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與傳統(tǒng)學術的現(xiàn)代轉向——紀念王國維誕辰145周年

2022年是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誕辰145周年，同時，也是他逝世95周年。常常被冠之以“國學大師”之名的王國維，既是傳統(tǒng)學術的集大成者，也是現(xiàn)代學術的奠基者，融匯中西、學貫古今。12月3日，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汲古論壇”在王國維誕辰之日舉辦學術工作坊——“千秋壯觀：王國維與傳統(tǒng)學術的現(xiàn)代轉向”，聚焦王國維的成就與思想，展開專題討論，以紀念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學術大師。

本次論壇邀請了三位青年學者分享他們關于王國維的新研究。以下內容整理自學者發(fā)言與對談內容。

“二重證據(jù)法”與王國維的史學實踐

“二重證據(jù)法”是王國維的發(fā)明，是其在清華國學院講授《古史新證》時提出的，指出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既要重視文獻記載，也要重視考古證據(jù)。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孫聞博的研究即圍繞王國維提出的這一研究方法展開，他指出“二重證據(jù)法”歷來在受到肯定的同時，也多受批評。而要理解這一研究方法，應該回歸文本，并體察王國維的史學實踐。

首先，孫聞博指出，在“二重證據(jù)法”之前，王國維還有“二重證明法”一說。

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于周秦、兩漢之書得其證明，而此種書亦得援之以自證焉。吾輩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證明法，不可謂非人生之幸也。（這句話載錄于《明堂廟寢通考》，后來收入《觀堂集林》初刻本時，刪去了相關文字。）

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并堯舜禹之人物亦疑之。其于懷疑之態(tài)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新材料，我輩得據(jù)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jù)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

比較、審讀前后兩則表述，孫聞博談了三點看法。首先他指出，后來學界反復稱引的第二則表述（即“二重證據(jù)法”），有其具體語境，是針對“疑古”而發(fā)?！耙晒排伞币院m、顧頡剛等為代表，要求破除“唯古是信”的傳統(tǒng)觀念，大膽懷疑古書、古史。對此，王國維指出，新材料可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由此，“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試圖扳正“疑古之過”。其次，王國維這一番頗為繞腦筋的表述，孫聞博也做了解讀，認為“這是王氏所言意在強調方法運用之最要者，在于擴充史料，應盡力發(fā)掘和增加材料的可利用范圍”。第三，孫聞博引李學勤先生的看法，指出王國維所論“雖似偏重文字材料，但與考古學仍然關系密切”，王國維對簡牘的重視和研究，特別注意盡可能利用相關考古學信息，即是證明。

“在1925年，中國的現(xiàn)代考古學剛剛發(fā)軔。作為中國人自己首次主持的山西夏縣西陰村田野發(fā)掘，是1926年進行的。至于1928年開始的河南安陽殷墟發(fā)掘，則已是王國維所不及見。在這樣的條件下，王國維講義提到的‘地下之材料’僅有甲骨文、金文，但從他廣闊的學術視野而論，應該是泛指種種考古文化遺存。因此，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jù)法’實際是對古史研究中的歷史學與考古學關系的表述?！保ɡ顚W勤：《“二重證據(jù)法”與古史研究》）

最后，對于今日之學者如何繼承前輩之成果，具體而言，如何處理“二重證據(jù)”，孫聞博也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史學研究中傳世、出土材料的結合要非常謹慎，不是簡單的彼此相證、混一而用，而是在作為“證據(jù)”使用時，應始終存在“二重”的層次與界限把握，注意研究分寸，合理推導，適度解釋。然而落到實處，“二重”證據(jù)用得好不好，還要看對證據(jù)的掌握、體會程度如何，所以，功夫還在方法之外。

“整理國故”與“文學革命的先驅者”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李浴洋的研究，關注的是王國維的“文學革命先驅者”這一形象的建立。

王國維早年寫下了大量文學論著，但并未受到重視。而后已遠離文壇的王國維，卻成了新文學家備受推崇的“先驅”，這是怎么回事兒呢？李浴洋指出，這一切要從“整理國故”運動說起。

“整理國故”運動中的指標人物——胡適、顧頡剛、傅斯年，都在“整理國故”運動中凸顯了對于王國維的推崇。而且，他們對王國維的推崇是與對于理想的學術范式的理解相聯(lián)系的，帶有學術判斷色彩，而不只是出于個人情緒的抒發(fā)。李浴洋特別指出，胡適、顧頡剛、傅斯年都曾心儀章太炎的學問，但在“整理國故”運動興起前后，都無一例外地舍章取王了。

