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yè)科學雜志的崛興
科學雜志的轉型大致發(fā)生在19世紀中期，在此之前，科學雜志的性質(zhì)定位如同“科學家”身份一樣是曖昧不清的，它們與科學新發(fā)現(xiàn)的宣布并不相關，更像是一種紳士行為準則，如達爾文和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禮貌性地在《林奈學會會刊》（Proceedings of the Linnean Society）上宣布其自然選擇理論那樣。巴貝奇意圖模仿法國科學家們的例子，只因后者形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慣例——無論何人，科學事業(yè)最重要的成果總會在如《巴黎科學院周報》（Comptes rendus）這樣的權威刊物上發(fā)表正式的科學發(fā)現(xiàn)通告，這是鞏固科學家權威地位的必經(jīng)道路。
19世紀上半葉的英國則是另一番模樣。當時絕大部分新成立科學組織的會刊基本上都模仿皇家學會的《哲學會刊》，四開本、寬邊距、大字體、優(yōu)良光亮的印刷紙，多含有大量手繪彩色插圖，經(jīng)常不定期發(fā)行，期號安排不緊不慢。毫無疑問，這樣的會刊耗資昂貴，售價亦無法壓低，加之不規(guī)律的出版節(jié)奏，導致印量和銷量皆常陷入低迷。購刊顧客主要是資產(chǎn)豐厚的中產(chǎn)階級紳士與貴族，他們將目光投向講述地質(zhì)學、動物學、解剖學、星體天文學等潛在新科學研究的刊物，讓此類制作精致的科學刊物充實自己的藏書室，暗示他們收獲、儲藏的知識是有永恒價值的。
19世紀中期，這些“養(yǎng)尊處優(yōu)”的會刊遭遇了商業(yè)出版公司的新型科學雜志的挑戰(zhàn)，它們采納八開本版式，每月定期發(fā)行，重點照顧普通讀者的知識儲備和閱讀口味。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部頗為長壽的《哲學雜志》（Philosophical Magazine）。該刊由蘇格蘭的鉛版改良者亞歷山大·蒂洛赫（Alexander Tilloch，1817-1893）創(chuàng)辦于1798年，約五十年后，隨著雜志合并當時另外三家知名科學雜志——尼科爾森的《自然哲學、化學與藝術期刊》（Journal of Natural Philosophy,Chemistry,and the Arts）、專注化學的《哲學年鑒》（Annals of Philosophy）和《愛丁堡科學學刊》（Edinburgh Journal of Science），它變得更加專業(yè)化，涉及知識領域縮小到集中探討物理與化學兩門中堅學科。隨后，它成了著名科學出版集團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旗下的重要學術刊物，在倫敦科學出版貿(mào)易中享有盛譽。此外，當時集團領導人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1781-1858）在同一時期將博物學研究從中分離出來，單獨發(fā)行一部《博物學年鑒雜志》（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也兼并了另一批難以為繼的博物學月刊，繼續(xù)面向普通讀者出版。
1841年上半年版《哲學雜志》，扉頁文字表明該雜志已合并《哲學年鑒》和《愛丁堡科學學刊》
19世紀上半葉興起的這一批商業(yè)性科學雜志可謂“規(guī)則改變者”。它們通過定期出版，強調(diào)學術發(fā)掘的及時性而非僅是知識的長遠價值，注重實用而非冗長的展示，以此重新定義了一部“科學刊物”的現(xiàn)實意義，變得更像英吉利海峽對岸如法國《化學年鑒》（Annales de Chimie）或德國《物理年鑒》（Annalen der Physik）那樣親近讀者的科學月刊，后者在大眾讀者中間籠絡了一群擁躉，熱銷一時。這些雜志更加精簡、頁數(shù)更少，內(nèi)容集中在某些具體的科學新發(fā)現(xiàn)上，“探索”甚于“博覽”，更像是報紙上的文章。它們是新時代的產(chǎn)物，與讀者有種攜手并進的親密關系。
由此可見，維多利亞時代中后期科學出版取得勃興的調(diào)性，便是在轉向集中于籠絡普通大眾讀者的前提下，爭取縮小涉及知識范疇，在某一點上著重吸引特定興趣讀者，因為這時候受教育程度提高的英國人已經(jīng)不同往昔，他們對科學知識的需求度更高，需要更詳細深入的科學探究闡釋。上述科學刊物的變革與科學出版業(yè)的三縷新風相伴隨，它們毋庸置疑奠定了維多利亞時代以精英學術和大眾知識和諧共筑的“科學帝國”基礎。
