大的人物。這五位人物是哪五位呢？第一是漢代的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杜甫、顏真卿、韓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

諸葛亮和范仲淹這兩位人物不用我多講，大家都很熟悉，他們在政治上、道德上都有很高的建樹，這是歷史早有定評的。值得討論的是唐代的三位人物。朱熹把這五個人稱為“五君子”，唐代就有三君子，其中第一位就是杜甫，第二位是顏真卿。大家知道顏真卿是偉大的書法家，是顏體的創(chuàng)始人。但顏真卿也是一位著名的忠臣烈士，他是為了堅決維護國家統(tǒng)一，堅決反對藩鎮(zhèn)的叛亂而被殺害的，是被軍閥李希烈殺害的。第三位韓愈，大家知道，他是儒學史上的著名人物，也是文學史上的大人物，是“文以載道”的提出者，發(fā)動了唐代的“古文運動”。韓愈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活中，每當國家需要有人站出來說話的時候，他總是仗義執(zhí)言，奮不顧身，多次被貶到南方荒遠之地。由此可見，“五君子”中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人物，他們的一生都在政治方面有很多建樹，是功業(yè)彪炳的政治家，或是為國捐軀的烈士。唯獨杜甫算不上一個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樹，幾乎沒有多少值得提起的東西，因為他根本沒有得到過那樣的機會。他要報效祖國，他要忠于朝廷，他堅決反對叛亂，但是歷史沒有給他多少機會。他除了在肅宗的朝廷里偶然地仗義執(zhí)言，從此受到朝廷疏遠以外，其他時候始終是默默無聞，甚至很多時候是在民間。但就是這樣一位人物，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贊揚？為什么在朱熹看來，杜甫可以在從諸葛亮到范仲淹的這樣一張名單中占有一席之地？朱熹說得很清楚，關(guān)鍵在于他們五個人有共同點，他們都有一顆偉大的心靈，他們在道德上、人格上都有偉大的建樹。

朱熹的原話是這樣說的：“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意思就是他們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的人，是在人格上成為楷模的人。這顯然不是一種文學的評價，而是一種道德的評價、一種文化的評價。

到了近代，聞一多先生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杜甫》。聞一多先生是詩人，他的古典文學的論文，不像我們今天的教授寫的論文，寫得干巴巴的，枯燥無味，他是用詩歌一樣的語言來寫的。在這篇《杜甫》的最后，聞一多這樣說杜甫：他是我們“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請注意，聞一多不是說杜甫是我們?nèi)晡膶W史上的一道光彩，而是說他是我們“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這是一種極高的文化方面的評價。

到了現(xiàn)代，1961年，有一個國際組織世界和平理事會，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一個主席團會議，會上確定，1962年號召全世界人民紀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杜甫。由此可見，從宋代一直到現(xiàn)代，從中國到外國，人們都認可杜甫的意義，而且不僅僅限于文學史。杜甫確實是一位文化史上的偉大人物，他的意義屬于整個中華文化，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內(nèi)容。

下面講第二點。大家可能會問，為什么杜甫能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這種代表作用？這里我們必須稍微闡釋一下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我個人認為，中華文化雖然博大精深，內(nèi)涵非常豐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個特征就是人本精神，它始終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文化，是以人為一切價值判斷的出發(fā)點的一種文化。這與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所區(qū)別的。我們從中國遠古的神話看起。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話中，很多的主要人物都是天上的神靈，希臘神話中的諸神，都是住在奧林匹斯山上的，他們在天上俯視著人間，他們?yōu)槿碎g恩賜幸福，有時也為人間帶來災(zāi)難。但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就不是這樣的。我們的大禹治水，我們的女媧補天，我們的后羿射日，這些神話里的主角都是凡間的人，都是人間某些具有非凡本領(lǐng)的、建立了豐功偉業(yè)的杰出人物，是某些氏族首領(lǐng)的代表。因為他們造福于民，或者為民除害，所以他們的人格就升格為神格，這樣才構(gòu)成了中華的神話譜系。在先秦時代，雖然諸子百家爭鳴得很厲害，各種思想流派都提出了不同的觀念，但我覺得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精神，就是當他們思考問題的時候，不管是思考社會還是思考自然，他們的出發(fā)點在人，他們最后的落腳點也在人，這是一種人本文化、人本思想。

