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大唐王朝的國庫位于首都長安皇城之內，它由朝廷獨立管理全國財賦稅收的太府寺負責，高高的皇城墻和宮墻隔離了人們的視野，進出魚符公驗審核非常嚴格，人們不知道里面的庫房建筑如何排列，唐詩描寫的“左藏院山水池”遮擋了大門內的密陣布局，只在暮昏警戒鼓聲敲響時留下高墻的長長暗影。在唐朝政府管理制度中，太府寺統(tǒng)轄下的左藏庫掌管全國賦稅收入的錢幣、布帛、絹?等，即號稱“正庫之物”。而右藏庫則負責接收全國地方州縣給中央的常年貢品與邦國寶貨。按照國家大典《唐六典》所載，左藏庫的地位更為顯要，管理左藏庫的官員職級雖在七品至九品之間，但專業(yè)權重，“天下財賦”盡在手中，朝廷官員也不能靠近四周都有禁軍守護的左藏庫，皇帝若想支取帑藏開銷，也要走專門手續(xù)另從宮城大盈庫提取。國庫豐盈虧損顯現(xiàn)著一個國家的興盛衰敗，是一個王朝經(jīng)濟走勢的重要風向標。唐承隋制，儲備未盡，大亂之后對倉廩、庫藏格外重視，積極推進國庫管理制度的法律化，留下了一系列針對府庫犯罪懲罰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條文。
然而，要系統(tǒng)地鉤沉考釋唐代國庫制度有著一定的難度：其一，國庫制度的零散資料混合于整個經(jīng)濟財政資料之中，散佚在浩瀚無垠的史籍之中，尚未形成作為必要制度的系統(tǒng)論述。其二，唐代國庫的文獻記載極其匱乏，即使觸及庫藏，往往也是片言只字，語焉不詳。
陜師大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葛承雍在碩士階段就關注這一題目，迄今已近40年。近日，他的專著《大唐國庫》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刊行，從國家預算、會計審計、收支出納、錢帛財物、府庫調撥等方面，系統(tǒng)地闡述了唐代國庫的機構、職能、制度和沿革。本書文物與文獻交相輝映，為讀者描摹出一幅唐代國家財政經(jīng)濟的畫卷。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對葛承雍教授進行了專訪，談及他的研究路徑以及治學心得。以下為訪談正文。
葛承雍教授
澎湃新聞：本書的一大特色是將考古成果與歷史文獻相結合。您在研究過程中，是“從文獻到考古”還是“從考古到文獻”？對于把考古成果運用到歷史研究中，您有怎樣的心得？
葛承雍：眾所周知，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課題選擇比死讀書更重要，選擇是學人們都面臨的重要問題，一篇論文或一本書的價值不在于堆積多少資料，關鍵在于創(chuàng)新，考古成果常常是新發(fā)現(xiàn)、新問題、新探索的前導，出土文物為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養(yǎng)料，也為歷史學拓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臺，為歷史學者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境內出土了不少唐代金銀器和陶瓷器，例如何家村窖藏和法門寺地宮都是驚人的發(fā)現(xiàn)。在這些器物上有庫藏進出的墨書記載，帶給我解讀歷史文獻密碼的興趣，出土銀鋌有“五兩、朝”“太北、朝”，就是進入太府寺下轄朝堂庫的記錄，太府寺管理著中央國庫，“東市庫”銀餅則是商業(yè)稅轉交國庫的實證。一些器物上鐫刻“大盈”“瓊林”“內庫”等文字，就是開元時期皇家內庫分為大盈、瓊林兩庫的真實反映。
