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如雪的詩人”與他的……自由寫作

《與瓦爾澤一起散步》，[瑞士] 卡爾·澤利希著，姜勇君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10月版，588頁，58.00元

瑞士現(xiàn)代作家、詩人羅伯特·瓦爾澤（Robert Walser，1878-1956）被譽為現(xiàn)代德語文學的奠基人，也被稱作“命運如雪的詩人”。他的幾部作品在多年前就有了中譯本，瑞士編輯、作家卡爾·澤利希（Carl Seelig，1894-1962）的這部《與瓦爾澤一起散步》（Wanderungen mit Robert Walser，1957）更讓讀者通過富有情景性的對話走進瓦爾澤的內(nèi)心世界，直接聆聽瓦爾澤關于人生與文學的看法。

卡爾·澤利希是羅伯特·瓦爾澤的朋友、監(jiān)護人及遺囑執(zhí)行人，他從1936年起定期來訪，與瓦爾澤一起散步，并寫下日記，這本書就是瓦爾澤生命最后二十年的精神實錄。W.G.塞巴爾德認為，瓦爾澤沒有成為被遺忘的作家主要歸功于卡爾·澤利希為他所做的努力。如果沒有澤利希對他與瓦爾澤散步的描述，如果沒有他在傳記方面的初步工作，如果沒有他出版的作品選集和他對瓦爾澤手稿的解碼——瓦爾澤就不可能康復，他的記憶很可能會被淡忘。（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096301）

關于這部《與瓦爾澤一起散步》，薩拉·考恩在《書壇》（Bookforum）發(fā)表的評論十分中肯：“[卡爾·澤利希]的私人一手資料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接近瓦爾澤回憶錄的資料。他向瓦爾澤提出的問題，有的關于他的個人和職業(yè)歷史，有的關于他的文學和政治觀點，像是一個口述歷史學家會提出的問題，而瓦爾澤信任他的同伴，心平氣和地回答，用他特有的幽默和不尋常的觀察為對話增添色彩。”（同上）這是關于卡爾·澤利希這本書的很好、很平實的介紹。不過還應該補充的是澤利希并不僅僅是提問與記錄，他對會面情景的描述、對散步中的景色與對話心境的變化以及他在對話中發(fā)表的觀點等都充分表現(xiàn)出他的思想與文學才華。實際上，作為一名蘇黎世的文化記者、作家，澤利希長期以來與知識界和思想文化圈有緊密聯(lián)系，尤其是在1933年以后的流亡期間，他是許多作家、文化人的不懈支持者。在他的個人資料中包含來自藝術、文化和科學界人士的九千多封信件，因而不難理解在他與瓦澤爾的散步談話中時常談到許多藝文圈的人與作品。但是對于讀者來說，如果不是對那些人和作品比較熟悉的話，那么他們在對話中的一些描述和議論或許是不容易理解的。

羅伯特·瓦爾澤的一生經(jīng)歷比較簡單。他童年的時候家道中落，十幾歲被家人送去銀行做學徒，幾年后跳槽到演藝界，遭到失敗之后做過助理、辦公室文員等工作。1905年到柏林就讀于仆人學校，同時開始寫作，這時他為了能夠從事創(chuàng)作而不得不掙錢干活。1913年他回到瑞士的故鄉(xiāng)，在困頓窘迫的生活中繼續(xù)他的創(chuàng)作，但是并不怎么成功。在一戰(zhàn)期間他曾應征入伍。直到1929年，他因為失眠、幻聽、噩夢、焦慮等精神分裂癥狀而入住伯爾尼的精神病院。1956年圣誕節(jié)，死于散步途中的雪地里。過了多少年以后，瓦爾澤被認為是與穆齊爾、卡夫卡齊名的現(xiàn)代德語文學大師?？梢哉f，瓦爾澤在被迫進入職業(yè)生涯之后，一直無法讓自己適應那種機械、單調和重復的文員工作，因而試圖在演藝和文學創(chuàng)作中獲得解放。但是他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同樣遭遇困頓與精神不適，他在認識到自己在創(chuàng)作上存在問題的同時，力圖反抗那個浮華的文藝名利場。他的一生就是對所有壓抑自由與個性的威權與控制的拒絕，最后遁入到大自然之中，但也使他付出了流浪、清貧、孤獨和被人遺忘的代價?！霸诖蠖鄶?shù)忙于生計的庸碌大眾眼中，這種代價顯然太高昂了。但瓦爾澤卻做到了，他用渺小與貧苦守住了內(nèi)心的自由，將其獻給寫作與思索。這是他的寶貴之處。天性的善良與柔弱令他無法像他崇拜的戲劇作品《強盜》中的主人公卡爾一般以行動向社會公開宣戰(zhàn)，然而，每一位心有所感的讀者都能在那些狀似謙卑與臣服的低語中讀到一陣又一陣關乎自由的風暴，它們是如此強大，如此令人熱淚盈眶?！鼻皫滋熳x到的一篇文章（《羅伯特·瓦爾澤：渺小，保持渺小》，作者：王雨寬，新京報·書評周刊，1月5日專題版）中這一段寫得很好，我真的心有同感。

