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閱讀阿倫特的……正確方式？

《我愿你是你所是：漢娜·阿倫特傳》，[美]薩曼莎·羅斯·希爾著，胡曉凱譯，中信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273頁，59.80元

薩曼莎·羅斯·希爾（Samantha Rose Hill）的《我愿你是你所是：漢娜·阿倫特傳》（原書名Hannah Arendt，2021）在“序言”中談到一個問題：“近年來，許多人都開始閱讀漢娜·阿倫特的作品，試圖去理解我們今天面對的危機。阿倫特的文字中到底有什么，在今天讓如此之多的人找到共鳴？為什么我們總要把目光投向她，來理解21世紀的政治狀況？”

這的確是首先要思考的重要問題。希爾認為：因為阿倫特可以幫助我們通過一個新角度來看待我們最切近的經(jīng)驗，她關(guān)注的她那個年代的問題呈現(xiàn)在每一代人面前都是新的樣貌，需要我們的理解。（第8頁）另外，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她面對絕境的勇氣能夠激勵我們鼓起勇氣，在‘我們這個并不美麗的世界’，去抵抗我們今天面對的黑暗”（11頁）。直到全書的最后，希爾仍然在回答這個問題：隨著過去幾年反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的崛起，《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引發(fā)了前所未有的關(guān)注，有無數(shù)文章寫阿倫特對法西斯主義和極權(quán)主義的分析。阿倫特的作品幫助我們在當下找到方向、面對新現(xiàn)象，“她作品的核心是，我們必須不斷地對世界進行新的思考，定義新的界限，繪制新的格局，尋找新的語言，講述新的故事。這是她留給我們的遺產(chǎn)”（247-248頁）。另外，西蒙·斯威夫特（Simon Swift）在回答“為什么是阿倫特”的時候說：“漢娜·阿倫特是我們急需的批判思想家。在她晚期有關(guān)美國政治和文化的許多文章中，阿倫特論及了許多在今天仍與我們相關(guān)的問題，比如公民自由的性質(zhì)、國家支持的暴力問題，以及自‘越戰(zhàn)’以來政治中的謊言和犯罪文化?！薄拔覀儺斍暗恼挝C乃是我們正在經(jīng)歷的新黑暗時代，全球各地的赤裸生命正以各種日益令人不安又陌生詫異的公開方式遭到殘酷對待，面對這些現(xiàn)象，阿倫特仍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思想人物。她的這種對新政治的呼喚，從未像今天這般迫切。”（西蒙·斯威夫特《導讀阿倫特》，陳高華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年，11、176頁）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在今天仍然需要閱讀和討論阿倫特的理由——最簡單的理由就是阿倫特的學生伊麗莎白·楊-布呂爾所說的：阿倫特幫助我們“建立起判斷我們時代重大事件的最根本的政治標準：它是否會導致極權(quán)主義統(tǒng)治？”——還有比這更重要、更迫切的理由嗎？而且必須明確的是，這種閱讀的理由實際上也就是閱讀阿倫特的正確方式的基本前提。

應該進而思考的是，為什么說阿倫特所關(guān)注的那個年代的問題在今天看來都是新的？我的理解是，老問題有新發(fā)展，老經(jīng)驗帶來新震驚。阿倫特所面對的納粹帝國等人類政治經(jīng)驗中極為黑暗與沉痛的景象不但沒有消失，而且有新的表現(xiàn)與發(fā)展。當年納粹上臺的時候，最讓她感到震驚的是德國知識分子怎么能夠與新政權(quán)合作，而且其中許多還是她的朋友和熟人。這種震驚體驗的本質(zhì)是不明白那些致力于心靈生活的知識分子為什么沒有看穿納粹政權(quán)的本性，如果看穿了為什么在還有可能作出行動選擇的時候沒有正確選擇。這些老問題、老經(jīng)驗哪些不是在后來的歷史上一再重演？但是，希爾說阿倫特一定會反對我們用她的作品來類比當下的政治危機，她想要教給我們的是如何重新來思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10頁）