文物是凝固不語的，但它卻是逼近歷史真實的證據(jù)，隋唐時期文物不斷出現(xiàn)，為我選題帶來機遇意識，前輩學者強調交叉領域可以帶來突破創(chuàng)新，而我讀書的西北大學地處漢唐故都，是文物珍寶發(fā)現(xiàn)最多、檔次最高、保存最好的集中地區(qū)，學校課程規(guī)定歷史考古并重，我從本科到研究生一直是歷史與考古兼重，從發(fā)表第一篇論文開始就是文獻與文物兼顧，為寫本科畢業(yè)論文《重評高力士》騎自行車從西安到蒲城縣唐玄宗泰陵前勘錄新發(fā)現(xiàn)的高力士墓神道碑，文章發(fā)表后引起反響，就是顛覆性的思考。
幾十年來不斷有人問我：你是學歷史還是學考古的？實際上就是兩者、三者的結合，2012年我在大學講堂介紹心得時，就講了文物、史學、文學的互動，“考古的眼、史學的手、文學的心”，回答提問時，總結“考古發(fā)現(xiàn)是前沿，歷史研究是基礎，文學資料是補充”。現(xiàn)在很多高校將歷史與考古、文獻與文博分開設立學院，我是不同意的，似乎學科越分越細，卻放棄跨學科借鑒，鍛煉不了學生的學術素養(yǎng)，這個導向劃地為牢有弊端，不利于未來學術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
《大唐國庫》，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1月
澎湃新聞：唐代國庫有哪些功能？在您看來，唐代國庫的組織、收支、管理有哪些特色？
葛承雍：國庫是維系王朝國家的基石，是國家財政儲備的匯總、出納、保管的機關，在古代則是朝廷聚斂財富以及收刮貢品的儲存與撥付處，整個國家財富集中與分配都由國庫來完成。唐代國庫是保證中央統(tǒng)治集團運營正常和各級官府的物資儲備處，既是集中賦稅“財政庫”，又是收存各地交納實物庫，還保管財物和貨幣金銀的“發(fā)行庫”，這種綜合功能是與現(xiàn)代國庫功能不同的。例如每年它要集中全國交稅與分配，制定財務預算，當社會出現(xiàn)動蕩、經(jīng)濟衰敗之際，派出專使分赴各地督促解決財源枯萎狀況。唐代國庫組織嚴密，設立太府寺負責全國賦稅和中央俸祿發(fā)放，特別是邊疆軍隊經(jīng)費開支很大。所以選拔任官員對素質要求很高，不僅明白律令格式還會計算出納，如唐代著名的理財家劉晏，他署下幾百人的財臣皆為一時之才，在全國形成一個直接管理的國庫網(wǎng)絡，西北的度支巡院、東南的鹽鐵轉運巡院都是為了避免官員脫離實際而采取的有效機構。
唐代在管理國庫方面有著自己的特色，“庫藏出納，皆行文榜”，由皇帝和中書省批答。在京城長安分設戶部統(tǒng)計、度支會計、金部核計、比部勾檢等部門，特別是審計的“比部”隸屬刑部，獨立于財政部門之外，“比”即審核、勾稽之意，掌握全國各個領域的審計大權，比部審計終唐一代是保證國庫正常運轉的得力機構，其制度化、法律化的管理水平在《唐六典》等文獻中都有記錄保留，我們在改革開放后才設立獨立的審計署，因而唐代在千年前刑部就設立審計的比部，至今仍對警醒世人和管理借鑒有著永不過時的意義。
唐代貨幣
澎湃新聞：在您的研究中，是否能估算出李唐皇室的花銷情況？
葛承雍：盛唐之前為了避免朝廷皇室任意花費錢財，國家專門將中央國庫左藏、右藏與供皇室使用的內庫分開，內庫又稱內藏、禁藏、天子私庫等，由宦官管理，實際上內庫沒有獨立收入，屬于國庫系統(tǒng)里一個純屬宮廷皇室需求的撥款專庫。唐玄宗開元時期唐代內庫已形成一套組織嚴密的管理制度，這是前代各朝所不具備的，內庫分設大盈庫和瓊林庫，大盈庫收納錢帛錦綾，瓊林庫收納金銀珠寶，隨著開元盛世的到來，近百年的連續(xù)積累，內庫不僅財貨急劇增加，而且結算盈余超前，號稱太平天子的唐玄宗李隆基帶頭炫富，揮金如土，賞賜后宮和百官無度，還屢屢?guī)ьI百官參觀左藏庫，隨意賜予珍寶。宮廷中設有“口味庫”，皇親貴族互相攀比送給玄宗“進食”，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饈數(shù)千盤，一盤要花費中等人家十家之產(chǎn)。
