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名家、南京大學人文社科榮譽資深教授周勛初先生今年迎來九十五歲誕辰,二十卷本的全新《周勛初文集》歷時三年,于今年悉數(shù)出版。全面認識周勛初的學術(shù)貢獻,為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及中國傳統(tǒng)文史之學的拓展注入新經(jīng)驗,引發(fā)文史研究界的關(guān)注。9月9日,迎來建所四十周年慶典的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舉辦了“貫通歷代、彌綸群言:《周勛初文集》與傳統(tǒng)文史之學研討會”。南京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所長程章燦教授致歡迎辭,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董曉、全國高校古委會秘書長盧偉、中華書局原執(zhí)行董事徐俊、鳳凰出版社社長倪培翔及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山東大學等機構(gòu)專家學者數(shù)十人與會。圍繞《周勛初文集》及周勛初教書育人、治學處世等方面內(nèi)容,與會學者從中國傳統(tǒng)文史之學、治學方法、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弘揚等視角出發(fā),發(fā)表了諸多頗具啟發(fā)的談話。與會專家所論,于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及傳統(tǒng)文史研究的推進不無裨益,茲略為分梳如下,以饗讀者。
研討會現(xiàn)場,圖為程章燦教授致辭
一、貫通歷代、彌綸群言的《周勛初文集》
“二十卷本的《周勛初文集》,既是周先生一生學術(shù)貢獻的總結(jié),更是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四十年來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背陶聽N教授在致辭中指出,《文集》之外,周先生的古籍整理工作同樣具有學術(shù)性與典范性,并預告了周先生作為第一主編的《全唐五代詩》將于明年推出。程章燦表示,研討《周勛初文集》,總結(jié)周先生各方面的成就,促進學術(shù)進步與文化傳承,將會是長久的話題,本次會議的研討只是開端。
由于分科教學與研究日益專門化,晚近學者治學愈趨專門,治學園地往往狹窄。而周勛初治學規(guī)模之大,在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教授傅杰看來,為今世健在的文史學者中挺出之第一人。從《周勛初文集》可見,他在先秦、魏晉南北朝、宋代文學、近代學術(shù)以及文學批評史等方面均有專著。其學術(shù)成就顯得異常豐富。周勛初研治《楚辭》,有《九歌新考》;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撰成《中國文學批評小史》;治《文心雕龍》,成《文心雕龍解析》;奉命注釋《韓非子》,撰成《韓非子札記》;學習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志疑,終成《高適年譜》……凡此可見,周勛初治學之廣博,收獲之可觀。而這種可觀,又非是“以數(shù)量壓倒質(zhì)量”的濫施,而是卓見紛呈。如《〈韓非子〉札記》,便被南師大段熙仲先生稱為是“篇篇有根據(jù)、有心得的學術(shù)論文”。
《周勛初文集》部分剪影
在周勛初較多用力的唐代文史研究中,成果更加精彩。除《高適年譜》、李白研究成果三種(《李白評傳》《詩仙李白之謎》《李白研究》外,尚有《唐人筆記小說考索》《唐代筆記小說敘錄》,此外,還有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唐語林校證》,主編有《唐詩大辭典》《唐人軼事匯編》及《全唐五代詩》(第一主編)等。而這些著述,大部分都是周勛初50歲以后的作品,又可見其學術(shù)事業(yè)之長青。