先秦諸子百家中對后代影響最大，后來成為我們中華文化主流的兩派，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這兩派雖然互相論爭，看上去好像水火不相容，但是它們的共同點就是非常重視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視的是個體的生命價值，而儒家所重視的是群體的利益，儒家是在重視個體的基礎(chǔ)上更重視群體，重視一個家族、一個宗族乃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利益。所以在價值觀方面，儒家與道家是互補的，是相輔相成的。因為中國的古人，我們中華民族的先民，他們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不是非常優(yōu)越，所以他們不能像印度人那樣在熱帶森林里簡易地謀生，非常容易地維持生命。我們在黃河流域，在這個水深土厚、氣候也不是很溫暖的地方，而且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理，不治的話就會有水患。所以對中華民族來說，如果太強調(diào)個體生命而忽視群體利益的話，就不利于我們這個民族的生存、繁衍。因此，以儒家的孔孟之道為代表的這種倫理觀念、道德理想，就歷史地被選擇為我們這個文化的核心精神。也就是說，道家只是一種補充，儒家才是核心。這不是由于儒家特別善于宣傳，善于著書立說，或是某個杰出的儒者努力奮斗的結(jié)果，這是一種自然的選擇。換句話說，中華民族在古代只能做這樣的選擇，否則的話，中華民族就難以維持下來。因此到了后代，盡管我們的中華文化不停地發(fā)展，不停地演變，出現(xiàn)了很多的支脈，也吸收了很多外來的新的養(yǎng)料，但儒家思想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始終占據(jù)著核心地位，儒家思想自身的復(fù)雜演變，基本上就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演變的主要脈絡(luò)。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杜甫在這一過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說他具有何種代表性。我們回顧儒學的發(fā)展史，儒學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大流派，一派被稱為漢學，另一派被稱為宋學，這是清代的儒生提出來的。前一個思想流派的代表是漢代的儒生，他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對儒家經(jīng)典進行闡釋，從訓詁意義上進行闡釋；而另一派就是宋代的理學家，他們主要從義理的方面，從哲學的角度，對儒家的一些原理進行追問，進行更加哲學化的演繹、推論。這兩派也形成了思想史上的兩個高潮。在這兩個高潮之間，唐代應(yīng)該說是處于一個低潮階段，不管看哪本思想史或哪本儒學發(fā)展史，唐代占的地位都是不高的。唐代前不能比漢代，后不能比宋代。那么請問：儒學的發(fā)展在唐代停頓了嗎？唐代有沒有值得注意的儒學的代表人物？錢穆認為唐代有兩個最主要的儒學代表人物，一個是杜甫，另一個是韓愈。很有趣，兩位都是文學家。我們不談韓愈，我們看看杜甫。那么，在何種意義上，我們能夠說杜甫對唐代的儒學發(fā)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

一提到儒學的發(fā)展，一提到唐代的儒學，大家馬上就會想到唐初的《五經(jīng)正義》。有的同學也許不同意我剛才說的觀點，說唐代儒學有發(fā)展啊，我們的《五經(jīng)正義》就是唐初編定的，是孔穎達他們撰寫的嘛。但是我想說，《五經(jīng)正義》盡管從唐代一直到現(xiàn)代都非常受人重視，是《十三經(jīng)注疏》中最重要的讀本，但是《五經(jīng)正義》中的觀念，它的義理，基本上是從漢儒那里來的，它在學理方面沒有太多的新的闡發(fā)。我們也可以說，儒學的發(fā)展到了初唐，由于出現(xiàn)了《五經(jīng)正義》，出現(xiàn)了定于一尊的權(quán)威讀本，反而基本上停滯了。

但是杜甫不然。杜甫是用他的整個生命，用他一生的實踐行為，豐富、充實了儒家的內(nèi)涵。儒家學說從本體上來說，它是一種實踐的哲學，它非常重視人的行為、人的實踐。所以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們在青年時代，在中年時代，當他們還年富力強的時候，都不寫書，不忙著從事著作。他們終年棲棲遑遑，奔走于天下，主要是從實踐的角度推行他們心目中的道，等到最后覺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確知道自己的道不行了，年紀也大了，沒有精力再東奔西走了，才定下心來寫著作，把他們的思想用著作的方式留給后人，擴大影響。儒家在本質(zhì)上最強調(diào)的是實踐，強調(diào)的是人生中的行為，追求生前的功業(yè)建樹。從這個意義上說，杜甫最好地體現(xiàn)了儒家精神，甚至是發(fā)揚著儒家精神的一個歷史人物。

