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鳳治日記》里的晚清西關

2024年4月14日上午，由中共荔灣區(qū)委宣傳部、荔灣區(qū)國家檔案館、荔灣區(qū)文化廣電旅游體育局、荔灣區(qū)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主辦，廣東財經(jīng)大學華南商業(yè)史研究中心承辦，粵劇藝術博物館協(xié)辦的“荔泮芳華”：2024年度荔灣歷史文化科普活動啟動儀式暨名家講座第一場在粵劇藝術博物館舉辦。中山大學的邱捷教授在此次活動上發(fā)表了題為“《杜鳳治日記》里的晚清西關”的演講，以下為演講文字稿。經(jīng)演講者審定。

《杜鳳治日記》

各位領導、各位學者、各位聽眾朋友，很榮幸今天有機會與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這一二十年研究《杜鳳治日記》的一些體會。我今天主要講五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是介紹杜鳳治和他的日記，第二是談一下晚清西關的管治體制，第三是講講西關紳商的“居民自治”，第四是簡單講一下日記反映的外國人與西關的關系，最后談談日記寫到的幾位西關名人。上述的這些內(nèi)容主要都是圍繞著杜鳳治的日記來展開的?！抖砒P治日記》的點注本有十大本，多數(shù)人沒有時間細看，我今天就談其中有關西關的內(nèi)容。

這本日記的原件很不好讀，剛才有幾位學者都說到：“翻開原件，都是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文字，很難看得下去?！逼鋵?，如果耐心地看下去，后面沒有那么難讀。因為日記前面幾頁是這個樣子，到了后面好一些。我根據(jù)這部日記寫了《晚清官場鏡像——杜鳳治日記研究》。 

一、杜鳳治和他的日記

首先，介紹一下杜鳳治和他的日記。杜鳳治是浙江人。在清代，在廣東做文官的不可能是廣東人。他是舉人出身，兩次任南海知縣，任期一共五年多。清代，在收入那么高的南?？h當知縣，當一兩年就已經(jīng)算時間長了。杜鳳治能當五年，這說明有他的本事。他天生就是個當官的料子，既喜歡當官，也能夠當官。上司喜歡他，同僚即使妒忌他也不得不佩服他。他沒有當大官，一輩子只當一個中下級官員。但在粵的浙江人都說杜鳳治是浙江人里面官運第一，要不然他不可能當了五年多的南海知縣。在清朝，不一定是官當?shù)么笫杖刖投?，杜鳳治所任的南海知縣是全國有名的“肥缺”，收入特別多。杜鳳治在清代算是一名“好官”，比較勤奮，不算特別殘暴，也不糊涂。他是清官還是貪官？這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講明白的，但大家知道，當時只要當州縣官，就絕對不可能一清如水。

杜鳳治說他自己對銀錢的事情看得很清楚，不該拿的他不會亂拿，不該花的不會多花，該花的就很大方，他生活相對比較簡樸，所以積累了四萬五千兩銀子的財產(chǎn)。我用白銀折成黃金，再折成2020年的黃金價格，大概等于三千五百萬人民幣。假如按今天的黃金價格，可能值四五千萬。當然這樣子的比價不一定準確，因為在當時買房子不貴，但是買米就很貴，金銀比價與今天也大不相同。

《杜鳳治日記》手稿原件有四十一本，點校出來十大本，約三百七十萬字。這本日記，原來藏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抖砒P治日記》原來曾在東莞的收藏家張伯楨手里，日記上還有他的印章。這本書怎么到了中山大學歷史系的資料室呢？近日前中山文獻館館長倪俊明告訴我，張伯楨的兒子張次溪在1958年寫信給容庚說，這部日記，本來我是想繼續(xù)收藏的，但現(xiàn)在手頭有點緊，想把它賣掉。猜一下當時他開價多少錢？才兩百元！現(xiàn)在賣這套日記，恐怕人家就敢要你兩百萬。

這本日記，因為是杜鳳治寫給自己看的，所以他非常坦率，在日記中，除了皇上、太后、自己的老婆不罵之外，其他人都罵。從總督到巡檢，從他的伯父、堂兄弟到他親生兒子全都罵。后來生的幾個兒子也不罵，因為他五十多歲后生了好幾個兒子，還是有點溺愛，只要看見小兒子就很開心。這種“寫給自己看”日記更可信，因為不是準備拿去出版，無所顧忌，無須有意說假話。在清朝，刻印出版三四百萬字的日記，也是不可能的。

