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則天神龍元年（705）到唐玄宗開元元年（713），朝廷政治一直籠罩在武則天的影響之下，可以稱為“后武則天時代”。這一時期，高層政治動蕩不安，短短八年時間便發(fā)生了神龍政變、景龍政變、唐隆政變、先天政變四次政變，經歷武則天、中宗、少帝、睿宗、玄宗五個皇帝。各色人物粉墨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在看似紛繁復雜的政壇亂局背后，可以看到“合同李武”和“清算武周”兩條政治路線的纏斗。而這應該就是后武則天時代的政治底色，也是決定這八年歷史發(fā)展的底層邏輯。
武則天像
“合同李武”路線的制定和困境
武則天在復立李顯為皇太子，決意把江山交給李家后，憂慮將來李氏子孫與武氏子孫“不協”，為避免“百歲后（武氏子孫）為唐宗室躪藉無死所”，故制定并推行了“合同李武”的政策，即將李唐皇族李家和武周皇族武家合體，把李武兩家融合為血濃于水、牢不可分的共同體。如陳寅恪先生在《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一文中所言，“合同李武”是“武曌以己身所生之李氏子孫與武氏近親混合為一體……所謂水土和為泥者也”?！昂贤钗洹闭叩木唧w實施手段有兩個，一是明誓，二是聯姻。
圣歷二年（699）四月，武則天命令太子李顯、相王李旦、太平公主與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暨、建昌王武攸寧等人，在武周最重要的政治建筑物之一明堂內指天誓地，對著皇天后土跺腳發(fā)誓，保證不會計較李武兩家在之前政治斗爭中的你死我活，以后會親如一家和平共處，永遠團結得像一家人。參與盟誓的諸人中，李顯、李旦是李氏宗室代表，武三思、武攸暨、武攸寧是武家子弟代表。太平公主則一手托起李武兩家，她既是高宗與武則天的女兒，又是武攸暨的妻子，是李武兩家溝通的橋梁和關系的黏合劑。李武兩家成員賭咒發(fā)誓后，武則天擔心口說無憑，遂立字為據，讓他們將誓文刻在鐵券之上，藏于史館之中，作為歷史見證。
明堂盟誓的主要作用，是約束李家不要報復武家。按照武則天此時的政治設計，江山已經確定交還李家，而在早期李武兩家的斗爭歷史中，主要是武家向李家進攻。在武承嗣、武三思等人的攛掇下，武則天對李唐皇族大開殺戒。除了李顯、李旦兩個親生兒子，武則天幾乎將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的兒子殺了個干干凈凈。
面對幾乎滅族的血海深仇，作為受害者的李家一旦重新掌權，無疑存在著報復施害者武家的本能沖動，幾乎必然會對武家進行反攻倒算，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更是不在話下，鐵定要讓武家人嘗嘗覆巢之下無完卵的滋味。
在李顯、李旦兩兄弟中，尤以曾任皇嗣的李旦被武家迫害得最為苦大仇深。李旦的兩個妃子即長子李成器之母劉妃、三子李隆基之母竇妃，都因諸武的政治陷害而被武則天冤殺，他本人甚至幾度被逼到生死邊緣。故武則天對太子李顯寄予厚望，推動武家子弟與李顯女兒聯姻，讓李顯承擔起落實“合同李武”政策的主要責任。
在武則天的主持下，李顯的女兒新都郡主嫁給武承業(yè)之子武延暉，永泰郡主嫁給武承嗣之子武延基，安樂郡主嫁給武三思之子武崇訓。武則天認為，通過明誓和聯姻，李武兩家必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水土和為泥者”般合同即混為一體。
