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地震》：柄谷行人思想ABC

本書收錄了思想家柄谷行人自20世紀末以來的一系列講座文稿。作為當代東亞少數(shù)具有廣泛國際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柄谷行人的著作在中文世界里已經(jīng)獲得了為數(shù)可觀的介紹、翻譯和研究；這一時期的時代脈絡，以及作者身處其中的思想歷程，也已在書中最后一篇演講稿《移動與批評——跨越性批判》以及《關于思想地震》里有了詳細的自述。綜上種種看來，或許譯后記實屬蛇足，但為了在書末獲取一小塊可用于致謝的位置，譯者不得不設法作出一篇有其存在價值的文字來。

正如《關于思想地震》一文所述，本書收錄的這些演講稿內容大多是對作者自己理論著作的解說，而較少有另起爐灶的新主題，或是臨場闡發(fā)的新思想。因此，如果讀者對柄谷行人晚近的思想已經(jīng)很熟悉了，那么本書或許會顯得頗為淺顯；然而換個角度來看，對于那些希望入門柄谷思想ABC，卻苦于沒有時間精力閱讀那一排大部頭的讀者而言，這本演講集則能夠成為非常合適的導論。相對于維持了必要之艱澀的那些理論作品而言，這些曉暢通達的講稿排除知識儲備上的障礙，能幫助我們更順利地進入柄谷的思考語境。而如果讀者希望深入了解柄谷在某問題上的論述，則可在掩卷后進一步閱讀該部分對應的相關著作。譯者希望為此提供一些便利。因此，我將在下文逐一列舉本書收錄的各篇演講稿與柄谷主要著作之間的對應關系，并概述其主旨和當前意義。此處所列作品以已有（簡體或繁體）中文翻譯的著作為主。

《地震與康德》《作為他者的物》——《跨越性批判》《倫理21》

起首兩篇講座的核心內容，無疑可以視為《跨越性批判》一書的主旨提要。作為公認的新世紀以來柄谷思想的定調著作，該書的出版標志著柄谷正式走出后現(xiàn)代主義窠臼，開始了一種朝向未來的哲學、社會和歷史理論的建設性思考。在1989年出版的《探究II》中，柄谷還在踐行一種解構性批判，他當時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讀，或許最好地體現(xiàn)在他反復引用的這一段話中：“共產(chǎn)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xiàn)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chǎn)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xiàn)存狀況的現(xiàn)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xiàn)有的前提產(chǎn)生的?！保ā兜乱庵疽庾R形態(tài)》）換句話說，當時的柄谷不追求確立某種具有潛在可能性的未來目標，而是嘗試根據(jù)當下社會實踐的實際需要而靈機應變地重構文本，以此展開對現(xiàn)狀的批判。而在1995年的《地震與康德》中，柄谷已然開始了批判性的重建，并把其探索對象的馬克思和康德確立為進行“發(fā)現(xiàn)和縫補裂痕的決死嘗試”的現(xiàn)代思想家。這一探索的成果凝結為《跨越性批判》。在該書中，柄谷不但聚焦于康德和馬克思思想中的“移動”（基于空間、視角轉變而產(chǎn)生的視差式的批判），還反復在康德（倫理）與馬克思（經(jīng)濟）之間來回移動，展開一種綜合了先驗論（transcendental）和橫跨各領域（transversal）的理論批判。另外，關于本演講中涉及的倫理學問題，可以參考《倫理21》中的論述。

如果《地震與康德》可稱為“建設宣言”，那么《作為他者的物》則是“反抗宣言”，也是“日本后現(xiàn)代之左轉向”中的一個關鍵文本。此文明確地申明了《跨越性批判》等理論著作的實踐方面，在于站在后冷戰(zhàn)時代的現(xiàn)狀中，尋求替代現(xiàn)存資本-民族-國家體系的可能性。[1]

不過這里需要立即澄清的是，柄谷并非在試圖重新確立一種支配性理念。作為日本新左翼傳統(tǒng)的一員，批判那種將主義之實現(xiàn)視為歷史必然的、目的論式的理念，毋寧說是柄谷的理論及實踐活動的出發(fā)點。然而在蘇聯(lián)解體后，在日本不但那種自上而下的變革理念土崩瓦解，人們甚至開始對任何值得追求的理念懷抱反諷的態(tài)度。右翼和左翼在這一點上桴鼓相應，展開了名為“歷史終結”或者“宏大敘事之終焉”的齊聲合唱。[2]面對這一情況，柄谷強調了康德哲學中“建構性理念”和“整合性理念”的區(qū)別，指出不同于把理性用于未來目標建構的前者，后者僅僅作為可能性而存在，因而不過是一種“假象”；然而如果沒有這種假象，我們便無法前行。整合性理念因而并非作為壓迫觀念存在，而是在展開對抗現(xiàn)存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運動時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一種可能性的契機。而對這一理念的考察，便導向了《跨越性批判》最初提及，并在后來的各著作中逐漸獲得深入討論的核心概念“交換樣式D”。

