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八年（1763），京師及周邊地區(qū)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痘疫。上至內閣大學士劉綸、翰林曹錫寶，下至文人蔣士銓、沒落旗人張宜泉、敦敏、敦誠等，廣受波及?！扒∪蠹摇敝坏氖Y士銓有感而發(fā)，創(chuàng)作了一首著名的《痘殤嘆》，對癸未年京師痘疫慘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描繪：
三四月交十月間，九門出兒萬七千。郊關痘殤莫計數，十家襁褓一二全！
殺胎破卵君子戒，天殛神罰何為然？可憐修短系祿命，電光石火風輪旋。
雛嬰殞折等毛發(fā)，乞丐顧復同豪賢。育嬰有堂制亦古，圣朝幼幼恩無偏。
蜂房夾廡列戶牖，蜾蠃各領蟲娘錢。安眠一榻魚戢戢，索乳滿席蠶蠕蠕。
長成亦有弟兄誼，委棄那得爺娘憐？但存年月注簿籍，未有姓氏求淵源。
生來死去牛輦載，移根接葉人因緣。昨聞車箱有兒破棺出，痘母所赦城閫喧。
入堂兩日哭者至，三世孀婦來兒前。喜兒不死嗣弗斬，揭盋負去歡生顏。
歸家遍語四鄰婦，兒死慎勿輕拋捐。（忠雅堂詩集》卷一一）
蔣士銓以《痘殤嘆》詩忠實地記錄了這場慘痛痘疫，部分重構了癸未京師痘疫的文化景觀，成為清代悼殤詩文的上乘之作，揭示了文學敘事撫慰痘疹創(chuàng)傷、重建生命秩序的可貴努力。更為重要的是，《痘殤嘆》揭開了中國文學悼殤傳統的一角，它所展現的乾隆中期京師人民對“痘”的恐懼與對“殤”的無助成為解鎖這段塵封史冊的一把鑰匙。
所謂悼殤中的殤，指的是孩童未及活到成年而夭折?！兑葜軙ぶu法解》曰：“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 ”（參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秲x禮·喪服傳》甚至規(guī)定了不同年齡所對應的“長殤”“中殤”和“下殤”（參胡培翚《儀禮正義》第四冊）等。在古代社會，導致小兒未成年夭折的主要原因有疾病、戰(zhàn)亂等等。“麻痘驚疳”這四類疾患在我國古代被認為是傷損小兒性命的四種險癥。在古代詩文作品中，可能也因此存在一個淵源有自的追悼夭亡者的傳統。歷代文人稱之為“悼殤”“悼夭”“傷夭”等。漢賦中已有《傷夭賦》《悼夭賦》，魏晉時期王粲、曹丕、曹植等人更是提高了此類作品的文學品格。關鍵是，據研究，這類作品的誕生“以公元二至三世紀中原疾疫為背景”（參王子今《二至三世紀中原疾疫與漢末文學的“悼夭”主題》，《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5期）。換言之，瘟疫與悼殤傳統如影隨形，是其興盛的直接觸發(fā)因素。此后的漢魏隋唐墓志、杜甫、孟郊、白居易、蘇軾，一直到明清歸有光、汪琬等人的悼殤詩文，大多數背后有疫病導致兒童早夭的慘痛記憶。值得一提的是，悼殤傳統也輻射到了戲曲、小說的創(chuàng)作之中。湯顯祖《牡丹亭》第二十出《悼殤》便是一例。當然，在清代痘疹疫病猖獗之時主要承擔悼殤功能的還是詩文作品。
