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純如在南京的日子

2004年11月9日，作家張純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才華橫溢，因《南京浩劫：二戰(zhàn)中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聲名鵲起，以“一個人的力量”極大地推動了全世界對南京大屠殺的認知，卻在36歲時受困于抑郁癥而選擇輕生，令人扼腕。

斯人遠去二十載，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約請張純如的舊友、母親，撰寫文章、口述歷史，紀念她離世20周年。

張純如，這位無法忘卻歷史的女子，不應被歷史忘卻。

張純如

張純如其人

1968年11月9日，張純如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在伊利諾伊州長大。她1989年從伊利諾伊大學畢業(yè)后，曾在美聯(lián)社和芝加哥論壇報當記者，后來她又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寫作學位，并開始了她的寫作生涯。

1997年12月13日，即南京大屠殺60周年紀念日，張純如歷經(jīng)二年撰寫的《南京浩劫：二戰(zhàn)中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在美國出版。全書基于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遺址的采訪，當年留在南京的外國傳教士、大學教授、醫(yī)生、商人的日記，外交文件，以及當年參與暴行的日本兵所寫的日記等有關資料，以凝重、流暢的筆調、強烈的正義感和濃濃的炎黃子孫的民族情結，揭露了侵華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種種暴行以及日本右翼分子企圖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丑惡行徑。該書出版后在美國引起了強烈反響，美國各大新聞媒體競相采訪了張純如，美國《時代周刊》雜志還連載了該書的內容摘要。張純如因此也成了有史以來進入《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前十位的第二位華裔作家。該書已再版15次，銷售量達13萬冊以上。據(jù)全美百人會前執(zhí)行理事長王恭立說，該書的出版以及不久張純如與日本駐美大使在美國公共電視臺就南京大屠殺問題進行的一場向全美實況轉播的辯論，使美國社會對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二戰(zhàn)期間的罪行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應當說，張純如為推動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深入研究，為讓世人尤其是西方民眾了解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張純如自殺身亡的噩耗傳來，我深感震驚和惋惜，受到強烈震撼的心靈久久無法平靜。我與張純如相識已近10年，當年張純如為撰寫《南京浩劫：二戰(zhàn)中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專程來南京實地調查和收集資料的情景，一幕幕地浮現(xiàn)在我的眼前。

張純如南京之行的目的

那是1995年的6月，身在美國的張純如女士通過美國學者與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著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專家孫宅巍研究員取得聯(lián)系，表示要來南京實地調查、收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希望孫宅巍研究員給予幫助。孫先生愉快地答應了張純如的請求。7月，張純如辦理了旅游簽證，以旅游者的身份來到了南京，住進了南京大學西苑賓館。由于孫宅巍先生科研任務較多，工作繁重，無法全程陪同張純如調查、收集有關資料，而我與孫先生同在一個研究所工作，也從事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于是孫先生與我商量，讓我全程協(xié)助張純如調查、收集有關資料。張純如生長在美國，幾乎不懂中文，所以孫先生希望我再找一位英文翻譯，一起協(xié)助張純如工作。說到翻譯，我立刻想到了我的同窗好友楊夏鳴。他是我讀研究生時的同學，同住一間宿舍，讀研究生期間曾在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中心學習一年，并被評為中美文化中心最佳英語學生，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楊夏鳴當時在江蘇省青年管理干部學院任教（該學院后并入江蘇省行政學院），我很快與他取得了聯(lián)系，楊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請求。

1995年7月的一天，孫宅巍、楊夏鳴和我三人如約來到了南京大學西苑賓館。這是我第一次與張純如見面。她留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年輕，一頭披肩的黑發(fā)，身材高挑，以中國人的標準來看，她在女性中顯然屬于偏高的。她很健談，充滿了激情和活力。交談中我們得知，她的父親是物理學教授，曾隨美籍華裔物理學家代表團訪問過中國，并受到鄧小平的接見，母親也是生物學教授。當談到她此次南京之行的目的時，張純如說，在美國，人們對二戰(zhàn)期間納粹屠殺猶太人、奧斯維辛集中營等等，幾乎是家喻戶曉，無人不知，而對當年日軍在南京進行的那場殘暴的大屠殺卻知之甚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為了讓美國民眾了解這段悲慘的歷史，為了讓這段歷史不再被人們遺忘，張純如表示要寫一本全面、真實反映南京大屠殺的書，讓美國人、西方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能了解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她這次來南京，就是為這本書收集資料的。聽了張純如的話，我不由地對她產(chǎn)生了敬佩之情，但同時也產(chǎn)生了疑問：既然美國人大多不了解南京大屠殺的歷史，那她是從哪里聽說的呢？當我問及這個問題時，張純如說是從她父母那里聽說的。可見，經(jīng)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即使生活在異國他鄉(xiāng)，也無法忘卻那段悲慘的歷史。

