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虹(章靜繪)
二十世紀早期,中亞研究之于漢學發(fā)展有著關鍵作用。隨后,在漢學從歐洲向北美轉移并逐漸轉型為中國學的過程中,哈佛燕京學社對哈佛大學乃至美國的漢學和中國學的發(fā)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李若虹女士在哈佛燕京學社任職多年,現為學社副社長。在《從中亞古道到新大陸:哈佛漢學史話》這部文集中,她以諸多與哈佛燕京學社有著深厚學術淵源的中亞學者和漢學家為核心線索,將哈佛漢學的發(fā)展歷程娓娓道來。在接受《上海書評》專訪時,她回顧了自己的學術歷程,也從不同角度介紹了哈佛燕京學社的影響和中亞研究對漢學的重要性。
《從中亞古道到新大陸:哈佛漢學史話》,李若虹著,藝文志eons·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358頁,68.00元
先從您的學術經歷開始談起??梢哉埬窒硪幌伦约旱那髮W、研究和工作的歷程嗎?
李若虹:我本科在復旦讀哲學,畢業(yè)后直接進了碩士班,跟黃頌杰老師主攻現代西方哲學。不過,我漸漸覺得憑我自己的思維,繼續(xù)走哲學之路很難,就想去試試一些研究具體問題的學科。太古公司設立的太古-國泰獎學金從1988年到1992年每年資助北大、復旦各一名學生,去牛津大學的圣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讀人文社科的碩士學位,1990年在黃老師的推薦下,我有幸得到了這一機會去牛津深造,就讀于人類學系。我的導師尼古拉斯·艾倫(Nicholas J. Allen)博士專攻南亞,在牛津讀博時曾在尼泊爾和印度做過田野調查。在他的引導下,我讀了一些跟西藏相關的人類學著作,于是對藏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在牛津完成碩士學位的那個夏天,雖然希望能到美國繼續(xù)深造,但對將來的計劃不知所措。那時,在哈佛完成了兩年客座后剛回牛津的藏學家邁克爾·阿里斯(Michael Aris)先生給了我很大幫助。他本是圣安東尼學院的資深研究員,我的導師與他相熟,介紹我認識了他。第一次在阿里斯先生家的客廳坐下,他就把一本大開本的書遞到我手中,那是由他編輯、紐約中國研究所出版的約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的攝影集。這是第一次我聽說洛克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植物學家和納西學家?!稄闹衼喒诺赖叫麓箨懀汗饾h學史話》里寫洛克的兩篇,緣起就在這里。
經阿里斯先生推薦,我進了哈佛大學的中亞和阿爾泰研究系(Committee on Inner Asian and Altaic Studies)。我把自己對藏學和中國邊疆地區(qū)的研究興趣從英國帶到了美國,到了哈佛以后,我上了一系列有關中國和中亞史的課程。這一專業(yè)原來從屬于遠東系,后來傅禮初(Joseph Fletcher)教授設立了研究中亞和阿爾泰地區(qū)的博士項目,研究遼金元和滿清中國史是其中相當重要的內容。1984年傅禮初教授英年早逝,但我到系里求學時,仍不斷聽老師和學友提起他,扼腕嘆息這一學界巨大損失。記得我參加的第一次研究生討論課是蒂娜(Elizabeth Endicott-West)老師上的,她給我們講中國及其邊疆和蒙古帝國、清帝國數百年錯綜復雜的歷史。傅禮初與她是同門,蒙古學大師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的得意門生。從蒂娜那里,我了解不少關于柯立夫的有趣的學術軼事。從我在牛津與阿里斯教授見面,到我進入哈佛攻讀博士,然后在哈佛燕京學社就職這些年所了解的一批與中亞研究相關的重要學者,構成了《從中亞古道到新大陸:哈佛漢學史話》里的中心人物。
您本人是怎么到哈佛燕京學社工作的?
李若虹:完全是機緣巧合。哈佛燕京圖書館是我在哈佛報到后第一個訪問的地方。我讀博期間幾乎每天都要去哈佛圖書館和哈佛燕京學社所在的神學街上的教學樓,每次走過哈佛燕京學社,總覺得有一股神秘感。杜維明老師從1996年開始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而我讀博最后一年(2001)碰巧和幾位同學一起做他為本科生開的儒學通識課的助教,當時他正需要一位研究助理,而我剛完成博士論文,想著正好可以一面幫他在學社做事,一面申請教職。2001年5月,我進入哈佛燕京學社工作,原以為臨時的安排成了往后二十多年的職業(yè),再也沒有離開。我最感興趣的是哈佛燕京學社早年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史,正因那一段歷史與中亞研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而且時時提醒我,早期漢學的發(fā)展與中亞資料的大發(fā)現密不可分。這么一來,學社的歷史、研究中亞的大學者和自己的研究興趣巧而又巧地聚在了一起。于是,也才會有后來這本《從中亞古道到新大陸:哈佛漢學史話》。
作者畢業(yè)典禮上和孔飛力(右)、杜維明教授合影
能否請您簡單介紹一下哈佛燕京學社?