因為杜鳳治當了五年多的南海知縣，所以日記里很多內(nèi)容關乎南海，恰好西關歸南海管。很多學者認為西關的大發(fā)展時期是在清代，尤其是在同治、光緒之際。廣州西關在全國知名，也是在這個時段，剛好是杜鳳治任南海知縣、管理西關期間。日記里提到“西關”有三百多處，所以，日記對研究西關這個關鍵時期很有史料價值。

《晚清官場鏡像——杜鳳治日記研究》

二、晚清西關的管治體制

清代是沒有所謂“廣州市”的，廣州在清代一般被叫做“省城”“廣東省城”。晚清廣州的老城區(qū)并不大，東到大東門，西到西門口，南到大南路，北到大北門（現(xiàn)在中國大酒店附近）。大南門外面還有兩塊地區(qū)，一塊叫南關，一塊叫新城。在清中后期，直接管理廣東省城的有五位官員，一位是廣州知府，但廣州知府一般不管具體的政務。然后是廣州府理事同知，他主要管城內(nèi)西部的旗人區(qū)，該職務由旗人擔任。另外，還有廣糧通判，負責管理新城。而南海知縣與番禺知縣有點近似于廣州市的兩位平級的“市長”。他們分管老城區(qū)，東部歸番禺，西部歸南海，大致上是以雙門底為界。西關在西城墻以外，也是南海知縣的轄區(qū)。

1805年10月，廣州西關十三行全景。

西關在清代沒有邊界，不像現(xiàn)在有荔灣區(qū)區(qū)界。西關大致上東到今天的太平路，西到荔灣湖公園，北到龍津路，南到六二三路。但是，龍津路以北也可以被理解為西關的一部分，所以界線并不是很嚴格的。西關在清代處于大發(fā)展階段，范圍不斷擴展。在清代早期，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地方可能還是鄉(xiāng)村、農(nóng)田，到了清代晚期就變成非常繁華的商業(yè)街區(qū)了?！抖砒P治日記》記載，現(xiàn)在的叢桂路、恩寧路、蓬萊路等地，在那個時候歸南?？h金利巡檢司管，也就是按體制，這些街區(qū)仍按鄉(xiāng)村來管理。但日記沒有記載金利司巡檢管治的具體情況。

雍正以前，清朝的所有官府都在老城區(qū)。但是西關地區(qū)人口眾多，又在迅速發(fā)展，對這片城市區(qū)如何實現(xiàn)有效管理就成為問題。經(jīng)廣東地方官奏請，皇上允許把南?？h丞衙門移駐到西關，南?？h丞本來是跟南海知縣在同一個衙門辦公的。另外，西關設有西關千總維持治安，“西關千總”只是俗稱，準確的官名可查方志。這兩個官都是“芝麻官”，縣丞大概是八品，西關千總的級別也很低，但這兩個官卻是著名的肥缺?！抖砒P治日記》寫到，西關千總羅祺每年能夠進項一萬兩銀子。當然，這一萬兩不可能全進到他的口袋。不過，杜鳳治一再提到這個羅祺挺有錢的，而且賺了錢以后知道感激上司，每次要他辦事，他都不要上司出錢，并且能夠把事情辦好。一年能夠進項一萬兩，換其他人也能把事辦好，但看來羅祺的確有點本事。

晚清為加強西關的管治，還設立了西涌緝捕委員，主要是維護沙面附近的治安，以及和外國人打交道。還有文瀾書院駐局委員，即是派一名小官駐在文瀾書院，主要是跟西關的紳商打交道。到了冬天，盜匪、小偷多了，會臨時派一名小官去查街、巡邏，稱為冬令查街委員。另外，在清代的西關，陸地歸西關千總管轄，但河道則歸水師的順德協(xié)營管轄。

由于南海知縣在西關沒有駐地，杜鳳治要到西關辦事，只能借地方。日記中提到杜鳳治要出城來西關，必須通過西門或者歸德門。而在清朝的時候，一到晚上，街道下了街閘不能通行，城門也關閉了。如果是西門，杜鳳治還能夠讓人開門，但歸德門是開不了的，因為鎖匙由廣州將軍掌管。所以杜鳳治在西關辦事，一看時間快到晚上，就要趕回去，否則就要繞道西門，路程就遠了。而要從歸德門進，就必須在城門沒有關的時候進。這樣一來，杜鳳治就不能經(jīng)常去西關。