首先，新的科學印刷業(yè)成型，尤其是攝影術、機械工程學和科學化管理的應用。到19世紀末，甚至是高度學術化的科學雜志，包括科學書籍中的網(wǎng)目銅版照片已在相當程度上取代木雕刻印圖畫，成為圖像例證的標準形式。同樣，彩印也在橫空出世的短短半個世紀內(nèi)進入許多科學出版物的內(nèi)頁，無論是昂貴的學術專著還是普及性的大眾讀物，這一切皆因攝影技術更全面反映真實原景原物細節(jié)的能力，遠非雕工繪畫可比擬，也最終保障了科學作家及出版商所希冀作品擁有的學術權威；機械工程學造就了機械制動的印刷與排字工序，極大地增速了書刊的生產(chǎn)流程；科學化管理起到了類似的作用，它讓印刷所成了流水線車間，更容易促進印刷程序與工藝制式的雙重標準化發(fā)展，以及最后書刊的廉價走向。
其次，科學出版社新老交接，堅持“紳士準則”、依賴紳士科學圈子供應的約翰·默里與朗文公司不再是科學出版的獨行者，更年輕并充滿活力的新一代知識出版商如勞特里奇、麥克米倫、基根·保羅（Kegan Paul，1828-1902），較之前輩而言更注重前沿學術趨勢。
最后，是教育改革增長了人們對各個層次的科學教科書與參考書的需求，這是讓科學家擺脫私人贊助制度，更多地利用國家與教育機構基金來出版學術作品的一大關鍵，有專業(yè)基礎和興趣的讀者與接受過通識教育的讀者能夠共襄科學進步的盛舉。
在此舉一個有趣的例子——《自然》（Nature）雜志?！蹲匀弧吩缙诎l(fā)家時的自我定位其實是不明晰的，出版商希望延續(xù)倫敦《雅典娜學刊》（Athenaeum）立下的傳統(tǒng)，用一些著名科學家的畫像、簡單科普性質(zhì)的繪畫和專題介紹來尋求暢銷的可能，結果卻不受市場青睞，公司也長期陷入資金困難的境地，一度在19世紀末瀕臨破產(chǎn)。此時，《自然》的出版商才意識到新一代受科學教育訓練過的英國人，其閱讀口味并非在于科普，因為很可能他們的父輩就已經(jīng)受過查爾斯·奈特《便士雜志》和《錢伯斯百科全書》等中低端科普書刊的滋養(yǎng)，甚至還讀過幾位偉大學者的學術論文。他們需要的是科學雜志進一步的“專家化”與“專門化”——換言之，要重新定義何謂“科學雜志”，讓它成為擴大學術研究與創(chuàng)新之影響的標志性介質(zhì)。于是，《自然》開始集結刊發(fā)科學新聞與學術討論，并附帶相關領域?qū)＜业难芯繄蟾妗Ｋ诒M可能保證學科分支全面性的努力下，轉向更長的出版周期。
《自然》雜志沿用至20世紀的圖文標識
其他一些隨同《自然》發(fā)展起來的職業(yè)科學刊物，則更直接地選擇收縮學科專注面。如前所述的《哲學雜志》，明確地瞄準對物理領域有學術旨趣的讀者，它在20世紀早期的物質(zhì)理論大論戰(zhàn)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曾刊登歐內(nèi)斯特·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1885-1962）、約瑟夫·約翰·湯姆遜（Joseph John Thomson，1856-1940）等物理學家關于原子結構與量子理論的關鍵性論文。劍橋大學《生理學期刊》（Journal of Physiology）自1878年創(chuàng)刊起，便是生理學教授邁克爾·福斯特（Michael Foster，1836-1907）的“劍橋?qū)嶒炆韺W派”成員研究成果的重要發(fā)表渠道。同樣，《遺傳學期刊》（Journal of Genetics）也承載著生物學教授威廉·貝特森（William Bateson，1861-1926）創(chuàng)建新遺傳學科的冀望。這些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印刷出版的學術刊物逐漸在全世界部署了供稿作者與編輯團隊，乃至相應地在全世界各大學、專業(yè)圖書館與技術機構擁有了廣泛的訂閱者。所有這一切的實現(xiàn)，便是商業(yè)科學雜志崛興的自然結果。
科學書籍的傳統(tǒng)與變革
直到維多利亞時代結束，科學知識的學術出版雖仍由期刊行業(yè)主導，但19世紀中下期以來科學書籍也開始散發(fā)出巨大光芒。期刊的系列出版特性使出版商便于和書店、讀者分攤成本，從而通過增進發(fā)行量來搶奪市場份額。然而，期刊出版也帶來了一些不便，最明顯的是個別學科（比如實驗物理學與化學）在期刊上獲得了絕無僅有的優(yōu)先權，占據(jù)了幾乎所有科學雜志的多數(shù)版面，是原創(chuàng)研究和“科學公開”類型文章的典型來源，但最終傾向于留存在小范圍的專業(yè)圖書館館藏中。科學書籍則不同，這種版式使它們保留著獨特而重要的價值，例如作為實用知識的參考文獻、作為延伸和引發(fā)議論的方式以及作為學科范式的象征。它們有更豐富的讀者譜系，常常出現(xiàn)在不同社會地位與等級的人群之間，在公共討論時亦更容易被注意到。
