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談起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避不開的一個名字，而上海是中國近現代史所依存的重要坐標。兩者之間的聯系也十分奇妙：丁玲一生幾次投向上海，作家丁玲在這里登場，幾部小說集引得1920年代末的上海萬人空巷；革命者丁玲在此處發(fā)軔，參加“左聯”，主編《北斗》，1932年入黨。我們所熟悉的丁玲的歷史，從上海開始大踏步走來。那么在丁玲成為“丁玲”之前呢？從湖南出發(fā)，第一個塑造她的城市，就是上海。今天走在上海的街道上，還能看見承載著冰之成為“丁玲”之前記憶的舊地。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攝于1925年
1922，平民女子學校：南成都路輔德里632號A
1922年2月，丁玲跟著王劍虹從長沙抵達上海，讀共產黨辦的平民女子學校，這年她十八歲。這時候她帶著從湖南帶來的名字“蔣瑋”，還有在家里使用的小名“冰之”。到了平民女子學校，她拋掉了蔣姓，變成了“冰之”。姓氏——一個傳統(tǒng)社會最重要的榫卯——的消失，似乎是邁向現代的某種標志。但是，“廢姓引起很多麻煩，只好隨便加了一個姓”，于是邁入上海都市的是丁冰之。
而丁玲這個最終代表她的名字，是1926年春“為去上海想當電影演員”，她同朋友在字典上盲眼亂摸到的字而起的。1927年投稿《夢珂》，她又用了這個名字，于是一直用了下去。
《夢珂》發(fā)表在《小說月報》上
來到上海之前，她相繼在桃源第二女子師范、周南女子中學和岳云中學學習，又相繼舍棄，渴望來上?！皩W最切實用的學問”。丁玲在黃浦江邊的碼頭上躊躇滿志地眺望著往來的人群的時候，心里浮現的大概是五四式的現代圖景。共產黨剛剛創(chuàng)立的平民女子學校在等待著她，還有其余二三十個學生，其中有的還是文盲，要從識字開始學起。
她像過去一樣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社會活動。學校主要教授的是婦女運動，這和她過去從母親及向警予那里接受的思想非常契合。她跟著共產黨員張秋人去浦東紗廠演講，在街上為罷工的女工募捐，同時對馬克思誕辰紀念會、無政府主義者的會議等等也滿懷好奇。女學生丁玲拼命地張望著，試圖將寄居在上海這座城市中的復雜知識盡收眼底。
但最初的新鮮勁過去之后，失望是很明顯的。這所學校的學生素質參差不齊，而教學方面的問題則更為嚴重。沒有固定的教員、教材和教學計劃，老師大多是兼職，有時學生們得夜里從床上爬起來聽課，因為老師剛好來了。陳獨秀、陳望道、邵力子和茅盾，這些名人的課都不使她感興趣，或是早已學過。她還和王劍虹等人懷著“朝圣的心情”去民厚里拜訪自己最為崇拜的郭沫若，而后大失所望。丁玲在1978年的日記中還記錄過這件事：“當我們在民厚里外邊馬路上等電車的時候，確實感到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懊喪?！?/p>
到了暑假，丁玲就和王劍虹一起退了學，開始了每天讀書自學的生活。她特別愛讀外國文學作品，尤其是商務印書館出版或是刊登在《小說月報》上的俄國小說。在這座有名的“且介”之城中閱讀外國小說，類似某種有趣的互文與對抗。生活在上海，丁玲可以便利地、同時同步地買到世界上新出版的流行的文學文化刊物，跨界的語言和文化的混雜性直接來源于自身的文化生活空間當中。然而，丁玲又越過了當下的流行文化，苦讀19世紀的俄蘇文學，在異質的文化空間中懸置自己本土化的迷思。上世紀八十年代她回望自己的創(chuàng)作生涯，提到的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這些人，“直到現在，這些人的東西在我印象中還是比較深”。
和她一起從湖南來到上海的女伴里面，王一知當年就加入了共產黨，而丁玲和王劍虹則遠在共產黨人的圈子之外。在1922年百家爭鳴的混亂時代里，共產主義是力量弱聲量小的一支。對于年輕的女學生來說，他們來去匆匆，十分忙碌，而魚龍混雜的班子里某些浮夸的投機分子則使人厭惡。她們倆崇尚自由，尚不愿被管束，未來的人生道路還在一片朦朧的迷霧之中。到了秋天，她們就結伴離開了上海。
丁玲與王劍虹（右）
1923，上海大學：閘北青島路青云坊
丁玲第二次來到上海則是由于瞿秋白的建議。1923年8月，丁玲和王劍虹第一次見到瞿秋白，是在南京，共青團二大的時候。從俄國文學開始的談話非常投機，最后瞿秋白建議她們去上海大學文學系聽課，并保證在那里可以自由選擇。于是丁玲又回到了上海，在中文系當一年級的旁聽生?；蛟S就是由于這段經歷，莎菲女士進入我們的目光中時也是一個旁聽生。丁玲又進入了茅盾的課堂，迷戀上他講述的離奇美麗的希臘神話，同時聽社會學系的課，崇拜因發(fā)表《非孝》而頗有名望的施存統(tǒng)。不過，她心中最好的教員還是瞿秋白，他既博學又浪漫，和她們暢談文藝復興、唐詩宋詞和普希金。
