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日早晨，北京大學的李貴才和許學工兩位教授分別告訴我，王恩涌先生于當日凌晨安詳辭世，享年95歲。王恩涌先生的去世，是中國地理學界的重大損失。
王恩涌（1927-2023）
作為王恩涌先生的私淑弟子，我自1985年開始，便與王先生結下師生之緣。在這個悲傷的時刻，記憶的盒子被打開，王先生的一幀一幀“鏡頭”從里面飛出，浮現(xiàn)在我眼前。奇怪的是，它們并未按照時間順序出現(xiàn)。盡管如此，這些鏡頭（shot）卻自動拼合（montage）起來，形成了我對王先生的蒙太奇記憶。歷經(jīng)歲月，許多鏡頭中的信息細節(jié)（bit）被模糊掉了，如“鏡頭”發(fā)生的時間，在場大多數(shù)人的姓名。但是慶幸的是，我當時存儲在大腦中時，似乎給這些“鏡頭”貼了“標簽”。這里選其中四個鏡頭。
鏡頭之一：先生的書房。
1985年我進入北大經(jīng)濟系（入學后一年改為北大經(jīng)濟學院）讀碩士研究生，當時跨系選修了城市與環(huán)境系（原地理系）王恩涌先生開設的“文化地理學”。課間便積極請教王先生，不承想先生竟說，歡迎我到他家繼續(xù)討論。記得在北大讀書的兩年半時間里，我多次去王先生家，后來王先生還讓我叫上當時已經(jīng)在北師大任教的趙世瑜。王先生當時的家位于中關園北區(qū)四十四號樓，離學校不遠。當時家庭電話還不普及，我記得上課后與先生約好某天去他家，屆時我就直接過去了。先生家里有一間屋，專門作為他的書房。書房里面一面墻是書架，書架前和書桌旁邊的地上擺放著一摞一摞的書，其中多是中外歷史書籍。后來王先生的家搬到展春園西路三號院三號樓，因為先生的新書房與原來的書房格局基本一致，所以我也很習慣地找到自己坐的位置。王先生聊學術時，經(jīng)常會從書架上準確地抽出相應的書，而后遞給我，讓我邊看邊與他聊。最后一次與王先生討論學術是2019年，當時他說計劃寫一部《中外歷史的地理基礎》，并與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對話，旨在展現(xiàn)歷史學家理解不充分的地理學視角。當時他已年逾九十，思路依然十分清晰。
鏡頭之二：最老的參會者。
2015年12月12-13日，中國地理學會世界地理專業(yè)委員會在京召開第三屆“地理學與中國全球戰(zhàn)略高層論壇”。我曾任該委員會的副主任，所以也一直參加該委員會的活動。因為我的記憶模糊了，我近日則向此次會議負責人杜德斌教授詢問到會議細節(jié)：此次會議由中國地理學會和華東師范大學主辦，中國科學院地理與資源研究所協(xié)辦，來自中科院、華東師范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香港大學、加拿大萊斯橋大學等三十多所海內外高校的百余名專家學者參與了此次會議，會議圍繞“一帶一路”“地緣政治”等熱點問題提出討論。通常國內學術會議的節(jié)奏是，上午前半場是特邀領導致辭，上午后半場是“大咖”發(fā)言；下午和次日是分會場發(fā)言。王先生與一些老先生受邀參加此次會議。我注意到王先生是與會人員中年紀最長的。多數(shù)年長學者只參加上午半場，但只有王先生這位最老的前輩參加了12日會議的全程。中午大家在會場吃了盒飯，之后沒有午休，繼續(xù)進行下午的分會場。我下午主持會議，眼睛不時關注著王先生，擔心他身體吃不消，可是他卻一直邊聽邊記，估計那些筆記為他那部《中外歷史的地理基礎》提供了不少靈感。會議結束時已是下午五點多，記得北大的賀燦飛教授負責送王先生回了家。
鏡頭之三：步行的身影。
