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學在今天與未來的……意義與冒險

《古典學還有未來嗎？——從古希臘羅馬到現(xiàn)在》，[英]瑪麗·比爾德著，汪蘅譯，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后浪2023年6月出版，384頁，58.00元

英國著名古典學者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的《古典學還有未來嗎？：從古希臘羅馬到現(xiàn)在》（原書名Confronting the Classics: Traditions, Adventures, and Innovations，2013）原書名直譯是“直面古典學：傳統(tǒng)、冒險與創(chuàng)新”，中譯本的書名來自作者于2011年11月30日（比爾德在本書“序言”中寫為12月，或誤記）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發(fā)表的羅伯特-B.西爾維斯演講，題目就是“古典學還有未來嗎？”（Do the Classics Have a Future?），該演講稿收入本書作為“導論”，比爾德說“‘古典學還有未來嗎？’這個標題直擊要害。如果你愿意，這就是我的宣言?！埃ㄐ蜓?，iii）可見中譯本以這個題目作為書名對國內(nèi)讀者來說當然是合適的。

瑪麗·比爾德自述在三十多年來每年都會為各種期刊撰寫幾十篇古典學領(lǐng)域著作的書評，這種學術(shù)閱讀與寫作的勤奮很令我感到驚訝。她認為發(fā)表書評的重要性不比教學或?qū)懻撐牟?，舉出的一個例子是她在劍橋古典學系最有影響力的前輩學者摩西·芬利（Moses Finley，1912-1986）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和整個六十年代，發(fā)表于書評和電臺談話節(jié)目中的內(nèi)容比學術(shù)期刊中多得多。本書收入過去二十多年比爾德發(fā)表于《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或《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上的古典學書評與隨筆，并經(jīng)過恰當?shù)男薷暮驮鲅a。從全書五個部分的引言來看，作者顯然是圍繞某個主題或問題意識來選擇文章并加以修改、增補，加上在行文中均以對事件、人物或古物的論述作為切入點，因此閱讀起來并沒有明顯的書評感，而更像是古典學研究的學術(shù)隨筆。

瑪麗·比爾德

比爾德在“序言”中說，“我希望本書能為讀者們介紹，或重新介紹古代史中最扣人心弦的章節(jié)和各階層最令人難忘的人物；我還希望它能回答一些饒有趣味的問題”。作者在看似輕松幽默的文字中論述了古典學研究內(nèi)部的諸多探討與爭論議題，并且圍繞著相關(guān)古典學著作進行評議，大膽地提出贊揚和批評的觀點。但是她更重要的目的不僅是向公眾傳播古典學知識，而且希望把學科內(nèi)部爭論帶到公共文化園地。就如作者在“后記 評述古典學”中所說的，“其他許多人也發(fā)現(xiàn)，要發(fā)布全新的古典學闡釋，要繼續(xù)就古典世界辯論，‘合適的地方’在教室或?qū)W術(shù)期刊之外”（340頁）。就本書來說，雖然這是一位古典學專家評議本專業(yè)領(lǐng)域的文章，但是作者很樂意提醒讀者，“本書每一章都源自非專業(yè)的文學雜志上的隨筆或書評”（340頁）。對于書評何以依然重要這個問題以及為什么我們比以前更需要它，比爾德認為最重要、最吸引人之處是“在讓書籍值得寫作和出版的持續(xù)進行的辯論中，書評是關(guān)鍵的一部分，也是讓它所激發(fā)的對話向更廣大受眾開放的方式”。因此需要在圖書館和課室之外的地方思考和討論學科中的一些最專門的論著（341頁）。在“序言”中她說要“單純地堅持說，書評長久以來就是古典學辯論最重要的場所之一”（iii）。既然是辯論，就需要有原則與勇氣，比爾德的態(tài)度是要以無畏與坦率來完成這項工作，在呈現(xiàn)一本書的論點時絕不留情，但是還有一條“鐵律”：“我不準備對作者當面說的話也絕不能放在書評里?！彼J為這應該是評論家的堅定的座右銘。（后記，342頁）

