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鏡子：動物倫理學14講》，錢永祥著，當代世界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232頁，56.00元
錢永祥像，李媛繪
隨著現(xiàn)代世界的演進，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越來越大，人類在不斷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的同時，環(huán)境惡化、物種滅絕等問題也隨之而來。由此，人們開始反思人類長久以來的認知理念和行為模式，重新思考人與動物、人與自身的關系。動物倫理學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正式誕生以來，已經(jīng)得到長足發(fā)展，并與傳統(tǒng)的規(guī)范倫理學相結合，衍生出功利主義、義務論、德性論等多種分支，而各分支的代表作也譯成了中文，例如：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祖述憲譯，青島出版社2006年版）、湯姆·雷根的《動物權利研究》（李曦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瑪莎·努斯鮑姆的《為動物的正義》（王珀，中信出版社2024年版）。不過，由于以學術風格寫就、包含較多理論術語等原因，對非專業(yè)人士而言，這些著作有一定的閱讀門檻。而且，這些著作雖然在理論上深刻入微，但大都是從各自視角出發(fā)，闡釋動物倫理學的某一理論分支，對那些關心動物、想要了解動物倫理學全貌的人來說，其實并不太契合需求。
與之相比，這本《人性的鏡子：動物倫理學14講》文字平實、邏輯嚴密、理論深刻、關懷強烈，既可作為專業(yè)研究的參考，也適合普通讀者入門。相較于坊間另一本概論性著作《動物權利》（戴維·德格拉齊亞著，楊通進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年版），錢永祥的寫作“不激不隨，講理論但不離現(xiàn)實，思想與生活并重”（梁治平語），既“深刻而執(zhí)著”，又“溫和而理性”（莽萍語），堪稱中文世界之典范。
此書從人如何看待動物出發(fā)，探索人類中心主義的起源，回顧動物倫理學的來時路，逐一分析辛格的功利主義（效益主義）、里根（雷根）的康德主義、納斯鮑姆（努斯鮑姆）的能力論以及女性主義、德性倫理等動物倫理學的各主要分支理論，思考動物倫理對社會進步的意義。由于原稿是為“看理想”所作的音頻節(jié)目，所以此書簡短易讀，沒有學術著作中那些常見的條條框框、繁文縟節(jié)。這并不意味著思想深度上的欠缺。事實上，錢永祥長期從事專門的學術研究工作，在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造詣一向為人所稱道。而作為一位關心動物的“愛貓之人”，他也一直關注動物倫理學的研究，是中文學界最早引介動物倫理學的學者。不過，即使有著深厚積累，作為一位嚴肅、認真的學者，他仍然以三年多的時間專門籌備動物倫理，在對講稿加以修訂增補后，最終完成了這樣一本介紹和討論動物倫理學的著作。
為什么要關心動物？
對喜歡動物，尤其是生活中有小動物作伴的人來說，關心動物似乎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例如，宋代大詩人陸游就是一位貓奴，在寫下那千古名句“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的同一日，也留下了“溪柴火軟蠻氈暖，我與貍奴不出門”這樣的愛貓之語。除了這類個人的情感聯(lián)系外，人們常常是基于同情、憐憫之心而關愛動物，他們見到對動物的濫殺、虐待及漠視后于心不忍，從而投身于動物保護。這些基于內(nèi)心情感而對動物采取的關心之舉來得相當自然，似乎也并不需要動物倫理學這樣的理論來做背書。
