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有些人到了一定的年紀，就喜歡憑借日記去回憶過去的日常事情，不過我沒有這樣的筆記本。我擁有的是我的歌曲——數(shù)以百計的歌曲——這些歌曲起到的作用和日記差不多。”英國著名音樂家、創(chuàng)作歌手及作曲家，前披頭士樂隊成員保羅·麥卡特尼與愛爾蘭詩人、曾任牛津大學詩歌教授、《紐約客》詩歌編輯保羅·馬爾登 Paul Muldoon，兩人從2015年夏天開始到2020年8月，歷經(jīng)五年，一起完成了《保羅·麥卡特尼：歌抒人生》這本書。這本書基于兩人24次對話、約50個小時的交談，最后一次談話還是在他倆因新冠疫情進入封鎖狀態(tài)后通過視頻電話進行的。
這本書選取了麥卡特尼創(chuàng)作生涯中154首最有意義的歌曲，在他對歌詞創(chuàng)作構思的回憶基礎上閃回自己的音樂與生活。本文是麥卡特尼撰寫的前言，摘自《保羅·麥卡特尼：歌抒人生》[英]保羅·麥卡特尼/[愛爾蘭]保羅·馬爾登著，楊海崧譯，中信出版集團·雅眾文化/中信·回聲2023年11月版。
《保羅·麥卡特尼：歌抒人生》書封
已經(jīng)數(shù)不清有多少次，我被問到寫自傳的事情，但時機一直不成熟。通常，我都在養(yǎng)家或者巡演，對于需要長期集中注意力的事情，這向來不是理想狀態(tài)。不過，無論是在家里還是在路上，總有一件事情是我能做的，那就是寫新歌。有些人到了一定的年紀，就喜歡憑借日記去回憶過去的日常事情，不過我沒有這樣的筆記本。我擁有的是我的歌曲——數(shù)以百計的歌曲——這些歌曲起到的作用和日記差不多。這些歌貫穿了我的一生，因為當我在利物浦我們家的小房子里得到第一把吉他時，盡管才十四歲，我的本能卻是開始寫歌。從那以后，我從未停止。
學習歌曲寫作有一個完整的過程，但對不同的人來說是不一樣的。對我來說，第一件事就是模仿別人，比如巴迪·霍利和小理查德，還有貓王（雖然我后來聽說，他的歌甚至都不是自己寫的），這意味著要記住他們的歌，學習早期搖滾樂的標準曲目。然后，十幾歲的時候，我開始嘗試自己寫歌。我從最簡單的想法開始，然后看看會出來什么。
這本書里最早寫的歌詞是《我失去了我的小女孩》（I Lost My Little Girl）。我是在母親去世后不久寫的。她當時只有四十七歲，我十四歲。早在1956年，我寫這首歌的時候，一個音樂方向出現(xiàn)了：你可以聽到下行的和弦序列，而旋律或人聲在上升。我已經(jīng)在玩一些音樂上的小東西了，非常簡單的東西，這些東西讓我著迷，盡管我不知道它們是什么。令人驚訝的是，約翰·列儂，在他咪咪姑媽的家里，做著類似的事情。所以，當我們第一次走到一起，向對方展示自己的作品時，很快雙雙意識到，我們都對歌曲創(chuàng)作著迷，并且通過合作，我們可以走得更遠。
在我們早期的嘗試中，你能看出來我們還是孩子，那時候的我們并未真正有意識地創(chuàng)作歌曲。但是成立披頭士后，我們意識到我們突然有了一些熱情的觀眾。所以，一開始我們是為這些觀眾（主要是心目中的年輕女孩）寫歌的。早期的歌曲，像《謝謝你姑娘》（Thank You Girl）、《我對你的》（From Me to You），或者《愛我吧》（Love Me Do）都是針對歌迷的，雖然很多創(chuàng)作都基于我們個人的故事。我們知道這些歌可能成為熱門歌曲，并且我們可以一直寫這樣的歌。但我們漸漸成熟，漸漸意識到可以把歌曲創(chuàng)作帶到另一個方向，到達另一個水平，這意味著要為自己寫歌。
