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遼與南方政權建立關系后的最初階段里（約900-936），韓延徽和張礪分別在這一階段的初期和末期越境入遼，那時邊疆區(qū)域就是一個含混不清的中間地帶。韓延徽越境到新興的遼王朝，在那里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建立起一套唐代的管理體制。雖然張礪入遼是在這一階段的末期，但他在當時已先后為多個南方政權效力過，而且他是以正直著稱的儒家典范。韓、張二人必定相互認識，因為從10世紀30年代開始他們便一同效力于遼。在一系列相互承襲的史料中，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史料強調的重點在不斷變化。在這些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到韓延徽與張礪在不同時間和不同情況下做出了種種不同的選擇。這些不同選擇共同闡釋了在10世紀初的邊疆地區(qū)，邊界與忠之間可能會形成一種怎樣的關系。對于過去歷史的解釋在不斷變化，也在某種意義上向我們展示了，后來的史家是如何試圖理解那些并不符合后來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選擇的。
韓延徽
為遼效力
韓延徽的材料相對較少，有些還不可靠?！杜f五代史》甚至都沒有他的記載，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也只是對他做了簡單的勾勒。但是歐陽修還是值得稱道的，因為他將韓延徽從塵封的歷史中解救了出來。（雖然考慮到歐陽修在寫作時有其道德動機，但我們想他這么做應當有自己的理由。）《資治通鑒》另有大量關于韓延徽的記載，許多可以在《契丹國志》以及之后的《遼史》中找到，當然《遼史》也有其獨有的材料。韓延徽生于黃巢起義時期的邊境幽州（在唐被稱為盧龍），身處一個要對忠做出頻繁選擇的世界。在韓延徽25歲時，他與父親已至少給三位將領效力過，其中兩位將領是以篡權上位的。在幽州境內，長久以來就有節(jié)度使世襲割據(jù)的傳統(tǒng)，離韓延徽最近的是李茂勛家族，統(tǒng)治時期為873-885年，后來由與李茂勛毫無親緣關系的李全忠接管幽州。這些家族的節(jié)度使任命韓延徽的父親韓夢殷相繼為薊、儒、順三州刺史。
895年，韓延徽13歲，新任幽州節(jié)度使李匡籌被扈從官劉仁恭取代。我們無法知道韓夢殷對此次易主的反應，也不知道在他身上發(fā)生了什么，但是我們知道在此之后他“少有英才”的兒子韓延徽因得到劉仁恭的賞識而獲任用。韓延徽的職任要求他必須完全或是絕大部分時間待在這個區(qū)域的中心幽州，并且有一段時間他與馮道同在祗候院效命。
在隨后的907年春，劉仁恭被其子劉守光取代。雖然韓延徽曾得到劉仁恭的青睞，但他轉而為劉守光效力，在其手下任參軍一職。雖然為原來主人的兒子效力并無不妥，但劉守光的篡逆行為似乎使這一問題復雜化?！哆|史·韓延徽傳》對此保持了沉默，也暗示了這一點。出自對韓同情者之手而且可能后來未被改動過的《韓延徽傳》，也僅是輕描淡寫地記述了韓延徽主人的謀逆行為，這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實用主義精神。在那種環(huán)境下，韓延徽選擇留任原職無可厚非。唯一吸引我們注意的是，這與后來的行為標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遼的早期成就
相反，韓延徽的到來和他在遼初的成就被認為相當重要，以致在四種文獻中被記載了七次。所有人都認為劉守光很可能是在907年派身負重任的韓延徽去與阿保機交聘的。韓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后來，韓延徽被阿保機召見，并深得其義，阿保機用以為謀主。在其新任上，韓延徽以唐朝的管理模式，監(jiān)管安排南朝流民在遼定居。他還幫助阿保機“平定”了諸部。
以上僅有的這幾件事不僅表明韓延徽已做好了面對強權的準備，還表明他是一個值得肯定且干練的管理者，具有領導才能，能夠白手起家。這也是那一時期的統(tǒng)治者看重漢官的地方。這些事沒有告訴我們他對自己的處境和選擇是怎樣的感受，但是通過分析文獻中對這些事的解釋，我們一定會有所收獲。因為這些文本歷經(jīng)了三個多世紀的編纂和修訂，所以每一次的編纂與修訂都會體現(xiàn)出不同的關注點。通過將這些關注點不斷變化的材料與早期的記載對比，我們即使不能深刻地理解10世紀本身，但至少也能深刻地體會到：對于最早記錄韓延徽這些事的人來說，這些事并非那么重要。
