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至6日，第十三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lián)誼會在廈門賓館舉行，本次會議由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主辦、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協(xié)辦。開幕式由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林昌丈主持，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院長張侃致開幕辭。張侃教授代表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熱烈歡迎與會的各位學者。他指出，廈大的中古史學科擁有著深厚的學術傳統(tǒng)和積淀，目前聚集了一批青年學者繼續(xù)耕耘。此次聯(lián)誼會的主題涉及物質文化、族群信仰以及文本考據(jù)等方向，涵蓋諸多學科熱點，這為研究不同領域、不同方向的學者搭建了碰撞與交流的平臺，為廈大中古史學科建設及人才培養(yǎng)提供了機遇。
本次聯(lián)誼會共設四場專題匯報，一共有17篇論文發(fā)表。下面對會議內容稍作介紹，以饗讀者。
第一場匯報的主題為“中古中國的物質文化世界”，匯報的第一部分由《歷史研究》雜志社編輯高智敏主持。首先進行報告的是郭偉濤（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他的題目是《中國古代造紙起源新探》。論文全面排查了目前出土的古紙實物，結合相關科技鑒定，對古紙的考古學斷代提出了新認識。論文分析了出土文獻所見“紙”字含義的演變與造紙的關系，認為“紙”字含義的變化，正好疊加上蔡倫革新造紙術的事件，因此去漢已久的六朝人便逐漸將蔡倫視為“造紙者”。論文最后從文獻形成和史料來源的角度，考察了傳世文獻有關紙張使用和發(fā)明的相關記載，認為過去依據(jù)的諸多史料實有層累造成的特點，未必可信。評議人高震寰（“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表示，郭偉濤的報告是造紙起源研究的重要階段性認識，從理化性質與工序角度給出了紙的清晰定義，并就紙的起源年代與造紙者傳說的來源進行了可靠論述。不過在高震寰看來，辨析紙的起源，重要之處在于工序的出現(xiàn)而非定義，紙的古義與今義的區(qū)別以及字形的不同，可能代表了在不同時代紙制品的不同用途，在作為包裝或填塞用品時，紙還可能存在統(tǒng)一或通用的規(guī)格。
第二位報告人是屈濤（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題目為《漢代墓碑的使用與身份構建》。該文從現(xiàn)實秩序與觀念的角度對漢代墓碑進行再研究。論文認為，漢代墓碑與墓前、祠前的祭祀活動關系密切，是祭祀者活動的核心區(qū)域，也是構建生死關系的媒介。祭禮與祭器的雙重意向構建了碑主身份和名望的“永享”，這既遵循了重視身后世界的傳統(tǒng)，與“事死如生”觀念及對死者身份的重視緊密相關，也反映出時人在地位起伏與名望易逝的大環(huán)境中對穩(wěn)定感及身份感的追求。此外，墓碑并非是對禮制簡單的模仿，而是經歷了官吏和士人的改造，對逝者以及后人各具意義。評議人小林文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表示，屈濤的報告首先發(fā)現(xiàn)了立碑地點與祭祀活動間的緊密聯(lián)系，其次讀出了碑文發(fā)語詞的多層含義，并對時人的追求進行分析，進而探討生前與死后世界的關系，最終向我們揭示了墓碑的時間性變遷與世代性意義，結論頗具啟發(fā)性。但同時指出報告中提到的立碑者身份需進行區(qū)別討論，在永享觀念背后的根本性意義與思想底色還需要進一步發(fā)掘。
