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是如何產(chǎn)生，又是如何成為中國人權力象征的？

【編者按】

在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的教師介紹欄中，后曉榮教授的研究方向雖然標注為漢唐考古，但其實際的研究范圍卻不囿于漢唐、也不限于考古，從戰(zhàn)國秦漢歷史地理到歷代墓葬考古出土的孝子圖像，從秦漢璽印封泥到元明清時期起義軍政權的用印制度，他都有所涉獵，并收獲頗豐。尤其是近年有關海昏侯墓出土的“?！弊钟『退拇ń诔零y遺址出土的“永昌大元帥印”，后教授對此二者的性質(zhì)有著頗為獨到的見解。日前，他還有一個打算，即準備開展考古文獻學的課程和相關書籍的編纂工作。面對后曉榮教授豐富的學術成果，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也只能取一瓢飲，為此，先請他為我們講講中國傳統(tǒng)印章背后的故事。

后曉榮，江西南昌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田野考古領隊，伯明翰大學、劍橋大學和北京大學訪問學者。主要論著有《秦代政區(qū)地理》、《戰(zhàn)國政區(qū)地理》等，先后主持“二十四孝文化流變史——以考古出土資料為中心”、“中國境內(nèi)考古發(fā)現(xiàn)的外來文物——兼談中西方文化的早期交流”等國家社科研究課題。

后曉榮老師

作為權力象征的印

澎湃新聞：印對中國人來說有著別樣的意義，從皇帝到私人，用印不僅成為權力的象征，也是一種憑信和文人的雅好，您能否談談印是如何產(chǎn)生，又是如何成為權力的憑證的？

后曉榮：有關印章的起源問題，根據(jù)考古出土的實物材料分析，現(xiàn)代考古學認為中國璽印實際上源自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制陶用拍子，即印紋陶的印模。當時，人們在制陶過程中，用所謂的“泥圈疊筑法”或“泥條盤筑法”制陶。同時為使泥、沙、水等結(jié)合致密，彌合泥圈或泥條間的隙縫，利用卵石、磨光石器、短木棍等對泥胎進行捶拍，后來出現(xiàn)專門制作的制陶拍子。這種制陶拍子有滾筒碾壓式，有單面拍打式。經(jīng)過用這種刻有棱槽，或纏有細線繩的拍子碾壓或拍打，陶胎堅致美觀。后來，人們又從審美需求出發(fā)，專門制成了具有裝飾功用的印紋陶拍模。在一般陶拍子將陶胎拍打結(jié)實之后，再用印紋陶印模為陶胎進行裝飾，依次疊壓拍打，在陶器外壁形成幾何印紋陶效果。這也是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印紋陶廣泛存在于南北各地，一直流行很長時間的深層原因。

安徽肥東大城頭遺址出土的兩件陶拍印

這種印紋制陶拍子，基本上具有后來中國璽印的許多特點，可以視為中國璽印的祖形。這些制陶拍子有石制、木制、陶制的，與后世璽印的選材十分接近。制陶拍子憑印面刻紋抑蓋到另一物質(zhì)載體上，留下紋樣印記，實際上是后來多種璽印在各種器物上抑、烙、戳印功用的濫觴。這些制陶拍子往往附有蘑菇柄狀捉手，或附有套手掌的環(huán)狀握手，有的還形成中空納銎式后背，這些形狀與實用性的印紐及中空納銎式璽印十分相似。此外新石器時代晚期印陶紋樣有著明顯的考古學文化上的地域差別，估計存在各個氏族、部落、部落聯(lián)盟之間的識別意義，也可能是早期生產(chǎn)作坊或制作者的標志意義，與后來璽印所抑蓋、鈐朱所表現(xiàn)的征信作用在本質(zhì)上相接近。

湖熟文化的幾何印紋陶紋飾

進入文明社會之后，隨著導致中國印章起源的要素(農(nóng)業(yè)定居，制陶業(yè)的發(fā)展，一定的氏族或部落生活需要)逐漸地淡出隱卻，一些后起的政治、生產(chǎn)、生活、文化、審美的要素不斷傳入璽印之軀，加速促進了它的發(fā)展。當制造技術，私有制的產(chǎn)生，文字的使用這三個璽印產(chǎn)生的必要前提出現(xiàn)之后，較為成熟的璽印就產(chǎn)生了。