有關(guān)從極權(quán)主義的老問題到政治危機新發(fā)展的思考，這當然是在當下的世界中打開阿倫特作品的重要的正確方式。另外還可以補充的是，在現(xiàn)有那么多阿倫特的傳記中，希爾寫的這本看起來并不是很厚重，它有什么新材料或新視角特別吸引讀者呢？看完全書之后，我感到該書在有限的篇幅中對阿倫特生平的介紹還是比較系統(tǒng)的，而且對其思想發(fā)展要點、重要著作的寫作過程及其反響等關(guān)鍵問題的評述也是相當清晰的。作者自言沒有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將主題更聚焦，“它的目標是向不熟悉阿倫特的讀者介紹她的生平和作品，并補充了一些已出版的傳記中缺失的自傳細節(jié)。我希望可以向讀者描繪一個無比生動的女人的畫像，來展示她為何被視為思想和行動上的雙重巨人”（11頁）。應該說，講述“她為何被視為思想和行動上的雙重巨人” 這個目標達到了。不過同時也要指出的是，或許是由于篇幅的問題，有些比較重要的阿倫特思想觀點尚未得以充分展開論述。比如談到艾希曼審判中涉及的個人責任問題，作者提到“阿倫特在個體責任和政治責任間做了進一步區(qū)分，她描述了在歐洲，個體判斷力是如何幾乎全線崩潰的，以及為什么說在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負有政治責任。但是她認為，一個人不能為他人的罪責承擔責任”（187頁）。但是沒有介紹她的《集體責任》和《獨裁統(tǒng)治下的個人責任》這兩篇直接論述這個問題的重要文章，因而無法進入阿倫特所論述的個人與集體、道德與政治的責任區(qū)分等復雜的問題語境之中。對于“獨裁統(tǒng)治下的個人責任”，阿倫特通過對審判、對極權(quán)統(tǒng)治生活的反復辯難，證明嚴格來說并沒有什么“服從”，只有“支持”，因此不能以“服從”作為開脫的借口。更有普遍意義的是，她強調(diào)不管發(fā)生什么事情，我們只要活著就必須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意思是我們每個人其實是與自己的靈魂生活在一起的，是無法自我欺騙的。

與我讀過的篇幅大致相同的德國學者阿洛伊斯·普林茨的《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傳》（焦洱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加拿大學者菲利普·漢森的《歷史、政治與公民權(quán)：阿倫特傳》（劉佳林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和法國學者朱莉亞·克里斯蒂瓦的《漢娜·阿倫特》（劉成富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相比，希爾這本在2021年出版的阿倫特傳記不但在史料和研究資料方面更新（注釋中引用的資料有不少是2020年的，而上述三本傳記原書都是出版于1990年代），而且在生平、思想發(fā)展和著作評述三方面之間的平衡也把握得更好。由于朱莉亞·克里斯蒂瓦是女權(quán)主義者，因而有她的獨特視角，而傳主對于女權(quán)主義卻是有抵觸的。菲利普·漢森那本從書名上就可以感覺到它更像阿倫特政治思想研究的性質(zhì)。如果說還有一個更為簡短、對于不熟悉阿倫特的讀者更有概括性引領(lǐng)作用的阿倫特傳記文本的話，我覺得那就是沃爾夫?qū)せ魻柕热酥骶帯栋愄厥謨浴健ぶ鳌び绊憽罚ㄍ跣?、寇瑛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的第一章“生平”。雖然這部分只有大約兩萬字，但是在一些關(guān)鍵問題上往往也會有極為精辟的論述，比如認為海德格爾一直是阿倫特的思想楷模，“直至她發(fā)現(xiàn)他在浪漫的反現(xiàn)代主義掩飾下的納粹本質(zhì)的可笑”（第2頁）。