周勛初的學術(shù)成果根深葉茂,卓有美譽,與其重視文獻學基礎(chǔ)關(guān)系密切。前輩曾比之為 “新樸學”(程毅中語),徐俊教授加以申說,認為周勛初之所以有眾多古籍整理精品,根源在于他往往能針對不同古籍作體例創(chuàng)新,且開啟深度整理古籍之先河。另外,周勛初對古籍整理方法、理念的總結(jié)提煉,還有學理層面的深思,故具特別價值。更為重要的是,周勛初對古籍整理有自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艱辛與歡樂相隨》一書中,周勛初語重心長地說,“我總希望學術(shù)界不要輕視古籍整理,因為這是國家文化大業(yè)中的一項基本建設(shè)?!?/p>
抱定這樣的文化使命感和責任感,終使周勛初先生的學問呈現(xiàn)這樣一種面相——堂廡甚大,氣象恢弘。何以形容?莫礪鋒教授在周勛初八十誕辰時曾拈出八字“貫通歷代,彌綸群言”,以為概括。此后江蘇書展及本次活動,主辦方均以這八字為主標題,足見受到業(yè)界廣泛認可。八字意思何在?莫礪鋒解釋說, “彌綸群言”出自《文心雕龍·論說篇》,而“貫通歷代”,容易使人聯(lián)想起韓愈《順宗實錄》稱贊時人張薦“歷代史傳,無不貫通”,但他更愿意把詞源追溯到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巴ā笔侵軇壮鯇W問的基本特色。此番論說,得到與會諸多專家的普遍認可。鳳凰出版社社長倪培翔認為,周先生學問因“文史結(jié)合、理論與文獻結(jié)合、宏觀與微觀結(jié)合”,而呈現(xiàn)一種博大氣象。
在傳統(tǒng)文史研究中,治學氣象博大與貫通,則研究的魅力就不局限于一隅,而往往光華四照,在各個領(lǐng)域呈現(xiàn)開拓性。西北大學郝潤華教授認為,在傳統(tǒng)文史研究的諸多領(lǐng)域,周勛初都較早地做出許多新嘗試。如時下較為流行的社會史視野下的文學研究,周先生便是開風氣之先者。如《魏氏“三世立賤”的分析》一文,周勛初通過分析曹操身世及曹操、曹植、曹丕三人在婚姻觀、禮法觀方面不同常人的表現(xiàn),闡發(fā)曹氏父子能夠擺脫兩漢傳統(tǒng)觀念束縛、開創(chuàng)魏晉新文風、創(chuàng)立建安文學的思想淵源。在關(guān)于疾病與文學的關(guān)系這一學術(shù)熱點上,周勛初也老早即有關(guān)注,他所撰《王粲患麻瘋病說》一文可證其事。凡此,皆可見周勛初在學術(shù)視野和學術(shù)眼光上有獨到之處,因此往往能預流前沿,進而產(chǎn)生“導夫先路”的影響。
二、“掘井及泉”與“順其自然地登攀”
以治學范圍而言,周勛初治學自先秦而下,直至“當代學術(shù)思辨”,幾于歷朝歷代的研究均有涉獵。更難能可貴的是,于每一治學園地,周勛初均能“掘井及泉”。中國古人于學問雖強調(diào)專博兼綜,然似稍偏愛于專。孟子曾言,“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廢井也”,(《孟子·盡心上》),曾國藩也說,“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shù)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曾國藩家書》“致諸弟·述求學之方法”)南京大學鞏本棟教授特為申說此點,認為周勛初與一些學人不同,沒有“老守一井”,可“最令人驚異和服膺的,是先生無論做什么工作,都能取得突出的成績。掘井雖多,而皆能及泉”。
周勛初治學自警詞為:涉獵廣泛、獨立思考、盡心盡責、堅韌不拔
周勛初能夠在眾多領(lǐng)域卓有建樹,除去勤奮與認真的治學態(tài)度之外,更在于他在實踐中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辦法?!懂敶鷮W術(shù)研究思辨》《艱辛與歡樂相隨——周勛初治學經(jīng)驗談》便是周勛初總結(jié)學術(shù)研究方法的最好證明。程章燦教授直言他最愛《艱辛與歡樂相隨》一書,原因在此書將治學經(jīng)驗“情境化”地揭示出來,是周先生的現(xiàn)身說法,營造了很強的學術(shù)現(xiàn)場感。
艱辛與歡樂相隨——周勛初治學經(jīng)驗談》已出數(shù)版,備受好評