在維多利亞時代初期，科學書籍最主要的功能便是作為參考文獻，將學術知識的流動“映射”到實用范疇上，這反映了工業(yè)革命以來，尤其是牛頓、亞當·弗格森和亞當·斯密所代表的不列顛悠久傳統(tǒng)之傳承。像瑪麗·薩默維爾的《論物理科學的關聯(lián)》、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1797-1875）的《地質(zhì)學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這類書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教科書”，卻旨在促使讀者理解科學的規(guī)范、內(nèi)涵及其更大的社會目標，它們迥異于科學雜志的專業(yè)化趨向，無意專注于特定的分支學科，而是以整個科學為舞臺。
到維多利亞時代中期，這種“映射”所具有的巨大開闊性，尤其顯著于激發(fā)廣大民眾對心理科學及進化論的爆發(fā)式爭論浪潮之中。1844年，一部匿名的書稿《造物的自然志遺跡》（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經(jīng)由倫敦醫(yī)藥書籍出版商約翰·丘吉爾（John Churchill，1801-1875）出版，如今已證實是知識出版商同行羅伯特·錢伯斯（Robert Chambers，1865-1933）入行前所著。當時，這部書破天荒地將全面的科學門類以百科全書式的方式整合進發(fā)育進化論的機理，并解釋為生物按照上帝法則從原始向復雜形態(tài)的進化，盡管并沒有多少實在的證據(jù)，但不可否認，它的出版在博物學界與民間同時引起了現(xiàn)象級轟動，影響了達爾文、洪堡等一批重要的專業(yè)性科學家。當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于1859年出版時，民眾對人類進化的反應態(tài)度已沒有那么劇烈了，不僅僅是因為《造物的自然志遺跡》及其后續(xù)種種支持進化論的科學冊子，還因為達爾文與約翰·默里這樣擁護專業(yè)科學權威的大出版商之間的緊密關聯(lián)。正如達爾文本人聲稱，他的書將吸引所有“科學的”與“半科學”的讀者，并掀起接下來一個世紀的進化論主題通俗論著的出版之潮，而除默里以外，朗文、麥克米倫、諾格特乃至劍橋和牛津大學的出版社，也多多少少依靠對相關作者的資助最終加入大眾科學出版的隊伍。
相應地，這些講求實用的科學書籍也很快進入書商的暢銷書單。劍橋大學的出版商約翰·W.帕克（John W.Parker，1791-1870）曾出版一系列科學、哲學、藝術學等方面兼具學術性與通俗性的書籍，如威廉·休厄爾（William Whewell，1794-1866）的三卷《歸納科學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和兩卷《歸納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以及哲學家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名著《邏輯體系》（System of Logic）。19世紀下半葉，整合后的麥克米倫成為全英國資本最雄厚的龍頭出版公司之一，也開始向科教與學術領域進軍，曾出版大量關于達爾文進化論爭議雙方的書籍以及許多普及性科學論著，如1870年為提出價值邊際效用理論的政治經(jīng)濟學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出版基礎教科書《邏輯學初級教程》（Elementary Lessons on Logic）和詮釋“同類替代（Substitution of Similars）”的論文《科學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ce）。
