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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啟鈐與營造學社及北京前門等的改建

我國近代著名實業(yè)家、古建筑學家朱啟鈐(1872年—1964年)于1929年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率先倡導了城市規(guī)劃意義上的“修舊如舊”,堪稱“京城規(guī)劃第一人”。

我國近代著名實業(yè)家、古建筑學家朱啟鈐(1872年—1964年)于1929年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率先倡導了城市規(guī)劃意義上的“修舊如舊”,堪稱“京城規(guī)劃第一人”。

近日,在中國文物學會、中國建筑學會指導下,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筑遺產委員會、浙江攝影出版社共同主辦了“與國同行·都城設計——北京建院“院史館”主題座談暨《朱啟鈐與北京》首發(fā)”。

《朱啟鈐與北京》一書由朱延琦口述為基礎,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筑遺產委員會編,浙江攝影出版社出版,詳實介紹了朱啟鈐在北京城市建設、交通規(guī)劃等方面的成就與軌跡。本文摘選了書中部分內容,講述朱啟鈐對前門、中山公園的改建,以及朱啟鈐曾孫朱延琦回憶故居和營造學社往事。

朱啟鈐,譜名啟綸,字桂莘,晚年別署蠖公,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1872年11月12日)生于信陽州(今河南信陽),經歷了晚清、洪憲、北洋、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5個歷史時期。光緒十七年(1891年),朱啟鈐的姨丈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命朱啟鈐隨侍歷練。19歲的朱啟鈐從此開始了宦途生涯。他最初做的是負責工程的小官,因為瞿鴻禨以為科舉不易,不如從實事入手。他志愿也是實業(yè)救國,由此和工程技術結下了不解之緣,后創(chuàng)立了著名的營造學社。

營造學社時期,朱啟鈐在趙堂子胡同3號


在梁思成、林徽因等人之前,改造北京舊城,使其具有現(xiàn)代城市雛形的第一人,正是朱啟鈐。他先拆了天安門到中華門之間廢棄日久的千步廊,把拆下的磚瓦木料運到社稷壇,再把社稷壇規(guī)劃建設成北京市的第一座公園——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隨后,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也被拆除,長安街整體打通,以前的“御街”成了民眾出行的通衢大道。

北京城城區(qū)改造最重大的工程,是正陽門,俗稱“前門”。正陽門是明清兩代京師內城的正門,規(guī)模宏大,至高無上,取“圣主當陽,日至中天,萬國瞻仰”的意思。正陽門正門終年不開,只供皇帝出巡,或到天壇、先農壇祭祀時才開啟。平時車馬行人只能從甕城兩側的閘門進出,而閘門是“向夕即閉”,門禁十分森嚴。在朱啟鈐的規(guī)劃下,正陽門的改造工程得以推行,14條通衢穿越了往日不可逾越的皇墻,為現(xiàn)代北京城市空間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老北京的胡同舊影


在當天的座談會上,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筑遺產委員會副會長、秘書長金磊表示,“朱啟鈐早在民國初年便在北京城市現(xiàn)代化建設的一系列‘大事’上開風氣之先,特別是率先倡導了城市規(guī)劃意義上的‘修舊如舊’,堪稱‘京城規(guī)劃第一人’及‘城市更新首創(chuàng)者’。他在58周歲時創(chuàng)辦中國營造學社,這一20世紀對中國建筑的保護創(chuàng)新之舉確成為貢獻巨大的事?!?/p>

朱啟鈐曾孫朱延琦梳理了曾祖父朱啟鈐的功績,從興辦實業(yè),振興社會經濟;創(chuàng)建中國營造學社,培養(yǎng)了梁思成、劉敦楨等中國建筑巨匠;再到親自主持對北京城區(qū)的改造,如組織建造中山公園,改造正陽門,天安門廣場……再到對抗外國列強,保護中軸線古建筑等。

