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十三行西洋商館的文化功能

2024年10月26日上午，由中共廣州市荔灣區(qū)委宣傳部、廣州市荔灣區(qū)國家檔案館、廣州市荔灣區(qū)文化廣電旅游體育局、廣州市荔灣區(qū)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主辦，廣東財經(jīng)大學華南商業(yè)史研究中心承辦，粵劇藝術博物館、廣東詹天佑故居紀念館協(xié)辦的“荔泮芳華：2024年度荔灣歷史文化科普活動之七——名家講座第四講”在粵劇藝術博物館舉行。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江瀅河老師在此次活動上發(fā)表了題為“廣州十三行西洋商館的文化功能”的演講，以下為演講文字稿。

演講現(xiàn)場

演講現(xiàn)場

十三行是廣州在清代非常重要的商業(yè)貿(mào)易組織。隨著貿(mào)易的進行，十三行在廣州頗具歷史影響，且具有多重含義，既指商業(yè)組織，也指荔灣我們稱之為“十三行”的這塊地方，同時也包括以十三行為中心所連接起來的世界。所以，如果我們要了解十三行及其歷史的話，單純?nèi)ダ鬄呈惺遣粔虻?，還要去到英國、荷蘭，去其他地方尋找和十三行相關的聯(lián)系。

關于十三行的研究，前輩學者早就有所關注。作為一個商業(yè)組織，十三行最重要的功能是做貿(mào)易。 但是除了做生意之外，有沒有其他的作用？十三行作為中國政府的壟斷機構，什么樣的人和他們做生意？和十三行做生意的人到了廣州之后，他們是怎么樣做生意的？他們?yōu)槭裁醋≡谠谑卸皇瞧渌胤?？梁嘉彬先生的著作《廣東十三行考》在1930年代就出版了，他對曾經(jīng)在廣州領過執(zhí)照，跟外國人做生意的商行一個一個進行研究，比如怡和行、同文行，從康熙年間一直到道光年間，所以他的研究就是關于十三行商行的研究。那么，研究完十三行商行以后還有什么問題值得進一步的研究，梁嘉彬先生在《廣東十三行考》的尾篇提出了大概十一個方面的課題，其中一個課題是在尾篇第三節(jié)，標題叫做十三行與十三夷館。梁嘉彬先生提出，我們研究廣州貿(mào)易不能夠單純地看十三行商人的活動，還要看他們的對手——比如英國東印度公司、荷蘭、丹麥亞洲公司等等，他們在廣州是怎么運作的。這就是十三夷館的課題。

我的老師蔡鴻生先生很早就開始關注這方面。他曾經(jīng)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是寫荷蘭館，還有一篇是寫瑞行，瑞行就是瑞典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商行。蔡鴻生先生在《清代廣州的荷蘭館》里講了這樣一段話，他說我們關于這些商館的研究，關于這些夷館的研究，當然其商業(yè)功能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不能夠忽視其文化功能。在文化交流方面這些夷館到底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他提出，清代的文化交流既有通過教會的宗教渠道，也有通過夷館的世俗性渠道，可以說是雙軌并進的。商館，不是教書育人的地方，但是因為當時的貿(mào)易是一種跨文化的貿(mào)易，不同人的背后代表著不同文明的理念、不同文化的行為方式，以及不同物質(zhì)文明的內(nèi)容都可以在這里形成交流。所以，蔡鴻生先生說，研究十三行，當然要重商，但是也不能夠輕文，商、文并重才有利于全面的觀察。這也是我近些年特別關注十三行與文化交流相關的一些內(nèi)容的原因。

一、十三行（外洋行）、西洋商館（夷館）與十三行街區(qū)

對于十三行、西洋商行、夷館或者這個街區(qū)，其實我們已有很多常識性的認識。比如說十三行的商館又稱為夷館，為什么叫十三夷館？其實這個“十三”是相對十三行的，有十三行就會有十三夷館。在西文里面，稱為Factory。夷館雖然是外國人住的，但是這些房子是行商設的，產(chǎn)權也是屬于中國的行商。因為根據(jù)清政府的規(guī)定，外國人當時是不能在廣州買田產(chǎn)買地。