我們舉幾個小例子。儒家重視仁政，重視仁愛思想，主張在天下推行仁政。杜甫就用他的詩歌不遺余力地鼓吹這種思想，宣揚這種理想。儒家譴責貧富不均，認為貧富不均是國家最大的危害。杜甫對于這種現(xiàn)象進行了非常嚴厲的批判，盡管歷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貧富不均的好作品相當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認可杜甫的兩句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在這方面描寫得最為驚心動魄的名句，以至我們凡是聽到貧富不均的事情，首先會想到這兩句詩，杜甫在這方面體會得最深切。再比如儒家強調(diào)夷夏之辨，強調(diào)我們要有民族的尊嚴，要維護民族的利益，在與外民族的交往中既要追求和平，也要反對侵略，維持我們民族、國家的獨立性。這一方面杜甫也做得非常好，“安史之亂”爆發(fā)后，由于“安史”叛軍很快就占領(lǐng)了長安，唐朝的很多大官都投降了，都變節(jié)做了“安史”偽王朝的偽官，包括當時的宰相陳希烈、駙馬張等人。杜甫的好朋友王維等人也這樣做了。唯獨杜甫，唯獨這個官居從八品下的一個小官，芝麻綠豆官，他堅持了民族氣節(jié)。當然杜甫因為官太小，也沒有受到“安史”叛軍太多的注意，僅僅是被關(guān)在長安。但是他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逃過唐軍與叛軍對峙的一片戰(zhàn)場，九死一生地逃回唐朝臨時政府所在地。當時其他人都沒有這樣的舉動，只有杜甫這樣做了。在這些方面，杜甫確實是身體力行地體現(xiàn)著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實踐展示著儒家的道德風范。所以我完全同意錢穆的觀點，在唐代的儒學發(fā)展史上，杜甫是一個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用他的行為闡釋著儒家的經(jīng)義，說明儒家提倡的道德規(guī)范應(yīng)該是什么樣子的。

另外，儒家非常重視修身養(yǎng)性，這一點因為長期受批判，以致大家覺得這好像是一個應(yīng)該否定的命題。其實不然，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個文明高度發(fā)達的社會里，社會的基礎(chǔ)是什么？應(yīng)該是文明的個體，是有道德自覺的無數(shù)個體。個體不應(yīng)該是受到外在力量的強制才做一些符合道德的舉動，道德應(yīng)該發(fā)自內(nèi)心，來源于內(nèi)心的自律，這樣才能真正實現(xiàn)社會的和諧。所以儒家非常重視個體的道德建樹，儒家崇尚人格精神。

在這一點上，杜甫堪稱典范。我們知道，孟子曾提出一種大丈夫精神：“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蹦荏w現(xiàn)這種大丈夫精神的人，如果要在歷史上找一個名人的話，會是誰呢？我認為是杜甫。杜甫很好地實踐了這種精神，體現(xiàn)了這種精神。在這里，我想請大家注意杜甫的身份，中國歷史上的仁人志士不算少，我們可以開出一張長長的名單來，但是這張名單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政治上有比較重要的地位，這些人物在國家危難的時候，需要他承擔起天下的責任。唯獨杜甫是一個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個平民的身份，他經(jīng)常稱自己是“杜陵布衣”（“杜陵有布衣”），又自稱是“少陵野老”（“少陵野老吞聲哭”）。布衣也好，野老也好，杜甫認為自己不過是民間的一個普通人，一個平凡的百姓。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尚的人格典范，我覺得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對我們普通人來說，學習諸葛亮，學習范仲淹，當然有意義、有價值，但是大家會覺得很難學，他們距離我們太遠了，他們的地位太高了。而且我們一般人可能一輩子也沒有那樣的機會，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或忠肝義膽。那么，一個普通人，過了平凡的一生，他能不能實現(xiàn)道德人格的完善呢？完全可以，杜甫就是一個典范。儒家本來是主張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孟子說凡是人都可以成為堯，成為舜，都可以成為圣人。為什么呢？因為人性善，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嘛。明代的王陽明甚至宣稱滿街都是圣人，他一眼看上去，滿街都是善良的人，這些人都可以成為圣人。假如我們對“圣人”這個名詞取一個很嚴格的定義，樹立很高的標準，像朱熹那樣高的標準，那么也許有人會問王陽明：你說滿街都是圣人，你給我拉一個出來看看，哪個是圣人？哪個是按嚴格的標準都能稱得上是圣人的人？我想，對于這樣的問題，我們至少可以請出一位人物來，那就是杜甫。杜甫就是平民中的一位圣人，雖然他誠心誠意地站在平民百姓中間，但是他是一位圣人。這是我要講的第二點。這一點的要點是，在以人本精神為核心內(nèi)涵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杜甫是一個代表人物。