李若虹:國內的人文社科學界有很多優(yōu)秀的學者曾受哈佛燕京學社資助,來學社做過訪問學者,因此很多人都聽說過哈佛燕京學社,但可能都不太了解。要知道,美國漢學的起源和發(fā)展都離不開哈佛燕京學社這一研究機構。
不過,將哈佛燕京學社稱為“研究機構”,并不太準確。學社有兩大獨特之處:第一,哈佛燕京學社是一個獨立于哈佛大學的私立慈善基金會。雖然學社坐落在哈佛校園,社長通常是哈佛的資深教授,所有的工作人員也都是哈佛的雇員,但是學社在法律和財務兩方面均獨立于哈佛大學,學社的項目決策和經費運作等都不必通過大學的行政機構來進行。歷任社長并不需要就學社的管理和運作向文理學院院長或校長報告,而是向哈佛燕京學社的董事會報告。第二,學社的經費全都來自美國鋁業(yè)大王查爾斯·馬丁·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的捐贈。一度曾有說法認為哈佛燕京學社的經費來自庚子賠款,這純屬誤傳。在鋁比白銀昂貴的年代,霍爾先生發(fā)明了一種廉價的制鋁工藝而成為美國巨富,還創(chuàng)辦了至今仍在匹茲堡經營的美國鋁業(yè)公司。霍爾來自一個傳教士家庭,終身未娶。他在遺囑里注明,將三分之一的資產捐贈出去,用以發(fā)展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qū)的人文研究和高等教育。至于他為何做出這一澤被后世的決定,迄今都沒有一種完全令人信服的說法。我們僅僅知道霍爾的父母曾在拉丁美洲傳教,但他有一個和他非常親近的姐姐曾經來過中國,這也許讓他對中國乃至東亞有了一種特殊的感情。另一個只是傳聞而已:霍爾在俄亥俄州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上學時,由于性格內向,沒什么朋友,惟獨有一位中國同學對他特別友好,他一直對這位同學心存感激,進而也對中國抱有好感。
從哈佛燕京學社創(chuàng)辦的1928年一直到1952年中國大陸進行院系改革,學社在中國的經費主要用來資助六所主要的教會大學的教研、圖書館藏書、博物館的創(chuàng)建以及學生和學者的培訓。學社不僅給來哈佛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學生提供獎學金,也會支持美國的年輕學者去中國進修。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北京的一批美國漢學學者,幾乎都受到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六所教會大學與學社的合作也非常密切,其中最重要的要數燕京大學,和哈佛燕京學社的關系源遠流長。此外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對華西協(xié)和大學的資助,華西協(xié)和博物館的成立和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挖掘都離不開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1952年后,中國內地的高教系統(tǒng)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哈佛燕京學社一時陷入窘境。為了重新找到一條資助東亞人文領域發(fā)展的渠道學社董事會經過長時間的磋商和討論,在第二任社長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教授的倡導下,學社設立了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項目。從1954年開始,這個項目面向中國的港臺地區(qū)、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學者,受邀來訪的學者成為日后東亞漢學界的帶頭人。1979年改革開放以后,當時的社長、日本史專家克瑞格(Albert M. Craig)訪問中國,他走訪了北京大學、中國社科院和復旦大學等重點高校和學術機構,認為中國內地加入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項目的時機已經成熟。從1980年至今,每年都有內地的學者受這個項目資助來哈佛訪學、進修。
從歐洲漢學研究的衰落和轉型,到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創(chuàng)建和興起,對哈佛燕京學社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李若虹:你提到的歐洲漢學的衰落與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興起,主要是二戰(zhàn)以后開始的一種大趨勢。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哈佛的遠東研究剛剛起步,在哈佛燕京學社第一任社長葉理綏(Serge Elisseeff)教授的倡議下,哈佛成立了遠東語言系,而他自己身兼雙職,既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的社長,又擔任遠東系的系主任。他最初一些年帶的學生,先被送到巴黎留學,比如說賴世和、柯立夫,在伯希和門下求學,然后再去日本和中國進修,最后回到哈佛來完成博士學位并任教,顯然沿循的是歐洲漢學傳統(tǒng)。從相關的檔案和學者著作中可以看出,從哈佛燕京學社創(chuàng)辦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這條路徑是很明顯的。