19世紀末，中產(chǎn)階級讀者興起帶來的結果也是實用性科學書籍規(guī)模進一步發(fā)展的結果，交匯出一種新的科學出版現(xiàn)象——科學系列叢書逐漸流行。倫敦出版商基根·保羅公司創(chuàng)建的“國際科學叢書（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eries）”從1872年開始至一戰(zhàn)前夕，共發(fā)行98卷，叢書旨在說明其是“精美、珍貴的大眾科學文庫”，而且擁有“新穎的設計、迷人的形式、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適中的價格”，對“吸收實用知識是必不可少的”。19世紀已有科學著作經(jīng)典組成的系列叢書也變得層出不窮，比如倫敦出版商約瑟夫·M.登特（Joseph M.Dent，1791-1870）在出版了丁尼生、簡·奧斯丁和莎士比亞的文學經(jīng)典系列后，于1904年正式推出“凡人書庫叢書（Everyman’s Library Series）”。這套叢書每本售價僅1先令，但主題涉獵廣泛，包羅萬象，也精選了不少知名科學家，如電磁學家法拉第、地質(zhì)學家休·米勒（Hugh Miller，1802-1856）等人的經(jīng)典作品，在20世紀初取得卓越成功。1913年，登特還順勢推出多卷本的《凡人百科全書》（Everyman’s Encyclopaedia）作為補充，各卷可分開購買。
在某些特定領域，例如對外報告實驗室研究與田野調(diào)查結果方面，科學書籍確實有著極其重要的不可替代性。它們不僅僅映照著“科學”與博物館的持續(xù)聯(lián)結，而且作為對公共或私人陳列實驗標本的周密觀察，它們實質(zhì)上就是一種“紙上博物館”。在今天，此類科學書籍或可稱為“論文集”，它們以作者圍繞單一專題撰寫的大量論文構成，有時甚至分為多卷。到了維多利亞時代中期，這一出版形式逐漸成為作者展現(xiàn)、檢驗其專業(yè)學識與能力的社會標準。
需要注意的是，這樣一種科學論文集的出版形式，本來是很可能被其相對內(nèi)行的學術話語限制在一小撮職業(yè)科學家圈子內(nèi)的，但它又是如何在維多利亞時代收獲足夠大的讀者群體而得以成為上述“社會標準”？誠然，那些論文集大多設計有十分美觀的版式，增添了彩色插圖和表格，印刷質(zhì)量上乘，都有利于向大眾傳播，但最重要的還是英國18世紀傳統(tǒng)的紳士閱讀習慣——如古物研究（antiquarianism）的旨趣再次起了作用，被如此自然、正當?shù)匚者M新科學中。尤其在博物學、地質(zhì)學和機械學方面，學科內(nèi)部的進一步分化促使那些針對地方性的、在知識體系上并不細致但較為綜合性的書籍不再受專業(yè)研究者（如植物學家、動物學家、物理動力學家）青睞，轉而成為大眾讀者爭相捧讀的對象。比如早些年羅德里克·默奇森（Roderick Murchison，1792-1871）的《志留系》（Silurian System）和稍晚些年查爾斯·伯德（Charles Bird，1843-1910）的《約克郡地質(zhì)學概覽》（A Short Sketch of the Geology of Yorkshire），都明確向有志于農(nóng)業(yè)或礦業(yè)進步的鄉(xiāng)村紳士讀者致語，從而讓博物學與地質(zhì)學書籍有了和傳統(tǒng)神學、古典書籍并駕齊驅(qū)進入紳士藏書室的資格。
既然科學書籍已經(jīng)突破收支平衡點，進入大眾市場，在論文集的出版商眼中，當然獲利門道多多益善，因此他們在籠絡愛書人、藏書家和對新鮮事物尤有興趣的紳士讀者的同時，自然不會放棄專家讀者。例如博物學書籍中常有將動物、花草、鳥類表現(xiàn)得活靈活現(xiàn)的精美插圖，很容易給予專家讀者直觀的感受，激發(fā)后者創(chuàng)作學術論著的靈感，形成一個隱形的、非功利性的但卻意外富有成效的博物學研究、擴散生態(tài)圈。
博物學家約翰·雷的半身肖像，在雷學會的所有資助出版物上皆會印刷該肖像作為學會標志
博物學的這種市場表現(xiàn)在19世紀下半葉達到巔峰。同一時期，潛在的專家分化也開始了，他們以“旨趣集團”為中心的出版行為很可能與學科的細分專業(yè)化，特別是動物學、植物學、分類學、化石學和實驗生理學相生相隨。比如，19世紀40年代以來，英國建立了許多專門的科學學會，資助會員在博物學細分領域的書籍出版。成立于1844年、以17世紀英國“博物學之父”約翰·雷（John Ray，1627-1705）命名的雷學會（Ray Society）的一大宗旨即發(fā)行動物學的新著或譯著，曾出版過達爾文關于蔓足綱生物分類的卷宗。而1847年倫敦一批化石專家建立的化石學會（Palaeontographical Society），則是專門為了出版諸如腕足類生物殼體或脊椎生物化石等主題的研究成果。毫不意外，“旨趣集團”的出版實踐將同一學科領域的專家、作者、出版商、書商和讀者維系于同一知識通道，大大提高了思想交流的效率。