《杜工部集》

下面講第三點。杜甫不僅用實踐體現(xiàn)著儒家的道德倫理觀念，而且用他的行為豐富了這種觀念的內(nèi)涵，甚至使它變得更加切實可行，這也是對儒學、對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重大的貢獻。我們說杜甫有仁愛之心，說杜甫憂國憂民，說他關(guān)心人民、關(guān)心民族、關(guān)心國家，這一點大家都知道。因為大家肯定從中學課本中看到了有關(guān)的論述，在讀杜詩的時候也肯定會有深切的體會。然而杜甫的仁愛之心還不止于此，他除了愛自己的家人，愛自己的朋友，愛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仁愛之心還推而廣之，擴展到更大的范圍，比如說愛其他民族的人。盛唐時期經(jīng)常發(fā)生邊境戰(zhàn)爭，以唐為一方，以其他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權(quán)為另一方。這些戰(zhàn)爭的性質(zhì)很難確定，但是至少有幾場可以肯定是唐帝國所發(fā)動的戰(zhàn)爭，是非正義性質(zhì)的。比如說與南詔的戰(zhàn)爭。南詔是云南地區(qū)的一個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政權(quán)。不管從《新唐書》《舊唐書》，還是從《資治通鑒》來看，那一次戰(zhàn)爭都可以肯定錯在唐、曲在唐。唐帝國對南詔發(fā)動戰(zhàn)爭以后，多次失敗，甚至全軍覆沒。在這種情況下，當時有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詩人，都被鼓起了一種錯誤的愛國熱情，鼓吹要打南詔，要把它打敗！這些詩歌的作者包括高適，包括儲光羲，他們都寫詩歌討伐南詔。唯獨杜甫清醒地看到了那場戰(zhàn)爭的非正義性質(zhì)，清醒地看到了那場戰(zhàn)爭給人民的和平生活帶來了巨大破壞。所以他寫了《兵車行》?！侗囆小愤@樣的詩當時其他詩人都寫不出來，只有杜甫能寫，原因就在于杜甫具有特別深厚的仁愛精神，他覺得外民族、異民族的人也是人，我們的仁愛之心也要施及于他們，我們應(yīng)該與他們保持和平。杜甫把仁愛之心一直推廣到外民族的人民去了。

愛人本來是儒家學說的精髓。仁是什么？儒家說，仁就是愛人。除了愛人以外，杜甫的同情心、仁愛之心，還推廣到了人以外的其他動物，推廣到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這一點也是非常突出的。我們在杜甫的詩中無數(shù)次地看到他充滿愛憐地描寫動物、植物，不但那些外形美的，外形雄壯、堅強有力的，比如馬啊、鷹啊、松樹啊，這些能夠引起人的審美愉悅和崇高感的對象，而且一些細小的并不那么美的東西，杜甫在寫到它們的時候都充滿了愛心。杜甫看到江面上橫著一張密密的漁網(wǎng)，很多魚都被困在那張網(wǎng)里，他就很同情那些魚。他說：“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彼J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它們的命運有的好，有的不好，但人對它們都應(yīng)該有一種關(guān)愛之心。