二戰(zhàn)期間和之后幾年,像趙元任和楊聯(lián)陞這樣的學者都在教美國士兵學中文,而賴世和是負責教日文。當時的美國社會一下子意識到對東亞的了解實在太少,急需進一步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角度去了解亞洲。此時,費正清的研究方向的優(yōu)勢就得以凸顯了。他研究中國外交史,最早是從海關資料切入的,通過西方的海關官員與中國人的接觸來研究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他特別注重學以致用,強調學者一定要走出書齋,服務于社會。而柯立夫、楊聯(lián)陞這些學者,既受過巴黎傳統(tǒng)漢學的訓練,又信奉陳寅恪所說的“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中國學術傳統(tǒng),更看重閱讀古籍的能力,尤其強調考據功底。他們看待哈佛東亞研究的著重點,就與費正清很不一樣??铝⒎蜃钤缦胍鳛椴┦空撐念}目的,是宋人洪皓所撰《松漠紀聞》的譯注??铝⒎?、楊聯(lián)陞為研究生開的課程,注重文本的閱讀,要求學術必須扎實地學好中文、日文和其他語種,如滿文、蒙文,甚至還有女真文。而費正清則更為看重來自社會、政府的需求,他認為向本科生介紹中國、介紹東亞,遠比坐在書齋里研讀古籍來得重要。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松漠紀聞》
可是,剛剛起步的東亞研究特別需要費正清這樣擔當社會職責的學者。費正清推進了美國社會對東亞的了解,激起了大眾對中國的興趣,把中國通史大規(guī)模地帶入了哈佛課堂,向本科生介紹東亞對他們未來生活和美國外交、國際關系的重要性。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注重典籍研究的書齋型學者和注重社會需求的實用型學者之間的沖突。
對哈佛燕京學社來說,洪業(yè)先生是一位重要人物。您可以談談他嗎?
李若虹:在《從中亞古道到新大陸:哈佛漢學史話》中,我多次提及洪業(yè)先生,但遺憾沒有一篇寫他的。我對他的了解主要是通過研讀其他學者的資料時側面獲得。陳毓賢女士多年前寫的《洪業(yè)傳》使國內外學界對洪業(yè)有了關注和較為全面的了解。對洪先生這么重要的一位學者而言,他跌宕的人生經歷、豐富的學術交往、精深的文史造詣,及其對中外漢學學術史的貢獻和地位,仍有很多方面值得繼續(xù)深入研究。洪先生過世以后,他在美生活的檔案一直留存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差不多十箱左右。前不久我又讀了一遍他的傳記,同時大致翻閱了他的檔案。書中附上的他和柯立夫先生一幅珍貴的合影,就是翻閱檔案時的意外收獲。我覺得,洪業(yè)、楊聯(lián)陞和余英時先生各有專攻,可被看作二十世紀在美國的中國漢學家一脈相承的師徒。在我看來,楊聯(lián)陞這一輩學者才真正進入了美國的漢學界。嚴師出高徒,他的門下帶出了余英時和杜維明,他們師徒求學、任教和學術生涯的發(fā)展都和哈佛燕京學社息息相關。
胡適和洪業(yè)的學友之情,也值得一提。胡適為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寫過一篇序言,對洪業(yè)非常重要的一段學術生涯做了公正而又及時的補充,提醒讀者不能忘記洪先生對燕京大學的獨特貢獻。他對洪業(yè)的敬重,在文中一目了然。而他直陳哈佛燕京學社的價值,實為難得。
柯立夫跟中國學者有著很多接觸,這對他學問的形成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李若虹:這個問題問得很好。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了解柯立夫在北京的那段經歷。他1939年秋天去的北京,1941年回到美國,二戰(zhàn)爆發(fā)后他服兵役,加入美國海軍,去了天津和北京。他在北京的那些年里有一段很重要的經歷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接管了鋼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身后留下的漢印研究所(Sino-Indian Institute)。在學社創(chuàng)辦初年,伯希和、鋼和泰和洪業(yè)等作為有影響力的中外漢學家,在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下在哈佛開課、舉辦講座,啟動了漢學研究。當時的鋼和泰是由胡適大力推薦到哈佛燕京學社任教的。1937年鋼和泰去世之后,他創(chuàng)辦的漢印研究所的事務無人主持??铝⒎驈陌屠鑴側ケ本┎痪?,經哈佛燕京學社同意,漢印研究所由柯立夫來負責。從整理漢印研究所留存的大量資料,到把鋼和泰為哈佛燕京學社購買的典籍運回哈佛等一系列事務,都由柯立夫操辦。所以,柯立夫在北京的這段經歷與鋼和泰創(chuàng)辦的漢印研究所是緊密相關的。這是從研究機構的角度來看柯立夫在北京的學術生涯。
