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純一全集》首發(fā)式暨李純一手稿與舊藏文獻捐贈儀式舉辦

5月24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文獻館、文化藝術出版社有限公司聯(lián)合主辦的“《李純一全集》首發(fā)式暨李純一先生手稿與舊藏文獻捐贈儀式”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舉行。

“《李純一全集》首發(fā)式暨李純一先生手稿與舊藏文獻捐贈儀式”現(xiàn)場

李純一為我國著名的音樂史學家?！独罴円蝗饭卜至恚?80余萬字，圖片1200余幅，歷時三年完成編輯出版，輯集了李純一先生已發(fā)表的專著、論文和未刊發(fā)的文論、手稿及學術書信等。

六卷本的《李純一文集》將李純一的治學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其30歲之前的時期，時間截止于1949年。其間中國戰(zhàn)亂頻仍，李純一個人生活動蕩，顛沛流離，但依然打下考古、訓詁、作曲等理論基礎，并在20世紀40年代著手從事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

第二階段，是新中國成立之后至“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這17年是李純一的學術黃金期，其間出版了專著《我國原始時期音樂試探》和《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一分冊)》發(fā)表了《關于殷鐘的研究》《原始時代和商代的陶塤》等論作，同時撰就《元明清時的音樂》和《中國音樂簡史稿》兩部未刊的書稿，開辟了利用音樂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相結合來進行音樂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途徑。

第三階段，是“文革”期間的10年。李純一雖然遭遇很大沖擊，學術研究受到嚴重影響，但還是盡其所能積累文獻和考古資料，并且參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樂器的考察研究工作，撰寫發(fā)掘報告中的樂器部分，對漢瑟和楚瑟的調弦進行探索。第四階段，是1977—2015年的38年。這是李純一學術研究厚積薄發(fā)、碩果迭出的時期。他赴全國各地考察鑒定出土音樂文物，在此基礎上撰寫出版了《先秦音樂史》和《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兩部名作，發(fā)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學術論文，后來又有《困知選錄》自選文集問世，并且還培養(yǎng)出幾屆中國古代音樂史和音樂考古研究生。

《李純一全集》書影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喻靜在致辭中指出，此次《全集》的結集出版，對回顧李先生學術生涯，系統(tǒng)認識其治學思想，弘揚音樂研究所學術傳統(tǒng)，深化中國音樂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等具有重要意義。

中央音樂學院博士生導師方建軍在《李純一全集》的序言中也指出，全集中所錄李純一的論文具有諸多學術價值。例如，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五弦樂器，一般認為應是古代文獻記載的“均鐘”。《國語·周語下》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表f注：“均者，均鐘木，長七尺，有弦系之，以均鐘者，度鐘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李先生認為，從韋注看，斷句應為“均”，而非“均鐘”。均為均鐘木之說出自三國韋昭注，而所據為東漢大予樂官之事，其可信程度可疑。

在全集中收錄的很多李純一未刊發(fā)的作品也有諸多創(chuàng)見。比如幾篇關于曾侯乙墓出土編鐘的專題研究，如曾侯乙編鐘律制和樂制的研究、曾侯乙墓楚王镈和編鐘銘文的研究等，都是值得重視的學術成果。其中有些已經超出音樂考古的范圍，而具有歷史和考古研究的普遍意義，如對于曾、隨關系的研究，李純一引用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加以考證，得出曾、隨系一國二名的結論，這一觀點也頗具前瞻性。

活動中，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徐福山在致辭中回顧了《李純一全集》從立項到正式出版歷時三年的工作，并對此次出版工作中院領導和音樂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以及李純一先生家屬、各位編委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謝。他指出，出版《李純一全集》（6卷），不僅為中國音樂學界提供了豐厚成果，更為青年學人樹立了崇高典范。

據悉，2021年年初，李純一先生逝世，中國藝術研究院和音樂研究所即提出收藏先生遺留全部學術資料的建議。在征求家屬意見時，李純一子女慨然應允，將父親生前全部手稿，包括著作、論文、筆記、卡片、表格、圖片和信函等悉數(shù)捐獻。

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文獻館副館長邵曉潔在發(fā)言中對李純一先生親屬慷慨捐贈手稿和舊藏文獻表示誠摯謝意，并表示：“先生從事音樂考古研究的手稿和使用的學術資料，體現(xiàn)其治學風范，寄托其學術情懷，豐富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學術收藏，是學術發(fā)展的歷史見證?！?/p>

中國藝術研究院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齊永剛（左一），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喻靜（右一），向李純一兒子李納新（孫李應男代）、女兒李青（左二）頒發(fā)了收藏證書

首發(fā)式及捐贈儀式后，與會專家學者展開自由研討。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項陽、薛藝兵、李巖等研究員先后發(fā)言，高度評價了李純一的學術成就和治學精神。李純一筆耕不輟，長期致力于中國古代音樂史學和音樂考古學的開拓研究，為音樂學術事業(yè)發(fā)展做出了突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