《通鑒》記載了韓延徽在遼的早期經(jīng)歷，它將韓延徽描述為一個守節(jié)不屈之人，對阿保機的文明開化起了很大作用；同時還將他描繪為一個推動南朝歸附者在遼定居之人。在某種程度上他也是一個天才，因為司馬光傾向于將韓延徽抵達遼的時間定在911年冬至912年。從911年冬截至913年，除其他事情之外，韓延徽在最多兩年的時間里，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事情：牧馬于野、獲得阿保機任命、推動南朝歸附者定居、幫助阿保機平定諸部以及為遼開牙建府。
《通鑒》對《舊五代史》的記述做了重要的補充，這些重要的補充也為后來的文獻所沿用?！锻ㄨb》的這些補充贊揚了述律后對阿保機的建議，她向阿保機指出應當利用韓延徽的長處，而不是用一些卑賤的勞筋苦骨之活來侮辱他：“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jié)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這對強調韓延徽的品質是一個貢獻，比《新五代史》記載詳細，因為《新五代史》僅僅只是說皇帝“知其[韓延徽]材”?！锻ㄨb》沒有批評韓延徽輔弼阿保機，卻暗示他守節(jié)不屈。韓延徽的守節(jié)不屈使其成為“今之賢者”（這也是我要強調的）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而且，司馬光選擇述律后所表達的觀點，說明司馬光也認為：在遼政權內的一些人（包括女性）也公認守節(jié)不屈是衡量越境入遼者的標準。
但用這個故事來說明守節(jié)不屈是10世紀初所展示的或是得到公認的價值觀，是不妥的。因為這僅是一個將最早一批為遼效力的南人作為蠻夷開化者來展示的經(jīng)典故事。作為一個未開化的獨裁者，阿保機一開始并沒有一個用人的標準。但隨著阿保機將韓延徽的例子作為學習的催化劑，同時在述律后明智建議的促進下，他開始認識到道德，并且學會以此來選擇良臣。雖然司馬光將阿保機的轉變歸功于韓延徽，但他還是將阿保機與那些無法應對越境事宜且反復無常的暴君區(qū)別開來。他將阿保機歸為一個能夠看到守節(jié)不屈這一優(yōu)點、愿意向臣僚學習并獎勵他們功績的明君。因此，臣僚為君主忠心效力鞏固了君主的統(tǒng)治。通過展示這些，司馬光已經(jīng)默認了阿保機作為遼朝皇帝的合法性。因此，歐陽修沒有記載此事不僅意味著他不愿承認阿保機有這樣一個學習過程，還意味著與故事里的主角以及與其同時代的司馬光相比，歐陽修在文明與野蠻之間畫了一條更為嚴苛的線。
似乎司馬光看重的是韓延徽為遼開創(chuàng)了一個穩(wěn)定的局面。《通鑒》是第一本告訴我們韓延徽為安置南方民眾做出貢獻的史書。在阿保機新近獲得的這些南人中，大部分人可能是被阿保機俘掠入遼的，也有許多人是作為流民或是因劉守光的暴政入遼的。韓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筑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yè)，逃亡者益少”。他被視為一個能給民眾帶來安定生活、為百姓帶來福祉、減少流民的人，他所做的這一切又反過來促使了稅收的增加。簡而言之，他實現(xiàn)了儒家理想中強國與富民的平衡?！锻ㄨb》使用“漢人”一詞，可能是司馬光在暗示韓延徽幫助的是自己的同胞。但是很明顯，韓延徽在此關注的不是自己的文化屬性，而是百姓的納稅能力。在此，他只是遼朝一介勤勉的官員。
然而，歐陽修通過強調文化差異來展示韓延徽作為臣僚的美德。雖然所有文獻都記載韓延徽幫助阿保機平定與遼相鄰的“諸部”，但是《新五代史》特別提及：阿保機“平定”黨項和室韋兩大部，完全是出于韓延徽的計策?？墒恰缎挛宕贰穮s沒有記載他在安置漢人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功勞。所以雖然歐陽修并不認為韓延徽為遼建立了唐制，但就韓延徽平定那些尚不及阿保機開化的“夷狄”而言，他則被歐陽修視為官員的楷模，因為他使世界變得有序。奇怪的是，韓延徽與任何已知的“平定”黨項和室韋的記載都對應不上。《通鑒》和《契丹國志》僅說征服“諸部（國）”。因此，歐陽修夸大了韓延徽在征服諸部中的作用，目的就是支持自己的觀點。