當然，我們必須在自己感興趣的歌曲和面向歌迷的歌曲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嘗試，我們也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我們的創(chuàng)作可以不受任何束縛，這意味著更具創(chuàng)造性的方向。我們可以進入一個超現(xiàn)實主義世界，那里的故事不是完全線性的，那里的歌曲不一定要有意義。我一直是劉易斯·卡羅爾的超級粉絲，在學校時就讀過他的書，所以，當我開始越來越喜歡文字游戲時，卡羅爾是一個重要的靈感來源，歌詞逐漸演變成一些更出人意料的東西，比如《麥當娜夫人》（Lady Madonna）或《便士巷》（Penny Lane）。嘗試漸漸變成了驚人的啟示：我們可以充滿詩意而不失去與歌迷的聯(lián)系，或者你甚至可以說，情況恰恰與預期的相反——當我們變得更具實驗性，更加傾向于意識流，我們實際上贏得了更多的歌迷。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開始把每首歌看作一片新的拼圖。它會照亮我生命中某個時刻里最重要的東西，盡管表面上來看，意義并不總是很明顯。歌迷或讀者，甚至評論家，那些真心希望更了解我生活的人應該讀讀我的歌詞，這可能比任何一本關于披頭士的書都能揭示更多。然而，直到我的妻弟、朋友兼顧問約翰·伊斯曼（John Eastman），以及我的出版商羅伯特·威爾（Robert Weil），最初在2015年鼓勵我寫這本書之時，我仍然覺得，如果不那么草草了事的話，翻閱上百首歌詞（有些還是我十幾歲時寫的）有點太花時間。這是我負擔不起的奢侈時間。我總是把所有創(chuàng)造力投入音樂，要說擔心，也是創(chuàng)作完成之后，才會擔心它內在的意義。但當保羅·馬爾登和我開始討論所有這些歌曲的起源和影響時，我意識到，深入研究這些歌詞，可能是一場有意義，并且有啟發(fā)性的探索。
首先，我知道保羅是一個善于傾聽的人。他不是尋找八卦或秘密，希望挖掘我和約翰或洋子之間的一些所謂恩怨的傳記作家；他也不是狂熱歌迷一般希望把每句話變成某種神圣文本的作家。立即吸引我的是，馬爾登是一位詩人。和我一樣，他喜歡文字，并能理解文字的詩性——歌詞本身如何成為自身的音樂形式，并且在與旋律搭配時變得更加神奇。
我們的談話進行了五年，有一些在倫敦，不過大多數(shù)是在紐約。我每次進城都會想方設法見他。那是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們聊得越多，越能意識到我們有很多共同點。我十分認同保羅，不僅因為他是一位詩人，而且因為我們繼承了共同的愛爾蘭傳統(tǒng)，我們的家族在遙遠的過去曾有古老的聯(lián)系，更別提保羅也玩搖滾樂并自己寫歌了。
我從沒想過我會分析這些歌詞，其中許多要回溯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許多是我多年來沒有想起過的，還有許多是我?guī)资隂]有在音樂會上表演過的。但有了保羅作為我的傳聲筒，這成了一個挑戰(zhàn)，一次非常愉快的挑戰(zhàn)：重溫這些歌曲，并將它們拆解開來，發(fā)現(xiàn)我未意識到的規(guī)律。
寫歌是一種獨特的體驗，與我知道的任何事情都不同。你必須有恰當?shù)男那?，并且從清醒的頭腦開始。你必須相信你最初的感覺，因為在一開始，你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與保羅的談話差不多也是這樣。每次見面之前，我們唯一知道的是我們要討論哪些歌曲；其他一切都可以自由支配。不可避免地，沉睡已久的記憶被喚醒，新的意義和形態(tài)突然出現(xiàn)。
我能想到的最合適的比喻就是一本一直放在滿是灰塵的閣樓上的舊照片簿。有人把它拿下來，突然間，你面對的是一頁又一頁的回憶。有些老照片看起來很清晰且熟悉，有些則稍顯模糊。面對歌詞時，我發(fā)現(xiàn)，回憶這些歌曲的創(chuàng)作過程是一種挑戰(zhàn)：我是如何架構它們的；什么樣的事件可能啟發(fā)了這些歌曲—去看一部電影、和一個我以為是朋友的人吵架，以及我當時的感受。
