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行地：近代長江中游的船民與木帆船航運業(yè)》（以下簡稱《江河行地》）是商務印書館“日新文庫”推出的新書，作者是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歷史系副教授陳瑤。近日，本書作者與中國農業(yè)大學人文與發(fā)展學院教授趙丙祥一起在京進行新書座談會，座談由《江河行地》一書責編齊群主持。本文整理自座談文字稿。經發(fā)言人審定。
齊群：我是《江河行地》這本書的責任編輯，學習經歷橫跨了社會學和歷史學兩個專業(yè)，看到陳瑤老師這本社會史研究感到格外的親切。本書前半部分很多分析性的內容，包括長江船戶的基本狀況，近代以來的長江中游船戶的生產、組織，如何應對國家的差役，等等，這些都非常精彩。但最觸動我的是，陳瑤老師在結語里和一本社會學比較熟知的文獻對話，這就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沈原老師的《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同樣都是廣義的交通產業(yè)的從業(yè)者，又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社會的“邊緣群體”，在明清民國和當下都有著大不相同卻又十分相似的遭遇。
陳老師的上一本著作是《糴糶之局：清代湘潭的米谷貿易與地方社會》，那么您是怎么從米業(yè)研究轉向到船民研究的呢？
陳瑤：《糴糶之局：清代湘潭的米谷貿易與地方社會》是由我的博士論文修改后出版，研究米谷貿易的時候，因為運輸米糧需要非常多的船戶，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史料，所以對這個行業(yè)產生了非常大的興趣。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fā)現(xiàn)了湖南的湘鄉(xiāng)縣一個船戶的家族族譜，就開始了這項新的研究，希望能從整個長江中游流域尋找更多的更廣泛的資料來討論這個行業(yè)，以及在更宏觀的層面上，討論傳統(tǒng)行業(yè)從清代到近代以來的轉型歷程。
在研究過程中，我非常幸運地搜集到很多關于船戶群體自己創(chuàng)造的文獻，包括水路歌、船歌號子，還有他們自己記的賬簿、簽的合同、家族的族譜、碑刻。另外我還去檔案館找到大量的民船業(yè)檔案，以及清末民國時期的中外學者調查報告。
這些豐富而多元的資料，讓我眼界大開。我本來以為船民是底層群體，可能遺留的資料極少，沒想到能找到這么豐富的文獻，而且是來自不同立場、不同群體的聲音，這讓我們知道社會不只是一種聲音，我們可以從更豐富的資料去看到一個群體他們生活的現(xiàn)實狀況。
在閱讀這些資料的過程中，我有時候非常感動，特別是看到抗戰(zhàn)時期的民船航運業(yè)的船民是怎樣去組織，既保留了傳統(tǒng)的船幫組織，也有民國時期新產生的民船行業(yè)組織。特別是在湖南，大家知道抗戰(zhàn)后期，湘北的戰(zhàn)場是非常慘烈的，公路、鐵路、輪船，這些現(xiàn)代交通方式基本破壞殆盡了，這樣的情況下，長江中游的傳統(tǒng)民船航運實際擔負起了前線軍需民用的運輸工作。
1920年代初漢口江漢關及碼頭繁忙景象，陳瑤供圖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人員、船只和財產，損失特別巨大。傳統(tǒng)史書里面，通常把船民這樣流動性很高的人群稱為“江湖匪盜”，這是很帶有歧視性的蔑稱。在抗戰(zhàn)勝利之后，他們這個群體得到政府公開的認可和贊許。這樣的變化的過程讓我非常感慨。
