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還能再研究么？

可能不少讀者在看到劉奕老師《誠與真：陶淵明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初版，2023年再版）一書出版的時候，都會心存疑問：“陶淵明還能再研究么？”是的，對于陶淵明這位中國文學史上數(shù)一數(shù)二的大詩人，既有研究實在太過于豐厚了，豐厚得甚至已成負擔。而且這個骨子里透著不信任的問題，天然預設了一個否定的答案：前人已經(jīng)說了那么多了，還能再說出什么新意？有鑒于此，我想以“新在何處”為中心來展開本篇書評大概是個合適的選擇，以其不僅可見本書之佳，更可釋讀者之疑也。

《誠與真：陶淵明考論》（以下簡稱《考論》）是作者十多年來研究陶淵明所得的結(jié)集。全書分成三大部分，陶淵明的歷史世界、精神天地與文學風貌，分別立足于考證、辨思與析文，對陶淵明研究中基本、重要而又文獻足征的問題展開了細致深入的探討。平心而論，雖然有些技術(shù)處理還不無可議，但細看下來，幾乎每一篇都流露出作者眼光獨到而個性鮮明的見解，使人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為了方便，下面先從三編各擇一篇來談談我閱讀時的震動與感觸。

《誠與真：陶淵明考論》

在上編有關(guān)陶淵明家世品第、仕宦經(jīng)歷與詩文系年的諸篇考證中，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鎮(zhèn)軍參軍考》。

自李善注認為劉裕是《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阿》詩中所涉的“鎮(zhèn)軍將軍”以來，后人多沿其說，這個判斷又自然而然地與所謂“義熙以后但書甲子”的觀點纏在一起。于是，陶淵明如何從出仕劉裕、離開劉裕、到最終反對劉裕，就成了眾多陶詩注解著力探討的問題。作者卻不認可這一判斷，文章從詩意本身、淵明詩文的整體寫作、曲阿的地理位置、淵明與王弘的關(guān)系以及劉裕任用鎮(zhèn)軍參佐的情況等五個層面，或證以詩文，或核諸史籍，或揆之情理，往復駁難，曲盡了種種可能，盡破舊說，最后指出——此處的鎮(zhèn)軍將軍絕不可能是劉裕，讓人心悅誠服。

不過問題至此，也才解決了一半。陶淵明任的是誰的鎮(zhèn)軍參軍？如果破而不立，這篇考證也還稱不上圓滿。但作者竟然從一條幾乎無人留意的史料中找到線索，從而破解了千古謎題。

文章先據(jù)地理，提出陶淵明自柴桑出發(fā)必經(jīng)建康而至曲阿，此后或北上至京口，或南下至吳會。在上文排除了京口的可能性之后，自然將目光聚焦到了吳會。再據(jù)陶淵明的仕宦經(jīng)歷，找出了一個合乎情理的時間段，而在這一時間段內(nèi)，以會稽內(nèi)史兼任鎮(zhèn)軍將軍的只有一個人：謝輶。至于謝輶任鎮(zhèn)軍將軍之事，在《法苑珠林》卷十八引齊梁時人王琰的《冥祥記》中又有明確記載。所以作者認為：陶淵明所任的正是這個從來沒人注意過的謝輶的鎮(zhèn)軍參軍。此說真可謂石破天驚。至此，千百年來籠罩在陶詩上的迷霧在瞬間便被一掃而空，豈不快哉！實在是可以浮一大白的。

當然，如果僅以考證之新稱許本書，恐怕作者會有“余雖忻感，然究心者固不屬此類”（錢鍾書《談藝錄》）之感。確實，考證是陶淵明研究的基礎(chǔ)，但也只是基礎(chǔ)。所以緊接著，作者就轉(zhuǎn)入思想層面，潛心探究陶淵明獨特的人生哲學及其自我的形成過程。其中最重磅的一篇當屬第三章《誠之以求真：陶淵明的人生行思》——且不說最后作為的總題“誠與真”即從此出，就是單論篇幅，這也是全書中的第一篇大文章。

