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安東尼瘟疫的“罪魁禍首”是天花病毒嗎？

提到古希臘羅馬世界的瘟疫，人們自然想到的是雅典瘟疫和查士丁尼瘟疫，較少注意到安東尼瘟疫的存在。安東尼瘟疫暴發(fā)于“人類最幸福的五賢帝時代”的尾聲期，可能是吹響帝國“三世紀危機”的前奏曲。這場瘟疫與兩個偉大人物密切相關，一是它成為五賢帝中最后一位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利略執(zhí)政時期的標志性事件，故以其家族名字命名為“安東尼瘟疫（Antonine Plague）”；又因偉大醫(yī)學家蓋倫將之稱為“大瘟疫”并做了相關病例的臨床記錄，故也被稱為“蓋倫瘟疫（Galen Plague）”。

人們祈禱安東尼瘟疫早點結束

人們對安東尼瘟疫之所以知之甚少，主要原因是與之相關的資料散落于10多部古典醫(yī)學和文學作品中，長期沒有得到學者們的注意，從而成為學界的“漏網(wǎng)之魚”。即便有個別論著提及，也是寥寥數(shù)語。不過，隨著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疾病史等領域研究的興起，學界對古代世界的瘟疫越發(fā)重視。自20世紀70、80年代以來，安東尼瘟疫日益受到西方學界的關注，但因缺乏古病理學和古微生物DNA的樣本，目前尚未從科學的角度，確定這場瘟疫的“罪魁禍首”是哪種病毒或病菌。其實，早自19世紀后期起至今，長達一個半世紀里，醫(yī)學家、疾病史家、古病理學家和歷史學家等各個領域的學者，參與了這場瘟疫病因的討論和研究。因為只有破解了這場瘟疫的“肇事者”，才具備了研究它的前提條件，才能預測它所造成的死亡率，進而得出其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羅馬帝國的命運。

安東尼瘟疫的資料、癥狀和特點

如果要研究安東尼瘟疫的病因，必須得從古典文獻入手。不得不說，安東尼瘟疫的資料遠不如雅典瘟疫和查士丁尼瘟疫的記錄更為集中詳實，因為雅典瘟疫由著名的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查士丁尼瘟疫則由6世紀的拜占庭作家普羅柯比（Procopius，500 ? —565 年）等親歷者對之進行了如實細致的記述。安東尼瘟疫的資料來源主要散落在十多份古典文獻中。其中六份來自親歷此次瘟疫的目擊證人：著名演說家阿里斯泰德（Publius Aelius Aristides，117—180年）、 醫(yī)學家蓋倫（Claudius Galen，129-199）等；其余的文獻來自公元3-5世紀的作家：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時期的史家埃利烏斯·斯巴提亞努斯（Aelius Lampridius）、教會史家圣哲羅姆（St. Jerome，約340－420年）等。對于研究此次瘟疫的病因，最好的資料是來自醫(yī)學家蓋倫的記錄。遺憾的是，蓋倫只對個別病例的治療方法以及疾病對身體的影響進行了較為零散、簡短的不完全記錄。不過，作為醫(yī)學家的蓋倫對病例的診斷記錄，比由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和普羅柯比分別記述的雅典瘟疫和查士丁尼瘟疫的資料情況更客觀。