從個人交往的角度而言,柯立夫在北京有兩個學術圈。一個是在北京的歐美漢學家圈,一批人定期聚會和研讀典籍,其中不少學者研究滿文、蒙文和中國邊疆民族史,也有研究佛學和詩學的;另一個是中國學者圈,主要是楊聯(lián)陞、洪業(yè)和幫他整理漢印研究所資料的學者。也正因這一段交往,后來到了哈佛以后,柯立夫跟洪業(yè)、楊聯(lián)陞的學友之情遠遠超出了其他同事??铝⒎蛑耘c賴世和、費正清屬于不同的圈子,跟他在巴黎和北京的經歷是分不開的。
柯立夫與洪業(yè)
您書里很有意思的一個部分,是楊聯(lián)陞和柯立夫這兩位學者共同對抗費正清的故事。為什么會這樣?
李若虹:在我看來,他們的沖突并非個人層面的,而是兩個學派之間的。費正清當年讀博時,哈佛燕京學社為不少美國研究生提供獎學金,支持他們去中國做研究,而費正清卻一再申請失敗。因為葉理綏認為費正清的中文水平不足以支持他走傳統(tǒng)的漢學研究那條路,他也沒有閱讀中國古籍的能力。費正清是做海關史研究的,主要利用外文資料,相形之下,柯立夫說話一口京腔,又能熟練閱讀中國古籍。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費正清在哈佛歷史系任教,中國史只是一個邊緣化的領域,并不受重視。費正清看到在哈佛燕京學社資助下遠東系的發(fā)展勢頭很好,很想聯(lián)手推動中國史的教研及其影響。他有領導才能,又善于社交,每周在哈佛附近的寓所舉辦茶會,邀請各方學友聚會,而楊聯(lián)陞、柯立夫很不一樣,他們一門心思只想做學問,多次推辭系主任職務??梢哉f,他們兩位與費正清從治學風格、研究方向到性格喜好都不一樣。費正清當年很想拉攏他們,一起發(fā)展中國史研究,而他們反倒覺得費正清有意來利用自己,把他的學術觀點、教學方法強加到遠東系。在我看來,這類沖突很大程度上是漢學轉型為中國學這個過程所造成的。
我還想說的是,費正清為什么會如此努力呢?費正清在歷史系受到孤立,又覺得自己并不屬于東亞系,為了獲得更多的經費和人員支持,他必須爭取其他學者來與他聯(lián)合。他成功地與哈佛燕京學社的第二任社長賴世和形成了聯(lián)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費正清得到了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創(chuàng)辦了東亞研究所,也就是如今的費正清研究中心的前身。
孔飛力在《叫魂》中留給讀者的印象,是一位出色的故事講述者。您在書里展示了他作為學者扎實治學的一面。能否請您談談孔飛力的研究和寫作風格?
李若虹:我可以舉幾個具體的例子。一個例子是關于文風?!督谢辍烦霭婧髮W界的影響很大,孔飛力老師的寫作風格在學界尤其風靡,所以我們這些進了他的研究生班的學生,有不少在寫論文前先要讀一遍《叫魂》,揣摩他的文風。我曾經問他《叫魂》這么好讀的秘訣。他答道:你知道嗎,其實容易讀的好看的書寫起來可真不容易,得經過反復錘煉才能出來。
孔老師還分享過,其實他參加學術會議,真正獲得靈感,并不完全靠正兒八經地坐下來讀論文討論時,往往在會后的隨意交流中,比如聚餐、聊天時突然冒出一個念頭,只得隨手寫在餐巾紙上!《叫魂》其實原本不是他計劃的研究主題,但他在一史館讀檔案的過程中,偶然發(fā)現了一整套關于叫魂事件的記錄,他馬上重新調整了原來的研究計劃。所以他強調,書齋外和其他學者的互動、交流特別重要。
不少學者曾納悶孔飛力老師為何轉向海外華人研究,因為《他者中的華人》跟他先前兩部著作《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和《叫魂》在思路和議題上都有點不一樣。我上過他的“海外華人”的研究生討論班,記得課上他強調的一個中心論題是,海外華人是了解中國本土一個很好的窗口,因為他們是迷失在兩種文化或多種文化中間的一個群體,而通過海外華人社會,可以更進一步地了解中國本土某一歷史時期的方方面面。從這一點來看,《他者中的華人》與他以前的著作并沒斷裂,而是一脈相承,只不過他采用了通過脫離本土社會的華人群體來認識中國本土的方法。另外,他晚年有意深入研究中國憲法史,這從他的論著《現代中國國家的起源》中可見一斑。
說到這里,想到今年12月份哈佛燕京學社和新加坡國立大學即將合作舉辦以“東南亞華人社團”為題的高級研修班,真希望孔老師還健在,能為我們講學。
胡適跟哈佛燕京學社的關系,能請您談談嗎?