《現(xiàn)代文學的終結》——《日本現(xiàn)代文學的起源》《歷史與反復》

這是本書中篇幅最長，或許也是最具分量的篇目之一。在發(fā)表之初，柄谷對現(xiàn)代文學開具的這份“死亡報告”曾經(jīng)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日本乃至韓國的文藝評論界均造成巨大反響，并引發(fā)了有關文學之去留存亡的廣泛討論。在中文世界，柄谷往往是以文學評論家的身份為人們所知的；然而這一關于“文學之死”的著名論題卻鮮少有人提及。在其發(fā)表近二十年后，這篇講稿終于被譯為中文。

本講稿內容并非對此前著作的解說，而是在講座過后，連同圍繞該主題的座談會文稿被整理成書（『近代文學の終わり——柄谷行人の現(xiàn)在』，INSCRIPT，2005年）。不過，為了深入理解柄谷在本文中對“現(xiàn)代”“文學”及其“終結”的定位，我們可以回顧他在《日本現(xiàn)代文學的起源》中的討論。另外，本文中圍繞現(xiàn)代文學確立過程的歷史性、結構性考察，有不少沿襲了《歷史與反復》一書中的分析。

時至今日，柄谷所指出的諸多情況確乎已成為我們司空見慣的景象。隨著符號生產(chǎn)體系日益商品化、細分化，那種肩負社會整體的道德責任，能夠成為“處于不斷革命中的社會的主體性（主觀性）”（薩特）的“現(xiàn)代文學”，在今日已難尋蹤跡。說白了，那樣的現(xiàn)代文學早已為民族國家和消費市場所拋棄。而柄谷在現(xiàn)代文學（小說）的終點上回首其確立過程，是為了指出文學已經(jīng)完成它被賦予的歷史使命，因而即便壽終正寢了，也不值得哀嘆什么。因為“終結”的是承載一切、推動變革的文學，而并非變革志向本身。相反，變革的希望正蘊藏于點滴的生活實踐之中，這也正是柄谷離開文學，走向社會實踐領域的原因。

《日本精神分析再思考》——《民族與美學》、《日本精神分析》（尚無中譯）

這篇演講的主要內容脫胎于1992年的連載評論《日本精神分析》，分五期發(fā)表在思想刊物《批評空間》上。正如本文中作者的自述，這一項考察的目的，是延續(xù)丸山真男、竹內好等戰(zhàn)后思想家所進行的對日本文化結構的批判性考察。但是這些連載評論并未集結成著作出版。到1997年，柄谷在《再論日本精神分析》一文中回顧了這項研究，此文經(jīng)過改寫收錄進《民族與美學》一書。

《日本精神分析再思考》便是作者對上述這些1990年代初期工作的回顧，因此，它也成為新世紀以來柄谷為數(shù)不多的有關日本社會、文化的發(fā)言。通過將世界體系論式的“中心-周邊”視角納入對文化現(xiàn)象的思考之中，柄谷嘗試從日語的比較地緣政治學特征入手，對被稱作“日本式的東西”展開批判性的再探討，而又不至于陷入“日本人論”那樣的本質主義。

在此前的2002年，柄谷還出版了一本名字相仿但內容不盡相同的演講集《日本精神分析》。該書內容雖說也與本講座的問題不無關系，卻是出于很不同的考察宗旨?！度毡揪穹治觥芬粫惺珍浀母髌v座均發(fā)表于《跨越性批判》出版之后。此時，柄谷已經(jīng)確立了基于交換樣式論的分析構架，并著手展開對“民族”與“國家”之成立基礎的深入的考察。與之前階段對日本文化結構特點的考察不同，此時的柄谷更加關注的是如何超越思維中的本民族中心主義，基于日本的特殊經(jīng)驗來思考普遍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建構問題。換句話說，《日本精神分析》中雖然討論的大都是明治日本的情況，其目的卻是旨在從該事例中探索“資本-民族-國家”三位一體結構的普遍確立過程，并探索別樣可能性的契機所在。

