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十六世紀法國的政治與“政治家派”》：概念的語言史

Emma Claussen, Politics and 'Politique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A Conceptu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近年來，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最令人矚目的變化無疑是語言學轉向。受維特根斯坦、奧斯丁等人的影響，研究者越來越關心在思想的構建過程中，語言所發(fā)揮的作用。波考克、斯金納、基斯·貝克爾（Keith Baker）等人的研究均表明，思想命題的構造、作者之間的交流與對話都依賴于語言。

所謂語言，可以是一套詞匯，也可以是一組隱喻，或是某類題材。人們依靠這些語言，從事寫作，表達思想，塑造對現(xiàn)實的認識，界定了所身處的狀況以及個人在其中的位置。此外，語言本身就是與權力和政治密切相關的要素，既是合法性的表征，也蘊含了人們對情景的理解以及對未來的期待。最后，言說也是一種行動，“文本有多少種語言，就有多少種行動”。對這些語言，盡管當時人很熟悉，后世卻已陌生。因此，思想史研究的首要任務便是讀懂語言，讀懂的前提則是意識到語言有歷史維度，因為它代表了“由社會安排、歷史事件、公認的價值和它能夠言說的思維方式所組成的過去”（Q.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8, No. 1 [1969], pp. 3-53；波考克，《德行、商業(yè)和歷史 ： 18世紀政治思想與歷史論輯》，馮克利譯，三聯(lián)書店，2012，18-19頁）。

語言學影響與劍橋學派特色并存

收入“語境中的觀念”系列叢書的新作《十六世紀法國的政治與“政治家派”：一部概念史》（下文簡稱《政治》，引用僅標注頁碼；在法語中，“政治”一詞的變化極多，含義也很復雜，因此《政治》保留法語原詞。為方便閱讀，書評統(tǒng)一譯成“政治”）是一部既體現(xiàn)語言學影響，又具備劍橋學派特色的思想史作品。作者艾瑪·克勞森（Emma Claussen）畢業(yè)于牛津大學圣約翰學院，如今以“英國國家學術院博士后研究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學從事研究。《政治》是她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考察了1568年至1594年間“政治”（politics、politiques）一詞的含義及其復雜的衍生用法。

在近代早期歐洲的政治術語中，“政治”一詞集中體現(xiàn)了政治思想從古典到近代的演變。隨著亞里士多德作品的翻譯與傳播，“政治”（politicus）最早出現(xiàn)在十三世紀的文本中，十五世紀，這個詞以及其對應的拉丁語civilis才逐漸被引進西方政治思想的話語體系中?！罢巍庇袃蓪踊竞x。首先，它指一種知識對象，即政治學。所謂政治學，就是“城邦的科學”，這被視為“最崇高的和最高貴的科學”，是“最根基的和最具有建設性的”學問（轉引Nicolai Rubinste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d politicus in Early-Modern Europe,” in Anthony Pagden ed.,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2, note 2）。“政治”的另一層含義指的是一種權力受到限制、統(tǒng)治基于民眾授權并體現(xiàn)公善（common good）的體制，與意大利語civil和拉丁語civile同義。與此相關，“政治”也意味著積極參與公共生活。因此，凡是能被稱為“政治的”的政體就是好的政體，一種體現(xiàn)了古典共和精神的政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十五世紀英國人福特斯丘（John Fortescue）把統(tǒng)治基于人民同意的英國政體稱為“政制”（regimen politicum），而把法國的君主制稱為“王制”（regimen regale），因為法國國王只根據(jù)他自己制定的法律進行統(tǒng)治（J. H. Burns, “Fortescue and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Dominium,”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8, No. 4 [Dec., 1985], pp. 777-797）?！罢巍币辉~在十六世紀發(fā)生根本轉變。思想史家維羅里（Maurizio Viroli）認為這是思想史上的“革命”。他說：“在此革命之前，政治一詞只有一種正面的意思。但在此次革命之后，‘政治’一詞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只有負面意思。三個世紀以來，‘政治’一直享有最崇高的人類科學的地位，但在此次革命之后，‘政治’變成了一種卑劣的（ignoble）、墮落的（depraved）和骯臟的（sordid）活動，它不再是對抗壓迫和腐敗的最有力的手段，相反，‘政治’是把壓迫和腐化永久化的技藝?！保∕aurizio Viroli, “The Revolution in the Concept of Politics,” Political Theory, Vol. 20, No. 3[Aug., 1992], p. 477）