在陜西歷史博物館、河南省博物館等博物館展廳內都能看到展出的“進奉稅銀鋌”“嶺南道稅銀五十兩官秤”等，觀眾并不清楚這是什么物品，其實這就是唐代國庫正稅租庸調與兩稅法的收入，當時絹錢作為貨幣通用，但是為了運輸與貯藏方便，將租庸調折納為“輕貨”，何家村出土銀餅上刻字清楚顯示嶺南道縣令將庸調折變?yōu)殂y，冶鑄成餅后上交京師中央國庫，洛陽唐宮城遺址出土刻有楊國忠進奉的銀鋌，都是為了填充國庫儲蓄。開元天寶時期朝廷權臣為了顯示國庫豐盈，將全國租賦都變換成金銀“輕貨”，入庫后供皇帝揮霍，史書記載唐玄宗“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號稱為奸相的李林甫一次被賞賜全國一年的收入，楊貴妃家族一年消費高達超過全國軍費，僅脂粉錢一人就用千貫。掌管國庫的楊國忠更是被冠以“聚斂能手”頭銜，家中奇珍異寶不計其數(shù)。到了唐玄宗后期全國貧富差別之大令人瞠目結舌，杜甫從長安回到奉先家中時，自己的小兒子已經(jīng)被餓死，面對哭泣妻子悲憤之下寫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千古名句。
唐“楊國忠進”銀鋌，河南博物院藏
澎湃新聞：唐代中央國庫與地方正庫及其他專庫之間有怎樣的關系？
葛承雍：我對唐代國庫系統(tǒng)按照正庫與專庫制度做了全面的梳理，除了中央的左藏庫、右藏庫外，也對各州縣的地方正庫也進行梳理，如果說中央國庫保證著整個國家機構的運行，那么地方官庫就形成以中央國庫向外輻射的庫藏網(wǎng)絡，按照全國州縣大小、地位輕重、賦稅不一等因素確定統(tǒng)計上報收支、劃分留解比例，國家這么大，開元時期有州郡321個，縣1538個，及時準確收支賦稅就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這也反映了唐代國庫制度的完備和發(fā)達。
至于專門儲備錢物的專庫更是管理細化的表現(xiàn)，用于軍費的軍資庫，備邊的延資庫，工匠納資的少府監(jiān)庫，糴糧的和糴庫，平準的常平庫，補貼俸祿的青苗錢庫，支出官俸的公廨錢庫，內府的宣徽庫，還有九成宮庫、維城庫、神策庫等等，當國庫財物困乏時，這些專庫發(fā)揮著救急補救作用，中唐之后也成為斂財滿足各級官吏的聚寶盆。中唐藩鎮(zhèn)與長安朝廷對抗時，往往以搶掠爭奪各種庫藏為目標，這是占據(jù)財富擴大地盤的最快手段。
唐代金銀貨幣，陜西西安何家村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澎湃新聞：唐代國庫制度對于日本有哪些影響？
葛承雍：日本五世紀到六世紀時期，朝堂里“齋藏”還是很簡陋的財物組織，七世紀三四十年代留學生、學問僧陸續(xù)回國，積極學習“法式備定，大唐國者”，引進唐朝國庫制度，“大起倉庫，積聚民財”。天寶十一載（752年）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到長安拜見皇帝，唐玄宗讓秘書監(jiān)阿倍仲麻呂（晁衡）引導日本使團參觀考察左藏庫，這是日本遣唐使學習唐代國庫一個最重要、最珍貴的記載，當時是很難得機會和很高榮譽，還特命把日本使團成員畫像藏入庫藏中。遣唐副使吉備真?zhèn)浠貒笊献嗵旎式榻B了這一過程，日本天平神護二年（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大藏省倉庫失火被燒后，重建國家?guī)觳鼐褪怯杉獋湔鎮(zhèn)湄撠煚I構，可見其影響之大。今天我們去日本奈良東大寺看正倉院皇家國寶，就可知道這是學習仿照唐朝國庫模式留下來的。唐國庫制度對日本的影響，一是建立了以大藏省、民部省為中樞的組織機構，二是確立了賦稅收納的律令格式，三是大內庫和內藏寮的保管制度，四是庫藏的律令以及度量衡制度。雖然日本沒有硬套移植唐朝庫藏模式，但毫無疑問卻是全盤唐化的產(chǎn)物。
唐“洊安”庸調銀餅，陜西西安何家村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澎湃新聞：從大唐國庫的視角來觀察唐代歷史，有著怎樣的觀感？