在研究船戶和木帆船航運業(yè)的過程中，我思考了很多問題，其實有現(xiàn)實的關照，比如剛才講到的大卡車司機這個群體。這些流動性的勞工群體，他們的流動性為什么會讓社會大眾，包括官方、讀書人，甚至是商人，會有一種不安感？我們怎么樣去面對這種不安感？
通過這個研究，我覺得雖然船民是流動性的群體，但實際上他們有自己的社會組織，也非常依賴整個市場，政府的疏導管制，甚至是科技的進步，都能讓社會大眾逐漸地接受這樣的一個流動性的群體開拓出來的新的空間，這需要一個過程。就像網絡購物，剛開始的時候大家也沒有一下子進入這樣一個新的空間，但是慢慢地，大家都接受了，現(xiàn)在我們的生活已經離不開網絡購物。
之前一些宣傳，有用到“社會邊緣”這個詞，我在書中盡量沒有用這個詞，我相信船民并不是邊緣，他們就是中心，起碼在我的研究里面是一個中心，在我的生活里面也是一個中心。我并不是用單一視角去看待我的研究對象，恰恰相反，我在田野中收集的多元材料向我展示了這樣一個群體自在的生活，他們就是他們自己，而不是某個所謂中心的邊緣，我在書里也努力想把這樣的視角傳遞給讀者。
我特別感謝我的歷史田野受訪對象。我去湘鄉(xiāng)的船戶家族進行田野考察的時候，他們對我特別好，提供了非常多的資料，他們讓我了解到，這種流動性很高的群體，以及他們的后人，其實跟我們和在座各位都一樣，都在追求一種很平安、穩(wěn)定、積極向上的生活，并不是像傳統(tǒng)的主流歷史文獻里面所講的，都是一些“江湖匪盜”，給社會帶來不安的人群。
齊群：之前在談起中國社會的時候，趙老師經常強調錢穆先生一個重要的對于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分類，就是城市、鄉(xiāng)鎮(zhèn)、山林和江湖。陳瑤老師這本書研究的人群和歷史場景，可以說就是字面意義上的“江湖”，因為船民和帆船只能在江湖上運轉。您的研究比較關注中國傳統(tǒng)基層社會，鄉(xiāng)村里的宗族，城鎮(zhèn)里的武藝群體，這些和我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聯(lián)系比較緊密。但是陳瑤老師這本書，卻把一個距離我們穩(wěn)定的日常生活比較遠的社會系統(tǒng)給呈現(xiàn)了出來。您怎么看待中國歷史中“江湖”這個社會系統(tǒng)，以及陳老師筆下這樣一個漂泊不羈的船民群體？
趙丙祥：這本書我看得比較倉促，說得不對的地方還請陳瑤老師再批評。
齊老師說船民離我們比較遠，這可能是北方人的經驗，如果我們到南方去，我們看費老的社會學經典著作《鄉(xiāng)村經濟》，過了淮河以南，到長江流域、珠江流域，船恰恰是人們生活中最關鍵的東西。在傳統(tǒng)時代，北方平原多，交通多騎馬，南方河流湖泊多，交通多坐船，所謂“南船北馬”就是指這個。還有，關于船民群體，我比較同意陳老師的看法，現(xiàn)在看起來好像到處都是“邊緣”，如果真是這樣，那么到底誰才不是邊緣呢？
另外，這本書為什么我覺得寫得特別好。全書涉及整個長江中游流域，但重心是湖南，最出彩的還是跟陳老師的老家湘潭有關系，從書里能看出來，她收集材料、田野的體驗，歷史現(xiàn)場感特別好。
長江中游流域示意地圖，陳瑤供圖