由于此前學界論說周勛初 “文獻學與綜合研究”的治學經(jīng)驗較多,這次研討會上,學者多就其他方面申說。南京師范大學陳書錄教授認為,周勛初十分強調(diào)治學方法的多門,認為學者手中“武器要多”,“文獻整理要會,文藝研究也要通……十八般武藝都有,貫通起來。解決問題時,就能隨意拿出趁手武器應對。”這些博采眾長、不拘一家的治學法門,初看較為復雜,細細歸結(jié)起來卻十分樸素,無非是學者要始終秉持敬業(yè)精神,練好看家本領(lǐng),努力完成本職工作。鞏本棟教授指出,周勛初“不管領(lǐng)導在工作上有什么安排,教學上有何要求,只要工作需要,先生總是服從安排,毫不計較,并把它做為一種難得的學術(shù)機遇,集中精力,全力投入,順其自然地登攀?!?/p>
“順其自然地登攀”,道出了周勛初治學的重要面相。事實上,周勛初治學領(lǐng)域廣泛,并非自主選擇的結(jié)果,而更多地是時勢造就。南京大學徐有富教授談及周勛初之治《高適年譜》,是源于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在1971年出版后,各高校暫停運動,組織學習,周勛初抓住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廣泛收集資料,最終撰成《高適年譜》,奠定了此后唐詩研究的基礎(chǔ)。而周勛初的《〈韓非子〉札記》,也是早1974年“評法批儒”運動開展后,周勛初奉命參加《韓非子》校注,得以避開其他風波,專事讀書寫作。校注期間,周勛初思維活躍,心得極多,而《校注》一書無法全部吸納,因而他效仿清儒治學,寫下48篇札記,最終形成《〈韓非子〉札記》一書。由此觀之,周勛初治學的所謂“順其自然的登攀”,乃指在時代變遷中,因勢利導,找到專屬自己的學術(shù)節(jié)奏。
周勛初曾說,每一代學人都有每一代學人的困難,他們這一代人主要在經(jīng)歷種種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運動。但在運動的縫隙和上級布置的各類任務(wù)下,周勛初總能辟出一方學術(shù)的園地。南京大學文學院姚松老師認為,周先生沒有刻意去建立什么學術(shù)體系,而是學術(shù)觸角自然延伸到哪里,有所發(fā)現(xiàn),就去高效率地完成而已。華南師范大學蔣寅教授將周先生的治學模式概括為“解決任務(wù)型”。他認為,周勛初之所以成為“多面手”的學者,在于他的治學看起來只是在“等問題”,問題來了,他都能處理,并且輕松加以解決,如是而已。然而,能看到問題、“等到”問題,卻正體現(xiàn)了學者的學術(shù)積淀和學術(shù)敏感度。例如,阮籍《詠懷詩》向難索解,而周勛初在《阮籍〈詠懷〉詩其二十新解》中,解析“趙女媚中山”一句,很快便溯得典故源頭在《呂氏春秋》,從而指出此處“趙女”為漢獻帝皇后曹節(jié),為此詩研讀破一大障。在此,周勛初之所以能發(fā)前人所未發(fā),根源在于他對早期經(jīng)典十分熟諳。
周勛初治學又有一點,過去少經(jīng)人道,這便是他的治學有“少年銳氣”的一面。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引宋人呂大防評杜甫詩“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之語,以為周勛初之治學相仿佛。他認為,周勛初最得意的一些論著如《九歌新考》《梁代文論三派述要》等俱是年輕時所作。周勛初治學重“少年銳氣”,還在于他始終將治學看作打仗,以為學者出去開會,必要以論文迎戰(zhàn)。南京師范大學陳書錄教授回憶周勛初與他“私聊”,印象很深的是,周勛初強調(diào)文章要寫得漂亮,參會及發(fā)表出去,就跟打仗一樣,出去了就要打得漂亮。傅杰也對周勛初的兩句口頭禪記憶猶新,這便是 “站住了”,是“立于不敗之地”。所謂“站住了”、“立于不敗之地”,是周勛初先生認為某人有某部論著,便在學界站穩(wěn)腳跟的通常評價。鳳凰出版社總編輯吳葆勤回憶起2023年看望周勛初,談及幾篇代表作,周勛初在他耳邊輕聲地說,“那幾篇論文寫得真是好啊,想想都得意?!?南京大學曹虹教授認為,“周先生在骨子里始終有一種以學問為最大快樂的學者天真”。譬如,“周先生在私下里偶爾也會恣意指著自已的鼻子笑談?wù)f:‘別人喊我周主席’(1990 年主辦唐代文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時任學術(shù)委員會主席),‘我這種人也當上了研究生院副院長’等等。”