《重新思考城市規(guī)劃和烏托邦主義》——《作為隱喻的建筑》

如果閱讀中譯版《作為隱喻的建筑》便會發(fā)現(xiàn)，柄谷為其寫作的序言，內容相當于本篇演講稿的一個底本。然而，《作為隱喻的建筑》一書的接受史可謂一波三折。該書單行本發(fā)行于1983年，收錄了1980年代初期以來，作者身處日本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的風口浪尖，圍繞形式主義及其悖論的問題所展開的理論思考。然而這么一本哲學和知識批評著作，卻旋即被納入建筑設計領域而得到閱讀，給相關從業(yè)人員造成了很大困擾。

值得注意的是這本著作在柄谷個人思想史中的定位問題。翻開1983年出版的單行本，會明顯感受到那個時代不受體系觀念束縛，強調即時性、“施行性”的批判風格，納入的文章隨意奔放、不拘一格；1989年的文庫版中，雖然已刪掉了六篇私人隨筆性質的短文，卻依然保留了后現(xiàn)代主義時期柄谷的思想和文體。然而2004年巖波書店所出版的《定本 柄谷行人集（2）作為隱喻的建筑》一書，卻是與1980年代的同名著作大相徑庭的作品。定本版在內容上可說是對1983年《作為隱喻的建筑》與1985年《內省與溯行》兩書的集成。然而經(jīng)過作者的重新編排以及逐字逐句的改寫，定本版內容正如同其腰封文字，是“此前未有，從今往后才開始存在于世的一部作品”。也就是說，改寫過后的巖波定本版《作為隱喻的建筑》已然站到了《跨越性批判》同樣的思想立場上，甚至在很多地方超越了后者而有了全新的展開。

從《重新思考城市規(guī)劃和烏托邦主義》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此時柄谷的思考早已超越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射程，而開始揭示一種取代自上而下式規(guī)劃主義的、別樣的烏托邦主義的可能性。因此譯者想要在此提醒，基于巖波定本版翻譯的中文版《作為隱喻的建筑》，絕不能作為反映1980年代柄谷思想的作品來閱讀。那是已然從那個位置經(jīng)歷多次“移動”之后的結果。而將《思想地震》中收錄的這篇晚近講座內容視為該書導言，或許正是恰如其分的。

《日本人為何不游行》——《柄谷行人談政治》

發(fā)表于2008年的本篇演講，是《日本精神分析再思考》之外另一篇主要針對日本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考察。在討論日本為何缺乏公共參與的問題時，柄谷參考了丸山真男、久野收等人的主張，從歷史性、結構性因素出發(fā)探究其原因。從本篇中可以發(fā)現(xiàn)，在脫離后現(xiàn)代主義之后，柄谷的政治立場上開始向力求在日本確立市民公共參與的戰(zhàn)后知識人的觀點靠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柄谷在引用丸山，重申戰(zhàn)后思想之意義時，并非旨在確立一種基于原子化、均質化個體的國民共同體。曾有研究指出，以《個體析出過程的種種模式》一文為標志，丸山真男關于近代的理念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不同于前期那種雅各賓主義式的近代國家觀，丸山在此后更多地開始重視教會、行會等中間團體在形塑近代主體過程中的積極作用。[3]而柄谷在這篇演講稿中所重新發(fā)現(xiàn)的，正是這一后期丸山所具有的當下意義。包括新聯(lián)合主義運動（NAM）在內，從柄谷自身的政治實踐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對串聯(lián)個體來形成對抗性力量的中間團體的重視。我們可以在這里發(fā)現(xiàn)一條日本戰(zhàn)后思想傳承的隱秘線索。

在本講座發(fā)表一年后，柄谷曾在一次長篇采訪中，暢談自身從安保運動的學生活動家出發(fā)直至今日的整個思想-實踐歷程，并基于這樣的經(jīng)驗闡明自身對當前左翼實踐的主張。柄谷認為，在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左翼實踐中，有必要形成一系列的小規(guī)模聯(lián)合體，并尋求形成相互之間的合作網(wǎng)絡（聯(lián)合之聯(lián)合）。該訪談既是對本篇講座中所述思考的擴展，也能幫助我們聯(lián)系柄谷的人生經(jīng)歷來對其加以理解。這篇訪談后來收錄在《柄谷行人 政治を語る》和《政治と思想 1960—2011》兩本書中，中譯則有《柄谷行人談政治》可供參考。