在我國商周時期璽印實物就已出現(xiàn)，比如在河南安陽小屯就曾有“殷墟三璽”的發(fā)現(xiàn)，但它是民國時期非考古發(fā)掘品。正式的考古發(fā)掘品是2016年在陜西渭南市澄城縣王莊鎮(zhèn)柳泉九溝村出土的一枚玉質(zhì)龍鈕形印，時代大概為西周初年。南京大學教授、考古文物專家周曉陸先生表示，這是西周早期墓葬中首次出現(xiàn)隨葬璽印，是中國印史上迄今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玉質(zhì)印章，以往發(fā)現(xiàn)的商周時期璽印均以鼻鈕為主，這枚璽印使用立體龍鈕，在印鈕史上也是空前創(chuàng)制。

西周早期的玉質(zhì)龍鈕形印

需要說明的是，從世界范圍看，印章并不是我國最早出現(xiàn)的，距今約六千年之前，兩河流域出現(xiàn)了人類歷史最早的古代印章。這些印章的早期形態(tài)與功用，與中國璽印胚孕期制陶拍子的形態(tài)和功用極接近，有滾筒碾壓式或單面抑蓋式。抑壓的對象有軟泥和陶胎，體現(xiàn)了不同地域人們對某種專門器用起源選擇的一致性和相近性。早在3200BC—2500BC，生活在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就流行過獨特的滾筒印章（cylinder seal），但西方以圖形印為主，我國則是以文字印為主，二者有著不同的淵源。

滾筒印章

前面我們提到中國印章的起源與制陶業(yè)有著密切的關系。這種現(xiàn)象在早期印章文獻中也有所反映。沙孟海先生在《中國印章史》就提到《周禮》書中說到“璽”和“璽節(jié)”共有三處。如地官司布條下的“凡通貨賄以璽節(jié)出入之”，掌節(jié)條下的“貨賄用璽節(jié)”和秋官職金條下的“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shù)量，楬而璽之”。這里的璽和璽節(jié)指的就是印章，它們都與“貨賄”、“物”聯(lián)系密切，說明早期印章的使用與社會經(jīng)濟息息相關。

此外，我們從《釋名》對璽印解釋也可以看出二者的關系，《釋名》記載：“璽，徙也，封物使可轉(zhuǎn)徙而不可發(fā)也。印，信也。所以封物為信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杯t印的出現(xiàn)估計起初只是作為商業(yè)上交流貨物時的憑證。春秋戰(zhàn)國后，印章范圍逐漸擴大為證明當權者權益的法物，為當權者掌握，作為統(tǒng)治百姓的工具。進入戰(zhàn)國時期，中國的社會性質(zhì)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隨著生產(chǎn)發(fā)展的需要，印章更被大量使用，并且達到了全面發(fā)展的程度，之后逐漸形成了我國特有的用印制度，與權力之間形成更加緊密的聯(lián)系了。

澎湃新聞：通常來講，古代什么人才有資格可以配印，各朝各代一樣么？

后曉榮：我常跟我的學生說，我國古代的用印制度要以隋唐為一個重要節(jié)點，它標志著我國古代的用印制度從職官之印到官署之印的過渡。前者所呈現(xiàn)的是職官名，而后者則是官署名。所謂職官印是指以職官名稱為印章文字的官印，如某某縣令、某某郡守、右丞相印等；所謂官署印是指以官署衙門名稱為印章文字的官印，如某某縣印、某某郡印、中書省印等。因此，前者可以匹配相關職位的官員，即他們可以隨身攜帶，印體也多為2.4×2.4厘米，即所謂的“方寸之印”，也是便于攜帶的“佩戴之印”，隋唐之前印章多為穿綬帶鈕印就與此有關。歷史上最著名的佩印之人莫過于佩六國相印的蘇秦。

隋唐之后的官署印必須要存放在官府之中，任職者使用此印，離職后官印留下為接任者繼續(xù)使用，眾官相續(xù)沿用。這種印章的使用方式可以說是已經(jīng)開今天“公章”制度的先河。與官署印使用配套的變化就是隋唐之后印章形體變大，邊長多為5.2厘米，鈕制也由原來的綬帶鈕轉(zhuǎn)變?yōu)闊o孔的碑鈕、或柱鈕，便于用印者的抓握，即后來所謂“印把子”說法的由來。與此同時，各類官印不再是佩帶，而改為匣裝，置諸衙署，唐代印匣實物如浙江紹興出土的“會稽縣印”等。