考慮到記憶的工作方式，年輕時最久遠的歌曲往往是最容易記住的。比如說，我可以輕松回想起我二十幾歲住在溫波爾街時，與簡·阿舍的母親的對話，她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女士；然而僅僅十年或十五年前的演出記憶卻更難找回。但是和保羅談話的價值在于，一句過去的歌詞會引向另一句，直到突然間，不知道從何而來的記憶洪流將我淹沒。
寫歌就像走進森林。一開始你只看到灌木叢，但隨著你深入森林，你開始欣賞你以前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東西。你開始向兩邊看，上下看，注意到各種起初并不明顯的東西。而一旦你探索了這些東西，就會想走出森林。這是多年來形成的一種模式：一次又一次地走同一條路是一種傾向，那很容易；不過如果你不停地重復自己，最終可能會認識到，你沒有取得任何進步。
一個家具制造商，一個真正的工匠，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他滿足于一次又一次地制作同一把椅子，但是如果他被迫制作不一樣的椅子呢？他必須考慮它們會有什么樣的腿，座墊要如何構成，以及它們能承受多少重量。他的家具開始有了某種風格，但是他制作的兩把椅子不可能完全一樣。我的歌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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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多歌曲最初的靈感來自我在利物浦和其他地方認識的人。讀者也許會驚訝于我如此頻繁地提到父母。當我剛開始這個計劃時，吉姆（Jim McCartney）和瑪麗·麥卡特尼（Mary McCartney）肯定不是我最先想到的人。但是，開始思考職業(yè)生涯每一個階段所寫的歌曲時，我不禁意識到，即使沒有主觀意識，他們也是我歌曲創(chuàng)作中很多靈感的來源。
2022年格拉斯頓伯里音樂節(jié)上演唱的保羅·麥卡特尼
我很幸運，因為我在利物浦的直系親屬都是普通的工人階級。他們不信教，但他們是善良的人，潛移默化地向我展示了一種良好的世界觀。在學校和教堂里，我們被賦予更為正式的宗教信仰—你可能會說是耶穌的版本，但我自己的善惡觀，某種精神，家庭早已賦予我。父母的信仰對我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所以我在成長過程中自然而然地認為，正確的事情是寬容和善良。家里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你不應該這樣做，你不應該那樣做。長大時，我們認為整個世界是以幾乎同樣的方式運轉的，所以當我成熟到能夠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融入歌曲時，就從這樣的精神根基中汲取了靈感。
我媽媽去世時，我才十四歲。因為她去世得很早，你可能會認為她對我的歌曲沒有太大的影響。但我越回頭想，就越感激她對我成為詞曲作者的影響?，F(xiàn)在回憶起她時，我意識到今天，9月29日，是她的生日，所以——說到精神——她肯定在這里；那個確保我們好好吃飯，并且把耳朵后面洗干凈的母親，似乎從未離開過。
想起她時，我想起的是她的口音。利物浦地區(qū)的各種口音可以有很大的差別，從有點溫柔的，到相當強硬和富于侵略性的，但她的口音更輕快。因為她的祖先是愛爾蘭人，同時受到愛爾蘭和威爾士的影響。就像她的口音一樣，她非常溫柔，我從來沒有聽過她叫喊。她從來不需要這么做，我和弟弟邁克（Mike McCartney）始終知道，她想把最好的給孩子們。