《秋幸或幸德秋水》——《日本現(xiàn)代文學的起源》

在本篇講稿中，柄谷從中上健次筆下的小說主人公秋幸與幸德秋水之間的淵源說起，提示了日本近現(xiàn)代文學與社會運動之間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從而在作者的成名作《日本現(xiàn)代文學的起源》之外提示了一條文學史的新線索。當下看來愈發(fā)明顯的是，《日本現(xiàn)代文學的起源》一書分明是一個批判后現(xiàn)代主義的先驅性文本。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書中指認“日本現(xiàn)代文學”之“主流”，也即從坪內逍遙、國木田獨步直到村上春樹的譜系，事實上是一個將視角不斷聚焦到無關緊要的“風景”之上的消極避世者的傳統(tǒng)。他們雖然并未支持強權，并試圖消解那種宏大敘事，然而到頭來卻只是瓦解了抵抗的能量，并從旁支持了強權的延續(xù)。如果這種“日本現(xiàn)代文學”是作者反諷性地提示的反題，那么本篇講稿則鋪展開了其正題，也即從明治二〇年代（19世紀末）帝國主義時期開始的近現(xiàn)代歷史中，文學家與行動者們交錯聯(lián)結、難分彼此，不斷向現(xiàn)實中的不公奮起抵抗的線索。

有必要補充的是，如果基于柄谷關于資本主義歷史的一百二十年周期說來思考，下一個與明治二〇年代對應的時期，正是我們身處的當前時代。的確，小到舊區(qū)改造和生活世界的商品化，大到福利制度的退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興起，乃至國際關系從合作轉向敵對、國家間的集團化與相互角力……文中所描述的那個年代的種種情狀，在改頭換面之后正一一再度粉墨登場。另一方面，在當下左翼的思想和實踐中，無政府主義也正在經(jīng)歷著一輪引人矚目的全球復興。柄谷對這一歷史的回顧，自然不僅僅是在翻陳年舊賬，而是對當下所有思考著的行動者們構成了警示。警示的內容或許便是那句耳熟能詳?shù)脑挘耗切o法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的人們注定要重蹈覆轍。

《帝國的邊緣與亞邊緣》——《帝國的結構》

這篇演講可視為對《帝國的結構》一書的入門級解說。在考察韓國、日本等東亞社會前現(xiàn)代歷史發(fā)展進程時，柄谷嘗試納入“世界—帝國”這個長時段史/世界體系論視角，以同“中心”的中華帝國之遠近關系為著眼點，來思考決定不同社會的歷史走向以及文化脈絡的結構性因素。然而或許是受限于演講主題，本篇演講未能涉及該著作的核心問題關切。事實上，《帝國的結構》仍舊延續(xù)了從《跨越性批判》《世界史的構造》以來的實踐志向。柄谷之所以將目光轉向“帝國”，是為了從誕生于其中的普世宗教那里，發(fā)現(xiàn)能夠揚棄當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突破口（即超越資本—民族—國家連環(huán)的交換樣式D），并借此重新想象可能的世界圖景。因此如果希望充分把握這一意圖，可以進一步閱讀《帝國的結構》中的論述。

《哲學的起源》的相關演講——《哲學的起源》

本篇演講要言不煩地概括了《哲學的起源》一書的主要內容。在該書中，作者通過對前蘇格拉底哲學之倫理層面的探索，揭示了伊奧尼亞社會中“無統(tǒng)治”（isonomia）理念的存在。在柄谷看來，與雅典城邦中那種壓制自由的“民主主義”不同，在“無統(tǒng)治”狀態(tài)下，正是（移動的）自由保障了平等（民主）的實現(xiàn)。從蘇格拉底拒絕參加公民大會，而是在廣場（agora）上參與公共討論這一事例，作者引申出了有關哲學起源考察的當下意義，也即認為代議民主制必然需要議會之外的assembly作為其必要的補充，否則便只會淪為貴族統(tǒng)治的工具。然而關于“無統(tǒng)治”的歷史成立，以及它如何是基于一種自由人之聯(lián)合（交換樣式D）而成立的政治-倫理體系，就有必要參考《哲學的起源》一書中的詳細論述了。

《山人與山姥》——《游動論》（尚無中譯）

從2014年出版的《游動論》中，可以看出柄谷晚近思考的方向性。這部作品聚焦于柳田國男筆下的山人（游動的狩獵采集者），指出山人與從平原移居而來的山地民之間的區(qū)別，以探求當下社會變革的主體可能性。不同于高度契合跨國資本運作模式的山地民，山人之中包含著超越現(xiàn)存資本與國家體制的契機。這是因為山人包含了“原游動性”原理，也即對恢復到自由和平等狀態(tài)的強制——在定居革命之后，這是通過基于互酬原則的禮物交換而實現(xiàn)的。