抗戰(zhàn)期間朱啟鈐搶救的營造學社測繪圖紙(水殘資料)之薊縣獨樂寺山門正立面


對于營造學社的貢獻,梁思成外孫女于葵在座談會中表示,“營造學社這么小的一個單位,但卻這么成功。如果沒有朱桂老,很多東西根本不可能做。像梁思成在兵荒馬亂的時期去山西,如果沒有朱桂老安排,很多事情不可能做到。他是非常出色的組織者,非常識人。對此,我要替母親說兩句話:一句話是向朱啟鈐特別致敬,營造學社這個詞是朱啟鈐第一個提出的。再有,朱啟鈐是梁思成能夠走上古建研究的領路人。”

北京建院院史館第一篇章“與國同齡 領導擘畫”


北京建院院史館“水晶宮”


北京建院的展示陳列,旨在用文博形式展示一座城·一個院,服務首都北京建設的歷程。對此,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單霽翔表示,“與新中國一同走來的北京建院是行業(yè)的旗幟,它們的業(yè)績與貢獻被設計界與社會認可。僅從守望與傳承講,20世紀40年代張镈就在朱啟鈐策劃下完成了浩大的北京中軸線建筑的測繪,他與‘都城設計’共同打下了古都北京走向現(xiàn)代化的文化烙印?!北本┦形奈锞贮h組成員、副局長凌明在致辭中表示,朱啟鈐對北京初期的城市更新方面提出了適應當時生活需求的新方案,“亦新亦舊”的朱啟鈐,為北京城做了重要貢獻。

《朱啟鈐與北京》書影


附:朱啟鈐改建前門、中山公園

文/朱延琦

有關老祖朱啟鈐對北京城市建設的貢獻,至今為后人所津津樂道的是他改建前門大街、中山公園等項目。

關于前門

進入民國以來,老祖對于北京的市政建設,應該說起步于前三門改造。很難得的是,關于這件事,老祖留下了文稿《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這是北京城建史上的珍貴歷史文獻。

改建前的前門大街


《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作于1914年,后來收錄在1936年版的《蠖園文存》,再后來收錄在2009年版的《營造論——暨朱啟鈐紀念文選》——這一版最便于讀者查閱。文章篇幅不長,我們不妨在這里瀏覽一遍。