清代的父母讓未患天花的兒童穿上天花患兒的內衣，從而不再會得天花
清代痘疹疫病似乎尤為頻仍。康熙朝以后，雖然種痘術的普及在宮廷范圍內降低了痘疹感染及死亡率，但在全國范圍內兒童痘疹死亡率仍然比較高，還時常會在一定區(qū)域內大流行，乾隆癸未這一年京師痘疹便是清代中期痘疹的一次范圍較為集中的流行。上至大臣劉綸、曹錫寶、蔣士銓等人，以至在旗的中下層文人敦敏、敦誠兄弟，以及張宜泉都留下了關于這次疫情的諸多文字敘述。其中表現極為突出的是一些文人詩文作品中對因痘疹而逝去的子女的深切追懷。這些文辭構筑了一個哀傷的敘事空間，使得百年后的讀者仍然能夠進入情境之中，體味他們的痛楚。同時，關于乾隆癸未京師痘疹大疫的文字也在追悼者心中起到了哀傷撫慰和敘事重建的作用。
針對疾病后的患者及家屬心理建設，英國學者加雷思·威廉姆斯（Gareth Williams）曾提出“敘事重建”（Narrative Reconstruction）的理論：“如果‘人生進程’暗示了個體與環(huán)境或情境之間，以及這些環(huán)境與他們所處歷史和社會之間的不確定的相互關系，那么敘事便可以被視為這一關系的認知關聯。敘事評價并肯定著人生進程經驗的多種現實，因為它既與自我有關，也與社會有關。”（Gareth Williams, The Genesis of Chronic Illness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基于此，我們可以認為在瘟疫中遭遇喪親之痛的個體，無論其地位如何，都有重建被損毀的自我與周圍世界之間關系的意愿，而實現這種意愿性價比最高的方式之一便是敘事。
這一點即使貴為皇帝也不例外。清乾隆十二年除夕，乾隆皇帝的嫡子永琮因“出痘”而亡。乾隆皇帝不僅在上諭中反復夸贊他“毓粹中宮，性成夙慧。甫及兩周，岐嶷表異”。他還借太后的喜愛表達了自己“深望教養(yǎng)成立，可屬承祧”的意圖。然而事與愿違，“今不意以出痘薨逝”。乾隆皇帝除了“深為軫悼”之外，甚至將自己“嫡嗣再殤”的原因歸結于“朕立意私慶，必欲以嫡子承統。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獲之福。此乃朕過耶！”（《清實錄》第十二冊）
與面對大臣們的理性思考不同，乾隆皇帝在他次年春天的《御制詩》中流露出對早逝皇子的追念，甚至有一絲悵惘。請看這首《新春試筆》：
又拂新春試筆箋，且將閑景答流年。
藉非喜者憂何至？可識彭將殤盡然。
小幾金鈿猶錯置，天街爆竹正喧填。
眼前花本非牢物，底鎮(zhèn)牽情擬棄捐。（弘歷《御制詩二集》）
在“眼前花”一句下，乾隆自注云：“俗語云：兒女眼前花?！币悦耖g俗語入詩，皇帝似乎有意將自己此刻的身份想象成為一位剛剛痛失愛子的普通父親，而非統治帝國的萬圣之尊。兒女如同眼前花，旋生旋落，輕易地被痘疹奪去性命，而即使掌握生殺大權的一代人王帝主，也無可奈何，無能為力。
在癸未京師痘疫中，即便官至內閣大學士的劉綸也難免遭遇喪女之痛，他的《第六女細寶壙志》寫得哀婉動人，詳細描摹了劉綸年僅九歲的女兒細寶從發(fā)病到離世的情狀：