1980年代初識王先生時，并沒有發(fā)現(xiàn)他身體很棒。直到我也開始自稱老太太時，才發(fā)現(xiàn)王先生身體非常好。記得一次在北大逸夫二樓城環(huán)學院的會議室舉辦研究生論文答辯會，我和王先生都是答辯委員會委員，那時王先生已將近八十歲。我給大家沏茶，剛蓋上暖水瓶上的塞子，里面的氣壓就將塞子“彈射”出來，落在環(huán)形會議桌的中央。我正準備挪開桌子，走到中間撿起瓶塞，王先生卻從座位上起身，坐在桌面上。他一個靈巧的轉身，就“跳”到了環(huán)形會議桌的中央，俯身撿起瓶塞。動作行云流水，看得大家目瞪口呆。王先生將瓶塞遞給我，露出孩童般的小得意，說他身體素質好，冬天也常常只穿單褲。因為師母身體相對弱，所以王先生承擔了不少家務。我記得他家搬到展春園西路五道口嘉園后，他還騎車到約一千米之外的北航家屬區(qū)買菜。想象一位年屆八旬的老教授騎車買菜的鏡頭，真是令人佩服。遺憾的是，我從未看到先生騎車的樣子。倒是王先生的一個步行鏡頭令我至今難忘。王先生八十歲生日的慶生會那天，我和趙榮（當時任陜西省文物局局長）等校外人員也來參加。我從家打出租車去北大勺園，路過圖書館時，看到王先生正一個人步行去參加慶生會。我臉上一紅，趕緊接上他，心中責怪自己：為何沒有想到去他家接上他？
鏡頭之四：野外一句話。
王先生身體好，所以他到八十多歲還“跑野外”。對于地理學家而言，沒有了野外考察，就等于沒有了研究的源泉。這是因為，許多研究的問題都來自野外的觀察。社會大課堂總是比學者歸納總結的更多樣，且富有變化性。記得大約在2003年，我和王先生等一起會議后的考察。考察人員并不多，沒有坐滿一輛考斯特中巴。我有幸坐在王先生身邊。王先生是健談的人，我一路收益多多。他得知我也喜歡跑野外，就跟我做了一個觀察游戲：判斷汽車經(jīng)過聚落的行政等級。當時大家雖然已經(jīng)有了手機，但是并沒有現(xiàn)在手機端的電子地圖，所以借助手中的《中國分省地圖冊》，很難看到村、行政村，甚至鄉(xiāng)鎮(zhèn)的信息。游戲后，我跟隨車的當?shù)厝擞∽C，王先生的判斷都是對的。王先生說：野外感覺很重要。這句話對我觸動很深，后來我就開始留意訓練自己的野外觀察能力。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2010年我和同事們一起出版了《人文地理學野外方法》（高教社）。2017年北京師范大學啟動了《人文地理學野外實習方法》的慕課建設項目，王先生專門為此慕課題了字。王先生和美國、英國的著名人文地理教授一起，為本慕課講授了導論一節(jié)。其中一位美國教授非常希望能與王先生見面，只是因疫情一直無法來到中國。若是他們能見面，一定會有精彩的對話，并寫入王先生的《中外歷史的地理基礎》一書中。
這兩天許多公眾號上都推送了緬懷王恩涌先生的文章，以及北京大學為王先生錄制的系列采訪節(jié)目。我和中國地理學會文化地理專業(yè)委員會的同仁一起，也編輯了一個緬懷王先生的短文集。其中我寫的那篇，介紹了王先生文化地理學研究的重要觀點，以及教學特點。因此，這里我就改變一種回憶的形式，用日常的鏡頭來展現(xiàn)王先生更為鮮活的肖像。這種形式或許就像季羨林先生《牛棚雜憶》的回憶方式，例如其中一個片段是：在特殊的政治時期，季羨林先生被“打倒”，在殘酷的人與人“斗爭”氛圍中，只有張學書和王恩涌敢來攙扶他。季羨林先生回憶的這個場景，雖然不是重要的歷史時刻，但卻體現(xiàn)了王先生的人品。王恩涌先生一生參與了若干重要的歷史時刻：如建國初期的院系調整背景下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的建立、北京大學地理系的改名、中國大陸大學中的文化地理學課程的初創(chuàng)，……。而我寫的四個“鏡頭”與重要歷史時刻無干。盡管如此，它們卻對我有重要影響，做學者就應該像王先生這樣踏實、活到老，學到老。
我們身邊的親近的人去世后，他們與我們的聯(lián)系就是記憶中這些日常鏡頭。這些鏡頭看似與“大歷史”無干，但是歷史的傳承卻與日常鏡頭密切相關著。