盡管媽媽不會演奏樂器，但她很喜歡音樂。我還記得她做飯時在廚房吹口哨。也許是收音機里的東西，也許是她知道的曲子。我當時覺得，“她開心真是太好了?！倍@種感覺，我一直帶到了今天。
在戰(zhàn)后的那些年里，我們會看到她穿著護士服出門和回家。無論在家里還是在外面，她似乎隨時準備好投入護理工作。如果我們出了什么事，譬如生病了或是在院子里擦傷，她就在那里，好像隨時待命。有時候她會決定給我們灌腸，即使我們是小孩子，這也有點太過分了。但總的來說，她很有愛心，并且說話溫和。
我理所當然地覺得，我天生會與女性產(chǎn)生很多共鳴，但有一天，我想明白了自己所謂的“天生”，當時一個女孩攔住我問：“你有沒有意識到你有多少歌是關于女人的？”我沒有真正想過這些，只能回答：“是的，嗯，我真的愛女人，并且尊重女人?！钡俏议_始思考時，發(fā)現(xiàn)我對于女性的感覺可能都來自媽媽——事實上，我一直記得她溫柔快樂的樣子。在最基本的層面上，以無法解釋的方式，她體現(xiàn)了你也許在我的歌曲中發(fā)現(xiàn)的人性。
我的母親一直喜歡音樂，而我的父親確實懂音樂。我想在另一個時代，他也許會成為音樂家，但他在利物浦為一家從美國、埃及、印度、南美洲，乃至全世界進口棉花的公司做推銷員。作為一名業(yè)余鋼琴家，他在一個叫吉姆·麥克爵士樂隊（Jim Mac’s Jazz Band）的小樂隊中演奏。這是1920年代，利物浦的摩登時代，所以在樂隊里演奏對他那個年紀的年輕人來說一定很刺激。當然，那時還沒有我；不過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會聽到他在家里彈鋼琴。他會坐在鋼琴前彈奏老曲子，一般是美國標準曲目，像保羅·惠特曼和他的管弦樂隊創(chuàng)作的《芝加哥》（Chicago），或者《天堂的階梯》（Stairway to Paradise）。有一首歌對我來說是一種真正的教育，那是一首我仍然可以哼唱的小調，叫作《跌倒》（Stumbling），后來有人告訴我，這是一首1922年的美國狐步舞曲?！兜埂分械那蟹忠糇屛抑浴Ｎ視稍诘靥荷?，頭枕在手上，聽著爸爸演奏。家里的每個人都聽著他演奏他最喜歡的樂曲，但對我來說這是一種音樂教育，聆聽所有這些節(jié)奏、旋律以及和聲的樣本。
他確保接力棒能傳下去。有一天，他把我和弟弟叫到一邊，向我們展示和聲的含義?！叭绻阍谀抢锍莻€音符，他在這里唱那個音符，”他指示我們，“兩個音符的混合就叫作‘和聲’。”有時候，當我們在收音機里聽到一首歌時，他會說：“你能聽到那里低低的噪聲嗎？”我們會說：“可以?！比缓笏麜卮穑骸班?，那是貝斯?！?/p>
雖然爸爸的觀眾通常只有我們四個人，不過每年的新年夜都會有唱歌和聚會。大家庭——我們這個年齡的孩子、大一點的孩子、年輕的父母和年長的父母——會聚到一起，我們會從這幾代人那里習得一種非常開放、充滿活力的人生觀。地毯會被卷起，爸爸會坐在鋼琴前；女士們會坐在靠墻的椅子上唱歌，有時會跳舞；而那些總是津津樂道最新笑話的男士，則會站在旁邊喝幾品脫啤酒。這真是太棒了，我從小就認為每個人都有這樣一個充滿愛的家庭——可愛的，總是相互支持的。長大后，我震驚地發(fā)現(xiàn)，這不是真的：許多人都有災難性的童年，約翰·列儂就是其中之一。
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并不知道約翰經(jīng)歷了太多的個人悲劇。他的父親在他三歲時便消失了，很久以后才出現(xiàn)，當時約翰已經(jīng)出名了，他發(fā)現(xiàn)父親在當?shù)氐木瓢上幢P子。約翰不被允許和母親住在一起，所以家里人把他送到咪咪姑媽和喬治叔叔那里住，他們認為這樣對他更好，也許是這樣，但誰真的知道呢？約翰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與咪咪和喬治住在一起，但是在他大概十四歲時，喬治去世了。我不認識他的叔叔，但我記得幾年后約翰對我說：“我覺得我是我父輩的厄運?！蔽业冒矒崴⒒貞f：“不，你父親離開你，或者喬治叔叔去世了都不是你的錯，這與你無關?！蔽以囍眠@種方法帶給他我從家里得到的那種安慰。
