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沿海人群生活中的熱鬧與平靜

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qū)如今已經(jīng)高度發(fā)達，但是，在傳統(tǒng)社會的絕大多數(shù)時間里，這里有著與中原——傳統(tǒng)國家核心地區(qū)——完全不同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和社會文化習俗。明清以來，隨著國家的發(fā)展、開發(fā)的深入，沿海地區(qū)的社會在與國家的統(tǒng)合中不斷發(fā)生變化，由此就出現(xiàn)了以不同民族、不同職業(yè)、不同生活地域所劃分出來的人群。

然而，關于人群的劃分，某種程度上多少是我們腦海中主動做出的、無須經(jīng)過驗證的“想象”。因為有些事物雖然表面上客觀存在，但事實上可能出自虛構。比如，“我們”在討論和“他們”領地的界限、身份的邊界時，往往不需要得到“他們”的確認，只要在“我們”的頭腦中做出這一區(qū)分就夠了，“他們”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他們”。這樣一來，是否可以說，區(qū)域社會本身無足輕重，而我們對區(qū)域社會的知識就是區(qū)域社會？也就是說，區(qū)域社會史研究的在場，恰恰是由于區(qū)域社會本身的缺席？

鳴沙嘉年華第二場活動的主題是“活著——明清沿海人群生活中的熱鬧與平靜”，以明清時期東南沿海地區(qū)的各類人的日常生活為例，探索這里人群分類的依據(jù)、他們的自我表達，進而討論區(qū)域社會史書寫的理論和意義。參與本場討論的有中山大學歷史系黃國信、溫春來教授、廈門大學張侃教授，以及北師大珠海校區(qū)葉錦花教授，由社科文獻出版社陳肖寒主持。本文系活動的文字稿。

活動現(xiàn)場

陳肖寒：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話題，其實有兩個是非常重要的詞語。第一個詞語叫做人群，就是明清沿海人群。怎么來劃分人群，誰和誰是一撥人？始終有各種各樣的爭論。最重要的一點，人群的劃分，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看起來是客觀的，但其實是虛構的。同時，人群是流動的，也是跨界的。一個人的身份雖然是外部強加的，是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我們按照符號學上的說法叫“能指”，是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但是不代表它是唯一的。其實包括兩種情況，第一，他的身份有可能在幾種不同的環(huán)境里面，幾種不同的定義下，在不停地轉換；第二，我們要把一個人要按標準嚴格地劃分出來，在絕大多數(shù)時候其實是做不到的。我們?nèi)说纳矸?、活動，總會重疊，總是會有交叉。第二個詞語是生活，明清沿海地區(qū)人群的生活。那么人活著最重要的是什么？從政治學上來講是安全，那么從經(jīng)濟學上來講是利益，因為人都是趨利的。

今天邀請的幾位老師研究的都是這個問題，請張侃老師來第一個發(fā)言，來講講他對題目的理解，還有一些研究的心得。

張侃：我對沿海人群產(chǎn)生興趣是具體的實踐過程。我來自于溫州永嘉場。永嘉場即明清時期溫州府永嘉縣鹽場。由地名即可知，我的人生與鹽場有天然的聯(lián)系。不過，從小不清楚自己的海洋身份和鹽場特點。到廈門大學求學工作之后，廈門是個海島，海洋歷史文化積淀深厚。而我由浙而閩，感受不同海域的文化差異，在生活中也尋找海洋性飲食起居、行為方式、思維觀念的區(qū)分和認知。當然，將認知轉化為學理要有歷史機緣。2003年，我參加了歷史人類學第一期研習班，后來赴蔚縣開展田野考察。在此過程中與科大衛(wèi)老師的交談討論，對我后續(xù)的學術認識影響較多。當時，科老師得知我來自溫州，并且與張璁同一家族，很感興趣?？评蠋熞源蠖Y議為討論珠江三角洲的地域社會結構變遷，而張璁與霍韜、方獻夫關系密切，同為嘉靖朝的“大禮儀”事件的核心人物，特別希望觀察大禮議與溫州濱海地域關系，于是鼓勵我開展相關研究。

張侃

2005年我和吳滔、謝湜一起組織了江南的田野考察活動，地點之一就是溫州永嘉場。參加的有科大衛(wèi)、蕭鳳霞、陳春聲、趙世瑜、劉志偉、鄭振滿、程美寶老師等，后來魯西奇老師也參加了。我?guī)е麄兛挫籼?、讀族譜、走訪鄉(xiāng)老。在此過程中，我慢慢有了點感覺，慢慢了解明代中葉的王朝政治根基在于民間，思想意識結構與沿海地域歷史進程有著極為密切關系。此后，我?guī)е鴮W生或協(xié)同學友一起開展閩浙沿海的山地、平原和海島的多次田野考察，在市鎮(zhèn)、港口、衛(wèi)所、鹽場收集歷史文獻，觀察民間風俗，參與地方儀式，從田野和文獻的互讀中理解沿海人群的日常生活或生計，以及他們的活態(tài)歷史。正是借助這些學術實踐，我對沿海地域人群的流行性和能動性有了一些更為深入的理解。與此同時，圍繞著永嘉場也寫了幾篇論文。黃國信老師團隊圍繞著鹽場、鹽業(yè)、鹽區(qū)、鹽民等問題展開研究，多年來是我的學習對象。他們的論著幫助我理解永嘉鹽的歷史過程很重要。他們將我的視野拉長拓寬，將地方性資料從支離破碎的狀態(tài)整合到更大的區(qū)域比較研究中來。