邱捷

西關人口特別密集，在當時已經(jīng)是全省的商業(yè)中心。西關集中了廣州大部分的銀號和絲莊。這一部分，我就不展開講了，廣財大的老師都是商業(yè)史的專家，他們都知道。我只是順便提一下，假如要研究晚清的金融，杜鳳治的日記是應該參考的。日記里面多次提到杜鳳治既與山西票號打交道，又與廣東本土的銀號打交道，這里面會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細節(jié)，因為票號是外省人經(jīng)營的，銀號絕大部分是廣東人，尤其是順德人經(jīng)營的。此外西關還有機房，以及數(shù)以萬計的手工工人。由于西關錢多、官少、官兵少，劫案、賭博、盜竊、會黨、械斗等案件特別多。西關的手工業(yè)工人都有武器的，除了匕首之類，后來的報紙報道許多人還有手槍——在晚清一支槍的價格不算貴。有些西關的手工工人甚至約好到白云山進行械斗。

在清代，大部分衙署集中在老城區(qū)，相對來說西關的官府力量就比較薄弱。這樣一來，紳士、商人在西關地區(qū)就有較大的發(fā)展空間和影響力。為什么西關會成為廣州，甚至是廣東的商業(yè)中心呢？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官府的力量相對薄弱?！肮佟钡牧α勘∪酰吧獭本陀懈喟l(fā)展的空間。此外，不在職的粵籍官員和大紳士也往往住在西關。

西關的文瀾書院是很有名的。讀書的書院集中在老城區(qū)，文瀾書院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培養(yǎng)人才，從杜鳳治日記看不出文瀾書院有教學與培養(yǎng)人才的功能，基本上是西關紳商集議與辦事之地。到了光緒后期至宣統(tǒng)年間，文瀾書院更是廣州城內(nèi)外紳商集議的地方，討論西關的或者是全省城、全省的重大問題，常常在文瀾書院進行。

另外，晚清廣州的慈善機構主要也在西關。日記里面講到了老城區(qū)里的最大的慈善救助機構惠濟倉，錢多數(shù)是西關人捐的，所以西關人也是很豪氣的。近代廣州“九大善堂”的第一個愛育善堂，就在西關。

剛才所講到的西關地區(qū)靠西的地方，也即現(xiàn)在的恩寧路、蓬萊路一帶，歸金利司管，所以原本是按照鄉(xiāng)村地區(qū)的規(guī)矩來管理的，允許士紳設立公局。公局可以辦理一些案件，并有一定的武力。杜鳳治接任以后，把叢桂街的這些公局撤銷了。大概他認為這里已經(jīng)完全變?yōu)槌菂^(qū)了，應該完全按照城市的規(guī)矩來管理，不應該再設立公局。然而，清朝在西關地區(qū)的兵力有限，弁兵素質(zhì)又不高，官府不得不允許西關紳商維持一定的武力?！抖砒P治日記》里面記載很多街道和城鄉(xiāng)接合部的村莊，如泮塘等地興辦團練。杜鳳治還會自掏腰包支持他們興辦團練。知縣掏腰包，并不是意味著知縣承擔團練的經(jīng)費，而僅是表示贊助、支持的意思。

講座現(xiàn)場

三、西關紳商的“居民自治”

《杜鳳治日記》里記有這樣一件事：1877年，梁王氏與租住其店屋的李何氏發(fā)生糾紛，縣衙判決李何氏退出店屋，但李何氏不遵。梁王氏就帶領四個婦女催促李何氏搬走，因而相罵相毆。本來這是小事情，但是街坊值事人，即管理街坊的人，指責梁王氏她們是跑來鬧事的，還把她們關在街廟里面幾天。這在今天看來也算是非法拘禁罪了，一般的老百姓怎么能夠把人關起來？尤其被關的還是婦女。所以杜鳳治就派人去管。這群街坊值事人膽子還挺大的，把知縣派去的人打傷了。本來就這個事情而言，作為知縣大老爺，杜鳳治應該大發(fā)雷霆才對，但想不到的是杜鳳治處理該案件時還是挺冷靜的。他只是要求租房的李何氏趕快搬出去，另外，指出街坊值事人帶頭抗官是不行的，要遵照知縣的判決，之前做錯的事情就不再追究了。杜鳳治還特地指出將幾名婦女關在街廟的這件事情并沒有男人參與，全部都只是婦女參與的。他這樣表達是為了避免事情的擴大。

杜鳳治為什么對于違法的街坊值事人會如此寬容呢？在這里，我們需要注意兩個關鍵詞：“街廟”和“街坊值事人”。街廟是清代廣州街坊集會處理本街事務的場所。晚清報紙上有大量關于街坊在街廟“集廟”處理本街防火防盜、雇請更練的報道。清代的更練，不只負責打更，他們還有武裝，甚至配有洋槍，有保衛(wèi)的功能，等同于現(xiàn)在的保安。但是，今天的保安只給他一個哨子，或者是一把鋼叉。清代就不同了，“保安”是有武器的。