我們知道，“惻隱之心”本來是孟子提出來的。但孟子提出“惻隱之心”的時候，他關(guān)注的對象僅僅是人。他說有一個小孩子將要掉進井里去了，我們大人看到了都會產(chǎn)生惻隱之心，都會去救那個小孩子。他關(guān)注的僅僅是人。而杜甫的關(guān)注卻推廣到所有的生命，宇宙間的一切生命，杜甫的有些作品在描寫生物的時候，可能有一種隱喻或者象征意義在內(nèi)。比如說他在成都的時候，他曾經(jīng)寫詩詠過病柏、病橘、枯棕、枯楠，就是詠那些生了病的柏樹和橘樹以及枯萎的棕樹和楠樹。關(guān)于這一組詩，后代很多注家都說這實際上是隱喻，或者說是象征，是象征遭受戰(zhàn)亂之苦，又忍受沉重的苛捐雜稅的勞動人民，勞動人民在生活的沉重負擔下奄奄一息，好像那些垂死的植物。這也許是對的，但是杜甫還有很多詩歌并沒有這樣一種隱喻意義，他關(guān)注的就是那些細小的生命本身。有一次他坐船從一條河上經(jīng)過，看見船前有一群小鵝游過，幼年的鵝是黃色的，杜甫詩里就說“鵝兒黃似酒”，小鵝的顏色像黃酒一樣，黃得可愛。他又說：“對酒愛新鵝。”他對這群小鵝非常喜愛，擔心它們體小力弱，他說：“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冰Z兒很小，翅膀也很弱，在江中的波浪間能游泳嗎？雨點沾濕了它們的羽毛，還能浮在水面上嗎？最后，詩人喃喃地問那些鵝：“客散層城暮，狐貍奈若何？”等到黃昏來臨，人們都散去了，狐貍跑出來了，你們的安全怎么辦呢？會不會被狐貍抓去呢？詩中對于弱小生命的深切同情，對小鵝的那份呵護之意，令人感動。

我覺得，把仁愛之心從人推廣到普通的生物，這本來是儒學的一種發(fā)展方向。大家知道，到了宋代，理學家張載提出了一個有名的命題，叫作“民胞物與”。原話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他的意思就是說，老百姓，所有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而所有的生物都是我的朋友。這樣一種精神在理論上要等到宋人才闡發(fā)出來，但是在文學中，唐人杜甫早就用他的美麗詩篇廣泛地予以弘揚了。我覺得這是杜甫對于儒學思想的一大貢獻。

此外，杜甫以他本人的行為和實踐使儒學所提倡的仁愛之心變得更加切實可行。在這里，我們要把中國古代的仁愛精神與西方的博愛精神稍微做一些對比。我個人認為，西方博愛精神的最初來源是宗教。來源于宗教的博愛精神，本身當然是一種很可貴的價值觀、倫理觀，但是我們推到它最初的起源，西方人最初怎么會產(chǎn)生這種博愛精神的呢？一是服從于神靈的指點，是神靈叫你要博愛；二是對于人類祖先所犯下的原罪的贖買，亞當、夏娃就犯了原罪嘛；當然還有一種等而下之的、境界比較低的動機，就是生前做善事，是為了死后進天堂，這樣的博愛之心是一種對于將來進入天國的入場券的預(yù)付，我先買好一張入場券在這里，死了以后就可以進天國。但是中華民族的仁義之心不是這樣的。儒家強調(diào)“仁義理智根于心”，一切的愛心都是從內(nèi)心自然流露出來，自然生發(fā)出來的。孟子有一個很好的判斷，他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本褪俏覀兊娜蕫壑氖悄睦飦淼哪?？首先是由于我關(guān)愛自己的家人，我敬愛自己的老人，孝順自己的老人，推而廣之，我也愛別人家里的老人；我愛自己的孩子，推而廣之，我也愛普天下的兒童。這是一種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的自然的情感流動。我覺得這樣一種情感流動，在這個意義上生發(fā)出來的仁愛之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實可行。