女細寶生于乾隆乙亥七月八日午時，以痘殤于癸未八月二十一日寅時。在世裁九齡爾……今年夏，予番值留京寓，當退食副瓜。女必檢瓜仁屬婢漉而藏之，自言中秋來，為阿耶坐月取下酒。詎意吾女竟以是夕瘍發(fā)不起矣。女病初困視聽，兩觀先離，口號召家人名殆遍，至彌留，舌彊，猶喃喃曰：“阿婆、阿婆！”是以予母慟尤劇。淚蘇蘇不止曰：“細寶安在！”嗟夫，是予之罪也夫?。▌⒕]《繩庵外集》卷七）
細寶乖巧可愛，尤為父親、祖母所寵愛。劉綸在這篇《壙志》中交代了細寶染病的細節(jié)：時值夏令，細寶撿取瓜子，說要留著給父親到中秋節(jié)下酒，多么溫馨孝順的場景，然而她罹患痘癥就在這天夜里。細寶臨終前，舌頭僵硬了，仍然喃喃地叫著“阿婆”，以至于劉綸的老母親“慟尤劇”。患痘之始的對話，臨終之時的喃喃，劉綸筆下細寶生命中僅有的兩個細節(jié)，濃烈的悔恨痛惜之情躍然紙上。為軍國大事日夜操勞的大學士劉綸用這篇《壙志》寄托了對細寶的哀思，也重新梳理了自己的身份認同與心理秩序：此前，他既為人子，又為人父。痘疫帶走了細寶，他的責任是安慰母親和妻子。同時，平衡好家事與國事，不影響日常政務。劉綸用白描手法描摹細寶離世之迅速與痛苦，令人讀之椎心泣血。不愧為乾隆時期的古文名手。
乾隆二十八年曾在京翰林院任職庶吉士的曹錫寶多年后，也在《痘疹定論序》中追憶自己死于痘疹的三個孩子：“憶予在都時，一子二女皆以痘殤，方初起，詢之醫(yī)者，僉曰是險癥而弗治事，后思之未嘗不深以己之昧于醫(yī)理為恨?！保ú苠a寶《古雪齋文集》）曹錫寶在該序中深情回憶了自己一兒、兩女皆死于痘疹的悲慘經歷。此序提及喪親之時，他“在都”。經考察曹錫寶的《曹劍亭先生自撰年譜》，得知所謂“在都時”恰是乾隆二十八年，這一年曹錫寶四十五歲：“是年應散館，乃以瘍疾未愈，大教習劉繩庵先生不令與試，仍在庶常館?！倍@一年的十二月，不幸發(fā)生了。他的“次女痘殤。女為予所鐘愛，年八歲，已讀竟萬首絕句，聰慧實異常兒，一旦夭亡，心緒之壞，尚何可言”；第二年，不幸再次發(fā)生，他的“妾所生子又痘殤”（參曹錫寶《曹劍亭先生自撰年譜》）。接連喪子使得曹錫寶的瘍疾加劇，數年后才得以痊愈。由此可以推知，如果子女患痘去世，對父母打擊之大。因此周汝昌先生堅持認為：“雪芹子殤，即緣痘禍，其時間殆亦在秋日，蓋至十月，其勢已稍止矣”，“此區(qū)區(qū)‘小事’竟能奪去偉大作家曹雪芹父子生命”（周汝昌《紅樓夢新證》），這一觀點從情理上有一定合理性。
《痘疹定論》
乾隆癸未的這場京師痘疫，不僅使得漢族文士體味喪子之痛，對于在旗的中下層讀書人也堪稱一場浩劫。曹雪芹的朋友張宜泉就是一個例子。他曾寫下《哭子女并喪》一詩歌，題下自注云：“余生二女一子，因出痘僅存一焉”，很可能作于乾隆癸未這一年。全詩如下：
不獲家門幸，重重禍痘瘡。
才含嬌女淚，又割愛兒腸。
懷免功非淺，心連痛莫忘。
慰妻看乳上，猶有一啼娘。（張宜泉《春柳堂詩稿》）
據考證，張宜泉晚年生活在北京西郊廂白旗領地，曾擔任教習之職。經歷痘疹大疫，他的一雙兒女都不幸罹難。面對如此慘禍，他能做的也只有勸慰妻子，保重節(jié)哀，畢竟你膝下還有一個嗷嗷待哺的女兒呢！強烈的情感沖口而出，勸慰妻子，其實也是在說服自己，善加保重，慘淡經營。正如詩下評曰：“不事雕飾，純任自然?！?/p>