艾瑪·克勞森的《政治》一書考察了法國宗教戰(zhàn)爭時期“政治”一詞所發(fā)生的“革命性”變化。為何選取法國作為個案？因為，在法語中，“政治”詞義的演變“既典型，又不尋常”，既體現(xiàn)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來政治研究復興的影響，同時也表現(xiàn)出法國獨有的特點，作為形容詞的“政治”和作為名詞的“政治”之間，以及抽象的“政治”和具體所指的“政治”之間，始終存在著含義的重疊以及指涉的不穩(wěn)定。在宗教戰(zhàn)爭期間，“政治”用于具體所指時，一般指那些傾向于和談、放棄暴力的人，其中既有溫和的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他們支持亨利四世改宗。這些人被稱為“政治家派”（politiques），遭到了天主教徒的抨擊，因為他們?yōu)榱苏卫妫幌奚诮舔\（導論第x頁）。要言之，法語politique有多重含義，而且這些含義之間存在“高度重疊”。這些含義包括：“政治科學、君主制度、威權政治、非精神權威、正義、寬容、政治家、政治行動者、領袖、管理者、律師、雇傭文人、偽善的敵人、無神論者?！保?1頁）基于上述原因，作者認為，對理解“政治”一詞的演變而言，法國是一個非常有“滲透性”（permeable）的個案（導論第x頁）。

《政治》全書的論證結構

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政治問題”扼要闡述了法語中“政治”一詞含義的變化及其在十六世紀上半葉的使用情況。作者特別指出，“政治”一詞進入法語，與法國文化在十六世紀中擺脫拉丁傳統(tǒng)，嘗試與希臘文化建立聯(lián)系有關。作者強調，在宗教戰(zhàn)爭前，在法國的人文主義者帕斯基耶、紀堯姆·比代、拉伯雷等人的使用中，“政治”有積極的一面，意思是基于現(xiàn)實，調和統(tǒng)治智慧與哲學智慧、既定法律與君主決斷（75頁）。這既是立憲君主制思想的延續(xù)，同時也是在為正在崛起的穿袍貴族鋪設新的身份。不過，積極的一面也預示了此后不斷凸顯的負面色彩，因為調和也意味著放棄原則與虔誠，掙脫宗教束縛，“政治”從而變成“用心機、耍手腕、玩謀略”（55頁）。在十六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勃興的對話體文獻中，后一層含義盡管并不突出，但已經(jīng)引起了人文主義者的擔心。他們覺得，“政治”一詞好似法語這片繁花似錦的花園中，一株敗壞景致的“語言雜草”。帕斯基耶認為，語言的多樣性本身不是壞事，但當這類詞與現(xiàn)實發(fā)生聯(lián)系時，便會導致“自我分裂”（se bigarrer）。在《法國研究》（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中，他寫道：“在短時間內迅速傳遍法國，在我們中間產(chǎn)生了兩個對立的黨派：雨格諾派與教宗派（Papiste），也稱天主教派，就像在花圃中生長出來的偏斜的分支（rejettons de partialitez）?！迸了够J為，對統(tǒng)一的共和國而言，語言的歧義會導致災難：“當人們看到民族若用有偏袒的語詞（mots de partialitez），無論是他們的命運還是他們的語言，就會自我分裂?！保?9-40頁）“自我分裂”成為“政治”一詞揮之不去的負面性。語言的歧義與現(xiàn)實的分裂之間也始終存在著相互激化的可能性。

