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批留學浪潮中,一群對歷史學懷揣熱情和夢想的年輕學子在太平洋彼岸開啟了人生的新篇章。2010年,31位留美歷史學者合作撰寫出版了《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留美歷史學人反思錄》,講述了他們跨出國門、在異域求學的獨特經(jīng)歷。2022年,中國留美歷史學會(CHUS)的31位會員再次合作撰寫并出版了《在美國教歷史:從書桌到講臺》,分享他們從留學生到教師的身份轉變歷程,并從跨文化的視角提供關于歷史教學、美國大學體制、大學文化的反思,留下了一份寶貴的跨文化交流記錄。
《在美國教歷史:從書桌到講臺》,王希、姚平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
借助《在美國教歷史》出版的機會,2023年1月14日,上海大學歷史學系舉辦了“跨越太平洋的歷史課堂——從《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到《在美國教歷史》”學術圓桌,邀請國內外幾位歷史學專業(yè)的學者、教師和學生參與討論,針對歷史教學中的問題進行反思與交流。
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焦姣老師和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王希教授主持了此次學術圓桌,中國留美歷史學會會長和美國圣地亞哥大學孫綺教授、美國新澤西大學邵勤教授、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立中央大學李小兵教授、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校區(qū)姚平教授、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陳恒教授、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張勇安教授、江西省九江一中周明學老師、澎湃新聞“第六聲”薛雍樂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李學宜編輯作為與談嘉賓。
《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留美歷史學人反思錄》,王希、姚平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焦姣簡單介紹了本次活動的基本情況。她表示,2022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在美國教歷史》既是2010年出版的《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的姐妹篇,也是中國留美歷史學會的會員們留下的一份寶貴的歷史記錄。因此,不管是作為歷史資料,還是教學討論,本書都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借此機會,學術圓桌邀請了本書的作者、編者和讀者進行交流。同時,學會的各位老師提出,雖然本書的作者大多任教于海外,但是主要面向的是中國讀者。因此,學術圓桌還邀請了國內從事歷史學不同領域的學者、教師和學生,以期將歷史教學中遇到的問題與更廣闊的社會現(xiàn)實以及更多的群體關聯(lián)起來。
《在美國教歷史》的寫作與出版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校區(qū)教授姚平首先談到《在美國教歷史》的成書動因。本書緣起于留美歷史學者合著出版的《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中國留美歷史學會建立于1987年,當時所有的成員都還在攻讀博士。截至2009年絕大部分成員都已經(jīng)畢業(yè)。中國留美歷史學會非常特殊,因為美國華人中很少有這樣一個在美國某個領域的研究和教學中都擔重任、而且又具有多重代表性的群體。王希教授提議各位留美歷史學者把自身經(jīng)歷記錄下來,這既是對學會的一個交代,也可以為未來美國移民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這是2010年兩位編者發(fā)起《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征稿的主要動機。這一想法得到了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支持。