那么湖南這個地方為什么比較特殊？對我們來說有幾個原因：第一，在近代更早的時間，這里誕生了湘軍，湘軍對于理解整個晚清歷史，一直到近代歷次革命，都非常重要。第二，中國革命，湖南走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人物，特別是這本書研究的漣水流域，湘鄉(xiāng)、湘潭，就有毛澤東、劉少奇等很多革命領袖。理解中國革命，離不開湖南，特別是湘潭這樣的地方社會。第三，在抗戰(zhàn)時期，陳老師提到，北方和江南向西南大后方遷移，前三次長沙會戰(zhàn)，整個湘江流域船民船幫都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們回顧中國近代歷史的幾個階段就會知道，為什么長江中游那么重要。它不僅是長江上、中、下游三種地域社會類型的中間階段，更重要的是，這個地域有它的特殊性。學術研究中，我們當然會認為每個地域都有它獨特的研究價值，但同時我們也要承認，對特定歷史階段來說，不同的地域社會，它的研究價值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湖湘這個地區(qū)，尤其是湘潭這個地方，對我們理解整個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一直到當下中國的社會轉型，都有特殊的意義。這是我讀這本書的第一個感覺。
說到湖南，我們會想到什么？今天的湖南想象大概有兩種：一種是浪漫的，如果我們是文學愛好者，會想起來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邊城》這篇小說我們真讀進去會發(fā)現(xiàn)，它背后藏著另一個社會，這里雖然談的是湘西，但是對湖南甚至對整個長江中游都是有代表性的。沈從文的《邊城》中其實是有一個比較慘痛的歷史，當然了，沈從文先生寫得很是隱約其辭。老大天寶駕船離家，死在外邊了，老二儺送也走了。這就是湖南的另外一種歷史的現(xiàn)實的想象，背后實際上是一個水鄉(xiāng)的生計問題，當然，還有一個霸蠻的江湖土匪社會。我們小時候熱播的好幾部《剿匪記》正是這種反映。我們理解中國社會，“江湖”當然不可或缺，在今天一般人說“江湖”往往是貶義的，學術界倒不一定這么看。錢穆先生說得特別對，認為江湖是理解中國人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我們怎么樣把這些東西放在今天的學術話語里面來研究、寫作，陳瑤老師這本書我覺得特別感動我的是，她在這方面的關懷比較大。
這種關懷可以分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我們看這本書的開篇，就會知道陳瑤老師的研究繼承了華南學派的學術傳統(tǒng)。也就是說總體上要關注整個中國社會的近現(xiàn)代轉型，但要從地方社會入手。但是地方社會的研究并不是僅僅做一個地方不顧及其他。中國近代的歷史，沃勒斯坦意義的“世界體系”擴展到東亞之后，從五口通商開始，整個中國面臨著巨大沖擊。以往學界的解釋模型大概有兩種：一種是費正清的“沖擊-回應”，外國沖擊來了，中國受到刺激后要回應；另外一種，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即“帝國主義”模式，中國的轉型與反抗西方帝國主義入侵同步展開，這兩種解釋其實在底層邏輯上還是有一些共通性的。
這些解釋當然都有道理，但是也潛藏著問題，這就是陳老師在開篇提出的，如果按照費正清的“沖擊-回應”模式，長江中游的傳統(tǒng)木帆船應該馬上被現(xiàn)代輪船取代，但是她發(fā)現(xiàn)其實沒有。剛才講的中國近代幾個歷史階段來說，傳統(tǒng)木帆船航運業(yè)的船民和船幫都發(fā)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甚至輪船這樣一種現(xiàn)代運輸工具的到來，反而在一定的時間內，促成了長江中游水系中交通方式的多樣化，現(xiàn)代輪船運輸與傳統(tǒng)木帆船運輸是共生的，而不是此消彼長的取代關系。這個研究其實背后有一種世界史的關懷。