羅伯特·瓦爾澤（ Robert Walser，1878-1956） 攝于1899年

應該繼續(xù)追問的是，羅伯特·瓦爾澤的一生究竟是不幸還是幸運，這不僅值得思考，同時更是一個應該誠實回答的問題。不能簡單地用今天的“躺平”來描述瓦爾澤一生的逃避奮斗與自甘渺小，他只是不愿被卷入那個以“卷”為本性的職場，不甘心靈魂的束縛、不愿意偶然在一面鏡子中看到自己在上級或顧客面前強裝的笑容。就像他的長篇小說《坦納兄妹》（Geschwister Tanner，韓天雪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11月）中那個坦納家的小兒子西蒙，他不斷辭職、不斷放棄穩(wěn)定的工作，是因為他徹底洞悉了現(xiàn)代職場對人性的異化，無法再忍受在生命耗費在毫無意義的精神內(nèi)耗之中。其實在他的內(nèi)心仍然一直進行著不屈的戰(zhàn)斗，方式是在精神病院里遵守工作紀律，在屬于自己的時間里散步，在曠野的行走中尋找屬于他的自由。

但是，羅伯特·瓦爾澤對職場社會的反抗是需要有足夠強大的內(nèi)心世界支撐的。那個世界既是他的性格所形成的，同時更是他的文學追求所鑄造的，他并不是那種僅僅是厭倦了職場工作、口袋里還有幾個零花錢就躺倒的大神。他以沉浸在自己的散步與秘密寫作的方式來自我拯救，這同樣是一場艱難的、特別需要有勇氣的戰(zhàn)斗。因此，不應把瓦爾澤的人生選擇浪漫地描述為一鍋點綴著自由概念的心靈雞湯，而必須看到在決絕的選擇背后的勇氣與力量——這無疑不是每個厭倦了工作的青年人都能擁有的。瓦爾特·本雅明說在羅伯特·瓦爾澤的作品中注意到一種非同尋常的、難以描述的荒疏、虛無和混亂，但是那種虛無就是重量，那種混亂就是毅力，他認為這是讀者在閱讀瓦爾澤的時候所能想到的事實。本雅明用“重量”與“毅力”來表述瓦爾澤的人生之路，的確值得思考——不能把獲得心靈自由的過程變成膚淺、輕浮和無所事事的徹底懶散。

還有一個不應忽視的因素，那就是瓦爾澤的職業(yè)生涯開始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歐洲社會正進入急劇的城市化與工業(yè)化時代。技術進步與生產(chǎn)規(guī)模的增長需要工業(yè)生產(chǎn)進入高度的組織協(xié)作化，其他社會職業(yè)的發(fā)展也必須越來越向專業(yè)性、技術性和崗位固定性發(fā)展，現(xiàn)代職場需要從業(yè)人員像機器上的零件一樣發(fā)揮效用，所有理性的、靈性的人文氣息與職業(yè)要求越來越不適合。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1919-2011）對這個轉型時代的制度分析非常精準：“這種制度的產(chǎn)生是分工專業(yè)化和功能切割的結果……這一體系本身是具體化的世界，其中只見角色，不見人?！艘蚨兂闪宋锛颉畺|西’?！保ǖつ釥枴へ悹枴顿Y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89年，57頁）瓦爾澤的反抗正是這個急劇轉型的職業(yè)時代所導致的產(chǎn)物，正如十九世紀瑞士偉大的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在1855年10月17日寫給阿爾貝特·布倫納的信中所講的：“當今世界如巨大的機器，處于輪下的我們，如果不對個人的存在授以獨特而高貴的圣職，將會多么煎熬。”（見本書扉頁）瓦爾澤的一生似乎正是詮釋了布克哈特的這句話，他的個人存在就是為了履行這種“獨特而高貴的圣職”。

