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危機下，重新思考“在地”

【編者按】

在全球化進程受阻、“人類世”生態(tài)危機愈發(fā)凸顯之際，法國思想家布魯諾·拉圖爾在他2017年出版的《著陸何處？》一書中提醒人們發(fā)現(xiàn)“在地”與“臨界區(qū)”的豐富性與重要性，由“生產系統(tǒng)”轉向“生成系統(tǒng)”，把自然、環(huán)境、生態(tài)納入政治考量，擺脫西方傳統(tǒng)的二元對立政治僵局，重新定位理解當代政治的坐標系統(tǒng)。本文摘自《著陸何處：地球危機下的政治宣言》第一章和第十九章。有刪節(jié)。

《著陸何處？》，布魯諾·拉圖爾，胡恩海 譯，上海書店出版社·也人2023年11月

不平等的激增和對氣候突變的否認是同一現(xiàn)象

本書的目的僅僅在于，在2016年11月11日這天，趁著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的時機，把評論家們已經指出但忽視其中內在關系的三種現(xiàn)象聯(lián)結起來。因為忽視了內在關系，評論家們并未注意到能夠從這種聯(lián)結中獲得巨大的政治能量。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在柏林墻倒塌之后，很多人都相信“歷史已然終結”（l'histoire a terminé son cours）之時，另一部歷史悄然開始。

這段歷史最初是以所謂的“去管制化”（dérégulation）為標志的，但這個術語使得“全球化”這個詞越來越具有貶義性色彩。同時，這段歷史也是全球所有國家一起以爆炸性的、令人眩暈的方式加速不平等的開端。最后，一個往往很少被提及的事實是，系統(tǒng)性否認氣候變化的舉動在這一時期登上了歷史舞臺。（“氣候”一詞在此處應采納廣義的理解，即人和人生存所需的物質境況間的關聯(lián)。）

本書建議將以下三種現(xiàn)象作為同一歷史境況的癥候。這一切似乎表明，很大一部分統(tǒng)治階級（今天我們以一種很模糊的方式稱之為“精英”）已得出結論，認為地球上已經不再有充足的土地可以容納他們（統(tǒng)治階級）和其余的居民。

因此，統(tǒng)治階級決定，無須假裝歷史好似能夠邁向一種共同前景，在這種共同前景中所有人類可以同等富足。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統(tǒng)治階級就不再引領民眾，轉而躲避在世界之外。像這種潰逃，唐納德·特朗普僅僅是統(tǒng)治階級中的一個象征罷了；而我們卻要承擔所有潰逃的后果，因為缺乏分享的共同世界而被逼瘋。

存在這樣一個假設：如果不把氣候問題及否認氣候問題置于討論的中心位置，那么我們就無法理解最近五十年以來的政治立場。如果不承認我們已經邁入新氣候體制（Nouveau Régime Climatique），我們將無法理解不平等的爆炸式加劇，也不能理解放松管制的程度，更不能理解對全球化的批評；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理解急著回到民族國家的古老保護之中的欲求——這就是我們（其實也是相當錯誤地）所稱的“民粹主義的抬頭”（montée du populism）。

為了抵制這種共有方向的喪失，我們就必須在某地著陸。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如何自我定位。因此，我們需要在新的地形圖中描繪一些坐標，在其中重新定義的不僅有公共生活中的情感（affects），還有公共生活中的利害關系（enjeux）。

……

恢復對生活地域的描述

任何聲稱將政治情感引至新的利害關系的文本，都有致命缺陷。讀者們有權在最后提問：“這一切都很不錯。整個假設即使沒有被證明，也算是吸引人，但我們在實踐中如何處理它，它對我有什么影響？”

“我應該從事樸門永續(xù)農業(yè)（perma-culture），領導抗議活動，向冬宮進軍，遵循圣方濟各的教誨，成為一名黑客，組織鄰居的聚會，重演女巫的儀式，投資人工光合作用，還是你想讓我學會追蹤狼群？”

你會說：“你給了我一張圖表，讓我對朋友和敵人的位置作‘三角計算’，但除了投擲飛鏢，觀察他們離這個或那個端點更遠或更近，我就完全無能為力了?！?/p>

本書的目的當然不是要讓人感到失望，但也不能要求它比當下行進的歷史走得更快：“在地”是眾所周知的——誰沒有想到放棄現(xiàn)代化的坐標呢？但與此同時，新氣候體制沒有建立起共有的制度。正是在這種中間狀態(tài)下，在這場奇怪的戰(zhàn)爭中，我們發(fā)現(xiàn)自己既被動員到前線，又被遣散到后方。

由于“在地”既空曠又擁擠，情況就更加不確定了?！盎貧w土地”的倡議數不勝數，這個詞組在藝術展覽及學術期刊中，在重新關注公共資源及重新占領偏遠鄉(xiāng)村的活動中隨處可見。由于缺乏另一個坐標系，我們在選舉或瀏覽媒體時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一切都已經發(fā)生了：大取代已經發(fā)生了。

情況確實如此。第三個吸引子沒有誘人的色彩。它需要太多關照、太多關注、太多時間、太多外交手段。今天，仍是“全球”在閃耀，給人自由、激情，讓我們忽視甚多，同時獲得解放，予人永葆青春的印象。只是它并不存在。“本土”讓人放心、讓人舒心、讓人有認同感。但它也不存在。

本書開頭提出的問題，含義有所改變：“我們如何讓人擁有被保護的感覺，而非立刻回歸身份認同和邊界防御？”答案是：從兩個方面互補，一方面依附于土地，一方面走向世界化，但現(xiàn)代化使兩者相互矛盾。