對于“古典學還有未來嗎？”這個問題，比爾德在“序言”中說這個學科仍然是“正在施工”，而非“塵埃落定”，意思是古典學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還有很多問題尚待解決。但是這個問題對于選擇學業(yè)方向的學子來說又有不同的含義，多年來我一直目睹和分享著一位青年學子在美國大學以古典學（Classical Studies）為主修專業(yè)的經(jīng)驗，在我們的閱讀生活中增添了很多閱讀分享的樂趣。后來雖然他在研究生階段轉(zhuǎn)向法學專業(yè)并取得法律博士學位（Juris Doctor），但是一直保持著對古典學的濃厚興趣，仍然時常購買古典學研究著作，我們家庭晚餐時對當代世界的討論中古典時代從未缺席。正如比爾德所說，古典學的意義就在于幫助我們思考這些問題：“古代世界能在何種程度上幫我們理解自己的世界？我們重新闡釋或再挪用古代世界時應設何種限制？……換句話說，我們要如何讓古代世界對我們產(chǎn)生意義？”（導論，vi）在收入本書的文章中，關(guān)于如何通過古典學了解當代世界與我們自己的生活始終是一個中心問題，“古典學的未來”也連結(jié)著我們生活的未來，比爾德希望讀者能夠深入思考的是古典學在今天與未來的意義與冒險。

但是，所謂的“古典學”對于我們來說究竟是什么？ 比爾德承認下定義的困難，她反思的是這個定義的坐標可能是什么。她認為應該超越那種表面上合理的說法，即認為古典學就是研究古代世界的文學、藝術(shù)、文化、歷史、哲學和語言的學問，而更應該認識到古典學更是研究在古代和我們自己之間發(fā)生的事：它不僅是我們與古典世界的文化之間的對話，而且也是我們與前人之間的對話，因為他們自己也曾與古典世界對話（如但丁、拉斐爾、威廉·莎士比亞、愛德華·吉本、巴勃羅·畢加索、尤金·奧尼爾、特倫斯·拉蒂根等等）；事實上，公元二世紀的作者們已經(jīng)注意到古典學就是一系列“與逝者的對話”（導論，xvii） 。比爾德的這個表述讓我想起關(guān)于“歷史”的種種定義中的兩個頗有啟發(fā)性的觀念。一是著名歷史學家E. H.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在演講集《歷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1961）中說的：“歷史……就是現(xiàn)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E.H.卡爾《歷史是什么？》，陳恒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115頁）盡管卡爾的這部演講集在當時引起了很多爭議，但是他極為簡潔地以“過去”與“現(xiàn)在”的“對話”關(guān)系作為歷史研究的核心特征，這種觀點及其表述是這部著作產(chǎn)生持久影響的重要原因。二是約翰·赫伊津哈（J. Huizinga）關(guān)于“歷史”的“簡明扼要的定義”：“歷史是一個文明對其過去不斷求索的智識形式。”他接著闡述了這個簡單的定義所包含的豐富涵義：“智識形式”被稱作“文明”，“對其過去不斷求索”消除了許多鴻溝與對立，認為可以通過獲取比事實性知識更深層次的智慧來理解這個世界，同時暗示所有歷史的真相應該具有對抗被限制、被同化的能力，可以通過廣泛的建構(gòu)來容納所有爭議性的體系和概念……。（赫伊津哈《“歷史”概念之定義》，張夏菁譯， “澎湃新聞·私家歷史，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62374 ”）。

那么，古典學在今天的意義和它的未來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其實也正如比爾德所表達的那種觀點：無需努力說服誰古典文學、文化或藝術(shù)值得嚴肅對待，因為古典學的文化語言和古典文學本來就是“西方文化”根本的、不可抹除的“方言土語”；雖然西方文化不僅僅是由古典傳統(tǒng)構(gòu)成，但事實就是沒有維吉爾則不可能理解但丁，沒有柏拉圖不可能理解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沒有歐里庇得斯就不可能理解唐娜·塔特，沒有埃斯庫羅斯不可能理解拉蒂根。如果我們要將古典學從現(xiàn)代世界切除，這將意味著西方文化的流血傷口和充滿誤解的黑暗未來。比爾德說“我不相信我們將走向那條路”（導論，xviii）。 也就是說，不相信古典學會沒有未來。多年前讀比爾德與約翰·漢德森（John Henderson）合著的《當代學術(shù)入門：古典學》（董樂山譯，遼寧教育出版社，“牛津精選”叢書，1998年），兩位作者強調(diào)西方文化與古典遺產(chǎn)的聯(lián)系，強調(diào)對這份遺產(chǎn)的思考同時也是對當代生活的思考?？梢哉f比爾德對于古典學的未來一直是堅信不疑的。

