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唐宋時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繼周秦之變以后再次經(jīng)歷重大社會與文化變遷的時期，魏晉以來相承之舊局面，趙宋以降之新文化都在此時期發(fā)生轉變與定型。唐朝以其富強，振作八代之衰；宋代以其文明，道濟天下之溺。唐宋并稱，既有時間上的相繼，又有文化上的相異。唐、宋的時代特色及其歷史定位，要求唐宋歷史的研究突破原先單一的唐史研究、宋史研究畫地為牢各自為戰(zhàn)的舊局面，構建“唐宋史觀”的新思路，樹立“唐宋史研究”的新框架，在更為宏觀的歷史視野中觀察、理解中古史上的唐宋之變。
為了踐行上述研究思路，《唐宋歷史評論》于2011年通過創(chuàng)刊論證會，2015年面世。《唐宋歷史評論》以關于唐宋歷史的專題研究與評論為特色，主要刊發(fā)問題導向的關于唐宋歷史專題研究論文，以及以梳理唐宋研究學術史為目的的專題述評和書評，文章類別包括論文、書評、序跋、讀史札記等。其打通斷代、關注全局的學術視野，不拘一格、兼容并包的文章形式，都廣為唐宋學者所稱道。
在《唐宋歷史評論》第十輯刊行之際，澎湃新聞專訪了刊物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包偉民、劉后濱教授，特此紀念，也談及刊物的編輯過程、論文選擇等問題。
《唐宋歷史評論》1-10輯
澎湃新聞：《唐宋歷史評論》創(chuàng)刊的緣起是什么？
包偉民、劉后濱：中國人民大學的漢唐史研究在鄭昌淦、沙知等前輩學人的開拓下，原本有較好的基礎，進入新世紀以后，在學校重視基礎學科的背景下，歷史學院成立了以孫家洲、黃樸民、劉后濱、孟憲實、韓樹峰等為骨干的漢唐史研究中心。2009年包偉民調入人大歷史學院，又激活了原有唐宋史方向的師資力量。2010年5月組織召開了影響頗大的“實踐中的唐宋思想、禮儀與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臺灣地區(qū)以及美國、日本、韓國等地六十余名唐宋史學者參會，會上宣布成立“中國人民大學唐宋史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之初的學術團隊相當壯觀，成員包括包偉民、劉后濱、孟憲實、華林甫、李曉菊、李全德、皮慶生、劉新光、王靜、楊梅、畢波、張耐冬、曹剛華、丁超等人。沙知、吳宗國、田浩（Hoyt C. Tillman）等擔任學術顧問，包偉民任中心主任。
2010年5月，在百望山的中央民族干部學院賓館召開的“實踐中的唐宋思想、禮儀與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代表合影
中心成立的研究宗旨就是為了促進研究唐、宋兩個斷代學者之間的交流，在資料、方法與問題構建方面打通兩個時段的研究隔膜。也許是受到“唐宋變革論”和相關學說的影響，還有史料和方法的差異，中國史學界唐史和宋史研究之間長期存在一定的疏離。我們商議要創(chuàng)辦一份集刊，搭建一個討論平臺，《唐宋歷史評論》（以下簡稱為《評論》）應運而生。但是辦這份集刊的目的，并不是因為我們同意“唐宋變革論”，而是試圖以唐、宋為集聚討論的時間區(qū)段，真正打通斷代?！对u論》的發(fā)刊辭與第一輯筆談欄目“為什么是唐宋”中刊出的幾篇文稿，可以說充分闡明了我們的出發(fā)點。這是縱向的前后會通，橫向而言，也注重拓寬視野，克服慣常的重點關注中原與中原民族的不足，拓展到整個唐宋時期中國史的全局，尤其是對趙宋政權同時存在的遼、西夏與金等政權與民族的歷史。在已經(jīng)正式出版的這十輯中，可以說都盡力貫徹了這一主旨。
2011年6月10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三層會議室召開的創(chuàng)刊論證會至今令人記憶猶新，應邀在人大開課的田浩教授和從美國回歸北大的陸揚教授全程參與，討論熱烈，確定了刊物的定位、篇幅、欄目分類等問題。