馬可·奧利略

首先，蓋倫對安東尼瘟疫癥狀的描述。蓋倫被皇帝馬可·奧利略譽為“在醫(yī)學家中首屈一指，在哲學家中獨一無二”，足見蓋倫在羅馬帝國醫(yī)學中的權威地位。從蓋倫對瘟疫的定義來看，希臘語中的瘟疫（loimos）一詞，并不是指某一種疾病，它是一個用于描述疾病事件中的流行病術語，也就是一個地方的許多人同時以同樣的方式受到尤其是持續(xù)性和致命性的疾病的襲擊。他在《醫(yī)學方法》和《論黑膽汁》等著作中多處用“大瘟疫”“長期的瘟疫”這樣的術語來形容這次瘟疫的嚴重程度。其中，關于安東尼瘟疫中的一個最詳細的病歷記錄，出現(xiàn)在他的著作《醫(yī)學方法》的第五部中。由于蓋倫深受希臘醫(yī)學家希波克拉底體液學說的影響，他認為這種疾病是一種被稱為黑膽汁的體液過多造成的。他所記錄的患者病例特征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患者生病時間持續(xù)9到12天左右；兩次提到發(fā)燒，蓋倫也將這次瘟疫稱為“發(fā)燒瘟疫”；三次提到全身布滿黑色膿皰疹，皰疹表面粗糙，潰爛后部分結痂，魚鱗狀脫落，然后變得健康，這些膿皰或皮疹不需要治療，是愈合過程的一部分；氣管深處潰瘍并結痂；兩次提及咳嗽，一次提到口臭、胃痛和嘔吐；三次提及腹瀉和黑色或帶血的糞便，并說，不排黑便的人，如會長出皰疹，就能活下來。

其次，這種疾病的致死率很高。蓋倫說有成千上萬的人受到這種“長期瘟疫”的影響。埃利烏斯·斯巴提亞努斯等人所著的《羅馬君主傳》中很多次提及這場瘟疫的破壞力以及皇帝的應對。安東尼瘟疫這場嚴重的瘟疫使得羅馬城好幾千人喪生，其中許多人都是貴族，也讓數(shù)以萬計的平民和士兵身亡。迪奧報道了191年瘟疫在羅馬的再次爆發(fā)：“羅馬城每天死亡人數(shù)超過2000人，這讓那些以為最糟糕的時候已經(jīng)過去的民眾感到極為驚駭。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瘟疫?！闭芰_姆等人都記錄了安東尼瘟疫所帶來的人力資源的大量傷亡，“這樣一場遍及全世界的瘟疫導致羅馬的軍隊幾乎全軍覆滅”。尤特羅庇烏斯則說，整個帝國的大部分人口及整個軍隊都滅亡了。

再次，這次瘟疫的傳染性很強，跨歐亞非三洲傳播，而且有反復。根據(jù)阿里斯泰德等人提供的資料可知，瘟疫于165年在小亞暴發(fā)，一直持續(xù)到180年馬可·奧利略死于瘟疫中的軍營，到康茂德時期的189年再度肆虐，直到192年消停。《韋魯斯傳》中說：“馬可·奧利略的共治者皇帝韋魯斯命里注定要將瘟疫帶入他穿過的那些行省，并最終給羅馬帶來了疫災。攻陷巴比倫后，一個士兵無意中劈開了放在阿波羅神廟里的金匣子，結果一陣疫氣從匣子里跑了出來，飄出了神廟，接著便從那里散布到了帕提亞及整個世界?！卑⒚装驳摹稓v史》中也有類似的描述：“在韋魯斯和馬可·安東尼統(tǒng)治下，瘟疫的病菌從一個被迦勒底人的神秘術封閉的神殿中爆發(fā)出來，在產(chǎn)生了不治之癥的毒力之后，用傳染和死亡污染了從波斯邊境到萊茵河和高盧的一切?！?/p>

以“文獻”為主要證據(jù)階段的爭論

其實早在1882年，德國學者H.海瑟（H. Haeser）在《醫(yī)學和流行病史教科書》一書中就提出安東尼瘟疫很可能是天花。美國著名的細菌學和免疫學家漢斯·辛瑟爾也認同這一觀點。漢斯·辛瑟爾在名著《老鼠、虱子和歷史：一部流行病和瘟疫的編年史》中指出，根據(jù)蓋倫的記載，在大多數(shù)的病例中，患者在染病之初都有咽部發(fā)炎、發(fā)熱以及腹瀉的癥狀。大多數(shù)的患者會在患病后的第九天長出有時帶有小膿皰，有時卻是干癟的疹子。在準確理解描述這種皮疹特性的文字時，我們再次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不過由于這種疾病所導致的突起皮疹通常表現(xiàn)為囊泡和膿皰，所以與雅典瘟疫相比，這種疾病的不確定性要小得多。在掌握了一些證據(jù)之后，我們贊同漢斯的觀點，認為這種流行病就是天花的一種，或是與現(xiàn)代形式的天花密切相關的一種疾病。從這種疾病在整個已知世界傳播的速度和范圍來看，更是印證了其是天花的可能性。并且作者在書中很敏銳地意識到了瘟疫對羅馬帝國衰亡的影響。不過，意大利著名醫(yī)史學家A.卡斯蒂廖尼于1944年直接提出，這場瘟疫很可能是斑疹傷寒或腺鼠疫。