葛承雍：唐朝雖然是中國古代社會發(fā)展的高峰，但是“高度發(fā)展”只有150多年，安史之亂后就開始走向下坡路，直至衰落，唐后期國庫屢遭戰(zhàn)亂，管理也瀕臨崩潰，支撐一個大國運營的經(jīng)濟基礎和財政命脈破碎了。不論是歷史的輪回還是歷史的宿命，中國不少王朝的滅亡，從國庫到財政的根子上就決定了，這就是沒有建立起科學穩(wěn)定的國庫收支管理制度，封建專制的朝廷靠暴力政權強行收繳賦稅，不僅交稅名目花樣繁多，而且貪污腐敗、中飽私囊和揮霍浪費層出不窮，安史亂后每遇財政危機國庫無錢時，只能強奪民眾財產(chǎn)填充國庫，稅目繁多，甚至以借款名義敲詐胡商，最后失去國家信譽和民心，中晚唐藩鎮(zhèn)軍閥混戰(zhàn)，邊疆外來民族戰(zhàn)爭不斷侵入，各方都使國庫入不敷出，這是我們必須吸取的教訓和總結的經(jīng)驗。
開元九年（721），庸調麻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澎湃新聞：唐代國庫制度是您的碩士畢業(yè)論文，迄今已近40年了。當時為何選擇這一題目？您如何對一個學術題目保持如此之久的關注？對于青年學者，您有哪些學術建議？
葛承雍：1983年我考上西北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yè)研究生，當時正是學界流行“史學危機”的時候，全社會都是經(jīng)濟大潮奔涌而來的風氣，歷史學特別是古代史正屬于冷落的時候，愿意從事這一領域的人不多。西北大學屬于全國重點大學也還沒有中國古代史的博士點，那時候一屆研究生還很少，理工科加文科合起來也就三十多個。
我選題時想，應該用實證成果為社會服務，正如前輩學者就說過，任何一個專題研究如果不能對現(xiàn)實產(chǎn)生一定的借鑒作用，它的存在價值顯然是難以評估的。中國古代史這塊領域已經(jīng)被前人百年來耕耘的所剩不多了，經(jīng)濟史、財政史也屢屢被涉及，民國時期研究食貨志的前賢們寫了一些文章，有提到倉廩的但是沒有庫藏的，這無疑是個空白領域，要做前人沒做過的課題，提煉總結祖國留下的寶貴遺產(chǎn)，扭轉史學界受到的一些負面影響，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
我持久關注這一課題，除了考古文物的不斷問世，另外就是這么多年來學術界似乎很少關心國庫的研究，唐以后宋元明的史料很多，可惜沒有專門細致研究這一領域的專著面世。畢竟我贊成歷史與現(xiàn)實接軌，有針對現(xiàn)實的意義，既為當今所用又為后世續(xù)航，否則耗費那么多人的才華去鉆故紙堆又能解決什么問題呢？
中國在建構現(xiàn)代財政體制的過程中，若想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影響，吸取古代埋下的病根教訓，唯有實質性推進現(xiàn)代財政制度的深層次改革，接受現(xiàn)代文明制度的約束，建構作為國家治理基礎和重要支柱的國庫體系，以此促進中國現(xiàn)代社會轉型的完成。
青年學者們面對目前學術界浮躁急于出新的風氣，又有考評申報課題的巨大壓力，想走出一條突破重圍的道路，確實很不容易探索。但是幾十年過去了，社會進步變化很大，我研究唐代國庫時還沒有計算機和信息網(wǎng)絡，硬是查閱一本本歷史文獻，四處到考古單位求人看文物，畢業(yè)論文手寫抄本三個月，這在今天使用電腦寫作簡直不可想象。要喚醒歷史深處的記憶，除了從“常識”到“通識”尋找學術機遇，更重要的通過文物與文獻相密切契合，敢于啃難題、存干貨又不失去底線，以小見大，對接世界，不放棄微觀史，也不能忽視宏觀史。
每一本新著出版都是學者獻給學界的最高禮節(jié)，我今年七十了，學人生涯不多了，但期望懂外語會電腦見過世面的年輕學者，還原修復有價值的文化遺產(chǎn)，采用多元的視野看到更為立體的歷史面貌，將中國的學術成果真正推向世界性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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