武則天“合同李武”政策的本質，是讓李武兩家同時掌握最高皇權，甚至有讓李氏居虛位、武氏掌實權的考慮。而中國古代政治邏輯講究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具有獨尊性和排他性的家天下皇權，無法容忍另一姓的分割和平行。以預防李家對武家進行政治清算為目的的“合同李武”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武則天的一廂情愿。李武兩家的矛盾必然會在武則天身后爆發(fā)，當時就有人對這一政治態(tài)勢洞若觀火。
大臣吉頊曾勸武則天讓皇族（即李氏）與外戚（即武氏）“各有區(qū)分”，以確保“兩安全”。吉頊認為，武則天在安排李氏復位的情況下，繼續(xù)給武氏封王，進行同等規(guī)格擺布，讓二者“居必競之地”，當面鼓、對面鑼地打擂臺，這就是制造將來李武兩家你死我活政治斗爭的催化劑！如吉頊所言，如今皇太子早已正位東宮，而武三思卻還在王位上流連盤桓，不肯下臺，“臣知兩不安矣”！
以武則天的政治智慧，她對這種政治情勢亦何嘗不是圣明燭照。聽罷吉頊之言，她頗為傷感地言道：愛卿你說的這些朕不是不知道，但事情已然發(fā)展到現在這個狀態(tài)，朕實在找不到化解之法，無可奈何。如胡三省在注解《資治通鑒》時所言，“觀太后使二子與諸武立誓，則誠知勢有所必至而出此下策耳”，即武則天讓李顯、李旦與武三思等諸武盟誓，實在是計出無聊的無奈之舉。
武則天明白，在最高權力的爭奪面前，無論是聯姻還是明誓，都是不算數的。再言之鑿鑿的誓言也會被違背，再白紙黑字的協議也會被撕毀?！昂贤钗洹辈⒉荒軐⒗钗鋬杉艺嬲跒橐惑w，只是武則天在當時政治態(tài)勢下的權宜之計。
雖然“合同李武”政策矛盾重重，但在女皇的強力壓制下，這一政策在武則天晚年還是能順利落地。當時李武兩家和平相處，親如一家，不但沒有發(fā)生明顯的斗爭，還形成了共同對抗武則天內寵二張即張易之、張昌宗的政治聯盟。
長安元年（701）九月，武則天聽信二張讒言，逼死李顯19歲的嫡長子李重潤、武承嗣21歲的長子武延基，以及李重潤之妹、武延基之妻永泰郡主。在被二張讒言害死兩個長子一個女兒（兒媳）的政治威脅下，李武兩家迅速結成同盟，試圖發(fā)動政變鏟除二張。李武同盟的共同政治目標，是“清君側”，即清除母親、姑媽豢養(yǎng)的張昌宗、張易之；兩家開展合作的政治底線，則是維持“合同李武”政策不改變和武則天皇位不動搖。
影視劇《武則天》中的張易之、張昌宗
“清算武周”路線的提出與實施
但在政變準備過程中，站在李唐宗室一邊、以復辟李唐為己任的宰相張柬之等人，暗中打出對抗“合同李武”政策的另一面旗幟——“清算武周”，即扶持李顯提前登基進而恢復李唐，支持乃至強烈要求李顯出面消滅武周政權，清算武氏勢力。
張柬之等人在爭取李顯同意發(fā)動政變后，為執(zhí)行“清算武周”的政治路線并搶得擁立之功，決定撇開武家單干。為排除武氏對李顯的影響，張柬之等人甚至在沒有告訴李顯具體動手時間的情況下，就自作主張發(fā)動政變，乃至拔劍出鞘逼迫李顯出面領導政變。張柬之等人撇下武家進而挾持李顯挑頭的行動，最終推動政變打破李武兩家關于保持武則天皇位不動搖的政治默契，走上了逼武則天退位的奪權軌道。
神龍政變后，李顯二次登基，是為中宗。張柬之等人憑借擁立大功掌控了相權，強烈要求中宗下詔誅殺諸武，清洗武氏諸王?！扒逅阄渲堋焙汀昂贤钗洹眱蓷l路線的斗爭開始浮出水面，凸顯為朝堂政治斗爭的焦點。
在張柬之等人看來，在大唐王者歸來、李氏復辟歸位的政治大背景下，對曾經篡奪李唐社稷的武周政權和武系勢力進行徹底清洗，實屬天經地義，具有最大的政治合法性和歷史合理性。故張柬之等人一再要求中宗出面“漸除武氏”，清算武周。