父親的影響遠不止音樂，他為我?guī)砹藢ξ淖值臒釔?，這在我上學時第一次顯現(xiàn)。作為一個孩子，很難不注意到他改造文字的方式，或者他有多喜歡玩填字游戲。說些傻話是非常利物浦的，但他更進一步，要花一點力氣才跟得上他的玩笑和雙關語的微妙之處。他會告訴我們，“疼痛是優(yōu)雅的（exquisite）”，但他實則是在開玩笑說疼痛很折磨人（excruciating），因為你不會期望疼痛是優(yōu)雅的（我覺得當面聽上去更妙）。他受教育程度不高；因為家里沒有錢，他很早就離開了學校，十四歲時就被迫馬上去工作，但是離開學校并沒有打消他對文字的熱愛。作為一個男孩，我沒有意識到我吸收了父親對詞語和短句的熱愛，但是我相信，這對我來說是一切的開始。音樂家要應付的只有十二個音符，而在一首歌里，你通常只用到它們中的大約一半。但是伴隨著文字的選擇是無限的，于是我明白，就像我爸爸一樣，我可以和它們一起演奏。這就好像我可以把它們拋到空中，然后看看當它們全部落下時，語言是如何變?yōu)槟Хǖ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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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容易回憶起父親，不過也有很多其他人幫助我塑造了我寫歌的方式?；貞涍^往，我會幾次提到艾倫·杜邦德（Alan Durband），我在利物浦學院男子高中的老師。和其他人一樣，他激發(fā)了我對閱讀的熱愛并為我打開眼界，使我進入一個由書籍構成的幻想世界。首先，我會在學校里學習一些關于某位作家或詩人的知識；然后，我會去書店補充我不知道的東西。我開始買平裝書—通常是小說，不過也有詩集，譬如狄蘭·托馬斯的《在牛奶森林下》（Under Milk Wood），只是為了看看它是什么，以及托馬斯是如何處理文字的。我還買了一些劇本，比如田納西·威廉斯的《卡米諾實》（Camino Real）和奧斯卡·王爾德的《莎樂美》（Salome）。
順理成章地，我開始去看在利物浦演出的戲劇。我只能買得起劇場里最便宜的座位。我通常很喜歡這些戲劇，像亨利克·易卜生的《赫達·加布勒》（Hedda Gabler），不過我也喜歡在幕間休息時偷聽別人的對話，聽那些樓梯間的閑聊。我只是站在那里，靜靜地聽著。這是值得的，因為我會收集意見、批評、措辭，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我吸收的一切都將對自己的寫作產(chǎn)生影響。
這大約是我遇見約翰·列儂的同一時間，現(xiàn)在大家很清楚，我們對彼此有著巨大的影響。讀者也許會在我對約翰的回憶中察覺到?jīng)Q斗的情緒，那是因為我和他的關系很復雜。有時它充滿了巨大的愛和欽佩；但有時候不是，特別是披頭士解散的時候。不過，一開始，這段關系不過是一個年輕的利物浦小伙子仰慕著另一個比他大一歲半的小伙子。
很難不佩服約翰的機智和智慧。但是當我開始將他看作一個生動、具體的普通人時，顯然，爭吵開始出現(xiàn)。不過我們之間從來沒有任何暴力行為，即使有一部電影里約翰的角色毆打過我的角色，但事實是，他從來沒有打過我。和許多友誼一樣，我們之間也有爭執(zhí)和爭吵，但并不多。不過，有的時候，我確實認為約翰是個十足的白癡。雖然我更年輕，我也會試圖向他解釋為什么他會顯得愚蠢，以及為什么他所做的事情如此不像他。我記得他對我說過：“你知道，保羅，我擔心人們在我死后會怎么想我?！边@樣的想法讓我震驚，我會回答：“等等，等一下。人們會認為你很偉大，你已經(jīng)創(chuàng)作了足夠多的作品來證明這一點?！蔽医?jīng)常覺得我是他的牧師，并且不得不說：“我的孩子，你很偉大。別擔心那個。”