2020年6月,兩位主編向前一本書的作者再次發(fā)出邀請,并增加十名新作者。此次編著有三個考量:一是盡量邀請年輕一代的學者,因為他們的參與可以反映出美國高等歷史教學以及中國留美歷史學會的變遷和發(fā)展;二是希望有更多的女性作者能參加;三是介紹美國歷史課程設置的多樣性。
姚平教授提到三位在本書編纂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學者。第一,程洪博士的加盟給這本書增添了非常重要的內容,即圖書館在教學中的重要地位。第二,中國留美歷史學會首任會長高崢教授為本書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和珍貴的文件。遺憾的是,高崢教授并未看到此書的出版,他為本書所著的一章也是生前最后一篇學術作品。第三,王希教授細致校讀了每篇文章,提供了長篇評論與詳細的修改意見。歷經(jīng)編者與作者多次互動,在發(fā)出邀請信的一周年之際,本書全稿寄出至北大出版社,并在李學宜編輯的建議下進行了完善。
姚教授總結本書特點,認為本書可以使讀者了解到美國高等學校歷史教育課程設置的大方向,以及美國不同類型大學的運作和管理。在這個前提下,讀者可以看到各個教授的教學方法和指定讀物的多樣化。同時,這些作者是全球化的產(chǎn)物,他們在中美之間扮演著文化使者的角色。不管他們教授的課程是公共課還是專業(yè)課,其課程內容和觀點都會與美國教授有很大差別,對美國學生的影響也不同尋常。姚平教授希望這本書能讓中文讀者對美國大學生、美國校園文化和美國社會有一個近距離的了解。
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李學宜介紹了《在美國教歷史》出版的主要情況。本書可以看作是十年前《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的續(xù)集,由姚平教授和王希教授策劃發(fā)起。作者們懷著一種十分開放的心態(tài),希望能夠和國內的師生進行對話。每篇文章前都設置了簡短的作者介紹,并附上了工作郵箱。之所以這樣設置,是因為作者們希望能夠方便得到學界同仁和讀者的反饋。同時,對于編輯過程中提出的關于書稿內容的任何疑惑,兩位主編都給予了非常詳細的解答。
《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和《在美國教歷史》這兩本書不僅是整個歷史學科留美華人和留學生獨特的集體記憶,還體現(xiàn)了這批跨文化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本書除了個人經(jīng)歷的體悟,更多的是對教學經(jīng)驗和教學理念的總結,以及對教師責任的思考和表達。書中涵蓋的內容非常豐富,小到如何備好一堂課,大到如何育人,從具體的教學資源的使用到對整個學科領域發(fā)展的思考,從課堂內的學生培養(yǎng)到課堂外歷史研究者的社會角色。凡此種種,都是老師高度責任感的表達。
本書的寫作和出版恰逢一個特殊的階段。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美之間的交往和交流進入了一個比較波動的時期。同時,新冠疫情又在全球流行。本書中許多作者也都在字里行間對這些現(xiàn)實問題有所回應。
美國新澤西大學教授邵勤提出了對教育的整體觀點。首先,近代教育是工業(yè)化時代的產(chǎn)物。近來學校商業(yè)化和官僚化傾向加強。這種情況下的學校與通常所認為的西方社會盛行的個人主義不符,如同西方商業(yè)文化和消費者文化一樣,具有批量生產(chǎn)的特點。因此大學實際上是與個人主義妥協(xié)的,并且與自由民主等觀念存在沖突。這些方面在教學中怎樣引導學生?怎樣引起學生的注意力?怎樣讓學生對平時認為正常的現(xiàn)象提出疑問?其次,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是最好的自學成才的時代。許多知識可以通過網(wǎng)絡學習,而不需要老師。但是這個時代又是最強調文憑的時代。這兩者產(chǎn)生了矛盾。既然很多內容學生可以自學,那么老師就要決定什么要教、什么需要重點教、什么可以不教、什么是次要的。這實際上是對教育的重新定位。而美國的大學正面臨著重新的定位。
基于上述觀點,邵教授從四個方面展開談論她在教學中的重視之處。第一點是指導學生發(fā)展自己學習的能力。雖然存在大量的信息,可是并不等于每一個人都知道怎樣去找、怎樣去運用、怎樣將其綜合起來。