本場報告的第二部分由朱圣明（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主持。周楊（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首先進行了報告，題目為《南朝墓葬禮樂符號的建構——再論“竹林七賢與榮啟期”題材拼砌磚畫》。論文在梳理歷代“竹林七賢”題材繪畫或裝飾的基礎上，指出南朝墓葬圖像中同類題材的階段性特點，并將其納入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禮樂重建的背景下觀察。論文認為，竹林七賢的形象常與榮啟期以及“鼓吹樂”結合，共同構成了南朝墓葬的禮樂符號，用以標識墓葬的等級、墓主的身份，并體現(xiàn)其治內的禮樂秩序。南朝諸政權在塑造禮樂符號時，有意識地對音樂的政治功能和社會功能加以區(qū)分，排抑漢制中用于“宴饗”的燕樂，試圖以“鼓吹樂+高士雅音”組合代替“鼓吹樂+燕樂”組合，以竹林高士為代表的“無聲之樂”代替“宴樂合歡”。根據(jù)墓主等級不同，墓中的“高士雅音”形象也存在不同，但“奏阮撫琴”的搭配卻相對固定，這種現(xiàn)象既是基于知識傳統(tǒng)與工匠傳統(tǒng)的嫁接，也與嵇康、阮咸兩位人物密切相關，具備著標簽式的意義。評議人三田辰彥（日本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對報告進行了評議。他表示，該報告以“禮樂符號”為主視角頗為新穎，但對于“禮樂符號”概念的解說目前還尚顯單薄，而如何從墓葬中體現(xiàn)南北禮樂分野的問題也應作進一步探究。此外，三田辰彥還向大家介紹了日本學界有關這一時期樂制的相關研究。
隨后進行匯報的是施厚羽（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報告題目為《中官打人：暴力與九世紀的中國士閹關系》。論文從時間、地點、主角、事由、器具、觀眾、聲援者以及文本呈現(xiàn)等角度出發(fā)，對在唐憲宗元和五年（810年）與唐敬宗寶歷元年（825年）發(fā)生的兩起士人與宦官沖突進行了研究。在施厚羽來看，在兩起沖突事件中，暴力成為宦官群體的表達手段，這與士人間常以言語為沖突手段有所不同。在觀念與制度的要求下，行為合禮，能夠自我克制成為理想士人的形象，以沖突為手段的士人一般被描述為性格缺失或行為不謹之人。盡管資料顯示宦官群體曾希望利用菁英文化來自我標榜，其內部也存在與主流氣概相靠攏的理想男性形象，但實際上宦官仍被視為既有生理瑕疵，又有心理缺陷的群體，加之宦官游走于皇帝奴仆與帝國官僚之間的特殊身份，因此暴力便成為士閹沖突中宦官群體展現(xiàn)自身威力，給予對方肉體與精神雙重打擊的手段。作為文化屬性與性別氣質截然不同的兩群人，士閹沖突中一方暴力的使用，不僅能對另一方造成羞辱，同時也能夠成為另一方維持自身認同，區(qū)別我群與他者的方式。評議人靳小龍（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指出，本報告避開舊有視角，選取日常事件進行切片式分析，遵循實證與考辨的方法，利用豐富而多立場的材料成功還原了士閹暴力沖突的歷史現(xiàn)場，解析了暴力何以成為宦官進行溝通并施展權威的手段。但如果能對其他日常政治過程中的中官打人事例進行參考比較，那么本報告選取事例的典型性就能得到更好體現(xiàn)。在討論環(huán)節(jié)，胡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認為，該報告以微觀史的視角考察政治史中士人、宦官和皇帝等不同身份帶來的態(tài)度差異。身份的二重性是理解宦官政治的一把鑰匙，暴力和言論分別是士閹長期沖突中雙方以長擊短的手段，對此研究或可發(fā)掘出更豐富的意義。