《老鼠、虱子和歷史：一部流行病和瘟疫的編年史》

真正奠定并論證安東尼瘟疫為天花的是，美國古典學者R.J.利特曼和醫(yī)學史者 M. L.利特曼。他們經(jīng)過研究認為，雖然蓋倫對瘟疫的描述是不完整的，但對最重要的皰疹及其出血性階段為天花標志的出色描述，足以使該疾病被確定為天花。蓋倫對疾病的持續(xù)時間和他所描述的其他癥狀和體征，如發(fā)熱、嘔吐、黏膜炎、咳嗽和喉部和氣管潰瘍等，與天花一致。文中也提到斑疹傷寒和天花在早期階段無法得到區(qū)分，比如，天花皰疹和斑疹傷寒的皮疹都會遍布患者全身；天花有出血性階段，斑疹傷寒癥早期也會出現(xiàn)皮膚滲血等癥狀。不過，兩者的一個重要區(qū)別是，天花產(chǎn)生會產(chǎn)生凸起的水泡狀和膿皰狀病變，而后者的病變是扁平的，且從來沒有膿皰。而且提到天花的皰疹潰爛后結痂，表面粗糙，呈魚鱗狀脫落。斑疹傷寒脫皮是細粉末狀，通常不粗糙，也從不結痂。兩位利特曼從而論證了這場瘟疫的主角不是斑疹傷害。他們同時也提出，這次瘟疫應該不是腺鼠疫，因為蓋倫每次提到皰疹時，第一點強調(diào)的就是它覆蓋了患者的整個身體。而腺鼠疫的囊腫出現(xiàn)在腹股溝和腋窩的淋巴腺附近。利特曼二人的觀點為1996年出版的《牛津古典詞典》所接受。但美國全球史研究的奠基人威廉·麥克尼爾1976年出版了名著《瘟疫與人》一書，他卻不加論證地提出，安東尼瘟疫很可能是麻疹。他辯論說，蓋倫盡管提到了伴隨膿皰的熱病，但體液病理學理論降低了他對親身經(jīng)歷的安東尼瘟疫敘述的重要性，對澄清病因沒有多大幫助。 

自利特曼論文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學界沒有出現(xiàn)關于對安東尼瘟疫病因進行討論的有影響力的論著。即便是再次掀起學界對安東尼瘟疫研究熱潮的羅馬史家R.P.杜肯-瓊斯，在1996年發(fā)表的長文——《安東尼瘟疫的影響》中都對這個難解的醫(yī)學話題進行了模糊處理，只是說天花、瘧疾、肺結核、斑疹傷寒、麻疹等皆有可能。他更關注這場瘟疫對羅馬帝國的全面而持久的破壞性影響。

與杜肯-瓊斯提出的病因多元說相似的是，美國歷史學家J. R.費爾斯。他于2004年發(fā)表的一篇主要討論瘟疫與帝國衰落關系的論文中提出，一是認可利特曼二人所論證的天花；二是也可能是斑疹傷寒。因為醫(yī)生們發(fā)現(xiàn)，在天花和斑疹傷寒流行的早期階段，表現(xiàn)出類似的癥狀，難以區(qū)分這兩種疾??；三是，安東尼瘟疫與目前炭疽病的爆發(fā)和生物恐怖主義的威脅相似。蓋倫所描述的癥狀與炭疽病并不矛盾。迪奧對這場瘟疫的描述讓人想起了現(xiàn)代對生物恐怖主義的恐懼：“羅馬和帝國的許多人于這場瘟疫。他們死在罪犯手中，罪犯在小針頭上注射一些致命的藥物，并通過這些針頭使人感染?！钡M爾斯否定了腺鼠疫的說法，因為蓋倫沒有提到特有的腹股溝囊腫。不過，他在文中沒有提出有力的論證，停留于猜測的層面，沒有產(chǎn)生什么影響。