瓦爾澤患有長年的精神分裂癥，但是出門長途散步的習慣一直沒有改變，散步與他的生命緊密不可分割，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他的寫作。與他一起散步，穿過小城街道、經(jīng)過被寒冷封鎖的小火車站，然后走向雪地后面的樹林、穿過樹林之后的山峰，伴隨這一路的是風、雪花和他內(nèi)心的思緒以及在對話中出現(xiàn)的文學史。實際上應該把他對散步的熱愛與執(zhí)著看作是對世界的一種沉默的回應，當澤利希陪伴在身邊的時候，自然流淌出來的對話表明了他永遠是一位高度自信的作家和頭腦清醒的當代生活的觀察者與評論者。他的散步——準確來說更是一種跋涉——就是他的人生縮影：自主的選擇、堅定的行動和自由的思想的統(tǒng)一體。

在澤利希的記錄中，在風雪中的散步之后常常是溫暖的爐火、擺放整齊的餐桌，窗外是寧靜地降臨的暮色?！爱敺孔右言谖覀兩砗螅覀冊俅为毺帟r，羅伯特停下腳步笑著說：‘剛才的一切不是很令人著迷嗎？溫暖的客廳，閃閃發(fā)光的樹和蠟燭！那松脆的羊角面包像是直接從巴黎運過來的！’”（160頁）有一次在散步之后，“我們躲進圣加侖的一家昏暗的啤酒館。羅伯特說：‘啤酒和黃昏可以將一切重負帶走，很神奇?！覀冊诼祜w舞的雪花中分別”（162頁）。從散步到告別，類似這樣的暖心情景與心境在書中常有出現(xiàn)。

雖然在晚年在精神病院里過著有點與世隔絕的生活，但是瓦爾澤并非完全不問世事。1953年4月12日下午，他和澤利希對一位大人物的神秘之死聊了很久，他說那人被俯首聽命的人們包圍著，終于成了一個偶像，無法再像一個正常人那樣生活；或許他身上有一些天才的痕跡，但國家更適合由凡庸之人來統(tǒng)治。最后他說“天才幾乎總是蘊藏著邪惡，人民必定要為此付出痛苦、鮮血和恥辱的代價?！保?36頁）這是瓦澤爾經(jīng)歷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跨越了十九與二十世紀的歷史思考。同時，在瓦爾澤對偉大的文學作品的評價與分析中，也常常包含了對政治風云中的人性的深刻認識。有一次在澤利希講完一個士兵的極端經(jīng)歷和恐怖故事之后，羅伯特將話題引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八嵝盐?，作者在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筆記里讓斯塔夫羅金侯爵預言：‘我相信，最后所有的人要么變成天使，要么變成魔鬼?！保?949年，4月15日，202頁）這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的深刻領悟。