中譯本把原書名作為副標題，另以“我愿你是你所是”這句話作為書名，從直觀來說比“漢娜·阿倫特傳”有更高的辨識度，問題只是讀起來有點拗口。從阿倫特的思想來說，這句話從一個側(cè)面把她關(guān)于“愛”的思想與感情醒目地凸顯出來——“愛”的強有力表達就是“我愿你是你所是—— Amo: Volo ut sis?！笔聦嵣习愄卣且哉撐摹稅叟c圣奧古斯丁》奠定她作為獨立思想家的地位，在奧古斯丁對鄰人之愛、“對世界的愛”（Amor Mundi）的概念中，阿倫特找到了一條通向鮮活的經(jīng)驗世界的途徑，以及判斷善惡的標準。那么，愛一個人、愛這個世界，都要求認真理解、認真對待這個人和這個世界的原本面目，并讓自己與之和解。愛成為一種人類共同生活的可能性的基礎(chǔ)，“愛這個世界”意味著參與到這個世界的行動中去。從這個角度來看，中譯本似乎想以“愛”引領(lǐng)讀者進入阿倫特的世界，上面提到的普林茨的阿倫特傳也是以“愛這個世界”作為書名，這也都可以說是另一種視角的打開阿倫特作品的正確方式。

漢娜·阿倫特與海德格爾的師生兼戀人關(guān)系被公開之后成為傳記中的亮點，安東尼婭·格魯嫩貝格《阿倫特與海德格爾——愛和思的故事》（陳春文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4月）使人感受到來自思想與愛情的雙重撞擊的巨大力量是無法抵御的，那種在思想上和情欲上同時進行的追求與搏斗的確驚心動魄?！拔以改闶悄闼恰边@句話表明愛的最強大力量不是改變對方，而是理解和寬恕。希爾認為阿倫特作品中的寬恕（verzeihung）與和解（versohnung）兩個概念有助于理解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142頁）那么，究竟是被情欲驅(qū)使的丑聞還是光彩奪目的愛情之歌？其實都不重要，吸引我的是兩個問題。一是海德格爾在寫給阿倫特的好幾封信中都談到，對阿倫特的思念如何帶給了他寫作《存在與時間》的力量，同時正是因為他把精力投入寫作這本書，冷淡了阿倫特，才導致他們感情的裂痕愈來愈大。二是阿倫特曾經(jīng)在給海德格爾的信中詢問他參與納粹活動的事情，海德格爾在回信中為自己辯護，列舉了他和身邊認識的所有猶太人和教過的猶太學生的關(guān)系。（40頁）在戰(zhàn)后，阿倫特指出海德格爾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把海德格爾視為一個“潛在的兇手”。之后有十幾年再沒有跟海德格爾聯(lián)系過。思想交流與政治倫理不可割裂，二者合成她所講的“愛是靈魂的重量”（42頁）。

在所有阿倫特傳記中，阿倫特從1941年開始撰寫、1949年完成、于1951年出版的《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無疑都是重頭戲。希爾在只能簡練地介紹這十年寫作過程的時候，強調(diào)了她的思想發(fā)展與這本著作的結(jié)構(gòu)變化，例如從反猶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到極權(quán)主義的思想觀念的變化；以及在寫作中她所依賴的資料、信息來源的變化。對納粹集中營的研究使阿倫特認為“極權(quán)主義不同于獨裁主義、暴政和法西斯主義，它建立在個人的極端原子化、扼殺自發(fā)性和政治自由的基礎(chǔ)上。極權(quán)主義的關(guān)鍵要素是恐懼的工具化和集中營的使用”（148頁）。希爾在書中引述了阿倫特回應政治學家埃里克·沃格林的批評的一段話：“……這本書并不是像書名所宣稱的那樣，真的是在論述‘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而是對那些使極權(quán)主義‘成形’的要素進行歷史描述；在這種描述之后，是對極權(quán)主義運動及其統(tǒng)治的要素結(jié)構(gòu)的分析。極權(quán)主義的要素結(jié)構(gòu)是這本書的隱形結(jié)構(gòu)，而它表面的整體性是由某些基本概念來支撐的……”（150頁）在這里，關(guān)于極權(quán)主義統(tǒng)治的要素結(jié)構(gòu)、表面的整體性及其基本概念的分析，的確比關(guān)于起源的歷史敘事更為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說明“它們?nèi)绾巍幓瓴簧ⅰ保?51頁）。

