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1989年到2018年，美國動物學家喬治?夏勒與蒙古國及其他國家的生物學家合作，跟蹤、觀察了蒙古曠野中最為稀少的一些物種。夏勒最為珍視的地方是蒙古遼闊而又脆弱的東部草原，他白描了這些美得驚人的荒野。另外，夏勒還在書中描寫了這片土地及其人民。喬治·夏勒一生致力于野生動物的保護和研究，在世界各地推動了20多個自然保護區(qū)和國家公園的設立。1980年他應世界自然基金會邀請來到中國開展大熊貓研究工作，后又經中國政府批準進入青藏高原地區(qū)開展了多年野生動物研究工作，對中國的自然保護工作做出過重要貢獻。本文摘自《深入野性蒙古》（[美] 喬治·夏勒著，劉炎林、于洋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4月版）。有刪節(jié)。
《深入野性蒙古》，[美] 喬治·夏勒著，劉炎林、于洋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4月版，224頁，59.00元。
1991年……新的機構涌入蒙古，如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UNDP）和德國、荷蘭、丹麥等其他國家的援助項目，以及許多來自歐洲和北美的非政府組織。每個組織都配備了領高薪的工作人員，大多數人不會說蒙古語或俄語。幾乎沒有工作人員深入了解蒙古及其迫切需求，這種無知使他們難以有效使用其機構的發(fā)展資金。反過來，蒙古也被各種項目和資金所淹沒。政府沒有能力應對幾十個非政府組織，更不用說提供翻譯和訓練有素的本國人員來對接外國顧問（除了法律要求，這些對接人員是外國組織和政府之間的重要中間人）。突然間，這個國家又一次受制于外來的價值體系。
1993年，我成為這些外來“暴徒”中的一員，為期兩個月；1994年再次造訪，因為以前在蒙古調查野生動物的經驗，我應邀協(xié)助UNDP的一個項目，該項目由全球環(huán)境基金（GEF）資助。這是我第一次直接參與大型捐贈機構的工作，我發(fā)現它很有啟發(fā)性。幾十年來，我一直為開展野外調查爭取小額資助，但在印度和非洲各國工作時，我聽到了一些關于大型項目有效性（或缺乏有效性）的閑言碎語。
1993年
1993年6月30日，UNDP項目參與者介紹會在蒙古自然和環(huán)境部開幕，部長贊巴·巴特賈爾格用時十分鐘，宣讀了歡迎詞——盡管一些被邀請的參與者還沒有到達，因為項目啟動日期被唐突地修改了多次。巴特賈爾格講話后，項目負責人沃爾特·帕爾默（Walter Palmer）致辭。帕爾默四十歲上下，中等身材，他雙腿分開站住，大拇指勾住褲兜，好像準備指揮一個排的軍隊。他告訴我們，這個項目有三百萬美元的預算，分為七個部分，涉及生物多樣性和人類生計。
我們每個人將領到一部分，三天內提交一份詳細的行動計劃，包括預算。三天？人們疑惑地沉默著。制訂一份詳盡的計劃需要很多天，甚至幾周的時間；我們必須考察和評估我們分配到的項目地點，收集相關信息，才能有堅實的行動和管理建議。此外，到目前為止，UNDP還沒有與蒙古政府各部門協(xié)調該計劃，也沒有指定翻譯和當地與我們對接的人員。自然，大家提出了很多問題，但都被以一種防御性和不耐煩的方式搪塞過去了。我被分配到保護區(qū)規(guī)劃和瀕危物種保護項目。
隨后幾天的會議，讓我們明確意識到有效運作該項目有多困難。立刻涌現的問題是，項目的重復性。UNDP正推動一個生態(tài)旅游項目，但在蒙古的其他幾個組織也在做。來自荷蘭的彼得·格默拉德（Pieter Germeraad）管理著一個重新引入普氏野馬的項目。這種野馬幾十年前在野外滅絕，但有部分幸存在人工圈養(yǎng)環(huán)境中。然而，另外兩個野馬重引入項目也在推動中。
然后我還發(fā)現，UNDP不給我們的蒙古同事發(fā)日津貼，那是應該收到的野外工作津貼，如果他們?yōu)檎ぷ鞯脑?。大多數蒙古同事以某種方式受雇于政府，他們實際上在為UNDP無償工作?！敃r政府雇員的工資非常低，通常是每天兩美元左右。有些人不得不兼職做點買賣，在中國購買貨物，然后在蒙古或俄羅斯出售，賺取少量利潤養(yǎng)家糊口。UNDP的做派自然會引起人們強烈的反感，不情愿跟我們這些外國人合作或提供過去的研究資料。每個蒙古人都很清楚，UNDP給外國人的日津貼比政府的月薪高出兩倍甚至更多。我們代表我們的蒙古同事極力反對，幾個星期后，UNDP才給他們發(fā)放了少量津貼。