此外，街廟有時候還處理民刑案件，其中，有些案件還挺大的。將人打到重傷，甚至是發(fā)生命案，街坊有時就在街廟討論是否要把此事報官。如果街廟的管理人和街道的坊眾，也就是本街的居民，一致認為這個事情別報官了，由他們自己處理，他們就會對被打成重傷的人說：“賠你兩百元而不報官，行不行？”如果同意，也就不報官了。這樣的做法其實嚴重侵害了官府的權力。前面所提到的案例也是如此，街坊值事人把婦女關起來，有可能會引起非常嚴重的糾紛，但是杜鳳治也沒再追究。為什么會如此？這就是我剛才講的，西關地區(qū)官府的統(tǒng)治力量相對薄弱，幾個官員哪里能夠管得到西關數(shù)以十萬計的人口？所以必須給地方的紳士和商人一定的空間和權力。在每個街道、街廟里面管事的人，大部分都是紳商。而上面所提到的事件也是如此。在《杜鳳治日記》里寫得很清楚，被他批評，且責令其釋放婦女的街坊值事人都是商店的管事人。

杜鳳治對于貧民是很嚴厲的。日記里講到西關有一個“花子會”，看這個名字就知道是一幫“窮鬼”了。杜鳳治把兩個為首“滋事”的人處了死刑。本來“花子會”這類人，鬧不出大事。日記說，因為西關的人太多，不守王法的也多，嚴厲一點，殺一儆百，其他人才會聽話。然而，對于商人，杜鳳治所用的手段就軟得多。本來按所謂“士農(nóng)工商”的順序，商是“四民之末”，但是清代的商人地位實際上已經(jīng)大為提升，尤其是在西關這個商人力量特別強大的地區(qū)。當官的想要把官當穩(wěn)，就不能不考慮到商人的利益和態(tài)度。光緒三年（1877），大紳商梁綸樞、伍崇暉和十三行六約的商人爭奪靖遠街碼頭的所有權。靖遠街是一條通向江邊的南北向街道。從日記中可以看出，杜鳳治是兩邊都不敢得罪。一邊是梁綸樞，十三行天寶行梁經(jīng)國的后人，一位大商人，而且官銜也挺大的；另一邊盡管沒有大官和大紳士，但卻是人數(shù)眾多的商人。杜鳳治花了很多精力去處理這個案子，對兩邊都進行安撫。最后，杜鳳治并沒有滿足梁綸樞方面的要求，判決結果還是比較傾向于普通商人。

講座現(xiàn)場

我翻了晚清的許多報紙，發(fā)現(xiàn)在杜鳳治以后，大部分有關廣州居民在廟宇“集廟”處理街道事務的報道都是發(fā)生在西關的。當時我沒有注意，只是因為要做這個講座，我又查了當時的文章，才發(fā)現(xiàn)原來大部分案例都和西關有關。因為西關地區(qū)官府憑自己力量管不了那么多，所以只能給予商人更多容忍和空間。從方志也可以知道，清代西關的廟宇數(shù)以百計。每一個廟就是街道居民集議和處理街道事務的場所，而這些廟無形之中成為一個街區(qū)的中心。所以官府有時候出布告要求“各廟”必須如何如何，把“某廟”視為某街區(qū)的代稱。如果有較大事情，官員會來到街廟與街坊商量，杜鳳治也是如此。因為當時能夠開會的地方不多，而廟的空間相對大一點，他到廟里，把商人和街道管事的人請過來一起討論。官府默許街坊集廟處理本街的事務，承認街區(qū)組織和值事人的地位。這本來是不符合王法的。王法規(guī)定只有官才能管事辦案，商人不能夠管公事，更無權調(diào)解、處置民刑案件。然而，官府管不過來，所以只能允許讓商人通過集廟等活動來維持社會穩(wěn)定和運作，實際上也是維持了清朝的統(tǒng)治秩序。

前些年，學術界很注重西方的市民意識，民主自由、自治等觀念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不過，我看到的集廟的報道，以及《杜鳳治日記》的記載，看不出這些事情受到西方的影響。處理過程反映的觀念、方法，以及所表現(xiàn)出來的問題，都比較“傳統(tǒng)”。就大城市管治而言，中國本土未必沒有“自治”的傳統(tǒng)，不一定都是西方傳來的。我們自己有自己的傳統(tǒng)，自己有自己的社會規(guī)則。不過，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我只是提出疑問和膚淺的想法，期望年輕的學者繼續(xù)深入研討。