另外，對中國歷史的發(fā)展而言，傳統(tǒng)歷史以中央看地方，或大陸看海洋居多，這種視野容易忽視海洋對陸地的能動作用。上世紀80年代以來，廈門大學楊國楨老師主張海洋史研究，不僅主張海陸統(tǒng)籌，而且提倡跳到海里去看沿海社會，我覺得這對理解海洋人群和生活很重要。比如，陸地社會體制或者王朝國家研究沿海人群：往往會追求什么時候設置行政機構？什么時候設立軍事管轄？什么時候進行編戶齊民？……但是，如果跳到海里看沿海人群，就發(fā)現(xiàn)制度性和結構性的要素不是最重要的。海洋人群的流動性不斷解構和重構的制度和社會。明清時期廈門港船民/漁民可以隨著季風、洋流而轉換身份，可以隨著漁汛而成為東海漁場的特殊技能移民。他們對國家、民族的認知也是富有彈性，可以受王朝感召而入籍，也會沿著海岸線南下，成為被斥之為“化外”之民的社會群體。其實，西南邊陲、西北戈壁、內(nèi)陸山地邊緣、長城內(nèi)外、大河上下，以及珠江三角洲都有這樣狀況。所以，今天我們討論的沿海社會制度、沿海人群生活的基本精神是在中國歷史上普遍存在的，只不過是在大一統(tǒng)和核心化的歷史書寫把他們邊緣化了。其實，從長時段的文明史考察，邊緣性人群對歷史的動力作用也許更為重要。

陳肖寒：溫老師原來一直關注明清時期，特別是宋以后有關貴州的民族問題?，F(xiàn)在他的新課題是有關礦的問題，那么我們就請溫老師來分享一下。

溫春來：幾位老師要么是海邊、鹽場長大的，要么就是研究鹽的，都是跟海洋打了好幾十年的交道。而我是一個山里人，一直在貴州的大山里生活，上了大學跑到廣州來，才有機會看到大海。我的研究一直都以西南民族為對象，跟山有關?，F(xiàn)在研究礦其實也主要在山里，所以，我是完全不懂海。

我們過去講的中國，主要是一個陸地中國，加上海洋的維度之后，認識的中國與過去主流認識的中國不太一樣，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一個變化？肖寒講我們做歷史的不可能穿越回去檢查，前人留下來的東西永遠是文獻，或者是實物，史學研究者就只能通過這些間接的東西去研究過去，所以我們歷史學的研究是間接的。其實我覺得，不只是歷史學，整個人類的認識，對世界的認知都主要是間接的。一個人的生活體驗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不是研究自己的生命史，而是研究一個很廣闊的社會、廣闊的地域，他的觀察必定是間接的。這個看法不是我最先提出來的，年鑒學派的第一代大師馬克·布洛赫就講到這個問題。比如說發(fā)生了一場戰(zhàn)爭，你是軍隊的主帥，你要讓下面的人匯報戰(zhàn)場的情況，是你親自去觀察的嗎？不是，是你手下的人給你匯報。再比如，經(jīng)濟學家利用經(jīng)濟數(shù)據(jù)研究，那些數(shù)據(jù)是經(jīng)濟學家親自去統(tǒng)計的嗎？當然不是。坦率講，這些數(shù)據(jù)很可能是錯誤的，跟我們所面臨的歷史上的數(shù)據(jù)性質(zhì)很相似，經(jīng)濟學家去一個一個核實了嗎？他沒這個條件也沒這個時間去核實，有的經(jīng)濟學家甚至連去核實的意識都沒有。所以他們同歷史學家一樣，都是透過他人提供的資料去間接做研究，跟我們研究過去是一樣的。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精力是有限的，所以間接認識是必然的。

肖寒老師講到的第二個問題，對人群的劃分很大程度上是我們自己的想象。我們做歷史研究的，劃分人群，那這個劃分符合當時的歷史情況嗎？還是說是研究者自己界定的？這些界定符合當事人自己的看法嗎？當然我們也知道當事人的看法是五花八門的，并不統(tǒng)一。我們跳到一個更哲學的層面來看，可以發(fā)現(xiàn)，這其實是人類認識的又一個不可逾越的困境。我們認識世界一定是用語言和概念，一旦你用了語言、概念，你就一定改變了世界，世界本來是這樣的，你用語言去認識它，用概念去認識它，你就改變了它。要么你不認識它，一旦認識它，你一定就改變了它。比如說我桌上擺了一個瓶子，我用概念叫瓶子，你們許多人面前也擺了瓶子，這些瓶子都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我們關注這些無限的差異，世界就是一團混沌不可認知的，我們?yōu)榱苏J知這個一團混沌的世界，發(fā)明了一個概念叫瓶子，把這些各不相同的有差異的東西都統(tǒng)一叫瓶子，其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東西叫瓶子。我們發(fā)明了概念之后，就會把世界上很復雜的一團混沌不可認知的東西簡化了，于是就可以認知了，你一旦認知了它，你就簡化了它。簡化了，不再復雜了，就可以被認知了。這就是我們?nèi)祟愓J知的性質(zhì)。