第二點是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尤其是對權力的批判性。因為權力滲透在所有的社會細胞當中。邵教授曾用詢問“教室權力中心”的例子告訴學生,很多代表權力的象征性工具把我們禁錮在一定的空間內,更重要的是禁錮在一定的社會地位中,讓我們接受而且認為是正常的。
第三點是全球性眼光,即心懷全球,目的是培養(yǎng)學生的思維方式。不管教授哪一段的中國史,都會聯(lián)系美國社會和世界社會,讓學生深刻體會到他們的生活與其他國家社會與文化緊密相連,更好地理解別人會更好地理解自己。
第四點是思考問題的復雜性。美國的快餐文化滲透在各個領域。快餐式思維常常導致講述的內容非黑即白,甚至是黑白顛倒,忽視了大片的有意義的“灰色地帶”。邵教授重視訓練學生看待問題的復雜性,而非兩極化的簡單思考。對例如性別、種族、地域文化等問題,她都要讓學生思考其中細節(jié)并反思自己。
邵教授認為指導學生怎樣思考是教師最重要的責任。正如她在書中的題目“人類心靈和社會的工程師”所表達的那樣,思考社會、改變社會就是教學和老師的責任。
美國圣地亞哥大學教授、中國留美歷史學會會長孫綺認為在這個全球化更豐富的時代,有責任讓從小在西方中心論和美國特殊論中長大的美國學生了解中國以及亞洲的歷史和文化,同時也要注重培養(yǎng)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從自身教學實踐的經(jīng)歷中,孫教授總結了三個具體的教學方法。
第一點是采用講故事的方法。一種是讓學生自己講故事,將前因后果聯(lián)系起來,自圓其說,講述給身邊的人。因為最好的記憶方法是用自己的語言把歷史事件陳述出來。另一種是用教材來講故事,讓學生找出對應的歷史關聯(lián)。根據(jù)課程安排,孫教授也會給學生講述她個人在國內時的故事。
第二點是讓學生有參與感,激發(fā)他們的興趣和學習的主動性。孫教授舉例了多種方式:在每堂課開始,讓學生根據(jù)課堂的主題講一個關于中國或亞洲的故事或人物,老師再加以評論,這既讓他們有一種歷史感,也有一種全球化的感悟;讓學生去采訪亞裔學生,不僅增進了他們和亞洲學生之間的互相了解,還讓他們學會了做個人采訪的技巧;讓高年級的學生根據(jù)所學自己出期末考試題。
第三點是讓學生們在學習中進行比較性思考。例如采用辯論的方法,針對不同領域的具體問題,將學生分為兩組,代表不同學者的意見進行辯論。另外,將抽象的概念與具體的問題聯(lián)系起來,也有利于比較性思考。
對《在美國教歷史》的評論與提問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教授陳恒表示,他在閱讀本書時十分重視三個方面:每一位作者的經(jīng)歷和故事、每一個歷史細節(jié)以及中美歷史教育異同。圍繞這三個方面,陳恒教授總結了自己對本書的感受。
首先,美國教育投入占稅收四分之一,房地產(chǎn)稅的70%用于幼兒園到高中的免費教育。地方稅的一半用于教育。同時,美國包括兩年制社區(qū)大學在內的高等教育學校有4200多所。目前中國所有的各種類型的高校有2700多所。中國高等教育學校從數(shù)量而言和美國還有著巨大的差異。
其次,書中三十一位老師的教學與科研齊頭并進。老師們的教學心得對中國高等教育極具借鑒意義。雖然本書作者都是出生在中國的學者,但是在美國入鄉(xiāng)隨俗,他們教授的世界史課程為美國的戰(zhàn)略發(fā)展奠定了世界眼光。這也解釋了美國總能產(chǎn)生戰(zhàn)略家的原因。陳教授認為這離不開課程的設置和安排。同時,各位老師都是文化使者。本書的字里行間都可以看到每位作者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也可以讀出歷史學科的魅力。
再次,將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歷史和美國兩百年的歷史對比,美國是一種不對等的發(fā)展。為什么后來者居上?陳教授讀了本書后,認為西方是一個不斷延展的概念,西方文明一直沒有中斷。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美國并不是僅僅兩百多年的歷史。它的源頭在希臘,和中華文明一樣久遠,而且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因此,不能說美國的歷史短,只是它的空間發(fā)生了變化。
另外,陳教授發(fā)現(xiàn)美國對西方中心論的反思似乎只是在學術界。廣大的民眾還是持有美國例外論和西方中心論。他進一步提出疑問,文明的規(guī)范和標準是不是在社會交流、交匯和互鑒中逐漸形成的?文明必須在同一條道路上競爭。中國文化歷來多元交匯。人類的文明是一部尊嚴史,當代是在西方人話語下的尊嚴史。那么我們如何充實人類的文明史?我們如何傳授?