2011年6月10日，《唐宋歷史評論》創(chuàng)刊論證會現(xiàn)場
從2021年下半年的第九輯起，《評論》改為由中國人民大學唐宋史研究中心與浙大城市學院歷史研究中心合辦，更加強了辦刊的力量。
澎湃新聞：如何設置欄目板塊？有哪些考量？
包偉民、劉后濱：欄目設置主要考慮要突出特色，也可以說是試圖與“正規(guī)”大刊錯位發(fā)展。除了一般刊物都列為主體的專題論文之外，《評論》欄目的設置突出“自由討論”這個特色，主要有學術筆談、述論、札記和評論等欄目。學術筆談不拘形式，延請重要學者就唐宋史領域的一些核心問題發(fā)表意見，例如研究方法、有潛力的議題、可能深化的路徑等等。
筆談的目的并不是就某個議題提出具體的結論，而是試圖為同行之間溝通思想提供一個專門的園地。述論是有感于目前學術綜述普遍存在著一些缺陷，主要是常常簡單羅列各種論著的說法，像開中藥鋪，而未能認真梳理學術史的脈絡，目前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中那些“格式化”的學術史綜述，往往就是這樣。我們試圖樹立一種學術綜述的“樣本”，就是通過認真歸納，勾畫出某一領域學術演進的脈絡，明確其理路，指出其不足，并就今后的發(fā)展方向提出建議。綜述的作者既有成熟學者，也有青年俊彥，更有一些則是依據(jù)優(yōu)秀博士論文的緒論修改而成。
《評論》也比較重視學術評論，針對近年來海內外唐宋史領域出版的一些重要論著展開評議。鑒于學術生態(tài)，國內一些刊物對于登載書評一向謹慎，甚至干脆告缺。事實上，從國際學術界的“慣例”看，學術評議從來都是推動研究深化的必不可少的討論形式，重要學術刊物都以專題論文與學術書評這兩項作為最重要的內容。因此，《評論》為學術評議提供了足夠的篇幅，每一輯至少刊載三至四篇書評。我們試圖以自己的努力，在目前坊間常見的“廣告式書評”之外，展示一種“正?！钡目赡苄?。同時，為了避免“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之阱陷，《評論》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不刊發(fā)關于編輯部同仁自己論著的書評。
學術札記的特點主要在于它的資料性，無論是披覽史書所獲之點滴心得，還是斷碑殘碣所可能提供的某些新歷史信息，常常具有重要的意義，都可以是札記的主題，不過似乎也常為一些學術大刊所忽略，《評論》在追求特色中求發(fā)展，因此也用心于此。
澎湃新聞：作為刊物主編，最看重的是什么？
包偉民、劉后濱：編輯部同仁建議由我們兩人擔任主編，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要真正兼顧唐史和宋史，最初想要突破的有兩點：一是唐史和宋史研究之間的隔膜，催生新的議題，獲得一加一大于二的學術效果；二是專題性的學術史缺乏有見地的梳理，許多學生寫論文的時候陷入重復勞動。
與此同時，我們最在意的當然是刊物的質量了，舍此無他。在印象中，大多數(shù)來稿無不經(jīng)過編輯部同仁共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隋唐史方面主要由劉后濱、孟憲實和王靜把關，遼宋金史方面則由包偉民、李全德、邱靖嘉和張亦冰等人把關，后來又加入了何兆泉和仝相卿等人，刊發(fā)之前還要兩個斷代的同仁交叉過一遍。未經(jīng)修改就直接采用的當然也有，但很少。有一些我們自己把握不定的，則延請相關學有專長的同行提出意見。不少稿子與作者來回討論，反復修改，多達五六次的并不少見。《評論》雖然沒有什么行政“級別”，在我們的心目中它所追求的學術水準，與海內外一流期刊并無二致。