胡適

胡適1917年回國，之后其對話的對象主要是章太炎，直到1922年正式談論王國維，他已對王國維已十分推崇，連章太炎都被拉來做比較?！霸诖藭r的胡適看來，章太炎的學術已經(jīng)‘半僵’，其在學術史上也‘過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王國維，他非但‘最有希望’，而且‘還在努力的時代’，代表了未來國學研究的方向?！闭f此話時，胡王上未曾謀面。次年，他們才第一次見面，而后直至1927年王國維去世，二人都保持著學術往來。然而有意思的是，研究者梳理過胡、王二人的學術交往之后發(fā)現(xiàn)，胡適對王國維的肯定在于其文學研究，這是王國維已放在多年的課題，而對于王國維在古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胡適卻反應茫然。而就王國維的文學研究來說，胡適給予其高度評價，也是同輩學者中較晚的。

顧頡剛對于王國維的古史研究有系統(tǒng)了解，并自述“我那時引以為學術上之導師的，是王國維”。至于王國維的學術，顧頡剛說“不承認他是舊學，承認他是新創(chuàng)的中國古史學”，王國維的“新”一種“方法上，思想上”的“新”，是“建設”而非“破壞”意義上的“新”——既將之與重在“破壞偽的古史”的崔適、康有為等區(qū)分，又與羅振玉“材料上”的“新”相區(qū)別。李浴洋說，顧頡剛這番評價，一方面凸顯了胡適等新派學人對王國維推崇之共識，另一方面也有顧頡剛的自我投射。至于傅斯年，他不僅肯定王國維的文學論著，也推崇其史學研究，認為王的研究讓古史材料“登時變活”了。

“整理國故”與“文學革命”都是“新文化運動”之組成，既然王國維在“整理國故”中受到一致推崇，其與“文學革命”的聯(lián)系也就呼之欲出了。

李浴洋指出，在整個“新思潮”的框架中，“新國學”（“整理國故”）由“新文學”（“文學革命”）聯(lián)動發(fā)端。如何論述從“文學革命”到“整理國故”的轉向，是胡適在開展“整理國故”運動面對的一個挑戰(zhàn)，而文學史研究即是從文學通向國學的法門。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等著作是他由“文學”轉向“史學”的津梁，這恰好為胡適從“文學”到“國學”的思路提供了關鍵性的支援。不僅是《宋元戲曲研究》，還有王國維之前的《紅樓夢評論》，以及現(xiàn)在知名度頗高的《人間詞話》都在這時候被“發(fā)現(xiàn)”，并實現(xiàn)了命運的翻轉，而這都與文學研究會有關。

至于“文學革命的先驅者”這一形象，李浴洋說，這最早見于吳文祺在1927年發(fā)表在《中國文學研究》上的《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安先生》。吳文祺很早就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他的這篇文章實際寫作于1924年，與1923年鄭振鐸組織《中國文學研究》專號有關。這篇文章最早對王國維的文學史地位進行了勾勒。在行文中，吳文祺很注意勾連王國維的具體論述與“文學革命”的關系。最后，他還通過一連串的對舉，展示了王國維的文學論述與胡適等“近來的新文學家”的主張何等一致，“我稱他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似乎不是過分的夸大的尊號吧！”王國維的“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形象由此被建構起來。

王國維

此文之后，又有浦江清等人撰文對王國維的文學研究進行討論和闡發(fā)。吳文祺更是在1936、1940年兩度撰文再評王國維，使得王國維作為“文學革命先驅者”的結論從一種時代創(chuàng)見轉而成為歷史共識。

觀堂與選堂——學術的繼承與發(fā)揚

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的陳民鎮(zhèn)在此次工作坊上分享了他有關王國維和饒宗頤的比較研究。陳民鎮(zhèn)首先引了日本漢學家池田溫的看法：“二十世紀前半之代表漢學者可屈指王觀堂先生，而后半者應當舉饒選堂先生”，指出二者確有可比較之處。

總的說來，饒宗頤很早便閱讀王國維的著作，受其影響頗深。在治學領域上，王、饒兩位先生都以廣博著稱，涉獵國學諸多領域，多有交集，如甲骨學、簡帛學、敦煌學、史學、文學。比如，王國維有“二重證據(jù)法”，饒宗頤有“三重證據(jù)法”；王國維有《人間詞話》，饒宗頤有《〈人間詞話〉評議》；王國維有《詞錄》，饒宗頤有《詞集考》《全明詞》；王國維有《宋元戲曲考》，饒宗頤有《潮劇溯源》《〈明本潮州戲文五種〉說略》……又有學人將饒宗頤與“甲骨四堂”（羅學堂、王觀堂、郭鼎堂、董彥堂）相并列，稱為“五堂”。陳民鎮(zhèn)說，從古史觀與方法論上，饒宗頤多繼承“羅王之學”，但饒宗頤對王國維有追慕，也有批判。以《饒宗頤學述》中相關文字舉例：