到了晚清，西關的商人更敢于“抗官”。如1905年1月，《香港華字日報》報道，十八甫商民抗議官府處事不公，舉行罷市，搞得整個廣州城沸騰了。從南海知縣，到不管轄西關的番禺知縣，還有官更大的廣州知府、廣東布政使都要和西關的商人進行談判。這件事同杜鳳治沒什么關系，因為他此時已經(jīng)去世二十多年了。當時的南海知縣還親自到十八甫的華光廟與商人談判。最后，官府做出了妥協(xié)。晚清西關的商人，以粵商自治會為代表，在“抗官”這一點上顯得非常得鮮明。

這里我就不再展開講了，我只是強調(diào)一下：我們研究西關，“商”字肯定是應該特別重視的關鍵詞。在清代中葉以前、鴉片戰(zhàn)爭以前，是十三行商人。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商”仍然是一個關鍵詞。我想除了專門研究近代史的學者以外，可能一般人以為十三行以后，“商”或者“商人”就不再是研究西關最關鍵的詞語了。其實，十三行行商制度消亡以后，興起的是一群普通商人。十三行人數(shù)不多，都是特權商人、大商人，但是十三行制度退出歷史舞臺以后，一群普通商人起來了。從晚清到民國初年，要討論廣州的歷史，尤其是討論西關的歷史，這群普通商人更值得注意。但是不像十三行還有很多比較集中的文獻史料，有關晚清這群普通廣州商人的史料是很分散的。我比較看重報紙，只要去看《香港華字日報》《申報》、上海的《時報》，里面大量關于廣州的報道，尤其是有關廣州民間社會、官民矛盾等報道，你只要細看，就可以發(fā)現(xiàn)很多內(nèi)容與西關商人有關。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這50年左右的時間里，西關商人對廣東的政局，甚至對全國的政局所產(chǎn)生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類似于今天，晚清的廣東是全國近代化先走一步的地區(qū)。在近代化進程中，有兩個群體需要特別注意，第一個是新式知識分子，第二個是商人。在晚清全國的進出口當中，廣東的位置可以肯定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而廣東的近代工廠數(shù)量一度是全國最多的。對于廣東早期近代化貢獻最大的群體就是廣東的商人，具體來說主要是西關的商人。因為廣東當時是靠順德、南海的蠶絲業(yè)帶動全省經(jīng)濟，而順德、南海的商人主要在西關經(jīng)營銀號業(yè)、絲莊業(yè)以及蠶絲進出口業(yè)務。但是這些與杜鳳治及其日記無關，我就不再多講了。

四、外國人與西關

因為西關臨近沙面，所以，在廣東，西關是與外國人聯(lián)系最多的街區(qū)。在《杜鳳治日記》里也有很多地方反映這一聯(lián)系。沙基涌開挖以后，所挖出來的土一是填到沙面，一是填到現(xiàn)在的六二三路、黃沙大街。這都是外國人出錢的，因此外國人也得以在西關擴張自己的勢力。英國領事有雅芝（A.R.Hewlett）甚至說英國領事與中國官府共同管治西關地區(qū)。根據(jù)《杜鳳治日記》的記載，西關還達不到由外國人“管治”的程度，但是很多地方確實被外國人影響到了。例如，今天六二三路一帶，日記中稱作“鬼基”，當時那里已經(jīng)有商店賣洋酒、洋貨。

在1865年到1880年，專門研究西關歷史的學者都知道，是沙面外國人勢力大發(fā)展的時期，恰恰這十五年杜鳳治在廣東當官，而且有五年任南海知縣，所以，外國人對西關的影響，在日記中可以找到很多材料。例如，外國人在鬼基演戲、開賭場、開牛欄（屠牛、批發(fā)牛肉），還有沙面對岸居民違章建筑等事情，杜鳳治是如何跟外國領事共同討論、處理的。另外，還記錄了大量訴訟案件有外國人插手，所以在日記中杜鳳治對于外國領事的評價很差，覺得這幫家伙無錢不要，無事不管。外國領事甚至干預很小的案件。有一個案例：一個婦女是英國領事館的女傭，她因為出錢領了華林寺的一處因住客開賭被查封房產(chǎn)（相當于向官府購買了被沒收的華林寺房產(chǎn)），后發(fā)生糾紛。在這個案件中，這位婦女應該是合法獲得的，然而官府并不理會，判她錢屋兩空。這個婦女找官府沒用，就找到英國領事。英國領事就去找兩廣總督說，而總督就讓杜鳳治按照英國領事的要求去辦，結果，這位婦女就高高興興地把房屋領回來了。還有1877年，美國旗昌洋行要求在西關建立戲院。這也是研究西關歷史比較有趣的一個細節(jié)。當時官府主要擔心出現(xiàn)治安問題。因為此前老百姓看戲多數(shù)是不要錢的，戲班在戲臺上表演，誰來看都可以。不過，外國人建的戲院是要買票進去的。關于以前的戲院，因為我沒有做研究，所以不太清楚。不過在當時的官員看來，外國人辦戲院，會給他們帶來大麻煩，因此不讓建、不讓辦。經(jīng)過了反復交涉，最后杜鳳治成功了，旗昌洋行答應不建戲院。