但在中宗看來，此時最主要的政治任務并非對武周和諸武進行反攻倒算，而是解除張柬之等人對皇權的掣肘，清除弟弟相王李旦對皇位的威脅，畢竟張柬之等人功高震主，而李旦又在皇室中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且當過皇帝、皇嗣。加之武則天前期通過聯姻將李顯與諸武深度綁定，故中宗在復位后雖恢復李唐國號，但為鞏固皇權繼續(xù)執(zhí)行“合同李武”政策，試圖通過以武三思為代表的諸武制衡張柬之等功臣的勢力，以及相王李旦、太平公主等皇族的勢力。
中宗開始與諸武中威望最高的武三思密謀軍國大事，借助武系勢力迅速將張柬之等功臣貶黜，重塑政治權威。武三思等諸武也借助中宗的羽翼死灰復燃，“大權盡歸三思矣”。更重要的是，中宗對武則天的評價發(fā)生了明顯改變，對武周態(tài)度也來了近乎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中宗復位初期，在張柬之等人的要求下，下令停止使用武則天父親武士彟昊陵、母親楊氏順陵名稱，廢除武周新字即武則天所造的天地日月等字。在天下廣建中興寺、中興觀，象征大唐在武周篡位后中興復興。武則天駕崩后，中宗又下令廢除武周太廟崇恩廟。
但在中宗的政治邏輯中，否定武則天和武周，就是否定他的皇權合法性。畢竟中宗皇權的最大合法性來源，就是武則天的授權。中宗登基所依賴的最主要的政治身份，就是武則天重新冊立他為太子，賦予他接班人地位。只有肯定武則天和武周，淡化乃至否定神龍政變，才能重新解釋并強化中宗皇權的政治合法性。
故在誅殺張柬之等人后，中宗將上述否定武周的政策一一改易，全部推翻，允許武周新字繼續(xù)流通，將中興寺、中興觀改為龍興寺、龍興觀，不再提中興復興之事，又恢復昊陵、順陵稱號，重建崇恩廟。這些回歸武周的政策，表面上是武三思在搞鬼，實際上是由中宗推動、武三思執(zhí)行，故中宗神龍朝政治呈現出鮮明的武周色彩。
這一歷史事實說明，武則天“合同李武”的政策在中宗復位前期得到了有效執(zhí)行。如陳寅恪先生所言，“神龍之復辟不能徹底，亦不必徹底……柬之等遂初為功臣后作罪人也”，均與“合同李武”政策的執(zhí)行有關。
而陳寅恪先生關于武氏勢力在武則天身后“久而不衰”的判斷，則頗多可商榷之處。陳寅恪先生認為：開元名相姚崇、宋璟、張說等人“皆武氏之黨”；玄宗寵宦高力士因養(yǎng)父高延福經常出入武三思府的緣故，“為武氏死黨”，甚至是“武氏政治勢力之維持者”；李林甫、楊國忠“二人之任用實與力士有直接或間接之關系，故亦不可謂不與武氏有關系也”；乃至武惠妃、楊貴妃的受寵，肅宗被立為太子，亦因其出自武則天本族或母家楊氏一族，“當亦與武氏之黨有關”；而玄宗一直“為武黨所包圍蒙蔽”。
陳寅恪先生對武氏勢力影響的揭示發(fā)覆，確實是考察武則天身后政治發(fā)展和朝局演變的重要角度，但不免求之過深，聯想過多。姚崇、宋璟、張說等人早年的仕途起步，確實均在武則天執(zhí)政時期，亦都受過武則天的賞識或拔擢，但不能據此就認為他們屬于武氏集團。事實上經過本書對諸人仕宦經歷的考察，他們最早屬于相王李旦集團，后來發(fā)生分化，先后轉入李隆基陣營。
高力士更是如此，如孟憲實老師所言，“（高力士）出身與武氏有關系，但現實卻是他是玄宗的寵臣”。至于玄宗先后寵愛武惠妃、楊貴妃，更多的是出于君主私情。而玄宗最終冊立肅宗李亨為太子，更是根據當時朝堂態(tài)勢做出的深思熟慮的選擇，而與“肅宗母為武曌外家”沒有太多牽扯。亦如孟憲實老師所言，“學者中很多并不同意陳寅恪的觀點，但皆有禮貌地回避了爭論”。
事實上，武氏勢力在武則天身后不但沒有“久而不衰”，反而早在中宗二次登基時，朝堂上擁護李唐的陣營就開始了對武氏勢力的清算，“清算武周”政治路線逐步抬頭，并取得與“合同李武”政治路線分庭抗禮的地位。