會稽縣印和印匣

在古代，身份不同，配印也不同。以漢代為例，區(qū)分不同官吏身份的印章主要體現(xiàn)在印章的材質(zhì)、尺寸、鈕制、印文用字，以及不同顏色的印綬。如東漢衛(wèi)宏所輯的《漢官舊儀》中記載：“皇帝六璽，皆曰玉螭虎鈕，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玉螭虎鈕。皇太子黃金印，龜鈕，印文曰‘章’。下至二百石，皆為通官印。諸侯王印，黃金橐駝鈕，文曰‘璽’，赤地綬。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印’。丞相、大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御史大夫章，匈奴單于，黃金印，橐駝鈕，文曰‘章’，御史二千石銀印。 龜鈕，文曰‘章’。御史大夫章，匈奴單于，黃金印，橐駝鈕，文曰‘章’。御史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p>

這種通過印章的材質(zhì)、尺寸、鈕制、印文用字，以及不同顏色的印綬的區(qū)別體現(xiàn)不同印章主人身份或等級不同的方式，在中國古代各朝中都差不多。

酷吏張湯緣何將私印下葬？

澎湃新聞：您早年曾主持過西漢張湯墓的考古發(fā)掘工作，就西漢著名酷吏張湯來說，他的陪葬品中哪些最能體現(xiàn)其酷吏的屬性，而出土的“張湯、張君信印”和“張湯、臣湯”印是張湯的私印么？為什么漢人入葬時會將私印一同葬在墓中？

后曉榮：當年我在西安工作時，負責西北政法大學長安校區(qū)的考古發(fā)掘工作，有幸發(fā)掘到西漢著名酷吏張湯的墓葬，這也是第一次考古發(fā)掘到《史記》《漢書》有單獨傳記記載的漢代名人墓葬。在該墓中出土的兩枚銅印均為雙面穿帶印，它們都是張湯的私印，一枚印文“張湯、張君信印”、另一枚印文“張湯、臣湯”，印面1.8厘米見方，是考證該墓墓主是張湯的重要證據(jù)。

上：“張湯、張君信印” 下：“張湯、臣湯”

漢代流行各種私印，多陰文，通常為姓名下加“印”、“之印”、“私印”或“信印”等，也有加“臣”或“妾”字。這種雙面穿帶印在漢代也很常見，如西安北郊大白楊漢墓出土的“王豎和印、王中孺印”，河北滿城漢墓（M2）出土的中山靖王劉勝之妻竇綰的“竇綰、竇君須”印，這些印都是墓主之印。

至于說漢人為什么要將私印下葬，這與漢人的“視死如視生”的生死觀有密切聯(lián)系，人死之后，會將生前的用品放入墓葬之中，而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漢墓“第宅化”、墓葬之中生活器具的明器化也都說明了這一點。從目前歷代考古出土的印章情況看，漢代私印數(shù)量應該是最多的，也反映了漢人對死后身份的認知。另外，湖南地區(qū)的漢墓還曾出土過一批作為明器性質(zhì)的滑石印，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漢人對死后身份的認真。

此外，文獻記載張湯作為漢武帝前期的“大紅人”，曾經(jīng)官至御史大夫，“位置三公”，同時也是一位為后人所熟知的酷吏。但是從其墓葬等級來看，并不很高，墓葬為西漢常見的土洞墓，葬具僅為一棺，陪葬品也多為小件器物，且多為日常生活用具，如星云紋鏡、銅洗、印章，以及鐵劍、削刀等。這些出土器物也與文獻記載張湯清廉高度吻合?！稘h書·張湯傳》載：“湯死，家產(chǎn)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币陨隙颊f明張湯本人是一位酷而不貪的官吏。

?；韬钅钩鐾恋摹昂！弊帚~印是一枚烙馬印

澎湃新聞：南昌海昏侯劉賀墓除了出土“劉賀”與“大劉記信”玉印外，還有一枚“海”字銅印，有人說“?！敝傅氖呛；韬钏诘嫩蛾柡P于這枚銅印您怎么看？

后曉榮：有關江西南昌?；韬钅钩鐾恋摹昂！弊钟〉男再|(zhì)，我是第一個指出該印為考古出土的一件典型的漢代烙馬?。ň幷咦ⅲ核^烙馬印就是鑄或刻有文字的金屬印高溫加熱后，在馬屁股上烙燙文字，表明主人對馬的所有權。其特征類似于上世紀八十年代自行車要打鋼?。槭裁茨?？要從去年首都博物館舉行的?；韬钅钩鐾廖奈锾卣拐f起，當時首博展出了這枚“海”字印，當我第一眼看見這枚印時，我就有個想法，就是它不是一般的官印，而很可能是烙馬印，因為它的尺寸非常大，金屬質(zhì)地，“?！弊譃殛栁?，字面也非常凸出，但當時看不到該印的印背的印鈕形制，我懷疑它的印鈕很可能是中空的。今年四月份去南昌開會，見到海昏侯墓的發(fā)掘領隊楊軍先生，我就問楊軍有關該印的印鈕是什么形制的，楊軍說他也記不清了，接著我又問其印鈕的中心是否是空的，楊軍對此給予了肯定，因而坐實了我的判斷。