五、日記中幾位晚清西關名人

最后，講一下日記里面提到的幾位西關名人。

第一位是潘仕成，他一再出現(xiàn)在中國近代史課本上，也許是近代最有名的西關人。課本里講鴉片戰(zhàn)爭有他，講對外交涉、學習西方制造武器也有他。海山仙館也很出名，盡管現(xiàn)在的海山仙館是重建的，但都說是按照潘仕成那時候的規(guī)模和遺址來重建的。潘仕成在清朝的時候名氣也已經(jīng)很大。然而，現(xiàn)在有關潘仕成的研究，對于他是不是洋商，即是否屬于十三行商人仍存在著爭論。大概十年前，有幾位學者對這一問題曾展開過討論。而寫下《廣東十三行考》這一著作的梁嘉彬?qū)τ谂耸顺墒遣皇鞘猩倘撕孟褚灿悬c拿不準。因為潘仕成在后來是作為鹽商經(jīng)營失敗而被抄家的，所以有學者認為潘仕成是鹽商而不是洋商。《杜鳳治日記》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

杜鳳治作為南海知縣，在接任不久，上司就要他去處理查抄潘家財產(chǎn)、房產(chǎn)的事。此外，潘仕成家族、親戚也不停地打官司，作為南海知縣的杜鳳治是主審官。因此，在日記里，從杜鳳治第一次見到潘仕成到潘仕成重病快死的這段期間，總共有兩萬多字是有關潘仕成的。我想，以后誰要寫潘仕成的傳記，杜鳳治的這部日記是必須參考的。日記寫潘仕成“開洋行大發(fā)財，洋行敗，改辦臨全埠鹽務數(shù)年，虧國帑二三百萬兩”，盡管這幾句字不多，但很關鍵。潘仕成賣鹽是發(fā)不了財?shù)?，因為他接手?jīng)營鹽業(yè)之后就失敗了。潘仕成的財產(chǎn)從哪里來？我覺得杜鳳治這里所說的“開洋行大發(fā)財”很可信。因為杜鳳治當時辦理查抄潘家財產(chǎn)，他肯定要多方了解潘家財產(chǎn)狀況、由來，同時很多人為此事而找到杜鳳治說情，也會對他談與潘家財產(chǎn)相關的事。所以，盡管“開洋行大發(fā)財”只有六個字，但我覺得這六個字是重要的線索。不過，現(xiàn)在要從中文文獻找到更多證據(jù)恐怕不太容易，能不能從外文材料中有新發(fā)現(xiàn)？這就需要我們這些青年學者的努力了。

潘仕成絕對是近代西關非常重要的人物。由傳統(tǒng)西關走向近代西關，西關的文化、經(jīng)濟、園林，以及西關的城市發(fā)展都與他有關。研究西關地方史，潘仕成肯定是一個不能不提及和研究的人物。

在日記中有許多有關潘仕成的生動記載。如日記記載了抄家以后，潘仕成留下了不少珠寶，光是金剛鉆就有一斗，價值一百多萬。也有人說實際上值不了一百萬，當時的珠寶不像今天那么值錢，日記說值十來萬應該是有的。日記記載了潘家大屋被愛育善堂以三萬多兩銀子購買，就是在今天十八甫路與康王南路交界的地方?，F(xiàn)在那里還有一條街叫“愛育西街”。另外，日記寫潘家大屋抄家的過程也非常生動，這個房子是什么樣子，里面有什么假山，有什么樣子的門，里面住了多少人等都有記載。日記里又說到在抄家的最后一天，杜鳳治催潘仕成搬走，潘仕成表示他不是不想搬，只是人太多了，一時找不到房子。杜鳳治就回復潘仕成說這不關他的事，他也是奉上司命令行事。假如潘仕成不盡快搬走，也別怪他不客氣了。結果潘家還是搬了，潘仕成一家老小都大哭。杜鳳治看到此情此景也不大忍心，并為潘仕成的經(jīng)歷而感嘆。

