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盧梭和伏爾泰以降，位于巴黎拉丁區(qū)的先賢祠（Panthéon）便成了法蘭西民族表達敬意的標桿性場所。在不同政治社會情境中，提名何人移靈入祠，以此傳遞何種訊息，也成了值得歷任總統(tǒng)反復斟酌的議題。
2月21日，在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的主持下，來自亞美尼亞的二戰(zhàn)抵抗運動戰(zhàn)士米薩克·馬努尚（Missak Manouchian）及夫人梅麗內（Mélinée）的遺骨正式入祀先賢祠，成為第81和82位長眠者；與此同時，馬努尚生前所在抵抗小組的23名成員，也以“象征性方式”入祀——先賢祠內安置鐫刻各人名字的紀念牌，予以集體紀念。
當地時間2024年2月21日晚，法國二戰(zhàn)時期抵抗德國納粹侵略的戰(zhàn)士米薩克·馬努尚與他的夫人梅麗內一同入葬先賢祠。圖為馬努尚夫婦和抵抗納粹小組成員的照片被投射到先賢祠的正門上。
不要說域外看客，即便對于法國民眾來說，這些人的名字也實屬陌生，和此前被馬克龍邀請入祀的抵抗人士——如前衛(wèi)生部長暨前歐洲議會議長薇伊（Simone Veil）、法美雙籍歌星貝克（Joséphine Baker）相比，馬努尚及其革命同志們的聲望顯然不在同一個量級。然而，這并非后者的錯，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甚至都不是法國人，但在80年前的2月21日，他們的生命戛然而止，以外國人身份，奉獻給法國的民族解放事業(yè)。
事實上，這是自二戰(zhàn)期間抵抗運動領袖讓·穆蘭（Jean Moulin）于1964年入祀先賢祠之后，外國人和共產黨人抵抗運動的代表首次獲得同樣殊榮。法國政府以這種方式，同時向這兩個群體明確表達了敬意。以戴高樂主義傳人面目出現的馬克龍，如今以中間派姿態(tài)向左邁出一步，承認法共在抵抗運動中的功績，展現出某種跨越80年的和解姿態(tài)。
然而，寬容從來是強者的特權。如果今日的法共不是如此式微，已經失去了對當下政治的實質性影響，而馬克龍又需要某種象征性方式對左派示好，這一天恐怕也不會以這種方式到來。
馬努尚是誰？
馬努尚1906年生于阿德亞曼（Madiyaman，今土耳其境內），年僅9歲時遭遇1915年奧斯曼帝國針對亞美尼亞族群的大屠殺。在1915-1917年間的劫難中，作為基督徒的亞美尼亞人蒙受了驅逐、劫掠、屠殺、強奸等種種暴行，死亡人數據估計在60萬到180萬人之間（根據不同統(tǒng)計口徑），成年男女大批遭到屠戮，同時兒童還被當局強迫改變宗教信仰，因此被視為一場“種族滅絕”。
在這場劫難中，馬努尚全家被流放，他的父親在反抗中犧牲，母親隨后也去世，馬努尚和他的兄弟們成了“大屠殺的孤兒”，他自己被一個庫爾德族家庭收留。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亞美尼亞教會發(fā)起運動，尋找在大屠殺中被綁架或被穆斯林家庭收留的本族孤兒。馬努尚因此被尋獲。與此同時，土耳其獨立戰(zhàn)爭導致了新生的土耳其與法國發(fā)生直接沖突。在奇里乞亞戰(zhàn)役之后，法軍和并肩作戰(zhàn)的亞美尼亞志愿軍被迫撤退，馬努尚也因此被帶到黎巴嫩（當時是法國的保護國），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學習了木匠手藝。