?；韬钅钩鐾恋摹昂！弊帚~印

因為這枚“?！弊帚~印與一般漢代銅官印有著明顯不同，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尺寸形制：相關文獻記載和考古出土的西漢官印實物表明，西漢官印的尺寸一般均較小，其大小只有兩厘米多。有關漢印形制大小，《漢官儀》明確記載“通官印方寸大”。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漢代印章的印面多在 2.2~2.4 厘米見方，約相當于漢制的一寸左右，即所謂的“方寸印”。漢帝后璽印略大，為漢制方一寸二，印面方邊長約2.8厘米，如陜西歷史博物館藏的西漢“皇后之璽”印章；官秩二百石以下漢官印則為長一寸，寬半寸的長方形印，即所謂的“半通印”。這是漢代印章形體最基本的時代特征。而這枚“?！弊钟。溆∶骈L約6.5 厘米，寬約 4.5 厘米，尺寸遠遠大于一般的漢印，即使與傳為呂后的專屬印章“皇后之璽”比較也相差較大。因此該枚印章與一般漢代官印不同，其性質(zhì)應該另外考慮。

2、文字：在我國古代的官印制度中，隋唐之前的官印以官名印為主，特別是秦漢時期印章的印文雖有地名或職官名，但主要是用來補充官名印，且其性質(zhì)也不同于隋唐之后的官署印，如“丞相之印章”和“長安丞印”?！昂！弊钟≌碌挠∥闹挥幸粋€“?！弊?，陽文，其性質(zhì)即難判斷為官司印，也難看出地名的性質(zhì)，所謂“中國古代，稱湖為‘海’。在海昏侯劉賀的墓中，出土有一枚大印，上面只有一個大大的字樣‘?！?，這似乎表明，海昏侯劉賀似乎很安心偏居在鄱陽湖一帶”，也只是媒體的臆測之詞。對于秦漢之際的“執(zhí)事小吏”，如秦漢時期的倉官、庫官、廚官、池官等所用印章都為半通印。王獻唐先生早就指出：“凡秦漢官印之不為官名者，皆非通官正秩，又十九為半通印矣”，所謂“執(zhí)事小吏，不給印綬，自置應用”。漢景帝陽陵遺址就出土多枚此類小吏印之封泥，印證了王獻唐先生之說。 其中陽陵邑遺址出土“倉印”封泥3枚，封泥印面為豎長方形，印文僅有“倉印”二字，可能是陽陵邑管理倉儲事務的機構(gòu)之印?！皬N印”封泥1枚，封泥印面為長方形，說明使用封泥的機構(gòu)級別較低，可能是為陽陵邑服務的機構(gòu)。這些印章使用者實際上就是文獻記載的百石以下的小吏?！稘h書·百官公卿表》序云：“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卑偈韵碌纳倮魺o專門的印綬，使用的是官署公用的官印，也為半通印，這樣的官印大多無具體官名，如“某府”、“某倉”、“某印”等。從“?！弊钟〉男沃坪臀淖挚?，其與秦漢之際的“執(zhí)事小吏”的印章也無關系。

3、印文：漢代璽印，無論是帝王等高級貴族的玉璽、金銀印，還是一般官吏的通官印或半通印，都是陰文入印文，究其原因，是漢印鈐押于封泥之上，多為凸起字樣。如今可見的西漢官印基本是鑄出來的，東漢的官印也是鑿刻為多，私印則有的刻，也有的鑄。漢代官印都用白文，私印似乎比較自由，或白、或朱，半白、半朱的都有。海昏侯墓出土的“?！弊钟∶黠@為鑄印，印文為陽文，字口較深，也與漢代一般官印明顯不同。