我們認識社會也必然要做簡化，你自然就用了無數(shù)的詞、無數(shù)的概念、無數(shù)的劃分，例如階級、民族、族群、紳士、宗族等等。

有了基于哲學的認識理念，我們再來看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是怎么發(fā)生的。所有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必然是一個簡化的結果。說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要對其簡化，首先得有一個概念叫統(tǒng)一，有一個概念叫國家，這就是簡化。那以前的人對中國歷史做敘述和認知的時候會講什么？他們的整個目光聚焦在哪里？他們是聚焦在中國的陸地部分，他們把海洋簡化掉了。站在今天的立場，我們可以批評他們坐井觀天，但是他們認為這是中國最本質(zhì)的一個部分，所以他的目光就聚集在這里，所以他們描述中國一定是一個大陸的中國，好像缺乏海洋出現(xiàn)的中國。這就是一個高度概括和簡化的結果。

問題是，一旦高度概括和簡化必然會帶來問題。作為一個學者，我認為這個是本質(zhì)的，其他部分我不重要，就被我簡化掉了。但是你未必這么認為，我簡化掉的部分，可能你認為很重要，甚至那是你認為是本質(zhì)的部分。你就發(fā)現(xiàn)，對同一個事物，我抓住它不同的部分，就會得到一個不同的認識，這些不同認識給我們呈現(xiàn)了事物的不同面相，讓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更加的豐富、復雜、多元。回到剛才的話題，簡化掉海洋的面相，你認為它是一個大陸國家。不能說你錯，你肯定有你的根據(jù)。問題是學術總是要不斷超越、不斷發(fā)展的。超越和發(fā)展有兩個動力，一個是學術本身的動力，當你用一個視角看某個對象看久了，必然會產(chǎn)生審美疲勞，甚至你會發(fā)現(xiàn)這個視角簡化、遮蔽了很多東西，就想要從另外一個視角去看，發(fā)現(xiàn)那些被簡化掉的部分其實很有價值。當你一直講中國是大陸國家的時候，我一定會想，難道它沒有海洋嗎？海洋對中國的重要性被前人忽略了吧？這是一個好學者的思維本能。你只要有正常的思維能力與正常審美趣味，受過學術訓練后，你自然而然就會這么想問題的。還有一個動力就是現(xiàn)實的需要，現(xiàn)在我們國家越來越走向海洋了嘛，而且對中國最大的威脅，從晚清以后，是從海洋上來的。

接下來講經(jīng)驗的層面，就是歷史上的海洋中國是什么樣子的。首先，很重要的一點，我覺得兩位老師也講到了，即海洋世界是一個流動的世界，所以說我們一旦想到海洋屬性，很容易就消解掉一些僵化的地理區(qū)域概念，如國家。沿海人群是流動的，其實區(qū)域的流動，本質(zhì)上就是人的流動。所以我聽陳老師說閩南話涵蓋一個很廣闊的范圍，從福建一直往南到潮州，一直到海南，這么大的沿海范圍內(nèi)，大家的語言居然有共通之處。這就說明這些人是流動的。

其次，我想談談國家對海洋的管理以及海洋人群的應對。傳統(tǒng)時期中國大一統(tǒng)國家的統(tǒng)治者往往有一種觀念，認為靜止的東西比較好管理，流動的東西不好管理。在明代，朱元璋就試圖把人固定在土地上不要流動了，不只是在地理空間上不要流動，甚至在身份上也不要流動。你是農(nóng)民就世世代代當農(nóng)民，灶戶就世世代代當灶戶。但沿海的人群，他們天然是流動的，自然而然與國家制度之間有很多不適。站在國家的角度，就很容易持一種歧視性的、警惕性的眼光去看他們，認為他們是野蠻的、化外的，不好管理的，就想方設法把他們固定化。但沿海人群卻想出了好多辦法應對這套僵化制度，就有像錦花老師講的那些復雜的沿海人群的情況。

第三，我講一個自己的沿海體驗以及我們的研究方法。我第一次帶著學術目的去跑沿海就是去淮南的鹽場，江蘇東臺。這是我們的一個博士生，現(xiàn)在在廣東財經(jīng)大學當老師的徐靖捷研究的地方，她帶著我和黃國信老師還有其他幾位學生一起去了東臺。我們到了東臺，先是在賓館讀歷史文獻，一下子就覺得很驚訝，史料上動不動說鹽場距海180里，距海200里。或者說鹽場東西180里、100里。我們做歷史研究的要回到實際的生活場景里去設想。大家想想，作為一個產(chǎn)鹽工人，我工作的鹽場是不是應該靠近海？如果海離場100里、200里了，還要把海水引進來煎鹽，這怎么可能呢？成本太大了！所以我們感到非常驚訝。