《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出版之后就被麥卡錫主義浪潮中的右翼人士解讀為抵制共產(chǎn)主義和極權(quán)主義威脅的證據(jù)，而美國和歐洲的左翼人士則批評阿倫特詆毀馬克思主義（149頁）。在這里應該談談阿倫特對馬克思主義的態(tài)度。1952年她從歐洲旅游回到美國之后，在麥卡錫主義浪潮中講馬克思，并且發(fā)表了研究文章。在《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中為了研究極權(quán)主義出現(xiàn)之前思想上的哲學轉(zhuǎn)向，阿倫特想要審視馬克思的作品。在通讀了馬克思的著作后，她發(fā)現(xiàn)馬克思植根于可以上溯到柏拉圖的西方哲學的傳統(tǒng)，這意味著不能指責馬克思是極權(quán)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始作俑者、打開了極權(quán)主義的空間（163頁）。在1956年開始寫作《人的境況》的時候，阿倫特與雅斯貝爾斯在通信中討論馬克思，她以馬克思的《關(guān)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1842年）為他辯解（164頁），盡管她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阿倫特對馬克思的態(tài)度令人想起她從小受盧森堡影響的問題。她從小受父母親的影響很大。父親的書房培養(yǎng)了阿倫特持續(xù)一生的求知和對理解的需求，少年時代看過的書籍在她的思想上留下永恒的印記，甚至影響了她對戰(zhàn)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看法。德國哲學和詩歌的語言也成為她一生的陪伴。母親瑪爾塔是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chǎn)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士經(jīng)常在她家聚會和長時間地熱烈爭論，母親讓漢娜接觸羅莎·盧森堡的思想，帶她去看盧森堡在大罷工集會上的演講。“是盧森堡的政治哲學和母親政治激進主義的早期印記一直跟隨著她?！痹诎愄氐摹稑O權(quán)主義的起源》和《人的境況》中，盧森堡都是重要的思想起源。阿倫特在盧森堡身上看到了一個獨立、熱情的女人，一個致力于捍衛(wèi)自由和積極參與公共生活的人（24頁），這也是我們在阿倫特身上所看到的形象。堅持正義、反抗暴政、捍衛(wèi)自由，但她不是女權(quán)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自由派、保守派、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因為她抗拒所有意識形態(tài)的思考方式，無法成為任何思想流派或哲學信條的信徒。

在阿倫特的經(jīng)歷中，我們不難看到她始終對自己的身份與行動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保持高度清醒的敏感和堅定的選擇。魏瑪共和國崩潰之后，社會和政治環(huán)境發(fā)生急劇變化。1933年2 月27日發(fā)生“國會縱火案”，多年之后她說“從那一刻起，我感覺自己是有責任的。也就是說，我再也不能只做一個旁觀者”。她意識到必須離開哲學學術(shù)圈，因為看到許多教授和知識分子為保住職位而順從地“政治配合”（gleischschaltung），使哲學蒙羞。1946年，她在一篇題為《地獄的形象》的文章中辛辣地諷刺了德國一些學者如何為自己的投降辯護。“國會縱火案”發(fā)生后，她母親和她積極投入幫助共產(chǎn)黨人轉(zhuǎn)移的秘密行動。對此希爾的評論是：這時候已經(jīng)無需考慮是否合法的問題了，“對于一個有良知的人來說，唯一的出路就是變成‘不法分子’”（71頁）。這話說得太好了！阿倫特甚至不惜到圖書館去收集發(fā)表在報紙、刊物和演講中的反猶主義言論，讓猶太組織送給國外媒體機構(gòu)和各國領(lǐng)導人，證明在德國政治中的反猶主義已經(jīng)蔓延到何種程度。她因此而被捕，在警察局關(guān)了八天后被釋放。在國內(nèi)高壓恐怖政治面前，阿倫特拒絕當旁觀者。在國外流亡的時候，她有意識地堅持自己的外來者與“局外人”的身份，鄙視和拒絕成為流亡者中的那種“攀附者”。所謂“局外人”就是拒絕遺忘自己的過去，接受在流亡中必須忍受的損失（83頁）。