不論是世界體系擴張，還是現(xiàn)代化轉型，我們在今天或多或少有一種擔憂，那就是地方性的東西會不會消失。讀完陳瑤老師這本書后我們發(fā)現(xiàn)，盡管書中沒有直接涉及當下，但是我們可以從這本書中感受到，這種地方社會的多樣性，直到今天還沒有消失，更可能是轉化了。所以通過船幫的研究，我們看到這些船戶的生活，他們的宗族，直到今天仍在延續(xù)。
第二個方面，這本書給了我一個很愉快的閱讀體驗，讀到最后甚至有一點憂傷。這本書的第二部分讓我很感動，書中用了大量的民間歌謠，就是水路歌。船工出航拉纖，到過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哪些行船危險，他們就把到過的每一條河、每一個渡口、每一座城鎮(zhèn)，灘頭、大山，都編成歌謠唱出來。我們知道這些船工很多是獨身的，一輩子沒有結過婚，是單身漢，他們去世的時候，他的親族或者同行工友，會在他的葬禮上唱水路歌。中國人有一個習俗，臨終之前要在身上蓋一床被子——清代皇室成員死了要蓋陀羅尼經被，普通人只能蓋一床完整的被子。而這些船戶在去世的時候，他的同伴們會在葬禮上給逝者唱一首歌謠給他送行，就是“水路歌”。陳老師用的詞叫“生命地圖”，這個特別好，在船民一輩子將要終結，結束在這個世界的生命的時候，也會給他蓋上一床被子，水路歌里的那幅地圖就是這床被子，把他駕船走過的每個灘，每個渡口，像一床被子一樣蓋在他的身上。我們不妨想象一下，在熱鬧的葬禮上，那些船戶唱著水路歌，一起送他們的同伴踏上黃泉路，有一種東西是很悲涼的，其實也是唱給自己的啊。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蓋棺定論，而是給一個光棍漢一輩子的總結，真的特別感動。
在這個方面，我自己從華南學派也學到很多，他們的歷史人類學，對田野現(xiàn)場感的強調，我覺得是這本書特別出彩的地方。前面說到我為什么不同意用“邊緣”來描述船民群體，因為這個詞確實有點問題。剛才提到的生命地圖，恰恰是一種多樣性和生命感，是船民自己的人生。
第三個方面，我自己的專業(yè)是社會學、人類學，這本書對社會學的啟發(fā)是什么？書的結尾處引用了沈原老師的中國卡車司機的研究，今天湘江上面已經沒有這么多船了，但是我想陳瑤老師想告訴我們的是，哪怕很多人不再坐船了，但是在中國的無數(shù)條交通動脈上，公路、水路，其實還是有同樣的人群。在這點上，歷史學家強調這種田野現(xiàn)場感，去實地考察，反過來，對社會學家而言，我們今天做研究的時候，要從他們那兒學會怎樣進入一些真正的歷史感，一個完全沒有歷史感的社會學研究，我覺得是沒有太大生命力的。
齊群：在趙老師的評述中，能感受到我們經常講的“文史不分家”，我們能夠在民間文獻讀到一種非常真摯的情感，這個真摯的情感，在歷史上活靈活現(xiàn)地真實存在過。
剛剛趙老師談到了第二部分，強調這部分引用了非常多元的文獻。實際除了最后一章討論水路歌之外，這本書還有專門章節(jié)分析船民的日常生活，其中引用了大量的船民日常賬本。這本書直觀地展示了陳瑤老師的文獻收集和分析能力。我想很多讀者對于歷史學者的日常工作了解比較少，那么，請陳老師給大家展開談一下，您如何從發(fā)現(xiàn)了一個家譜擴展到整部書的研究？
陳瑤：非常感謝給我這個機會講一下我到底是怎么樣工作的。我最大的感觸是，做歷史研究，去田野，運氣非常重要。我在日常生活中其實非常“宅”，有一年過年的時候在家看猶他家譜學會公布的湖南的一些族譜，我在那兒翻目錄，發(fā)現(xiàn)湘鄉(xiāng)的白沙陳氏族譜，里面有一篇《河埠記》，就講他們怎么管理河邊的碼頭，我就想，這個碼頭歸他們管嗎？于是查詢了這個家族在哪個地方，過完年我找時間就去了。