在交談中我們得知，張純如計劃在南京調查、收集資料的時間不超過一個月。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要采訪幸存者、收集和翻譯大量的史料，時間是很緊張的。于是我們進行了大致的分工：由我收集整理資料，楊夏鳴陪同張純如采訪幸存者。這樣兩項工作可以同時進行，在采訪工作結束后，再翻譯我收集、整理出來的資料。

第二天，我們就分別開始工作。90年代中期，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雖沒有現(xiàn)在那么豐富，但也有不少檔案、幸存者證言等史料。由于我從事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所以對史料比較熟悉，收集史料進展順利。但是，要把這些史料全部翻譯成英文，既不現(xiàn)實，時間也不允許，因此，我必須在這些史料中篩選出最典型的事件、最有史料價值的部分，分別歸類，并逐一做上記號，以便翻譯時查找。這耗費了我大量的時間，記得在最初的幾天里，我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同時我?guī)缀趺刻爝€要和張純如、楊夏鳴見面，以了解采訪工作的進展情況。

張純如的采訪由于得到段月萍女士的大力協(xié)助，進展也比較順利。段月萍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原副館長，在建館初期，曾組織人員對南京市大屠殺幸存者進行過調查，對幸存者情況比較熟悉。記得1995年夏天南京的天氣異常炎熱，段月萍女士不顧高溫酷暑，多次陪同張純如采訪幸存者。他們先后采訪了大屠殺幸存者唐順山、李秀英、夏淑琴、潘開明、陳德貴、侯占清、劉永興等老人。在采訪中，張純如帶著攝像機，為所有的幸存者錄了像，并詢問了許多具體的問題。楊夏鳴的愛人在南京大學現(xiàn)代分析中心工作，為了張純如工作的方便，特意在南大科研樓借了一間空調房間和一臺多制式電視機。當張純如采訪回來后，就在這里播放采訪時拍攝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證言，然后由楊夏鳴將錄像內容口譯成英文，張純如將英文輸入其帶來的筆記本電腦中。為了忠實于原文，他們常常就一個詞反復推敲，直到雙方都滿意為止。張純如英文打字嫻熟，速度極快，幾乎在楊夏鳴口譯完成的同時，她也完成了電腦的英文輸入。

在十余天的采訪過程中，由于天氣酷熱，再加上對南京的氣候不適應，張純如患了感冒，體溫超過38度。我和楊夏鳴到賓館看望她，勸她休息幾天，等病好了再工作。但是她為了爭取時間多收集一些資料，只是服了一點藥，休息了半天，就繼續(xù)采訪幸存者。

張純如對采訪時拍攝的錄像資料極為珍視，為了防止錄像資料的遺失或損壞，她決定復制一份，保留在南京，萬一她回美國后錄像資料遺失或損壞，我們可以將復制的錄像帶寄給她。如果在現(xiàn)在，復制一盤錄像帶十分簡單，但在當時卻相當?shù)睦щy。那時的中國錄像機還不普及，即使在美國也算是高檔消費品。在南京，即使少數(shù)人家擁有錄像機，也都是PAL制式，而張純如帶來的攝像機是NTSC制式，兩種不同的制式之間無法轉錄。我和楊夏鳴先后借了幾臺錄像機，都因制式不對而無法使用。于是我們建議她放棄復制的念頭，但她堅持要復制一份以防萬一。情急之中，我想到一般高檔的賓館都有為客人提供電視錄像節(jié)目的服務，那里應該有N制式的錄像設備。于是張純如、我和楊夏鳴三人抱著試試運氣的態(tài)度來到了金陵飯店。開始飯店的有關人員只同意在飯店內租用，且租金不菲。正在這時，楊夏鳴碰到了一位多年未見的兒時朋友，他就在金陵飯店工作，管理錄像機的人二話沒說，同意我們將一臺剛剛購入尚未拆封的錄像機帶回去使用，且分文不取。在回來的路上，張純如感慨不已，她認為這在美國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同時也對南京人這種相互信任、和睦友善的關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記得有一天深夜，我們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在我送張純如回賓館的路上，我問她曾去過中國的什么地方？她說去過香港和臺灣。當我問她香港和南京哪里好時，她很肯定地回答：南京好。我想，張純如之所以說南京好，并不是指南京的物質生活比香港豐富，而正是指南京人那種和睦友善、助人為樂的人際關系。