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這不僅需要有走進那種歷史語境的想象力，更應該真誠地詢問自己：若在那種情境之中，自己會如何選擇？究竟是投降者、順從者、旁觀者、攀附者，還是行動者，在流亡中不隱瞞、不改變自己的外來人和局外人？

不僅僅是對自我身份的堅執(zhí)，而且對自身在現(xiàn)實與歷史中的位置和使命有自覺的認識，這是更具有精神性與實踐性的意義的個體經(jīng)驗。在瓦爾特·本雅明的《歷史哲學論綱》中的這段話是阿倫特非常認同的，她和丈夫在1941年橫渡大西洋駛往美國的船上向同船移民大聲朗讀：“被壓迫者的傳統(tǒng)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所謂‘緊急狀態(tài)’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種常規(guī)。我們必須具有一個同這一觀察相一致的歷史概念。這樣我們就會清楚地意識到，我們的任務是帶來一種真正的緊急狀態(tài)，從而改善我們在反法西斯斗爭中的地位?！保?06-107頁）被壓迫者的每天日常就是緊急狀態(tài)，必須從歷史的維度認識這種狀態(tài)，必須在斗爭中改善我們的地位。這段話幾乎可以成為被壓迫者的斗爭箴言，

只要人們談到漢娜·阿倫特與納粹帝國，都不能不提到她在那部極具爭議性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一份關(guān)于平庸的惡的報告》（1963年）中提出的著名術(shù)語“平庸的惡”（The Banality of Evil，準確的翻譯應為“惡的平庸”）。1961年4月以色列政府對納粹德國軍官、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zhí)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阿道夫·艾希曼進行審判，艾希曼最終被判處絞刑。阿倫特以《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的身份在現(xiàn)場報道了這場審判，她在艾希曼身上看到，惡事實上是平庸的?！八⒉痪邆渖疃?，因此也沒有什么惡魔般的色彩?！保?84頁）盡管對于“平庸的惡”這個術(shù)語存在很多爭議，但在今天看來其道德批判性的意義是極為重要的：在像納粹那樣的邪惡政治體制中，目睹邪惡行為而保持沉默、服從安排、按照命令執(zhí)行具體任務，這些都是不容抵賴的邪惡，不能以“國家行為”“執(zhí)行命令”的借口得到赦免。

在阿倫特關(guān)于“政治”的思想中，自由是最根本性的意義所在，她非常明確地說“政治的意義是自由”（漢娜·阿倫特《政治的承諾》，蔡佩君譯，左岸文化出版，2010年，142頁）。 即自由與政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為了達到外在目的的手段。她認為美國革命的先驅(qū)們是成功的，因為他們關(guān)心的首先是自由這一政治問題，在她看來，“革命性一詞只能用于那些以自由為目標的革命”。希爾指出，有了自由才可能有平等，“革命為自由建立了政治空間，在其中人們可以作為平等的公民出現(xiàn)在他人面前。這種政治觀念植根于阿倫特對復多性的理解中。復多性是人類存在的一個事實，行動的必要條件，一種對平等和差別的體驗”（195頁）。關(guān)于自由與平等的關(guān)系至今仍然是重要的社會發(fā)展方向問題。

漢娜·阿倫特反復提醒我們，“獨處的個人從來不自由；只有當他走進城邦，在城邦中采取行動，他才會變成自由的”（《政治的承諾》，201頁）。這與很多人對于參與行動的恐懼是源于害怕因此失去自由恰好相反。她丈夫布呂歇爾去世后，阿倫特的第一篇日記寫下了這樣一句話：“自由，就像風中的一片葉子?！保ㄏ枺?22頁） 這是關(guān)于自由的極為抒情和感性的一句話。

最后再次回到閱讀阿倫特的根本性問題。在《思考與道德關(guān)切》一文中，阿倫特探討的中心議題是“思考能否讓我們遠離惡行”，根據(jù)希爾的說法，阿倫特并沒有得出結(jié)論，只是推斷說“如果可以，那每個人都要有思考的能力，不能把它僅僅視為少數(shù)人的特權(quán)”（225頁）。這的確是個大問題。人們讀完這本阿倫特傳記之后，應該提出的問題是：閱讀阿倫特能否讓我們遠離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