京師為首善之區(qū),中外人士觀瞻所萃,凡百設施,必須整齊宏肅,俾為全國模范。正陽、崇文、宣武三門地方,阛阓繁密轂擊肩摩,益以正陽城外京奉、京漢兩干路貫達于斯,愈形逼窄, 循是不變,于市政交通動多窒礙,殊不足以擴規(guī)模而崇體制。啟鈐任交通總長時,曾于修筑京都環(huán)城鐵路案內,奉令修改甕城,  疏浚河道及關于土地收用事宜,應由內務部會同步軍統(tǒng)領,督飭各該管官廳、營泛協(xié)辦補助,俾速施工。查修改正陽門工程一案, 所有關于拆去甕城,改用城內外民房、官廳,添辟城門及展修馬路,修造暗溝各項辦法,曾于上年由內務、交通兩部派員,迭次籌商備具議案,提出國務會議議決在案。現(xiàn)奉明令,遵即會同組織改良前三門工程委員會揀派專員,悉心規(guī)畫,賡續(xù)辦理,以策進行。茲特就原訂各條逐加研究,參酌情形分別修正擴充,妥擬辦法,俾期完備。如正陽門甕城東西月墻分別拆改,于原交點處東西各開二門,即以月墻地址改筑馬路,以便出入。另于西城根化石橋附近,添辟城洞一處,加造橋梁以縮短城內外之交通。又甕城正面箭樓,工筑崇巍,擬仍存留,惟于舊時建筑不合程式者,酌加改良;并另添修馬路,安設石級,護以石欄,欄外種植樹木,以供眾覽。又箭樓以內正陽門以外,原有空地,擬將關于交通路線酌量劃出外,所余之地一律鋪種草皮,雜植花木,環(huán)豎石欄,貫以鐵練,與箭樓點綴聯(lián)絡一致,并留為將來建造紀念物之地。又正陽門地勢低洼,夏令常易積水,擬于新開左右城門之下修砌暗溝,處右華門前石柵欄內起,通至護城河止,藉資宣泄, 此關于修改甕城之工程計劃也。復查圍繞甕城東西兩面,原設有正陽商場一所,麇集貿易阻礙交通,應即撤去,現(xiàn)已由警察廳協(xié)商發(fā)價遷移。又正陽門東西城垣附近,內外各官廳及民房,各處勘定之后,認為有礙交通者,按照收用房地暫行章程,一體飭令遷讓,以維公益。其甕城內舊有古廟二座,擬仍保存加以髹飾, 停留古跡,此關于收用土地改正道路之大概情形也。至疏浚河道事宜,內務部查京師內外城河道溝渠淤塞已久,業(yè)經組織測量隊分段實地勘測,如將來勘定河身裁彎取直,勢須略向南移,其北岸騰出空地,擬即全行撥歸交通部接管,以備擴充東西車站之用。至此次建筑工程及收用土地等項所需經費,交通部查前門東西車站,在兩路為全線之首站,在中央系全國之觀瞻,現(xiàn)今各路聯(lián)運來往頻繁,與世界交通尤有關系,所有車站設備及附屬車站之建筑物,亟應進求完備,未可因仍舊觀。此次工程改良以后,平治道路,便利交通,點綴風景,展拓余地,凡所設施莫不直接間接與該兩站有關,且獲相當之利益,前項經費,擬飭由京奉、京漢兩路,各撥銀元二十萬元列入預算,仍視工程之需要分期支撥, 撙節(jié)動用。惟此項工程重大,規(guī)劃必期周詳,庶于市政、交通前途多所裨益。啟鈐等職任所在自當隨時會商,督飭承辦各員妥慎將事,克期開工,并知照該管官廳、營泛協(xié)力輔助,曉諭商民, 共維公益,俾成盛舉而蕆全工。

民國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改造后的前門大街舊影


改造后的前門大街舊影


我覺得這篇呈文用詞簡明扼要而不失典雅,以不長的篇幅將古都北京須作改良而“未可因仍舊觀”的客觀原因條分縷析,令人信服; 而對于現(xiàn)存古建筑的存留問題,也不失時機地指出其“工筑崇巍”,故此“擬仍存留”。事實上,這篇文章促進了前門改造最佳方案的產生:“甕城東西月墻分別拆改”, 而箭樓等得以完整保留,并成為新北京的標志性建筑。

此文自1914年問世,至今已一百一十個春秋了,仍啟發(fā)我們思考:保存文化遺產與時代進步本不矛盾,而應是相得益彰的盛事。

關于中央公園(中山公園)

在建中央公園之前,老祖朱啟鈐先生把他拆千步廊時能再次利用的好料都依次編號、碼放整齊,因而在修中央公園時, 大部分予以利用。他還要求匠師仿造頤和園的樣式修建一個長廊。當時建造的來今雨軒,至今仍令游人喜愛。民國時期的京城名流均以在來今雨軒談論時局,飲茶, 品冬菜包子、藤蘿餅為一樂事。

中山公園內“青云片”,由長春園移此


對于修建中央公園這件事,老祖朱啟鈐先生也作了一篇文章,叫《中央公園記》,文章篇幅也不長,我們不妨像剛才那樣瀏覽一遍。請看:

民國肇興,與天下更始,中央政府既于西苑辟新華門為敷政布令之地,兩闕三殿觀光闐溢,而皇城宅中,宮墻障塞,乃開通南北長街、南北池子為兩長衢。禁御既除,熙攘彌便,遂不得不亟營公園,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壇位于端門右側,地望清華,景物巨麗,乃于民國三年十月十日開放為公園,以經營之事委諸董事會。園規(guī)取則于清嚴偕樂,不謬于風雅。因地當九衢之中,名曰中央公園。設園門于天安門之右,綺交脈注,綰轂四達。架長橋于西北隅,俯瞰太液,直趨西華門,俾游三殿及古物陳列所者跬步可達。西拓繚垣,收織女橋御河于園內,南流東注,迤邐以出皇城。撤西南復垣,引渠為池,累土為山,花塢水榭,映帶左右,有水木明瑟之勝。更劃端門外西廡朝房八楹,略事修葺, 增建廳事,榜曰公園董事會,為董事治事之所。設行健會于外壇東門內馳道之南,為公共講習體育之地。移建禮部習禮亭與內壇南門相值。其東建來今雨軒及投壺亭。西建繪影樓、春明館,上林春一帶廊舍。復建東西長廊,以蔽暑雨。遷圓明園所遺蘭亭刻石及青云片、青蓮朵、搴芝、繪月諸湖石,分置于林間水次,以供玩賞。其比歲,市民所增筑如公理戰(zhàn)勝坊、藥言亭、噴水池之屬,更不遑枚舉矣。北京自明初改建皇城,置社稷壇于闕右,與太廟對。壇制正方,石階三成,陛各四級;上成用五色土隨方筑之,中埋社主。壝垣甃以琉璃,各如其方之色。四面開欞星門, 門外北為祭殿,又北為拜殿。西南建神庫、神廚。壇門四座。西門外為牲亭。有清因之。此實我國數千年來特重土地人民之表征。今于壇址,務為保存,俾考古者有所征信焉。環(huán)壇古柏,井然森列,大都明初筑壇時所樹。今圍丈八尺者四株,丈五六尺者三株, 斯為最巨;丈四尺至盈丈者百二十一株,不盈丈者六百三株,次之;未及五尺者二百四十余株;又已枯者百余株。圍徑既殊,年紀可度。最巨七柏,皆在壇南,相傳為金元古剎所遺。此外合抱槐榆雜生,年淺者尚不在列。夫禁中嘉樹,盤礴郁積,幾經鼎革, 無所毀傷,歷數百年,吾人竟獲棲息其下,而一旦復睹明社之舊, 故國興亡,益感懷于喬木。繼自今封殖之任,不在部寺,而在群眾。枯菀之間,實自治精強弱所系。惟愿邦人君子愛護扶持,勿俾后人有生意婆娑之嘆,斯尤啟鈐不能已于言者。啟鈐于民國三四年間長內部,從政余暇,與僚友經始斯園。園中庶事,決于董事會公議。凡百興作及經常財用,由董事蠲集,不足則取給于游資及租息,官署所補者蓋鮮。歲月骎骎,已逾十稔,董事會諸君礱石以待,謹述緣起及斯壇故實以諗將來,后之覽者,庶有可考鏡也。

改建中山公園時新建的來今雨軒


關于這篇文章,我的叔祖父朱海北先生有這樣的評述:

北京中山公園(原為中央公園),創(chuàng)建于1914年,已有70年 歷史。建園的歷史人多已渺茫不知,如能一閱《中央公園記》, 便可對該園創(chuàng)建始末有所了解。1924年,該園添建長廊時,決定于該園大門內建過廳三間,并在大廳左右兩壁各嵌石兩方,準備鐫刻《中央公園記》供董事會董事題名之用。1925年,《中央公園記》始由先嚴朱啟鈐撰文,并由董事孟玉雙書寫。孟玉雙曾親自將所書底稿附于石面之上進行勾勒,與董事會題名錄同時鐫刻于大廳兩壁嵌石之上(1938年孟玉雙病逝,1964年先嚴病逝)。嗣后公園擴建過廳,石刻拆除,后之與覽斯文者鮮矣……

