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曉星（章靜繪）
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在香港報章連載以來，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風行于華人世界，影響至今不衰，諸多人物和情節(jié)已然形成全體華人的集體記憶，其間引發(fā)的種種爭議、討論，也成為華語文學、文化史的重要事件。2024年3月10日，是金庸先生的百年誕辰。蘇州城市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嚴曉星先生長期從事金庸研究，著有《金庸年譜簡編》《金庸識小錄》，從金庸生平的梳理到金庸作品典故的考證，他都做出了獨到貢獻。在《上海書評》的專訪中，嚴曉星從不同角度為我們回顧了金庸的生平與他的武俠世界。
1958年7月26日，金庸（左二站立者）、胡鵬交流電影《射雕英雄傳》的拍攝意見
先從金庸誕辰3月10日聊起。這個日子最早應該是您在《金庸識小錄》中提出來的，之后逐漸發(fā)展為一種共識。與此同時，也不斷有研究者提出質疑。金庸誕辰為什么成了具有爭議的問題？
嚴曉星：今年是金庸的百年誕辰之年，許多媒體與廣大讀者，還有金庸的家鄉(xiāng)嘉興、成就他畢生事業(yè)的香港以及一些機構，都在舉行一系列紀念活動。紀錄片、學術研討會、翻拍電視劇，都可見讀者對他的感情。作為一個資深的金庸讀者，看到這一切是很欣喜的。關于金庸本人的生日，你用了“共識”一詞，非常有意思。一個人出生在哪一天，就是哪一天，他自己都決定不了，原本不應該有社會意義上的“共識”。但現在看來，好像還真的只能以“共識”來表達它了。
《金庸識小錄》最早是2012年8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的，這本書附了一個三萬字的《金庸年譜簡編》（占全書的五分之二），金庸出生于3月10日，就是這里面最早提出來的。在此之前，我搜集到的所有的金庸生平資料，他的生日要么寫作2月6日，要么寫作二月初六，關于他的出生年，也有1923、1924、1925三種說法。到底哪一種準確呢？2000年11月，我在北京大學參加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金庸也參加了。茶歇間隙，我就問他是哪一年出生的，他答是1924年，又問生日二月六日到底是公歷還是農歷，他答：“農歷，農歷?！?924年二月初六，換算成公歷就是3月10日。這個日期是這么來的。按理說，當面采訪，應該沒有問題。
2012年已經是互聯網非常發(fā)達的時代了，金庸的生日是3月10日形成“共識”，我想首先就是互聯網的功勞。這么多年來，我看到一些公眾人物給金庸祝壽，往往就是這一天。這次《明報月刊》的“金庸百年誕辰紀念專輯”也安排在3月號推出，顯然也是認可這個生日。之前，關于金庸的出生年當然有各種說法，待會兒我還會提到，但權威性無論如何都不能和金庸本人的親自認證相比。
到了三年前，我準備把《金庸識小錄》增訂出版，原來附在后面的《金庸年譜簡編》另作增補，篇幅增加了幾倍，作為單行本出版，這時候就發(fā)現了一個新的問題。嘉興友人范笑我介紹了一位查玉強先生給我認識，查玉強先生與金庸同一家族，長期搜集整理家族史料，很熱心。他告訴我，家族在新修《海寧查氏族譜》時，聯系了金庸本人。為了給金庸減少一些麻煩，他們擬好了金庸的小傳，打印出來，給金庸自己修改。他給我看了金庸親筆改動的小傳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庸先把出生年“民國十二年（1923）”改成了“民國十三年（1924）”，又把生日“二月初六日（西歷3月22日）”劃掉了幾處，僅保留“二月六日”。也就是說，他認可的是公歷生日是1924年2月6日。
金庸親筆改動的小傳片段
這么一來，我當然很糾結。金庸具體出生在哪一天，對讀者來說，當然差別不會太大，但寫年譜必須尊重史實。年譜一上來就是譜主某年某月某日生，總不能“提筆就錯”吧？我想來想去，最終采納了這個金庸親筆改定的說法，寫到了單行本《金庸年譜簡編》之中。理由主要是兩個：第一，相對而言，形諸文字的，總比口頭說的要正式一些，特地寫錯的概率，要小于口頭說錯的概率；第二，在金庸這樣的江南巨族里，修家譜是一件極其鄭重的事，金庸這個改動，是要寫進家譜，面對列祖列宗的?！督鹩鼓曜V簡編》出版于2021年9月，至今兩年半，可能知道這個信息更新的讀者并不多，而3月10日已經成為網上最為流行的說法，用你的話，已經形成“共識”了。