由于中宗對“合同李武”政策的堅持，張柬之等政變功臣被清除。但問題的關鍵是，張柬之等人雖然身亡，但其扛起的“清算武周”的大旗卻不倒?！扒逅阄渲堋钡钠焯枺槕顺叭诵乃继频恼涡膽B(tài)，符合天無二日的王朝政治邏輯，迎合了李唐皇室臥榻之側不容他姓鼾睡的政治需求，很快成為李氏宗室打擊武氏勢力、試圖獨占皇權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從景龍政變到唐隆政變再到先天政變的發(fā)動，都受到“清算武周”這一旗幟的政治指引。
張柬之等人身亡后，較早出面反對武系勢力的是中宗太子李重俊。李重俊早期為營求太子之位，與武三思達成政治合作協議，用支持武三思清洗張柬之等人換取武三思支持他入主東宮。李重俊成為太子后，曾奏請中宗株連張柬之等人三族，作為對武三思的政治回報。
但武三思將張柬之等人徹底打垮后，開始將矛頭對準李重俊。武三思一方面通過擔任太子賓客的兒子武崇訓，誘導李重俊流連聲色犬馬，以貶損其聲望；另一方面攛掇兒媳安樂公主大開腦洞當皇太女，取李重俊的接班人位置而代之。武三思推動安樂公主營求皇太女，恐怕有著更長遠的政治考慮和野心，這就是在安樂公主登基后，讓武崇訓依靠女皇丈夫的身份接班，進而重建武周江山。
面對被廢黜的危局，李重俊憤恨不已。為保衛(wèi)自己的太子地位，事實上也是確保李唐宗室對皇權的獨攬、對皇位的獨占，李重俊鋌而走險發(fā)動景龍政變，順利誅殺武三思、武崇訓父子。雖然李重俊未能繼續(xù)擴大戰(zhàn)果，在進攻皇城時最終失敗，但這次政變對武氏勢力形成重大打擊，使武氏宗族失去武三思這一領頭羊。
武三思作為武氏集團頭面人物被殺后，原先依附武系勢力的朝臣轉入韋皇后麾下，成為韋皇后的支持力量，形成韋武外戚勢力合流的態(tài)勢。韋皇后勢力急劇崛起，以至頂起朝廷半邊天。安樂公主改嫁武崇訓的堂兄弟武延秀，繼續(xù)充當武系勢力代言人。
影視劇《大明宮詞》里的唐中宗李顯
中宗突然駕崩后，韋皇后利用最高權力交接的空窗期，立少帝李重茂為傀儡皇帝，積極準備改朝換代，試圖效仿婆婆武則天的武周革命，再來一次韋家革命。由于韋皇后已沒有親生兒子和親侄子，她一旦登基稱帝，百年后極有可能將江山交給親生女兒安樂公主。而安樂公主肯定會將皇位傳給她和武延秀所生子女，這等于武周政權借安樂公主還魂。
更危險的是，武延秀本人也有窺鼎之意。史載，當時有個所謂的政治預言，說穿黑色衣服的神皇武則天孫子將來會穿龍袍當皇帝。武延秀就經常穿著黑色袍子以應這一預言，野心昭然若揭。
事已至此，李唐皇族不能不拔刀相見！相王李旦第三子李隆基聯合姑姑太平公主發(fā)動唐隆政變，誅殺韋皇后、安樂公主。雖然李隆基發(fā)動政變的主要目的，是要越過大哥李成器取得接班人地位，甚至有越過父親相王直接登基的打算，但唐隆政變客觀上將皇位傳承由中宗系統(tǒng)轉入睿宗系統(tǒng)，進一步打擊了借助韋皇后死灰復燃的武系勢力，鞏固了李唐皇族對皇權的獨占。
兩條路線的終極對決
唐隆政變后，相王李旦二次登基，是為睿宗。正是在睿宗復位后，“合同李武”與“清算武周”兩條路線進行了終極對決。
睿宗時期的朝堂政治主線，并非太平公主與李隆基之間的姑侄斗法，而是姑侄斗法掩蓋下的睿宗與玄宗父子相爭。睿宗復位之初，懾于李隆基掌握禁軍的軍事壓力，被迫放棄立長子李成器為太子的打算，確立三子李隆基的太子地位。李隆基入主東宮后，與父皇睿宗展開了激烈的權力爭奪。睿宗與太子斗爭的主要手段，是借助妹妹太平公主的力量對李隆基進行制衡。
在太平公主與太子姑侄斗法的大背景下，之前依附韋皇后、安樂公主的武氏殘余勢力紛紛加入太平公主陣營。畢竟太平公主駙馬是武家重要人物武攸暨，而唐隆政變中親自率領軍隊指揮誅殺武系勢力首領韋皇后和代言人安樂公主的，正是李隆基。在這正反兩方面歷史恩怨的作用下，武系勢力自然將太平公主視為新的依附對象，而與太子李隆基不共戴天。
而睿宗在對待武則天和武周的政治態(tài)度上，也和哥哥中宗一樣走了一條先否定再肯定的路，完美再現了否定之否定的歷史規(guī)律。