惟有性存天真的人才能做出純粹的學問,而周先生于此也特加留意,并時時因之與年青人在思想和情感上同頻共振。在《順其自然地登攀》一文中,周勛初特別提醒年輕學人要 “抓住一切機會謀求發(fā)展”,認為“讀書時有些新想法,應該立即記下”。這種強調(diào)放手為文的觀念,與許多前輩很不一樣。前些年,常有青年學人向周勛初抱怨寫論文難,周勛初以早年迅速寫完《九歌新考》為例予以勸說:“只要你對某一問題考慮成熟,找到了癥結(jié)所在,那么行文之時必然勢如破竹,幾萬字的文章不日即可完成?!痹谡撌鲋螌W方法時,周勛初不像有些前輩那樣“英雄每作欺人語”,而是毫無保留地把金針度與人。這又是他性情之真的一點寫照了。
三、傳衍學脈的“雙重證據(jù)”
中國傳統(tǒng)文史研究重傳承而甚于創(chuàng)新。盡管成長于新時期,周勛初對學術(shù)創(chuàng)新有很高的追求,但在傳承學脈方面,他不乏自覺擔當?shù)囊庾R。這種傳承有具體的學術(shù)著述為例證,讀者翻閱《周勛初文集》,自能體會。在本次研討會上,學者們通過言說一個個掌故,將這種傳承描繪得更加生動。另外,研討會期間,主辦方還展覽了周勛初捐贈南京大學博物館的多件書畫作品,為學脈與文脈的傳承提供了物質(zhì)性的證明。
周勛初捐贈書畫作品展現(xiàn)場
本次研討會上,不止一位學者提及周勛初自覺傳承并發(fā)揚前輩學術(shù)的故事。譬如,1959年,周勛初全程聆聽了導師胡小石開設(shè)的《楚辭》課,因急于接替重病在身的羅根澤上中國文學批評史課,趕忙將研習《楚辭》的所思所想寫了下來,這便是后來出版的《九歌新考》。其中《東皇太一考》一文就是申述師說而成。周勛初認為,學術(shù)傳承就像接力賽跑中的傳棒一樣,老師探討的問題有些想法沒深入下去,學生聽后覺得還可開拓,應當繼續(xù)發(fā)力,從而形成一種新的學說。親炙于胡小石、汪辟疆、羅根澤等老一輩學者門下,周勛初對東南學術(shù)的諸多方面均有繼承。對羅根澤擅長的文學批評,周勛初早在1981年就出版了《中國文學批評小史》。對東南學術(shù)的重要代表人物黃侃,周勛初于1985年寫下《論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的學術(shù)淵源》,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文心雕龍札記》,即以這篇文章為導讀。周勛初還說:“我很珍惜在人生最黯淡時得到的溫暖?!彼麑懥艘幌盗屑o念方光燾、胡小石等老師的文章,既出于學術(shù)史的自覺,也寄托了對老師的感恩之情。
在“中國文學史”掀起研究熱潮時,東南學者的貢獻未得重視之際,周勛初時常與程千帆講起胡小石在文學史建設(shè)上的重大貢獻,可惜只留下不易見的《中國文學史講稿(上冊)》,便撰寫了《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說的重要歷史意義》《胡小石先生與中國文學史研究》兩篇文章,點明胡小石對早期中國文學史核心論述的重要貢獻。復旦大學陳廣宏教授撰寫的《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出版后,呈交周勛初指正。周勛初在肯定之余,還花了較長時間和他通話,重點討論了胡小石生平及文學史貢獻,如談及胡小石因其師李瑞清介紹,為倉圣明智大學國文教員,與王國維同事,而胡小石父親胡季石與沈曾植是同榜舉人。胡小石的中國文學史論述因而有很深的傳統(tǒng)根底,相關(guān)論述影響到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譬如該書關(guān)于漢賦的不少論述即承自胡小石。陳廣宏因而重溫周勛初的論文,對胡小石的文學史貢獻有了更深的體會,并意外發(fā)現(xiàn)胡小石1923-1924年間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教書時,對中國修辭學說有較多貢獻,而這是文學史研究者較少留意的。
周勛初捐贈書畫作品一覽
研討會前夕,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院長徐興無作為周勛初先生的弟子,代表周先生向南京大學博物館捐贈了珍藏文物9件,其中有代表性作品為《南京大學教授胡小石先生墓志》及墓志蓋拓片、郭紹虞(1893-1984)書魯迅“雨花臺邊埋斷?”詩贈周勛初、蘇局仙(1882-1991)書法作品三幅、葉恭綽(1881-1968)贈周勛初書法一幅、胡小石臨東魏《敬史君碑》一幅等。這些書畫作品見證了周勛初先生學脈淵源的另一面。