應該說，金庸的出生年月出現爭議，當然有二十世紀普遍出現的周歲虛歲與公農歷混用導致錯誤的因素，但可能多少也有一些原因是金庸本人造成的。原本，在清代科考與官員任用過程中，就常有改動年齡以適應需要的做法。民國時代甚至到當代的身份證制度嚴格執(zhí)行之前，為了求學或就業(yè)，將自己的年齡改動一點，是很常見的，與金庸齊名的梁羽生也存在多種生年說法?，F在還保留著一些金庸二十多歲時親筆填寫的工作表格，有的寫1923年生，這成為一些至今仍然保留意見的研究者的依據。導演張紀中有一次接受采訪時提到，金庸曾親口告訴他，他是豬年出生的，也就是1923年。金庸在不同場合對自己年齡的不同說法，也是爭議的來源之一。我也算親身經歷了其中的一次，現在又推翻了它。
金庸填寫的東南日報社職工登記表（浙江省檔案館藏）
剛才說有些研究者堅持認為金庸是1923年生，也能舉出一些證據?？陀^地說，我覺得他們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他們面對金庸晚年一再“認證”的1924年，也都很無奈。在這個問題上，到底是普通的“烏龍”事件，還是金庸有什么難言的隱衷，目前還真說不清楚了。今天（3月9日），一位精通命理之術的友人聯系我，說他把1923年2月6日、3月22日和1924年2月6日、3月10日這四個“嫌疑對象”都推算了一遍，發(fā)現1923年3月22日與金庸本人的經歷最接近，比如顯示此人從事文化行業(yè)，才思敏捷，南方大利，以及逢八轉運（金庸1948年南下香港，2018年去世）。他推測，是不是金庸在遭逢重大的人生變故之后，受到懂命理的人提示，通過改變出生年月，以期達到某種改變命運的效果？這當然不妨姑妄聽之。我很難想象青少年時代的金庸會相信命理，但香港社會相信命理的風氣很濃，中晚年的金庸經歷了種種人生磨礪，這時候他會不會有“姑妄信之”的想法？恐怕也可能會有。
關于如何評價金庸作品，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直爭議至今。北大中文系嚴家炎教授稱金庸小說是“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評價金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介乎大仲馬與雨果之間，并出版研究專著《金庸小說論稿》，拉開了金庸“經典化”的序幕。而作家王朔對金庸的酷評，則代表著“反方辯手”的最強音。隨著時代推移，這種爭議在當下有了新的變種。例如，有人贊揚金庸小說為融合中西文化的最高成就，足以流芳后世，有人則貶損金庸小說是當代網絡爽文的鼻祖，無非是滿足男性讀者的幻想，只會迅速湮沒。您怎么看待這種爭議？站在金庸誕辰百年的時間節(jié)點上，回看金庸的創(chuàng)作歷程，我們應該怎樣評價他的作品？
嚴曉星：關于金庸小說的爭議一直存在，首先是因為它的身份“先天不足”，即武俠小說作為一種類型文學，長期難登大雅之堂。而二十世紀又是一個價值觀念與文學思想難以達成共識（我們又談到了共識）的歷史階段，無論是從雅俗、傳統與現代等角度去觀察金庸小說，它又往往難以被準確地定義下來。嚴家炎先生的褒和王朔的貶，都發(fā)生在二十世紀最后的幾年里。這時候，金庸小說在中文世界已經流傳了四十多年，在中國大陸流傳了二十多年，在大眾心目中，也許金庸小說只是消遣，只是娛樂，但那時候的中國知識界，已經到了不得不面對金庸小說的巨大影響力，對它做出定位的時刻。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不一樣的觀點，甚至表現得比較激烈，是正常的現象。
其實，無論是流芳百世，還是迅速湮沒，都跡近預言。預言準不準，除了作品好不好，還要靠運氣，而運氣是沒法說的。倒是你提到爭議的“變種”里，說“金庸小說是當代網絡爽文的鼻祖，無非是滿足男性讀者的幻想”，我覺得很有意思。網絡上的確存在著大量金庸小說的模仿與衍生之作，有的寫得還不錯，倒也不完全是粗制濫造的。同樣受到網文青睞，并大量借鑒、分析和改寫的，還有《西游記》。同樣，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作品里大部分水平不高，就怪罪到《西游記》身上去。