到了湘鄉(xiāng)后，我的運氣非常好，當時剛好有一個從這個家族走出去的人回家尋根，他就想找自己家族的歷史。當?shù)氐淖逵H非常熱情，給他看族譜，帶他找碑刻，尋找祖上的墳墓。以前的石碑在一段歷史時期內不受重視，有些就拿去田埂上搭橋了，因為碑的石材很好。好在搭橋的時候，石碑的字是向下的，沒有被踩踏磨損，所以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乾隆年間的碑文，還有一塊是道光年間的碑。這些碑非常精彩地記述了他們當時是怎么樣管理碼頭的，怎么樣壟斷這條河流的運輸權的。
還有一個幸運的地方，因為有很多人回去尋親了之后，白沙陳氏要重修族譜了，他們就把以前的族譜都找出來，還得去各地查訪，從這個家族分散出去的分支。陳氏的人都特別好，在這個過程中搜集到的族譜，全部做成電子版發(fā)給我。還有兩位老人家，80多歲了，會唱水路歌，當場唱給我聽。那一瞬間，我覺得我進入到了歷史之中。他們兩個人唱完之后跟我說，你運氣很好，你再要聽到這個水路歌，只有一次機會了，雖然我們還有兩個人，但是你只有一次機會了，我們兩個看誰先去世，最后一個去世的人就沒有人再給他唱水路歌了。
陳新開老爺子，家里現(xiàn)在還是家徒四壁，但是他說他過得很好，他現(xiàn)在能領退休工資。我的書里也寫到，漣水的船戶在新中國建立以后轉型成了國營企業(yè)，所以他成為一個企業(yè)職工，不是一個農民了，有職工退休工資。這些老人的生命故事，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就尋著水路歌，走上了一條新線索。
湘潭縣檔案館也非常好，從我讀本科開始，就一直非常支持我，我去查詢檔案，都能調出來供我閱覽。他們有比較豐富的民國檔案，抗戰(zhàn)時期湘潭淪陷的時間非常短，只有幾個月，不到一年。他們在淪陷之前，就把其中的大多數(shù)重要的檔案，用船運到鄉(xiāng)下，保存了下來，所以我們現(xiàn)在還能看到這批民國檔案。這里面非常詳細地記載了抗戰(zhàn)時期他們是怎么樣組織民船的團體，如何延續(xù)著原來船幫的組織，怎么樣跟漢口的船幫組織連接，怎么樣跟政府打交道，如何在抗戰(zhàn)的過程中維護運輸?shù)闹刃?，來實現(xiàn)軍需民用的運輸?shù)墓ぷ鳌?/p>
《無名氏船戶1934江河總簿》之一頁，陳瑤供圖
這些一個一個的線索，會慢慢地引導你去尋找這個社會群體留下來的聲音，在檔案里面就有他們的賬簿。這個是非常特別的，我們一般以為這些船民沒有受過什么教育，他們可能不怎么會寫字，也可能不會計賬，但是沒想到，在1934—1953年間有大概9種賬簿留存下來，是他們手寫的。這里面是一個一個的人，他們的名字，后面記他們的工。比如今天到這個船上，給船老板打了一天的工，他就畫一個圈，打了半天工，畫一個圈加一個橫。我慢慢地學習、認識這些符號，慢慢解讀這些文獻，逐漸地分析出他們打一天工能賺多少錢，再跟其他的行業(yè)比較，就會知道他們的工資水平其實不算低。但是他們不穩(wěn)定，就好像現(xiàn)在的卡車司機、快遞小哥一樣，雖然有時候能賺到很多，但是長時間算起來，是一個不穩(wěn)定的勞動的生計模式。