關(guān)于古代世界、古典學與當代生活關(guān)系的復雜性，比爾德在《唯有埃斯庫羅斯能行？》這篇書評中有比較集中的論述，該文評論的是伊迪絲·霍爾（Edith Hall）等編輯的《69年以來的狄奧尼索斯：第三個千年來臨時的希臘悲劇》（Dionysus since 69: Greek Tragedy at the Dawn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2004）。文章以1968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被暗殺后博比·肯尼迪發(fā)表的演說切入，因為演說引用了埃斯庫羅斯《阿伽門農(nóng)》中歌隊臺詞的著名句子：“即使在我們的睡夢中，痛也不能遺忘點點滴滴滑落到心頭……”伊迪絲·霍爾在文章中把這視為現(xiàn)代政治參與埃斯庫羅斯戲劇的關(guān)鍵例證之一。在“現(xiàn)代史上最黑暗的時刻之一”，她寫道：“唯有埃斯庫羅斯能行?！彼ǔｊP(guān)切的是埃斯庫羅斯戲劇“說出不可說之事”的能力在政治辯論中得到利用的事例（260頁）。比爾德說最后讀者會意識到，“30年內(nèi)幾乎每個有價值的政治目標——婦女權(quán)利、對艾滋病的意識、反種族隔離運動、和平進程（從北愛爾蘭到巴勒斯坦）、同性戀驕傲、核裁軍，更不用說各種反對獨裁、帝國主義或撒切爾政府的斗爭——都通過希臘悲劇的新演出找到支持……特別是對巴爾于半島和波斯灣戰(zhàn)爭的分析與譴責都使用了希臘悲劇的語言用法……。很大程度上這是這本文集可觀魅力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它令人困擾的問題的一部分”（263頁）。作為古典學家的比爾德并沒有因為希臘悲劇能夠在當代政治中發(fā)揮作用而陶醉，而是看到了其中的問題。“比如說，是不是真的像作者們一再提出的那樣，希臘悲劇有‘說出不可說之事’的獨特力量？霍爾寫到博比·肯尼迪的演講時說‘唯有埃斯庫羅斯能行’，她為何認為，比如，精心挑選的莎士比亞引文對肯尼迪的任務就會效果欠佳？”如果說這里提出的可選擇性還不是很重要的問題，那么接下來她提到的一些觀點就更值得重視：比如認為西方文化對戰(zhàn)爭恐怖或性別不平等應對無效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無法跳出兩千多年前雅典建立的框架來徹底思考這些問題，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喀麥隆上演《酒神的女信徒》或者在南非演出《安提戈涅》遠非政治上的賦權(quán)，實際正反映了殖民勢力的最終勝利。比爾德認為這些觀點是值得思考的。另外，她認為這部文集的多數(shù)作者對二十世紀晚期舞臺上希臘悲劇的參與熱情也導致了對許多較早期古代戲劇復興的政治熱忱的集體失憶，她舉出一些例子說明這部文集會令多數(shù)讀者產(chǎn)生誤解，以為古代戲劇的政治化只是最近幾十年的發(fā)明（265頁）。更重要的問題是，比爾德認為文集的作者無視了對希臘悲劇的讓人不那么自在的政治挪用，她指的是古典戲劇曾被召喚來支持的正義斗爭之外，也有同樣令人難忘的被用來支持現(xiàn)代世界某些最邪惡事業(yè)的歷史。例如希特勒在1936年奧運會的同時上演埃斯庫羅斯的《俄瑞斯忒亞》，將故事解讀為雅利安主義的勝利；墨索里尼非常熱心支持贊助西西里島上敘拉古歷史悠久的古代戲劇節(jié)。（265頁）簡單來說，古為今用未必都是用于正義的事業(yè)，人們不能盲目相信“唯有埃斯庫羅斯能行”。從某種意義上說，古典學在今天與未來的運用不但會伴隨著各種問題，而且不無風險。