不過，順著這些情感深究下去，我們最終還是會遇到一些疑問、挑戰(zhàn)甚至指責，需要理論上的思考。一個相當常見的質疑是：人的問題都管不完，動物的問題算得了什么？如果有精力去救助動物，怎么不去救助失學兒童呢？對此，錢永祥的回答是，眾多的道德問題之間能排出輕重先后的秩序嗎？即使排得出來，難道大家都只能關注那個所謂的唯一重要、優(yōu)先的問題嗎？如果要管完人的問題才能管到動物的問題，照這個邏輯，你自己的問題管得完嗎？既然你自己的問題都管不完，又哪能管到他人的問題呢？（《人性的鏡子：動物倫理學14講》，11頁，以下引用本書，僅標注頁碼）其實，無論是關心動物、保護動物，還是人與社會的改善，這兩件事從根本上來說是分不開的。人們會開始關心動物的議題、思考自己跟動物的關系，原因雖然因人而異，但仍然有一個共同的核心：那就是動物直接挑戰(zhàn)我們的道德意識，提出了一些跟道德有關的問題（第10頁）。在這本書的扉頁中，錢永祥引用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一段話，點出了動物倫理學的要旨：“人類的真正道德考驗，最根本的考驗，就在于你怎么對待這些命運完全由人類來擺布的生命：動物?！?/p>
動物的道德地位與功利主義的優(yōu)勢
雖然人對動物的感情常常是人們關心動物的緣起，也是動物倫理學重要的推動力。但動物倫理學卻不能止步于此，而是力圖在理論上探討動物何以具有道德地位、動物具有何種道德地位？這意味著對人類自身倫理觀念的重新思考。
動物倫理學的開創(chuàng)者、著名哲學家彼得·辛格就曾禮貌地回應一位喜愛小動物的女士：他不是基于個人情感而從事動物保護運動的，他之所以倡導“動物解放”，是因為動物本身就具有道德地位。辛格是一位功利主義者。按照功利主義的理論，倫理學的首要原則是，人們的行動應當產(chǎn)生最大的總體幸福，即增加快樂、減少痛苦。所以，一個生命若是能夠感知痛苦，就有資格受到道德的關注。而根據(jù)生物學，動物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與行為表現(xiàn)，表明了許多動物跟人類一樣，可以感知痛苦，就此而言，動物顯然具有道德地位。
即使如此，人們?nèi)詴|疑，動物與人的差別顯而易見，怎么能就此把動物與人相提并論，同樣納入道德考量之列呢？功利主義的回答是，這種以突出某些差異而強調(diào)區(qū)別的看法，不過是又一種歧視而已。功利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邊沁曾振聾發(fā)聵地道出功利主義強調(diào)感覺的重要性：“問題不在于‘它們能推理嗎？’，也不是‘它們能說話嗎？’，而是‘它們會感受到痛苦嗎？’”從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功利主義為道德注入了理性、語言之外的生命經(jīng)驗。在功利主義看來，動物應當擁有道德地位，其邏輯結構與歷史上的黑人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都是一樣的。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對女性的性別歧視以及對動物的物種歧視，都是以某種差異（種族膚色、性別、物種）來否定對方、壓迫對方。辛格的論證相當有力，不僅為動物保護奠定了理論基礎，開創(chuàng)了動物倫理學這個新領域，而且激發(fā)了無數(shù)人對動物議題的關注。
在這些關注中，除了上述那種對動物保護的質疑外，還有來自同一陣營的批評。一些學者雖然同樣承認動物具有道德地位，不過他們不認可辛格的功利主義闡釋。其中，湯姆·里根從康德主義出發(fā)，提出了另一種動物權利理論。里根認為，辛格強調(diào)動物能感知痛苦，看起來是為動物的道德地位提供了一個堅實的依據(jù)，但辛格秉承的是功利主義的最大幸福（最大快樂最小痛苦）原則，按照這種理論，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只是快樂痛苦的凈值大小，而不會過多考慮每一個種族、性別、物種、個體具體的快樂和痛苦。這帶來兩個問題：首先，如果總體幸福能夠增加，那么可以在某些情況下犧牲其中某一個群體的幸福，也就是說，動物保護完全可以因為人類的幸福更大而被褫奪；其次，人和動物之所以有道德地位，完全在于他們能夠感受痛苦，在這個意義上，人和動物只是感受的載體，其本身的意義和價值卻遭到了漠視?？梢哉f，人和動物都只是幸福最大化的工具而已。相比之下，康德倫理學的信條“人是目的”就顯得彌足珍貴。里根正是借助康德的人格概念，提出“固有價值”（inherent value）的觀念，即每一個生活的主體，不管其智力程度如何，只要多多少少有意識地活著，那么他就是自己生活的主體，都擁有固有價值。固有價值無非高下，人與動物是平等的。