經(jīng)過十余天的奔波，采訪幸存者的工作基本結束，接下來開始了第二階段的工作，即將我整理出來的南京大屠殺資料逐字逐句翻譯成英文。由于工作量極大，我們便在南京大學科研樓那間借來的空調房間里，從早上8點左右，一直工作到晚上11點以后。為了抓緊時間，楊夏鳴的愛人為我們做好了午飯和晚飯，我們便在房間里邊吃飯邊工作。我口述中文資料，楊夏鳴翻譯，張純如用筆記本電腦記錄。在工作中，張純如經(jīng)常提出一些具體問題，如1937年底南京的天氣情況、當時南京的馬路是什么樣的？那時南京人的日常生活情況等等，我便用我掌握的歷史知識，一一作出回答。

張純如與南京學者合影

我所了解的張純如

張純如是個非常認真、嚴謹?shù)娜?。在來南京之前，她就在美國檔案館、圖書館、私人資料館里收集了部分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并將這些資料帶來南京。當一天的工作結束后，她回到賓館還要將中文資料與她帶來的英文資料加以比對，看看兩者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發(fā)現(xiàn)有不一致的地方，她便記錄下來，第二天來問我。為了便于理解，她還帶來了二幅在美國復印的上世紀30年代中期的南京市地圖，將地圖釘在墻上，當我講述某一暴行發(fā)生的地點時，她便在地圖上做上記號，當我講述南京安全區(qū)的地域范圍時，為了使我的敘述更加直觀，更便于理解，她也在地圖上標出安全區(qū)的邊界。對采訪資料的整理也是一樣。在翻譯完李秀英、夏淑琴的采訪錄像后，張純如高興地說，她們的證詞同約翰·馬吉、麥卡倫等傳教士50多年前在他們各自日記里所描述的完全吻合，這說明他們的日記是真實、可信的。顯然，張純如對這些采訪資料也進行了認真的比對。潘開明當年是人力車夫,對地名記得比較牢，在采訪中，他向張純如講述了如何死里逃生,以及如何從長江邊返回安全區(qū)時提到了不少地名。張純如就按照這些地名在當時的南京市地圖上一一驗證，并標出了他的返回線路，發(fā)現(xiàn)完全正確，沒有任何自相矛盾之處，這表明證人的證詞是準確、可信的。在資料翻譯的過程中，張純如總是提出許許多多的問題，對一些問題，她也是追根尋源，總是在問：為什么？為什么？為此，我們不得不花費相當?shù)臅r間加以解釋。

張純如是個思路開闊、目光敏銳的人。她曾在美國當過記者，也許是受到記者這種特殊職業(yè)習慣的影響，她的思維敏捷、思路開闊、目光敏銳，常常會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問題。一次，當我根據(jù)資料，向她描述日軍在瘋狂屠殺南京軍民的同時，還大肆強奸婦女，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被日軍強奸的婦女達二萬人次以上時，張純如突然問道：既然那么多婦女被強奸，那有沒有被強奸的婦女后來懷孕生了孩子的呢？如果有的話，這些孩子現(xiàn)在能找到嗎？說實話，在當時已經(jīng)掌握的資料中，并沒有這方面的記述，只是在2000年《魏特琳日記》出版后，我們才在魏特琳的日記中第一次看到了這方面的記述。而在當時，我只能如實回答說沒有這方面的資料。而張純如堅持認為一定有這樣的孩子，并且說她愿意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尋找這樣的孩子。顯然，她是以美國人的思維模式來考慮這個問題，對此，我和楊夏鳴不得不向她解釋說，中國人由于長期受到傳統(tǒng)倫理道德觀念的影響，認為被強奸并生下孩子是一件恥辱的事，不會輕易向他人公開，尤其是那些無辜的孩子，更是如此。即使刊登了廣告，也不會收到效果的。在我們的勸說下，張純如最終才放棄了這個念頭。

張純如是個愛憎分明、極富同情心，并具有強烈正義感的人。當我根據(jù)資料，敘述日軍在南京的殘酷暴行時，她常常流露出憎恨的表情；當我講述南京同胞在大屠殺中所受到的非人折磨和悲慘遭遇時，她又流露出同情和憐憫的表情。有時她不得不停下正在打字的雙手，以穩(wěn)定自己的情緒。在采訪幸存者的過程中，張純如采訪過的大多數(shù)大屠殺幸存者居住條件和生活水平都很差。張純如對此深感震驚和難過。她認為，考慮到日本軍國主義者過去對他們所施加的種種傷害，日本政府哪怕每月賠償他們100美元，他們的境況也會得到很大的改善。每次采訪結束時，她都會給幸存者一些錢，以表達自己的心意。在采訪完幸存者陳德貴回來的路上，張純如鄭重地對楊夏鳴說，等到這本書寫完出版后，她要去學法律，將來代表這些幸存者與日本打官司，以得到日方的賠償。她認為必須由像她這樣的人站出來，為他們吶喊與奔走。