至于“爽文”，似乎不能歸結給金庸，或者說，是金庸替整個武俠小說背了鍋？金庸小說一點都不“爽”啊。你看《書劍恩仇錄》《碧血劍》，豪俠之士哪個不是無力回天、束手退隱的？《連城訣》寫盡了人性的黑洞，只不過結尾撫慰了一下人心?！短忑埌瞬俊肥挿逅篮笈匀说淖h論，《神雕俠侶》里王重陽、林朝英的再傳弟子們對上一代恩怨的解讀，《笑傲江湖》中從一個小集團中獨立出來的自由個體令狐沖，想繼續(xù)保持獨立自由的狀態(tài)卻無處容身，其間的孤獨與荒謬，只有深諳歷史與人生的人才寫得出來。到最后《鹿鼎記》中韋小寶風生水起，顧炎武等人寄希望于小流氓振臂一呼，更是觸及了古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運轉密碼。陳世驤先生曾指出：“武俠小說并不純粹是娛樂性的無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寫世間的悲歡，能表達較深的人生境界。”我完全認同他的看法。也許每個人看金庸，得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進入新世紀以后，金庸小說隨著網絡等現代媒體的傳播，比以前更貼近大眾了。這里說“大眾”，而不是“讀者”，是因為相當一部分人是從影視劇和其他人的轉述中去了解金庸的。換句話說，要說金庸的成就，這正是一個絕好的觀察角度。我們不乏偉大的作家，能創(chuàng)造出代表各自水準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但這些作家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少則一兩個，多則三五個，從來沒有誰像金庸一樣，他筆下的人物，男女老少，僧俗官吏，我們只要一去想，腦子里就能一下子冒出好多面目各異的形象，個個活靈活現的，好像就在眼前，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我們熟悉他們，知道他們的喜怒哀樂，好像他們是我們的朋友、鄰居、同事，我們可以用他們的名字做代號，做形容詞，而大家都一看便知，無需多言。這是多有意思的現象！這好像是已經成為經典的古典小說才具備的特色。金庸為我們的日常生活與人文生活，貢獻了這么多藝術形象，我覺得是他對現代文學最大的貢獻。
看一個作家的水準，成功的作品不必說，不成功的作品似乎更值得深究，因為一些不成功的作品里，往往有掩飾不住的天才。即使在相對弱一點的金庸作品里，也常常會有非常精彩的、詩性的片段。好比一個人很完美而又有魅力，就比較容易讓人理解，但一個人有很多不足，卻仍然有魅力，其實他的魅力更大，足以抵消那些不足。金庸的作品自然難免種種不足，在相對較弱的作品里就更明顯，但他的魅力卻是一以貫之的。所以，我們通常把他的小說作為一個整體來看。
整體上來說，我認為金庸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小說，要放到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的整體進程中去看。我不大擅長做預言，但文學的本質是刻畫人性。文學不是科學，幾千年過去了，自然科學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觀念都不同了，但人性是不變的，七情六欲、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古人和今人都還是一樣的。所以，我認為一個作家只要寫好了人性這種永恒的東西，他的作品就有生命力。金庸曾說：“我希望我死后一百年、二百年后，仍然有人看我的小說。我就很滿意。”我也希望金庸小說這樣美好的作品，能夠多陪伴我們一百年、兩百年。
金庸小說和電影、戲劇的關系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金庸曾經在電影公司做過編劇，并從青年時代開始就撰寫各種電影評論、戲劇評論。金庸的編劇生涯以及對電影、戲劇的研究，對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起到了怎樣的影響？
嚴曉星：金庸密切接觸電影，可能是在抗戰(zhàn)后回到杭州、上海那段時間，接觸戲劇當然會早很多。傳統戲劇不談，在他接受基礎教育的時候，戲劇早就運用到了教學之中。恰好留下了一個金庸中學時期的話劇活動記錄，那是1941年10月10日，在全校舉行的文藝會演中，金庸自己編導并主演英語話劇《月亮升起》（Rising of the Moon）。后來，我們都知道金庸曾經因為工作需要，用“姚馥蘭”“姚嘉衣”等名字在報上寫電影專欄。寫了多少，過去沒有統計過，在寫《金庸年譜簡編》時，承蒙好幾位友人幫助，整理出了盡可能詳細的目錄，數量是很驚人的，足夠出幾本影評集。金庸曾經說過，做記者，不懂就得現學，讀了很多電影理論書籍，而且長期看完電影立刻就寫影評。有人看了《金庸年譜簡編》，抱怨說怎么全是文章發(fā)表記錄，沒有活動記錄？其實那個階段他就是看了寫，寫了看。香港的長城電影公司與《大公報》等，都是左翼陣營的，金庸也很快地融入了電影業(yè)中去，成了跨界的半個電影人，后來更調過去，專業(yè)做編劇、做導演。這對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影響是很大的。