1924年，18歲的馬努尚從黎巴嫩來到法國馬賽，次年又來到巴黎，靠各種零工艱難度日。與此同時，他在索邦大學注冊了旁聽生身份，在少年時代就顯露對文學的強烈興趣，有機會得到大量閱讀的充分滋養(yǎng)。在流亡法國的亞美尼亞社群的支持下，他開始和同道創(chuàng)辦雜志，發(fā)表詩作，并將波德萊爾等法國詩人的作品翻譯成亞美尼亞語。
米薩克·馬努尚（Missak Manouchian）
作為流亡法國的外國底層勞工，馬努尚天然地親近左翼思想。并在1930年代投身到法共領導的反法西斯運動。1934年，馬努尚正式加入法共。同一年，他也遇到了黨內同志、后來的人生伴侶梅麗內。二人一道積極參與了法共領導下的“支援亞美尼亞委員會法國分部”（HOG）的各種活動，并于1936年喜結連理。
在1930年代中后期，馬努尚的活動主要圍繞組織在法國的亞美尼亞社群進行，支援同胞返回國內爭取民族解放。二戰(zhàn)爆發(fā)后，由于法共支持《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而在法國被查禁，馬努尚本人也一度被法國當局逮捕。出獄后，他繼續(xù)投身于法共領導的工人運動。1941年初，馬努尚潛回已經被納粹德國占領的巴黎，組織地下抵抗活動。同年6月，他再次被捕，所幸身份沒有暴露，幾周后被釋放。
此后，馬努尚成為巴黎地區(qū)反抗組織“自由射手和游擊隊-外國勞工分支”（FTP-MOI）的軍事行動負責人。這個團體約有五六十名成員，他們在巴黎地區(qū)針對納粹占領軍和法國傀儡當局的統(tǒng)治進行破壞和暗殺活動，在1943年2月到11月間，該組織發(fā)動了100多次行動，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在9月28日成功刺殺了德國駐巴黎負責強制勞役的黨衛(wèi)軍軍官里特（Julius Ritter）。
FTP-MOI的積極活動引起了納粹占領當局的注意。情報部門在長期跟蹤之后（尤其是一名FTP-MOI骨干成員被捕后招供，導致馬努尚等人的身份暴露），于1943年11月發(fā)起了大規(guī)模搜捕行動，徹底摧毀了這個抵抗組織，馬努尚和該組織的領導人約瑟夫·愛普斯坦（Joseph Epstein）碰頭時雙雙被捕。包括馬努尚在內，此次抓捕行動中共有24人不幸被捕。
占領軍當局不僅對這個“馬努尚小組”成員進行嚴刑拷打，而且試圖把他們用作政治宣傳的工具：一方面組織了一場裝模做樣的審判，并由當局控制的媒體大肆報道；另一方面從中挑出十人（其中七人是猶太人），用其頭像制作了一張“紅色海報”（Affiche Rouge），張貼了一萬五千份，同時輔之以其他媒體的配合，極盡污蔑丑化，旨在渲染“猶太犯罪分子”的危害。這份血紅色海報的主題是“（所謂）解放者？（不過是）犯罪大軍的解放！”其中馬努尚的頭像處于下方最正中位置，一個碩大的箭頭標注著：“亞美尼亞人，匪幫頭目，56起襲擊，150人死亡，600人受傷”。
在把“馬努尚小組”作為宣傳工具加以利用之后，占領軍當局于1944年2月21日，在巴黎郊外的瓦勒雷山堡壘（Forteresse du Mont-Valérien）將其中22人予以集體槍決。在行刑之前，士兵曾試圖給這22名抵抗戰(zhàn)士戴上蒙眼布，但他們堅決拒絕，以視死如歸的氣概，直面行刑隊的槍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時年馬努尚37歲，他的同志當中最大的44歲，最小的僅有18歲。
從“匪幫頭目”到抵抗領袖
實事求是地說，馬努尚成為這場抵抗運動的標志性人物、并最終入祀先賢祠，其中不乏歷史的偶然因素。這樣說并不是抹殺他作為抵抗運動重要領導人的地位，也無意執(zhí)著于某種“翻案癖”，而僅試圖在一個已經被遮蔽許久的歷史事件中，發(fā)掘出更多的歷史面向。