在采訪、翻譯工作基本結束后，我和楊夏鳴陪同張純如來到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盡管張純如在美國也收集到一些反映日軍攻擊南京和占領南京的歷史照片，但當她看到這一張張血腥的圖片時，仍然深感震驚?？赐炅苏褂[，我們來到了朱成山館長的辦公室，我做了簡單的介紹后，朱館長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此后，張純如與紀念館建立了聯(lián)系，并給紀念館寄來了她在美國收集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

經(jīng)過近一個月的緊張工作，張純如在南京的調查、采訪、收集資料的工作圓滿結束了。接著她還要去臺灣，繼續(xù)收集有關資料。在她離開南京時，張純如對我們給予她的幫助一再表示感謝。我想，不僅僅是我們幾個給予她具體幫助的人，南京這座城市，以及淳樸的南京人民，都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年后，即1997年12月，張純如撰寫的《南京浩劫：二戰(zhàn)中被遺忘的大屠殺》終于在美國出版了。她在書中特意對孫宅巍、段月萍、楊夏鳴和我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我們給予她的支持和幫助。這本書的出版，在美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使廣大的美國民眾了解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這是張純如對南京大屠殺研究作出的最大貢獻。

張純如著《南京浩劫：二戰(zhàn)中被遺忘的大屠殺》

張純如對南京大屠殺研究的貢獻

張純如不僅僅從我們這里得到了幫助，同時她也給我們這些從事南京大屠殺研究的人以很大的幫助。來南京時，她帶來了許多在美國收集到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其中、魏特琳日記、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松井石根等南京大屠殺戰(zhàn)犯的資料尤為重要。在此之前，國內的學者雖然知道魏特琳曾留有日記，但并沒有看到過日記的內容。張純如帶來的雖然是魏特琳日記的片段，但卻是日記中最重要的部分，使我們第一次了解了日記的內容。關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戰(zhàn)犯的資料，根據(jù)學者們判斷，當時中國也派員參加了這次審判，中國應當保存有這方面的檔案資料。但是令學者們失望的是，雖經(jīng)多次努力，在中國至今沒有發(fā)現(xiàn)這些檔案資料。因此，學者們在研究中往往引用國外學者論著中的資料。而張純如帶來的正是學者們苦苦尋求的珍貴資料。這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戰(zhàn)犯時的庭審英文速記的部分文件，張純如帶來的這1000多頁資料，是她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復印的，雖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其中包括了審判松井石根石時的法庭記錄，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在張純如收集的資料中，有不少涉及當年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先生的內容，拉貝這個名字在她的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南京時她就曾表示，回美國后要設法尋找拉貝先生的后人。果然，在張純如的努力下，人們終于找到了拉貝先生的親屬，并發(fā)現(xiàn)了《拉貝日記》，使這一重要的史料在沉睡了60年后終于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因此，可以說張純如是發(fā)現(xiàn)《拉貝日記》過程中一個十分關鍵的人物，沒有她的努力，《拉貝日記》至少不會那么快被人們發(fā)現(xiàn)。

在南京時，張純如和我們就多次談到魏特琳的死。魏特琳曾經(jīng)歷了南京大屠殺那恐怖的場面，由于精神受到刺激，在回到美國后，于1941年5月自殺身亡。魏特琳的死曾對張純如的心靈產(chǎn)生了強烈的震撼。張純如在出版了《南京浩劫：二戰(zhàn)中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之后，又準備寫一本反映日軍虐待戰(zhàn)俘的書，并在收集資料。而正在這時，她開槍自殺，選擇了與魏特琳同樣的歸宿。我想，她在撰寫反映日軍暴行的書時，被資料中那些血腥恐怖的情景所震撼，精神也受到了強烈的刺激，最終導致她走上了一條她本不該走的路。

2004年11月9日，在美國加州克拉拉縣的一條偏僻道路上，人們發(fā)現(xiàn)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在車內開槍自殺，結束了她年僅36歲的生命。

今天活在世上的人們，尤其是從事南京大屠殺研究的人，應當加倍努力，認真研究，把歷史的真相告訴每一個愛好和平的人，使南京大屠殺的悲劇不再重演，讓這個世界不再有戰(zhàn)爭的恐怖，讓我們的子孫后代永遠沐浴在和平的陽光中。這正是張純如所期望的未來，也是對她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