金庸自己曾經說過，《射雕英雄傳》中郭靖、黃蓉躲在牛家村的密室里療傷一節(jié)發(fā)生的故事，是話劇的手法。類似的情況，還有《雪山飛狐》，整本小說就像一部話劇，后來也的確有人將它改編為話劇演出了。我相信，如果要將金庸小說的大部分作品或片段改編成話劇，《雪山飛狐》一定是難度最小的。有人注意到，金庸小說，篇幅越長，往往水準越高，其實他還有個特點，就是場面越大，人數越多，紛爭越復雜，他調度起來就越得心應手。我相信這個能力，來源于話劇。
如果要說金庸從電影里學到什么，我覺得第一位首先是要好看。好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是很難的。金庸小說的節(jié)奏掌握得很好，角色分配得當，各自功能不同，誰負責推進情節(jié)，誰負責插科打諢，都有講究。他描寫打斗場面，絕不長篇大論，絕不枯燥，一定會把人物的個性寫進去；他敢于寫一個人敘述某件事，一講就講好多頁，甚至十多頁二十頁，但他絕不會一講到底，中間往往穿插著各種細節(jié)與氛圍的烘托，切換了很多鏡頭與場景。他還會常常用電影來講解自己的小說。有人會覺得《雪山飛狐》像電影《羅生門》，他則會提醒說，《碧血劍》里的金蛇郎君，從未正式登場，而處處感覺他的存在，像不像電影《蝴蝶夢》？“新派武俠小說”之所以新，首先是寫作思想上新，體現的價值觀念新，當然也要寫作技巧新。雖然后來的絕大多數武俠小說都被統稱為“新派”，實際上很多是新得有限的。以話劇、電影的手法入小說，可能在其他文學作品中已經常見，但在武俠小說里的確令人覺得新穎。
香港電影研究者蒲鋒指出：金庸編劇的影片，有些還與他后來創(chuàng)作的小說存在淵源，例如講信陵君竊符救趙故事的《絕代佳人》中，信陵君與如姬兩情相悅，但好色的魏王垂涎如姬美色，召她入宮為妃。信陵君為了魏趙兩國安危，把心愛之人送到王兄手中。如姬純潔剛烈，最后以死殉愛?！稌鴦Χ鞒痄洝分嘘惣衣?、香香公主與乾隆的關系明顯脫胎于《絕代佳人》?？梢哉f，金庸在編劇時期的創(chuàng)作直接影響了后來的小說創(chuàng)作。
金庸以“林歡”為筆名編劇的第一部電影《絕代佳人》海報
金庸自幼就喜愛西方文學，也有研究者指出，他小說中的人物、情節(jié)頗有一些借鑒西方文學之處，對此您作何評價？
嚴曉星：與影視、戲劇相同，西方文學乃至西方文化在金庸小說中也都有投射。在金庸成長的年代，西方文學已經對中國文化與教育界產生了普遍的影響。金庸與池田大作的對話中，就曾特地談到外國文學對他的影響。大仲馬是金庸極其熟悉而且經常被拿來比較的例子。另一位武俠小說家古龍曾提到《書劍恩仇錄》里周仲英殺子情節(jié)是借用了梅里美的小說，還有人提出《連城訣》里殺人后將尸體砌入墻里是愛倫·坡小說里出現過的。劉國重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對這些做了更完整和細致的整理、分析。新派武俠借鑒外國文學，不是金庸一人獨有，古龍借鑒過蘇聯作家艾特瑪托夫的《一日長于百年》、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春琴抄》，梁羽生借鑒過愛爾蘭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是否成功，我覺得首先要看嫁接、改造得是否符合中國的人文環(huán)境與人物心理，不能突兀、別扭，以及借鑒的部分在作品中的比重。像梁羽生《七劍下天山》套用《牛虻》的整體性結構，不免在價值上打了許多折扣。
再比如，金庸曾經一再表達過湯因比《歷史研究》對他的影響。湯因比最重要的一個理論就是“挑戰(zhàn)與應戰(zhàn)”，即世界的各種文明都是經過了不斷挑戰(zhàn)，適應了一次又一次挑戰(zhàn)而勝利的，才生存了下來，沒有適應的就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我們不難將這一觀點與金庸筆下的很多主人公的成長經歷對應起來。當然，中國有自己的思想資源，比如孟子說“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但我相信，以金庸對《歷史研究》的服膺程度（熟讀并動筆翻譯），他更多的體驗來自湯因比。別忘了，從初中開始，金庸自己也是在磨難與挑戰(zhàn)中成長起來的。1946年抗戰(zhàn)的陰影剛剛散去，中華文明能否復興？經歷過戰(zhàn)亂，九死一生的金庸，感到非常迷惘，正是湯因比的“挑戰(zhàn)與應戰(zhàn)”理論解答了他心中的困惑，令他進入了一個從來沒有聽見過、見到過的瑰麗世界。