《遼史》強調的是制度而不是道德使命，才是對國家進行有效管理的基礎。很明顯韓延徽負責“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遼史》三次提及韓延徽是遼朝財政制度的建立者，并且提到他曾任幽州觀察度支使，也意味著他有財政工作的相關經(jīng)驗。因此，我們認為遼朝需要的只是一個專家，因而無須考慮這個專家的道德是否高尚，也無須考慮他是漢人還是蕃人。
在《遼史》中，韓延徽的積極主動充分地反映了作為君主的阿保機不僅擅長選任臣僚，而且信任他的臣僚。但是韓延徽為阿保機效力的熱情更意味著韓延徽忠誠的轉變，這在所有文獻中都記載得很清楚。從純粹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明智的越境行為。韓延徽先前的主人劉守光，不僅危險而且野心勃勃。911年在他遭到來自太原晉的猛烈進攻之后，他的政權已岌岌可危。沒有人再會回到他那里。對于韓延徽來說，接受現(xiàn)實似乎是明智的，他發(fā)現(xiàn)自己幸虧在劉守光政權最后崩塌前逃了出來。我們也應當明白在一個藩鎮(zhèn)的政治結構內能夠獲得的升遷和機遇是有限的，韓延徽要么越境進入一個帝國的朝廷任職，要么足夠幸運能給一位贏得這個帝國的節(jié)度使效力，但這根本是一件無法預知的事情，也是一件完全不能指望的事情。
但也有一些其他促使韓延徽越境入遼的因素。在遼，韓延徽發(fā)現(xiàn)自己深受歡迎。他處在一個令人激動的位置上。在這個職位上，遼朝放手讓他從無到有地為新王朝設計一套新的治理模式，他似乎也有志于去完成這一切。從統(tǒng)治者的角度來看，像韓延徽這樣有著實際經(jīng)驗的人在遼朝初創(chuàng)階段千金難求。阿保機為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需要農(nóng)耕人口的歸附，因而對待他們的方式與對待被征服的游牧人口不同。當韓延徽承擔這項任務的時候，他只有二十來歲，因此他的管理經(jīng)驗一定是有限的，但是他愿意承擔更大的責任，去做那些被認為需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承認他深刻地理解了邊疆地區(qū)社會的多樣性。這里混合著農(nóng)民、牧民、商賈、各種語言，以及各種文化的變體。韓延徽成長于盧龍/幽州的一個官宦家庭，在那里他獲得了人生第一個官職，這些不僅給予了他管理農(nóng)耕人口的經(jīng)驗，還使他熟悉了游牧者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因為經(jīng)營與游牧者的關系也是作為邊境刺史的韓延徽的父親所要處理的政務之一。
這些記述也表明：在韓延徽所處的時代，君主誘使別人的追隨者轉向效忠于自己的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君主自身的權力。阻止像韓延徽這樣的官員選擇另一個主人是一件困難和微妙的事情，需要安全和生活上的激勵機制。此后的三種文獻都提到阿保機以韓延徽為謀主，因此對其“舉動訪焉”。實際上，對于臣僚而言，他們并不受邊界的束縛，他們有選擇主人的自由。每位君主或多或少都會給予侍臣一些獎勵和機會。一個重要的臣僚可以利用自己的稀缺性獲得更好的待遇和更高的職位，韓延徽就是獲益者之一。因此，他是這一時期實踐互惠互利型忠的各級臣僚的典型代表，也是政治分裂時期的典型代表。在闡釋這個互惠互利型忠的時候，雖然所有文獻強調的重點均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清晰地表明：阿保機的魅力贏得了眾多非契丹的臣僚和將領來為其治國。即使11世紀的史家以11世紀的標準，試圖將遼的成就歸功于南人，但他們仍然無法逃避這樣一個事實：那些在此被討論的南人將自己的忠誠獻給了一位北朝的君主，這么做本身就證明了那位君主的合法性。
離開與返回
韓延徽取得的成就、肩負的重任以及對阿保機的依戀，以上這些東西正在變?yōu)檫^去，因為在征服諸部和安居漢人之后，韓延徽向南“逃奔”到李克用之子、后來成為唐莊宗的李存勖那里。韓延徽的這次逃離通常被作為他心系南朝的證據(jù)，甚至是作為他渴望為漢人君主效力的證據(jù)。然而，這個證據(jù)很難持久成立，首先是因為李存勖并不是漢人而是沙陀人，其次更重要的是因為韓延徽后來又自愿返回遼朝。如果我們再一次將韓延徽的行為看作是對互惠互利型忠的實踐，那么韓延徽逃奔至太原的意義則更為重大。唯一與韓延徽早期入遼不同的是，這一次他越境進入的是南朝而不是北朝。