談到古代演講中的名言在當代政治中被引用并且產(chǎn)生的力量，“到什么時候？”這個句式是非常有名的。比爾德在評論安東尼·埃弗利特（Anthony Everitt）的《西塞羅：動蕩的一生》（Cicero: A Turbulent Life，2001）的文章中對此作了深刻的分析。公元前43年12月7日，羅馬最著名的演說家、政治家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遭到謀殺，安東尼命人將他的頭顱和雙手展示在他曾發(fā)表過許多激烈的演講的羅馬廣場。這件事后來在羅馬文學和文化中被神化，但是歷史學家對他的一生評價充滿了爭議，尤其是公元前63年他任執(zhí)政官期間對所謂喀提林陰謀的鎮(zhèn)壓。他自己對此事深感驕傲，一有機會就提醒羅馬人是他拯救國家于危亡，而許多現(xiàn)代歷史學家和當時一些懷疑主義者都在思考喀提林到底對國家構(gòu)成了怎樣的威脅。比爾德懷疑所謂的喀提林陰謀是處于“茶杯里的風波”和“西塞羅的臆造”之間的范圍內(nèi)（90頁）。重要的是西塞羅于公元前63年11月將喀提林趕出羅馬時在元老院說的那句話流傳下來了：“喀提林，你到底還要把我們的耐心濫用到什么時候？”直到今天這句話一直被應用、改編和戲仿，并且都顯示出對原意的清晰認識。比爾德舉出了在當代政治運動中很多把“到什么時候”作為抗議口號的例子，有意思的是在二戰(zhàn)結(jié)束前一位要服兵役的新婚男子這樣寫道：“啊，希特勒，你還要糟蹋我們的性生活到什么時候！”（93頁）這條口號確實很精彩。比爾德說，“這一切的諷刺之處在于，這條標語原本語境的政治動力一直在被顛覆。西塞羅或許成功地將自己寫入了現(xiàn)代世界的政治語言之中。但那些詞語本是既有秩序的發(fā)言人用來威脅異見分子的，如今卻幾乎普遍反過來使用，成為異見分子對既有秩序的挑戰(zhàn)?？μ崃挚梢院湃?。”（同上）這種政治語言現(xiàn)象我們同樣并不陌生。

《尼祿的斗獸場？》評論的書籍是愛德華·查普林（Edward Champlin）的《尼祿》（Nero , 2003 ），比爾德從著名的羅馬斗獸場（Colosseum）談起。人們常以為斗獸場是尼祿建造并以此作為自己的紀念碑，實際上是他死后于公元69年掌權(quán)的新的弗拉維王朝為大眾修建的，其目的正是清除關(guān)于尼祿的記憶。比爾德指出，“簡單的抹除往往是把雙刃劍。你越是費力地從景觀中抹除一位皇帝的紀念物，將歷史注意力吸引到你試圖消除的東西上面的風險就越大。”（166頁）這也正是查普林的《尼祿》主要關(guān)注的問題：尼祿后來在羅馬的名聲、形象是如何構(gòu)建的？它在古代文學、建筑和視覺形象中如何得到反映和受到爭論？他發(fā)現(xiàn)了許多尼祿死后受人歡迎的例證，追問為什么主流說法與此不同。真正重要的問題是比爾德所指出的：當新王朝建立之時，總有官方歷史學家痛斥并虛構(gòu)一些前朝的罪惡，以此建構(gòu)新政權(quán)的合法性?！翱v然你曾是前皇帝的中堅盟友，只需若干精心打磨的對前朝的譴責，便可在新的等級序列中保住位置。”（172頁）這是在歷史研究和史學史研究中都同樣重要的議題。

《游客的龐貝城》從十九世紀前來龐貝觀光的游客談起，把關(guān)于龐貝的考古發(fā)掘、古典學研究和旅游發(fā)展變化與對朱迪思·哈里斯（Judith Harris）的《被喚醒的龐貝：再發(fā)現(xiàn)的故事》（ Pompezi Awakened: A Story of Rediscovey, 2007）等著作的評述結(jié)合起來，論述如何從古典學視野中看待當代旅游及歷史記憶的問題。我曾經(jīng)先后兩次去龐貝古城觀光，讀這篇文章時自然勾起了愉快的回憶，比爾德說的十九世紀中期游客進入龐貝的那條線路就是我們走過的線路。文章提醒我們，去龐貝不能只看今天的旅游指南或考古文章，還應該讀一下十九世紀出版的旅游指南，才能明白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龐貝在十九世紀看來是怎么樣的，以及更真實地認識到旅游業(yè)的發(fā)展對我們接近古代世界帶來的便利與問題。