披頭士樂隊
我的安慰似乎讓他感覺好些，但在我們的歌曲創(chuàng)作中，我有時不得不變得強硬。當他建議一句歌詞時，有時我不得不告訴他這句歌詞來自其他地方，比如《西區(qū)故事》（West Side Story）。我就是那個不得不說“不，那個以前有人做過”的人。有時，我會拿一首他寫的歌，建議他用另一種方式塑造它。值得贊揚的是，他會接受我的建議；就像如果他告訴我，我也會這么做，“哦，不，我們不能那樣寫”—我們會改變歌詞。這就是我們合作的偉大之處：我們以各種特別的方式尊重彼此的意見。
披頭士開始分裂的時候，琳達·伊斯曼（Linda Eastman）走進了我的生活——不僅作為我的妻子，同時也是我的繆斯女神。那個時候，沒有人對我的詞曲創(chuàng)作有更大的影響。她能理解，并且明白我想做什么；僅僅這個事實就已經(jīng)讓我感到安慰，所以她也會頻繁地出現(xiàn)在回憶錄中。如果我寫一首歌并唱給她聽，她可能會鼓勵我，但我一直知道，她會給我一個直截了當?shù)囊庖?。在這個層面上，她對我助益良多。她對音樂的熱愛和我對音樂的熱愛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我們可以毫無負擔地向對方提出建議，如果她對一兩首歌有想法，我可以接受，然后改進。那個時候，我真的需要這樣的人，因為披頭士剛剛解散。
琳達在其他方面也有極大的幫助，或許《歌抒人生》的讀者會對此心懷感念。披頭士剛剛成立時，我們一直關注新聞剪報之類的東西。當伴隨著樂隊而來的事情開始變得瘋狂之后，我爸爸繼續(xù)從報紙上收集文章，他為我們所做的事情感到驕傲。不過，正是琳達幫助我認識到我們所保存的東西的重要性。在那之前，我們一直認為寫出來的歌詞是短暫的。我們把它們草草記下來，以便創(chuàng)作和錄制這首歌。在那個時候，我們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音樂上，這是你看不到的東西。之后我們只是把歌詞頁扔掉，想到那些最終被扔進阿比路錄音棚（Abbey Road Studios）廢紙簍里的東西就覺得很有趣。不過，琳達曾是攝影師，她有制作美麗的圖片的技巧，這也是她追求的藝術，她進入的是一個實物手工的世界。她開始撿起我們留在錄音棚里的手寫歌詞，然后幫我把它們貼到一本剪貼簿子里。她把它們看作我的回憶和歷史的一部分。
1976年，麥卡特尼和妻子琳達在表演。
有人告訴我，我的存檔文件現(xiàn)在有超過一百萬件物品，這展示了一個人的生命中，會有多少物品進進出出。我時不時地坐在這些東西旁邊——這些東西我已經(jīng)很久沒見過了，比如我的舊課本，或者原始的《佩珀軍士》套裝。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去往記憶小巷的旅行，但在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想確保我們用我過去的物品和圖片來描繪回憶錄，以便讀者能夠沉浸在歌曲創(chuàng)作的那段時期。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人們了解，當時發(fā)生了什么。