商館最開始是一些中式的木構房屋，后來逐漸發(fā)展成兩三層的建筑。其基本形制大體如此：底層是賬房、倉庫，還有一些仆人的房間、銀庫等等；二樓就是生活起居的地方——客廳和飯廳；三樓就是外商的臥室。商館一般來說是行商的產(chǎn)業(yè)，就像行商一樣，不是說每年固定有十三個。據(jù)梁嘉彬先生研究，多的時候有二十多個行商，最少的時候可能六七個。大致可以說，所有的西方國家、歐洲國家都曾經(jīng)在廣州設過商館。根據(jù)亨特《廣州番鬼錄》記載，道光年間有十三所商館，所以被稱為“十三夷館”。這個地方就集中在現(xiàn)在文化公園北面圍墻外，商館的所在地應該是在今新中國大廈以及旁邊的商品房。商館就是一排緊密聯(lián)系起來的房子，在商館的各個房子中間會有幾條街道。這些街道的名字大家也十分熟悉，有十三行街，還有“同文街”“靖遠街”（西文叫做“新中國街”和“舊中國街”），等等。在商館的前面形成了空地，可以把它稱為“廣場”，到后來形成garden，就是花園。在珠江邊上清政府粵海關還設了稅館以及一些上下人員跟貨物的碼頭。大家好像是這么認為的：十三行從康熙二十五年（1686）開始就已經(jīng)形成這個規(guī)模了。但其實不是這樣的，因為整個十三行的歷史，外國人在廣州做生意，他們的地盤有蠻長時間的發(fā)展過程。

范岱克老師非常有名的一本書是《廣州貿(mào)易：中國沿海的生活與事業(yè)(1700-1845)》，時間段是1700年～1845年。我問他為什么要選1700年作為開始，而不是康熙設海關的1684年或者開始有行商的1685年。他說根據(jù)現(xiàn)在的研究，大概從1700年開始，外國人來廣州做生意已經(jīng)有一些有例可循的規(guī)矩了。在此之前可能就是來了一艘船，怎么做生意，生意做完以后等第二艘船來，再根據(jù)實際情況去處理。但是1700年前后，大家已經(jīng)開始約定俗成，或者開始按照某種方式做生意了。從那個時候，逐漸開始有外國商人在廣州常年性地住下來。比如說英國人是1715年開始設商館。

十三行的商館區(qū)不大，但在1740年代外國人來廣州做生意，跟中國人打交道在行動上的自由度還是蠻大的。雖然他們不能進城，但在城外、在西關，有非常重要的一塊商業(yè)區(qū)域。為什么后來會逐漸地縮到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商館區(qū)？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是在1760年，即第二次公行的成立。第二次公行成立以后，當時的清政府和海關開始逐漸要求這些外國人在固定區(qū)域居住，不能去其他地方。那些向外國人賣瓷器、賣商品的店鋪也開始在這個區(qū)域內(nèi)開店，就集中在十三行街，就是跟珠江平行的街道，以及被稱為“中國街”的“靖遠街”?！熬高h街”為什么會稱為“中國街”？根據(jù)范岱克老師的研究，這條街就是叫China street，如果C大寫就是“中國”，小寫就是“瓷器”，所以說China street可能就是瓷器商人開店比較多的地方。

“休姆長卷”，來自Paul A.Van Dyke，The Hume Scroll of 1772 and the Faces behind the Canton Factories，澳門《文化雜志》，外文版，第54期，2017年，第64-65頁

這是非常有名的一幅畫，叫《休姆長卷》。范岱克老師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介紹這幅畫。這幅圖明確是1772年在廣州畫的。1822年一場大火燒掉了十三行，范老師就研究1772年至1822年這些商館有什么樣的變化。在1772年商館里不僅只有西方商業(yè)公司，很多中國的行商也在里面辦公，比如說文德行、逢源行、同文行（同文行是潘家的），還有廣源行等等。那時只有一條街道，就是靖遠街。在1822年之前，新中國街、舊中國街是沒有的，只有一條中國街。當然旁邊會有新豆欄街，英文叫“豬巷”（Hog Lane）。

1822年大火燒掉了整個十三行。這次大火延燒的面積非常大，除了十三行，整個廣州城外很大一片區(qū)域都被燒毀。他們當時數(shù)出來這里有17間房，跟1772年《休姆長卷》里是非常一致的。所以說這些房子在1772～1822年期間變化不是非常大。變化可能是一些小的裝飾，比如說某個房間上蓋了一個陽臺，或者是某個窗戶重新裝了玻璃等等，這些檔案是有記錄的。1822年大火之后，恢復建房，首先蓋起來的建筑基本上就成了西式的房子。與此同時，英國人比較霸道，在商館前面圍出一塊地，后面就形成了Queen’s Garden（女王花園）。之后，海關、稅館也重新樹立起來了。

重建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條新街道，就是原潘家的同文行的地方，潘家將其捐了出來，不再蓋房子，修了一條路，這條街就叫“同文街”。因為靖遠街是老街，同文街是新街，所以就成為Old China Street和New China Street。再加上以前的豆欄街和與珠江平行的十三行街，就構成了由17個西式建筑、三條豎向街道和一條橫向街道構成的一個社區(qū)。這個社區(qū)非常小，不像1740年代外國商人可以在整個西關很大一塊地方活動，所以外國人抱怨他們的行動越來越不自由了。十三行街區(qū)就在珠江邊上，南北東西大概幾百米的距離，他們要在這邊生活半年，甚至還出現(xiàn)過有外國人在這里待了多年。根據(jù)規(guī)定，他們在貿(mào)易結束以后就要離開中國，或者不離開也沒有關系，可以在澳門待著。但是有的人是常年待在十三行街區(qū)，十幾年、二十年的都有。可見，這里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在中國內(nèi)地非常重要的、有眾多外國人常年居住的community（社區(qū)），這是一個外部的形成過程。