當時李存勖要為自己塑造一個明君的形象，韓延徽的輔佐有助于他實現(xiàn)這個更高的目標，同時韓延徽本人也由此獲益。不幸的是，韓延徽在太原與王緘鬧翻，懼不自安，求歸幽州省母，此時幽州仍在劉守光的控制下。當韓延徽被朋友問及打算時，他回答要重歸遼朝。他對此無所畏懼，因為他是這個王朝不可或缺的。阿保機聞其歸來大悅，這證明韓延徽是對的，而且他獲得了更高的職位。
但我們無法確知韓延徽做這些事的時間。韓延徽的對手王緘于913年12月被殺，而我們既不知道韓延徽前往太原的確切時間，也不知道他離開那兒前往幽州的時間。但我們知道的是韓延徽已于916年返回遼朝。因此，極有可能是他并未離開幽州而在此停留了一段時間，直至王緘死去才前往遼。這就引發(fā)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韓延徽直至他的政敵王緘死去才離開幽州前往遼的話，那么政敵的死則保證了他即使返回太原也高枕無憂，所以這也就意味著王緘的嫉恨只是韓延徽找的一個方便其回到遼朝權傾一時職位上的借口。這一職位上的權勢似乎要比在李存勖手下獲得的權勢大得多，因為10年后李存勖才建立起自己的王朝。
再次比較這些記載，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事情構成了《舊五代史·韓延徽傳》一半以上的內容。但是歐陽修的觀點被更為廣泛地傳播，因為后來的史家均將韓延徽的兩次越境作為評價那個時代的工具?！锻ㄨb》和《契丹國志》再次強調了韓延徽對君主的價值，并且注意到了李存勖“欲置之幕府”，因此也解釋了王緘的嫉恨是因為韓延徽可能要取而代之。這些文獻也暗示了韓延徽的孝心是真實的，并不僅僅是口頭上說說。文獻中記載他不僅“求歸幽州省其母”，而且真的這么做了。韓延徽后來向阿保機解釋他秘密離開遼是因為他害怕回幽州省母遭到拒絕。
耶律阿保機雕像
《遼史》借此機會點出了古代孝順與忠君之間的緊張關系。在韓延徽返遼后，他解釋離去的原因是：“忘親非孝，棄君非忠。臣雖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復來?！痹诖?，韓延徽雖然得以盡孝，但最終選擇的還是忠君。面對忠與孝這兩個相互對立的事物，元朝史官的選擇是簡單明了的，但是選擇為征服者蒙古人效力才是困擾他們的問題。同時，《遼史》輕描淡寫了韓延徽對君主的價值。然而，早期的文獻記載阿保機聞韓延徽歸來大悅，稱韓延徽如自天而下，但是《遼史》則據(jù)實記載了韓延徽被賜予契丹名匣列，意為“復來”。在此，《遼史》只想突出韓延徽為遼效力這層意思，因而抹去了他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力。
《遼史》更進一步詳述了韓延徽的南歸，解釋道“慨然懷其鄉(xiāng)里，賦詩見意，遂亡歸唐”。到14世紀為止，思念家鄉(xiāng)已司空見慣，且已完全被接受。元代史家將韓延徽的南歸歸結為心系故土，同時他們也將韓延徽的離去所隱含的對阿保機的批評統(tǒng)統(tǒng)刪去?！哆|史》沒有留下阿保機對韓延徽待之不恭的任何痕跡，因為保留阿保機待之不恭的痕跡在元代就可能會被認為是以古諷今，這對于《遼史》的纂修者來說是很危險的，而且韓延徽《遼史》本傳記載當他逃奔南朝時，“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比還，復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讯弧?。超自然的因素增強了整個事件的戲劇性，突出了該事件的重要性，使沖突更具張力。韓延徽被描述為一個思念家鄉(xiāng)的南人，以此強調他對契丹君主的價值。邊界的概念對于《遼史》的編纂者以及11世紀的史家來說是同樣清晰的，但是《遼史》的編纂者提供了一個在道德上讓各方都認可的說法。
在韓延徽北歸后，阿保機通過讓他身居高位，賦予了他正式的行政權。這一切都意味著他重新拾起了先前停止的制度建設。阿保機為了留住韓延徽，“待之益厚”，《通鑒》和《契丹國志》也是這么說的。這與兩書記載的韓延徽寫給李存勖用以解釋他為何北去的書信是相吻合的：“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xiāng)，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托?！敝八抉R光展示了韓延徽真正孝順的一面，現(xiàn)在卻說韓延徽希望見到母親終究只是一個借口。也許司馬光希望展現(xiàn)的是，韓延徽更為顧忌對李存勖的背叛而不是對阿保機的背叛，因而韓延徽甚至以背負不孝之名為代價換取李存勖的諒解。不過我們應當注意，《通鑒》所載的這封信表明韓延徽既不在乎阿保機是契丹人，也不在乎太原的統(tǒng)治者是沙陀的后裔。因此，統(tǒng)治者的文化屬性與被認為屬于他的忠之間沒有必然聯(lián)系。