刊物質量取決于稿源，我們剛開始主要通過約稿，獲得了學界同仁的大力支持。有了一定影響后，我們也廣泛接受投稿，但書評和述論主要還是通過約稿。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jīng)形成了相對完善的編輯流程，設立了編委會和編輯部，每輯由幾位年輕教師輪流擔任執(zhí)行編輯，編委會成員分工審稿或邀請專家審稿，保存審稿記錄，召開定稿會。
我們也看重刊物在國際上的可交流性，英文標題和摘要都是由擔任編委的海外學者陳懷宇教授負責翻譯。
澎湃新聞：八年來，在編輯刊物的過程中有哪些值得回味和記錄的事？
包偉民、劉后濱：在創(chuàng)刊論證會上，作為中國通的田浩教授滿懷期待，希望能夠通過這份刊物改變中國史學界尤其是唐宋史學界缺乏深入交流的局面，真正展開學術辯難。陸揚則提醒要兼顧評論內容的尖銳與細膩之間的平衡。我們并不擔心得罪人，擔心的是很難持續(xù)組織到具有辯難力度的稿子。那次激烈的討論，給在場的年輕教師和研究生一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他們后來的教學科研都產(chǎn)生了影響。
《評論》與一般學術雜志有一些不同，例如它所涉及的領域相對有限，編輯部同仁都是本領域的學者，相比起一些涉及整個學科類別的專業(yè)雜志、尤其是大學學報那樣的綜合性刊物，我們關心的問題可能更為具體，與本領域的研究狀況更為貼近。
例如，鄧小南教授組織《鄧廣銘文集》的再版工作中，發(fā)現(xiàn)了不少初版未收入的重要文獻，我們也及時關注，率先在《評論》的第九輯上刊載了聶文華《鄧廣銘致傅斯年二十七札考釋》等文章，以饗讀者。
又例如，唐宋史研究中歷來重視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2021年夏天，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在一個展覽的網(wǎng)頁上公布了幾件吐魯番文書的殘片，是學界期盼已久的唐代重要史料。我們鼓勵已有相關研究積累的顧成瑞著手研究，搶在韓國和日本學者之前，第一時間將研究論文發(fā)表在《評論》第八輯上。
有一些重要學者，他們的研究在唐宋史研究的學術史上具有某種標志性意義，但在追求“多快好省”的學術生態(tài)之下，卻常有被忽略、忘卻之虞，我們認為《評論》作為本領域的專門集刊，應該關注，因此先后推出了關于沙知、汪籛、劉浦江等學者的專欄，既為了紀念，更能闡發(fā)這些學者的學術思想。
《評論》也起到了很好的交流平臺作用。例如，臺灣大學高明士教授多次在收到贈刊后來信點評相關論文，探討學術問題，其中關于唐代判文的討論對以往認識有了相當推進。
學界同仁對《評論》一直寄予厚望，許多重要學者對我們的約稿都爽快應允，充分支持。這些學者的稿件如果提交給“級別”更高刊物，也會很受歡迎，但他們寧可支持《評論》，并不在乎因此損失學術“工分”。在這十輯中，我們曾刊發(fā)了不少“重量級”學者的文稿，例如學界前輩吳宗國、梁太濟、李裕民、張邦煒等，還有當今在各不同領域中占據(jù)著引領地位的鄧小南、榮新江等，以及海外學者黃寬重、劉靜貞、妹尾達彥、魏希德等等許多位。
有的時候，在處理來稿時也不免會碰到一些為難的事情。記得有次某位重要學者的文稿因為體例不合，我們猶豫再三，最后還是謝絕了。還有一次，某位年輕學者的文稿，經(jīng)過近一年時間的前后反復四五次修改，到最后發(fā)排前，編輯部有一位同仁再仔細審讀，認為仍未達到我們所要求的水準，編輯部為此專門組織線上會議討論，最后還是決定退稿。
不過在另一方面，《評論》在用稿中并不看重作者的資歷，堅持以稿件的學術質量為唯一的衡量標準，編輯部同仁甚至更愿意為本科生及研究生的來稿付出更多的勞動。即將刊發(fā)在第十一輯的一篇關于唐代散官當番的稿子，其作者就是一位大學本科二年級的學生，責編幫著作者前后修改了數(shù)次，最后編輯部同仁一致通過。在已經(jīng)出版的十輯的作者中，總共有十余位是碩博士研究生。
包偉民教授（左）和劉后濱教授（右）
澎湃新聞：《唐宋歷史評論》十輯來，共收入多少文章？哪些論文影響力特別大？《評論》對于學界有著怎樣的推動？