金庸小說也不斷被翻拍成各種影視劇，每個版本都會對金庸小說的劇情做出改動。您怎么評價這些影視劇中的改動？回看這些影視劇，您覺得哪個版本最好？
嚴曉星：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了剛剛“熱播”的一個電視劇。有朋友問我：“這里面有多少高羅佩？”我答：“百分之二吧?！蔽沂潜容^傾向于“原著黨”的。不過，我也充分理解小說與影視劇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藝術門類，表現手法不一樣，各有長短，適當的改動是必須的?？墒?，有一些改動，在我看來并不成功。據說好萊塢有一個編劇理論，就是一部劇的主人公，必須在多少分鐘之前就出場，否則觀眾就會失去耐心。這個理論當然有道理，但也不能生搬硬套?。”热纭缎Π两?，主人公令狐沖出場是很晚的，一開始甚至會讓讀者誤以為林平之是主角，后來大家聚在一起，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令狐沖，甚至為此產生沖突。令狐沖人還沒有出場，氣氛卻拉得滿滿，這是一部大作品的開頭。就像《冰與火之歌》第一季結尾，我們都以為是主角的史塔克，忽然就被斬首了，這部劇的主人公到底是誰？恐怕等看完第二季，觀眾也還是猜不出來的。但在張紀中版本的《笑傲江湖》里，令狐沖馬上就出場了，這有什么意思呢？
根據金庸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太多太多了，不知道有朋友做過統計沒有？我在寫《金庸年譜簡編》時，只挑選了一些比較重要、比較特殊的記下來。如果專門記錄，大概也足夠成為一本書的。每個影視版本都會對金庸原著做出改動，但往往“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面對整體性很強的小說，影視改編如何取舍，如何以影視語言闡釋原著神韻，讓人物、情節(jié)和神韻相得益彰，首先是橫亙在編劇們面前的難題。
說到金庸影視劇，香港無線電視臺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傳》是不得不提的一部。當時香港正在進入回歸過渡期，《射雕英雄傳》飽含的國族想象及身份認同，與時代思潮不謀而合。對很多人來說，幾乎是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的大門。我對這個版本的《射雕英雄傳》也很有感情，印象也最為深刻。什么叫萬人空巷，我十歲的時候真是見識到了。只要《射雕英雄傳》一開播，馬路上的行人立刻變得寥寥無幾。但是不是這個版本就真的最好？那顯然不是。首先，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幾乎沒有人看過同類型的電視劇和武俠作品，那種洶涌而來的新鮮感，面對時代大潮的澎湃感，是怎么也忘不了的。與其說我們喜歡這部電視劇，不如說，我們在它身上投射了很多自己的感情。其次，這部劇的主要角色和主題歌很出彩，又是一大原因。第三，在此劇播出后不久，傳來了黃蓉的扮演者翁美玲自殺身亡的消息，這對還沉浸在電視劇中的觀眾來說，震撼太大了，自然也更難忘懷。感情盡可投入，評價還須客觀。就黃蓉這個角色而言，翁美玲當然演得很好，但2003版的周迅（我認為她是七〇后女演員中最杰出的，而任素汐是八〇后女演員中最杰出的，這是題外話）、2017年版的李一桐也可圈可點。
我最喜歡的武俠電影是何平導演的《雙旗鎮(zhèn)刀客》，金庸小說影視劇的藝術水準，目前還沒有一部能夠趕得上它。有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觀點，越是好的文學作品，改編為影視作品就越容易失敗，反倒是不屬于第一流的文學作品，改編起來容易成功。金庸小說似乎印證了這個觀點。相對較好的，是1987年上映的《江南書劍情》與《戈壁恩仇錄》，是根據《書劍恩仇錄》改編的，導演是我很喜歡的許鞍華。有意思的是，我們提到許鞍華，就會想到她的許多代表作品，如《投奔怒?！贰犊屯厩锖蕖贰杜?，四十》《姨媽的后現代生活》《天水圍的日與夜》等一大堆，就是排不到《江南書劍情》和《戈壁恩仇錄》，但就是排不進她的代表作名單的作品，卻在無數金庸小說影視劇里成為佼佼者。有一點可以提一下，金庸本人，這位原著作者、資深的電影導演和編劇，親自參與了《江南書劍情》和《戈壁恩仇錄》的劇本寫作，大概也是成功的因素之一。我們想想美劇《冰與火之歌》吧，馬丁老爺子參與編劇的部分何等精彩，當他撒手不管后，都變成什么樣子了。如今，金庸已不可復得，那么要看到更好的金庸劇，只好期待來者了。