在很大程度上，馬努尚在抵抗運動戰(zhàn)后敘事中的地位，要拜上述“紅色海報”所賜，因為海報以10人代表24人，并在顯著位置上將馬努尚稱之為“匪幫頭目”，而在戰(zhàn)后，這份海報反過來成為抵抗運動成員可歌可泣犧牲的標志性見證，而“匪幫頭目”定性自然也有了180°的轉變，成為“英雄領袖”。同樣，在經過眾多詩歌、小說、音樂、漫畫的歌頌——尤其是著名詩人阿拉貢（Louis Aragon）、歌手費雷（Léo Ferré）和布律埃爾（Patrick Bruel）等人的演繹，馬努尚作為抵抗運動領袖的形象愈發(fā)深入人心。
然而，從抵抗組織運作時的內部結構來說，馬努尚當時并不是FTP-MOI的最高領導人，這個角色屬于約瑟夫·愛普斯坦，但后者既沒有出現在“紅色海報”上（據說是因為他金發(fā)碧眼，不符合納粹丑化“低劣猶太人”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需要），也沒有和馬努尚及其他同志一道就義（死于稍晚的同年4月11日）。結果，真正的一把手不為公眾所知，其下屬卻成了這個英雄團體的代言人。
此外，在他們被捕后和戰(zhàn)后歷史學中出現的所謂“馬努尚團體”的稱呼，在抵抗運動真正進行的過程中，實際上并不存在，因為如上所述，馬努尚負責這個團體的戰(zhàn)斗行動，但并不是真正的一把手。即便在納粹最初的宣傳中，這個抵抗組織也同時被冠以三名主要成員的姓名，被稱為“馬努尚-博佐夫-雷曼團體”（這三人都出現在“紅色海報”上），在戰(zhàn)后敘事中逐漸被簡化為“馬努尚-博佐夫團體”，最后索性變成了“馬努尚團體”，這也在無形中進一步強化了馬努尚的個人領導作用。
然而，馬努尚成為抵抗運動的一面旗幟，除了有陰差陽錯的置換，同時也有更為廣泛的其他因素：其中頗為重要的，就是他的詩人身份——身為底層外國勞工、頭腦中卻煥發(fā)著文學熱情，曾主編刊物并發(fā)表多首詩作。這種“一手持槍、一手執(zhí)筆”的英雄形象，完美地契合了既追求外在解放、也追求內在解放的啟蒙精神。尤其對于法國這樣一個歌頌軍功、但更加崇尚文教的民族來說，富有革命浪漫主義氣息的詩人馬努尚，作為抵抗運動的化身，顯然具有更加強烈的感染力。
此外，馬努尚的亞美尼亞身份，也成為法國語境中的一個能夠撥動歷史心弦的獨特因素。如前所述，在奧斯曼帝國治下，信仰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曾求助于法英俄等列強來尋求自治，并因此遭受到1915-1917年間的殘酷迫害。而法國軍隊曾和亞美尼亞游擊隊并肩作戰(zhàn)，因此有大批亞美尼亞僑民來到法國，將法國作為自己的第二祖國，并由此衍生出緊密團結、人才輩出的旅法亞美尼亞社群，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2018年去世的法國國寶級歌手、演員阿茲納武爾（Charles Aznavour）——值得一提的是，當年馬努尚被捕后，阿茲納武爾的父母還曾協(xié)助其妻子梅里內脫險。而在法國，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認知中，亞美尼亞大屠殺都是和納粹大屠殺一樣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法國為此還曾多次同土耳其交惡——后者作為奧斯曼帝國繼承人，同樣否認這段種族滅絕歷史。同樣作為有功于法國的外國人，要享有入祀先賢祠的殊榮，亞美尼亞身份客觀上要比其他族裔更容易贏得社會公眾的同情和認可。
成為法國人是“心靈和意志的選擇”