然而事實上，自柳田寫作《遠野物語》的時代起，他筆下那些“山人”的真實性便一直飽受質疑。日本學界普遍認為“山人”從未真實存在過，而僅僅是柳田在東北地區(qū)民間故事基礎上的想象。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原游動性僅僅是一場幻夢，變革主體本就是不可能的？

其實在柄谷那里，“山人”是否真正存在根本無關緊要。重要之處在于，圍繞“山人”的傳說和討論，其本身是某種無意識驅力的浮現(xiàn)。也就是說，柳田所執(zhí)著的并非山人的存在，而正是原游動性本身，且這或許并非柳田本人的主觀意愿，他不由自主地便這么寫了。柄谷借用后期弗洛伊德的說法，將那稱為是原游動性作為“被壓抑物的回歸”。雖然無法在當前社會體系中找到自身位置，“原游動性”卻會如同強迫癥般執(zhí)拗地經(jīng)由無意識作用而浮現(xiàn)。正是在這里，柄谷發(fā)現(xiàn)了邁向變革的必然契機。從這個意義上說，《游動論》雖帶有“變革主體論”的外觀，卻又構成這類討論的反類型，因為它瓦解了對變革主體（工人、學生、知識分子、“諸眾”……）的單純指認，而將其歸結于全體社會成員都可能具有的潛能。

除了這些個別篇目與著作間的對應關系之外，這里的講座都或多或少觸及《世界史的構造》一書的內容。該書以最具體系性的方式，展現(xiàn)了本演講集所涉時期柄谷思想的基本框架。因而為理解這一時期的柄谷思想，該書在重要程度上或許超過了上述所有著作。

以上便是譯者基于自身理解，對各篇演講稿的內容提要及相關文本介紹。這當然不是解讀這些作品及其關系的唯一方式。譯者只是希望通過這樣的梳理工作，為讀者進一步閱讀和理解柄谷思想提供一些幫助。

最后，感謝上海文藝出版社的肖海鷗老師、《上海書評》執(zhí)行主編鄭詩亮老師，是他們的熱誠和周到才使得本書的出版成為可能。我也想感謝以下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審閱譯稿的師友（排名不分先后）：黃詩琦、陳詩雨、言語、占黑、路平。柄谷堪稱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此處講座的主題也不一而足，涵蓋了文史哲、社科乃至城市規(guī)劃等領域，令譯者的知識儲備時常捉襟見肘，幸好還有這些朋友們提供的專業(yè)建議。此外若非他們的指點，一向粗枝大葉的譯者也將無法發(fā)現(xiàn)草稿中的種種疏漏。

上海的定海橋互助社在去年經(jīng)歷拆遷搬到了線上；而在東京高圓寺，素人之亂的大笨蛋宿泊所也因新冠疫情而暫停了營業(yè)。然而與表面上的低潮相反，一張“自由人之聯(lián)合”的網(wǎng)絡業(yè)已在各地鋪展開來。如果沒有這些現(xiàn)實中存在著的替代性實踐，譯者對包括柄谷在內的社會理論的關注和探索也將會是無源之水。而反過來，這樣的參與、思考，或許也正塑造了現(xiàn)在的這個我自己。借用本書中提示的丸山的框架來說，只有當身處這些自由而又團結著的人們之中時，我們才得以既不屈從集體權威（民主化），又不自閉于私人的小世界（私人化），更不至于成為隨波逐流的盲眾（原子化），而得以實現(xiàn)真正的“自立”。借此向各位長久以來給予我無數(shù)觸動和啟迪的大笨蛋們表達謝意，謝謝你們的存在。

吉琛佳

2022年元月1日于京都一乘寺

注釋：

[1] 對于這一思想轉變的過程，柄谷曾在許多地方提及。如可參見2018 年的講座《資本之“力”與跨越資本之“力”》（黃邊站HBSTATION 公眾號，2019 年10 月24 日、26 日）。

[2] 關于這一時代背景較為詳細的介紹，也可參考《911 思想考古丨柄谷行人：這并非預言》一文的譯者導讀（《澎湃新聞·思想市場》2021 年9 月16 日）。

[3] 參見三宅芳夫『ファシズムと冷戦のはざまで：戦後思想の胎動と形成 1930-1960』。

（本文為《思想地震》譯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