美國傳染病學家C. B.庫尼亞和B. A.庫尼亞（C. B. Cunha and B. A. Cunha，2008）提出，確定古代疾病病因的最佳方法是將古病理學與文學臨床/歷史分析相結合。他們使用這種方法對雅典瘟疫、安東尼瘟疫和查士丁尼瘟疫分別進行了分析。他們對安東尼瘟疫病因是出血性天花的分析，基本上是利特曼二人診斷的縮減版。

運用“科學”證據(jù)階段的爭論

關于安東尼瘟疫病原體初級階段的爭論，大多是依據(jù)是以蓋倫記錄為主的古典文獻。隨著古病理學家和古微生物技術的進步，使古代瘟疫的某些主要候選人逐步被排除，以及古代天花病毒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得天花病毒成為安東尼瘟疫最可能的肇事者。不過，天花病毒成為最佳病原體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經(jīng)歷了疾病史家或古病理學家的一度質疑和反省。

澳大利亞醫(yī)學家M.詹妮弗在2014年的論文中，聲稱天花似乎是最受歡迎的診斷，而且在古代肯定存在天花。然而，麻疹也被認為是一個潛在的罪魁禍首。她介紹了弗魯斯（Furuse）等生物科學家于2010年使用貝葉斯統(tǒng)計分析數(shù)據(jù)（ Bayesian statistics） 證實麻疹病毒最有可能在公元11世紀或12世紀從牛瘟中分化出來。不過，韋特海姆和K.邦德2011年發(fā)文表示，將麻疹病毒及其近親出現(xiàn)的時間定在11世紀或12世紀的技術存在問題，并質疑它是否可能比“分子鐘”模型所顯示的更古老。麻疹病毒的出現(xiàn)應該不早于公元第一個千年。也就是說，這肯定排除了麻疹是雅典瘟疫的原因。如果弗魯斯等人的研究成果可靠的話，安東尼瘟疫的肇事者肯定也不是麻疹，進一步增加了是天花的概率。

法國醫(yī)學史學者丹尼爾·古列維奇（Danielle Gourevitch）2013年發(fā)表的文章中指出，蓋倫瘟疫不一定是天花，應該是痘病毒科（正痘病毒屬genus Orthopoxvirus）的一種病毒，它可以導致天花和其他相關疾病。也就是說，它與1979年根除的現(xiàn)代天花非常相似，但不一定相同。 就此她提出了兩點質疑傳統(tǒng)觀點的論據(jù)：一是蓋倫的描述中沒有記錄瘟疫中的幸存者身上不可磨滅的疤痕和面部的麻點，這與現(xiàn)代天花不同。二是瘟疫的目擊者阿里斯泰德和赫羅迪安的瘟疫記錄中同時出現(xiàn)的人類和動物身患疾病和死亡的現(xiàn)象。而天花只感染人，不應該在動物中傳播而出現(xiàn)大量的死亡。因此，安東尼瘟疫很可能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天花。