然后，司馬光又話鋒一轉：“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11世紀南牧一詞自然含有寇掠之意，那么當司馬光觀察到“終同光（923-926）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時，他迅即將阻止契丹南牧一事全歸功于韓延徽了。但是韓延徽的承諾不應當被解釋為他在乎南朝的領土完整。邊界安全是各個政權在邊疆區(qū)域內所要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邊界安全與各政權對資源的控制密切相關，對資源的控制主要是指對人口和他們可移動的財產(chǎn)的控制，只將視線盯在一塊特定的土地上是無法保證其安全的。更重要的是，韓延徽保護南朝的承諾凸顯了《通鑒》中越境為遼效力的那些人心系南朝?！哆|史》完全忽略了這點，只是記述了韓延徽在925-926年征服渤海中起到的軍事作用。《遼史》這么做不足為奇。
《遼史》同樣忽略了《通鑒》對姚坤告哀于遼的記載，姚坤告訴阿保機后唐李存勖死于926年。阿保機抓住時機提出后唐用幾個州縣作為遼暫停南侵的回報，姚坤的回復“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激怒了阿保機。很顯然是韓延徽通過勸諫皇帝，救了使臣姚坤一命。這個事件通常被解讀為又一個胡漢之間有關領土沖突的問題。同時在這個事件中，韓延徽打消了阿保機的野心，保護了他的漢人同僚。但是，我們反而可以將韓延徽的不同意見視為一條分界線，它界定了在對待使臣上人們認可的行為和不認可的行為。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在這一時期使臣常被欺凌。
韓延徽似乎認為加入遼政權的人越多越好，至于這些人來自何處并不重要。因而，無論韓延徽是為了保護南朝的領土，還是為了維護后唐統(tǒng)治者的利益，以上這兩種觀點對于韓延徽所處的那個時代來說都是錯誤的。如果說韓延徽有一種超前的疆域觀念和一種對南朝異乎尋常的文化依戀，雖然說這不是不可能，但這與他先前的行為并不相符。那么，對于韓延徽來說，提醒他的主人在鄰國的君主面前展現(xiàn)出一個與之相稱的莊嚴形象才更具有意義，因為阿保機常被認為無法比肩他的對手。如果阿保機違背了國家間在邊疆地區(qū)公認的行為準則，那么他的道德形象和政治地位將被大打折扣。因此，我們反而可以將這一事件作為韓延徽對阿保機效忠的有力證據(jù)，這種效忠是以經(jīng)典的直言敢諫的方式來表達的。隨后，《遼史》拋棄了所有標志著韓延徽心系南朝的記述，也就意味著這是《遼史》有意為之的一條編纂方針。
韓延徽似乎輕松地穿梭往來于南朝與北朝的君主之間，這充分地表明文化差異不是他做決定的因素。文獻中從未提及這樣的差異，反而將韓延徽的北歸明確說成是因為人事紛爭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機。當然，有人還會爭辯說，是因為來自王緘的潛在威脅嚴重到迫使韓延徽不顧文化差異再次投奔北朝。實際上，司馬光在后來補充道“因以老母為托”，也證明了對于韓延徽來說這不是一個真正的危機。但是這一觀點完全是建立在假設基礎之上的，沒有真憑實據(jù)。如果韓延徽已為文化差異所困擾，那么他可能早就逃到河北中部和南部的幾個藩鎮(zhèn)去了，甚至都逃到后梁去了，然而他選擇了北歸。
阿保機死后，直至遼朝的新君主德光派韓延徽出使后晉（936-947），我們沒有再聽到關于他的任何消息。德光派他出使的時間很可能是在石敬瑭發(fā)動對后唐的戰(zhàn)爭之時或是在此之后，然而對于此次出使，我們沒有更為詳細的信息。戰(zhàn)爭以趙德鈞和趙延壽的軍隊投降而告終，其中有位文官叫張礪，他先前的履歷可以與韓延徽的例子做一個有益的對比。
為南朝效力
張礪的材料特別豐富，有三個完整的傳，其中最早的一個演化為兩個不同的版本。與韓延徽的材料相比，也許《舊五代史》中張礪的材料能使我們更為接近10世紀。
張礪來自韓延徽所在的邊疆地區(qū)的另一側，也就是河北西南部。進入10世紀20年代，張礪的出生地滏陽要抵御來自河東太原晉和河北中部趙王的進攻，這里作為相州的一部分從唐末至五代初幾易其主。由于張礪祖輩務農(nóng)，這似乎對他本人沒有什么影響。《舊五代史》記載張礪是作為一個典型的天才被發(fā)現(xiàn)的。對于張礪而言，他與資助其參加科舉的李愚之間的關系對他影響深遠。張礪似乎以他對李愚的感恩方式來回饋那些幫助過他的人?！独钣迋鳌窂娬{李愚的天才和儒家美德使其成為張礪的楷模。張礪也正是因為堅守道德準則、忠貞不貳才名垂史冊。