比爾德對羅伯特·弗雷澤（Robert Fraser）的《造就“金枝”：一個論點的起源與生長》（The Making of ‘The Golden Bough ':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an Argument，1990）的評論尤其讓我受益，因為我正在教的公選課“經(jīng)典名著選讀”課程中就有詹姆斯·弗雷澤的《金枝》。比爾德在書評中重點分析的是人類學著作《金枝》之所以成為流行讀物、一位癡迷于自己世界的學究成為大眾文化熱衷的話題的原因，她認為“對任何新聞工作者而言，弗雷澤生活中的一切瑣事都成了好稿件?！妱t不加分辨地熱切傾聽關(guān)于他高尚地獻身學術(shù)的荒唐逸聞”（299頁）。但是，她指出大眾對《金枝》的這種熱情并不容易理解，因為在牛津、劍橋這樣的地方像弗雷澤這樣乖張古怪的學者多了去了，“但就是弗雷澤找到了上大眾媒體的辦法。為什么？”（302頁） 羅伯特·弗雷澤（Robert Fraser，他與詹姆斯·弗雷澤不是親戚）的《造就“金枝”》也強調(diào)了弗雷澤的成功問題，細致考察了《金枝》的理論內(nèi)涵及其思想背景來源，比爾德認為這是一部關(guān)于弗雷澤研究的有益的思想史著作。但是她指出雖然《金枝》在學術(shù)上的觀點（對巫術(shù)與宗教的區(qū)分、獻祭理論、對休謨哲學的闡發(fā)等）可能都在某種意義上鼓勵了它廣泛的大眾名聲，但其程度并不顯著。她認為《金枝》對大眾的吸引力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探險和旅行主題，雖然這本書并沒有記錄實際發(fā)生的航行，弗雷澤也從未去過他描述的多數(shù)國家（303頁）。但是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比爾德所指出的《金枝》對于大英帝國具有的政治意義：由于它談到了大英帝國的土著居民習俗，因而與當時的政治現(xiàn)實聯(lián)系起來。也有評論家闡釋了這種聯(lián)系，認為如果詹姆斯爵士揭示的關(guān)于土著居民的知識得到更多關(guān)注，在治理落后原始民族中的諸多錯誤本可避免；弗雷澤自己據(jù)說也希望他的書能“有助于那些負有治理原始民族的任務的人”。但是比爾德指出，“更重要的是弗雷澤對帝國事業(yè)的象征性貢獻。《金枝》將帝國的臣民呈現(xiàn)給他們的主人，在宏大的學術(shù)項目中將土著人變?yōu)榉Q手的支持證據(jù)，從而合法化了英國帝國主義。這是政治霸權(quán)精巧地轉(zhuǎn)化為學術(shù)文字”（306頁）。這的確提醒我們要關(guān)注和警惕在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等領(lǐng)域中明顯存在或隱含著的把“政治霸權(quán)精巧地轉(zhuǎn)化為學術(shù)文字”的傾向。

瑪麗·比爾德不僅是一位著名的古典學者，同時也是一位關(guān)注女權(quán)主義運動的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她的《女性與權(quán)力：一份宣言》（Women & Power：A Manifesto，劉漪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充滿激情地論述了那些阻遏女性發(fā)出聲音、拒絕認真對待她們的權(quán)利，并且斬斷她們與權(quán)力中心之間的聯(lián)系的機制是多么深地根植于西方文化之中。她認為在這些問題上，對古代希臘和羅馬世界的了解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認識當下的世界。在該書第二版的后記中增加了“從本書到MeToo運動——以及關(guān)于強暴的思考”，特別強調(diào)了女性所承受的騷擾侵害的根源（以及她們之前一直對此保持沉默的根源）都確切無疑地深植于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之中。