二、西洋商館區(qū)多元外僑社區(qū)的形成

西洋商館的規(guī)模及生活形態(tài)

關于商館內(nèi)部，現(xiàn)在也找到了蠻多關于內(nèi)部的描繪。這幅圖是瑞典東印度公司在1750年代留下來的一個俯瞰圖。我們看到的是兩進的、三進的房子。這是內(nèi)部一樓跟二樓的平面圖，可以看到每層是怎么布局的。這種材料還是蠻多的。

“西班牙商館內(nèi)部”，來自Paul A.Van Dyke，The Hume Scroll of 1772 and the Faces behind the Canton Factories，澳門《文化雜志》，外文版，第54期，2017年，第76頁

這是一幅1789年西班牙館的內(nèi)部設計圖，因為西班牙是1787年才真正開始在廣州設商館。西班牙皇家菲利普公司設了商館以后，租了行商的房子。在設商館以后，留下記錄說，他們的房子是三層，一樓、二樓，三樓還有一個小小的像陽臺的花園。還會記錄，商館里會有哪些房間，每一個房間都會有標號，每個標號都會詳細說明房間是做什么的。如果我們要重建當時的商館，其實是可以把這些資料找過來，去做一些復原式的處理。

再說美國館。美國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美國公司，它有很多的商人、很多的商行，所以美國人會去租不同商館的房子，他們多集中租在瑞行，就是原瑞典東印度公司租過的房子。因為瑞典東印度公司在1790年代以后就沒有船來了，但他們以前的租的房子一直被中國人稱為“瑞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房子其實是五進的，一樓房間有給買辦的，有廚房，還有counting room，就是算賬的賬房，諸如此類。可以看到，他們還是很在意居所的。雅克·當斯看了很多美國人的日記以后，在《黃金圈住地》里講了這段話：“對于外國僑民來說，廣州的生活是最舒適的，他在這里也許能享受到比旅途中其他地方多得多的奢侈品。每個商館都有足夠的仆役，各司其職。除了廚子、門房、飼養(yǎng)家禽者，以及普通苦力外，每個外國人都有一個跟班。”他說商館對外國人來說非常重要，是他們在廣州的家。所以他們會盡量地讓廣州的生活變得舒適一些，所以室內(nèi)會有很多方便他們生活，以及他們生活習慣的各種各樣的家居和設備。尤其是中國人對他們還蠻照顧的，有很多的“事仔”（當時粵語口語，指為雇主提供家務服務的男性傭工），就是跟班。每個外國人的背后可能都有一個事仔跟著服務他。很多美國人剛開始來的時候覺得不太習慣，因為那些來廣州做生意的美國人，其實都是有錢人家的窮親戚。因為有錢人舍不得讓自己的小孩跑那么遠來廣州做生意，但是也不想把賺錢的機會給別人，所以會給自己家里的窮親戚。這些人以前的生活并不是非常奢侈。而且美國的清教徒傳統(tǒng)對生活是講紀律的，就是自律，跑到廣州來以后發(fā)現(xiàn)太舒服了，所有的事情都不用做。所以他們非常想念舊廣州的生活。后來很多西方人在晚年回憶廣州都是非常溫馨的，那些事仔也非常地聽話。甚至他們后來離開廣州的時候會把給他們服務的事仔帶回去。這些故事蠻多的，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圍繞著十三行商館區(qū)所在的這個小小地方發(fā)生了非常多的故事，就形成了在中國歷史上非常獨特的一個多元化的國際外僑社區(qū)。

廣州商館區(qū)，Paul A.Van Dyke,Miscellaneous References to Artisans of the Canton Trade 1700-1842, 澳門《文化雜志》，外文版第59期，第125頁。