我們可以想象當張礪像往常一樣為解決鄰里糾紛親詣衙門時，他與李愚相遇的場景?！独钣迋鳌犯嬖V我們貞明中（915-921），張礪離開李愚為之效力的后梁，投奔太原的李存勖，李是后梁不共戴天的敵人。與之前的韓延徽一樣，張礪馬上在太原府獲得了一個職位。這在《舊五代史》中并不算什么，最多就是指為一個雄心萬丈的年輕節(jié)度使效力前途無量。我們可能會對張礪的行為感到吃驚，但與他同時代的人很可能早已司空見慣。
以后來的標準，特別是在梁與太原最后攤牌的緊要關頭，張礪北去太原晉政權的行為，不僅是對他從前的資助者李愚的一種拋棄，而且是對李愚的一種羞辱。然而，張礪在晉那里“出入崇闥之間，揄揚愚之節(jié)概”，并對“北人”言及李愚所做之文。同時，李愚因抨擊后梁君主的兄弟而遭貶謫。當李存勖登基并恢復唐王朝的時候，李愚大概是以降官身份進入新朝廷的，李存勖隨之使其官任原職。總之，新政權已經(jīng)接納了李愚，但是李愚本傳在此提到張礪“揄揚（李）愚之節(jié)概”一事，主要是說李愚的美德在緊要關頭為自己贏得了幫助。雖然這個故事也展示了張礪個人對李愚的效忠，但它僅是這個故事的副產(chǎn)品。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互惠互利型的忠和易主行為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了。
張礪在923年前后成為進士，獲得朝廷里的一個小職位。在隨后的925年，后唐年輕的皇子李繼岌率領后唐軍隊征伐前蜀。在征伐前蜀的過程中，張礪作為李愚身邊的一名軍書為其效力。然而，在張礪最早的傳中，并沒有將他與李愚聯(lián)系在一起，而是將他與征伐的實際指揮者郭崇韜聯(lián)系在一起，據(jù)說是郭崇韜特地為張礪奏請的該職位。
張礪與郭崇韜的聯(lián)系有助于突出張礪本人的美德。平蜀后，郭崇韜的政敵在朝廷里對其大肆抹黑，皇太后令李繼岌殺了他。當郭崇韜在李繼岌的府上被殺時，郭的親信皆因害怕而奔逃，唯有張礪來到現(xiàn)場，為郭崇韜慟哭。張礪不懼個人安危譴責李繼岌違背道義而使其難堪，因此“時人皆服其高義”。也許對于張礪更為重要的是，要報答郭崇韜對自己的賞識，因為當時是郭崇韜在征蜀大軍中為他奏請了軍書一職。
就像在《契丹國志》里看到的那樣，張礪的個人忠誠對于后來的史家來說依然很重要。該書刪節(jié)了《通鑒》的內容，以致葉隆禮錯誤地將張礪直接隸于李繼岌麾下，并且錯誤地記載了張礪去哀悼魏王李繼岌，而完全沒有提及郭崇韜。雖然這確實是一個錯誤，但所要強調的關鍵點仍是一樣的。張礪效忠的承諾仍舊是個人對個人的，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上的個人對君主的效忠或是個人對國家的效忠。
然而張礪也展示出這么一種意識形態(tài)上（實際上是等級差異型）的忠。雖然張礪對謀殺郭崇韜表示抗議，但他仍隸于郭的副手后來的繼任者任圜麾下，因為任圜無需對郭崇韜的死負責。之后，后唐軍隊于926年初班師東歸，后唐驍將康延孝在他們后方叛亂，但被張礪獻計所俘。當他們抵達鳳翔時，該地的一名監(jiān)軍聞聽李嗣源挑戰(zhàn)后唐皇權，便扣留康延孝，希望竊取俘獲他的獎賞。
在張礪最早的傳中，他再次強烈建議：“安得違詔養(yǎng)禍，是破檻放虎，自貽其咎也。公若不決，余自殺此賊?！彼匀梧鳌安坏靡?，遂誅延孝”。隨著張礪勇敢地堅決反對中斷執(zhí)行命令，他作為臣僚的美德也躍然紙上。在此，張礪對國家的忠是一種對天下大治的責任，他敢言直諫恰恰在那一時刻增強了國家的合法性，因為當時10世紀的史家都已知道后唐的君主李存勖即將被另一個人取代。
但是我們也可以將張礪的建議解讀為他個人仍效忠于李存勖本人，因為張礪在10年前已經(jīng)轉向效忠于他。這種解釋與《舊五代史》對張礪品質的最早記述是一致的，《舊五代史》甚至使用明顯帶有忠義色彩的語言來描繪他。相反，《通鑒》實際上雖然講述了同樣的故事，但是將時間提前了兩個月，并將叛將的名字改為李紹琛。雖然《通鑒》記載的事件和表達的態(tài)度與《舊五代史》是一致的，但《通鑒》記載此事的時間比《舊五代史》早了兩個月，那么《通鑒》就剪斷了張礪與李存勖垮臺之間的聯(lián)系。所以《通鑒》認為張礪只效忠于國家大治和國家權威這個概念，這也許與11世紀的觀念是相吻合的。