何謂“誠之以求真”？這委實是個讓人熟悉又陌生的提法。眾所周知，“誠之”是《中庸》與宋學中所指示的工夫，“真”則是《莊子》與玄學里所標舉的境界，單看標題就能生出種種問題：陶淵明的思想與這兩派分別有何關(guān)系？為什么陶淵明不以“道”本身的方式，卻以“儒”的方式達致“道”的境界？最后，即便能用“誠之以求真”加以概括，其具體內(nèi)涵又是什么？凡此，都可見這簡簡單單的五個字里實則包蘊了諸多問題。若勉強作一節(jié)，自是難以暢言，所以作者最后分成三節(jié)依次詮解。

第一節(jié)先扣住“性”與“自然”，強調(diào)陶淵明思想上深受郭象“萬物各盡其性即自然”的影響，反駁了陳寅恪先生認為陶淵明上承嵇、阮的“舊自然說”、主張“新自然說”的觀點。第二節(jié)“真之境”，更進一步闡述了陶淵明人生與文學中的“任真”。作者認為，陶淵明秉持著齊同萬物、委運順化的態(tài)度，又極其自覺地體認本性、追求盡性，久而久之，遂形成了自然率真的生命風度與展露本性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過，如果像當時玄學諸人一般僅以莊子式的退與忘來追求這一真境，是很難不流于虛無誕妄的，陶淵明則異于是。他無心構(gòu)建系統(tǒng)的思想體系，也不斤斤計較儒、道兩家究竟有何分別，他所看重的就是如何篤厚真誠地體認并實踐，他要依靠自己意志的力量達到這一真境，在成己的同時成物。在此，作者巧妙地借用了“誠之”的概念來定義這一方式，既因流而溯源，又引后以明前，生動地揭出了陶淵明暗契孔子、遙啟宋人之處。也正因為此種明確的追求與兼容的態(tài)度，陶淵明不期然而然地開創(chuàng)了一種嶄新的人生之道——以儒家的道德意志希企道家的心靈自由，也就是“以貫徹道德意志，并敦行實踐的方式，最后達致自然真誠的人生境界與自由的心靈境界”（《前言》第5頁/新版《前言》第7頁），一言以蔽之，就是“誠之以求真”。

要之，此章從時代性與超時代性兩個層次，分別展示了陶淵明思想上浸潤玄風的一面，與他在玄風流行中轉(zhuǎn)能化虛為實的一面，對陶淵明思想結(jié)構(gòu)作了全新概括，從而展現(xiàn)出了陶淵明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獨立千古的地位，其為功不可謂不大！

在詳實的史實考證與深切的思想分判之后，作者回歸到詩歌本身，致力于將風格分析落實到技術(shù)層面，悉心呈現(xiàn)陶詩的成道之技，并在此基礎(chǔ)上，走進陶淵明的文學與心靈。

本編的內(nèi)容可謂作者的當行本色。文中時有一些精警的論斷，如“陶淵明的文學，首先是拒絕的文學，而不是迎合的文學”（第270頁/新版第344頁）；“讀陶詩不但要觀其曠達深靜，也要觀其憂憤沉郁；不但要觀其疏淡樸拙，也要觀其耿介峻潔”（第261頁/新版第350頁）；與六朝詩人相較，陶淵明“并不用力于一絲不茍地臨摹自然，而是善于抓住自然與日常生活的律動”（第326—327頁/新版第439頁）等等，無不令人嘆賞。而在這諸多文章中，甚至全書之中，私心最喜歡的當屬《疏世之隱與“邊境”文學》。