十三行時期廣州貿(mào)易的社會結構

所謂廣州十三行，這里出現(xiàn)的人物有各種各樣的身份。比如十三行的商人，這是很明確的，因為他們在這兒做生意。還有行外商人，就是那些在中國街、在十三行街開店鋪的鋪商。以及跟外國人打交道的，像買辦、通事，然后還有各種各樣的廚子、苦力、仆役等等。另一方面，對外國人來講，會有各大東印度公司的商人，他們的組織也比較復雜。我稍后會介紹，比如說英國、荷蘭、瑞典都有各自的特點。除了東印度公司這樣正規(guī)的、拿到他們國家的壟斷權跟特許狀的商人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商人，例如港腳商人。港腳商人不是做中國跟歐洲的生意，是做亞洲內(nèi)部的生意，像中國跟印度之間的生意。除了東印度公司跟各大壟斷公司之外，還有私商，那些突破了西方國家自身的壟斷，跑過來跟他們自己國家公司競爭的商人。此外，還有船長跟水手。當然船長跟水手，尤其是水手一般不住在商館區(qū)。水手大部分都是住在黃埔的船上，他們可能會有那么幾次機會跑到廣州來購物，但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黃埔的船上，但船長很多時候會住在商館里。

這些人群有什么特點呢？來廣州做生意的商人是純男性的群體，因為清政府不準女人跑到廣州來的。好不容易來一位女士，都是偷偷摸摸的，后來還釀成了外交事件（即1830年盼師夫人事件）。雖然有十八九歲的小孩來這里做生意，可能是家里不太有錢的親戚，但是絕大部分的人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甚至是一些中產(chǎn)甚至高層的群體。這些人是有知識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外國商人。

中國這邊最重要的群體是行商群體。所有中國的行商或者中國的商人都有一個儒商的夢想。這些商人會讓他們的小孩去讀書、去考科舉，是有著非常明確的儒商傳統(tǒng)的行商群體，比如潘有度就有詩作、詩集留下來。在他們的心目中，他們在文化上有什么樣的追求，或者說有什么樣的文化素質(zhì)就體現(xiàn)在跟外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這些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還有，就是程美寶老師在《遇見黃東》里稱之為“最卑微、最前沿”的事仔群體，就是給外國人做仆人的事仔、廚子，甚至包括一些苦力。他們可能是沒有文化的，沒有受過教育，甚至不識字，包括黃東可能都不認識幾個中國字。他寫自己的名字都只留下了“黃東”兩個字，其他東西都沒留下來。他們有跟外國人、跟西方的文明接觸的機會，那么在他們身上能夠呈現(xiàn)出什么樣的文化表征，也是我們要去關注的。因為不是一天兩天，而是幾代這樣的人群在這邊活動，會留下各種各樣的信息。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馬士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mào)易編年史》第四卷，1825年的那一章，非常詳細地列出了當時在十三行英國人有哪些。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管理機構叫特許委員會，特許委員會由三個人組成，一個主席加兩個成員，主席是咸臣爵士，成員是圖恩和部樓頓，每一個人有他們要負責的事情。在特許委員會下面有七個大班，每個大班叫什么名字，他們每個人負責什么。除了大班之外，還有五個書記的名稱，每一個做什么事情，等等。根據(jù)對印度公司管理的研究，書記未來就會成為大班，也就是說他是來這邊鍛煉，基本上書記如果能夠在廣州從事7年左右的工作，堅持下來的大部分人都可以升到大班，他們就是直接參與貿(mào)易的人。除了這些做生意的人之外，包括特許委員會、大班、書記，還有諸如牧師、茶葉檢驗員、代理茶葉檢驗員、醫(yī)生等等其他身份的人。還有一些孟加拉土著，其實就是港腳商人，做中國和印度之間生意的人。還有一些管事，包括仆役長（管廚子、苦力等等）。居住在英國商館的就是這些人。像布羅登、咸臣，都有家族文獻留下來，詳細記錄了他們曾經(jīng)在廣州做過什么事情。如果做很細致的研究的話，可以把他們在廣州的事情梳理出來。此外，英國人還記錄了一些普魯士領事、撒丁領事、荷蘭，還有英國的私商、巴斯商人、美國領事等等，這些是不完全記錄。

商館里的中國服務人員是如何配置的呢？亨特在《廣州番鬼錄》里講：“每座商館嚴格限定只準雇用8名民夫服役(不管商館本身人數(shù)多少)，即2名搬運夫，4名挑水夫，1名看貨夫(倉庫苦力)，并設1名‘孖氈’(merchant)，即負責商館事務之買辦：如今日之稱呼。”但實際上不止這幾個中國人，因為亨特他們做完生意離開廣州去澳門時，這個隊伍有非常多的人。商館的人有20～25個。如果當年有10個商館有效地在廣州運作，外國人群體大概就有200人到300人之間。再加上各種各樣的中國人、買辦人員。當我們講買辦的時候好像就只有一個人，但其實不是，買辦有好多的手下，就像一個公司。所以圍繞著這個地方，每年生活的人是數(shù)以百計的。包樂史老師有一本非常有名的書——《看得見的城市》，對廣州、長崎、巴達維亞進行研究，他指出了這種港口城市非常重要的特點，稱之為“跨文化貿(mào)易的經(jīng)營地”，就是不同的文明在這邊接觸。人員來來往往，來了又走了，不斷地相聚分離，都有時間的節(jié)奏，比如說每年7月來，每年2月走，有一個相聚分離期。這些地方往往也孕育著各種各樣的機會。這個機會是多方面的，一個是貿(mào)易的機會，要尋找各種各樣的商品，尋找各種各樣的貿(mào)易的伙伴；同時也是創(chuàng)造很多新事物的機會，不同文明的碰撞就容易出現(xiàn)其他地方難以看到的新東西。