李若虹:哈佛燕京學社早年的創(chuàng)辦過程獨特,胡適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人物。學社創(chuàng)辦是在1928年初,而胡適從1926年冬到1927年年初先是在巴黎見了伯希和,查閱敦煌文書,還在英國參加了有關庚子賠款議案的會議。之后,哈佛燕京學社董事會通過中國駐英國公使館找到胡適,邀請他來康橋討論學社的創(chuàng)辦事宜。1927年2月學社的董事會成員和胡適會面,并請他下一學年來哈佛任教。就學社的創(chuàng)辦,胡適提了兩方面的意見:一則學社不介入宗教;再者堅持獨立運作——作為一家獨立的慈善基金會,不該從屬任何一個政府或者學術機構。
胡適本人后來忙于撰寫中國哲學史,謝絕了來訪任教。看胡適日記和學社檔案可以知道,葉理綏往后一直想請胡適來哈佛講學。1936年,哈佛創(chuàng)辦三百周年,胡適獲哈佛榮譽博士學位,做了演講,還代表哈佛的中國校友會,為母校捐贈了一塊石碑。直到1944年胡適才得空在遠東系客座任教一年。可以說,胡適一開始就是學社關注的中國學者,只是沒有直接介入學社事務。此外,他與哈佛燕京學社相關的一批學者有著密切的個人交往,比如趙元任、洪業(yè)和楊聯(lián)陞等等都是他的好友,哈佛燕京圖書館裘開明館長也一直和他保持聯(lián)系。令人好奇的是,現有的胡適日記幾乎不提哈佛燕京學社。
您書里談到了不少美國和中國的學者,但我注意到,其實也出現了日本、韓國學者的身影。日韓學者在哈佛燕京學社里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自從1979年哈佛燕京學社接受中國內地的學者訪學以來,又出現了怎樣的變化?
李若虹:前面也提到了,1954年以后,我們主要面向日韓等國家和地區(qū)開放。從學社歷年訪問學者的合影可以看到,開始的二三十年,日韓學者清一色都是西裝革履的男士。中國內地遠離哈佛燕京學社這個學術平臺以后,給日韓學者創(chuàng)造了很大的學術活動空間,所以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來哈佛燕京學社訪學的日韓學者的名單,構成了日韓中國學研究的名人錄,像研究道教的日本著名學者小林正美,就與柯立夫和楊聯(lián)陞有著密切交往。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前來訪學的中國內地的學者不少來自英文系,相較于其他專業(yè)有著明顯的語言優(yōu)勢,而這批學者也往往會開玩笑自嘲,說為了學本事,不得不去“洋插隊”。而今天就不一樣了,來哈佛訪學的中國內地學者從美國學者身上得到的收益,和美國學者從他們身上得到的收益同等重要,過去單向的求學變成了如今雙向的互動、交流和合作。學者之間的合作也越來越多,當然還遠遠不夠,比如中國學者的很多重要著作還沒有及時介紹到美國。語言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還是尚需更多的學術交流,把中國內地最優(yōu)秀的學者和學術成果介紹到歐美,特別重要。
您后續(xù)還有什么研究或者寫作計劃嗎?
李若虹:前面提到的要寫有關胡適早年和哈佛燕京學社交往的一段歷史,現在仍是半成品。我還需認真研讀一些檔案資料,抽時間寫出來。今年年內將完成約瑟夫·洛克的傳記《苦行孤慮》的修訂版,準備出第二版。此外,我覺得漢學史學界實在需要一本楊聯(lián)陞先生的傳記。除了他的整套日記以外,其他許多個人資料需要用心尋找、研讀和保存,我非常希望有學者能挑起這一重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