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道德標準之一。在儒家三年之喪的要求下，古代官員喪親后往往需要解官守喪。不過，出于國事為重的考量，丁憂的高級官員又時常被要求提前終喪，此即所謂“奪情起復”。對于丁憂的當事人而言，解官服喪能夠回報“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的養(yǎng)育之恩，但服喪三年對于政治仕途而言無疑是一次不小的波折。終喪或起復，往往意味著在孝道與政治權力之間做出選擇，是風波洶涌的政治生涯中重要分岔路口。本文的主人公吳淵，就曾站到過這樣一個抉擇關口。
《宋史·吳淵傳》的史實之誤
吳淵（1191-1257），字道父，宣州人。理學家吳柔勝之子，晚宋名相、詞人吳潛之兄。吳淵為宋寧宗嘉定七年（1214）進士，釋褐后歷知平江府、江州、鎮(zhèn)江府、隆興府、建康府等東南重鎮(zhèn)，理宗寶祐五年（1257）官拜參知政事。吳淵為政有才略，所至興利除害，是理宗朝名臣。關于吳淵的生平記述，最完整為《宋史》卷四一六的本傳，傳中以不小的篇幅記載了吳淵丁憂時拒絕起復之事：
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干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于事親，事親莫大于送死，茍冒哀求榮，則平生大節(jié)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干辦公事。（《宋史》卷四一六）
不過，這段敘述卻存在一個不小的史實錯誤。在《宋史》的敘述中，吳淵丁父憂、力辭起復的時間節(jié)點是“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史嵩之起復事發(fā)生于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然而據(jù)曹彥約《秘閣修撰吳勝之墓志銘》（《全宋文》卷六六七〇）記載，吳淵的父親吳柔勝卒于宋寧宗嘉定十七年（1224），二者相差二十年，故《宋史》此節(jié)必然有誤。
宛敏灝先生《吳潛年譜》注意到上述問題，解釋道：“嘉定十七年右相為史彌遠，彌遠以嘉定元年十一月丁母憂，二年五月起復?！秴菧Y傳》誤。可能謂史彌遠嘗有起復事，因而訛傳?！保ā秴菨撃曜V》，《合肥師范學院學報》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宛先生認為上段引文中的“史嵩之”當為“史彌遠”，但實際上史彌遠丁母憂在嘉定元年（1208），仍與吳淵丁父憂的嘉定十七年（1224）相隔近十五年，不合《宋史》中“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的“當時”之義。
事實上，吳淵力辭起復之事確實發(fā)生在史嵩之起復的淳祐四年（1244），只不過此時吳淵應為其母服喪，而非其父。湯華泉《吳潛年譜新編》引《許國公年譜目錄》《宣城吳府族譜》，均載吳淵、吳潛兄弟的繼母楚國夫人臧氏去世于淳祐四年七月，這正好是史嵩之父親史彌忠去世前兩個月。
由上可見，《宋史·吳淵傳》不僅將吳淵服喪的對象從“丁繼母憂”誤書為“丁父憂”，還將這節(jié)文字插入到《吳淵傳》的早年事跡中，使讀者誤以為吳淵力辭起復發(fā)生于他仕宦早期，這將大大影響我們對其生平的理解。元修《宋史》主要依據(jù)宋代國史、實錄等官修史書進行改編，而《宋史·藝文志》載有《理宗實錄初稿》，其中或已載有吳淵傳記。因此，《宋史·吳淵傳》中的訛誤或是沿襲《理宗實錄初稿》之誤，抑徑為元代史官所增之誤。
吳淵與史嵩之起復事件
《宋史·吳淵傳》這段吳淵力辭起復的故事，關涉到史嵩之起復這一理宗淳祐中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史嵩之（1189-1257），慶元府鄞縣人，出身四明史氏這個南宋最為煊赫的政治世家。史嵩之本人中嘉定十三年（1220）進士，此后主要在邊境任職，直到紹定五年（1232）升任京西、湖北制置使兼知襄陽府，成為南宋京湖戰(zhàn)區(qū)的帥臣。紹定六年，史嵩之遣將與蒙古合兵圍金哀宗于蔡州。端平元年（1234）正月城破，史嵩之完成滅金大業(yè)，報徽欽二帝北狩之仇。不過，在滅金之后宋理宗想要一舉收復河南故地，而史嵩之主張和議，由此乞祠而去。端平入洛失敗后，宋理宗“始悔不用嵩之言”，史嵩之由此重獲重用。嘉熙三年（1239），史嵩之授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京西湖北軍馬，四年受詔歸班，理宗“眷顧特隆，賜赍無虛日”。從淳祐元年（1241）到淳祐四年，史嵩之獨居相位，炙手可熱，儼然成為繼叔父史彌遠之后的新一代權相。