《政治》第二部分共兩章，聚焦1568年至1578年，分別考察了天主教徒和雨格諾派的政治寫作。第三章分析博丹的《國家六論》和勒羅伊（Loys Le Roy）對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翻譯。這兩部作品有共同的旨趣，即不同程度上擺脫古典的束縛，重新界定“政治”知識的目的與實踐。博丹和帕斯基耶一樣，注意到觀點不同的“政治著作”或“政治哲學”會“擾亂或傾覆偉大政體（beaux Estats）”。他把“政治”（politica）一詞理解并翻譯成“審慎的”或“審慎的立法者”，其重要作用是“不引起叛亂”（111-112頁）。勒羅伊對“政治”的理解饒有趣味，體現(xiàn)了法語中該詞陰性、陽性的高度重疊。在他看來，“政治”若為陽性名詞（le politique），指身份，即政治家，這類人把政治知識靈活變通地應用于現(xiàn)實；“政治”若為陰性名詞（la politique），體現(xiàn)彈性與兼容性：既能審慎地應對當前問題，又具有預見未來的睿智，既有變通，也符合美德（113頁）。第四章分析兩份雨格諾派的政治文本《法國人的警鐘》（Le reveille-matin des Fran?ais，匿名）和古拉特（Simon Goulart）的《回憶查理九世治下的法國》（Mémoires de l'Estat de France, sous Charles Neu?esme，注：兩份文本標題拼寫有誤，原本如此）。這是宗教戰(zhàn)爭之前傳播最廣的小冊子。兩份文本都采用對話體，不同的對話主體代表不同身份。比如《法國人的警鐘》中對話的四人是：Philalithie（愛好真理的人）、Historiographie（歷史學家）、Politique（政治家）和Daniel（預言家）。在這兩份小冊子中，通過雨格諾派的自由精神和反抗理論融入為法國制定的、旨在擺脫當前混亂的“政治法”（loix et ordonnances politiques）?！罢巍北憩F(xiàn)為對現(xiàn)實的干預和對未來的展望，是一種積極的組織力量?？梢?，天主教和新教對“政治”的理解有所不同。在博丹和勒羅伊的寫作中，“政治”主要是一種知識，它逐漸擺脫“君王寶鑒”（miroirs des princes）的傳統(tǒng)，成為一門有適當?shù)膶ο?、合適態(tài)度與行為標準的知識體系（104頁）。雨格諾派對“政治”的界定，更傾向于行動與實踐，而不是知識，體現(xiàn)介入現(xiàn)實，改變現(xiàn)實的能動性。在宗教戰(zhàn)爭之前，分歧已然存在。