書中的插圖有些相當直截了當，但有些相當狂野，它們會以不可預測的方式打動讀者。通過分析歌詞，有人可能會認為某首歌來自我的媽媽或爸爸，或是受到瑪哈里希的啟發(fā)，或者來自我與我非常尊敬的女王的會面。不過歌曲創(chuàng)作，以及人們看待歌曲的方式，往往來自純粹的偶然，完全的意外。誰會猜到“辛勞一日的夜”（A Hard Day’s Night）這個顛倒的措辭來自林戈曾經(jīng)的口誤？或者《可愛的麗塔》（Lovely Rita）的靈感來自波特蘭廣場中國大使館對面一位真實的女交警？或者颶風鮑勃和發(fā)生在長島的大停電讓我寫了《印花布的天空》（Calico Skies）？或者《現(xiàn)在就做》（Do It Now）的靈感來自在利物浦時我父親命令我和我弟弟在家附近撿馬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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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告訴我，這個社會崇拜名人。六十年來，我不得不面對成為名人的問題，這是我在利物浦剛剛起步時無法想象的事情。即使到了我這個年紀，記者和攝影師仍然想搶到什么新聞或揭露一些負面的事情，比如我突然和披頭士的伙伴林戈翻臉，或者與洋子——一個現(xiàn)在已經(jīng)八十多歲的女人——之間的戰(zhàn)斗。不難理解為什么有些名人會選擇遁世，比如葛麗泰·嘉寶或我的朋友鮑勃·迪倫。我也同情那些被名聲壓垮的歌手——這名單太長了。
雖然我真的希望能帶妻子南希（Nancy Shevell）出去吃飯，且不會在咀嚼意大利面時被人攔下五六次，或者被不停拍照，但我也很感激父母相信我和我的弟弟，愛我們，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基石，使我能夠處理我經(jīng)歷過的那些坎坷時刻。用五年的時間瀏覽我的一百五十多首歌曲，幫助我把很多事情放到了放大鏡下，尤其是吉姆和瑪麗·麥卡特尼言傳身教地告訴我“人性本善”——而我吸收了這一理念，并傳遞給了孩子們。當然，世界上也有一些壞人，但大多數(shù)人都有一顆善良的心。
我仍然可以勾勒出父親帶著我和弟弟在利物浦一個公共汽車站排隊等車的畫面。他戴著他的軟氈帽，一種當時男人們像穿制服一樣戴著的帽子。他會確保我們面對女性時脫下學生帽致意?！霸缟虾谩！蔽覀儠f。這是一個如此甜蜜、老派的姿態(tài)，多年來一直伴隨著我。我還記得，爸爸總是和我們談論寬容?！皩捜荨焙汀肮?jié)制”是他最喜歡的兩個詞。
這一切的發(fā)生是一個謎。人們在街上攔住我，他們會變得非常激動。他們說，“你的音樂改變了我的生活”，我知道他們的意思——披頭士給他們的生命帶來了非常重要的東西。但這仍然是個謎，而我不介意成為一個謎。關于這個無所不在的謎，有一件小事我會永遠記住。我們開著一輛面包車向北行駛，只有我們四個披頭士和巡演助理。天氣非常寒冷，有一場大暴風雪，伸手不見五指——這顯然不是開車的良好狀態(tài)。我們能做的就是跟著前面汽車的尾燈走。雪大到我們認不出路來。有一次，我們的車失控從路堤上滑了出去。我們抬頭看著路，渾身發(fā)抖，但沒什么大礙，我們想：“我們到底怎么才能到那里？”這是個謎。但我們中的一個人說（我不記得是誰）：“會有事情發(fā)生。（Something will happen）”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種觀點——“會有事情發(fā)生”——簡單或平庸，但我認為這是一種偉大的哲學。最近，我把這個故事告訴一個朋友，一個做生意的大人物，他被這句話迷住了，并一再重復跟我說：“會有事情發(fā)生。”這句話的意思是，無論你多么絕望，無論一切看起來多么糟糕，總會有事情發(fā)生。我覺得這種態(tài)度很有幫助，這是一種值得堅持的處世哲學。
保羅·麥卡特尼
薩塞克斯郡，英格蘭
2020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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