第二場匯報的主題是“地域、人群和信仰的互動”，匯報的第一部分由聶溦萌（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主持。第一位匯報人是峰雪幸人（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題目是《再論蒙古高原地區(qū)的鮮卑、匈奴勢力交替》。以往研究認為，北匈奴政權崩潰后，其余種被鮮卑吸收，并開始自稱鮮卑，鮮卑的勢力由此大為增長。對于這一過程，《后漢書》與王沈《魏書》中的記載存在時間、地點以及“鮮卑”與“鮮卑兵”間的差異。峰雪幸人認為，在公元91年北匈奴崩潰后，北匈奴余部至公元120年左右仍出現(xiàn)于遼東郡附近，而鮮卑的興起則要在此以后，其契機應為公元118年逢侯勢力的崩潰。鮮卑向西擴張的行為是沿著東漢的北部邊疆行進的，與其對東漢財貨的追求緊密相關，而公元120年的記載則體現(xiàn)出一群保持自身特色卻自稱“鮮卑兵”的北匈奴余部存在，這個集團并沒有被鮮卑完全吸收，但為了與東漢交往并從中獲利而自稱“鮮卑兵”。胡鴻對該報告進行了評議，認為在面對寥寥數(shù)語的文獻記載，該論文思路清晰，論證扎實。不過他也指出，由于傳記中的事件可能不一定嚴格按照時間排序，因此本報告關于王沈《魏書》與《后漢書·鮮卑傳》差異的對比還可作進一步推敲，而鮮卑吸收匈奴余部發(fā)展壯大應是一個較長的過程而非一次突發(fā)事件。
隨后進行報告的是林牧之（馬偕醫(yī)護管理?？茖W校），他的長文題為《義熙土斷與政區(qū)再編——以江淮地區(qū)為中心的分析》。該論文關注的是在義熙土斷下國家主導政區(qū)空間重組的歷史意義及后續(xù)發(fā)展。在通過招徠流民或強制移民等手段充實當?shù)孛駪?，且對北?zhàn)爭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礎上，義熙年間朝廷在江淮進行了政區(qū)調整。與淮北新復地區(qū)大多沿襲舊區(qū)劃不同的是，江淮地區(qū)新設或僑制了大量郡縣。在分析這些郡縣的治所、戶口后可知，南方朝廷試圖進一步掌握人力物力資源，強化在該地的統(tǒng)治基礎。隨后林牧之還列舉了義熙至元嘉年間東晉與劉宋的州域調整情況，并就新設南豫、南兗二州的情況進行分析。林牧之表示，在收復舊土后，南方朝廷選擇將江淮地區(qū)從北方舊州中分離出來，這是淮南淮北在國家統(tǒng)治體系中不同地位的體現(xiàn)。評議人葛少旗（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表示，該報告以地方行政區(qū)劃調整為切入點，詳細梳理了江淮間地方行政體系在義熙年間至劉宋初年的變化過程，補充了此前研究所忽略的一些內容，揭示了東晉南朝國家權力向地方延伸的歷史進程，為六朝史研究增添了一個新的視角。但該報告對于淮南地區(qū)流民群體與地方豪族的狀況未作深入分析，在探討淮南淮北地方社會的差異時，作者主要引述了青齊地區(qū)的研究成果，而對淮北地區(qū)則沒有進行討論。
第二場匯報的第二部分由黃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持。首先進行匯報的是胡頎（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題目是《制造“佛國”：〈宋書·夷蠻傳〉南洋表文的兩種詮釋》。一般認為《宋書·蠻夷傳》中的南洋表文具有濃厚的佛教色彩。但如果從歌頌套語、程式以及翻譯等角度，將南洋表文與佛經、史詩、銘文等印度文化圈文獻進行對比就能發(fā)現(xiàn)，盡管南洋表文的確體現(xiàn)了佛教特有的價值觀，但也反映了超越佛教世界的印度化文化圈的外交傳統(tǒng)。而中國對南洋表文及類似文書的回應則遵循中原冊封四夷詔書的慣例，顯示出當時的君主雖在個人層面尊崇佛教，也在一定程度上于各類外交場合運用佛教元素，但無意將佛教作為政治與外交場合的核心互動模式，這也與當時佛教興起，在政治與社會實踐中開始與王權發(fā)生沖突的背景相適應。胡頎認為，在佛教與王權發(fā)生沖突后，統(tǒng)治集團與僧侶集團中的一些成員開始試圖消弭政教間存在的矛盾點，佛教逐漸由思想與法術糅合的玄理信仰轉為一種潛在的治民教化之術，政權與教團在探索新互動方式的過程中也在試圖勾勒一個有別于儒、道的國家形態(tài)。作為評議人，陳志遠（中國歷史研究院）表示，本報告視角獨特而敏銳，觸及了以往南朝政教關系史研究中的盲區(qū)，報告認為中古時期中國朝廷在外交中獲取了佛教在印度文化圈中如何作為治國教化方式的相關信息，并試圖將佛教作為治理手段加以運用。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漢傳佛教始終被置于華夏朝廷的儒家體制下，起到“毗贊王化”的作用，佛教與王權最終還是建立起僧俗間立體、分治的實踐體系。