除此之外,陳教授提出了疑問:我們如何把地方的變?yōu)槭澜绲模恐袊兄S富的歷史資源,許多資源都是世界性的。我們如何把中國史作為世界史來看?如何在中國傳播更多的世界知識和世界觀念?
最后,陳教授注意到美國的歷史教學有著國際化的隊伍,并希望中國大學的歷史系也可以推進國際化建設。
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教授張勇安首先對中國留美歷史學家們致敬。中國美國史研究會與美國歷史學家學會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許多國內的美國史學者受益于這種橋梁和平臺。同時,中國留美歷史學家們提供了許多珍貴的交流和學習的機會,讓國內學者們更多、更快、更好地了解美國的歷史研究。他們的努力也為今天乃至為下一代從事美國史和西方歷史學習和研究的青年學生們提供了契機。
張教授談論了幾點關于本書的感受。首先是“政治正確”和“政治敏感”對美國課堂教學和老師產(chǎn)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一點與中國的教學存在著很大差異。這種文化和地域差異性提供了不一樣的教學經(jīng)歷。
其次是老師們開設的課程內容豐富多樣。開設的課程涵蓋了亞洲史、中國史、印度史、婦女史等,從中可以看出老師們對于整個歷史的把握,這也促使老師們在跨國史、跨大西洋史、全球史等視角下開展更廣泛的研究。
再次是所有的教學和工作一切以學生為中心。隨著時代和社會發(fā)展,學生對傳統(tǒng)課程的興趣減少。為此,老師們探索新的課程,希望既能夠把歷史課教好,又能吸引到更多的學生,增加其對文化知識的認識。例如陳勇教授開設了飲食文化史,還在課程中安排了“烹飪競賽”。飲食文化史既是公共歷史,也是文化歷史,同時也是物質史,反映了近年來興起的新研究潮流。這種重視體驗和實踐的課程彰顯了以學生為中心的創(chuàng)新教學的模式,將歷史知識深度融合到整個教學過程中。同時,這種歷史教學也可以增強學生對不同文化的了解。例如孫綺教授開設了暑期中國史課程,帶領學生親自體驗中國社會生活。這種體驗的歷史教學,讓學生能夠更多地體悟到歷史的差異,通過歷史反觀現(xiàn)實。這也可以促進中美關系和中美雙方認知。
除此之外,本書極具教育意義。書中作者都歷經(jīng)了中國和西方兩種生活體驗,并且長期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書中許多故事都能反映出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和碰撞。
最后,張教授表達了對進一步豐富相關著作的期待。第一,希望本書作者們能夠針對相關內容出版自傳體著作,進一步挖掘歷史細節(jié),深入解答如何選擇到美國、在美國如何適應以及在美國的發(fā)展等問題。這種個人體驗既對國內學者具有啟發(fā)意義,又是將來歷史研究的第一手資料。第二,張教授注意到本書學者基本在中國出生,然后到美國留學、工作,期望可以增加在美國出生、成長的華人學者與他們的對話。第三,期待增加其他人文學科、理工科留美研究者與歷史學科留美研究者在學習、工作、生活狀態(tài)等方面的比較,這既能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拓展中西文化的認知深度,也可以進一步增加說服力。
江西省九江一中教師周明學認為,《在美國教歷史》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大陸第一批留美歷史學人對自己在美國求學、治學、教學、生活等方面的回憶和反思,涉及了美國主要類型的學校。本書是了解和研究改革開放后中國留學史、中國知識分子史、美國高等教育史、美國史學發(fā)展史、美國移民史、中美高等教育交流史和中美史學交流史的珍貴鮮活的素材,有利于歷史的整體性認識,集中反映了同一時代中國留美歷史學群體、美國不同類型高校歷史學科建設、中美史學界學術交流的全貌。
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講師焦姣認為,本書吸引人的原因在于特殊的作者群體。每位作者都有三重身份。第一重身份是中美學術交流的親歷者。焦姣老師從個人的故事和體會出發(fā),認為上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的中國留美學生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留美學生有著不同的組織方式和組織習慣。中國留美歷史學會作為一個近似校友會的組織,推動了許多教學方面的交流。上一代留學生非常積極地把寶貴的組織經(jīng)驗分享給年輕一代。