跨文化貿(mào)易的買賣雙方，圍繞著貿(mào)易做了很多的事情。從主觀的愿望到客觀的效果，他們又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了文化中介的角色，比如生活方式、生活習慣的互相影響，主動地、有目的性地收集、交換物品信息，等等，我們都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化交流的內(nèi)容。這些內(nèi)容在歷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關于這些內(nèi)容，我大致從幾個方面給大家介紹，主要包括學術研究跟信息的收集、宗教傳播、科技的交流，還有醫(yī)學、文化和藝術的交流。

1、學術研究與信息收集

這是非常有目的性的事務。每一個東印度公司基本上都有這樣的活動，荷蘭、英國、瑞典等等。

（1）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信息收集

荷蘭東印度公司留下了非常詳細的檔案，他們在17世紀末就有一個人（Jan Albert Sichterman,1692-1764）曾經(jīng)到過孟加拉，由孟加拉來廣州，然后收集了一大批東西回去——各種各樣的中國物產(chǎn)、地理信息……1765年到達廣州的Ulrich Gualtherus Hemmingson、1767年荷蘭館的一個主管（Martin Wilhelm Hulle, 1735-1796），他們也做了類似的信息收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是Van Braan（A.E. Van Braan Houckgeest,1739-1801），曾經(jīng)做過荷蘭去北京使團的副使，也做過非常重要的信息收集。

為什么會這樣？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展貿(mào)易的同時，對世界各個地方的科學知識也做了大量的收集，成為當時整個歐洲的信息交流中心。所以，如果有人要了解中國、印度或者東南亞的某個地方，就要先去阿姆斯特丹找相關資料。當時的阿姆斯特丹不但是貿(mào)易中心，也成為18世紀歐洲一個非常重要的知識創(chuàng)造中心。與此同時，荷蘭的印刷業(yè)、出版業(yè)、畫廊、畫室都非常好。

海牙的一位律師（Jean Theodore Royer），他沒有來過廣州，但他非常喜歡中國文化。通過在荷蘭館工作的兩個荷蘭人，他收集了很多關于中國的畫冊、工藝品等等，后來這些成為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最早的一批藏品。Royer收這些藏品是為了了解中國，他認為要了解中國首先要學中文。那么，兒童怎么學字，就是看圖說話。所以他就通過荷蘭館的同事、朋友邀請中國人畫各種各樣的人物和東西，留下了一大批畫，畫上面有形象，還有拉丁文和中文。Royer還跟著當時在海牙的一個叫陳阿水（Tan Assoij）的中國人學習中文。

（2）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博物學研究和圖書館建設

荷蘭館的收集是非常有目的性的，同時還承擔了他們國內(nèi)的人關于中國事務的信息獲取工作。黃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將中國博物學與自然科學的信息傳遞到歐洲的中介，黃東為什么能當這個中介呢？就是因為John Blake。John Blake代表了一類人，他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內(nèi)部、既是貿(mào)易者又是博物學家，或者說對博物學有興趣的那群人。東印度公司的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人。那么，在這些人的背后是誰？他們?yōu)槭裁匆者@些東西？比如黃東、John Blake的背后就是Joseph Banks。Joseph Banks是英國國家植物園的園長，他鼓勵他們來做這件事情。

（3）瑞典東印度公司與林奈的科學研究

瑞典有很重要的一個科學家叫林奈，是現(xiàn)代生物學分類命名體系的創(chuàng)始人。瑞典東印度公司會吸收很多的學生，林奈專門派學生去瑞典東印度公司找工作，工作的同時請他們把世界各地能夠找到的標本收回去，然后命名，逐漸形成了知識體系。其中，廣州商館在整個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我們可以看到英國東印度公司曾經(jīng)在廣州建過一個圖書館。1832 年時還出版了圖書館的目錄。這是《中國叢報》的第四期，應該是在 1835 年的時候，詳細的介紹了他們 1832 年的目錄，包括神學、法律、生物、藝術科學、古典學、哲學、詩歌、小說，還有一些雜項等等。這個圖書館就成為英國人在廣州非常重要的自我修讀、閱讀場所，不單是自我進修，還有閱讀協(xié)會。同時，馬禮遜非常重視圖書館，他自己收集了很多中國的書?，F(xiàn)在倫敦大學亞洲學院的圖書館里就收了很多馬禮遜的藏書，是英國非常重要的一批藏書。