《羅馬瘟疫中撞門的死亡天使》，19世紀法國畫家朱爾斯·埃利·德勞內(nèi)原作制作的版畫。

古列維奇·丹尼爾提出的兩點挑戰(zhàn)，在R.弗萊明2019年發(fā)表的文章中分別得到強化和修正。她全面細致地檢閱了蓋倫作品中所有與瘟疫相關的材料進行研究后，她提出安東尼瘟疫的主角有可能是麻疹和牛瘟的共同祖先麻疹病毒。關于天花的共識需要受到挑戰(zhàn)，其身份問題需要重新討論。原因在于，一是，弗萊明認為古列維奇·丹尼爾提到的幸存者沒有瘢痕和麻點的質疑很有道理。因為蓋倫本人也有關于治療面部疤痕的復合藥物配方，因此應該懂得使用恢復性藥膏對瘟疫存活者進行治療，而他卻沒有關于這個問題的記錄，這個質疑可對安東尼瘟疫的主角是天花的觀點形成較大的挑戰(zhàn)；二，對于古列維奇·丹尼爾對安東尼瘟疫中人類和動物同時死亡現(xiàn)象的解釋，是羅馬文學戲劇性修辭所致。弗萊明對她的解釋并不滿意。她推斷說，瘟疫中出現(xiàn)人和動物的死亡是羅馬瘟疫的一種特殊現(xiàn)象，從而成為羅馬編年史的瘟疫敘事傳統(tǒng)，并非一種文學的修辭手法。而瘟疫中導致人畜共亡的病毒，可能是麻疹病毒和它的近親牛瘟病毒的共同祖先麻疹病毒。麻疹病毒和它的近親牛瘟病毒直到公元9世紀至12世紀期間才各自獨立出來。不過，她強調(diào)自己的觀點完全是推測，與傳統(tǒng)觀點對主角是天花的推測類似。不管是哪種病原體，安東尼瘟疫在羅馬時期一定是一種高傳染性和高死亡率的新疾病。

瑞士巴塞爾大學的古代史家B.T.麥克唐納，于2021年發(fā)表的《安東尼危機：氣候變化引發(fā)的流行病和經(jīng)濟動蕩》一文中，他運用古病理學家關于天花病毒進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對安東尼瘟疫的罪魁禍首是天花的觀點進行了較為有力地辯護。他對古列維奇·丹尼爾和弗萊明二人挑戰(zhàn)的論點進行了反駁和糾正。首先，對于他們二人提出的安東尼瘟疫中人畜共亡的現(xiàn)象，麥克唐納運用史密森（Smithson）團隊2017年關于天花病毒系統(tǒng)發(fā)育學說的研究，指出天花病毒與其最近祖先的分化發(fā)生在公元三世紀。如果他們的學說是正確的，那么人類特有的、產(chǎn)生疤痕的痘病毒可能在安東尼瘟疫發(fā)生近一個世紀后出現(xiàn)，而在此之前，有一種“多面手”痘病毒株在四處傳播，可以感染多個物種，可以出現(xiàn)人畜共亡的現(xiàn)象。

問題是我們怎么確定安東尼瘟疫期間動物感染的流行病，就是與人類感染的疾病是相同的呢？況且阿里斯泰德和赫羅迪安都沒有描述牲畜患病時的癥狀，只是提及它們生病或死亡。麥克唐納認為，芭芭拉（Barbara Mühlemann）團隊利用aDNA對13名中世紀的骨骼遺骸分析所發(fā)現(xiàn)呈陽性的天花病毒（VARV）的研究成果，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他們發(fā)現(xiàn)，天花的兩個不同譜系——mVARV（現(xiàn)代天花的早期毒株）和aAVAV（以前未知的古代毒株），與公元180至500年之間的痘病毒的古代毒株不同。這表明，從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500年，古代毒株與其共同祖先分離的期間，一直存在一種古老的痘病毒株，直到最近痘病毒株mVARV和aAVAV分離。此外，研究人員注意到，VARV的祖先可能有更廣泛的宿主范圍。在aVARV中發(fā)現(xiàn)的活躍基因在后來的VARV中是不活躍的，這表明aVARV及其共同祖先可能已經(jīng)能夠感染多種哺乳動物，只有在mVARV出現(xiàn)后才進化為人類專性病毒。與受感染牲畜的文獻證據(jù)一起，這一新的aDNA證據(jù)表明，一種古老的痘病毒株可能在安東尼瘟疫發(fā)生時就已經(jīng)存在，可能是該疾病的原因。此外，從古老的痘病毒到最近的mVARV和AVAV毒株的分化表明，促使進化的古老毒株在分化之前有一個活躍期。而安東寧瘟疫發(fā)生的時間（公元165-192年）正是處于這種古老毒株分化之前的活躍期（公元180-500年）內(nèi)。