“在地”吸引子顯然與“自然”不同，它不是整個星球，只是薄薄的臨界區(qū)，結合了土壤和世界。兩者的形象原來截然相反，現(xiàn)在發(fā)生了改變：一個與“本土”無關的土壤，一個既不像減-全球化也不像星球幻象的世界。

從土壤中，“在地”繼承了物質性、異質性、厚度、灰塵、腐殖質、接續(xù)的地層、令人驚訝的復雜性、必需的密切監(jiān)測、必需的細心關注。你從天狼星上看不到這一切。這與一個開發(fā)項目或房地產項目剛剛搶占的地塊正好相反。在這個意義上，土壤是不能被占有的。人們屬于它，但它不屬于任何人。

但“在地”也繼承了世界，不過不再是以“全球”的形式——這種減-全球化和現(xiàn)代化計劃的衍生物相關——而是以一種更活躍的全球模式，即以加-全球化記錄存在的樣態(tài)，不把自己限制在“本土”，不站在任何邊界之內。

土壤讓人依附，世界讓人脫離。依附讓人走出“大域外”的幻覺；脫離讓人走出邊界的幻覺。該如何平衡，這是要好好計算的。

幸運的是，還是有解決方案的。新氣候制度專有的新行動者具備某種特質：它們不能通過一系列嵌套的尺度從小到大，從“本土”到“全球”，就像谷歌地球軟件收放自如一般，其實只是幻覺。

試圖讓構成“在地”的地域上的活動斗士回到國家、地區(qū)、民族或身份的邊界內是沒有意義的；試圖從這些地域斗爭中脫身以便“走向全球”，并從“一個整體”把握地球也是沒有意義的。這種對時間或空間尺度、邊界的顛覆，正是“在地”的特質。這種力量同時在各處發(fā)揮作用，但它沒有統(tǒng)一性。它是政治上的，但與國家無關。名副其實如大氣一般。

正是在這個相當實際的意義上，“在地”重新分配了政治。每一個參與構成生活地域的存在都以自己的方式（ sa propre fa?on）來確定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全球的，并確定它與其他存在錯綜復雜的關系。

二氧化碳的空間化與城市交通的空間化不一樣；含水層的“本土”與禽流感的“本土”不一樣；抗生素將世界全球化的方式與恐怖分子完全不同；城市形成的空間與國家建立的空間不一樣；狗狗卡宴（Cayenne）使得它的主人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去往了她從未想過的方向；如我們所見，以煤炭為基礎的經濟與以石油為基礎的經濟不一樣，兩者勾勒的斗爭不同。我們可以以此類推。

“全球”和“本土”都給“在地”帶來了糟糕的影響，這也解釋了當前的絕望：對于既大又小的問題，我們能做些什么？這確實讓我們灰心。

該怎么做？首先是描述。如果我們沒有清點、調查、測量——一厘米又一厘米，一個行動者又一個行動者，一個人頭又一個人頭——“在地”的組成，我們怎么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動?我們可能會發(fā)表精辟的意見或捍衛(wèi)可敬的價值觀，但我們的政治情感將是空洞的。

任何政治如果未能提議恢復對隱匿的生活地域的描述，那就是不誠實的。我們不能跳過這個步驟。政治規(guī)劃根本就是政治謊言，沒有什么比它更無恥。

如果說政治的實質已經被掏空，那是因為底層無聲的抱怨被上層泛泛、抽象的言論代表了，兩者完全不同。這被稱為“代表性的不足”。

但是，哪里還有行動者能夠準確地描述它所依賴的東西呢？減-全球化使這種操作變得幾乎不可能——這正是它的主要目的：人們無法理解生產體系，也就無從抗議。

因此，必須先提出一套拆解（dé-agrégation）的前置作業(yè)，完善對地景（地理-社會沖突存在于其中）的呈現(xiàn)，再進行重組。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像往常一樣，要自下而上，要通過調查。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同意將“生活地域”定義為某個“在地者”賴以生存的地域，并詢問還有哪些“在地者”依賴于它。

這一地域不太可能與傳統(tǒng)的空間、法律、行政或地理單位對應。相反，它將跨越所有的空間和時間尺度。

對于“在地者”來說，定義“生活地域”就是列出它的生存所需，因此也就是列出它準備捍衛(wèi)（prêt à défendre）的東西，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為此付出生命。這既適用于狼，也適用于細菌；既適用于公司，也適用于森林；既適用于神靈，也適用于家庭。我們需要記錄的是“在地者”的“propriété"，即屬性、資產、所有權等，以便了解它受什么支配和依賴什么，直到明白被剝奪了這些東西，它會消失。

顯然，困難在于如何制定這樣一份清單。這就是生產過程和生成過程之間最極端的矛盾之處。

在生產系統(tǒng)中，清單很容易擬定：人類和資源。在生成系統(tǒng)中，相對來說，名單更難制定——因為清單上的行動者、生動者、活動者都有自己的路徑和利益。

事實上，一片地域并不局限于容納單一類型的行動者，而是包含或遠或近的所有生動者。通過調查、經驗、習慣和文化，我們發(fā)現(xiàn)它們的存在對“在地者”的生存而言不可或缺。

這牽涉到一個擴展“階級”定義的問題。要尋找使生存成為可能的一切。你最看重什么？你能和誰一起生活？誰依賴你生存？你將不得不與誰對抗？你如何排列所有這些行動者的重要性？

當我們問這些問題的時候，才會意識到自己是多么無知。每當我們開始這種調查，會對答案的抽象性感到驚訝。然而，無論是性別、種族、教育、食品、就業(yè)、技術革新、宗教還是娛樂等領域，生成的問題可以說是無處不在。但減-全球化確實使我們看不見自己被支配的前因后果。因此，一般人都會有抱怨的念頭，并認為我們不再有任何手段來改變目前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