（4）近代報刊的創(chuàng)辦發(fā)行

報紙在廣州最早出現(xiàn)于1827年，叫做THE CANTON REGISTER（廣州紀事報）。出資者是臭名昭著的鴉片販子——馬地臣。他之所以出資是因為這份報紙是抨擊東印度公司壟斷權的，而他是私商。在此之后我們可以看到，1831年有《中國信使報》，1832年就有傳教士的《中國叢報》。創(chuàng)辦這些報刊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培育在廣州商館的外國人對于中國知識的了解。比如《中國叢報》，對中國的社會、政治、地理、神話傳說、歷史有非常詳細的介紹。這些報紙的發(fā)行培育了最早一批對于中國情況非常熟悉的人。所謂的“中國通”，就是在這樣的一些報紙、書籍編輯的過程中培育出來的。

馬禮遜還參與字典的編纂。這本書是美國的一位傳教士編的，是關于廣州方言的小論文集，其實就是最早的關于廣州話研究的小冊子。（E.C. Bridg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S.Wells Williams,1841.）另一本書也是一個美國人寫的，他在廣州做生意，寫自己在中國的早年生活。（Gideon Nye. The Morning Of My Life In China : Comprising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Foreign Intercourse From The Last Year Of The Regime Of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1833, To The Imprisonment Of The Foreign Community In 1839, Corresponding Member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And Statistical Society : Author Of Rationale Of The China Question, &C, &C. Canton.1873.）后來這本書在美國影響特別大，我們就可以看到美國人怎么樣通過自己在廣州的生活來認識中國，也就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中國通”的培養(yǎng)。歐美學術界，比如像德庇時（Sir John Francis Davis），他后來成了第二任港督。他晚年是英國大學的漢學教授，翻譯中國的文學，包括戲曲小說。荷蘭的大學早期的一些漢學學位的professor也都跟廣州有淵源。所以，商館區(qū)是這一群最早的“中國通”培育的地方。美國學者雅克的《黃金圈住地》，副標題是“美國對華貿(mào)易商人群體與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他覺得這群人對于美國對華貿(mào)易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在早期。就是因為他們是最重要的中介，除了商人之外沒有其他的身份的人到過廣州、到過中國。

除了這些著作、報紙，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報紙收集的商業(yè)信息。比如 Canton price current，因為報刊是有時效性的，比如1834年第一期是1月份的，第二期是2月份的，收集當時廣州的商品信息，比如價格。第一期的《廣州紀事報》就開始有了相關記錄。這是《廣州周報》 1939 年第一期，它有非常詳細的當時廣州的商品價格。

這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范岱克老師講過，廣州體制最后崩潰的兩個非常重要的推動力，一個是報刊，一個是蒸汽船。蒸汽船是突破珠江的防線，不用像以前那樣引水就可以進來。報刊呢？從1830年代開始，西方通過報刊對于整個廣州以及中國的貿(mào)易情況有了非常精準的認識。對于西方的商業(yè)群體，不管是壟斷公司還是私商，在采取未來商業(yè)行動的時候是有據(jù)可依的。但是中國這邊，包括從粵海關監(jiān)督到一般行商，可能對于整個的商業(yè)信息都是一抹黑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有商業(yè)戰(zhàn)爭，誰贏誰輸是不言而喻的。

2、宗教傳播

關于宗教傳播，我想要說的是天主教。天主教在康熙末年就已經(jīng)禁了，到雍正年間，基本上所有在大陸的天主教傳教士只能在北京宮廷待著。但是有意思的是，我們發(fā)現(xiàn)在廣州的天主教傳教士還是有蠻多的。羅馬教會千方百計地讓傳教士通過各種方式進入中國內(nèi)地活動，比如通過澳門。澳門的活動可能更多的是跟宮廷相關的，因為澳門的教會跟宮廷的教會之間有聯(lián)系。羅馬教會比較傾向于利用瑞典、丹麥等小的東印度公司，用他們的船來傳遞信息。比如在羅馬教會的檔案以及在瑞典東印度公司、丹麥東印度公司的檔案都有這樣的記載。在他們的商業(yè)檔案以及羅馬教會的檔案里就留下了關于瑞典、丹麥以及后來英國東印度公司做過一些事情，包括怎樣運送傳教士，怎樣給傳教士的傳教活動提供資金，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能夠通過羅馬教會委托的貿(mào)易獲得什么樣的收益。