雖然潘仕成早年風光得不得了，但從《杜鳳治日記》看，他后來是一個很慘的人，不但被抄家、被勒令離開自己的房屋，到最后還要跟自己的親侄兒打官司。在這起訴訟中涉及的店鋪六十八間，價值兩萬七千多兩。這些數(shù)字現(xiàn)在看來很有趣。平均一間店鋪值四百多兩，假如當時用四百多兩銀去買米，最多就只能買三百擔左右。今天如果拿買三百擔米的錢，要在西關買一個店鋪，是絕不可能的。通過日記這些很細的記載，我們就能知道當年西關的房價，是挺有趣的。假如拿糧食來折合，相對而言，當時西關的房屋并不貴，但四百兩也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拿得出來的。

關于潘仕成的死亡時間，很多資料都說是1873年，這其實是錯的。杜鳳治記得很準確，同治十三年的三月十六日，按照陽歷已是1874年5月，其時潘仕成陷入了另一宗糾紛，人家要求他賠錢，潘仕成當時可能拿不出，也可能是不想拿。當日日記說，這群和他打官司的親戚跑到潘仕成的家里鬧事，而潘仕成已經(jīng)是“不能言，僅存氣息”了，他們還把潘仕成從床上拉起來丟在地上。杜鳳治前去處理。估計不久以后，潘仕成就去世了。所以潘仕成去世時間應該是1874年。

此外，還有海山仙館的問題。同治十三年的四月十二，杜鳳治去海山仙館旁邊的彭園游玩、賭博。杜鳳治又抽鴉片又賭博，而且還挺喜歡賭博。在當羅定知州的時候，在白天，因同治皇帝去世，他率領百官進行拜祭儀式。到了晚上，他就寫便條給羅定州的學正，相當于羅定州的教育局長，約他打牌賭博。假如這件事情發(fā)生在乾隆年間，那他的腦袋可能保不住。但是到了晚清，對于官員的管理已經(jīng)很寬松了。杜鳳治寫到當時他路過海山仙館的時候，“潘園已鞠為茂草，惜盛時予未一到”。因為潘仕成已經(jīng)被抄家好幾年，海山仙館沒人管理，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荒草園。這幅地圖上所標識的“潘園”的位置就是海山仙館，旁邊就是“彭園”，杜鳳治也就是到這里賭博。因為當南海知縣也很累，當累到不行的時候，就和番禺知縣以及其他幾個特別要好的官，就去賭博、去玩一整天，什么公事也不管。

所以，根據(jù)日記文字記載并結合地圖，我們對晚清西關一些標志性建筑的變遷，就會有更多的了解。

除了潘仕成外，梁綸樞、梁肇煌叔侄也是反復出現(xiàn)在《杜鳳治日記》里的人物。當時梁綸樞年紀已經(jīng)挺大的了，有八十多歲。日記載，梁綸樞、伍崇暉、馬儀清這三位十三行家族的大紳士，是文瀾書院領頭的管事人。在道光、咸豐之際，十三行商人的勢力仍在，尤其是在道光年間，但到了咸豐年間以后就開始不行了。有一次杜鳳治找到他們?nèi)?，請他們出頭討論辦理團練和加強治安的問題。然而，他們卻表示無能為力，因為他們說的話人家不聽。這反映了在杜鳳治當南海知縣的時候，西關的紳商正處于一個世代更替的時期。原來西關的紳商主要是十三行商人及他們的后裔，大概到了道光、咸豐年間，甚至同治年間，他們還有一定的地位。因為，十三行商人家族不僅是商人，他們有錢以后就會請名師教育子弟，結果就是他們的子弟中翰林、進士、舉人的比比皆是。潘仕成不算爭氣，他的舉人是皇上賜給他的，但他的兒子是中了舉人的。當時梁家、潘家可以說是進士、翰林輩出，所以梁綸樞、梁肇煌叔侄會在日記里面反復出現(xiàn)。而這些十三行家族又有錢、又有勢力，是“地頭蛇”，其勢力本來是很大的，但也在衰落。

原河道總督蘇廷魁也曾在西關居住，他并不是西關本地人。他曾經(jīng)向兩廣總督劉坤一抱怨，認為梁家“目中無人”。從日記中可以看出，由于梁肇煌等人的官銜，以及梁氏家族的勢力，杜鳳治等地方官面對梁家的大紳士，還是有點懼怕。