本部分的第二位報告人是林君憲（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題目是《圣地與邊地：以中古時期寧武天池信仰為中心的考察》。論文認為，自北魏起，寧武天池逐漸被視為圣地，而天池所在的管涔山正好又位于爾朱氏早期活動的南、北秀容之分界，天池信仰的影響力在北魏末期以后便隨爾朱氏乃至六鎮(zhèn)及代北勢力一同擴張。到了東魏及北齊時代，帝王巡幸天池之舉可能已經成為了一種“政治儀式”，在政治架構、地理位置以及軍事價值等因素的影響下，天池已經成為統(tǒng)治者匯聚人心、營造政治聲量的“圣地”。至唐，盡管天池的政治影響力出現(xiàn)衰退，但天池作為地域文化的圣地地位得到了保持，關于天池的傳說在當?shù)厝耘f流傳，并發(fā)展出了祠廟信仰。進入宋遼對峙時期，天池地處國界附近，其“邊地”特質被注入了真實邊境的意義，而“圣地”信仰也隨著不同陣營的人群自我認同的變化而被賦予不同意義。評議人姜虎愚（北京大學哲學系）表示，該報告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報告前半部分從史料中勾勒出與早期天池信仰相關的諸般文化群象，后半部分則以更細膩的筆觸向讀者展示了天池所兼具的圣地、邊地的雙重性格及二者間的張力。但文章脈絡與敘述結構還可作進一步調整，文中天池信仰的時代線索可以進一步展開，對信仰本身的分析也可以更加全面。
第三場報告是孫齊（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帶來的《正統(tǒng)與異端之間：中古魯西南“亞文化”三題》。論文認為，官方的儒家教化與民間的異端反叛在魯西南地區(qū)長期共存，介于“主文化”與“反文化”之間，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亞文化”：六世紀時期該地流行獨特的刻經活動，其目的不僅是單純保存經典而更可能是在刻意營造強烈的視覺沖擊和廣闊的空間體驗，這種行為傳遞的“大空”理念在當?shù)嘏c儒家禮教產生了微妙的化學反應；唐宋時期《父母恩重經》的刻碑活動在當?shù)仡H為流行，《父母恩重經》對父母恩情與苦難的刻畫，為當?shù)氐讓尤嗣裉钛a了輪回業(yè)報說與儒家倫理觀之間的裂縫；五代以后，伏羲信仰在魯西南風行，當?shù)胤诵叛鲋辛鱾鞯男置媒Y親傳說雖不符儒家傳統(tǒng)倫理，卻為地方上的不同民眾建構了一種擬制血親關系，起到了凝聚和潤滑的作用。在這三個時期，在官方主導的儒家文化之下，魯西南地區(qū)在佛教與神祀方面也存在著正常的主流文化，但“亞文化”依舊找到了獨特的生存土壤。評議人許凱翔（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表示，本報告以“亞文化”為視角，選取三個歷史時期魯西南“亞文化”的具體表現(xiàn)，對當?shù)厝寮遗c異端共存的現(xiàn)象根源進行了分析。但是對于魯西南地區(qū)對于中國中古史研究的重要性，魯西南地區(qū)之祠廟、刻經和碑刻在同時代全國范圍內的特殊性，以及研究本身所選材料的代表性，本報告還可以作進一步說明。
11月6日上午進行了第三場匯報，主題為“文本與文獻的構建”。本場報告的前半部分由三田辰彥主持。第一位報告人是安永知晃（關西學院大學），題目為《“文毋害”再考》。安永知晃綜合史書記載、簡牘等材料，將現(xiàn)行對“文毋害”的解釋分為“沒有任何問題、障礙”、“有才能、優(yōu)秀”和“公平”三類。根據(jù)岳麓簡與傳世文獻中對“毋害”的用例，結合“害”的意義，安永知晃認為，“毋害”當與“廉平”同義。而“文毋害”之“文”，根據(jù)《趙禹傳》的用例，當解釋為修飾“毋害”的“文法”，不當將“毋害”認作“文毋害”的省稱。評議人周金泰（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認為，“毋害”不當與“廉平”等同，“害”或當理解為“枉害”。岳麓簡牘與《史記》《漢書》的區(qū)別應在于文本的性質。秦漢之后“守廉平”和“文毋害”的用例也可作為旁證。