3、醫(yī)學傳播

醫(yī)學方面，像英國東印度公司每一撥人過來都會有醫(yī)生。他們的醫(yī)生當然是給自己的船員看病，但也會給一些中國人治病。比如很有名的郭雷樞，他就留下了這幅畫像——他在中國人看眼病。還有皮爾遜，非常有名的牛痘接種，就是他帶進來的?！赌虾？h志》《番禺縣志》都記載說當時種牛痘都是怎樣通過商館進入中國。這些都是有記錄的。值得一說的是伯駕，美國的傳教士。他在1835年通過一位美國商人資助，花500 塊錢租房子，開了眼科醫(yī)院，叫“博愛醫(yī)院”。后來他還發(fā)起了中華醫(yī)藥傳教會。目前我們知道伯駕在中國做很多事情。除了治眼科疾病之外，他還做腫瘤的切除手術。最早的麻醉術也是他在中國開始實踐的，對西醫(yī)在中國的傳播是有貢獻的。耶魯大學醫(yī)學院留下了非常完整的伯駕在廣州行醫(yī)的記錄。

伯駕與關阿度行醫(yī)圖，見Car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China Trade,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 Suffolk, 1991, 第91頁。

很有意思的是，伯駕的醫(yī)院在商館區(qū)，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中國人是有機會跑到商館去的。他的名聲是怎么傳播的？人們怎么會知道這個地方有這樣的人可以給他們看??？伯駕還帶了一個中國助手，就是關亞杜（又名關韜，英文名Kwang Ato）他是林呱的侄兒。后來關亞杜可以自己做很小的手術，有了實操的能力。所以林呱為了感謝伯駕，專門為了他繪制了100多幅中國的病人。每個人是兩張圖，一張是他有病時的樣子，一張是治愈時的樣子。目前這些畫絕大部分是藏耶魯大學醫(yī)學院圖書館。這些畫的存在是有宗教目的，伯駕帶著這些圖去英國、美國以獲得更多的資助，進一步推進他在中國的傳教事業(yè)。

4、科技交流

科技交流方面舉兩個例子，一個是科學儀器，一個是科學知識。

潘有度是一位很有名的行商，曾經(jīng)寫過一組詩叫“西洋雜詠”，一共16首。其中就寫了兩種西洋的“奇技淫巧”，一個是望遠鏡，一個是時鐘。這些東西是通過外國人帶進來的，在中國社會成了非常重要的奢侈禮品。比如很多的官員想要望遠鏡、時鐘，他們又不肯花大價錢去買，希望能夠有人送，壓力就到了行商的身上，甚至有一些行商為了承擔這樣的花費而破產(chǎn)。這是有記錄的。

這講的是科學儀器，在科學知識方面就今年的《歷史研究》上有一篇文章。（韓琦：《乾隆末年廣州的中西文化交流——許宗彥與歐洲科學新知的傳入》，《歷史研究》，2024年第1期。）我給大家介紹一下。當時有一個人叫許宗彥，是浙江人。因為他爸爸在廣東當官，他就跟著他爸爸在廣東待了一段時間。乾隆五十九年時，他留下了一份記錄，說他曾經(jīng)在廣州跟一位叫做“彌納和”（法國遣使會南彌德）的西方傳教士聊天。彌納和向他介紹了一些天文的知識，其中有一顆星叫“天王星”。這是中國史書里對于天王星的最早記錄。當時他為了把天王星的知識跟中國傳統(tǒng)的星相學的知識結合起來，他認為天王星可能就是中國人所講的“荷邏候星”。不管怎么樣，這是最早發(fā)現(xiàn)的中國人關于天王星的記錄。而且當時歐洲發(fā)現(xiàn)天王星的時間還很短，就很快傳到了中國。中山大學對面瑞康路上有一個道觀——純陽觀，有一個最早的觀象臺，李明徹跟西方的傳教士有很深的關系。它代表了當時有那么一批廣州人對西洋科技感興趣，他們會有渠道去獲取這方面的信息，那么商館就是他們獲取這些信息最直接的場所。

5、物質(zhì)文化與藝術交流

關于物質(zhì)文化和其他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是有去（商館區(qū)）參觀的。比如乾隆四十七年有一個讀書人叫曾七如，跑到廣州來，他的朋友就帶他去參觀了荷蘭館。他非常詳細地記錄了荷蘭館有什么東西，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內(nèi)部的裝飾，窗楹怎么做的，室內(nèi)用了什么樣的鋪地，什么顏色等等。館里還有音樂表演，自鳴鐘、千里鏡，還有海圖，以及一些非常重要的西式寵物。非常重要的是檐間懸水晶燈，這可以說是廣州商館非常普遍的吊燈。這個燈后來成為英國人送給皇帝的貢品。這些是物質(zhì)文化方面的東西。