《戈壁恩仇錄》劇照
金庸小說中的典故、名物研究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您的《金庸識小錄》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您怎么評價金庸小說中大量存在的典故，它們對小說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嚴曉星：在提供娛樂與表達作者的價值觀之外，金庸曾經提到過中國古典小說還承載了一個功能，就是普及文化知識。武俠小說脫胎于傳統俠義小說，金庸在自己的小說中，將他淵博的知識不動聲色地“化”入其中，是完全有意識的行為。不過，以“賅博”見長的古典小說名著，作者往往無法控制自己炫耀的欲望，會忍不住在小說里連篇累牘地堆砌這些知識，《綠野仙蹤》就是最著名的代表。我同時還是一個古琴愛好者，前不久發(fā)現一本清代小說里描寫彈琴，干脆把一整首曲譜刻在小說里，簡直“駭人聽聞”。這樣違背藝術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做法，顯然為金庸所不取。
我們看《書劍恩仇錄》里陳家洛因《莊子》而悟得“百花錯拳”，后面連阿凡提都出場了；《射雕英雄傳》中的西域來客歐陽鋒手持西方神話里的雙蛇杖；《倚天屠龍記》中引入波斯詩人峨默的作品；《天龍八部》中逍遙子嫁接西方皮格馬利翁的故事，虛竹沿襲鳩摩羅什的故事，葉二娘沿襲訶利底藥叉女的故事；《鹿鼎記》中參考《檐曝雜記》設計韋小寶與俄羅斯攝政女王“蘇飛霞”的關系……這些情況不一，但大多都是非常巧妙的嵌入甚至融入，絕不拖泥帶水，沒完沒了地“獻寶”。金庸在寫故事的時候，是很善于掌握節(jié)奏、把握分寸的大師。
有一些略長的交代看似枯燥，但在小說中其實是必要的。如《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向楊逍請教“本教”的常識，楊逍就講了一遍，是通過兩個人的對話來表現的。小說寫到這里，連主人公都成了明教教主，總要對江湖上名門正派人人談而色變的“魔教”有一番合情合理的“洗白”吧？如果沒有這一節(jié)，下面的故事就很難順暢地展開了。就好比《冰與火之歌》里，小惡魔被冤枉謀殺了喬佛里國王，逃離君臨城時被弟弟詹姆斯追上，兩人有一段很長的對話。我看到網上有人說，這段對話如何如何枯燥。不，這段對話一點也不枯燥，它講的是人無力掌控自己命運的絕望與悲哀，是對翻云覆雨的命運之手的控訴。在緊張之極的逃命過程中，忽然靜下來，從未交心的兄弟倆坦誠長談，從此奔赴不同的前途。這是大手筆。
我曾經寫過，《倚天屠龍記》里對明教的敘述與描寫，金庸肯定參考了吳晗的論文名篇《明教與大明帝國》。在《金庸識小錄》出版之前，我曾經把這段文字寄給澳洲的柳存仁教授。他回信表示反對，說吳晗引用的材料人人可用，無法斷定。我是柳先生的讀者，從他的文學與學術作品中都獲益甚多，但這一條卻很難茍同。《倚天屠龍記》里引用的部分，與吳晗引用的完全一樣，吳晗論文中的觀點，從張無忌的嘴里說出來，金庸應該是來不及去檢索原始材料，直接拿來使用了。錢鍾書先生也曾根據錢仲聯先生引用的一段文字，推斷這段文字不是直接引用，而是從自己的《談藝錄》里轉引的。
《金庸識小錄》中的篇章，絕大部分是我二十至三十歲之間完成的（后來增補過幾篇）。那時候基本沒有網絡資源可以利用，能讀到的書也很少，但可能當時這么寫金庸的人很少，顯得有一些特別；我又早早將它們放在網上，流傳得比較廣（當然也方便了一些人的抄襲），有一些我最早提出的觀點，現在已經成為金庸愛好者的常識了。這本書出過中華書局和四川文藝出版社兩個版本，后者增補了幾篇，謂之增訂本，但同時又被刪去了幾篇，其實也不全。按照現在的條件，這本書完全可以寫得“淵博”一些，但我覺得沒必要了。那是真正讀書來的記錄，趣味是第一位的。倒是偶爾看到有讀者不屑地說“這本書講的都是我知道的”，我心里會默默說，其實你知道的就是來自這里呀。說真的，還是挺高興的。
胡文輝說，《金庸識小錄》看到了“歷史與文化的碎片”。我的想法是，復原金庸的書單是很有意思的，把你研究的人讀過的書讀一遍，是接近他內心的重要法門。同時，排比金庸的事跡，把他經歷過的事想象一遍，也是另一重要法門。所以我才會寫《金庸年譜簡編》。
《金庸識小錄》《金庸年譜簡編》書影