《政治》第三部分關注1588年至1594年。這一階段是“政治”概念發(fā)展的關鍵階段。在外部世界和政治事件的激化下，該詞內在的負面意涵進一步發(fā)酵，出現(xiàn)了維羅里所謂的“革命”。其時代背景是，亨利三世被逐出巴黎，天主教同盟領袖吉斯公爵被暗殺，內戰(zhàn)進入白熱化階段。在第五章中，作者考察了兩類文本。首先是1589年前后問世、標題中帶“政治”（politique）一詞的小冊子（參175頁的表格，共計十九份）。作者發(fā)現(xiàn)，與前一階段的情況不同，“政治”完完全全成了帶有破壞性的名詞，指的不是知識，而是一切應當被排除、被清除的對象，不再用于自稱（being），也不是為新興的穿袍貴族辯護，而是用于他指（naming）與“人們所稱呼的”（on appeller）這樣帶有貶義意味的表述連用（174、176頁）。而這種負面性主要源于“政治”的含義含混不穩(wěn)定。1588年的一份文本《這個時代的政治家的信仰和宗教：包含對他們異端邪說的駁斥》（La foy et religion des Politiques de ce temps.Contenant la refutation de leurs heresies）形容“政治”為“混合的商品”，是一家“擺滿了各類麻醉劑的商店”（176頁）?！罢巍钡倪@一負面形象更具體體現(xiàn)在作者考察的第二類材料中：木刻版畫（woodcut on paper）。作者從收藏家德勒斯托（Pierre de l'Estoile，1546-1611，Les belles figures et drolleries de la Ligue, édition critique avec introduction et notes préparée par Gilbert Schrenck, Paris: Droz, 2016）的藏品中，選取了兩幅有代表性的版畫。其一是“倒置的鍋”（179頁，見圖一）。根據(jù)作者的解讀；鍋象征法國，周邊扶著鍋的是被天主教抨擊的“政治家”，地上還有兩三位圍著鍋而坐、哭啼不止的教士。整幅圖像的寓意是，鍋既已顛倒放置，很難保持平衡，這是在諷刺那些拋棄了宗教的“政治家”徒勞無功，不可能恢復國家的安寧與秩序。在第二幅圖像中，“政治”被刻畫成希臘神話中的海妖（Syrene），或是希伯來神話中的“大袞”（Dagon），頭發(fā)是蛇，像美杜莎，上半身是女性的身軀，下半身是長成魚身的兩條腿（197頁，圖二）?！罢巍庇膳詠肀碚?，意味著有別于上文提到的男性的“政治家”，這只能是一種令男性誤入歧途的糟糕的“政治”。海妖手持水瓶，說明“政治”只喜歡美食，而不是美德。她靠尾鰭支撐，搖搖晃晃，因為她“是一個作偽證的人”。海妖周圍是一群吹泡泡的孩子，他們是“管理共和國的人”，追求的是泡泡象征的虛榮，而不是上帝的事業(yè)。這幅圖像凝聚了對“政治”的多重恐懼：作為隱喻，“政治”這頭怪物不是來自對未來的幻想，而是出現(xiàn)在真實的共同體內，既是一個混合體，也是代表了混合本身，不是一種惡，而是各種形式的邪惡的集合（196-202頁）。

圖一：《被雨格諾派、政治家派、無神論者、埃佩農公爵派（Espernonistes）以及不信教者倒置的鍋》

圖二：《政治（Politique）的畫像與描述》

《政治》最后一章考察兩部篇幅較長的對話《馬赫斯特與馬南的對話》（Dialogue entre le Maheustre et le Manant）和《梅尼普斯諷刺集》（Satyre ménippée）。1593年，宗教戰(zhàn)爭即將結束，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后，亨利四世在巴黎城外安營扎寨，但始終無法入城。天主教同盟在巴黎城里召開全國三級會議，準備選舉新君主。次年，亨利四世改宗，入主巴黎。這是上述兩份對話出版的背景。辯論雙方進行會面，這本身就有象征意義，預示著短暫的休戰(zhàn)，且雙方都希望用語言而不是暴力解決分歧，回答“我們是誰”（ce que nous sommes）這個問題（206-207頁）。但是，共識難以確立。無論指代身份（政治家），還是指代行動與決策（政治、謀略），“政治”的定義始終是雙方爭辯的焦點。在《馬赫斯特與馬南的對話》中，支持亨利四世的馬赫斯特（Maheustre，注：該詞原指亨利四世軍隊中的步兵所穿的衣服，在當時流行的小冊子中，含義與politique基本上等同）和支持天主教的馬南（Manant）圍繞著“政治”一詞，展開辯論，針鋒相對，寸步不讓。馬南將“政治”與“異端”“無神論者”“貪婪”“野心家”等詞連用，馬赫斯特則把“政治”視為“朋友”“盟友”（212-213頁）。馬南把亨利四世改宗視為空洞輕率、毫無意義的行為，認為能夠隨便做出這類“政治”行為的人，是“放蕩的男人”，巴黎城若向他投降，便是“純潔的女子”嫁給“放蕩的男人”（225頁）。分歧意味著天主教徒和雨格諾派不可能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中。《梅尼普斯諷刺集》（注：在當時Satyre ménippée指一種特殊的文體，混合了詩歌與散文）記錄了一場發(fā)生在全國三級會議上的對話，一方是天主教同盟代表，另一方是第三等級代表上校德布雷（d'Aubray，該人同樣代表軍隊，指游擊隊）。這是一份深受拉伯雷影響的狂歡式的作品，充滿了想象力和各種風趣且幽默的隱喻。文本最后是德布雷的發(fā)言。他代表了“政治”立場，支持改宗，認為要實現(xiàn)和平，必須要改變神學至高無上的位置，將“國王的職責置于懺悔的良知之上”（208-209頁）?！睹纺崞账怪S刺集》支持亨利四世改宗，因此文本所呈現(xiàn)的“政治”總體上表現(xiàn)出一種正面的、積極的含義，代表正直忠誠的公民形象（213頁）。在這兩份文本中，“政治”的含義游移不定，這本身“就是一個密碼，代表了公民的美德（朋友、貴族、有產(chǎn)階級）或超越宗教、超越公民領域的東西（無神論和異端是對上帝的罪，煽動者和敵人是公民和國家的犯罪）”，這個詞到底代表什么，指涉什么，“完全取決于描述”（218頁）。作者還深入分析了文本如何通過不同的修辭方式，尤其是“轉謂”（paradiastole），展現(xiàn)“政治”一詞如何阻礙不同派系之間達成共識。正因為如此，所以馬赫斯特只得放棄通過言辭和對話尋找共識的希望，他對馬南說道：“只有利劍才能改變你。”（226頁）