對叔祖父的說明,我還想補充一點:曾祖父對北京城市建設做出了許多貢獻,但對一件事是特別不滿意的。北京中山公園里面有一個牌坊,最初是立在東長安街上的,被叫作“和平牌坊”,實際上卻記著一段讓人感到恥辱的歷史。此牌坊是為紀念一個德國人而建,這個人名叫克林德,原來是德意志帝國駐中國大使館的一名官員。義和團運動時,他見許多人練武,就下令德國兵開槍,打死了許多中國人。不久,克林德被中國士兵打死。當時的政府為安撫洋人,將中國士兵斬首,并為克林德立碑,以示賠禮道歉,后將此碑拆除,運至中山公園,改建為石牌坊。1952年亞洲和平會議在北京舉行,為紀念和平大會,此牌坊改名為保衛(wèi)和平坊。當初為克林德立碑,老祖是反對的,但在朝為官,也只好奉命行事。

記得學者殷力欣先生曾這樣點評:

我國歷代城市建設,一向不乏公共景觀,但明確地有別于“私園”的“公園”概念,卻似乎肇始于清末民初。中央公園之設立,并不是中國近現(xiàn)代的公園初創(chuàng),但朱啟鈐先生將皇家園囿改造為公園,仍是一個里程碑般的大事——既合乎時代進步要求, 也暗合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中國古代先哲之人文理想。此文用字簡略,卻將原建筑遺存之改造、古木保護與環(huán)境營造、圓明園遺物之異地遷移等,娓娓道來,無一遺漏。而“繼自今封殖之任,不在部寺,而在群眾??葺抑g,實自治精強弱所系。惟愿邦人君子愛護扶持”一句,可謂點睛之筆。

對這個評價,我深表贊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朱啟鈐與家人


另外,中央公園(中山公園)內有一個“一息齋”,也與老祖朱啟鈐先生相關。他作過一篇《一息齋記》,也值得我們留意。

甲寅(1914年),乙卯(1915年)之間經始斯園,余榜此事為“一息齋”,取吾宗文公“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之義,以自勵也。屋三楹,在壇壝南門外巽位,本為宿衛(wèi)之所。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余官巡警部內城廳丞時,夏至大雩,恭逢德宗圣駕親行,夤夜率所屬入壇,待漏于此。鼎革以后,太常不修,鞠為茂草。余長內部,遂辟金水橋為稷園正門,前當交午之地,榛莽乍起,游人咸樂其便。一息齋之南軒又當御路,最巨古柏三株,虬枝蟠屈,蔭蔽數田,常于樹根編藤作榻以待賓。從來斯會者,有所經劃,皆在樹下咨諏之。且穿室后墉作茶灶具, 饔飧退食之頃,則就此息止。其右三楹,則置市政工程處土木興作,殆萃于斯。時方改建正陽門,撤除千步廊,取廢材輸供斯園構造,故用工稱事所費無多。乃時論不察,訾余為壞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娛樂者有之,謗書四出,繼以彈章,甚至為風水之說,聳動道路聽聞。百堵待舉而阻議橫生,是則在此一息間, 又百感以俱來矣。越年來今雨軒落成,裙屐畢集,輿論大和,乃復建董事會于其東偏,而斯室遂閉。

丙辰(1916年)解政,僑居津門時多,同社人士以愛屋及烏,室中一幾一榻,保留未動。古樹茵草設矩欄護之,猶殷殷無改所施。故余間歲偶來,共此晨夕,亦自得也。

戊寅(1938年)冬初,余以衰老堅請謝事,而斯園建立將屆25周年。同人議編紀念冊以記述經過,推委湯頗公主纂事,即安硯斯室,著手撰輯,間就余詢本園經始以來興革故事。惜昏眊善忘,不能悉舉以告。數月書稿成,撰述頗詳切,且歸功于始事者。讀之,不禁愀然而生感喟。

夫孔子論政,首曰先勞,繼曰無倦,是先勞為前進之方法, 無倦乃后事之精神。余從政數十年,因緣時會創(chuàng)者雖不一端,而跋前疐后,隳棄垂盡,都未嘗一顧,獨于斯園之建置流連不已者, 顧此25年中,曾經許多波折,咸賴群策群力以赴之,方有濟一息之存。斯志不怠,又豈僅取以自勖哉!