在1877年，北江石角圍決口。上西關的地勢還高一點，下西關就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這片地方，在清朝、民國的時候，無論是北江，還是西江發(fā)大水，一旦決堤，這里就會變成一片汪洋。所以當石角圍決口，官府和紳士就為解決西關的安全、維修堤圍、防災等問題進行討論。梁肇煌是在籍京兆尹，三品高官。他主張收鋪捐籌集費用，這就意味著對所有的商人都額外征收，而負責收捐的人肯定可以“吃水很深”。西關大紳向所有的商人收捐的想法，讓官府產(chǎn)生了擔心和戒心，也就不允許他們做。進而，西關士紳就對兩廣總督劉坤一施加壓力。他們要求劉坤一將剛到手的一筆十五萬兩的巨款用以修堤圍，這就使得劉坤一很惱火。劉坤一認為他自己主動將錢用以修堤是一回事，而現(xiàn)在被士紳們施壓捐出，他作為兩廣總督就覺得很沒有面子。

這群士紳還經(jīng)常到兩廣總督處，指責地方官員的不是，說廣州知府不行，又說南海知縣不盡責等等。所以杜鳳治對他們不滿，但是他也會怕，不能不給足西關大紳面子。有一次，一個更練和梁肇煌弟弟梁肇晉夫人的隨從發(fā)生了沖突，這名更練把梁肇晉夫人的轎子打爛了。杜鳳治在處理這起案件的時候，就把這個更練判處了終身“礅禁”，即無期徒刑。到杜鳳治離任以后，這起案件才得以平反。本來，將官員妻子的轎子打爛，放在今天就相當于把人的車子給砸了，只是拘留幾天的事情，在清朝也不是重罪。但杜鳳治為了討好梁家，居然把這個更練判了終身“礅禁”。然而，杜鳳治心里對于這群大紳其實也很痛恨。他經(jīng)常在日記里寫，這群大紳如何給他添亂，他們包庇賭博賺取了多少錢，并且還罵到他們的家人身上。但是，杜鳳治處理事件時，又懼怕這些大紳，可見當時官紳之間關系復雜。

最后還有一個關于李文田的記載。李文田是順德人，他的故居就是在這里附近的泰華樓。在日記里面，杜鳳治對于李文田沒說過多少好話。雖然李文田是探花，杜鳳治只是舉人，但是杜鳳治卻看不起李文田的學問。當然，今人對李文田的學問、書法和思想等都給予很高的評價。那么，杜鳳治為什么會看不起李文田？不完全是學問水平問題。雖然，杜鳳治的學問水平也不算低，而且以前科舉也不一定是學問水平高的人就中得更高。主要問題是杜鳳治惱火李文田在上司面前說他的不是。因為李文田和兩廣總督劉坤一是好朋友。劉坤一在江西當巡撫的時候，李文田在江西當學政，兩人就此結下了交情。日記里記載了兩廣總督劉坤一經(jīng)常到泰華樓，和李文田一起“開燈抽煙”。在抽煙的過程中，李文田就趁機進言，說南海知縣等官員的壞話。杜鳳治也因此對李文田特別有意見。不過，實際上杜鳳治的學問還是比不上李文田的。

我剛才提到同、光之際是晚清廣東紳商時代交替的時期。此前主要是十三行的紳商以及他們的后人，此后則是為普通商人所取代。在古代，廣州有哪些能夠說得出名字的商人？這我并不知道，也許廣財大的年輕學者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真正能查出名字的廣州商人，很可能是從清代十三行時期開始的，但也不算太多。然而，在杜鳳治任南海知縣及以后，能夠找到的廣州商人名字就有很多了，當然沒有一個是特別出名的。有些人會相對出名，例如后來的黃景棠，他是小畫舫齋的齋主，是一個很有個性、很有貢獻、很有特點的商人，曾帶頭開發(fā)芳村，首先提出修建海珠橋的設想，對粵漢鐵路的修筑也做出了貢獻。

在晚清的時候，新興的普通商人與原來西關的十三行商人及其后代之間有著很大的矛盾。愛育善堂主要是廣東本地商人興辦，尤其是順德、南海的商人出資。當時梁家、伍家這些十三行的大紳士讓商人們出錢捐款，商人們并不積極，甚至不理會。不過，如果是李文田去勸說，他們就會聽。我想，很可能因為李文田是順德人，而這些銀號、絲莊的商人也大多數(shù)是順德人，所以，李文田對于在西關經(jīng)營銀號、絲莊的商人的影響力比梁綸樞、梁肇煌這些十三行后人要大。一旦要捐款，官府就要通過李文田去說服南海、順德籍的商人。

《杜鳳治日記》里其實還有許多生動的記載，由于時間有限，我就只能夠先說到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