自法國革命以來，幾乎在每一次歷史變局關頭，“外國人”都扮演了難以忽視的角色。以1789年革命為例，作為“導師”的盧梭一直以“日內瓦公民”為驕傲；革命爆發(fā)之際的財政總監(jiān)內克爾（Necker）是日內瓦銀行家；無套褲漢領袖之一馬拉（Jean-Paul Marat）生于瑞士西部的布德里（Boudry）；來自德國的克洛茨（Anacharsis Cloots）更是徹底拋開傳統(tǒng)的國界分別，以“人類代言人”自居；來自意大利的邦納羅蒂（Filippo Buonarroti）則將“為平等而密謀”的巴貝夫主義記錄下來，影響了后世的空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1848年革命之后，導致革命政府鎮(zhèn)壓民眾、使得局勢急轉直下的導火索，并不是本國內部議題，而是巴黎街頭聲援波蘭的示威游行。在第二帝國時期，來自意大利的革命者奧爾西尼（Felice Orsini）因為行刺拿破侖三世而導致了外交政策改弦更張，并間接影響到法國的國運。
無套褲漢領袖之一馬拉（Jean-Paul Marat）
同樣，在1930年代席卷歐洲大陸的法西斯和納粹狂潮中，不同國家革命者的命運彼此更加緊密地聯結在一起。法共等左翼力量曾大力支援西班牙內戰(zhàn)中的共和政府，戰(zhàn)后“國際縱隊”的許多外國戰(zhàn)士也撤入法國境內。而當法國遭受納粹德國入侵后，在包括約瑟夫·愛普斯坦在內的“馬努尚團體”中，有9名波蘭人、5名意大利人、3名匈牙利人、2名亞美尼亞人、1名西班牙人、1名羅馬尼亞人和3名法國人。
圍繞馬努尚入祀先賢祠，不難看出兩條相反相成的線索：一方面，馬努尚被迫背井離鄉(xiāng)之后，既沒有奧斯曼-土耳其國籍，也沒有亞美尼亞國籍，他生前曾兩次向法國當局申請加入法籍，但都被拒絕，最終以無國籍人身份參與到保衛(wèi)法國的斗爭當中，并為之獻身；另一方面，正如先賢祠門楣上所鐫刻的銘言——“致偉人們，感恩的祖國”（Aux grands hommes,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就其嚴格意義來說，迄今為止，幾乎所有入祀先賢祠的偉人們，都擁有法國國籍（除盧梭外，為數不多的的例外是拿破侖大肆封蔭時，賜予幾位意大利主教、荷蘭將領和瑞士銀行家以這種殊榮）?！皞ト恕惫倘欢嘤?，“祖國”卻僅此一家。
然而，何謂“祖國”？正如馬努尚被捕后面對法籍檢警人員時所反駁的：“你們只不過繼承了法國國籍，而我們的所作所為配得上它”。對他而言，國籍、公民、祖國并不具有嚴格的實證法意義，而是近乎一種自然法意義：它是意志和行動的產物，而不是官僚文牘的產物。80年后，法國政府的致敬聲明也呼應了這一表態(tài)：成為法國人不是“因為出身、因為宗教信仰、因為姓氏”，而是一個“心靈和意志的選擇”。
事實上，在法國的政治文化中，有綿長悠久的國際主義和普世主義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在基督教中孕育，經過啟蒙思想改造，并因革命而得以強化。在法國革命初期，議會曾在熱情驅動下，以決議方式授予那些對法國或對人類有杰出貢獻的外國人以法國國籍。此后，這種普世主義的天真幼稚成份逐漸消退，權力政治和官僚主義也從來都有一席之地，但其內核卻一直保留下來。因此，法國語境中并不大認可“內政不容干涉”理念，因為尤其當內政涉及到人之權利時，是人類整體的尊嚴均受到侵犯，不能躲在主權外殼之下免于批判。這種“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性理念，是促使跨越國界藩籬的根本動力。