在結論部分，作者指出，在十六世紀的法語文本中，“政治”一詞之所以越來越重要，因為它構成了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之間的支點，代表了一個特別緊迫的意義問題。圍繞這個詞展開的寫作、言說與對話本質上是在尋找認同，追問“我們是誰”。因此，“政治”一詞是“一種事件，與生活現(xiàn)實相連，并影響生活現(xiàn)實，提供了探索和協(xié)商集體與個人身份的手段”。同時，這又是一個“極具流動性的詞：它是不斷變化的意識形態(tài)本身，是務實、妥協(xié)的化身，是復合的、碎片化的政治體的化身，也是協(xié)商本身。它既是認知的主體，也是被認知和（重新）認識的對象”（239頁）。在作者看來，“政治”一詞含義的多變、不穩(wěn)定，既是宗教戰(zhàn)爭前后國內分裂的表現(xiàn)，也傳達了晚期人文主義者的悲觀主義。而對后世而言，十六世紀關于“政治”的寫作有兩筆重要遺產(chǎn)。首先，“政治”一詞的陰陽性以及“高度重疊”的意思，持續(xù)影響后世的思考，這在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羅桑瓦隆的《邁向政治的概念史》中均有表現(xiàn)。其次，政治既是語言，也是行動，語言就是行動（parler，c'est agir），顯示了“群體或是單個人（le politique）在政治家形象的譜系中以及在歐洲政治想象的歷史中，既重要，又持續(xù)發(fā)揮影響”（253頁）。

語言學對思想史研究的影響

《政治》一書體現(xiàn)了語言學對思想史研究的影響。作者指出，大部分語詞都有不止一層意思。不同意義既相互關聯(lián)，但也不完全一致。所以，語詞與它所指稱的事物之間的關聯(lián)是不穩(wěn)定的，缺乏對稱性，既方便了語詞的靈活使用，也為歧義與對峙創(chuàng)造了條件?！罢巍币辉~有兩種對立的意思，其一指“公民的”，接近civile，屬于共和主義的傳統(tǒng)，第二層意思接近政客，指那些把現(xiàn)實利益置于宗教或道德原則之上的人。圍繞“政治”展開的小冊子論戰(zhàn)，核心內容之一就是通過持續(xù)不斷的吸納與排斥、界定與拆解，辨析既作為一種知識（“政治科學”），又作為身份（“政治家”或溫和的“政治家派”）的“政治”。伴隨不同勢力和不同觀念的角逐，“政治”論戰(zhàn)本質上是一場關于意義、合法性以及身份認同的爭奪，必伴隨著難以擺脫的不確定性，不僅是宗教戰(zhàn)爭時期天主教派與溫和派爭奪身份與意義的對象，也成為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重新闡釋的對象。