作者先從個人與人世的關(guān)系角度，區(qū)分出避世、待世、順世、玩世與疏世五種隱逸類型，陶淵明則是疏世之隱的代表。之所以選擇這種若即若離、自為自在的隱逸方式，是因為他內(nèi)心中疏離、和解與安頓三個層次的心理與現(xiàn)實需求，如此便造成了一種“疏而不絕、愛而不諧”之隱（第245頁/新版第330頁），更在這一生存狀態(tài)中自然而蘊育出一種獨特的“邊境意識”?！霸诳臻g，陶淵明描寫與人世、山林皆有區(qū)別的田園生活；在時間上，它是過來與未來之間的現(xiàn)在，是真實歷史之外的避難所；從心理上說，邊境是陶淵明拒絕欲望世界和安頓心靈的避難所。”（第250頁/新版第336頁）縱觀整個中國文學史，不論疏離感的表達與疏離姿態(tài)的書寫，還是文學上純?nèi)蛔宰愕膶偌菏澜缰闪?，陶淵明都有開創(chuàng)意義。文章中既不倚仗稀見的材料，也不乞靈于西方的理論，拈出“邊境”一詞統(tǒng)攝了陶詩主題，雖然只是娓娓道來，卻最能見出陶淵明的心境。加以一支好筆，讀來尤有酣暢之感。

不過，在上述自成一家言的新說之外，《考論》中還有不少結(jié)論不新甚至可謂陳舊的文章，它們又新在何處？我以為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看。

一方面，結(jié)論雖舊，但論證的角度、思路與方法卻新。陶淵明的名字，“淵明”“潛”“元亮”究竟孰為原名、孰為改名、孰為字，歷來聚訟紛紜?！睹挚肌穭t從陶淵明的堂弟名敬遠入手，推斷陶淵明的原名也應是雙名；再將《悲從弟仲德》與《祭從弟敬遠文》對照勾連，推測“仲德”就是“敬遠”之字；既然 “敬—德”與“明—亮”都有一定的對應關(guān)系，“元”“仲”又都是排行，那么陶淵明本名淵明、字元亮、改名為潛的答案就自然而然地浮出了水面。此一結(jié)論雖與宋人吳仁杰的舊說相同，但論證另辟蹊徑，頗有巧思。

自宋人特別是蘇軾以來，一般認為“見南山”勝于“望南山”，但田曉菲卻在《塵幾錄》，這部近年來影響最大的陶淵明研究論著中，借此重公案提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觀點：我們所熟知的“平淡”的陶淵明，其實是以蘇軾為代表的文人集團通過控制“見南山”等陶集異文的方式“憑空創(chuàng)造”出來的（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犊颊摗返淖髡邉t跳出了以往較為局限的討論思路，全面梳理了陶集與《文選》的版本系統(tǒng)以及詩歌用例，指出“見”“望”兩字各有淵源，“見”字之所以勝出，既因唐、宋以來詩人如錢起、梅堯臣、沈括對煉字的敏感，亦由科舉時代《文選》影響的衰減，更兼宋代審美與文學風尚的變化，實是多種合力的結(jié)果。可以補充的是，西方古典學中就有“不跪拜抄本”的戒律，愿為《塵幾錄》的作者誦之（蘇杰《古典語文學十誡疏證》）。

《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

陶淵明是一位真誠的詩人，古今幾無異辭，宇文所安卻提出，陶詩是一種“自傳詩”，陶淵明也分明是一個給自己戴上農(nóng)夫面具、不斷偽裝涂飾以求表現(xiàn)自我的詩人，是“一個老練、敏感的人卻期望表現(xiàn)得單純而自然”（《自我的完整映像——自傳詩》）。這是個可以一句話駁倒、但卻難以從學理上論證的棘手問題。作者則不僅直入巢穴，掘出“自傳詩”的西方理論依據(jù)，更借助心理學的方法，通過區(qū)分物質(zhì)自我、社會自我與精神自我，并勾勒陶淵明的自我認識、發(fā)展與展示的情形，最后強調(diào)“農(nóng)人”至多只是陶淵明的眾多的“社會自我”之一，更重要的是在這一背后高度同一且穩(wěn)定的“精神自我”，我們無法根據(jù)詩歌的描述否定他的真誠。