從1930-1940年代的法西斯和納粹甚囂塵上，到二戰(zhàn)之后左翼力量的勃興，再到今天在移民危機沖擊下、不同形態(tài)的極右思潮重新盛行，歐洲、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仿佛走過了一個巨大的環(huán)形，回到了似曾相識的原點，構成了時代主題的變奏。許多國家重新拾起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理防護盾牌，而對外國人的提防和敵視，強調“本族優(yōu)先”，正是從古至今、不分西東，所有極右翼意識形態(tài)的基本特征之一（無論它口頭上尊崇哪種主義），也是可以用作衡量政治光譜偏移程度的重要指標。
在移民危機背景下，法國通過讓馬努尚入祀先賢祠，給予外國人以承認和尊榮，正是一種反抗性的糾偏姿態(tài)。幾乎所有法國主流政黨均對此表示支持，但極右翼的國民聯盟（RN）對此不置可否，拒絕表態(tài)，立場更加極端的極右小黨“光復黨”（Reconquête!）的黨魁澤穆爾（éric Zemmour）則抱怨，給這些外國人如此之高的榮譽，好像抵抗運動中沒有法國人參與一樣。
平復激情，承認不同派別戰(zhàn)士的同樣價值
除了外國人身份之外，此次馬努尚入祀先賢祠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首次有法共領導的抵抗戰(zhàn)士得到官方如此高規(guī)格的承認。
對于近年來面對形格勢禁、不由自主地向右漂移的馬克龍主義來說，以馬努尚入祀先賢祠為象征性舉措，算是向左邁出了一小步，構成了努力“左右逢源”、回歸中間派立場的校準舉動。甚至可以說，這一步邁得比前任社會黨總統(tǒng)奧朗德還要更遠，后者在任時曾決定讓四名抵抗運動人士進入先賢祠：民族學家蒂利昂（Germaine Tillion）、 戴高樂將軍的侄女安東尼奧茲（Geneviève de Gaulle-Anthonioz）、記者布羅索萊特（Pierre Brossolette）、前教育部長讓·扎伊（Jean Zay）——其中沒有一人是法共成員。
正是在這一點上，法國戰(zhàn)后政治生活中兩大傳統(tǒng)——戴高樂主義和法共代表的激進左翼——的恩怨與分歧，在80年之后仍然清晰可見。
二戰(zhàn)初期法國遭受失敗之后，戴高樂流亡倫敦，并在貝當政府停火投降翌日，于1940年6月18日通過廣播演說，發(fā)出著名的“6.18號召”，宣稱戰(zhàn)爭尚未結束，呼吁法國人繼續(xù)奮起反抗。這一號召也被視為法國抵抗運動的發(fā)端。此后，法國本土逐漸出現眾多自發(fā)且分散的抵抗組織，其中法共領導的“自由射手和游擊隊”是組織最嚴密、戰(zhàn)斗力最強、犧牲也最大的一支。但總體來說，抵抗組織不同派別各持立場（戴高樂派、天主教、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很大程度上各自為戰(zhàn)，缺乏彼此協(xié)調，因此戴高樂派遣特使讓·穆蘭回到法國，將本土的抵抗運動統(tǒng)一起來。在讓·穆蘭的協(xié)調努力下，抵抗運動的各團體、工會、政黨派出代表，于1943年5月27日召開了“全國抵抗委員會”（CNR）的第一次會議。戴高樂派和法共這對政治光譜上相去甚遠的力量，第一次聚集在同一面旗幟下，為民族解放而共同戰(zhàn)斗。法國的抵抗運動從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讓·穆蘭（Jean Moulin）
然而，“全國抵抗委員會”剛剛成立，讓·穆蘭就落入納粹黨衛(wèi)隊之手，并在備受酷刑折磨后犧牲。這種居功至偉、壯志未酬的英雄形象牢牢地奠定了他在抵抗運動中的地位。1964年12月，讓·穆蘭的骨灰被送入先賢祠，他也成為首位入祀先賢祠的抵抗運動戰(zhàn)士。