無論是在風雪中的散步還是坐在溫暖的小酒館里，他們的對話主題主要還是文學。

瓦爾澤對于自己的文學事業(yè)所遭遇的挫折一直有清醒的認識。早在1937年，他在談話中就說：“如果可以重回三十歲，我將不會再像一個輕浮的浪漫主義者那樣胡寫，以奇崛為趣，不食人間煙火?！吮仨毶钤谏鐣校驗橹窢幓蚍磳λ?。這是我那些小說的缺陷。它們過于古怪，自反的色彩過重，構思往往過于草率。如果《坦納兄妹》出新版，我會刪去七八十頁……”（10-11頁）但是在自我反思的同時，他也不是沒有看到文壇的問題：一方面由于文壇對赫爾曼·黑塞的狂熱追捧，而他并不像黑塞那樣寫作，因而被忽視和貶低；另一方面，“我始終缺乏一個光環(huán)，而只有擁有它，人才能在文學界出人頭地。像什么英雄主義啊，殉道者啊，這類光環(huán)都是通往成功的階梯……所以沒人認真把我當回事”（1937年6月27日，14-15頁）。澤利希在這個時候對文學圈的看法也證實了瓦爾澤的分析不是沒有理由的，他認為：“對文學小圈子的疏遠導致他在經(jīng)濟上嚴重受損。但到處盛行的偶像崇拜簡直讓他惡心。它讓作家降格到擦鞋童的地位。……從人的立場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那些年，對于大多數(shù)作家來說是個可恥的時期。那時的文學透著尖刻和惡毒的特質。……就在那時，在可怕的狂歡中，他的創(chuàng)作力開始衰退……文學獎在假救世主或者學院派之間分配。好吧，對此他無能為力。但他至死不會向任何人折腰。順便說一句，拉幫結派和搞裙帶關系的人總是會自毀前程。” （1936年7月26日，4-5頁）而他對瓦爾澤此時的文學創(chuàng)作狀態(tài)的評價是相當肯定的：“他感到自己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但這反而讓他冷靜。人近六十之時，得能夠領悟另一種存在。他寫他的那些書，無非就像一個農(nóng)民播種，收割……既是出于責任感，但也是為了糊口?！膶懽髯疃喈a(chǎn)的時期是在柏林的七年，以及隨后在比爾的七年。那時沒人逼迫他，也沒人支配他。一切都可以平靜地生長，就像蘋果長在蘋果樹上?！保?936年7月26日，4-5頁）

過了很多年之后，有一次在談話中澤利希問他為什么當年離開柏林之后沒有去巴黎，他回答說：“去巴黎？決不！巴爾扎克、福樓拜、莫泊桑和司湯達在那里寫下了無與倫比的作品，這種地方我是絕不敢去的。對我而言，在柏林受到重挫之后退回到小小的故鄉(xiāng)，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在短暫的沉默過后，他又說：“我還沒有蠢到無法對自己的才能作出批判性的審視?！彼€講起有一次他和馬克斯·斯萊福格特等人坐在一起，斯萊福格特當著其他人的面嘲笑他的失敗，說他恰恰應該成為一名司湯達主義者，說讀者覺得他的書很無聊?！拔覒撛鯓踊卮鹉?？那時的我確實毫無成果，不得不承認他說得對。” （1945年12月30日，160頁） 這是很誠實、坦率的自我反思。他不僅坦率承認自己在青年時代寫作中的缺陷，同時也直率地對文壇上流行的給新人濫發(fā)文學獎的做法提出異議，他鄙夷地說：“如果這么早就寵壞他們，他們將永遠是學童。要成為一個人，需要經(jīng)歷痛苦、不被賞識和掙扎。國家不應成為詩人的助產(chǎn)士?！保?955年，圣誕節(jié)，273頁）