《政治》進一步認為，語詞的不穩(wěn)定既是政體不穩(wěn)定的原因，也是結果。作為原因，語詞內涵的歧義引起界定和指稱的不穩(wěn)定，導致了尋求共識的艱難。作為結果，宗教戰(zhàn)爭前后，身份意識動搖，政治聯(lián)盟關系變動不居，現(xiàn)實的不穩(wěn)定進一步激化了語詞在使用與指稱方面的不確定，意義與現(xiàn)實之間始終無法確立穩(wěn)定的對應關系。作者指出，政治與語詞的關系極為緊密，語法與國家相互交織，“國家就是語言結構，它的穩(wěn)定性在于對其術語的有效界定”（229頁）。權力僭越同樣也是對語詞含義的顛覆。《梅尼普斯諷刺集》將語詞和權力聯(lián)系，抨擊天主教同盟的領袖馬耶納。文本指出，馬耶納身份是lieutenant（副官、代理長官），這個詞的原義是某人代表另一個人占有（tenir）某一位置（lieu），馬耶納只能代表國王，得到國王的授權，才能成為真正的lieutenant，而他現(xiàn)在則是自視為王國的領袖，事實上是代表某一無生命體（國家）掌權，超越了lieutenant一詞的意思，他的行為也是真正的篡權。

《政治》對語詞和文本的理解，也有獨到之處。作者把“政治”視為“話語經(jīng)驗”（discursive experience），始終以話語為媒介，并由話語創(chuàng)造，始終處在“對話的光譜（dialogic spectrum）上”（第6頁）。對話不僅存在于文本內，還存在于文本間，通過吸納其他文本的界定，進行反駁。此外，《政治》對文本的理解也很獨特。作者認為，文本實際上是一種場域（lieu），是一種“政治現(xiàn)象”（political phenomenon），是“這些友好的或敵對對話發(fā)生的地點，揭露、闡明和調整思想和對話者之間的權力平衡”（5-6頁）。作者之所以這樣理解政治、語詞和文本，或許有兩個原因。首先，作為一種文體，對話體不僅使用頻繁，最能表達人物、思想和語言的交鋒，而且也最能反映政治聯(lián)盟的變化與不確定，傳達認同身份的脆弱與內心的焦慮。其次，作為一部思想史研究，本書考察時段短，文本數(shù)量多，“政治”一詞始終處在激烈的語義和意識形態(tài)交鋒的前線，因此，通過一種動態(tài)考察，而不是聚焦經(jīng)典文本，這種研究取向或許更能有效解釋分裂與動蕩時期意義的爭奪。