不得不說，起初我對作者花費如此多的筆墨與田曉菲、宇文所安“作戰(zhàn)”也是有些不解的，一方面，兩家之說并非全無所見，如田曉菲對傳統(tǒng)文獻形成機制的反思自有啟發(fā)意義，另一方面，更感到他“所‘瞄準’的對象”實在未必值得如此多的子彈。但反復思量以后我才意識到，也許恰恰是因為他們的觀點不無道理，甚至還有近是之處，才最容易讓人迷惑。試想，如果選擇少數(shù)派異文，冠以“手抄本文化”之名讀陶，會不會終以幅巾敝裘為奇裝異服？如果按照“自傳詩”之說說陶，又會不會終“以高士為小人”（《馬一浮全集·語錄類編》）？在兩家的觀念中，不僅自蘇軾以來對陶淵明的理解是“假的”，陶詩里所寫的自我也是“假的”，借用宇文“雙重自我”的概念，可說是“雙重幻象”。但他們自己的解讀呢？

近年來，宇文在一篇訪談中重申了他的觀點，然后說：“不過，（對于陶淵明而言），這也只是一種語言的游戲?！保▌⒃啡纭抖L宇文所安》）在我看來，與其說陶詩是一種“語言的游戲”，毋寧說宇文夫婦的討論本身才更像是一種“語言的游戲”，一種脫離中國古典傳統(tǒng)而沉迷于解構(gòu)主義的游戲。這種游戲，作為小菜偶爾換換口味未嘗不可，但如果竟作為主食，最終恐怕是會讓人營養(yǎng)不良以至沉疴難起的。所以，作者以“系統(tǒng)的文獻梳理”抵御“手抄本文化”，以“心理學”對陣“擬劇理論”與“新批評”，用歸屬相同又截然有別的方法，毫不留情地拆穿了這些把戲。此種剛腸嫉惡的態(tài)度真與自謂“性剛”的陶淵明頗有幾分相似。

另一方面，觀點雖舊，但在學術(shù)脈絡中審視卻新。一般而言，學術(shù)研究強調(diào)的是后來者充分吸收前此的學術(shù)積累然后推進，但有時圍繞某些具體問題的探討，又會因為史料的限制或者解說的分歧等各種原因陷入僵局，留下一段段不了的公案。陶淵明研究尤其如此，不必說其他，單看陶淵明姓甚名誰、壽至何數(shù)、家世如何這些基本問題，時至今日，學界都還在爭論不休，即可窺見一斑了。如果不是刻意求勝、另立新說的話，多數(shù)時候我們只會擇一而用又或存而不論，作者卻不懼艱險、一往直前，希望通過徹底清理歧說，給諸多陳年舊案下一終審判決。

舉例來說，《門第考》，作者在錢大昕、唐長孺的基礎(chǔ)上，從史源與職官兩個方面認定陶淵明是江州地方上的高門士族，而非寒門庶族；《初仕考》，在敖雪崗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明確陶淵明的起家官“州祭酒”是祭酒從事史，而非別駕祭酒；《辭官考》，認同楊聯(lián)陞的觀點，以為五斗米就是每日的俸祿，而且發(fā)現(xiàn)陶淵明在辭官時其實放棄了所有的俸祿，絕無貪污之可能。在討論的過程中，作者以“八面受敵”之法，極盡質(zhì)疑問難之能事，必至于無懈可擊而后可。如針對陶澍《答龐參軍》二首系年的新說，作者從多重角度反復辨析，最后定案說：“總而言之，陶澍完全基于大膽想象，加上不小心的論證，給出了一個離奇的解釋?！保ǖ?01頁/新版第135頁）令人瞿然而驚。正是在諸多似此般堅確不移的按斷之上，作者最后得出的觀點也都有如精金良鐵，擲地有聲。

強求學術(shù)觀點定于一尊未必是好事，但在某些領(lǐng)域，特別是一些事關(guān)重大的基本問題上形成較為廣泛的共識，卻也很有必要。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基礎(chǔ)，才不會帶來過多的重復勞動，也才更容易實現(xiàn)研究的持續(xù)推進。以學術(shù)史的眼光看，作者的論述無疑為今后的陶詩研究奠定了一個堅實基礎(chǔ)，從而煥發(fā)著簇新的光彩。在如今“新新不已”的環(huán)境中，作者這份堅守“舊論”的良苦用心，值得特別表出。