杜甫用他的詩篇、他的行為很好地闡釋了這種倫理價值觀。杜甫在詩歌中有很多地方都既寫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不幸、所產(chǎn)生的痛苦，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當他到奉先縣去探親的時候，突然發(fā)現(xiàn)家里最小的兒子已經(jīng)因挨餓而夭折了，他非常悲痛。一個小孩子餓死了，怎能不悲痛呢？他也感到非常慚愧，覺得自己身為父親，居然沒有為孩子提供足夠的食物，讓他餓死了。但與此同時，他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還有很多比他更貧困的人，那些失業(yè)之徒——他說的失業(yè)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農(nóng)民，那些在前線戍守的將士，他們遭受的痛苦比他更加厲害。所以他就把關(guān)懷之心從家庭擴展到整個民族、整個社會。在一個暴風驟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大風刮破了，雨漏下來了，床上都是潮濕的，他整夜不得安眠。這個時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他希望的不僅僅是他一個人擁有一所牢固的、安穩(wěn)的茅屋，有一個容身之地，他更希望普天下的窮人都能夠有一個安居樂業(yè)之所。

杜甫的仁愛之心是由近及遠地逐步推廣開來的。我覺得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年間在同谷寫的那一組詩，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那個時候杜甫從甘肅的天水向四川的成都逃亡，因為他生活不下去了，想逃到成都去。途經(jīng)同谷——同谷就是現(xiàn)在甘肅的成縣，在寶成鐵路上，我到那里去看過。正是寒冬臘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個月，生活陷入了絕境。他在那里寫了一組詩，共有七首。我們看看這七首詩的順序。第一首說：“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發(fā)垂過耳。”就是說有一個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經(jīng)白發(fā)蒼蒼了，但生活潦倒。第二首就寫到他的家人。歲暮天寒，詩人全家都沒有飯吃。為了給家人找一些東西充饑，他就拿了一個鐵鏟，到冰天雪地中去挖一種野生植物，挖一種叫“黃獨”的東西，想挖它的塊根，帶回去給家人充饑?？上Т笱┓馍?，什么也沒有挖到，空著手回到家里。家里正是“男呻女吟四壁靜”，一家老小都餓得靠在墻壁上呻吟，話都說不出來了。第三首說：“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詩人想念他離散在各地的三個弟弟。第四首說：“有妹有妹在鐘離，良人早歿諸孤癡。”詩人想到他一個已經(jīng)守寡且獨自拖著三個幼小孩子的妹妹遠在鐘離。然后第五、第六、第七首都想到的是國家的命運，想到現(xiàn)在戰(zhàn)亂不止，天下動蕩。他的整個的思考過程，他的感情的流露方向，也是由近及遠，由親及疏。這樣的一種情感流程，這樣一種仁愛之心的發(fā)揚，我覺得是最符合人類的本性的，也是最切實可行的，最自然的。因此在這一方面，杜甫堪稱儒家仁愛精神的杰出闡釋者。

中華文化最后積淀下來的內(nèi)容是什么？是對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的陶鑄。傳統(tǒng)文化有博大精深的內(nèi)容，有多種多樣的形式，最后都凝聚在我們的民族性格上，凝聚在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上。陶鑄一個民族的文化性格，當然不是某個人的貢獻，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這是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很多人物共同努力的結(jié)果。我現(xiàn)在要說的是，杜甫在這個過程中是做出了杰出貢獻的，杜甫的行為、杜甫的言論、杜甫的詩篇就是我們民族性格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四，我想從文化史的角度談一談杜甫對后代的影響。一位杰出的歷史人物，我們?yōu)槭裁匆u價他為杰出的歷史人物呢？我們?yōu)槭裁丛u價杜甫為“詩圣”呢？我們主要是看他的影響。杜甫對詩歌史的影響，當然不用我再說，這也不是我們今天的話題?？梢哉f，自從有了杜甫以后，中國的古典詩歌就再也不能擺脫他的影響了。至少在“五四”以前，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怎么寫詩，你都無法逃避杜甫的影響，他的影響已經(jīng)潛在地滲透在一部詩歌史中了。這個我們就不用再談了。