貫穿丁玲一生的傲氣極早顯露。她在上海大學期間落落寡合，1924年春天，她和劍虹常常設法買三元五角一張的包廂票，坐在油頭粉面的時髦太太、姨太太們中間，“滿不在乎地”欣賞正處盛年的梅蘭芳演出的《洛神》《霸王別姬》《游園驚夢》。施蟄存在五十多年后寫了《丁玲的“傲氣”》來懷念這位當年在田漢的西洋詩課堂上坐在教室前排的女同學，又在1979年和1989年各寫一首詩以懷丁玲。1982年，丁玲將自己的新作寄給他，扉頁上寫著“施蟄存同學指正”。
1924年初的冬天，瞿秋白與王劍虹結婚。學校搬遷到西摩路（今陜西北路），丁玲與瞿秋白一家、施存統(tǒng)一家及瞿秋白之弟瞿云白一同住到學校附近慕爾鳴路的一所房子里。瞿秋白夫婦依然同丁玲很親近，他們總是在丁玲的屋子里，圍著煤油爐，三人一同吹簫、唱昆曲。然而丁玲還是一天天寂寞下來，當初和她一起站在上海碼頭上眺望著，一起在這個大都市里冒險的劍虹畢竟是不再為她所有了。她望著煤油爐亮光的記憶，被不斷地氤氳到后來的創(chuàng)作中去。1930年完成的《韋護》，就取材于此時在她身邊歡笑的這對夫婦。更早的1928年，青年丁玲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記》，那個莎菲不斷寫信的模糊客體，某種遙遠烏托邦的化身，歸依家庭而與莎菲分別，最終撒手人寰，指向莎菲日記終結的蘊姊，正是坐在她身旁的王劍虹。
《莎菲女士的日記》手稿
1924，慕爾鳴路
1917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完一路，命名為慕爾鳴路（Moulmein Road）。1924年，丁玲還不滿二十歲，在這座以異邦城市命名的街道上，她和瞿秋白與王劍虹一同望著關了燈的房間里煤油爐在天花板上留下的“閃爍的微明的晃動的花的光圈”。瞿秋白后來說：“冰之是飛蛾撲火，非死不止?！边@句對丁玲一生的判語，在這些朦朧而暈散的光圈中已然成型。1980年，76歲的丁玲寫下《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青年男女圍著煤油爐談笑欣賞火光的往事，三人之間微妙難言的氣氛，五十多年后猶在眼前，脈脈分明。慕爾鳴路早已更名為茂名北路，舊屋不存，斯人已逝。劍虹1924年夏天即因肺病而亡，丁玲從湘返滬扶棺，秋白在十一年后于南方游擊戰(zhàn)爭中被捕就義，丁玲此時被國民黨囚于南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如此冷漠、可怖。如淅瀝冷水般的日子，握于半個世紀后的《魍魎世界》。煤油爐投在天花板上的溫暖光焰這般虛幻，青春良辰逝如流水。
1924年暑假，丁玲和向警予談話后向瞿秋白夫婦辭行，打算回湖南看望母親，爾后前往北京繼續(xù)求學。這對他們來說是個不小的打擊，在丁玲離開上海的那個晚上，只有瞿云白提著一簍水果送她上船。她最后打量了一下這座城市，“這時已是深夜，水一樣的涼風在靜靜的馬路上漂漾，我的心也隨風流蕩：上海的生涯就這樣默默地結束了……”
實際上，離開上海僅僅一個多月以后，丁玲就因劍虹堂妹發(fā)來的電報打包行李匆匆返回。她帶著“惶惶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她寄居了半年的慕爾鳴路住所，迎接她的是“人去樓空”——劍虹的棺木已經移放到四川會館，而瞿秋白也奔赴廣州參加會議，只有劍虹的兩個堂妹和瞿云白沉默相迎。瞿秋白把當初丁玲送贈他的劍虹的照片包在白綢布里返還了，照片背后還有他當初寫下的詩，第一句是：“你的魂兒我的心”?；陜菏嵌×釋绲姆Q呼，她總是用“虹”來喚這位好友，瞿秋白笑道應該是“魂”，而他總是喚劍虹為夢可，這是法語的“心”的意思。三年后，丁玲在北京的公寓里寫作自己的處女作《夢珂》的時候，是把她的魂兒放進去了。她在冷清的四川會館流下了“如泉的淚水”，作為冰之的最后一場淚水。她很快與劍虹的堂妹一同乘船北上，背后起伏的城市天際線，留下了丁玲成為“丁玲”之前的模樣。冰之即將抵達北京，一個知識分子的丁玲和一個革命者的丁玲，都在那兒等待著她，而后一同被丁玲帶回這個城市：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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