無論如何，在19、20世紀之交，科學家、出版商、學術機構乃至政府贊助者的聯(lián)合意味著，科學書籍相比一個世紀前已經(jīng)破除了諸多傳播上的桎梏，擁有了穩(wěn)定得多的市場商機，所占銷售份額亦節(jié)節(jié)高升。老牌出版商增加了科學書籍出版計劃，一些新的出版公司也將科學書籍作為其生意的一項基本組成部分。從出版商的角度說，使之成為可能的——或者說在市場影響上他們最為看重的，當然是科學書籍的實用教育意義，這一點與科學期刊截然不同。如果說如達爾文《物種起源》那樣的劃時代著作所具有的是宏觀象征意義——重新擬定了專業(yè)科學的變革方向，那么教科書這一特別書類便在較低的生活層面上不斷裝點、完善著維多利亞時代科學教育事業(yè)的大廈，讓新的科學思想在大學環(huán)境中日趨發(fā)酵。
另一個便于出版商發(fā)揮力量的地方，便是初等教育。在19世紀之前，小學課堂上還沒有標準的幾何、代數(shù)教科書，對于初階的數(shù)學原理教學，小學教師一般使用古希臘數(shù)學家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并長期通過二手書貿(mào)易來滿足需求?！稁缀卧尽吩?8世紀得到了不同種類的改編、調(diào)整與修訂，不少傳統(tǒng)主義教育家仍將其視為當代最好的幾何概論書。但到19世紀末，新的科學出版商試圖挑戰(zhàn)這一古代權威，指出工業(yè)經(jīng)濟時代的幾何命題不應由一位遙遠的古希臘人來指導。
有些專業(yè)化的科學分支，如化學、物理學、地質(zhì)學和生理學，是從19世紀末才開始大規(guī)模進入小學教綱的。雖然錢伯斯兄弟公司從維多利亞時代初期就已開始定期出版科學教科書，但大部分適用于家庭自學而非正規(guī)學校教學。1870年《初等教育法令》（Elementary Education Act）規(guī)定實施國家統(tǒng)一標準的世俗學校教育方案，奠定了學校管理教俗分離的基礎，開啟了近二十載的初等教育轉型之路，最終造就了學校對基礎科學書籍的巨大需求。麥克米倫公司再次走在了變革前沿，從19世紀60年代起發(fā)行了版本眾多、特色鮮明的初等科學教科書，如1866年初版的托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Huxley，1825-1895）《基礎生理學教程》（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和亨利·羅斯科（Henry Roscoe，1800-1836）《基礎化學教程》（Lessons in Elementary Chemistry），并且在接下來數(shù)十年內(nèi)不斷再版，均賣出超過20萬本。
此外，面向中學和大學使用的科學教科書亦迎來轉機。在當時，大學教育體系本身的改革已然為科學理論、經(jīng)驗與學習法的傳播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場需求，無論是在學生還是教師群體當中，科學教科書的市場蓬勃擴張。比如，劍橋大學生理學教授邁克爾·福斯特的《生理學課本》（A Textbook of Physiology）由麥克米倫于1870年首次出版，此后在英國各大學普及開來，成為大學中建立進化論科研傳統(tǒng)的關鍵角色。相似地，1882年麥克米倫還出版了蘇格蘭地質(zhì)學家阿奇博爾德·蓋基（Archibald Geikie）的大部頭《地質(zhì)學課本》（Text-book of Geology），在各大學同樣得到教授們的推薦和使用。19世紀末開始活躍的劍橋與牛津兩所大學的出版社，甚至也將科學出版作為事業(yè)主要支柱。在“漫長的19世紀”，科學出版物的變遷可以說是一部英國知識精英逐漸走出孤立狀態(tài)的故事，更不必說維多利亞時代從盛期到晚期，那些作為作者的科學家實際上躋身為科學工業(yè)大發(fā)展的社會里居于領導的角色之一。他們的出版物傳播受益于市場的變化、教育的普及和各類機構對知識的出版資助，同時也受益于印刷的進步與科學知識出版商的高瞻遠矚，后者將科學家的筆下計劃付諸為真正的實踐，且為之布下恰當?shù)?、富有遠見的讀者宣傳。新的科學雜志與書籍強調(diào)“科學”知識在大英帝國中的顯著位置，催生了自由科學作家和學科專家的聯(lián)盟，使科學從實驗室既能到達貴族和精英手中，也能到達中產(chǎn)階級與工人階級手中。
（本文摘自劉松矗、武玉紅、袁曼書著《書籍與文明：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知識生產(chǎn)與人文景觀》，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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