第二位報告人是板橋曉子（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題目為《關于嫁給高歡的茹茹公主》。板橋曉子基于阿那瓌次女茹茹公主墓志與傳世文獻的對比，考察高澄“烝”茹茹公主的問題，進而認識不同源文獻中被稱作“夫人”或“公主”的茹茹公主在東魏的身份地位。板橋曉子認為，高澄“烝”茹茹公主具備一定合理性，其不見于墓志記載，或是出于墓志贊揚志主美德的要求。關于稱號的問題，通過茹茹公主與鄰和公主的對比表明，“公主”號是柔然阿那瓌所創(chuàng)制。但與始終被稱為“公主”的鄰和公主不同，茹茹公主的稱號具備雙重結構：一方面“夫人”是茹茹公主在東魏宮中的位階，次于高歡嫡妻婁氏；但另一方面出于和柔然交好的需要，東魏官方選擇以不屬于內官系統(tǒng)而能表明茹茹公主尊貴身份的“茹茹公主”這一稱呼。評議人黃文儀（“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指出，本文以小見大，從史料細微之處對東魏北齊與柔然間的微妙關系進行了分析，但本文論述存在兩個瑕疵：沒有證據(jù)證明高澄“烝”茹茹公主是“從蠕蠕國俗”，由此也不一定具備政治意義；若東魏實際選擇公主號稱呼“茹茹公主”，那么墓志忽然改用“夫人”稱呼則難以解釋。另外，尚有疑問的是，與更早來到東魏的鄰和公主相比，為何茹茹公主缺少類似“鄰和”的稱號，這一稱號的來源又是什么呢？
第三場匯報的后半部分由王萬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主持。首先進行報告的是葛洲子（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題目為《〈舊唐書·地理志〉的斷限與史源——兼論〈舊唐書·地理志〉的構成材料與成書過程》。葛洲子批駁了通過使用時間最晚或最早的記載來判定《舊唐書·地理志》成書時間的可行性，而是選擇將《舊唐書·地理志》與斷限較為明確的《通典·州郡志》、《新唐書·地理志》進行對比，以確定《舊唐書·地理志》中大多數(shù)地理文本的斷限。通過對關內地區(qū)州郡沿革的對比，《舊唐書·地理志》的斷限可定在乾元年間?！杜f唐書·地理志》的史源，根據(jù)《地理志》中涉及“舊志”條的變動，與唐《國史》的編撰過程對勘，可推知《舊唐書·地理志》基本源于《國史》。之后，葛洲子通過對《舊唐書·地理志》“濟州”條的分析，部分還原了《舊唐書·地理志》由不同時代、不同材料疊壓而成的過程。評議人聶溦萌指出，本文對《舊唐書·地理志》的斷限與史源兩個基礎性問題進行考察，在方法和結論上都有重要價值，但本文一些細節(jié)之處仍需進一步打磨，如《舊唐書·地理志》與《通典》記載上的差異，難以判斷是史源差異還是傳寫錯誤?！杜f唐書·地理志》總序“俾職方之臣，不殆于顧問耳”及王溥《五代會要》中關于職方司為國史編修提供材料的記載也不可理解得太過絕對。
本部分匯報的第二位報告人是王炳文（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題目為《唐肅宗北上靈武的史實與構建——以〈唐書〉文本對比為中心》。王炳文將《舊唐書》本紀有關肅宗北上、玄宗入蜀的部分與《太平御覽》引《唐書》進行對比，指出《太平御覽》引《唐書》刻意刪去了影響肅宗形象的文本。之后，將兩《唐書》、《資治通鑒》中肅宗北上靈武的日程進行比對，通過對“保定（安定）太守”“烏氏頓（驛）”等異文與史源的辨析，厘清記載相對混亂的有關肅宗于天寶十五載六月戊戌、己亥、庚子日的行程。在此，王炳文又引王維《與工部李侍郎書》、獨孤及《唐故特進太子少保鄭國李公墓志銘》，與《舊唐書·肅宗紀》的敘事順序進行比對，對肅宗取道彭原到達原州的路線做了新的推論。評議人呂博（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認為，本文將《太平御覽》引《唐書》與《肅宗紀》進行比對，默認《唐書》原文引錄了《肅宗實錄》，但事實上《太平御覽》所引《唐書》，可能指代的文獻非常多樣，不一定指向《肅宗實錄》。另外，呂博還提出《肅宗紀》誤“定安”為“安定”的可能，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肅宗北上的另一種可能路線。