不過，里根對生活的主體的構想主要基于心智層面，對這樣的主體到底如何生活，尤其是在現(xiàn)實中如何為主體的生活提供保障卻語焉不詳。當代著名哲學家納斯鮑姆用她和阿瑪?shù)賮啞どㄓ《纫峤?jīng)濟學家、倫理學家，1998年獲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共同提出的“能力論”，為動物倫理學開拓出一個新方向。能力論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用“本性的充分發(fā)揮”界定生命所追求的目的：一個生命值得尊重和保護，在于它發(fā)揚著個體的天賦本性。為了讓生命主體都能夠展現(xiàn)其天賦本性，能力論不僅為人類發(fā)展所需，也是動物生存所需，在這一基礎上它提供了讓生命欣欣向榮所應有的能力清單。就理論建構而言，“從辛格的‘感知痛苦’出發(fā)，經(jīng)過里根的‘生活的主體’，到納斯鮑姆的‘活出天性所賦予的生命樣態(tài)’，可以看到所謂的‘動物的生命’逐步變得更為豐富、飽滿，動物的個體生活取得了更為鮮明、具體的道德意義”（145頁）。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變化發(fā)展并不意味著從辛格的功利主義，到里根的康德主義，再到納斯鮑姆的德性論，在理論上是一個由低到高的等級系列。一方面，在理論上，功利主義、康德主義、德性論三大主流理論各有所長，并稱為三大主流規(guī)范倫理學理論。另一方面，在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上，辛格這種只強調(diào)感知痛苦的做法也有其獨屬優(yōu)勢。在動物倫理學中，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人與動物的關系問題，其中繞不開的是人類如何利用動物。在里根那里，由于堅守動物的固有價值，所以他主張絕對的禁止論，要求人類放棄現(xiàn)有一切利用、使用動物的方式。納斯鮑姆雖然沒有里根那么極端，但她也傾向于樸素的動物福利主義，嚴格禁止對經(jīng)濟動物的使用。相比之下，辛格的主張要踏實一些，他并不要求人類完全不使用動物，但在使用之時必須公平地權衡、比較人類的利益與動物的利益。盡管有人指責從辛格的理論看到了功利主義的內(nèi)在矛盾和不徹底，但它的道德學說不是高高在上，遠離人們的生活直覺，而是導向利益權衡的社會實踐。
此外，人們還可以通過動物倫理學看到一種逐漸完善的關于主體的構想，因為對動物道德地位的接納，主體的性質發(fā)生了變化。動物問題的挑戰(zhàn)讓我們看到了以理性為核心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狹隘，也讓人作為道德主體的性質具有了新的維度。我們怎樣對待動物，像鏡子一樣映照著人類如何看待自身，如何考慮人類生活的繁榮和幸福。即使從德性倫理的角度，納斯鮑姆注重完善關于主體的構想，這也是功利主義可能會接受的。它并不否認功利主義要從痛苦和快樂的生命感受出發(fā)權衡、比較人類利益與動物利益；也并沒有削弱它要尋求幸福、疏解苦難，從而實現(xiàn)社會整體福利的初衷。通過動物倫理的討論，功利主義的當代主張與改善就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它把“有情”之物的感受與能力全部納入了道德實踐當中，這更有助于生長出包容和理解生命的深刻力量。
回應生活：功利主義的本性與愿景
倫理學可以說是始于古希臘先哲蘇格拉底的問題：“人（我）應該如何生活？”從歷史上看，倫理學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可以歸納為三類：一、理性利己主義，我所有行動的理由都是基于提升我自己的福祉或善好；二、后果主義，我應該采取的行動是要產(chǎn)生整個世界上最好的結果，而非對我自己而言的最好，功利主義就是后果主義最流行的形式；三、義務論或道義論，某些行動不應該做的理由不取決于其后果，而基于良心、規(guī)則或理性等等。不過，在當代學術界，功利主義這一名稱多少顯得有些尷尬。提起“功利”或者“功利主義”，世俗語言中往往意味著那些不高尚的物或欲。這一方面是翻譯的原因（其實更恰當?shù)姆g是“效益主義”“效用主義”“功效主義”，只不過由于功利主義的譯法流傳已久，只能姑且用之）；另一方面也在于學術理解中的某些“語境誤置”，在其他學術路徑看來，功利主義主張快樂和行動結果顯得粗陋且膚淺，似乎不足以具有為哲學奠基的深刻性，也很容易被誤解為一種淺薄的理論類型。相形之下，道義論則強調(diào)擺脫肉體欲望與經(jīng)驗偏狹、進入理性生命才是真正的道德追求，似乎更為純粹和高明。以至于當今中文學界仍或明或暗地抱持著對功利主義的一些刻板印象，似乎功利主義無論是道德價值還是哲學趣味，都配不上成為倫理學的主流。