在二戰(zhàn)勝利之后，戴高樂派和法共的合作關系很快破裂，二者沿著不同政治理念斷層線分道揚鑣。由于在二戰(zhàn)抵抗運動中的巨大貢獻和威望，法共一躍成為戰(zhàn)后政治生活的舉足輕重力量。在1945年成立的制憲議會中，法共占據159席，成為第一大黨，脫胎于天主教抵抗勢力的人民共和運動（MRP）位居次席，工人國際法國支部（SFIO，即社會黨的前身）排名第三。盡管戴高樂出任總理，但議會中缺乏依靠力量（只得到MRP有限的支持）。面對左翼力量的掣肘，議會和政府之間齟齬不斷，導致戴高樂很快掛冠而去。
擺脫了戴高樂這個障礙后，法共也沒能笑到最后，它在制憲進程中同樣遭受失敗，其主導的激進左翼色彩明顯的第一版憲法草案被全民公投否決，由此導致了制憲議會重新選舉，而法共也從巔峰跌落下來，失去了第一大黨的位置。最終，1946年憲法在此前激進左傾的草案基礎上大幅回調，建立了第四共和。
第四共和建立后，法共在聯合執(zhí)政中遭遇挫敗，被逐出政府，同時由于政治生活趨于碎片化，政府無力解決阿爾及利亞等諸多重大問題，戴高樂再次成為帶領國家走出困境的不二選擇。后者為出山掌權開出的條件，是拋棄左派主導的1946年憲法，按照他的藍圖重鑄憲政體制，強化總統(tǒng)權威。而此時的法共錨定左派的議會斗爭立場，站在了戴高樂主義的對立面上。因此毫不意外，在隨后建立的第五共和中，法共徹底淪為在野黨，成為戴高樂主義的最強硬批評者。從某種意義上說，二者之間的對立關系，可以被近似地看作法國王權傳統(tǒng)和雅各賓主義傳統(tǒng)的當代變體。
這種對立態(tài)勢反映在歷史記憶中，便是法共雖然在二戰(zhàn)抵抗運動中出力甚巨、也付出了巨大犧牲，但在戰(zhàn)后尤其第五共和的戴高樂體制中，由于政治上的敵對，它在抵抗運動中的角色很大程度上被漠視和擱置。在讓·穆蘭入祀先賢祠之后，雖然始終有聲音要求以同樣方式承認法共在抵抗運動中的貢獻，但從未真正實現。
隨著第五共和的鞏固和演進，法共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日益降級。以總統(tǒng)大選得票率作為參照系來看，法共高開低走，從1969年的21%下滑到1981年的15%、1988年的6.76%、1995年的8.64%，進入21世紀之后，法共要么放棄獨立參選，要么僅獲得2-3%的選票?？梢哉f，如今的法共和戰(zhàn)后聲威相比，早已天差地遠，變成一個邊緣化的式微小黨。相反，戴高樂主義卻日益浸潤到法國當代政治傳統(tǒng)中，從中左派的社會黨（奧朗德2016年曾到戴高樂家鄉(xiāng)謁陵），到以戴高樂派正宗傳人自居的中右派共和黨、再到極為強調“主權”“獨立”“愛國”的極右派，幾乎所有政治力量都在爭搶戴高樂的遺產，為自己增加正當性因素；或許唯一的例外，就是法共和它的激進左翼同道，至今仍然拒絕加入這個“戴高樂大家族”。
然而吊詭的是，正是在這種一端極度式微、一端蔚然大觀的格局之下，法共領導的二戰(zhàn)抵抗運動，反而得到了更加公允的體認。2023年6月18日（戴高樂發(fā)出抗戰(zhàn)號召的紀念日），馬克龍宣布馬努尚的遺骸將入祀先賢祠，而入祀當日，正是馬努尚及其法共同志遇難紀念日。顯而易見，馬克龍試圖用這種象征性的姿態(tài)，彌合兩大傳統(tǒng)之間的分歧，也消弭來自左翼陣營的某些怨氣。
無論如何，80年的恩怨情仇隨風而逝，正如約瑟夫·愛普斯坦之子喬治·杜弗-愛普斯坦（Georges Duffau-Epstein）所說：“現在也許應該平復激情、開始承認所有抵抗戰(zhàn)士具有同樣的價值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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