睿宗剛登基不久，就下詔將武則天的尊號從“則天大圣皇后”恢復為父皇高宗時期的“天后”，隨后下令剝奪武三思、武崇訓父子的所有官職、爵位、謚號，還平毀墳墓、開棺暴尸，又廢除崇恩廟、昊陵、順陵稱號。在貶抑武則天的同時，睿宗還追贈當年被武則天污蔑謀反的二哥李賢為章懷太子，為當年因反對武則天立武氏七廟而被殺害的裴炎平反，這幾乎等同于對武周革命的強烈批判。
在貶低武則天和批判武周革命的同時，睿宗又重新通過抬高武則天和肯定武周政權，來強化自己即位的合法性。睿宗“越次而居大位”，截斷中宗一脈皇統(tǒng)登基，是其無法回避的政治污點。他在奪取侄子的皇位問題上不能自圓其說，只能從他曾經當過皇帝、皇嗣，推辭過做皇太弟這個角度，尋求君臨天下的合法性來源。
而睿宗的前皇帝、皇嗣、皇太弟三個身份，都與武則天密不可分，都是武周革命的副產品。如果沒有武則天的武周革命，睿宗作為高宗和武則天的第四子，基本上沒有可能順位接班。
因此，睿宗要論證自己登基稱帝不是“越次而居大位”，而是具有天然的政治合法性，就必須重新肯定武則天和武周。從這一政治考慮出發(fā)，睿宗下詔恢復武士彟和楊氏墳墓的昊陵、順陵稱號；追贈武則天為“大圣天后”，又承認其帝位，尊為“天后圣帝”；重新評價武周革命，認為武則天改唐為周，是以母親身份替兒子中宗、睿宗執(zhí)政。
在這一政治解釋框架下，武則天和武周再次得到肯定，睿宗依托武周革命歷史進程而得來的前皇帝、皇嗣、皇太弟三個身份也就有了終極的合理性，睿宗即位的政治合法性問題由此輕松破解。按照這個解釋邏輯，天下江山本來就是睿宗的，根本就不存在奪取侄子皇位“越次而居大位”的問題！
睿宗對武則天和武周的重新肯定，固然有強化自己登基合法性的政治考慮因素，但在事實上至少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重新執(zhí)行了武則天的“合同李武”政策。在這一政治背景下，睿宗與太平公主兄妹聯盟成為武系勢力集結的大本營。
而李隆基要穩(wěn)固自己的太子地位甚至逼父皇退位，要在睿宗不得已傳位、自己尷尬登基后，改變太上皇與皇帝兩個權力中心的不正常格局，就必須通過否定武周和武則天，來否定睿宗憑借前皇帝、皇嗣、皇太弟身份而得來的皇位合法性。畢竟這三個身份都與武則天、中宗有密切關系，而武則天是“合同李武”政策的制定者，中宗是“合同李武”政策的堅定執(zhí)行者。
也就是說，只有在政治旗幟上否定“合同李武”政策，李隆基才能否定睿宗憑借身份優(yōu)勢而登基的合法性，建立自己憑借發(fā)動唐隆政變挽救李唐社稷的大功而即位的合法性。只有在組織人事上繼續(xù)清洗太平公主及其收攏于麾下的武系殘余勢力，李隆基才能奪取全部皇權。為此，李隆基必須繼續(xù)執(zhí)行“清算武周”的政治路線，與此時已經在事實上重新執(zhí)行“合同李武”政策的父皇睿宗、姑姑太平公主進行殊死搏斗。
《大明宮詞》中的太平公主與李隆基
最終，李隆基經過先天政變一役，誅殺包括武系殘余勢力在內的睿宗、太平公主派系朝臣，逼迫太上皇睿宗交出全部皇權，賜太平公主自盡。武系朝臣勢力最終覆滅，玄宗李隆基掌握絕對權力。隨后，玄宗下詔廢黜武則天父母武士彟、楊氏的孝明高皇帝、孝明高皇后稱號，回到高宗咸亨年間對其太原王、王妃的政治定位；再次廢除昊陵、順陵稱號，降為太原王、王妃墓。對于祖母武則天，玄宗亦是毫不留情，將其“天后圣帝”的尊號一路貶降為“則天大圣皇后”“天后”，最終讓武則天回歸高宗的皇后身份，先后稱其為“則天皇后武氏”“則天順圣皇后”。