有了矛盾就要解決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的第一個想法是所謂“海距場180里”指的是那個鹽場的管理機構，而不是實際煎鹽的地方。但是接著就有新的問題產(chǎn)生，鹽場的管理機構，本來就是為了去管理沿海的人，那距離那么遠，如何管理呢？當時在賓館讀材料時，我們根據(jù)宋代、明初、清代對鹽場的介紹，推斷海岸線在東移。你們可能會說，那么煎鹽的人難道會停在原來的地方嗎？對，海岸線往東移，他們順著鹽場往東走靠近海去煎鹽，但鹽場的管理機構大體上在原來的位置，沒變，為什么？因為過去為了防海潮，在這里修了一個堤，官府機構一定是用堤保護起來的，這條堤叫范公堤。這官府機構沒有變，但煎鹽的人就往東遷了。那天晚上我們讀了材料就想出了這些。所以所謂海距場100里，指的是官方機構而不是煎鹽的場所。這是我們讀文獻讀出來的感覺，第二天我們?nèi)プ鎏镆?，先去了那條堤，“海距本場80里”，很清楚就是指那條堤了，明清鹽場官府機構也在這上面。而海岸線現(xiàn)在也還在往東移，受訪人指著一些地方告訴我們，這里以前還不是陸地，還是海?？傊镆坝∽C了我們的想法。

田野帶給我們的不只是印證，還有更豐富更重要的東西。到了那個堤上面，我們驚訝地看到這是一個非常繁華的世界。你可以看到明清的街道還遺留在那里，兩旁有很多商鋪、有商業(yè)街，還有很多高大的門樓。這個地方也出了很多讀書人，比如說王陽明非常有名的弟子王艮就是灶戶，從小生活在堤上的。你站在那個堤上，你不會曉得這里是一個鹽的世界，我們?nèi)柕躺仙畹倪@些人，你們爺爺煎鹽嗎？他們說不煎，那你聽說你們祖祖輩輩誰煎鹽嗎？不煎，都是種地的。雖然他們生活在鹽場，但是他們不是煎鹽的。他們祖上是灶戶身份，但是不煎鹽，不要被文獻欺騙，認為灶戶就一定以煎鹽為業(yè)，他們可能是種地的。我們就想那煎鹽的人去哪里了呢？我們決定往東走，繼續(xù)問問田野里遇到的老人家。

我們第二天往東走，在堤跟海之間的中間地帶遇到一些人。跟堤上的世界不同，這里村落里面沒有很好的房子，沒有繁華的商業(yè)街道，一看就比較貧困，這些人祖祖輩輩都沒有什么讀書人，后來問這些人煎不煎鹽，他們也不煎。再問那你知道誰煎鹽嗎？終于有一個人告訴我們說他的外婆家是煎鹽的，然后我們問他外婆家在哪里？他說東面，海那邊。

看到這里，其實我們馬上就明白這些人的身份了。問他們怎么來的，都是逃荒來的。田野與文獻結合讓我們馬上就明白鹽場的世界，一幫生活在堤上的人是做農(nóng)業(yè)的、不煎鹽的，他們相對來講比較富裕，有權勢，但他們是灶戶，以灶戶的身份在官府那里登記煎鹽，占了不少地，包括能耕種的土地和不能耕種但可以提供燃料的蕩地；往東面有一批人沒有地可耕，因為中間部分很多就是鹽堿地，這些人并不生活在海邊，也不煎鹽，他們是祖上逃荒跑到這里來的。這些人很可憐，又不煎鹽，又沒耕地。那天我們就猜，再往東面走，可能就會遇到煎鹽的了。那天晚上我跟黃老師先回了廣州，建議學生繼續(xù)往東面看，可能有煎鹽的。第二天、第三天學生們就告訴我們，在東面靠近海邊村落做訪談，果然他們祖上是煎鹽的。

所以，鹽場的世界分為三個層次，最富貴的住在堤上，不煎鹽、只搞農(nóng)業(yè)，他們讀書，考科舉，當然這里的人也有佃耕的。然后最東邊的那些人煎鹽，他們可能是受雇傭的。中間的鹽堿地帶就生活著一批逃荒人，是最窮困的一批人。我們看到了東臺鹽場的三個層次。如果我們只是坐在書齋里面，一定發(fā)現(xiàn)不了。我們通過田野訪談，看實際的環(huán)境變遷，再跟歷史文獻相結合，就看到了一個復雜的、多層次的歷史，這是你讀任何文獻不可能讀出來的。

我們也知道中國之外，還有日本、美國的歷史學者研究中國的鹽，但沒有一個學者發(fā)現(xiàn)了這個世界。為什么？因為他們沒有像我們這樣去做田野，所以他們沒有發(fā)現(xiàn)。從這里我們看見，將文獻、現(xiàn)場、口述、環(huán)境結合，會得到一個復雜的、多層次的、富有立體感的歷史。當然我也承認，這同樣是我們歷史學者對世界概括與抽象簡化的結果，不過比起過去的那種單一的視角要更加復雜了，更加有助于我們來認識這個社會、認識社會的人。

《煮海成聚》

陳肖寒：張老師和溫老師的發(fā)言都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就是流動。沿海的人群是在不斷流動。黃老師和葉老師都是專門研究沿海地區(qū)，尤其是鹽的問題，就請具體來談一談鹽的問題。