我們來看一看在文化上面，在詩歌以外的一些文化領(lǐng)域中，杜甫產(chǎn)生了什么影響。杜甫一生漂泊江湖，走過許多地方。他的死亡、他的安葬至今都是一個謎。他到底是怎樣去世的，他安葬在什么地方，現(xiàn)在還是學術(shù)界討論的一個話題?，F(xiàn)在在中國各地留下了很多杜甫的遺址，杜甫的墳?zāi)咕陀邪俗唷０藗€地方有杜甫的墳?zāi)梗渲泻系鸟珀柡推浇?、河南的鞏縣和偃師，這四個地方的杜甫墓都被當?shù)厝苏J為是真的。大家爭得很厲害，都說這里才是杜甫的墳?zāi)?。這說明什么呢？說明很多地方的人民，都非常希望這位偉大的詩人是安息在他們那個地方的，安息在他們的家鄉(xiāng)。當然，更加著名的就是成都的杜甫草堂。我每次到成都去，一定要到杜甫草堂去朝圣，去緬懷杜甫。杜甫草堂現(xiàn)在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園林，里面亭臺樓閣，花木扶疏，環(huán)境幽靜，整個氛圍都使人肅然起敬。當然杜甫生前沒有住得這么好，杜甫生前住的草堂，就是他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里描寫的那個破草房。那么，為什么現(xiàn)在會有這么一座園林被稱為杜甫草堂呢？我想成都草堂呈現(xiàn)出今天這樣的面貌，這是后代的人民為杜甫落實政策。后代的人民覺得，我們的偉大詩人不應(yīng)該住在一個漏雨的破草房里，他應(yīng)該住在一座安靜的、優(yōu)雅的園林里，讓他對著花木、對著亭臺樓閣更好地寫他的詩篇。所以，成都草堂已經(jīng)成為我們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塊圣地。這是杜甫在文化上的一個巨大的影響。

成都杜甫草堂之茅屋故居

與此同時，杜甫的影響也深入其他的藝術(shù)領(lǐng)域?，F(xiàn)在有很多的書法作品是寫杜詩的，很多的繪畫是以杜詩為題材的，數(shù)量非常多，我在成都草堂就看到過50多種歷代名人的書畫，都是以杜詩為題材的。

我們還可以說，杜甫詩篇的光輝照耀著祖國的大好河山。杜甫一生走過很多地方，寫過很多優(yōu)美的詩句吟詠我們的大好河山。當大家登上山東泰山的時候，你會看到很多地方都刻著杜甫《望岳》中的句子，“齊魯青未了”啊，“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啊，泰山上到處都刻著這些詩句。其實，即使沒有把杜詩刻在石壁上，任何一個稍微有點文化常識的人登上泰山，心中自然會想到“一覽眾山小”的句子，這些詩句已經(jīng)刻在人們心上了。假如你再走到洞庭湖畔，登上岳陽樓，你馬上就會看到廊柱上刻著杜甫吟詠洞庭湖的句子：“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币痪湓挘旁姾退髟佭^的祖國河山已經(jīng)結(jié)為一體。中國人游覽山水有一個習慣，總覺得有人文內(nèi)涵的景點更有意思，更有趣味。我不喜歡袁子才的詩，但是袁子才有一句詩說得很好，他說“江山也要偉人扶”，就是說江山也需要名人的扶持。我覺得杜甫，當然還有李白，他們所吟詠過的祖國的大好河山，就因為那些杰出的詩篇而有了一種文化意義，不再是一個純自然的東西。這是杜甫的一大貢獻。

杜甫在后代的更大、更重要的影響，是關(guān)于后人的人格塑造或者道德建樹的。一部杜詩，幾乎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也就是說，偉大的詩篇往往不是產(chǎn)生在一個和平幸福的年代，而是產(chǎn)生在國家多災(zāi)多難的時代。這時候，文學的任務(wù)、詩歌的任務(wù)才凸現(xiàn)出來。杜詩的意義也是這樣凸現(xiàn)出來的。因此在后代，特別是宋代以后，每當中華民族遭受艱難困苦的時候，杜詩就成為人們的精神食糧，無數(shù)的愛國志士都從杜詩中吸收營養(yǎng)，汲取力量。

北宋將要滅亡的時候，愛國名將宗澤主張堅決抗金，但是報國無門，朝廷掣肘他，他沒有辦法渡過黃河去殺賊。所以他在臨終的時候，吟誦著杜甫的詩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李綱也一樣，在他擔負起保家衛(wèi)國的責任時，他親筆題寫杜詩，送給他的朋友，以此鼓勵他的朋友。