第四場報告在6日下午進行，主題是“中古中國制度的時空運作”，前半部分由孫齊主持。第一位報告人是李猛（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題目為《“東兵”與“西兵”——隨鎮(zhèn)部曲與南朝政治》。李猛首先簡要討論了南朝宗王出鎮(zhèn)與庶姓出鎮(zhèn)攜帶部曲的情況，對南朝文獻中提到的“東兵”（“東來文武”“東從士庶”等表達）和與之相對的“西兵”（或稱作“土人”）進行梳理，指出“東兵”和“西兵”在州郡中形成相互制約的格局。若州郡長官隨鎮(zhèn)部曲勢力不足，則容易受制于土豪。當府主還都、遷鎮(zhèn)或死于駐地時，部曲則會跟隨府主，或送葬還都，還都后據(jù)陶貞寶例，或臨時居住于東府參佐廨中。關于府主部曲處置問題，李猛舉出南齊蕭景先與蕭懿正反兩例，討論府主死后或遷鎮(zhèn)時，部曲“理應分張”或“勒兵入宮”的兩種可能性。隨后，李猛舉出南朝政治斗爭拉攏自領部曲的在都州將的多個例證，以此表明隨鎮(zhèn)部曲在六朝史研究中潛在的影響，并提出從隨鎮(zhèn)部曲角度重新審視南朝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可能性。評議人小野響（日本學術振興會）認為，探討了部曲這一私兵性較強的武裝力量，其視角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未過多涉及的“東兵”內部的地域差異以及部曲在政治斗爭中發(fā)揮的控扼州郡的作用，可以參考中村圭爾與小尾孝夫的研究進行補充與深化。此外，小野響對本文對《蕭懿傳》的解讀提出異議，認為蕭衍所擔心的“一朝放兵”，并非指代蕭懿與豫州兵的關系，而是指蕭懿“豫州都督”所具備的軍事指揮權，而對于首次出現(xiàn)于北宋的《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的可靠性，小野響也進行質疑。
第二位報告人是龐博（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題目為《梁代十二卿的班位排序：按四時遞降與遵宋齊選例》。龐博將《隋書·百官志》中有關梁代諸卿、諸卿丞班位與“位視”的記載，按春、夏、秋、冬四時進行排列，得出十二卿大致按四時遞降位階，同班諸卿按四時排列順序的規(guī)律。而這一規(guī)律中的不夠整齊之處，龐博認為是受到宋齊時期諸卿既定的遷轉序列的限制。通過對宋齊時代諸卿遷轉記錄的考察，對比梁天監(jiān)之后的諸卿序列，可知梁朝改制基本保留了諸卿業(yè)已形成的等級差異。最后，龐博推測十二卿的“卿分四時”借用了陰陽律數(shù)之學中四時、八風、二十四氣的知識，使制度變革具備了“官制象天”的神圣性。評議人黃楨認為，近年來學者們圍繞蕭梁十八班性質、源流、效用的檢討與再檢討，是學術實質進步的佳例，也說明傳統(tǒng)深厚的中古官制史研究仍然具有魅力與潛能。本文便是這一論題下的嶄新嘗試。此外，《唐六典》、《通典》關于梁代諸卿與諸卿丞班位的記載，可以補充本文第一節(jié)的論述；十二卿“按四時遞降”在十八班序中實際的制度意義，需進一步說明。本文的核心論述，也有值得追問之處：“按四時遞降”的理想圖景，是否是蕭梁君臣所追求的？官制改革與“宋齊選例”的約束力之間，還存在需要進一步說明的縫隙。