然而，我們應當注意到的是，雖然《張礪傳》暗示其忠貞不貳，但他依然在新皇帝李嗣源的手下為官。在10世紀初，因為君主無道而拒絕為其效力是不可想象的；唯一不愿將他們的忠誠轉投給新皇帝者，是那些以武力負隅頑抗之人。就像在遼，因為需要官員，所以職位唾手可得。因此，選任標準也就相對寬松。雖然李嗣源因張礪在文學上久負盛名，將其召為翰林學士，但是張礪與另一位同僚為進士所撰的格詩格賦，因為做得不好，未能得到宰相的認可。此后接手此事者，推說自己只是僥幸及第，根本無法勝任此項工作。這一自謙的回答意味著張礪名不副實，但是很明顯這樣有失水準的官員非常普遍，這也反映了科考的弊端以及人才的極度匱乏。這也解釋了為何張礪是以其美德著稱，而不是以其能力著稱。
在文學領域以外，道義也是張礪做事的一個重要動力。10世紀20年代末，張礪丁父母憂，于931年回朝任職。此后不久，父之妾卒。張礪待其如生母，以致他的孩子都稱其為“祖母”。雖然妾室不享有官方服喪的待遇，但張礪還是力圖為其服喪。當時他的同僚對此未置可否，張礪找了個折中的辦法，回到滏陽，在整個服喪期他都過著丁憂的生活。那些認識他的人都對其表示贊賞，當他回到朝廷時，得到了擢升。這種極致的孝順行為有助于《舊五代史》將張礪描繪為一個品行極為端正的人，但是張礪的這種形象并沒有進入后來的文獻中，也許是因為它離主流行為太遠了。
對選擇的描述
如果我們接受這樣一種觀點：10世紀初的北方與南方直接是后澶淵之盟時代相互對立的遼與宋的前身，那么也只有韓延徽通過加入遼跨越過邊境。然而，如果僅就兩人的效忠行為而言，韓延徽和張礪有過類似的舉動，兩人在職業(yè)生涯的初期都曾易主。韓延徽因此而出名，因為他曾兩次投奔阿保機。他和家人已經(jīng)接受了在不同情況下（有些情況特別復雜）可以易主的觀念。在韓延徽赴遼前，這些早期的易主行為并未遭到譴責，首先是因為在它們出現(xiàn)的那個年代，并不為人關注；其次是因為它們與最早記錄此事的史家處在同一個文化世界里。同樣地，隨后的文獻完全沒有關注過張礪職業(yè)生涯早期的易主行為，因為他的易主行為并沒有實質地跨越邊界?！杜f五代史》倒是對此行為略加關注，但也只是在這些易主行為被認為能佐證某些其他觀點時，才會如此。改變忠誠對10世紀的史家來說并不值得大書特書。
然而，《舊五代史》記載張礪早期生活的材料與后來文獻中對韓延徽的記載形成強烈對比，這在某種程度上展現(xiàn)了在不同時代的文獻中，人們對改變忠誠的態(tài)度是如何變化的。在《舊五代史》中，年輕的張礪是以典型的傳記人物形象出現(xiàn)的，年紀輕輕就展現(xiàn)出諸多儒家傳統(tǒng)美德。《舊五代史》記述的細節(jié)在后來的文獻中消失了，尤其是張礪展示出來的對他父親小妾的孝順。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舊五代史》強調的是張礪對上級的個人效忠，例如對李愚和郭崇韜的效忠。
相反，后來的文獻除簡要地記述張礪外，實際上刪去了所有關于張礪早期生活的內容。他的孝順、他的美德，以及他個人對李愚的效忠，全都沒了。保留在《通鑒》里的就只有張礪忠貞不渝為郭崇韜慟哭和他對處死蜀中叛將李紹琛的決絕?！镀醯尽穬H保留了慟哭一段。后來的史家簡化了這個故事，因為他們更愿意關注像郭崇韜那樣的大人物，而不是像李愚那樣的小角色。然而，司馬光和葉隆禮仍保留了對張礪個人效忠最詳細的記述，并且呈現(xiàn)了張礪為主人慟哭獲得普遍贊譽的故事。我們將在后面更多地看到張礪的名字，但是我們應當注意的是直至925年他仍在為南方政權效力，而韓延徽則沒有。
由于得到歐陽修的關注，韓延徽從遺忘的角落中被請出，他的故事在《通鑒》中非常詳細，故事強調的新重點將韓延徽整體的道德形象提升至普通人物傳記所要求的水平。述律后認識到他守節(jié)不屈的個性，并且意識到他對母親的孝順并不完全是個借口。至于11世紀史家補充了大量對韓延徽如何給阿保機的疆域帶來大治的記述，無外乎是要將韓延徽塑造成將光明帶給“夷狄”的良臣，但實際上史家更為看重的是國家的大治和文明，他們贊賞任何一個能給國家?guī)泶笾魏臀拿鞯慕y(tǒng)治者，并不在乎他們的文化屬性是什么。
第一個將韓延徽入傳的《契丹國志》，呈現(xiàn)了與《通鑒》幾乎一致的畫面，但它對韓延徽早期的生平多有篡改。當劉守光于907年篡奪其父幽州節(jié)度使的位子時，雖然劉的行為違背了孝道、推翻了皇帝的任命，但沒人聽說韓延徽對此表示反對。因此，對于《契丹國志》記載他僅在四年后就公然反對劉守光在燕稱帝，我們感到相當驚訝。據(jù)葉隆禮所作的《韓延徽傳》，新皇帝對此的反應是置斧锧于庭，用以威脅那些直言敢諫者。臣僚孫鶴冒著被懲罰的危險強烈反對主人的決定，遭到了懲處。葉隆禮卻說韓延徽未因言獲罪，是因為他一直是劉守光的幕僚，且素來受到劉的器重，并且孫鶴雖身居高位，卻是劉守光其兄劉守文堅定的支持者，而劉守文是反對劉守光篡權奪位的。