附帶一提，作者在回顧陶詩研究史時下過一番披沙揀金的大功夫。記得有次與劉老師閑談，我問，你覺得近代學人中研究陶詩較好的有哪些？他說，如顧隨、潘伯鷹等人都不錯。我當時一愣。顧隨我是知道的，但潘伯鷹難不成還編過《陶淵明詩選》？后來我才知道，這說的是潘伯鷹署名鳧公的一篇《陶詩小識》。此文幾乎從未有人留意，作者則從大量民國舊稿將它重新發(fā)掘出來，愛它能以少少許勝多多許，在《考論》中多有引用與發(fā)揮。舉此一例，其余可以概見。

此外，《考論》雖然是圍繞陶淵明的專人研究，但某些論斷實可視為古典詩文研究的通例?！罢_的系年，應當時間、地點、職官、人物各個要素完全吻合”（第102頁/新版第137頁），可視為詩文系年的準則?！拔谋镜牟环€(wěn)定性并不是鈔本時代的特征，而是文本超越時代的基本特征”（第60頁/新版第78頁），亦是切中時弊的藥石之言。至于“誠之以求真”這一總結(jié)，從某種意義上說，更有超出思想而關(guān)乎人生的意義?！罢嬲吖倘皇钦\之所致，而達致真境之后，仍要誠之不已，方能不退不墮”（《前言》第6頁/新版《前言》第8頁），這難道真的只是在說陶淵明么？此言可以深味。

如果我的這些概括雖然減損了原文的風神、但意思大體不差的話，那么，本文開篇所提的問題就已不言自明：陶淵明不僅可以再研究，而且還大可研究！

實際上，上文提到的還只是《考論》的一部分內(nèi)容，陶淵明究竟為什么不愿意見督郵？“有晉征士”陶淵明為何最后卻傳在《宋書》？陶詩與《論語》在語、意、神上有何相通之處？又如何承繼左思風力、嗣宗章法？陶詩怎樣以反問與疑問變緩為急，又怎樣以反問實現(xiàn)詩意延宕？西方的文藝理論又是否適用于陶詩解讀？《飲酒》二十首，為何分明有酒、有故人，卻不招之同飲，卻在“顧影獨盡”之后又命故人書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種的是什么“豆”,“豆苗稀”又真是因為陶淵明疏懶么？《神釋》中的“萬象自森著”，是“萬象”還是“萬理”？“種苗在東皋”這句江淹的擬作，最像陶詩的字又是哪個？對這些大到理論、小到字句的疑難，作者都給出了確切而會心的解釋，至于上述問題的答案就留待讀者自己去書中披尋了。

總之，《考論》一方面積極借鑒歷史與思想領(lǐng)域的研究成果，以解決陶淵明生平與思想研究中的公案，另一方面又悉心涵泳陶淵明的詩文本身，來勾勒陶詩的風格面貌和詩藝特征。而且，《考論》在深入中國古典詩歌與文化傳統(tǒng)的同時，又充分運用現(xiàn)代學術(shù)的方法與理論，對陶淵明研究中的眾多問題都作了窮根追底式的探索。朱光潛先生曾以陶淵明為例談中國文學研究的理想，他說：“對于陶淵明要‘打一個欠呵問到底，還問欠呵怎樣起’。”（朱光潛《中國文學之未開辟的領(lǐng)土》）就本書探討的問題而言，這一設想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現(xiàn)實。不僅如此，《考論》雖取徑極廣闊，但目標又極明確：不論動用何種手段和工具，無一例外都是為了更深入、更徹底地了解陶淵明，也就是“讀懂陶淵明”服務的。從表面上看，《考論》似乎是由一個個獨立的專題研究組成，但讀完全書，又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路數(shù)迥然不同的考證、辨析與論述又都息息相關(guān)，甚至可以融成一片，想來在作者心中，分明有一個活著的陶淵明。