近事園中委員會又以斯室為治事所,名園重振,禮從其朔, 意甚盛也。吳君甘侯促余補記壁間,遲遲無以應之。冬夜枯坐, 偶書前事,故興忘之感,旁皇不忍綴筆。爰斷取《詩》意,以銘斯室,后之君子盍誦斯語也。噫!南有喬木,勿翦勿拜。往來行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息?;荽司煟杂澜K譽。

叔祖父朱海北先生曾對別人說過他對這篇文章的評價:

一息齋在中山公園社稷壇正門的東側,對面為“習禮亭”。這里原是明清皇帝祭壇時警衛(wèi)人員的住所。民國三年(1914年), 先父啟鈐公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時,著手改建正陽門城垣和前門箭樓,并拆除了天安門對面兩側的千步廊;同時將稷園開辟為中央公園,開放供人游賞。園內增添設施所需工程用料,都由拆除千步廊的舊料解決。老人家常常親去指揮規(guī)劃,遂在社稷壇正門的三間北屋里設一辦公地點,親題匾額曰“一息齋”,系出自宋朝理學家朱熹的“一息尚存,不容稍懈”的箴言,意思是: 只要呼吸沒有停止,就應毫不倦怠地工作。后來公園董事會辦公室在來今雨軒東面建成,這里即不再辦公。但大家為了紀念啟鈐公當時忍辱負重,在謗言四起的攻擊聲中,任勞任怨地興辦了這項具有卓識遠見、造福后人的公益事業(yè),對一息齋始終保持著原來的陳設和格局。1938年(民國二十七年),啟鈐公以年屆古稀, 便辭去了公園董事長職務。時中山公園建園將屆25周年,同人等正編纂紀念冊記述沿革興廢,乃敦請啟鈐公撰文記事,先父遂寫下了這篇《一息齋記》。

1951年葉恭綽賀壽詩


1961年12月7日,朱桂老九十大壽時合影:后排左起:王世襄、梁思成、張允沖、朱文榘


我于孩提時,常隨先父和家人到此游玩,猶能憶及當日公園營建時,先父事必躬親的劬勞情景;故每經過一息齋舊址,都感念遺訓,激勵良多。尤其看到園中游人在幽美環(huán)境中的怡然自得之情,更感受到當年啟鈐公和他的同道們的建園善舉終獲成果帶來的欣慰。

我覺得:擇一事,終一生。老祖是個能甩開臂膀,成就匠心的人。作為文化捍衛(wèi)者和愛國人士,他的書房亦稱“一息齋”,體現(xiàn)了20世紀早期遺產保護楷模之精神。

關于趙堂子胡同3號故居

老祖在早年曾四處租房,后來準備買一處宅子。原北洋政府財政次長賀德麟在趙堂子胡同2號有一處房產,老祖準備買下來。1929年他就開始洽購備料,聯(lián)絡原內務府營造司散落在各處的工匠。1931年, 老祖和五姑爺爺朱光沐合資4萬元用“均和堂”名義置下趙堂子胡同2號,然后按照《營造法式》重建,共用去5萬元。1932年入住。

1937年4月 趙堂子胡同朱啟鈐故居前廊舊影


趙堂子胡同的朱啟鈐故居中曾有十分精美的石刻,是南北朝時期的文物,雖有些殘破但仍是珍品。可惜讓馬漢三撬走了,我相信它不會被帶到臺灣去,肯定還在大陸,我希望有朝一日找到能捐給國家。