4、印紐：漢代文獻和印章實物清晰地記載漢代印章有著嚴格的等級差別，不僅體現(xiàn)在材質(zhì)上，其他尺寸、印紐、綬帶等無不明確顯示出各類印章的等級差別，如“皇帝六璽，玉螭虎鈕”，“諸侯王印，黃金橐駝鈕”，“列侯，黃金印，龜鈕”，“丞相、大將軍，黃金印，龜鈕”等。其中漢代銅印章印鈕主要有龜鈕和瓦鈕，龜鈕使用最為廣泛，從皇太子黃金印到一般縣級銅印章都使用龜鈕，而瓦鈕則多為漢代下層官吏印章使用，半通印基本都是瓦鈕。漢代銅印的龜鈕或瓦鈕都小而精致，便于使用者三指掐印抑印泥封。?；韬钅钩鐾恋倪@枚“?！弊钟〉挠〖~形制為柱狀中空，明顯與一般漢印印紐不同，也非三指掐印使用。

而這枚“?！弊帚~印恰恰與烙馬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尺寸大、內(nèi)容為字號、印文為陽文，此外，其鈕制中空，上有方孔，可納木柄以烙牛、馬、羊等家畜。如果再對比目前學界所熟知的四枚烙馬印，如戰(zhàn)國“日庚都萃車馬”印和漢代“靈丘騎馬”、“邞駘”、“常騎”印章，它們的聯(lián)系就再緊密不過了，而這枚“?！弊钟≈械摹昂！弊?，實際為“海昏”的省稱，故而，我認為?；韬钅刮鱾}槨雜物間出土的這枚“?！弊钟崬槔玉R印，屬于一枚難得的漢代列侯一級的烙馬印。

此外?；韬钅沟能囻R坑出土了實用高等級馬車5輛，馬匹20匹，錯金銀飾的精美銅車、馬器達3000余件，可見海昏侯生前養(yǎng)馬不少?！昂！弊钟崬楹；韬顚嵤R政管理之物。

從印章看張獻忠的歷史形象

澎湃新聞：今年張獻忠“江口沉銀”考古引起了社會極大關注，對于張獻忠這支起義軍，傳說和野史滿天飛，您曾研究過大西政權的用印制度。從用印制度來看，張獻忠是一個嗜殺成性的惡魔么？他的這種形象又是如何被建構(gòu)起來的？

后曉榮：我曾系統(tǒng)地研究過歷史上被定義為農(nóng)民起義軍的用印制度，如元末農(nóng)民起義軍印章，明末李自成建立的大順政權用印和張獻忠的大西政權用印情況和相關制度，此外，還有清朝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國政權印章也正在整理中。

大西政權使用過的一些印章

經(jīng)我系統(tǒng)整理研究發(fā)現(xiàn)，從用印制度上看，明末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和張獻忠的大西政權在用印制度方面有著完全不同的兩套系統(tǒng)，前者“另起爐灶”，在相關印制上完全自創(chuàng)，而后者還基本沿用了明代職官體系。

從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張獻忠農(nóng)民軍用印看，大西政權的行政建制和地方職官設置仍實行明代的府、州、縣三級制。除知府、知州、知縣外，其屬官已見于印文者，有經(jīng)歷司、儒學、醫(yī)學、僧官等，也多仿明代官職，如“蓬州儒學記”“南川縣醫(yī)學記”“都綱之印”等。通過與明代官印比較，可見大西印和明代官印制度基本吻合，無論是尺寸質(zhì)地、名稱、刻款方式都和明印如出一轍。說明大西政權的地方行政設置及官僚規(guī)制基本上沿用了明代制度。

都綱之?。_振玉《隋唐以來官印集存》收錄）

拿都綱之印來說，“都綱”為梵語“大經(jīng)堂”之音譯，自唐始有此稱謂?！斗饘W大詞典》云：“由政府任命，統(tǒng)領全國寺院僧尼以維持教法之官職?！逼涔僦剖加谖簳x，后歷代承襲。明初，中央政府在州府設置府僧綱司，都綱一人，副都綱一人，設官不給祿，掌管僧道宗教職務，兼職。在邊遠地區(qū)設都綱司，設“都綱”之職，由其主管佛教一切事宜?！睹魇贰ぢ毠偎摹罚骸案V司，都綱一人，從九品，副都綱一人……設官不給祿。”上圖的“都綱之印”就是大西政權頒發(fā)給四川道教徒的管理之印，一方面可知張獻忠崇奉道教，一方面也可證大西政權對明代用印制度的因襲。