第四場匯報的后半部分由呂博主持。首位報告人是林美希（富山大學人文學部），題目是《北衙與蕃將——唐的帝國式統(tǒng)治的結構》。林美希指出，作為唐朝軍隊戰(zhàn)時主力的蕃兵與左右宮廷政治的天子親兵北衙，都處于唐前期府兵制度之外，而影響了帝國政治的走向。在唐前期頻繁的宮廷政變中，北衙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便利性與天子私兵的性質，多次參與政變，兵力也迅速擴張。同時，唐前期歸順唐朝的蕃將基本都擔任禁軍將軍，天子借助北衙維持與蕃將之間的聯(lián)系，并控制蕃將所統(tǒng)領的蕃兵。但玄宗朝，蕃將開始出外擔任節(jié)度使，與中央的聯(lián)系日趨薄弱；蕃將所屬羽林軍在北衙內部的衰落，也影響了蕃將的待遇。中央喪失了對蕃將的控制機制，最終面對安史之亂時束手無策。評議人黃旨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指出，蕃將所帶禁軍將軍號并非正員，在北衙將軍號之外也往往帶其他將軍號或官職。對蕃將帶北衙將軍號的可能情況還需分類討論。并且，蕃將帶其他官職而在外領兵的例子表明，蕃將在玄宗朝“被驅趕到地方上”的論斷還需斟酌，羽林軍地位的降低也難以影響不直接統(tǒng)領禁軍之蕃將的地位。最后，黃旨彥以北族王朝的近衛(wèi)武官體制與成吉思汗整合蒙古諸部為例，建議本文考慮唐帝國構建與蕃將關系，整合民族軍事武力的其他可能性。
隨后進行報告的是黃承炳（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題目為《令錄模式的生成與唐后期央地關系的新動向》。黃承炳指出，乾元元年以來對縣令、錄事參軍地位的調整，是對安史之亂時權力下放地方的糾偏，是朝廷試圖收回地方人事權并澄清州縣吏治舉措的一部分。安史之亂后，判司限于律令規(guī)定而難以應付新事務，而錄事參軍的職務特色決定其存在干預一州行政與人事的可能。故而代宗之后，令、錄的選任更受重視，構成了州縣管理的中間層級，更多地承擔與地方財政有關的事務。隨著職務的擴展，錄事參軍在州府行政中地位日漸提升，甚至侵奪了刺史的部分權力。最后，黃承炳對朝廷與地方爭奪令、錄選任之權的過程進行梳理，指出朝廷通過強化與中層地方官的聯(lián)系以控制地方的新趨向，以及這一趨向在宋代的延續(xù)。評議人千田豐（大手前大學）指出，朝廷最終未能從藩鎮(zhèn)手中奪回人事權，則朝廷對令、錄的重視是否產生實質影響，需要再作考察。千田豐引日野開三郎與筑山治三郎關于地方官員的研究，認為本文若要論證“令錄模式”的意義，仍需對朝廷與藩鎮(zhèn)的關系進行更為詳細的探究。
本屆聯(lián)誼會的綜合討論部分由陳志遠主持。陳志遠表示，與會學者在對參會論文進行深入討論之外，或可關注中古史領域尚不成熟的研究方向，通過互相交流新的材料、新的想法，展望中古史可能的發(fā)展路徑。
在林牧之、施厚羽先后就李猛發(fā)表的文章和李猛交換看法后，胡鴻展望了中古史出現(xiàn)新材料、整理新材料的可能性，指出了重新釋讀傳統(tǒng)文獻的“舊題新論”的重要價值，也期待對零散石刻資料的系統(tǒng)整理和數(shù)據(jù)庫化后帶來的變化，更希望在對宗教文獻、域外漢籍和其他語種文獻的利用中，找到新視角與新問題。胡鴻認為，在發(fā)掘新文獻的同時，也需保持宏觀意識，警惕對新材料的追求可能帶來的碎片化趨向。本次參會的日本學者“以小見大”，通過微觀研究回應宏觀歷史圖景，是中古史研究中極為重要的。許凱翔分享了文獻讀書班集體討論的經驗，認為歷史學與宗教、藝術等不同領域學者與視角的碰撞，是非常有益的經驗。陳志遠指出，中古史領域的文獻有限，因此宗教等文獻帶來的專門問題與對“大歷史”的回應，是加深對中古史認識的要義。小林文治將日本學者與中國學者的研究思路進行簡單對比，認為其間存在著“中國史”與“東洋史”的差異，日本學者更傾向于從“東亞”的視角看中國。小林文治同樣認為，新材料或不常見的材料，如石刻、典籍、文書，對推進中古史以及長時段歷史的研究起到很大作用。屈濤站在世界史的視角下，指出中古史與歐洲“古代晚期”的相似性，如名士和圣徒的共性，時代自身失去舊秩序而生成新的社會結構的“時代格”的共性等。西方史學界對“古代晚期”的研究動向，如對多元的地域社會和人群的研究，對帝國邊緣的關注等，都是值得中古史領域借鑒的。
最后，與會學者關于翻譯、評議的一些技術性問題進行了討論，對如何在線上會議中更好、更完善地傳遞信息，改善評議環(huán)節(jié)等方面提出了諸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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