饒宗頤說，“觀堂學問的巔峰時期還是在上海時，到清華講《古史新證》時已不大有新東西出來了。張爾田說，觀堂學問境界還只是比量，沒有現(xiàn)量。這話我信?，F(xiàn)量是很高級的境界，是有識再加上有親證的悟。親證了，就說不出，也不必說出。近人惟馬一浮先生有點現(xiàn)量的境界”（第7頁）。又說自己最佩服沈曾植先生，是通過王國維了解到沈曾植的。“王國維的學問有兩樣是從沈曾植那里來的，一是文字訓詁，一是蒙古史。”（第85頁）“‘尊王’最厲害的是王國維，很可惜他講乙庵先生（沈曾植，號乙庵）的考據(jù)部分，義理部分沒有學到手，這很可惜。王國維如果懂得佛學，他就不會死，他就不會那么介執(zhí)，沾沾于‘南書房行走’這樣一層同清室的關系。他實際上是殉清，但是皇室那些人不死，他卻死了。他一生可佩，但結局卻是一個悲劇，才51歲就死了。他不懂得佛學，不懂生死的問題，境界還差了那么一點，這點我對王先生不大佩服?！保ǖ?10頁）

饒宗頤

饒宗頤對王國維的學問繼承與發(fā)揚的部分，以古史研究來說，他提出的“三重證據(jù)法”“古史五重證”即是一例。所謂“三重證據(jù)法”，就是把考古材料分為兩部分——一般的考古材料和考古出土的文字材料。李學勤對此有闡說，“考古學的發(fā)現(xiàn)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有字的，一種是沒字的。有字的這一類，它所負載的信息當然就更豐富。有字的東西和挖出來的一般東西不大相同，當然也就可以作為另外的一類”，“文獻、考古與古文字各成專門之學，彼此犄角，互相貫通，必將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探討拓辟一新局面”。后來，饒宗頤又將民族學資料、異邦古史資料列為間接證據(jù)與直接證據(jù)（“三重證據(jù)”）并提，提出“古史五重證”。陳民鎮(zhèn)總結說，不同時代下，觀堂導夫先路，選堂則是下一階段的重要開拓者。

歷史地看待王國維

在對談環(huán)節(jié)，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張鴻鳴結合古典文獻專業(yè)和版本研究實例，提出王國維一生曾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惫艜?，今天關注王國維學術研究中“新”的部分的同時，也應給予王國維學術中“舊”的、傳統(tǒng)的部分足夠的重視。王國維校書重要的一個動因是給蔣氏密韻樓編纂《傳書堂善本書志》，以此為契機，王國維接觸了大量的古籍。重視刻書時地，對版本進行專題性、成體系的研究，是王國維版本學研究開風氣之處，這種以體現(xiàn)較為原始信息的實物遺存與文獻記載相對照的研究方法，與“二重證據(jù)法”顯得相當一致。最后，張鴻鳴還以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書信內容為例，談到研究人物時應對“有為而發(fā)”予以深刻理解和重視。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焦天然則就王國維所處時代、王國維學術轉變的契機、王國維的兩部著作《簡牘檢署考》與《流沙墜簡》等問題，談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閱讀感想。

談及本次論壇的主題“王國維與傳統(tǒng)學術的現(xiàn)代轉向”，她說，王國維所處的時代正是學術思想碰撞最激烈的時代。當時西方史學占統(tǒng)治地位的是康德和黑格爾的進步史觀，還有蘭克史學和實證主義，“理性”“進步”為我們評價過去的歷史樹立的標準，但進步史觀同時也是西方中心論的思想淵源。黑格爾在他的“世界歷史圖式”中描繪只有歐洲歷史才是辯證發(fā)展的，所以歐洲歷史成為人類歷史的中心，而中國雖然有漫長的時間經(jīng)歷，但不能自我更生、揚棄，也就是把歷史分割成了“進步的西方”與“落后的東方”。這造成了中國學界的危機感和焦慮，當時的學者羨慕西方的科學，但無法接受以西方標準來套用甚至誤解中國的自身文化?！肮攀繁妗迸c“古史新證”都是這樣危機感之下的嘗試與自救，要尋找中國歷史發(fā)展的邏輯，探討中國文明的特質和中國文明的發(fā)展形態(tài)，需要讓中國歷史以主體形態(tài)加入世界歷史，甚至改寫世界歷史?！肮攀繁妗迸c“古史新證”由此而生。所以“古史辨”與“古史新證”既有交鋒有著緊密的學術關聯(lián)，疑古思潮打破了舊思想的桎梏，“古史新證”則為中國尋找著現(xiàn)代學術的出路。事實上今天材料批判（text criticism）仍舊對學界影響巨大，重構古史仍舊是歷史學與考古學的中心論題。王國維的學術既是“創(chuàng)新”，又是“示范”，為我們的學術研究提供若干思考與啟迪。

（朱婷婷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