那么，在這部《古典學還有未來嗎？》中收入《遺漏了什么》這篇文章就并不奇怪了。該文評論的書籍是羅伯特·B. 托德（Robent B. Todd） 編輯的《英國古典學家辭典》（Dictionary of British Classicists，2004），文章的題目意指該辭典中收入的關(guān)于二十世紀著名的古典學者愛德華·弗蘭克爾（Eduard Fraenkel）的傳記中有意“遺漏”了他騷擾女學生的“連環(huán)咸豬手”事件，比爾德對此顯然很不滿意。除了這個問題之外她還認為這是一篇毫無特色的吹捧性傳記，“幾乎一無是處”（320頁）。她的結(jié)論是“任何新的弗蘭克爾傳記無疑都應該旨在揭露并處理這位工作狂教授形象的表面下的各個方面”（326頁）。弗蘭克爾是英國著名的古典學專家，同時也是有名的連環(huán)咸豬手，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學院導師伊索貝爾·亨德森（Isobel Henderson）曾預先警告女學生：盡管她們會學到很多，但很可能被“動手動腳”。女生瑪麗·沃諾克（Mary Warnock） 在弗蘭克爾的最有名的研討班上被選中進入私人輔導課，在令人陶醉并具啟發(fā)性的拉丁語希臘語討論過程發(fā)生了“親吻及越來越經(jīng)常的摸索”。沃諾克希望繼續(xù)學習同時避免“動手動腳”，于是邀請另一位女生一起參加課程，結(jié)果還是被導師分而教之。沃諾克終于向?qū)W校告發(fā)，輔導課被關(guān)停了。作為女權(quán)主義者和古典學家的比爾德的評論是：“任何超過45歲的學術(shù)界女性對此可能都有一種矛盾的反應。一方面，不可能不對一目了然的持續(xù)性騷擾實例和（男性）權(quán)力濫用感到憤慨。另一方面，我們?nèi)绻\實的話，也很難壓抑對大約1980年之前那個學術(shù)時代的一絲傷感懷舊，在那之后，教學中的情欲維度——畢竟從柏拉圖開始就一直活躍——會被堅定地撲滅。沃諾克本人也有這種矛盾心情……在不止一次的報紙采訪中，她指出弗蘭克爾是她遇到的最好的老師?！保?18頁）不應該認為這是出自一位女權(quán)主義學者關(guān)注學術(shù)八卦的心態(tài)，因為比爾德明確指出了問題的重要性：“不管我們?nèi)绾芜x擇豁免或暫停道德判斷，這個中年大學教師亂摸的事件提出了傳記寫作中的重要議題?；仡櫺缘拿松綌⑹鲋邪ㄊ裁础⑴懦裁?？這些人生平的權(quán)威記載背后是怎樣的審查原則在起作用，特別是當它們在傳記辭典和其他類似參考書中傳播的時候？這有多重要？弗蘭克爾的案例是范例性的，也是最具揭露性的例證之一?！保?18頁）

這的確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面對在學界中時有曝光的性騷擾事件，人們一般關(guān)注的是單位體制的相關(guān)處理，然后就是討論人品與學術(shù)的關(guān)系，恐怕很少想到該事件是否應該進入“人物傳記”“學者辭典”這類權(quán)威性工具書的問題。對于比爾德說的那種古典傳統(tǒng)中的情欲維度，可能大部分女權(quán)主義者都難以認同其作為矛盾心情的理由，但是這里也表現(xiàn)出比爾德作為女權(quán)主義者的誠實的一面。而關(guān)于咸豬手事件是否應該寫入專業(yè)領(lǐng)域的學者辭典，恐怕會有更多人反對。我想反對的理由是對的，就如我咨詢的一位學界朋友的意見，他認為學術(shù)專業(yè)辭典與一般出版物的人物評述應該有所區(qū)別。但是，比爾德還提到布里格斯和考德爾（Briggs and Calder）主編的著名古典學家《傳記百科全書》（Biographical Encyclopaedia）在霍斯福爾撰寫的對弗蘭克爾的介紹中說了一句話：“他的確熱烈地，但也極為得體地欣賞女性美?！北葼柕抡f：“極為‘得體地’？要么霍斯福爾驚人地無知，要么是對那些知情人士（也就是牛津古典學研究機構(gòu)的大部分人）的謹慎暗示?；蛘撸赡苁窍劝l(fā)制人，預防任何人冒險把有限圈子里人所共知之事泄露到更大范圍中去?！保?18-319頁）看來在英國學術(shù)界中對于這種事情看法比較復雜，比爾德對《英國古典學家辭典》的不滿或許也可以在這種語境中得到某種解釋。

總之，在“古典學還有未來嗎”這個議題中，瑪麗·比爾德所關(guān)注的不僅僅是學科發(fā)展或衰落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與當代生活的聯(lián)系，以及這門學科的從業(yè)人員在生活中的真實情況。她一再提醒讀者應該深入思考古典學在今天與未來的意義與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