徐興無教授代表周勛初先生接受南京大學博物館捐贈證書
徐興無教授簡要介紹了這些書畫作品的概況,如胡小石墓志,是曾昭燏撰文并書,陳大羽篆蓋。曾是胡小石弟子,陳為齊白石弟子。墓志藏諸九泉,存世極少。另外,葉恭綽書張九齡《感遇詩》一首,是周勛初1957年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擬南歸從胡小石攻讀副博士學位辭行時,向葉恭綽所求。據(jù)說回南京后,周勛初呈向胡小石提及此事,胡小石風趣地說,你要是跟“葉老虎”(葉恭綽外號)求一幅畫竹作品,就更好了。此外的藏品,是胡小石臨《敬史君碑》的拓本,書于1959年,其時胡小石七十一歲,周勛初正從其讀副博士研究生。徐興無嘗撰《跋周勛初師藏胡小石先生臨敬史君碑》考其事,以為胡小石“晚年留意此碑,多所臨習。其原委當于‘書至東魏便挺秀,有南風矣’一語求之,緣此語實關(guān)涉先生書學之奧旨也?!?/p>
周勛初所捐藏品還有一件頗為有趣,為臺灣大學汪中(1925-2010)教授所書舊作兩首,是20世紀90年代周先生在臺灣地區(qū)講學時汪先生所贈。二詩所詠乃南雍前輩汪東、黃侃等舊事,卷首所鈐一方印為“畫轂追春,繁花醞夢”八字,出自汪東弟子、程千帆夫人沈祖棻名作《喜遷鶯·重逢何世》一詞。南雍學脈至為清晰。
臺灣大學教授汪中贈周勛初條屏
蘇局仙謝贈《高適年譜》詩幅
這些舊藏所蘊涵的學問、師承、故老、交游等等意味,周勛初深埋心底,甚少言明。更令人覺出這些藏品傳承意味,則來自蘇局仙老人所贈三件書法作品。一是謝周勛初贈《高適年譜》,另外一件為所書《蘭亭集序》,第三件為贈詩。三件作品均系首次披露。此前周先生從未對外宣稱他和蘇局仙先生的聯(lián)系,此番經(jīng)弟子們請教,方知蘇局仙是周勛初父親周廷槐的老師??贾芡⒒?937年畢業(yè)于光華大學國文系,曾在全校作文比賽中奪魁,受校長張壽鏞賞識,遂在光華大學附中任教,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失業(yè),方改行謀生。周勛初曾說,“我家上代,父親和伯父都是當教師的,平時總希望學生尊重教師,維護尊師重道的傳統(tǒng)。”如今秘藏多年的蘇局仙三幅作品,表明周勛初不惟自己尊師重道,對父親的老師同樣敬重如斯,凡此,正可見周先生對傳統(tǒng)文化的默默守護。
周勛初父親周廷槐
周廷槐就讀光華大學的畢業(yè)照
周勛初并不以藏書家自居,所藏書畫作品多是師友所贈,然管中窺豹,可見其學緣。稍早之前,周勛初于2022年捐贈了南京大學文學院圖書館上千冊圖書,其中批校及簽贈本亦復不少。據(jù)參與整理這批圖書的同學說,其中不乏北京大學陳貽焮教授、復旦大學王運熙教授等人的簽贈本,書中往往夾有這些人的手札,或所書詩箋。而周勛初為學生修改論文的原稿,也在這次展覽中略微展出。從中可見,周勛初早年修改學生論文多用鉛筆細批,而又有夾紙總評。近年周先生目力較差,然朱筆改正文稿,仍然一絲不茍。蔣寅回憶早年周先生幫他改論文,惜墨如金,往往一段一劃,旁寫一“刪”字。周先生批閱的這篇關(guān)于《文心雕龍》的文章后來刊發(fā),而蔣寅由此謹記寫論文當略去常識部分。
南京大學博物館史梅館長在頒發(fā)周勛初捐贈證書時,深情回顧了近三十年間,南京大學圖書館、博物館接受了胡小石、羅根澤、汪辟疆、李小緣、歐陽翥、繆鳳林、程千帆、潘重規(guī)等人舊藏或著述手稿,如今周勛初先生的舊藏也加入這一行列。從此學林增添新故事,而源遠流長的南雍學術(shù)珍藏亦更見豐沛。
四、為學問和文化的傳承竭盡綿薄之力
盡管周勛初以教書育人為本,以書齋治學自守,但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發(fā)揚,有著不懈的思考。復旦大學陳廣宏教授認為,周勛初對學術(shù)研究的大環(huán)境始終有清晰的判斷。如周勛初認為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在古今結(jié)合之余,始終包孕于西學東漸的大趨勢中。改變這種局面,靠的并非完全是學者的努力,根由或在于國家的崛起。惟有國家崛起,學界方能消弭此類漸進之風。對此,南京大學中文系姚松老師亦有同感。他記得多年前在校園內(nèi)偶遇周勛初。當?shù)弥λ烧诮淌凇吨袊幕耪摗氛n程時,周勛初特別提及:“文化譬如流水,總是由高往低流的。一個國家如果經(jīng)濟上不去,文化就只能自己去弘揚了?!敝軇壮鯇业母粡娍偙в泻苌畹南M?,原因在于他認為文化的提升,不止是文化界和學術(shù)界的事,更在于國家的蒸蒸日上。