《政治》不是單純研究語詞的變化，更是把“政治和政治人物的詞匯與可辨識的政治現(xiàn)實聯(lián)系起來，既追蹤語言對事件的影響，反過來，語詞的使用是一個文學-歷史事件（literary-historical event），既是物質的（material），也是非物質的（immaterial）”（24頁）。通過把語詞使用視為事件，作者試圖把文本世界（the written）和真實世界（the real）聯(lián)系起來。不過，這種聯(lián)系不是直接的，也不是機械的，而是建立在書寫的欲求和意愿之上。因為，十六世紀的作者對他們所處世界的碎裂，對語詞及其所指對象之間的不穩(wěn)定，對語詞指稱能力的欠缺，有著自覺且清晰的覺察。他們從不認為，他們所說的“政治”是唯一的、含義確定的“政治”，更不會認為他們借用“政治”一詞所完成的指稱過程是“政治”唯一能夠指稱的。文本中經(jīng)常使用的表述是“所謂的‘政治’（les politiques qu'on appelle）”，這反映出語詞的框定與指涉不過只是一次短暫的指涉，它將伴隨著語詞本身的流動性以及使用主體身份的多元性，而出現(xiàn)永不停息的震蕩。因此，語詞的使用和書寫都是在一種控制、統(tǒng)一、爭奪、懷疑的愿望中進行，都是以“言行之間不可能達成一致的欲望受挫”（24頁）。作者認為，《政治》全書都是在分析被失望主導的寫作：“政治失敗、未實現(xiàn)的理想、斷章取義的文本、被扭曲的意義?！保?55頁）《政治》對大量言辭的解讀和揭秘，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比如《法國人的警鐘》的主人公是一位奧斯曼土耳其統(tǒng)治下的匈牙利人，名叫Alithie。作者解釋道，這個詞代表真理，源于希臘語Aletheia，意思是真理或披露，與希臘神話中冥界的遺忘之河勒忒河（Lethe）所代表的“封閉、遺忘、隱藏”截然對立。作者指出，《法國人的警鐘》之所以要安排這樣一個角色扮演對話的主導者，乃是為了“消除那些多重、相互矛盾的意義對真理和意義統(tǒng)一性的掩蓋，為了解決像‘政治’這樣的詞語中存在的遭遇與爭論”，表征一個“真正的和合適的政治的愿景”，這同標題“警鐘”（也可譯成“喚醒”）形成呼應：警鐘敲響，暗示發(fā)現(xiàn)真理的時刻（141-142頁）?！睹纺崞账怪S刺集》中使用的Catholicon一詞更復雜。文本編者使用了該詞的多層、互為重疊的含義，代指天主教徒言辭的腐蝕性。Catholicon有三層含義，首先該詞源自希臘語katholou，指普遍的，與Catholicismus（天主教）同源，暗指天主教。Catholicon第二層含義是萬靈藥，被比作一群騙子向巴黎人推銷的假冒的神奇藥物。Catholicon的第三層含義指言辭，因為它也是《語法大全》（Summa grammaticalis quae vocatur Catholicon）這部辭典的簡稱。這部辭典于十三世紀出版，曾在拉丁基督教國家廣泛使用，直至十六世紀仍舊在不斷重印。疊加了上述三層含義，Catholicon于是在天主教（徒）、言辭、腐蝕與欺騙之間確立了聯(lián)系，正如《梅尼普斯諷刺集》所言：“只要吃一粒這種毒藥，那么無論你嘲笑的是誰，那個人一定會成為雨格諾派或是異端的幫兇?！保?17頁）

問題與缺憾

不過，《政治》一書的問題也很突出。

首先，本書考察時段很短，僅聚焦十六世紀后半葉，這種微觀視角雖然有助于展現(xiàn)“政治”概念在語詞爭奪的強度與頻度，卻不利于充分表現(xiàn)語詞概念的歷史全貌。全書僅有三頁（43-46頁）考察十六世紀之前“政治”的含義，三頁（15-18頁）考察十七世紀之后的概念歷史。就“政治”概念的“前史”而言，作者絲毫不提及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復興，也未提及英法兩國思想家就君主制是“政制”還是“王制”的爭論與分歧。另外，就“十六世紀法國政治寫作的遺產(chǎn)”這一問題，作者的分析也不夠透徹。實際上，在啟蒙時代，“政治”內在的重疊歧義得以延續(xù)。比如達讓松在《法國古今政體論》中區(qū)分“君主制”（monarchie）和“王政”（royauté），并認為君主制允許民眾參與國家管理，以至可將民主與民主制融合的設想，這體現(xiàn)的正是把“君主制”視為“政制”，以有別于絕對君主制的傾向，而這一傾向回應的正是區(qū)分“政制”與“王制”這一思想傳統(tǒng)。此外，把“政治”視為一種身份，認為“政治家”是偽善演員的這層負面含義，在孟德斯鳩寫于1725年前后的《論權謀》（De la politique）中也有所表現(xiàn)。事實上，這位政治思想家挖掘“法的精神”的目的之一，便是限制“政治”背后的權謀與權力欲。