在歡喜贊嘆之余，我也還想指出《考論》技術(shù)處理上的可議之處，主要有三。一是文體。《考論》的主體是選擇重要問題展開論證，引用陶詩大都是只言片語，當作論據(jù)使用，不免深入而不能淺出?？赡茏髡咭惨庾R到這一問題，在如《真切與深廣：陶詩田園書寫的特色》等文中就選擇一些重要詩篇作通貫解讀，以彌補缺憾。但如此一來，便有賞析與論說兩體，似乎倫類不侔，如何更好地融為一爐還值得思量。二是镕裁?！犊颊摗氛饕旮?，但有時引文嫌長。如《陶淵明的“自我”》一文，每節(jié)先都摘錄心理學的定義，再本之解說，如此反復循環(huán)。我初讀之時，常感需要在兩套話語系統(tǒng)之間來回切換，不太適應。相較宇文所安隱去理論的流暢，不得不說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的。當然，古人引文可以刪縮節(jié)略甚至改寫，但今人限于學術(shù)規(guī)范不得不引用原文，如何調(diào)和多種文風使之有統(tǒng)一的面貌也是可以進一步探索的問題。三是復重?！犊颊摗返奈恼虏蛔饔谝粫r，即或作于一時也因偶失檢照，存在一些面目相近的論述與引用。論《停云》詩意（第249頁、第264頁、第353頁）、“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與《莊子·則陽》暗合（第136頁、第289頁），引潘德輿《養(yǎng)一齋詩話》論陶語（第162頁、第260頁、第266頁）、錢鍾書《談藝錄》論陶淵明通文于詩（第281頁、第334頁、第357頁）以及傅雷為《約翰·克里斯多夫》所作的獻辭（第200頁、第292頁）等，都不止一次，宜作調(diào)整。

當然，我相信對作者來說，這些問題都不難解決。要說真正的困難，還在文外。

生于今之世，論文總是要發(fā)表才“有用”的，作者也不能例外。但通觀《考論》中的文章，在方法上或極新，或極舊，新到需要引入現(xiàn)代心理學，舊得又好像二三百年前的乾嘉考據(jù)，但獨獨沒有四平八穩(wěn)而又不新不舊的學術(shù)八股文，其難入時俗之眼是可想而知的。寫完新稿，固然欣喜乃至自得，但如果接下來是不可計數(shù)的退稿呢？換作是我，痛定思痛，總歸是要舍己從人的，可在作者那里，在紛繁雜沓的苦惱之后，還是不改故轍的傲兀。這不禁讓我想到作者對陶淵明的評價，“陶淵明是一類偉大的失敗者的代表。他們也曾經(jīng)寄望通過部分妥協(xié)在世俗中謀得一席之地，卻最終發(fā)現(xiàn)這是不可能達成的目標，轉(zhuǎn)而徹底拒絕世俗的標準，完全回到自己的信念中”（第162頁/新版第209頁），最終固守自己的選擇。這說的不也是作者自己么？在我看來，固然是作者在傳達對陶淵明的個人理解，但與此同時，也是陶淵明塑造了作者今天的面目，喟嘆之余，應是無悔。

以我對劉老師的了解來說，《考論》雖然是一部嚴謹?shù)膶W術(shù)著作，然而寫它的，澆灌它的，歸根結(jié)底是個“有少年心的詩人”，有一顆沒有被染污的詩心，也才有新鮮而有情的語言。在一再閱讀的過程中，我有時感到是在面對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雖然這棵樹不時旁逸斜出，橫生杈枒，但在無數(shù)杈枒之中，是郁郁勃勃、一片生機。即此一點，就讓它勝過一切枯枝槁木了?；谝陨显颍蚁胍赃@段“不大規(guī)范”的話來結(jié)束本篇書評，同時更向讀者鄭重推薦此書！

作者為青年學者，現(xiàn)任教于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