痘疹對于同為曹雪芹密友的滿族沒落宗室敦敏、敦誠兄弟，也是一段不可磨滅的慘痛記憶。據吳世昌先生對敦誠《哭蕓兒文》的研究，“此次痘疫他們家中共死五人（‘汝姊’、‘汝兄’，似即指敦敏之女及阿卓）”（吳世昌《紅樓夢探源外編》）。且看敦敏在《懋齋詩抄》中為因痘而亡的小女連續(xù)寫下的四首詩歌——《哭小女四首》：
一念旋教淚欲垂，那堪深思倍神馳。燈前空屋重回首，最是黃昏鐘靜時。（其一）
膝前歡笑恰三年，鐘愛非關少女憐。憶汝臨危猶眷眷，連呼阿父淚潸然。（其二）
小膽依人姊妹行，時驚雞犬一彷徨。如何衰草寒煙里，一例孤墳傍白楊。（其三）
汝弟才亡未十日，汝姑先去只三朝。夜臺相見須相護，莫似生前太恃嬌。（其四）
他與小女兒感情非常深厚。在哭悼女兒時可能出于不忍，敦敏沒有提及她患痘的過程，而是將追憶的側重點放在了女兒死去世界的想象：我的女兒那么膽小，平時雞犬叫聲都能夠將她嚇到，何況是白楊衰草，凄涼孤墳呢？在最后一首詩中，敦敏似乎是在勸慰女兒：孩子別怕，有姑姑和弟弟作伴，泉臺之路應當不寂寞吧？同時，還不忘叮囑女兒不要像生前一樣恃寵而驕。敦敏的安慰與叮囑如此家常，就如同女兒不是因痘離世，而只是要去遠行。敦敏用四首絕句寄托了對女兒的綿綿哀思，同時，也建立了一個以女兒之死為中心的抒情-敘事時空，使得讀者能不斷進入場景，了解他女兒的故事，而小女的敘事也撥動了他者的心弦。
在同時期的述痘文字中，敦誠《哭蕓兒文》與《哭妹侄侄女文》可以稱得上是情感最為熾熱之作。這兩篇文字也為二百年后的我們了解這場瘟疫提供了難能可貴的親歷書寫。先看敦誠的《哭蕓兒文》。他先是表達了對蕓兒之死的不可置信：“吾只疑汝未死者然，乃疑汝未死而不聽汝啼、聞汝笑、睹汝乳食。嗚呼，阿蕓真死矣！”接著回憶了阿蕓生前受寵的種種事跡，重點是她生病前后燕京中的眾生相：“會汝病之先，燕中痘疹流疫，小兒殄此者幾半城，棺盛、帛裹、肩者、負者，奔走道左無虛日?！鼻」镂淳煹倪@場痘疫，小兒死亡之多，竟到了“奔走道左無虛日”的程度，堪稱觸目驚心。正可與其另一篇《哭妹侄侄女文》中的記載相對照：“初，阿卓患痘，余往視之。途次見負稚子小棺者，奔走如織，即惡之?！保ǘ卣\《四松堂集》卷四）
《四松堂集付刻底本》
《哭蕓兒文》最為突出的敘事特征是在敘述中打破自然時間線，將對蕓兒患病的回憶與對當下情境的描摹有機編織在一起，往日重現的溫馨與“夜窗燈下”的凄涼交錯在一起，亦真亦幻。蕓兒留在世間的印象定格在“臨訣時，尚從保母懷奔至汝母懷，支撐撫摩，若難為別狀，復顧小婢微笑”，如此聰穎巧慧的女孩兒，本是不應該死去的，然而卻造化弄人，“移時淚下而絕”。敦誠對小女兒的記憶中，不僅有不舍，而且還有自責，他譴責自己早知道蕓兒不可挽救，為何還要“以藥餌苦汝，且速汝死”，到了這一步，敦誠作為父親的情感達到了近乎失去理智的程度。在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敦誠描繪了埋葬蕓兒前后的哭祭傷心，與此同時，心理重建也在悄然展開：