還在讀大學時,周先生因肺病而休學一年,是南京大學和國家給他提供了養(yǎng)病的機會,也因此,周勛初對國家始終深懷感恩之情。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他總是愿意更多地將學問傳承下去。這種精神感染了許多人。周勛初的弟子、山東大學鄭杰文教授始終記得周先生身上葆有的知識分子的獻身精神,不忘以學術(shù)為社會做貢獻的信念。南京師范大學王鍔教授回憶2008年5月23日下午拜訪周勛初,即獲贈高華平所著《論語集解校釋》一書,他記得周先生說:“你是搞經(jīng)學的,高華平是我的學生,此書可能對你有用。”鳳凰出版社總編輯吳葆勤憶及2004年從周先生處聽說《唐鈔文選集注匯存》,跑遍南京買到一部,后其父吳金華(1943-2013)先生翻閱后認為很有用,并對該書與《三國志》有關(guān)內(nèi)容均加了批注。2021年,吳葆勤在康養(yǎng)中心再次拜訪周先生,提及自己在??薄度龂尽份^多用到《唐鈔文選集注匯存》一書。周勛初當即表示要送他一部。兩個月后,他果然收到這套書。吳葆勤動情地說,“老先生言必信,行必果,讓我感動莫名。”
凡是有利于文化傳承和播揚的事情,周勛初總十分愿意支持。鳳凰出版社姜小青編審就認為,周勛初之于江蘇古籍出版有“定海神針”的作用。姜小青憶及江蘇古籍出版社更名為鳳凰出版社時,許多作者不理解,紛紛撤稿。而周勛初卻毅然將《冊府元龜》交鳳凰出版社出版,此書后來獲“中國政府出版獎”,為鳳凰出版社的發(fā)展起了重要作用。如今周勛初又毅然承擔江蘇文脈整理與研究工程學術(shù)指導委員會主任,成為《江蘇文庫》出版的堅強后盾。事實上,只要事關(guān)文化建設(shè),即便是一些較為復雜的項目,周勛初也義不容辭,敢于擔當。全國高校古委會秘書長盧偉談及周勛初與同時代學人一起推動古委會建設(shè),領(lǐng)銜主編《全唐五代詩》在古委會立項及項目推進的概況,對周勛初再三致意。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嚴杰以周勛初《敘〈全唐詩〉成書經(jīng)過》一文為例,也特別述及周先生對《全唐詩》研究的開拓性貢獻。
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意味著不止在中國宣揚,還要在對外傳播中彰顯中華文化的特殊魅力。如今,在南京大學文學院圖書館中,藏有來自日本、韓國、美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知名學者贈送給周勛初的諸多論文抽印本和論著,它們靜靜地訴說著周勛初于域外弘揚傳統(tǒng)文化和學術(shù)的故事。南京大學曹虹教授以周勛初的馬來西亞學緣為例,談到周先生所帶馬來西亞博士生余歷雄筆述而成的《師門問學錄》的巨大影響,總結(jié)了周勛初締結(jié)馬來西亞學緣的智慧和貢獻。曹虹指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內(nèi)社會政治文化迎來了全面松動,國際間漢學界的交流合作也開始多方打開渠道,周先生從九十年代前后已多次積累漢學國際化的實踐經(jīng)驗。周先生相信‘傳統(tǒng)文化是民族和諧共處的紐帶’?!辈芎缯J為,周勛初締結(jié)海外學緣的智慧和經(jīng)驗,可以為新形勢下開拓國際交流活動,提供諸多參考。
周勛初講述,余歷雄記錄而成的《師門問學錄》已出多個版本,成為同類書中的暢銷書
在研討會的總結(jié)陳詞中,南京大學教授徐雁平指出,“周先生的人生智慧,可能是他的身世和過早邊緣化的經(jīng)歷賦予,更源自他非同一般的覺悟。有此智慧,人生充實有光,有張力,故能‘有自己的節(jié)奏’,有‘自己的節(jié)奏’,就不至于手足無措,就能如同樹木一樣,在陽光風雨中自然生長。‘順其自然地登攀’、‘有自己的節(jié)奏’,這或是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史之學的理想境界。” 在文化傳承日趨緊迫的新的歷史時期,全新的《周勛初文集》正以其特殊的學術(shù)品格和歷史意義,為傳統(tǒng)文史之學拓展增添新的動力,相信它也將觸發(fā)更多有興味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