上面這些豐富的資料，是歷史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礎，多元的資料會呈現(xiàn)出多元的聲音，不會讓我們沉浸在一種聲音里面去理解這個社會。我還是比較喜歡或者比較傾向于在歷史研究里面，盡量多地去搜集研究對象的各種各樣的聲音，去理解它。這些歷史記錄有時候會互相矛盾，互相沖突。我們在官方的檔案里面會看到，這些船戶經常偷扒、盜竊，甚至把商客推到河里面去，搶劫他們的財物，檔案里有非常多的刑案卷宗是在講這些故事。如果單單從官方的記載去認識船民群體，你會覺得這些人就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但是如果我們深入大多數(shù)船民的日常生活，就會發(fā)現(xiàn)這個高度流動的勞動群體，其實和普通人一樣，希望平安穩(wěn)定的生活，沒有人想做一個匪幫首領，成天被官府緝拿。所以還是需要多元的史料來呈現(xiàn)多元的聲音，才能幫助我們了解一個社會群體的整體的面貌。
《湘潭船行成案稿》之一頁，陳瑤供圖
齊群：開展歷史研究最關鍵是能夠扎實地找到活在當下的多元歷史材料，的確像剛才陳老師提到的，能夠在歷史田野中遇到一個還能唱水路歌的老先生，的確會給研究者非常不一樣的體驗。
我們熟悉的歷史研究，往往是政治史的研究，大家覺得中國傳統(tǒng)史籍特別是傳世文獻，會有確鑿的歷史，研究者通過不同的史料的對勘和訓詁，嘗試把歷史的真相挖掘出來。但是我在編輯陳老師的這本書的時候，就會發(fā)現(xiàn)，多元的民間材料，有時候呈現(xiàn)的圖景并不是和現(xiàn)實那么嚴絲合縫。比如我們看水路歌歌詞，感覺到船工一下去了上海，下一站就跑到揚州去了，一會兒又回到了他的湖南老家，他的前半程可能是非常詳細的記載，后半程只是稀疏的大碼頭、大城市，這個時候會給歷史研究者提出很大的挑戰(zhàn)。因為這種史料并不像傳統(tǒng)史學那樣是非常嚴格的檔案或者傳世文獻，民間文獻的解讀會有更多的奧妙。
趙老師特別強調水路歌并不是一個現(xiàn)實的地圖，是一個生命的地圖，那么您能不能在這方面向觀眾和讀者展示這樣非傳統(tǒng)的文獻怎么解讀，以及什么意義上水路歌是一個生命的地圖而不是一個現(xiàn)實的地圖呢？
趙丙祥：我讀這本書到最后的時候，也多少有一點困惑，陳老師的解釋，在我看來多多少少有一點矛盾。第一，水路歌的內容特別豐富，之前在聊這本書的時候，我還希望陳瑤之后還能再出一篇文章，把水路歌的意義更充分地展示出來。因為水路歌里面的記載，絕對不只是河流，中國人經常講山水、山川，水和山一定是搭配出現(xiàn)的，這個傳統(tǒng)太久遠了，從《禹貢》開始就是這個模式，到現(xiàn)在也沒有根本的改變。水路歌的敘事邏輯是，一個船戶想象他駕船在一條河上航行，經過哪些個灘頭，但接下來一定會有山，同時還會有人住的地方，比如會唱到了哪個城鎮(zhèn)，有一些繁華城市還更遠，比如揚州，在遠離湘鄉(xiāng)的長江最下游。
怎么理解水路歌的歌詞，陳老師的解釋是，水路歌有非常實用性的一面，她有一個參照，中國航海史上有一種文獻叫水路簿，尤其在東南沿海到南洋這些地方，比如從泉州出發(fā)，多少里路程會有什么標志，可以在這兒歇腳，再有哪個地方風大浪急，要特別注意。水路簿和水路歌有這樣實用的性質，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又覺得，似乎不能完全用實用性來解釋內河的水路歌。河道水運當然很兇險，但是它跟海運的性質還是有差別。這個差別是什么？陳老師的詞用得特別好，為什么叫“生命地圖”，有些地方顯然是船戶沒到過的，甚至很多船戶終生只跑小段固定航程，比如一輩子只跑漣水到湘江這段航路，快到長沙的地方就不繼續(xù)跑了。但這同樣不妨礙船戶會唱更長段的水路歌，比如湘水下游甚至一直到長江下游的歌。這個現(xiàn)象怎么解釋，這本書在這方面稍微有一點點不足，我特別期望看到陳瑤再寫這樣一篇更深入研究的文章。