史嵩之像
在史嵩之大權在握之時，也暗藏不小的政治隱憂。由于史嵩之族叔史彌遠在寧宗、理宗朝擅權日久，且排擊理學派官員，故理學陣營不愿意再次看到史嵩之成為下一個史彌遠式總攬大權的政治人物。從端平元年開始，王遂、王萬、袁甫等官員對于史嵩之的彈奏就不曾終止。除了與理學陣營的緊張關系外，史嵩之眼前最現(xiàn)實的危機在于其父史彌忠年事已高，危在旦夕。如果史嵩之解官服喪，理宗改命他相，則嵩之在朝中苦心經(jīng)營的勢力必然一朝瓦解。好在從宋朝的“故事”（即慣例）來看，高級官員在卒哭之后起復是政治常態(tài)。何況對于宰輔來說，“故事，執(zhí)政遭喪皆起復”，（《宋史》卷三一三《富弼傳》）史嵩之的叔父史彌遠就是上一個宰相成功起復的范例。嘉定元年（1208）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僅在次年五月，史彌遠即起復任相位，從此把持南宋朝局長達二十五年之久。
淳祐四年（1244）九月甲辰史嵩之父史彌忠去世，（《宋史·理宗本紀》作甲辰，《宋史全文》作乙巳）丙午日理宗即下詔起復嵩之。沒想到，此舉竟引發(fā)了聲勢浩大的臨安學潮。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一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趙與寰等三十四人皆先后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在上書中，太學生攻擊史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jīng)營內(nèi)引，搖尾乞憐……又擺布私人，以為去后之地。暨奸謀已遂，乃始從容就道”。（《宋史全文》）在學子看來，史嵩之起復完全是他提前準備好的陰謀。因此，四學學子痛斥史嵩之為“不忠不孝之人，位之父兄百官之上”，（《宋季三朝政要》）從道德人倫的角度對史嵩之進行猛攻。周密在《癸辛雜識》中曾描述南宋末年“三學之橫，盛于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梢娔纤魏笃趯W潮之洶涌，即便以宰相之尊，也在輿論討伐的范圍之內(nèi)。
盡管如此，理宗起初對上述批評并不以為然。在當年九月十六日的晚講中，理宗尚且對徐元杰批評四學學子上書“人言太甚”。（徐元杰《進講日記》）十月，理宗仍下詔慶元府守臣敦諭史嵩之赴闕就職，可見他對史嵩之仍然倚重非常。但最終迫于輿論，史嵩之六次請求終喪，理宗也在天變與徐元杰、劉漢弼等人的勸諫之下，于十二月準允史嵩之終喪，罷去其心腹，從此史嵩之廢黜終身，于寶祐五年（1257）郁郁而終。史嵩之起復的失敗，可看作理學陣營在南宋晚期政治斗爭中的重大勝利。作為宋代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宰相起復風波，史嵩之起復事件在宋元時期的史書如《宋史全文》《宋季三朝政要》中都有詳細記載，明人陳邦瞻更是在《宋史紀事本末》專辟“史嵩之起復”一門，可見此事對南宋晚期政治史的影響之大。
需要提及的是，2011年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發(fā)掘了史嵩之墓，出土了《史嵩之壙志》，這場驚心動魄的政治斗爭在其中被“輕描淡寫”地描繪成：“（史嵩之）四年九月丁文靖公憂，尋有詔起復，上遣中使趣赴闕，亟請休致。十二月，依所請，守本官致仕?！保ㄎ悍濉⑧嵓蝿睢缎鲁觥词丰灾畨恐尽怠蹿w氏壙志〉考釋》）此外，《宋史·史嵩之傳》記載史嵩之去世于寶祐四年八月，而據(jù)《壙志》史嵩之實際上去世于寶祐五年八月，這似乎也說明史嵩之在政治斗爭失敗之后已經(jīng)不受時人的關注。
史嵩之墓志拓片