包偉民、劉后濱：《評論》篇幅有限，尤其是中間幾輯更少一些，每輯大致在十五六萬字，最初和后面幾輯字數(shù)略多，達到二十萬上下。每輯約刊載十七八篇，十輯總共約170篇稿子。所以無論在研究領域，還是篇幅數(shù)量，都是相當“小眾”的。
至于它的學術影響力，不少學者給予了好評，我們理解這些當然都是出于學界同道的好意。如果一定要自評一下的話，我們以為是達到了最初所設定的目的。2021年起，《評論》入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集刊目錄，2022年入選中國人文社會科學A集刊評價名單。
有一些重要學者的文稿，無論是吳宗國的《唐代的科技、外貿與繪畫——唐史漫筆三題》，妹尾達彥的《陪京的誕生——至世紀東亞復都史再析》，還是戴建國的《現(xiàn)存天圣令文本來源考》等等，都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新見，收到了很好的反響。不過我們最為用心、也自以為最具特色的，還是那幾組專欄筆談。除了第一輯的“為什么是唐宋”外，我們曾先后在第二至第四輯的筆談中連續(xù)討論唐宋史研究的資料問題，即第二輯的“唐宋史研究如何對待新材料”（鄧小南、榮新江）、第三輯的關于“數(shù)字人文”（魏希德、徐力恒、李宗翰、鄭莉），以及第四輯的“石刻史料與中古史研究”（仇鹿鳴、史睿）。另外所設的專欄議題，也都緊跟唐宋史研究發(fā)展的步伐，并試圖發(fā)揮某些可能的引領作用，例如第六輯的“城市史研究”（魯西奇、包偉民）、第九輯的“跨學科視野中的唐宋變革”（陸揚等），以及第十輯的“唐宋的田野”（吳錚強、楊信良）。學界對這些專欄文稿的回應都相當積極。
總的講，縱向來看，近年來在唐宋史研究領域前后貫通的研究取向可以說已經(jīng)蔚然成風；橫向而言，尤其在十至十三世紀歷史時期，關于“大宋史”研究視野也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同，努力貫通遼宋金幾個一向被認為是“不同”的領域。一些具體議題的展開也許仍落實在某個時間或者地域的“點”上，但學者們的觀察視野無論在縱向還是橫向上，都已有了明顯的拓展。這從近年來本領域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就可以得到明顯的反映。這些進展當然主要是學術史自身演進邏輯的表現(xiàn)，也由多方面因素促成，《評論》可能在其中發(fā)揮了某些助推作用。
此外，《評論》各輯所發(fā)表的學術綜述，也使得相關學術史的梳理有了可喜的積累。印象中有幾篇文稿，例如孫英剛《佛文時代：宗教信仰、意識形態(tài)與中古政治之關聯(lián)性》（第二輯），及周曲洋的《概念、過程與文書：宋代二稅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第四輯）等，皆言簡意賅，以不多的文字，將所討論領域的學術脈絡梳理得清清楚楚，尤其精彩。
澎湃新聞：近十年來，唐宋史學有哪些新發(fā)展？您對青年學者有哪些建議？
包偉民、劉后濱：這個問題有點大，不是這里三言兩語能夠講清楚。2018年《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刊發(fā)了一組改革開放40年來各個斷代的研究綜述，劉后濱和包偉民分別撰寫了隋唐五代史研究和遼宋夏金史研究部分。2019年，《文史哲》雜志社曾經(jīng)召開專題座談會，學者們的發(fā)言后來刊發(fā)在《文史哲》雜志此年第5期的“近四十年中國古史斷代研究的回顧與反思”專欄中。包偉民也發(fā)表了一些意見，可以參見。
至于對青年學者的建議，方方面面可以交流討論的也很多，這里只簡單說兩句話：一、細心體悟每一則資料中可能蘊含的、他人尚未發(fā)現(xiàn)的歷史信息；二、盡可能從大處著眼，于小處著手。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