今瘞汝于西郊，汝姑、汝姊、汝兄之側。四人中惟汝最小，吾更屬彼三人冥途互相憐愛于汝。汝保母吾已遣之別室，衣食悉如汝在時。非故遣之，恐見之更傷汝母心也。前夕汝母夢汝來，左手牽母衣，右手持玩具、小履、舊裳如生前狀，倏然驚覺，悲泣終夜。汝何忍頻于夢中更碎斷其腸耶？嗚呼！阿蕓，汝往矣。汝父哭汝于死，復哭汝于殮。情猶未已，昨更斜陽瘦馬，哭汝于西郊之小邱。計此眼淚，豈止洗面乎？嗟乎！兒女之債已償，父子之情已盡，但想汝未生之前，不思汝已死之后。嗚呼阿蕓，自茲以往不復一念及汝矣?。ǘ卣\《四松堂集》卷四）
埋葬和哭祭是人類在親人去世之時情感表達的峰值。因為在這一場景之后，正式宣告了與死者的徹底陰陽兩隔，永不復見。古人既相信身后世界的存在，又只能按照自己的生活來想象親人死后的生活，二者之間有時存在著矛盾，他們生命觀的矛盾性也在于此。整篇祭文的落腳點令人深思：“自茲以往不復一念及汝矣。”這一表述在祭文類的文體中并不常見。敦誠對蕓兒的愛毋庸置疑，然而他卻親口對死去的女兒說出了 “兒女之債已償，父子之情已盡，但想汝未生之前，不思汝已死之后”?？此撇缓锨槔恚瑢崉t正話反說：只有忘記女兒，作家才能擺脫苦痛，回歸正常生活；只有“絕情”，才能使蕓兒的母親略減悲哀，避免不必要的悲劇再次發(fā)生；只有強調 “兒女之債已償”，才能使得活著的至親們都重歸心靈的平靜與安寧。張宜泉和二敦兄弟詩文中的痘疹記憶基本上是親歷的切膚之痛。
如果我們跳脫出直擊痘疫的劉綸、曹錫寶、蔣士銓等漢族文士，以及曹雪芹、張宜泉、二敦兄弟等在旗文人，將癸未痘疫放在清代社會歷史視角加以考察，也許結果會非常不同。頗令人唏噓的是，災難深重的癸未京師痘疫，在本年乾隆帝的《御制詩》中卻難覓蹤跡。是年秋，結束木蘭秋狝的乾隆帝回到京師。農歷九月中旬還宮途中路過西直門外村落，曾留下了這樣的詩句：
天地德好生，旋轉非人謀。
晴雨錫以時，久聞茂如油。
……吾民其略蘇，得此吾何修？（弘歷《御制詩三集》）
皇帝眼中的金秋西郊，是一派豐收景象。與同一時期蔣士銓筆下的“郊關痘殤莫計數”相去不啻天淵。也許，皇帝眼中的豐收與文士筆下的瘟疫都是癸未秋京城西郊的真實風景。不過，毋庸置疑的是，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乾隆顯然沒能做到他所自詡的“我躬雖塞外，我心懸帝州”。清代痘疫的抗擊與疫后心理重建，只能依靠親歷者來自我療傷與重建。
總體而言，乾隆癸未詩文中的痘疹記憶不是對各族人民染痘苦難的簡單記載，而是對痘疹知識進行藝術化再創(chuàng)造的深刻文化記憶與創(chuàng)傷心理圖景。它們上承悼殤傳統，文人們對親歷的痘疫創(chuàng)傷進行了椎心泣血地描摹，其悼殤詩文在追念早夭兒女的同時也進行了文學的敘事重建，撫慰著萬千痛失親人的哀苦靈魂。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醫(yī)學人文學院）
本文首發(fā)于中華書局《文史知識》雜志2023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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