附文一篇，本文系周尚意教授所撰《選修王恩涌先生〈文化地理學〉課程的點滴記憶》，收在中國地理學會文化地理專業(yè)委員會所編輯的緬懷王先生的短文集中，首發(fā)于微信公眾號“華南文化地理人”，經(jīng)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周尚意：選修王恩涌先生《文化地理學》課程的點滴記憶
朋友許學工告訴，王先生于今早（2023年2月2日）仙逝，……內心無比悲痛，許多與王先生交流的記憶都浮現(xiàn)在眼前。這里僅寫下我選修“文化地理學”課程的記憶片段。
1985 年秋，我開始在北京大學經(jīng)濟系攻讀世界經(jīng)濟碩士。期間我選修了城市與環(huán)境系王恩涌先生的“文化地理學”課程。從那時起我就成為了王先生的私淑弟子。當我開始進入高校做教師后，才慢慢體會到王先生的教學特點，并從中受益多多。
記憶之一：在古今中西的大背景下理解文化地理學。
王先生開始文化地理學研究是在他從加拿大訪學回國后，我選修王先生“文化地理學”課程時，國內還沒有正規(guī)的中文教材。我畢業(yè)后王先生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文化地理導論》，該書是以美國學者 Terry G. Jordan-Bychkov 等人的《人類鑲嵌圖：文化地理學導論》（The Human Mosaic：A Thematic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 1990）作為基礎的。此書2010年再版后改名為《人類鑲嵌圖：人文地理學中的文化方法》（The Human Mosaic：A cultural approach to human geography）。王先生在講課中加入了許多中國的例子。與1980年代中期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陳正祥先生的《中國文化地理》相比，這本書的特點就是兼顧了中外的例子。這樣既便于中國學生理解，也利于學生打開視野。
記憶之二：將文化地理學融入到人文地理學的課程大框架中。
雖然王先生開創(chuàng)了中國大陸大學地理系文化地理學課程建設的先河，但是王先生從來都不將文化地理學作為一個人文地理學的分支。這樣的課程定位來自上面提到的Jordan-Bychkov等人編寫的教材。國際地理聯(lián)合會成立的第七個委員會也是Cultural approach in geography。王先生率領多位老師主編的《人文地理學》也是以文化地理學的五個主題作為認識人文地理各個領域的路徑，這體現(xiàn)出王先生作為教育部地理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的學術眼界。
記憶之三：因材施教，從不揠苗助長。
自從選修王先生主講的文化地理課程后，我就經(jīng)常去王先生位于中關園的家里，向他請教。課程結束后，王先生告訴我，隨時歡迎我到他家與他交流?，F(xiàn)在回想起30多年前的我，對文化地理學的認識真是非常膚淺。記憶中王先生從來都沒有給我任何心理壓力，每次都是娓娓道出他正在思考的話題，例如農業(yè)馴化源地（這與他的植物地理基礎密切相關）與文明源地，文明源地對后續(xù)區(qū)域發(fā)展路徑的影響等。他引導我看書，而后與他討論。學生愚鈍，只有更加努力，做先生期望的好老師。
王先生千古！
《人文地理學野外實習方法》慕課由王先生題字，此為原稿（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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