至此，玄宗對武周政治遺存進行了近乎徹底的清算，李唐皇族實現了對皇位和皇權的絕對獨占。玄宗后來甚至將發(fā)動神龍政變的張柬之、桓彥范、敬暉、崔玄、袁恕己五人全部配饗中宗廟廷，和中宗一起安享大唐官民的香火祭祀。這不但是對五人的徹底平反，更意味著將張柬之等人高舉的“清算武周”大旗徹底插到了執(zhí)行“合同李武”政策的中宗陣地上。玄宗意在通過這一政治動作昭告天下，武則天確立的“合同李武”路線完全失敗，張柬之等人舉起、經李重俊傳遞、最終由玄宗扛起的“清算武周”大旗取得全面勝利。由此，后武則天時代徹底終結。當然，伴隨政治清算的完成，也要對輿論包括歷史記述進行清理，武周的歷史記憶與我們今天所知的樣子就越來越接近了。
而玄宗雖然在政治手段上高舉“清算武周”大旗，對武則天“合同李武”政策進行了徹底否定，但在治國路線上卻全盤繼承了武則天的改革局面，尤其是在經濟政策、政治改革和軍事變革方面。武則天在經濟上實行放開搞活政策，坐視將農民牢牢束縛在本土本鄉(xiāng)的均田制衰落，默許農民遷徙到其他地區(qū)發(fā)展生產；玄宗明確出臺法令承認農民遷徙他鄉(xiāng)的現實，允許其就地落戶。武則天放任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具有“兵農合一”性質的府兵制瓦解，玄宗直接將府兵制改為“兵農分離”的募兵制，使當兵成為一種職業(yè)，有效提高了軍隊戰(zhàn)斗力。武則天大力推行科舉制，玄宗進一步擴大科舉取士范圍，增加進士錄取人數，推動進士科開始穩(wěn)定地成為高級官員的主要來源。武則天在改唐為周的過程中對李唐皇室所屬的關隴貴族集團進行了系統(tǒng)清洗，玄宗繼續(xù)放棄關隴本位政策，在全國范圍內擇天下英才而用之，接力打壓包括關隴貴族在內的貴族集團，實施大規(guī)模啟用普通地主出身官員的用人戰(zhàn)略，徹底打開了中國古代從貴族世家政治轉向平民官僚政治的大門。如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所言，“科舉制之崇重與府兵制之破壞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新興階級（即普通地主出身官員集團）之崛起，乃武則天至唐玄宗七八十年間逐漸轉移消滅宇文泰以來胡漢六鎮(zhèn)民族舊統(tǒng)治階級（即關隴貴族集團）之結果”。玄宗繼承武則天改革思路的改革舉措，為經濟的發(fā)展、社會階層的更新、軍事力量的強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和制度支撐。
值得深思的是，在四次政變過程中，各派均有意無意地將斗爭局限在朝廷高層，防止斗爭蔓延到中下層和社會面，避免政治斗爭傷及經濟發(fā)展。這就確保了在高層政治斗爭頻發(fā)的環(huán)境中，社會沒有發(fā)生大的動亂，經濟沒有受到傷筋動骨的摧殘，為后來社會經濟的迅速發(fā)展保留了活力和元氣。
唐朝擺脫李武兩家共掌皇權的不正常政治生態(tài)后，成功進入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古代傳統(tǒng)政治運行邏輯。在李氏皇族定于一尊、最高皇權“令出一門”的政令統(tǒng)一前提下，朝廷治理有了健康的政治生態(tài)作為保證，經濟發(fā)展有了絕對的政治權威和一以貫之的改革方向作為后盾，百姓改善生活的活力競相迸發(fā)，民間創(chuàng)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開（元）天（寶）盛世的大幕正式拉開。
（本文摘自吳鵬著《盛世前夜：后武則天時代的政治纏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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