第二重身份是美國高等教育界關于亞洲和中國知識的拓荒者。本書許多作者提到,上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是中美兩國知識界最需要對方國家知識的一個時期,此時期美國缺少擁有漢學傳統(tǒng)的大學,亞洲和中國的知識相對匱乏。美國各個學校能夠逐步建立起一種系統(tǒng)性的關于亞洲和中國研究的教學體系,離不開書中這一代中國學者的貢獻。本書文章大致按照每位作者的出國年份排序,歷史線索十分清楚,亞洲研究和中國研究在美國教育體系中逐漸細化和逐漸深入的圖景也非常明晰。如果沒有這一代學者的努力,美國對于中國的認識也許不會達到今天的程度。
第三重身份是美國九十年代以來社會文化轉型的參與者和一線塑造者。本書涵蓋的年代對美國人而言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2016年,全球化浪潮對美國的本土文化產(chǎn)生沖擊。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中,各位老師在多個領域引導學生逐漸習慣多元文化的參與和討論,增進學生對整個美國社會的理解。因此他們是美國多元文化的參與者和塑造者。
最后,焦老師結合個人的教學經(jīng)歷談論了教學感受。二十一世紀以來,新一代的留學潮有著不同的獲取信息的渠道,在全球化浪潮中有更多與國際交流的機會。同時,學生可以快速獲取豐富的信息。但是他們消化這些信息的手法特別粗糙,沒有基本的甄別方法。因此,信息爆炸的時代也帶給老師挑戰(zhàn)。除此之外,老師也要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如何讓學生真正理解為什么要對另外一個國家感興趣?這也是中美教學中共同遇到的問題。焦老師認為,目前教學仍受困于同一套傳統(tǒng)的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知識架構。本書各位老師針對這個問題提供了范例:這種困難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連接去慢慢溶解和解除。
耶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澎湃新聞“第六聲”主編薛雍樂認為《在美國教歷史》涵蓋了求職、教學、研究等各方面內容,展現(xiàn)了各位中國學者如何在不同的分支和領域取得突出成就,具有相當強的指導作用。本書展現(xiàn)了歷史學在美國本科教育中占據(jù)了比較特別的位置。歷史學科教學不僅僅強調對具體細節(jié)的記憶,還為了培養(yǎng)一種閱讀和思維的方式以及人文素養(yǎng),并且展現(xiàn)出不同歷史敘事的可能性。她分享了自己選擇歷史學的原因,并結合自己的學習經(jīng)歷談論了對本書的感悟。
首先,她認為美國歷史教學具有彈性,例如開設太平洋世界和大西洋世界等課程。這些課程不同于傳統(tǒng)的以陸地為中心的敘事,而是改由海洋的視角看待世界歷史,有利于改變單一敘事,使學生接觸到更加多元的歷史。她認為,這種課程安排與美國本科歷史教學的目的相關:作為一種通識教育使學生對世界的發(fā)展歷程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積累一定的文化素養(yǎng)。其次,歷史學培養(yǎng)的分析史料、批判性思維等能力對學生從事其他專業(yè)的學習和研究也提供了幫助。不同的歷史觀也會影響學生對問題的判斷和思考。再次,美國的歷史教育以現(xiàn)實為關照。例如近幾年環(huán)境史的興起,反映了對氣候變化、環(huán)境互動、自然塑造等現(xiàn)實問題的關注。除此之外,各位老師的教學使美國學生看到了一個豐富多樣的中國。
最后,她提出了兩個問題。首先向王希教授提問:中國學者如何做好美國史?第二個問題向各位中國史教授提問:近年來中美關系的波折帶來了新的挑戰(zhàn),許多新一代年輕的美國學者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而對中國史并不了解。各位老師在美國教學的過程中是否觀察過現(xiàn)在的美國本科生學習中國史主要是出于什么動機?又是怎么樣去引導他們的?