我們幾個興趣相投的外國人聚在一起……湯姆·麥卡錫，前一年研究雪豹的同事，也在這里。他跟UNDP有一份研究協(xié)議，但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項目期被縮短了。官方對這件事和其他類似突變的解釋是，“這只是一個協(xié)議”，毫無用處。兩位年輕而熱情的項目人員，杰夫·格里芬（Jeff Griffin）和馬克·約翰斯塔德（Mark Johnstad），成了我們在城里和野外的伙伴。在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WWF）工作的德國人亨利·米克斯（Henry Mix）也一樣。能說流利英語和德語的帕雷沙夫·蘇夫德（Pareshav Suvd）給了我們很多寶貴的幫助和建議。我還見到了森林和野生動物所的S.阿木嘎蘭巴特爾（S. Amgalanbaatar），人稱“阿木嘎”（Amga），他致力于研究盤羊。我們很快就一起開展野外考察。科學院的原羚生物學家巴達瑪扎布·勒哈格瓦蘇倫［Badamjavin Lhagvasuren，簡稱“拉瓦”（Lhagva）］也成為一位重要的同事。他高大健壯，名片上寫著“自行車環(huán)游世界之旅”。慢慢地，我們建立了一個野外團隊。但我們還必須與負責蒙古自然保護區(qū)的查吉德（Tsaniid）打交道。查尼德身材魁梧，面色紅潤，常在我們開會時打瞌睡。我向他提到，我們的團隊將到訪東部草原，探索潛在的新保護區(qū)。他睡眼惺忪地看著我，說他不希望我去；他已經有足夠的保護區(qū)，而且反正他們會在所有的保護區(qū)中鉆探石油和天然氣，令我扼腕嘆息。
……幸運的是，一個由俄羅斯科學家組成的科考隊剛剛返回烏蘭巴托。科考隊里有安娜·魯什切金娜［Anna Lushchekina，簡稱“安雅”（Anya）］，她自1975年以來一直在研究蒙原羚。我們很快發(fā)現，俄羅斯科考隊有各種能即刻幫到我們的東西，包括蒙古所有地區(qū)的精美地圖。他們還為大戈壁國家公園制訂了詳細的管理計劃，這樣我們就不必制訂新的計劃，只需更新他們的計劃就可以。
……
終于，7月14日，在烏蘭巴托待了兩個星期后，杰夫、阿木嘎、一位名叫蘇米亞（Sumiya）的水文學家和我飛往喬巴山，考察東部草原……終于來到開闊的草原上，我的情緒也隨之高漲。
牧民家庭一如既往地熱情好客。我們在一個蒙古包前停下來詢問情況，主人邀請我們進去喝杯茶，吃點干奶酪。我注意到，幾乎所有散布在草原上的柴油水泵都被毀壞了，機器被砸壞或偷走。這些水井對牧民家庭和牲畜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周期性到來的旱季。我向主人問起此事。他凄涼地答道：“蘇聯人建造了它們?，F在它們不屬于任何人?！薄澃汀ぐ吞刭Z加爾在《脆弱的環(huán)境、弱勢群體和敏感的社會》（Fragile Environment, Vulnerable People and Sensitive Society，2007 年）一書中細致入微地指出，“幾乎所有的水壩和其他用于灌溉牧場、耕地的設施，以及成千上萬的水井、家畜的圈舍和圍欄都失去了所有權和妥善管理”。由于缺乏明確的土地所有權，政府對畜牧生產和牧場使用規(guī)則的控制也停止了。此外，國有牧場和合作社為牧民家庭提供重要的社會服務，如醫(yī)療保健、教育和交通，政府也免除了這些責任。
在J. M. 薩蒂和S. G. 雷諾茲（J. M. Suttie & S. G. Reynolds）2003年匯編的《溫帶亞洲的游牧系統(tǒng)》（Transhumant Grazing System in Temperate Asia）中，有一篇文章指出，沒有土地權屬規(guī)則，“每片草場都成為當地個人之間和牧民群體內部糾紛的焦點”。在所謂的民主制度下，所有人都覺得自己是平等的，可以隨心所欲，即使所作所為會給自己帶來傷害，比如砸壞水泵。一位蒙古人對我說，他的同胞“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什么時候做就什么時候做”。這些舉動是出于道德信念，還是為破壞公共財物找理由？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將這種行為合理化的，當然也不理解。但是極端主義會自我強化；人們對彼此的不滿做出反應。而且，大多數人都傾向于為自己的方便而調整道德價值觀。