然而，在英美學界情況可能不太一樣，在上個世紀晚期，功利主義受到眾多有影響力的道德哲學家的廣泛攻擊，比如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以及納斯鮑姆等學者，這一趨勢反而激起了功利主義回應與思辨的熱潮，功利主義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在過去幾十年間也頗有建樹。英國哲學家羅杰·克里斯普（Roger Crisp）在1997年出版的勞特利奇哲學手冊《密爾論功利主義》在英語世界流傳極廣，這本書講述了功利主義集大成者約翰·密爾詳盡的理論建構，尤其是客觀地展現(xiàn)密爾思想的豐富性及其對當代批評的可能回應?！睹軤栒摴髁x》被學界視作近三十年來對功利主義歸納的最權威圖譜，因為它對功利主義的內(nèi)在困境評價得極為中肯，同時也指出功利主義發(fā)展的兩個突出貢獻：一是強調(diào)后果的意義，將使道德思考與生活現(xiàn)實直接掛鉤。道德行動的后果不一定要福利最大化，但應始終致力于減少傷害，它既改進了當代福利經(jīng)濟學，也在對待弱者、對待動物的慈善之舉中展現(xiàn)出強大的社會效應。二是強調(diào)自治或自主（autonomy）的重要性，密爾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就是自我個性發(fā)展是幸福的動力。這種主體的能動性是對美好生活的期許，其實它同樣見容于納斯鮑姆等人對個體人生的思考，也包含著對動物生命的尊重。
《密爾論功利主義》，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版
事實上，學界對動物生存與福利的思考反映了近年來倫理思想所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如何謀求一種有質量的生活。阿馬蒂亞·森和瑪莎·納斯鮑姆提出“有質量的生活”，就是在能力理論發(fā)展的基礎上提出對生活之善好的理解。一直以來，當代西方倫理學在追求好生活問題上擁有兩種態(tài)勢，一種源自功利主義的傳統(tǒng)，一種出于德性幸福論的傳統(tǒng)。功利主義注重快樂感受與福利總量的增加，但忽視主體自身的完善和成長，《主體性與美好生活》一書歸納當代幸福理論發(fā)展的上述態(tài)勢，在闡述功利主義路徑的同時，梳理了這兩種幸福理路的變化趨勢，描述了它們?nèi)绾卧诩{斯鮑姆與森所謂的“有質量的生活”上達成道德哲學的某種共識。德性倫理學的方法增加了功利主義的厚度，從“活出天性所賦予的生命樣態(tài)”來說，它意味著任何一種值得追求的感受和愉悅性有了真實、豐滿的主體。密爾的功利主義散發(fā)著創(chuàng)造性的自由精神，恰恰是他當年提出的自由或自主，對一個國家及社會要關注人們的生活際遇、生命的脆弱性提出了道德要求，這些都構成社會進步的思想基礎。
《主體性與美好生活》，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功利主義始終有著積極進取的公共氣質，它雖然強調(diào)人們感受性的快樂，但指向的是社會政策與制度建構能否最大限度提升幸福。在人際比較普遍存在的社會中，資源分配的更大平等以及人際比較的價值標準更加多元化，才可能逐漸克服主觀情緒上的不幸福、不美好。在功利主義看來，這絕不是一個古代斯多亞的欲望治療的心靈問題，一個社會之所以爆發(fā)不幸福、不美好乃至倦怠、躺平的社會心理，仍然與社會階層分化、社會流動的自由程度降低不無關系。功利主義自身能做的事情有限，但功利主義激發(fā)的碰撞與交融始終讓我們相信，自己在生命實踐中充滿了反思和創(chuàng)造性的力量。功利主義是一種非常有吸引力的道德觀——它的理想，即所有有感眾生的最大程度的幸福，似乎很值得去嘗試實現(xiàn)（《密爾論功利主義》，中譯本序言，第7頁）。
從歷史上看，功利主義者都是社會改造的積極行動者。為了一個更美好的人類社會，從邊沁開始，一代又一代功利主義者前仆后繼地投身社會實踐。這也是功利主義在其理論受到嚴厲批判后仍然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面對貧富差距、環(huán)境污染、動物保護、國際援助乃至國際正義等問題，功利主義仍然秉承其宗旨，以各種形式號召人們?nèi)ビ兴鳛?，造就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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