最明顯的例子當然是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文天祥被抓到燕京以后，在獄中關(guān)了三年，始終不屈，始終堅持民族氣節(jié)，最后從容就義。他在燕京獄中熬過了一千多個日日夜夜，是什么東西支撐著他？皇帝都已經(jīng)投降了，太后都已經(jīng)投降了，家人都失散了，南宋已經(jīng)滅亡了，他為什么還要在那里維護民族的尊嚴，堅持民族的氣節(jié)，就是不投降呢？為什么呢？是一種怎樣強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撐著他？文天祥在他的《正氣歌》中寫道：“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蔽以谝粋€刮著大風的屋檐下面，就是在監(jiān)獄里面，展開書本來讀，古人的道德光輝照亮了我。文天祥所說的古人的著作，首先就是杜詩。所以文天祥在燕京獄中寫了200首《集杜詩》。他把杜詩的句子從原詩中抽出來，重新組合成一首新的詩，一共寫了200首，都是五言絕句。這說明一部杜詩就是支撐文天祥的精神源泉，一部杜詩就是文天祥民族氣節(jié)的核心內(nèi)涵。

我覺得，杜甫在這方面的巨大影響是怎么估價都不過分的。我曾經(jīng)聽很多位前輩說過，當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了，日本投降了，很多流亡到重慶、成都的前輩聽到這個消息，都不約而同地吟誦起一首詩，就是杜甫的那首《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边@個時候，大家覺得最能表達自己心情的就是杜詩。

剛才說的都是限于國內(nèi)的影響，實際上杜甫的影響早就越出國界。從13世紀開始，杜詩就在我們的東亞鄰國，如韓國、越南、日本，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到了1481年，韓國就出現(xiàn)了世界上首部完整地把杜詩翻譯過去的全譯本，叫《杜詩諺解》。所以杜甫的影響早就越出了國界，他是一個世界文化人。我甚至在我不太喜歡的一個鄰國也發(fā)現(xiàn)了這樣的現(xiàn)象。說實話，我對很多日本漢學家的學術(shù)成果是相當尊重的，他們確實研究得很細、很透，但是我一直覺得他們那些人不可親。但其中有一位是例外，這個人的名字叫吉川幸次郎，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吉川幸次郎是一位一輩子研究杜詩的專家，寫了很多關(guān)于杜甫的著作。他在他去世的一年以前或者兩年以前，專程到中國來，到河南的鞏縣，到杜甫的出生地去朝拜杜甫。他專門用白布做了一件長袍，他認為唐朝人所穿的禮服就是那樣子的，他準備到了鞏縣的杜甫出生地以后，就穿上這件長袍來行禮?？上搅肃嵵菀院?，在那里停留了好多天，要求到鞏縣去，但是我方?jīng)]有同意。因為那時候有規(guī)定，縣級以下的地方外國人是不準去的。鞏縣是一個縣，所以吉川沒能去成，最后很失望地回去了。因為這件小事，我就覺得吉川教授這個人很可親。

西方人對我們的古典文學比較有隔膜，但有一位美國的現(xiàn)代詩人，名叫雷克斯羅斯，他曾經(jīng)表達過這樣一個判斷——這是我們南京大學外文系的張子清教授告訴我的，他翻譯過雷克斯羅斯的詩，這位詩人說，他讀了很多杜甫的詩，認為杜甫的價值非常大，杜甫所關(guān)心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愛、人與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他認為只有這種品格才能最后拯救我們這個世界。最后拯救世界的不是高科技，不是其他東西，而是人與人之間的愛、寬容和同情。他又認為，孕育了杜甫、給杜甫賦予這樣一種品格的文化——當然是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比孕育了《荷馬史詩》的希臘文化更加偉大。因為《荷馬史詩》中缺乏這種精神。這是外國朋友對杜甫的評價，我聽了以后當然感到很高興。

最后，我想用一句話作為我這次演講的結(jié)束語，那就是剛才我引用過的聞一多先生的一句話：杜甫確實是我們“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本文為《杜甫十講》代跋，是作者、南京大學莫礪鋒教授于2003年11月12日在南京大學逸夫館報告廳所做演講的文字整理稿，2004年9月16日、17日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播出。

《杜甫十講》，莫礪鋒/著，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好讀文化，2022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