趙堂子胡同屬東城區(qū)建國門地區(qū),胡同西起朝陽門南小街,東止寶蓋胡同,長250余米。清代即稱“趙堂子胡同”。胡同呈東西走向, 東端稍有曲折,且與另外4條胡同相通,形成一個胡同樞紐。往東是“后趙家樓胡同”,往北是“寶蓋胡同”,往南是“寶珠子胡同”, 往西南是“陽照胡同”。五條胡同相交實屬罕見,當地居民美其名曰“五路通祥”。

老祖的故居趙堂子胡同3號位于東城區(qū),門牌原來是趙堂子胡同2號,是一座占地38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西側3號院住王克敏,東側是1號院。這里在胡同稍有曲折處北側,坐北朝南,恰處“五路通祥”之地。

當時買這塊地的時候,有人告訴老祖風水不好,因為在十字路口上,懂風水的人認為這個地方往四方散財,不聚財。祖父一生不信神鬼,很喜歡這里,盡管別人告訴他風水不好,他仍然買下并且造房。

趙堂子胡同朱啟鈐故居垂花門內回廊舊影


此宅院布局獨具特色。它以一條貫穿南北的走廊為中軸線,將整個宅院分成東西兩部分,每部分各是一個自南向北布置的四進院落, 這兩部分共八個院落有機組合為一個頗具氣魄的宅第。宅院的街門為“廣亮大門”,街門西側是6間倒座南房,街門東側有4間南房系廚房,4間南房并不是一條脊,東側3間稍向南移。因此,街門東側的南院墻向東南傾斜。

進入廣亮大門,10米左右,過二道門,正對著一條貫通南北的長廊。這條長廊形成的南北軸線,是整個宅院東西兩部分的分界線, 長廊又分支出一些回廊在東西院內環(huán)繞。

長廊的西側一邊是宅院西院的四進院落,走到頭是正廳,每個院子都設有衛(wèi)生設備。西部一進院落有6間倒座南房和一座兩卷“垂花門”;二進、三進、四進院落各有北房3間、西廂房3間,在北房西側建有兩間耳房。前一個院落由五姑爺爺朱光沐一家及他的母親居住,后三個院及正廳由老祖居住。

宅院東院的一進院落有南房4間、正房3間,在正房西側建有兩間耳房,北房與二進院落的南房為三卷勾連搭歇山頂建筑,用料講究,工藝精細。二進院有北房、南房、東廂房各3間,在北房和南房西側各建有兩間耳房。三進院落有北房5間、東廂房3間。四進院落原是宅第的園林部分, 如今已改建。鍋爐房也在東部。

創(chuàng)立中國營造學社之題詞,《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一卷第一期書影


1929年,曾祖父朱啟鈐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聘請梁思成任法式組組長,劉敦楨為文獻組組長。起初,學社借中山公園辦公。《中山公園二十五周年紀念冊》中記民國二十一年(1932)施工情況道:

天安門內西廡舊朝房十四間……由本園函請故宮博物院,撥借為朱會長桂莘(按,朱為公園董事會會長)設立中國營造學社社址。查該房久經廢置,屋頂檐頭以及墻壁地面破舊不堪,乃重加修整,并鋪設地板,加護窗鐵欄門,右十一間并建垂花門一座, 即由中國營造學社租用。

中山公園是北京第一座公園,平時游人如織。趙堂子胡同3號住宅落成后,曾祖父認為自己身為公園董事會會長,學社繼續(xù)占用中山公園辦公不合適。又因為他許多女兒已經出嫁,趙堂子胡同3號這個房子顯得有點空曠,自己和朱光沐住不了這么多,于是騰出前邊幾個院子作為學社辦公場所,朱光沐一家移到后院。1934年營造學社遷入辦公直至1937年北平淪陷,學社南遷。

(本文摘編自《朱啟鈐與北京》一書。該書由朱延琦口述為基礎,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筑遺產委員會編,浙江攝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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