單從用印制度來看，我們無法窺視張獻忠是否是一個嗜殺成性的惡魔，不過張獻忠的這種“惡魔”形象顯然是被后人構(gòu)建起來的，因為“歷史總歸由勝利者來書寫的”。至于為什么明末清初四川地區(qū)人口銳減，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明末各地起義軍，如李自成、張獻忠等義軍都曾在四川地區(qū)與明軍多次打過仗；其次，滿清入關之后，為平定張獻忠義軍及其余部也對這個地區(qū)進行了長達數(shù)年的戰(zhàn)爭，如在今四川阿壩羌族地區(qū)，當大西農(nóng)民政權失敗后，羌族人民仍保持大西政權所賜的金印，堅持斗爭。其后，清政府派兵二千五百人圍攻疊溪，遭到羌族人民的抵抗，雙方相持曾達三年之久。再其次，清朝為平定吳三桂等“三藩之亂”，在四川地區(qū)再次挑起戰(zhàn)火，雙方在此拉鋸戰(zhàn)多年。明末清初四川地區(qū)兵禍天災的不斷實際上是造成人口銳減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其責任就不都是張獻忠一人所為。

順便提一下最近四川“江口沉銀”遺址被追回的虎鈕金印——“永昌大元帥印”，這枚印是被一伙盜墓賊從“江口沉銀”處摸出來的，不少學者認為它不是張獻忠本人的印，網(wǎng)上也有不少關于此印性質(zhì)的討論。因為，“永昌”和“大元帥”都不曾見于大西政權，有人就把它認定為是李自成的印。

虎鈕金印——“永昌大元帥印”

對此，我有著不同的看法，我認為它就是張獻忠本人的印，是他在進軍四川之前，自封為“大元帥”時的用印。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證據(jù)是李自成起義軍所用印的印文中都不帶“印”字，這是李自成出于避諱其父李家印之名而省去了，我最早總結(jié)李自成起義軍用印的印文只用“信”、“契”、“符”、“記”四字，不用“印”字入印，但是這枚永昌大元帥印卻帶“印”字，明顯與李自成實際情況不符。有關具體詳細的考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閱讀我的《明末“永昌大元帥”虎鈕金印考》一文。

印章形狀為何從方形變?yōu)閳A形？

澎湃新聞：為什么古代的印往往呈方形，而現(xiàn)代的印章則是圓形或橢圓形的，由方到圓，體現(xiàn)了什么？

后曉榮：與西方圓形的圖像印章文化相比，中國古代印章長時間的主流都是文字印章，其形制也主要是方形為主，雖然先秦時期，巴蜀地區(qū)的印曾有一部分是圓形的圖案印，但這種傳統(tǒng)并沒有很好地傳播和持續(xù)下去。為什么？因為我國的漢字本身結(jié)構(gòu)是方塊字，無論是小篆、隸書、或楷書等何種文字入印，漢子整體形狀都是方塊狀，所以在印面上，方形的漢字匹配方形的印就再好不過了。為了整體體現(xiàn)漢字的對稱之美，從秦代到明清之際，無論是皇帝、王侯、官署等各級正式印章，還是絕大多數(shù)的私人性質(zhì)印章形制也都是方形的。

至于說到近現(xiàn)代的各級公章形制為什么是圓形的，這主要受到西方的影響，圓形就與圖案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我們今天所說的圖章就是這個道理。今天我國廣泛地使用圓形的印，還與共產(chǎn)黨政權有著很大聯(lián)系。在20世紀30年代，他們?yōu)榱送品瓏顸h政權，就模仿蘇聯(lián)制作了圓形的圖章印，而用印制度又與權力緊密相關。收藏于國家博物院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印可以算作中國最早的圓形官印。這枚印章的上下呈弧形排列著隸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兩行字，兩端各有一枚五角星。印章中間是圖案地球和鐮刀錘子，兩旁環(huán)繞著麥穗，上方有一顆五角星。與傳統(tǒng)中國印章最大的區(qū)別是該印將圖徽符號加入印章，打破了以往中國印章只有文字而無圖徽符號的結(jié)構(gòu)，為追求對稱，設計者將鐮刀錘子圖案置于中央，因此選擇圓形就是最佳選擇。這種情況實際也是西方國家印章多為圓形的主要原因。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

等到了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后，這種圓形圖章印就迅速在各級政府部門和職能管理機關中推廣起來，以至于今天在各類行政工作中我們很少能見到方形的印。

行長之章

當然今天我們還能在個別地方見到方形的印，那就是人民幣后面的“行長之章”。這種現(xiàn)象實際上是傳統(tǒng)方形印章文化在今天社會中的一點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