有一次在散步中談到文學與時代及人民的關系，瓦爾澤說：“現(xiàn)在，作家們用他們那臃腫的無聊來嚇唬讀者。文學如此具有帝國主義的色彩，這是一個令人厭惡的時代特征。以前的文學是謙虛的、溫良的。今天，它儼然以統(tǒng)治者自居，將人民看作自己的臣民。這是一種不健康的發(fā)展?！保?947年11月3 日，183-184頁）關于劇作家凱撒·馮·阿爾克斯自殺的對話也促使羅伯特深入談論了作家與社會的關系。在他看來，作家必定為社會所困擾：“作家失去與人類社會的緊張關系時，他們很快就會消亡。作家決不能允許社會縱容自己，否則會覺得有義務適應既定的環(huán)境。——即使在最貧困的時候，我也不會讓自己被社會收買。我始終更喜歡個人自由。”（1949年，祈禱日，203頁）瓦爾澤對于自由的渴望和執(zhí)著是很明確的，他說“作家能夠創(chuàng)作的唯一基礎是自由。只要這個條件沒有得到滿足，我就不會再寫作。只給我紙、筆和房間是不夠的。”（1939年4月23日，33頁）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對瓦爾澤的文學創(chuàng)作評價很高，她認為“瓦爾澤寫作藝術的道德核心，在于對權力、對統(tǒng)治的抗拒……只有在最純熟、最高雅的藝術作品中，才能找到瓦爾澤式的美德。他是用文字創(chuàng)作的保羅·克利、好脾氣的貝克特，是一位真正出色、令人心碎的作家”（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500932）。在她看來，在文學與藝術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了對權力與統(tǒng)治的抗拒是一種美德。應該說在瓦爾澤的作品中，這是通過人物的命運與思想自然地流露出來的。德國著名作家溫弗里德·塞巴爾德（W. G. Sebald，1944-2001）對瓦澤爾的評述指向讀者對他的理解：“人們?nèi)绾文軌蚶斫庖晃簧钍荜幱罢勰ィ瑓s在每一頁作品中點亮最柔和之光的作家，一位用最純粹的絕望創(chuàng)作出幽默速寫的作家，一位幾乎總在寫同樣的事物卻從不自我重復的作家，一位在地上穩(wěn)穩(wěn)站立卻總在云中迷失的作家？”（同上）從在人生中深受陰影的折磨到在自己的作品中為讀者點燃柔和的光亮，這是對瓦澤爾的人生與文學的關系的概括和褒揚。

瓦爾澤作為一名寫作者——其實作家這個頭銜后來對他已經(jīng)是無所謂了，即使不再發(fā)表任何作品，他的秘密寫作一直延續(xù)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在那一天降臨之前，瓦爾澤的晚年有過一段寧靜的日子。他對于生活中的樸素物品由衷欣賞，有一次他對澤利希身上攜帶的帳篷布、手電筒、尖頂帽和下士綬帶很感興趣，因為這使他回憶起過去在軍中的簡樸生活。他說“這確實是它最積極的一面。富余可以讓人非常壓抑。真正的美，日常生活的美，在貧困和樸素中最微妙地顯示出來?！彼又劦搅怂ダ系膯栴}：“很少有人懂得享受衰老，盡管它可以給人如此多的快樂。人到了老年就會明白，世界總是不斷地努力回歸到簡單、基本的事物。出于一種健康的本能，它抵制例外或奇異成為它的主宰。對異性不安的欲望已燃燒殆盡，只求自然的慰藉以及那些向所有人的渴望開放的美好而具體的事物。最終，虛榮心消失了，一個人坐在晚年巨大的寂靜中，就像坐在溫和的幻日之下?！保?943年，10月19日，99頁）回歸到簡單的事物，在自然中獲得慰藉，不再有任何虛榮心，晚年的寂靜是如此溫和地降臨。

1956年的圣誕節(jié)，這一天瓦爾澤終于躺倒在散步路上的雪地里。這時才是他真正的躺平。在他還年輕的時候，瓦爾澤在書中寫過一種告別世界的方式——“在冷杉樹下、在雪中躺臥僵硬”，他的最后一天真的就是以這種方式到來。

《Man in the Snow》    Maira Kalman為瓦爾澤之死而作

躺在雪坡上的死者是一位詩人，他喜歡冬天，喜歡雪花輕盈歡快的舞蹈—— 一位真正的詩人，像孩子一樣渴望一個安靜、純凈而充滿愛的世界：羅伯特·瓦爾澤。（281頁）

對于所有愿意投身寫作的人來說，記住瓦爾澤的這句話是有意義的：“我不想做出我不能兌現(xiàn)的承諾。一切文字都必須無拘無束地從我的內(nèi)心生長出來?！保?0頁）

從流溪河畔來到埃及地中海邊，在龐貝柱、大金字塔下游逛的時候畫了幾幅速寫，就像瓦爾澤說的，那些意像都是內(nèi)心流淌出來的。仿佛感到幾千年的光陰照拂著我的筆端。

埃及亞歷山大龐貝柱，李公明2024年1月22日繪。

金字塔印象，李公明2024年1月23日繪。

本文作者李公明（攝于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