我們毫不否認水路歌這類民間文獻有實用性的一面，但是同時我們也要承認它有自己的想象世界，所以在水路歌里出現(xiàn)很多有意思的話題，比如船戶也有家室，但確實也有很多是沒有成家的。船戶的水路歌里有不少愛情歌，他是用唱民歌的方式去想象一場愛情的生活，那里面與岸上女性的情歌對答大概率不是真實地發(fā)生過的，他會唱，到哪個灘頭看到一個美麗的姑娘，還要招呼妹子跟他走一遭，這其實是他們想象的場景。女船戶很少很少，大部分從業(yè)者是男性。其實這是他在想象，自己成不了婚，或者遠離了家，是對所缺乏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的一個想象。
這種想象不限于個人的家庭和情感。比如說，一個船戶沒到過揚州，那么去過揚州的人說揚州是什么，揚州就像是十里洋場，那個地方有好喝的美酒，有好吃的美食，有好看的風景，還有漂亮的姑娘，船戶可以唱出來的。也許一個船戶這一輩子可能只在漣水這條支流上討生活，但他的世界不會被漣水限制住，他的想象可以一直通向揚州。
這個想象世界跟前面呈現(xiàn)的現(xiàn)實世界，形成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關系，可以說有三層“地圖”。第一層，陳老師的這個研究，在世界體系、國家總體經濟運轉的現(xiàn)實背景里，看一個地方社會和一群人怎么生活，這是一個現(xiàn)實地圖，可以根據(jù)資料的客觀記載勾勒出來。第二層，這本書用到了賬簿、家譜，這些和他們日常的生活、社會關系是非常密切的，這是一個社會網絡地圖。第三層地圖，就是船戶把自己祖先視作神明，我記得她寫了當?shù)睾苡忻囊粋€大族，一部分族人明明已經不在河邊，遷移到內陸甚至深山里挖礦去了，但他們拜的祖先仍然可以是水神，兩者之間有錯位，水路歌反映出這個世界，它的第一層、第二層是不完全重合的，但是有交錯的關系。
江西贛州儲君廟中崇祀的灘神，陳瑤供圖
這就展示出來，其實船戶的世界是非常豐富的，一方面在近代這個時段內他們處在一個大的世界進程里，也是當時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地方又有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而這樣一個生活世界又不妨礙他們有自己想象的非常大的世界。為什么我一直喜歡華南學派的研究，他們也做民間文學的研究，也做儀式的研究。我們的老師一輩寫過很多東西，他們研究的時候一定不脫離社會經濟史，這個特點特別值得當下的社會學、人類學虛心學習，我們不能一說儀式、文學，馬上全是主觀的想象，全是象征的、認同的研究，這很容易造成一個研究漂在外面，是遠遠不夠的。即使是文學，不管是文人的還是民眾的，與所謂現(xiàn)實的關系比這個復雜多了，在“實在”的意義上，哪會是那么簡單，不是反映論能解決的。
剛才提到了三層地圖，甚至可能不止三層，船戶們的世界是多層次的，有大的，有小的，互相疊加，但是又互相不能夠完全涵蓋。將這種復雜性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這個是比較理想的研究。
齊群：感謝趙老師的深入分析和評議，讓我們打開了新的世界，作為普通讀者或者非專業(yè)的研究者，閱讀到這本書或者其他相似的社會史的研究的時候，很難區(qū)分出這么多層級的世界。很多人的第一直覺是，會有一個很現(xiàn)實的世界或者歷史，但是一個人自己的生活世界，一個想象中的生活世界，往往需要研究者、閱讀者的共情能力才能去理解、體會。
（蔣榮洋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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