黃國信：我就講講我們?yōu)槭裁磿龊＿吷a(chǎn)鹽的這些人群的研究，以及我們做這個研究大概是用一個什么樣的方法。至于我們的研究結論，交給錦花老師講。我在書的后記里講得很清楚，這本書是四個人寫的。實際上，作者主要就他們?nèi)齻€，我寫的是前言跟結論。

本來我是山里人，應該回到我家鄉(xiāng)去做研究，我的博士論文寫的內(nèi)容就跟我家鄉(xiāng)有關。但是做學術不能停留在一個地方，每個學者都希望對某些研究有所推動。所以我們就碰到一個問題：我們發(fā)現(xiàn)有很多人做海洋史，對海洋人群的研究也很多，但他們不大關心產(chǎn)鹽的那群人。我當時在做鹽的研究，那你們不做，我來做吧。所以，我們就跑到濱海地區(qū)，我們不研究疍戶、漁民和遠洋航海的人群，我們研究產(chǎn)鹽的人群。這群人，國家制度里叫做灶戶，當然產(chǎn)鹽的人不一定是灶戶，這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做研究的時候，發(fā)現(xiàn)原來我們想象的那些海邊灶戶是制度上規(guī)定的。明初，朱元璋編戶齊民，把一批人登記為民戶，把一批人登記為軍戶，再把另一批人登記為灶戶。但是，這個灶戶跟我們在濱海地區(qū)了解到的灶戶差別很大。溫老師剛剛說，兩淮鹽場，住在范公堤兩岸的那些人，他們身份可能是灶戶，但是他們根本不產(chǎn)鹽，住在海邊產(chǎn)鹽的那些人，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可能是盜匪，也可能是商人，還有可能是士大夫，但他們在產(chǎn)鹽或者組織別人產(chǎn)鹽。所以，我們發(fā)現(xiàn)，原來那些史書里邊寫的、我們坐在教室里邊聽到的、在圖書館看的東西，跟實際生活中間的歷史有很大差距，所以我們就開始做灶戶研究。結果呢，我們發(fā)現(xiàn)把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區(qū)域從原來華南學者做的珠江三角洲和莆田平原以及華北，延伸到一個大家以前不做的、海邊生產(chǎn)鹽的人群里面去了。

黃國信

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是怎么做這個研究的?！吨蠛３删邸芬婚_始就講，我們是從民間文獻出發(fā)去研究濱海人群，其實這是結項成果的寫法，文題對應，所以結論也是講民間文獻跟鹽場研究的關系。實際上，我們進行鹽場濱海人群的研究時，民間文獻只是我們很小的一部分內(nèi)容，大部分內(nèi)容是我們在濱海地區(qū)的調(diào)查，沒有這些調(diào)查，那些民間文獻我們讀不懂的。

民間文獻很難讀，當然，正史也難讀。但是正史你還可以查詞典，民間文獻查詞典都查不到。那么，怎么辦呢？我們就是要去做調(diào)查，做調(diào)查的過程中，我們關心的不僅僅是民間文獻，也關心當?shù)氐目谑鲑Y料，通過文獻與口述的結合，理解當?shù)氐沫h(huán)境變遷、當?shù)氐娜巳汉徒M織、他們的經(jīng)濟生活形態(tài)、意識形態(tài)、權力關系和整個歷史的變遷，所以這些東西都要放進我們的整個視野里面。我們得出的經(jīng)驗是，我們要做一個地方的歷史，調(diào)查的視野要廣。那么，我們把這些東西都放進去后，怎么解釋沿海這些人群，解釋他們的生活，他們?nèi)绾位钪?，并最終解釋他們的歷史呢？最后，我們發(fā)現(xiàn)有幾個很關鍵的東西。

第一，國家。雖說沿海的人群是流動的人群，國家很難控制他們。但生產(chǎn)鹽的這一批人，他們的流動性比那些海上漂的人群相對小一點，國家還是努力想控制這些人。近代化以前，中國歷史的核心之一就是國家對人群的控制，以及人群怎么應對國家的控制。所以我們到濱海的人群里面，我們注意到這一點，就是國家怎么控制這些人，他們又怎么用國家的制度來尋找自己最大的利益。

比如，在明初的時候，國家嚴格把他們控制起來，要把他們身份固定為灶戶。但他們會努力做自己的選擇，讓家族成員具有不同的身份，最好民戶、軍戶和灶戶三種身份都有，這樣可以根據(jù)他們的利益訴求和需要來配置或轉換，比如一個家族三種戶籍齊備，或者不同時候選擇不同戶籍。這些人在沿海生產(chǎn)生活的時候，會利用他們的優(yōu)勢進行經(jīng)營。比如說明朝初年，灶戶被要求交納實物鹽作為貢賦，到明中葉商業(yè)繁榮、大量白銀進來之后，國家改變鹽課征收內(nèi)容，讓灶戶從交實物鹽變成交白銀。結果是，國家對這些人群的控制也不那么重視，因為只要找到人交白銀就行，至于你本來是產(chǎn)鹽的人，還是去做生意賺到錢，反正交白銀給國家就可以了。所以灶戶就開始從事多種行業(yè)的經(jīng)營，比如對外貿(mào)易、比如土地經(jīng)營等等。這里的故事說明，整個中國古代，理解國家與社會的鑰匙，還是國家的制度以及民眾的應對。抓住了這兩個東西，大概就比較能夠理解古代的國家跟社會。