盡管還需要進一步的證據(jù)和研究來鞏固這一假設，但到目前為止，aDNA的證據(jù)與一種古老的痘病毒株是導致二世紀大流行的疾病是一致的。這就可以回答古列維奇·丹尼爾和弗萊明二人所提出的第一個疑問，而且駁斥了后者假設的麻疹說。對于二人關于幸存者身上沒有天花疤痕的書面證據(jù)的觀點，麥克唐納認為，利特曼二人對蓋倫沒有提及天花特有的殘留疤痕的解釋仍然有效：因為蓋倫的描述并不完整，人們不能僅僅因為蓋倫沒有描述某個跡象或癥狀，就馬上爭辯說，該跡象或癥狀不存在。除非該癥狀是蓋倫所描述的特定診斷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實，利特曼二人在文中的第22個注釋中已經(jīng)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很好地解釋：“考慮到蓋倫只是對這種疾病做出了部分的描述，以及他對這種疾病的治療和診斷的主要興趣，遺漏疤痕雖然令人遺憾，但并不令人吃驚，因為疤痕是這種疾病的結果，可能要到疾病結束幾周后才會出現(xiàn)。然而，他對天花的癥狀描述足夠完整，可以將這種疾病識別為天花。而且現(xiàn)代對天花的研究幾乎也不提天花病人的愈后麻點，比如C.E.萬魯恩和A.J.盧德斯所著的《人類的病毒性疾病》（1948出版）根本沒有提到天花特征性的麻點?！币虼耍溈颂萍{得出結論：“蓋倫的癥狀學仍然是我們識別這種流行病的最有力證據(jù)，它比其他任何資料都更能表明一種類似天花的病毒是病因。在其他更有力的證據(jù)浮出水面之前，一種古老的、可能是多面手的痘病毒株是導致二世紀疫情的病原體的最佳假設?！?/p>

需要指出的是，2017年凱爾·哈珀的名著《羅馬命運》一書出版，它是古羅馬三場大瘟疫研究的總結性作品，在西方學界引發(fā)了新一輪的大辯論。但是，R.弗萊明和B.T.麥克唐納都對他書中關于安東尼瘟疫最有可能是出大天花病毒的論證不怎么重視，在文中甚至都沒有提及。也許與哈珀的論證與利特曼二人的研究相比，沒有太多創(chuàng)新有關。不過，哈珀非常自信地說，盡管蓋倫對此病毒在病人身上的特征表現(xiàn)的觀察不盡全面（如膿包是在同時出現(xiàn)在全身還是在局部依次出現(xiàn)，是集中在身體的軀干還是四肢等），但他所描述的皮疹，從病變突起的出現(xiàn)到結痂和結疤的過程，可以讓我們跨越與古代醫(yī)生之間的文化鴻溝，將天花鎖定為安東尼瘟疫的病因。 

結論

古典文獻的零碎和模糊等諸多困難并沒有阻擋學者們的研究熱情，從1882年至21世紀初期，古病理學家和古典史家等仍然根據(jù)醫(yī)學和文學作品中所提供的資料，對安東尼瘟疫的主要病因做出了諸多的猜測，比如天花、麻疹、斑疹傷寒、腺鼠疫等等。其中天花最受學者們青睞，被視為大膽且合理的判定疾病。隨著古生物學和aDNA技術的進步，關于安東尼瘟疫病原體的研究越發(fā)具有“科學”證據(jù)，天花病毒成為可能性最大的“罪魁禍首”。

關于安東尼瘟疫“肇事者”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學術爭論，從表面來看，是關于古代疾病醫(yī)學的分歧，但實際上這場學術論爭卻反映了人們對疾病、環(huán)境和氣候等自然因素在人類歷史中究竟發(fā)揮了何種角色的認識變化過程，以及在這觀念影響下，學者書寫人類歷史視角的拓寬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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