回到本文的主人公吳淵，吳淵繼母去世于淳祐四年七月，正好發(fā)生在史嵩之起復事件前兩個月，趕上了史嵩之集團準備起復的政治布局。為了史嵩之最終能夠順利起復，史嵩之集團早已做好了各項準備，如在朝廷中安排親信金淵、鄭起潛、劉晉之等分列臺省要地。有意思的是，史嵩之要求當時服喪的官員提前起復，以便為自己起復“造勢”?！端问啡摹酚涊d，“時馬光祖未卒哭，起為淮東總領；許堪未終喪，起為鎮(zhèn)江守臣。里巷為十七字詩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為節(jié)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备鶕?jù)《（至順）鎮(zhèn)江志》，馬光祖與許堪的起復都發(fā)生于淳祐三年（1243），可見當時輿論認為史嵩之為了鋪墊其起復之事，至少在一年之前就要求部分官員起復，以供屆時史嵩之本人援例。
從史氏與吳淵、吳潛兄弟的關系來看，雖然吳氏兄弟二人在史嵩之主政的淳祐初年奪職里居，但早年史彌遠、史嵩之叔侄對于吳淵兄弟不無賞識、提拔之意。史載史彌遠曾與吳淵交談盡日，“大悅”，許吳淵以“國器”之名。史嵩之在嘉熙三年（1239）任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時，曾也舉薦過吳潛。在史嵩之集團看來，起復閑居多年的吳淵，不僅是對吳淵的一種籠絡，當然也更是對自己起復的側面呼應與支持。
馬光祖與吳淵：兩位晚宋名臣的政治命運反差
在史嵩之起復事件引發(fā)的政治漩渦中，吳淵與馬光祖的選擇與命運形成了有趣的對比。二人在《宋史》中同傳，均為南宋末年才識俱佳的棟梁之臣。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二年（1226）進士，歷知處州、鎮(zhèn)江、隆興、太平、臨安、建康、江陵等州府，咸淳五年（1269）拜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宋史》本傳稱贊馬光祖“在外練兵豐財，朝廷以之為京尹，則剬治浩穰，風績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并行，百廢無不修舉”。正是這樣一位南宋名臣，卻由于史嵩之起復事件名譽掃地，蹉跎九年。淳祐三年（1243）馬光祖居喪期間被起復為軍器監(jiān)、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zhèn)江。史嵩之失勢之后，由于馬光祖未卒哭而起復，不僅違背禮制，更被視為阿附史嵩之的表現(xiàn)，因此遭到了臺諫嚴厲的攻擊。淳祐四年十月，侍御史劉漢弼彈劾馬光祖貪榮忘親，詔罷江西運判新命，勒令追服，以補名教。受到史嵩之的牽連，馬光祖被視作名教罪人，他的仕途也受到嚴重打擊，閑居九年方才東山再起，成為此次政治斗爭中的犧牲品。
吳淵被要求起復，實際上也和馬光祖、許堪等人一樣，是史嵩之起復事件中的一枚棋子。可以試想，當時吳淵拒絕起復，勢必得罪當時炙手可熱的史嵩之一黨，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考慮到當時史嵩之的才干深得理宗倚重，他的起復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然而與馬光祖不同的是，吳淵明確拒絕了朝廷要求他起復的詔命。這或許與吳淵家庭的理學淵源有關。吳淵父親吳柔勝在慶元黨禁中因堅守朱熹之學而遭罷黜，在嘉定更化后任國子正，率先以朱熹《四書章句》與諸生誦習，對傳播程朱理學頗有功績。受此影響，吳淵不僅在為官期間興學養(yǎng)士，更在這次史嵩之起復事件中旗幟鮮明地站在理學陣營一方，不惜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在史嵩之失勢之后，吳淵力辭起復的舉動在無形中為其積累了寶貴的政治清望。除喪之后，吳淵即進為龍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由此步步高升，卒于參知政事（副相）的位上。
在史嵩之起復的政治漩渦中，吳淵并非其中的關鍵人物，但卻被迫站到了決定其政治前途的抉擇之前。這既展現(xiàn)了史嵩之起復事件在理宗朝政壇輻射之廣，更折射出在中國古代復雜的政治生態(tài)中，官員的守喪與起復從來都不只是個人問題，而是嚴肅的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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