第二個，環(huán)境的變遷。環(huán)境的變遷對沿海產(chǎn)鹽的人群影響非常大，產(chǎn)鹽的地方環(huán)境都變掉了，灶戶住在范公堤上，跑到200公里外去產(chǎn)鹽，當然不可能當天來回。這時灶戶如果要去產(chǎn)鹽，肯定是在合適的天氣與柴草供應的時候去的，所以是季節(jié)性的。更多的情況是，灶戶跑去產(chǎn)鹽的成本可能變得太高，自己就不去產(chǎn)鹽了，找人家替他產(chǎn)鹽，這才是最好的選擇?？梢姯h(huán)境變遷對濱海人群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每個地方海岸線變化都很大，錦花老師要講的福建鹽場，海岸線變化就比較小。而長蘆鹽場，我前兩天去南開大學時發(fā)現(xiàn)，今天南開大學津南校區(qū)，那個地方歷史上就是鹽場，說明長蘆鹽場的海岸線變化也比較大。這些變化對鹽場人群的生產(chǎn)生活影響很大，所以環(huán)境變遷，對我們的研究同樣是一個關鍵要素。

第三個，民間自組織。國家在地方上建立鹽場，設置官員去管理灶戶，但實際上一個鹽場有很多灶戶，國家只設一個不入流或者正八品的場大使，是沒辦法真正管得很好的。所以他一定要利用當?shù)氐木?，或者叫做權勢人群。這些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灶戶。場大使利用這些人就可以把灶戶管起來。所以國家在管理地方的時候，一定要利用當?shù)卦瓉淼?、民間已有的組織，以及這些組織中的權勢人群，我們把這些組織簡稱為自組織。不過，明朝的這些自組織，也許是元朝組織的遺留，也許是宋朝組織的遺留，但對于明朝、清朝來講，它就是一個自組織。這也是我們?nèi)ダ斫庹麄€灶戶和濱海人群在這里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第四個關鍵是商業(yè)化。沿海一直跟商業(yè)化連接在一起，商業(yè)化對沿海人群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具體的內(nèi)容呢，我就不詳細展開了，這方面錦花老師會詳細講。

陳肖寒：黃老師講關于戶籍身份的問題，我想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就是說明代賦役制度上最重要變化就是貨幣化，貨幣化之后，人的身份就不再是某一種固定的身份，他可能名義上是灶戶，實際上干別的事情。另外一個問題是自組織。在中國歷史上，政府和民間之間有一個非常模糊的地帶。以前我們經(jīng)常稱之為士紳階層，說他們在履行一些可能從現(xiàn)代政治學上看屬于政府的責任，剛才聽黃老師講沿海產(chǎn)鹽的人群，就一下子感受到了。最后我們請葉錦花老師具體談一談研究團隊最新的一些結論。

葉錦花：我來談談我的研究以及《煮海成聚》的一些結論。

我開始關注沿海人群始于做本科畢業(yè)論文，因為特別喜歡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所以找了黃老師指導我寫論文。黃老師建議我研究福建鹽場。

做鹽場研究，必然要找出生產(chǎn)鹽的人。我們都知道明清時期生產(chǎn)鹽的人叫灶戶，于是我看了很多關于灶戶的研究，這些研究給我留下一個印象：他們都被王朝國家控制，都必須生產(chǎn)鹽，所生產(chǎn)的鹽都必須交給國家，沒有權利控制產(chǎn)品，所以他們的生活非常艱辛、貧困。這是當時的研究成果給我的印象。

除了看研究成果，我也開始看明清時期留下的鹽法志這一類史料。翻開史料，發(fā)現(xiàn)確實有很多關于灶戶貧困的描述，但還有其他一些記載，就是我們不能簡單地說灶戶貧困。那么，明清時期的灶戶究竟是怎樣的？這是我當時想要解答的問題。

在歷史人類學方法指引之下，我借助當時的福建地圖與明清時期的福建鹽法志，找到了明清時期福建鹽場所在地，并跑去當?shù)靥镆翱疾?。田野地點一開始是離我家比較近的地方，就是福建漳州詔安，后面又陸續(xù)去了漳州漳浦縣、晉江市、石獅市等地方，在這些地方都找了一些材料，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比較好玩的事，最好玩的是在晉江和石獅。其實不管在哪里，我都努力尋找曾經(jīng)的灶戶的后代，問當?shù)厝耍骸澳銈兊淖嫔?，比如你們的父親、爺爺有沒有生產(chǎn)鹽”這一類問題。在晉江和石獅，很多人告訴我：“有啊，我的父親、爺爺，他們都是生產(chǎn)鹽的。”我很高興能找到灶戶后代，同時又想進一步了解是不是當?shù)厮腥硕忌a(chǎn)鹽。由于在田野中我發(fā)現(xiàn)當?shù)赜泻芏囔籼?，因此我常問問：“那你們族其他房的人也生產(chǎn)鹽嗎？”一些采訪對象給了我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他們說：“沒有。我爺爺是鹽工，我爺爺?shù)男值苁寝r(nóng)民?！边@給了我很大的一個沖擊。先前研究及原始文獻給我的印象，民戶就是民戶，灶戶就是灶戶，軍戶就是軍戶，民戶、灶戶和軍戶是不同的人群，他們跟國家的關系、國家對他們的管理是非常隔絕的。但上述回答讓我意識到一個宗族的不同房派之間，甚至是兄弟之間，可能可以有不同的戶籍。