以前有一個說法，說了幾十年：海外華人鼓勵下一代讀金庸小說，既培養(yǎng)他們的中文基礎，又讓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一些概念。這些被家長要求讀金庸小說的小朋友們，現在大概也都是白發(fā)蒼蒼了吧？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要求下一代繼續(xù)讀金庸呢？
1994年由三聯書店推出的《金庸作品集》，應該是流傳最廣、認可度最高的金庸小說版本。而在2005年廣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在大陸首次聯合出版的《金庸作品集》（新修版）中，金庸為了彌補小說情節(jié)漏洞，做了很多改訂。但是有不少金迷將“三聯版”和“新修版”對比后指出，可能是由于作者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加之作品發(fā)表已久，最終呈現出的結果是，一些根本性的情節(jié)漏洞一旦改動會全篇垮塌，只能保留，其他的情節(jié)漏洞，則不免顧此失彼、改大忘小，難以盡數彌補，甚至還增添了新的漏洞。此外，有些情節(jié)變化，如《射雕英雄傳》中黃藥師愛上梅超風、《天龍八部》中王語嫣離開段譽，也引發(fā)了巨大的爭議。您怎么評價“新修版”？
嚴曉星：金庸的作品，他自己一有機會就修訂?，F在我們通常說第一次修訂、第二次修訂、最終修訂等等，其實他的每部作品修訂次數還不一樣，大體上可以分成舊版、修訂版和新修版三大體系。可見在金庸的內心，他是把自己的小說作為“不朽之盛事”來看的，他晚年花費偌大的心力新修小說，就是為了助推自己作品更好地完成“文學經典化”?，F在關于“新修版”的爭議，在四十多年前已經發(fā)生過一次類似的情況，最終的結果是修訂版代替了更早的舊版，我們八九十年代以至于新世紀初閱讀的，都是這一版本，包括三聯書店版。
金庸能不能修改自己的作品？從法理上來講，他是著作權人，當然沒問題。但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他的小說影響不斷擴大，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全世界華人的集體記憶了。他一旦有改動，就是改動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記憶，當然不得不慎重。七八十年代那次修訂的爭議很快平息下去，我覺得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第一，當時金庸尚在盛年（五十至六十歲之間），精力充沛，思維活躍，所以那一次的修訂，整體上得大于失，而且是遠遠大于失，甚至有一兩部小說堪稱脫胎換骨，如《白馬嘯西風》等。第二，八十年代初金庸小說進入中國內地，內地人口眾多，一下子就成為金庸小說最大讀者群體，遠超港澳和臺灣地區(qū)及海外，而大陸讀者首先接觸的就是當時修訂過的版本，在接受心理上不存在排斥情緒。所以，新的主體記憶形成，這次修訂的爭議很快就過去了。
從八十年代初開始的二十多年里，金庸小說的價值越來越為中國知識界所關注。在這一過程中，經常有人指出小說中的不足，主要是一些瑕疵。金庸是很在意的，接受或不接受，他有自己的決斷。在我看來，金庸小說其實已經達到了一個比較穩(wěn)定的狀態(tài)，大部分作品已經不需要大改，有幾部作品再怎么改也不可能有本質的提升了，換言之，整體上填補漏洞就好。你說得很全面，這時候金庸年紀已經很大了，雖然他洞察人世比從前更加深刻，但人到老年，學識雖長，才氣已消，文學創(chuàng)作殊為不易。在此時出手修訂，風險很大，而事實上，也的確是有得有失，得失參半。就漏洞而言，還真有填補一個，又多了幾個的情況。
不過，具體到某些情節(jié)，如黃藥師愛上梅超風，王語嫣離開段譽，不能說全屬失敗。黃藥師對梅超風的感情，在原先的版本里是有一點痕跡的，現在寫得明顯一些，是很好的性心理學的例子，豐富了黃藥師“禮法豈為吾輩而設”的形象。王語嫣從小與表哥慕容復一起長大，長大要嫁給表哥是她不變的人生方向，段譽苦戀她而一度相伴，其實只是偶然的機緣。在這里，王語嫣的形象是很普通的，并沒有特殊的光彩。但離開段譽就不同了，你可以說她是深陷情海不能自拔，也可以是看到慕容復的現狀想起了自己的初心，“有情皆孽，無人不冤”的主題反而得到了更好的體現?！短忑埌瞬俊啡恢魅斯母星?，蕭峰是全然失去，虛竹是得到，段譽是得而復失，互不重復。我覺得是成功的。
假以時日，“新修版”有可能取代“三聯版”，成為金庸小說的“正典”嗎？