音樂表演是西方人非常重要的日常生活，我們可以看到像美國山茂昭寫的“每星期天晚上英國都有音樂會，由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演奏”。還有一個美國人叫米吉（Megee），曾經(jīng)在廣州的商館區(qū)租了幾個房子開賓館。在旅館里面舉行演奏會，一些行商，像潘啟官也會去聽。有些盛大宴會，他們會演奏包括低音提琴、長笛，還有單簧管等等之類的樂器。有時舉行宴會的時候，他們還會有人唱歌，唱西方的歌，還會跳舞。而且跳舞的時候就發(fā)現(xiàn)他們旁邊那些事仔們，也在津津有味地看熱鬧?？梢钥吹?，這些場合并不是純西方人，當時所有能夠有機會跑到商館區(qū)的人都有這種活動。那么這有什么社會影響呢？我們找到了這樣一首詩。19世紀初有一個廣東高要人叫蘇維熙，他來到廣州發(fā)現(xiàn)有個少年在街頭賣藝，號稱自己在演奏“夷樂”，就寫了一首詩《夷童樂》：“小兒生長年十五，日日街頭走風雨。十三行外往來多，似與番奴能共語?！蹣枪碜忧槎嗝?，吹竹彈絲動人思，盈盈碧眼發(fā)鬅鬙，汝曹合向此中置?！苯Y合一些文獻和信息，所謂的《夷童樂》是不是和商館中間有一些聯(lián)系？這是一個例子，能夠讓我們看到十三行曾經(jīng)在廣州的社會影響。

美國花園，見《珠江風貌，澳門、廣州及香港》展覽圖錄，香港藝術館制作，香港市政局，1996年，第91頁。

最后要講到的是西式花園建筑。1822年火燒十三行之后，英國人就開始在商館前面建了一個女王的花園（ Queen’s garden），其他的地方都是公開的。情況在鴉片戰(zhàn)爭前夕發(fā)生了變化。1839年的時候，林則徐封鎖商館區(qū)，因為要銷禁鴉片，所有中國人都要離開，在商館區(qū)域的前面要用柵欄把它圍起來，之后駐扎士兵。等到鴉片戰(zhàn)爭結束，南京條約簽完以后，商館區(qū)恢復了日常的工作，英國人、美國人覺得他們需要有一個獨立的空間。他們以柵欄為界，開始進行生活設施的改善，同時提出來，中國人不允許到這里來，在望廈條約簽訂的附屬條款里就有這點。接著他們自然而然會想到要怎么樣美化這片地方，所以逐漸就開始了所謂的花園建造。為了建造花園，外國人還專門成立了基金。到1847年情況又發(fā)生了變化。1847年，美國商館前面的花園和英國商館前面的女王花園間的新豆欄街欄桿被撤掉了，兩個花園連在了一起。接著在女王花園的地方蓋了一個圣公會教堂。原來美國人主要負責的花園變成了所有當時在廣州的外國人一起負責，他們在1849年的時候還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門來負責。

三、西洋商館的文化功能

最后來說一下，我們?nèi)绾蝸砜创餮笊甜^的文化功能？

第一個，文化事務是存在主觀性的。比如西洋國家的信息收集以及對中國的了解是非常主觀的，他們的商業(yè)目的、科學目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確。但是也有一些客觀的，比如生活方式、物質(zhì)文化的交流、使用的各種器具……中國人看到以后在交往過程中逐漸完成文化上的交流。

第二個，我想要說的是西洋商館所呈現(xiàn)出來的文化功能，可以看到文化的多元性與文化的彈性。首先對于一個文化的生成，我們是從這么小的一個領域來看，在珠江邊上，南北四五百米、東西五六百米的一個空間，來看在一個半世紀里面所發(fā)生的事情。有這么多不同性質(zhì)的文化在里面共同的存在。當然我這里說得比較簡單，就好像是中國跟西方，但其實不止的。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還有穆斯林、有日本人等等，都有在里面活動的痕跡。這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一個文化的社區(qū)。它能夠體現(xiàn)出在交往的過程中，這些文化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互相影響，里面就存在非常多彈性。就比如說我們剛才講過的一個“最前沿又最卑微的”事仔群體，他們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在文化的交流的過程中間發(fā)揮作用？比如黃東，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但他有機會與西方群體發(fā)生一些關系，因為他要打工獲取報酬，在這個過程中就有機會去學習外國的語言，甚至幫忙收集中國的一些信息，就在不知不覺間形成了各種互動，包括生活上的以及知識的傳播上。這樣一種彈性，我們看到的是在不同人身上都會有一些比較特殊化的體現(xiàn)。比如說我們剛才講到的潘啟官，有機會跑到英國商館去參加宴會。我們也看到很多人記錄他們?nèi)ヅ藛⒐偌依飬⒓友鐣臅r候，潘啟官是怎么招待他們的，宴席是中式、西式分兩輪，在中式的宴會上菜肴的布置，也可以看到那些做法其實也不是純中式的等等。在這里面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多樣化的問題，這個是值得我們?nèi)リP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