葉錦花

田野考察的時候，我一方面找當?shù)厝嗽L談，另一方面搜集民間文獻，在田野中解讀文獻。運氣比較好，我搜集到很多鹽場族譜。翻開族譜我就發(fā)現(xiàn)，有些家族在族譜中宣稱他們的祖先在明初分別登記了灶、民、軍等各種不同戶籍?？梢钥隙ㄒ粋€宗族里面有民、灶、軍好幾種戶籍，是明代就有的事情。

此外，我當時對灶戶還有一個認識，那就是灶戶就是生產(chǎn)鹽的，鹽場地區(qū)的經(jīng)濟結構以鹽業(yè)為主。然而，我在福建看到的是，鹽場所在地經(jīng)濟結構很復雜。除了生產(chǎn)鹽，還有農(nóng)墾、海產(chǎn)養(yǎng)殖、手工業(yè)，這都是鹽場地區(qū)人群的生計。在福建，我沒有看到很明顯的空間隔絕。田野之后，我認真閱讀文獻，發(fā)現(xiàn)其實明中后期以來就如此，民戶、灶戶、軍戶住在一起，他們共同構成沿海人群，一同經(jīng)營各種產(chǎn)業(yè)。

田野考察的這些具有沖擊性的印象，引發(fā)我思考究竟是什么樣的機制導致鹽場如此復雜，鹽場人群的戶籍、鹽場地區(qū)的經(jīng)濟和組織是怎樣的，為什么到明中后期泉州鹽場地區(qū)出現(xiàn)多籍宗族。這些思考部分體現(xiàn)在我的博士論文中。我博士論文寫的就是福建一個鹽場的社會變遷。

《煮海成聚》這本書的作者除了黃老師和我之外，還有李曉龍、徐靖捷。李曉龍關注的是兩廣地區(qū)的鹽場，徐靖捷關注的是兩淮鹽場，我們幾位雖然關注的區(qū)域不同，但是我們一起讀書，一起跑田野，時常討論。我們討論過后，對明清時期鹽場地區(qū)的變遷有一些共同的理解，就是我們都認為鹽場的秩序、鹽場的社會組織由兩股力量合力形成。一股力量是國家，為什么？因為鹽關系到國家的財政收入，國家很重視管理鹽，很早就設置了機構管理，所以國家的管理、國家的力量一直在。另外一股力量，就是鹽場人群。鹽場人群也很重視鹽，生產(chǎn)食鹽是他們的生計方式之一，也是財富積累的重要來源。鹽場人群會在國家管理的框架之下，根據(jù)自身的利益進行選擇，做事情。國家跟鹽場人群之間的合力形塑鹽場的組織、秩序。二者之間合力的變化，也促進鹽場組織、秩序的變動。

鹽場人群根據(jù)自身利益選擇突破制度規(guī)定，還充分體現(xiàn)在改進制鹽技術上。海邊制鹽一開始都采用煎鹽法，煎鹽法需要比較高的成本，生產(chǎn)效率也比較低。后來在國家管控稍微弱一點的地方，比如福建、廣東地區(qū)，從明初開始就逐漸改煎為曬，兩淮地區(qū)改得晚一點，它受到國家的管控比較強。

總之，鹽場人群在國家的管控之下，會根據(jù)自身利益加以選擇，設法經(jīng)營，而他們的選擇和具體的經(jīng)濟活動會影響到國家。

國家設置鹽官管理鹽場的主要目的是征收鹽課，明初國家征收本色鹽課，然而，隨著灶戶活動的開展，有些鹽場收不到鹽，有些收了以后食鹽積壓鹽倉。食鹽積壓鹽倉與開中法的運作有關，這里就不展開。這里要指出的是，鹽課積壓鹽倉，就發(fā)揮不了財政作用，影響國家利益，也影響鹽官的考核。因此，鹽官需要想辦法解決問題。最后，在灶戶跟官員的互動下，開始將鹽課改折，原本灶戶繳納鹽課就是繳納食鹽，折米后則交米，折銀后則交白銀。

鹽課改折以后，場官管理的重點發(fā)生變化。原本鹽場官員管鹽場的重點是控制灶戶，讓他們生產(chǎn)鹽，只有這樣才能收到鹽。鹽課改折后就不再把灶戶控制在鹽場上，不再要求他們生產(chǎn)鹽了，因為即便這樣做，灶戶沒有米糧、白銀，也無法完成鹽課任務。因此，鹽課改折以后，場官管理鹽場的重點轉向了米糧、白銀的征收，而放松對灶戶的人身控制，也關心食鹽的生產(chǎn)。