嚴曉星：這個問題首先關乎未來書籍的傳播方式。比如，金庸小說最初在報紙上發(fā)表的版本，經過愛好者的辛勤勞作，現在在網上已經可以看到了，未來也許會出現授權的舊版《金庸作品集》（據說在洽談授權中），從而完成金庸小說三大版本的閉環(huán)。即使金庸授權的“正典”不停出版，塑造一代新讀者，但舊版已經無法消滅。其次就是作者的著作權是有期限的，一般說來，中國的著作權保護終止于作者去世后五十年，那么理論上講，四十多年之后，只要有出版社愿意，即使沒有授權，仍然可以出版任意版本的金庸小說。這種情況，類似于現在很多出版社出魯迅著作。
“金學”發(fā)展至今，已然蔚為大觀。在您看來，其中有哪些重要的代表性作品？這些作品對我們了解金庸其人及其作品有著怎樣的助益？
嚴曉星：“金學”能不能成為學，也有人質疑。我覺得不必太較真，有一點娛樂精神比較好。就好像“紅學”一開始也有些調侃的意味，后來才認真起來。我手邊有一百多種“金學”書，一定是很不完整的。這些“金學”書里，有研究性的學術著作，也有非學術的其他著作。我們沒必要按“血統論”來評定高低，學術類的不一定就比非學術類的更有價值，具體問題還是要具體分析。嚴家炎、陳墨、傅國涌、劉國重、楊曉斌這幾位，貢獻都很大。我還比較注重倪匡、溫瑞安、楊興安這三位的隨筆。因為倪匡、楊興安與金庸都有過密切接觸，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金庸；而倪匡、溫瑞安又都寫武俠小說，從他們的角度去看金庸小說，也一定能言人所不能言。近年最值得關注的，應該是香港邱健恩、鄺啟東兩位合著的《流金歲月：金庸小說的原始光譜》。這是一部關于金庸作品版本學的巨著，用友人高山杉的話評之，是“這本書結束了金學研究的基礎部分，將金學整個提高了一個層次”。
我個人最喜歡的，無疑是新垣平的《劍橋倚天屠龍史》與《劍橋金庸武俠史》。不知道讀者們有沒有印象，網上曾經流傳著一篇幾位西方學者關于金庸小說的對話，其中有真知灼見，有文化隔膜，有各種有趣的誤解，令人忍俊不禁。很多人以為是根據真實發(fā)生的場景整理翻譯出來的，其實，這只不過是新垣平的游戲之作而已！學術人幽默起來，真是“潑天的”精彩。
《劍橋倚天屠龍史》書影
大凡中國學術界和身處邊緣的文史愛好者，當然都明白《劍橋中國史》對中國文史界的影響（后來還有《劍橋中國文學史》等，已顯出“祛魅”的跡象）。作者將金庸小說世界當作真實發(fā)生的歷史來敘述，已經是一奇；用寫學術專著的形式改寫金庸小說，又是一奇；再模仿翻譯體，大秀翻譯腔，更是奇上加奇。當我們熟悉的人物與事件呈現出另一番面貌，也促使我們反思，我們熟悉的歷史是怎樣形成的？虛構和真實、光明與黑暗之間是不是涇渭分明？我們能看到有意的敘述偏差，體現了作者對歷史的認知；能看到行文中常見的低級翻譯錯誤，比如“鐵鋼琴先生”，不由得會心一笑；還能看到引用偽造的文獻，那一定是得到賈府二爺的真?zhèn)髁恕Ｗ髡叩母爬芰?、調度能力、想象能力、彌縫能力都很強。在《劍橋金庸武俠史》里，他把金庸小說完整地融合在一起，成為一段源流清晰、煞有介事的中國武俠全史。你可以說，《劍橋倚天屠龍史》與《劍橋金庸武俠史》都是在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但這里面又時時流露出對歷史的反諷，對文化壁壘的調侃，對現實的關懷，這是很多嚴肅認真的著作也做不到的。我相信，新垣平所揭示的一些微妙之處，其實正是金庸想表達的，有的甚至是金庸自己都沒想得那么清楚，而被他用一種奇妙的方式呈現了出來。
金庸譯作《最厲害的家伙》書影
未來還有哪些等待填補的金庸研究空白？
嚴曉星：說起等待填補的金庸研究空白，我倒是更關心小說之外的金庸著作的搜集、整理與出版。這是一個比小說更龐大的系統性工程。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篇論文中憧憬，將來要出版收錄電影劇本的《劇作集》，收錄翻譯作品的《譯文集》，收錄影劇及曲藝評論、序跋、講演以及其他散文、隨筆的《隨筆集》，收錄寫給他人書信的《書信集》，如果時機成熟，還可以編纂收錄社評與政論的《政論集》。這些加在一起的篇幅，可能兩倍于小說全集，艱難可知。但我相信這些事情遲早會有人做的。最近新拍的電視劇《金庸武俠世界》千呼萬喚，大概快要出來了（是在等3月10日？），看上面這些不同的“集”，金庸有很多個“世界”，不獨武俠啊。這些世界匯聚在一起，才是更完整的金庸。所以，“空白”不是等待填補的一小塊，而我們研究的才是需要擴展的一小塊，此外皆是空白。
（本次采訪得到了深圳曾伯凱先生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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