王希教授首先回應了第一個問題。他介紹了眾多取得突出成就的老師,他們的經(jīng)歷可以提供范例。而后他以自己為例講述了在美學習和工作的過程:首先要獲得PhD(博士學位),之后求取教職。一方面,他也曾因為華人身份在教學中遇到過障礙。另一方面,他在美國留學時又是中美關系的黃金時代,雙方都特別需要知識,并且正值美國多元化建設時期,華人老師在美國任教會提供給學生一個多元化的象征。全球化的時代不斷涌現(xiàn)新的題目,應該善于尋找新的題目。作為來自中國的學者,擁有其他文化的背景,看待美國問題會擁有一種獨到的思維,應該積極運用這種觀點。除此之外,也要運用多種學習機會,加強學習和訓練。
孫綺教授回應了幾位與談人的發(fā)言。她認同焦姣老師對留美歷史學者三重身份的概括,認為中國留美歷史學會是個非常特殊的組織。她也特別提到,在學生眼中華人教師依然存在身份不確定性問題。部分學生質疑老師們的文化身份和法律身份有一定的不調和性。同時,她認為,不同經(jīng)歷的華人學生和學者,因為體驗不同,所以他們的視角、對全球性概念的解讀、對環(huán)境問題的重視,可能與她這一代學者存在不同。最后,孫教授認為中國留美歷史學會后繼有人,并呼吁國內歷史學者的加入。
本書作者之一魏楚雄教授回應了部分與談人的問題。首先,他對周明學老師關于歷史分期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國在1989年開始轉變對華戰(zhàn)略,在1990年蘇聯(lián)解體后加速轉變。但“911事件”的發(fā)生使其戰(zhàn)略目標轉向反對恐怖主義。2008年金融危機等事件再次延后了美國對華戰(zhàn)略,直至2019年才真正開始實施。因此李小兵教授和周明學老師對時間點的選擇都有一定道理。其次,他認同周老師對“批判性思維”的定義,這也反映了國內外教師在教學和工作方面,不僅有空間上的差異,而且還有時間上的差異。再次,他認為國內外教師都面臨著一定的現(xiàn)實限制。最后,魏教授期望國內外的歷史教師積極開展對話,這對促進中美雙方教育文化交流有重要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魏濤老師提出了幾點建議。第一,希望中國留美歷史學會在國內舉辦更多活動、招募更多會員,壯大學會隊伍。第二,希望《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可以再版。第三,希望學會可以舉辦專題討論會,針對中美歷史教學、科研等方面進行討論和交流。第四,希望留美歷史學家可以針對史學研究的經(jīng)歷、方法等問題進行分享,尋找中美歷史研究的異同。
圓桌最后由孫綺教授和張勇安教授做總結。孫教授對本次活動的主辦方和與談人表達了感謝,期望中國留美歷史學會與國內研究單位共同促進更有深度、更多層次的交流,在中美關系的微妙時刻起到橋梁作用。張教授對與會的老師致謝,期待中國留美歷史學會與國內高校共同舉辦更多學術活動,希望中國的美國史研究走向世界,推動學術的深度交流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