作為《契丹國志》的主要史源，兩部“五代史”和《通鑒》中也都記述了劉守光置斧锧于庭前的故事。然而，在這些較早的文獻中，故事中的英雄是孫鶴，文獻中完全沒有提及韓延徽；并且許多更為具體的細節(jié)，比如孫鶴說了什么使劉守光憤怒以及劉守光又是如何嚴厲懲罰他的，這些全被《契丹國志》刪去了?！镀醯尽穬H留有對孫鶴不幸遭遇的簡略記述，這與韓延徽的英勇和幸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镀醯尽窂娬{了《通鑒》中韓延徽形象的一個側面，明確地將其塑造成臨危不懼、敢言直諫的忠臣。雖然這是《契丹國志》眾多謬誤之一，但這也是《契丹國志》對《通鑒》標準解釋的重新審視。司馬光對于自己將韓延徽描繪成一位具有傳統(tǒng)美德的臣僚已很滿意，然而《契丹國志》進一步將他塑造成了一位圣人。
《契丹國志》中無論是韓延徽一直關心南朝的利益還是他與遼朝君主的分歧，這些都被《遼史》刪去了。《遼史》通過刪去這些可能對韓延徽效忠于遼朝皇帝產(chǎn)生懷疑的記載，呈現(xiàn)了一個相當不同的韓延徽的故事。《契丹國志》中強調了韓延徽與主人的分歧，但在《遼史》中被省略了?！哆|史》保留了韓延徽一開始就對阿保機桀驁不馴的記載，但當時阿保機并不是韓延徽的主人。最為明顯的是，《契丹國志》特地記載了置斧锧于庭的故事，但這個故事沒有進入《遼史》。甚至，當《遼史》記載韓延徽解釋他為何離開遼時，《遼史》所要強調的都不是韓延徽的行為，而是阿保機不應對韓的離去負有責任。
我們必須假定元朝的史官做了這些改動，這意味著史館和同意他們這樣編纂的皇帝已開始關注在宋或宋以前被認為不是問題的問題。元人通常將蒙古人與契丹人類比，把兩者都劃歸異族入侵者。但是，蒙古人很難讓先前在宋為官者為其效力，韓延徽的例子則說明契丹人不存在這方面的問題。元人并未因此覺得遼與蒙古這兩個王朝有什么不同，他們倒是發(fā)現(xiàn)韓延徽可以作為一個良好的歷史典范，因為他愿意與蒙古相類似的政權合作。但也可能是這樣：元末的史家既無法接受10世紀寬泛的易主觀念，也無法接受司馬光所展示的云譎波詭的時局，更別說能接受《契丹國志》將韓延徽塑造為圣人所呈現(xiàn)出來的強烈對比了。
韓延徽和張礪早期履歷的對比，不是一個人前往遼和另一個人緊隨其后的對比，而是一個擁有治世之才的實用主義者與一個甘愿犯險輸忠的理想主義者的對比。當他們選擇離開第一個主人另謀高就時，二人都獲益巨大。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依托的環(huán)境，這些環(huán)境給他們帶來了不同的機遇和不同的成就。韓延徽進入一個新興的政權，顯然很享受從零開始建設一套管理體制所帶來的挑戰(zhàn)。張礪進入了另一個新興的政權，但這是一個各項制度早已完備的政權。韓延徽視野廣闊、極具創(chuàng)造力，非前人能所及。他為遼貢獻了規(guī)范的統(tǒng)治框架，因此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政治力量。相反，張礪的雄心被已有的官僚體系和他輝煌的過去帶來的負擔所限制。導致兩人差異的關鍵是各自君主給予他們的政治環(huán)境，而不是君主的文化屬性。
我們知道對于兩人來說，政治分界線（以及與之相關的地理上的邊界線）無須與文化認同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個人的忠已徑直越過10世紀早期不斷變動的政治邊界線。在選擇忠誠歸屬的時候，文化分界線和文化差異，對于生活在邊疆地區(qū)的其他人也許很重要，但對于他們來說沒有什么太大的意義。對他們來說，重要的就是為自己創(chuàng)造機會，以及那些對他們來說重要的人的所在地。這可以被看作是唯利是圖的行為，但那僅僅是譴責他們行為的一種手段，因為他們的行為是符合那個時代人們的觀念的，并不為時人所詬病。從我們現(xiàn)有的材料來看，韓延徽和處于職業(yè)生涯早期的張礪功大于過，優(yōu)點大于缺點。我們可以因為某些事批評他們，例如韓延徽幫助阿保機征伐鄰近部落、張礪建議殘殺叛將等，但是這些都與他們被認為是否忠誠和他們效忠于什么無關。在接下來的一個時期，這種10世紀早期相對開門見山的效忠方式在11世紀開始因政治事件的走向變得復雜。在這些政治事件中，張礪和他的主人趙延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文摘自史懷梅著《忠貞不貳？：遼代的越境之舉》，曹流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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