過窄的時段不僅限制了考察“政治”概念的縱深維度，也無法充分展現(xiàn)語詞意義的差異。比如，《政治》第二章考察概念前史，所謂前史，不過是十六世紀上半葉比代、拉伯雷等人文主義者的使用。作者試圖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摸索出“政治”概念的截然不同的使用，這顯然難以令人信服。更不可信的是，我們很難根據(jù)作者的考察，認為“政治”概念的歧義根植于晚近人文主義者的時候，而不是更早階段。

此外，作者在論述某些問題時，內容有所重復，結構略顯混亂。比如全書有兩處敘述“政治”概念的歷史，分別是“政治的歷史”（histories of politics，7-12頁）和“起源”（Origins，43-51頁）。無論如何，前一部分所涉及法語“政治”一詞含義的多樣性，與后一部分“政治”的使用的歷史，無法分離。分為兩處論述，不僅影響閱讀，而且不利于理解。另外，全書考察的文本大多為對話體。十六世紀中葉是法語對話文體繁榮階段，這是當時社會心態(tài)的集中表達，也是考察爭奪政治概念的重要場域。全書卻未能就這一文體如何反映社會心態(tài)、如何有助于考察“政治”等問題，提供充分說明。

除了上述問題，《政治》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可商榷之處。這同語言轉向后的思想史研究的整體問題存在某種關聯(lián)。如上所述，語言哲學的研究證明語言在構建思想，塑造人們對現(xiàn)實的看法以及對未來期盼的過程中所扮演的積極作用。秉承這一取向，《政治》的作者宣稱，她將遵循“近代早期文學研究中流行的歷史化取向（historicising approach），關注‘政治’這一術語的內生性使用（endogenous uses），并從十六世紀的術語中挖掘其含義，而不是從我自己寫作時對政治和權力的不同界定出發(fā)”（第10頁）。所謂“內生性使用”指的是關注語詞本身，不關注使用的人。從這一角度來看，《政治》實際上考察的是“語言游戲”：“政治”一詞的多重含義，如何通過不同的修辭學，成為文本這一場域中意義與身份爭奪的對象。不過，“歷史化取向”的局限表現(xiàn)在，只考察修辭的干預，不關心干預的結果。作者盡管承認“對現(xiàn)實的修辭干預的潛力不僅涉及未來潛在的社會政治構架，也涉及現(xiàn)在對過去的記憶，畢竟這些記憶的‘真實性’”。但是，《政治》的分析始終停留在文字，并不涉及語詞與現(xiàn)實之間的關聯(lián)，也不關心“修辭干預”的實際效果。事實上，唯有把語詞、意義以及發(fā)生在意義框架內的事件結合起來，才能展現(xiàn)“語言游戲”的實際效果。人生活在意義之網(wǎng)中，通過意義，構建起對外在世界以及他們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界定了他們行動的動機和對未來的期待。而且，也只有通過意義，人們才能了解發(fā)生的事件，才能在彼此之間形成交流與爭辯。語言賦予意義以具體的表達，也使這種意義能夠以人們可以把握、能夠理解的方式表達出來。正如作者所言，國家即是一種語法結構。權力與政治的穩(wěn)定有賴于人們對意義和語法的共識。反之，在不斷交鋒和爭辯中，語言不斷被修辭操控，意義得以重新界定，其結果必將影響身處于意義之網(wǎng)中的人。由此觀之，若《政治》一書能把宗教戰(zhàn)爭置于語詞構筑的意義結構中，而不只是視為“語言游戲”的背景，充分考慮使用言辭的人，而不只是關注言辭的“內生性使用”，重新從語詞意義的爭奪中，探尋新的“政治”語詞結構的穩(wěn)定以及作為一種觀念的“絕對君主制”如何可能，那么，作為一個個案，本書可能會為“概念的語言史”提供更有價值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