鹽場管理模式轉變對灶戶的影響比較大，他們獲得人身自由，在制度上不產(chǎn)鹽就能夠完成鹽課任務，活動空間更大。

灶戶的活動空間包括多個方面，在經(jīng)濟方面，他們除了生產(chǎn)鹽，還進行海產(chǎn)養(yǎng)殖。比如，明中后期福建沿海地區(qū)大規(guī)模種蟶子、養(yǎng)蠔。另外，鹽場人群墾殖瀕海灘涂，大規(guī)模種植經(jīng)濟植物，包括龍眼、荔枝、橘子。積極參與商業(yè)活動。商業(yè)活動其實明初就有，但中后期更頻繁。鹽場人群很多經(jīng)商，海上貿(mào)易是其中重要的構成。

海上貿(mào)易其實跟鹽有點關系。明初推行海禁政策，規(guī)定片甲不得下海。但為什么沿海地區(qū)一直有船只下海呢？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部分海鹽的運輸需要走海路。明代在濱海地區(qū)生產(chǎn)的海鹽一般都運往山區(qū)銷售。運鹽一般先從鹽場下海，海運到大江大河的入?？?，再河運到山區(qū)。所以海鹽的運銷有一段是海運，洪武年間就有官員上奏朱元璋說國家要求片甲不得下海，但是鹽商運鹽需要走海路，怎么辦？朱元璋說，我們禁的是私人船只，運官鹽的船只不在禁止范圍內(nèi)。所以，從明初開始官鹽運銷就給海禁打開一個缺口。鹽課改折后，福建食鹽由灶戶自產(chǎn)自銷。于是，灶戶借著運銷食鹽的名義下海，實際上船上裝其他貨物官員管不了，出海以后，船只是航行至另外一個港口，還是直接出海通番，也很難管。所以鹽場人群的海上活動非常頻繁。

明朝國家推行海禁政策，沒有為海上航行提供安全，所以民間海上航行一般都會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一般情況下，他們經(jīng)商，但是遇到危險，或者在某些特定的環(huán)境下，他們就成為海盜。至嘉靖、萬歷年間，國家加強打擊倭寇，又發(fā)現(xiàn)鹽場人群習水性、懂架船，而且有船，是很好的抵抗倭寇的人選，于是，灶戶又被組織起來，成為抗倭的“灶勇”。

可見，鹽場人群的身份一直在變，他們可以是在鹽場上生產(chǎn)鹽的人，也可以是食鹽的運銷者，他們從事很多經(jīng)濟活動，是海商，也是海盜，又在某些時候成為抵抗倭盜的主力。

灶戶的多種經(jīng)營，特別是經(jīng)商，促進鹽場地區(qū)財富積累。富有的灶戶開始培養(yǎng)子弟讀書，考取科舉功名。因此，明中后期鹽場地區(qū)的文風特別好，江浙地區(qū)、福建地區(qū)的科舉特別成功，取得科舉功名的人特別多，取得科舉功名的人里面有不少是灶籍。與嘉靖年間國家意識形態(tài)變化相結合，灶戶士紳開始建立鹽場宗族，所建立的宗族，在福建往往是多籍宗族。

多籍宗族的建立背后是戶籍賦役的策略，比較復雜。大概而言，鹽場人群為了應對賦役制度，為了減輕賦役負擔，同時為了更好控制濱海資源，方便海上貿(mào)易，建立宗族，宣稱祖先在明初登記了民戶、灶戶、軍戶等三種戶籍，承擔民灶軍三種役。

宗族成為閩粵鹽場地區(qū)最為重要的組織之一。沿海人群甚至宗族跟國家討價還價。以清初遷界為例。史料記載遷界線是距海30里、50里不等，但是在實踐層面30里、50里怎么劃？實際上，遷界線的劃定是執(zhí)行官員與地方勢力互動的結果。在泉州，就有一個宗族，鋪錦黃氏，那個宗族有灶籍，他們跟官員商量，把遷界線就劃在他們宗族居住地的外圍。因此，族譜記載遷界時族人“托處界邊”。這是他們利用宗族的力量與國家討價還價的結果。

從國家的管理角度來看，明清時期灶戶管理體制也發(fā)生很大的變化。明初國家為更好管理食鹽的產(chǎn)運銷，設置專門的機構管理鹽政。灶戶既被鹽場管理，也被州縣管轄，屬于二元管理體制。隨著鹽法改革，場官職能不斷地簡化，不再管食鹽生產(chǎn)和運銷相關事宜，而僅負責征收白銀形式的鹽課。灶戶覺得既在州縣承擔賦役，又在鹽場交課很麻煩，于是要求改革，一度促成場官的廢除，鹽課由州縣兼征。灶戶的管理也由原本的州縣、鹽場二元管理，演變?yōu)橛芍菘h一元管理。不過，兩淮地區(qū)還不太一樣，兩淮與國家稅課關系特別緊密，鹽利也特別大。鹽課改折后，因為商人進入鹽場，通過預付資本等方式控制生產(chǎn)，場官不得不依賴場商管理生產(chǎn)，向灶戶收稅。

總之，明初的灶戶有制鹽納課的要求，且被鹽場、州縣雙重管理，而隨著一系列制度改革，特別是鹽課折銀以后，灶戶與其他戶籍人群之間在職業(yè)、賦稅、管理上的區(qū)別和界限逐漸模糊。當然，戶籍名目上的區(qū)別仍有用，灶戶和其他戶籍人群需要繳納的賦稅項目仍有不同。

（蔣榮洋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