流動性是確保牲畜和牧場可持續(xù)的主要放牧策略。在蒙古東部草原，牧民傳統(tǒng)上每年都要遷移七八次，給牲畜提供營養(yǎng)豐富的草料，確保牲畜儲存充足的脂肪，度過漫長而凋敝的冬季和春季。制度法規(guī)的崩潰導致許多牧民放棄了他們的傳統(tǒng)方式，造成牧場過度放牧和荒漠化。特別是在城鎮(zhèn)附近，這些天牧民往往聚集在那里。許多牧民為了躲避舊制度的管制而搬到城鎮(zhèn)，現在他們又回到草原上，往往是為了飼養(yǎng)山羊，因為山羊絨在國際市場上能賣出高價。沒有了管制，牲畜數量激增。1924年蒙古獨立時估計有1400萬頭牲畜，1992年蘇聯人離開時約有2600萬頭。到2017年，“牲畜數量超過7000萬頭”，如溫達瑪·賈姆斯蘭（Undarmaa Jamsran）、田村謙治（Kenji Tamura）、納薩格多爾吉·盧夫桑（Natsagdorj Luvsan）和山中典和（Norikazu Yamanaka）編輯的精湛報告《蒙古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所述。伴隨著牲畜數量不斷增加的成功到來的是它們最終的毀滅。草場退化是蒙古的嚴重問題，蒙古人需要在草場和牲畜之間重新建立平衡。如果像1993年那樣，牲畜所有權是私人的，而草場是公共的，那么牧民就沒有動力去管理和改善或可持續(xù)地使用草場。土地使用權改革勢在必行。
我們到達馬塔德鎮(zhèn)（Matad）。這里有240戶人家，沒有電。當地野生動物管理員無法跟我們見面，因為他喝醉了。一位官員來到我們住宿的小旅館門口，警告我們要小心。鎮(zhèn)上唯一的警察最近遭到當地幫派的毆打。我們在燭光下吃晚餐，面條和羊肉。我們的司機麥格瑪拆掉了車門的把手，使它更難被偷?，F在他要把車開到草原的深處，睡在車里，防止它在鎮(zhèn)上遭到破壞。
接下來的幾天里，我們繼續(xù)開車穿越大草原。許多蒙原羚從我們身邊逃走，它們成群結隊，一群有500只甚至更多。我注意到現在剛過了繁殖季，大約三分之二的母原羚帶著小原羚，這是一個繁盛的年份。大草原再次占據我的心，我想在清澈的天空下大步走過遼闊的美景，走向地平線。我們繼續(xù)前進，記錄了一個洞穴里的四只狼崽、幾只大鴇、沼澤地里優(yōu)雅的白枕鶴，以及其他轉瞬即逝的景象。我們繞了一個大圈，朝喬巴山方向駛去。在一個鎮(zhèn)上，我們想要購買汽油?！鞍涂送摺保╞akwa），沒有?，F在我們必須返回。7月24日，我們回到喬巴山，準備繼續(xù)前往烏蘭巴托。
俄羅斯科考隊邀請我加入他們的戈壁調查，我欣然接受?？瓶缄犜跒跆m巴托留了兩輛巨大的嘎斯66卡車（高爾基汽車廠生產），等待他們返回。在此期間，車胎和備胎都已經被盜。我們乘坐兩輛卡車和一輛吉普車出發(fā)，總共十五人，包括三名俄羅斯司機。原羚專家安雅是指定的領隊，盡管實際負責的是俄羅斯科學院的彼得·古寧（Peter Gunin）。來自俄羅斯科學院的還有研究景觀和地形的地貌學家阿納托利·普雷舍帕（Anatoly Preschepa）和植物學家尼古拉·斯萊米涅夫（Nikolai Sleminev）?；翌^發(fā)的米哈伊爾·薩姆索諾夫（Mikhail Samsonov）憑借出色的英語，成為那些不太說俄語或英語的人的翻譯。杰夫·格里芬（Jeff Griffin）和我是美國人，后來美國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的史蒂夫·科爾（Steve Kohl）也曾短暫加入。英國人約翰·黑爾（John Hare）高大、瘦削，在聯合國環(huán)境規(guī)劃署工作。他是野駱駝的狂熱愛好者，之后將在中國的沙漠中調查這些動物。團隊中還有幾位蒙古人，除了阿木嘎，還有薩蘭圖雅（Sarantuya）和達舍維格（Dashzeveg），他倆都是科學院的研究生。這是一個龐大、有趣和多樣的團隊。
……
第二天下午晚些時候，我們到達圖雅河（Tuuya River）。圖雅河流入一彎淺湖，奧羅格努爾（Orog Nuur）。通常情況下，這條河是干涸的，或者只是涓涓細流。但今天我們面對的是沿著幾條河道奔騰的乳褐色洪水。去年戈壁雨水充沛，但今年的雨量是自1938年以來最大的。兩輛卡車在引擎蓋那么深的河水中試圖到達對岸歷歷在望的城鎮(zhèn)。我認識其中一個司機。他告訴我，他們在這里待了三天了，鎮(zhèn)上的人說缺少柴油，拒絕用拖拉機拉他們出來。我猜想，鎮(zhèn)上的柴油是充足的，但要付出代價。我給了司機七美元，第二天拖拉機突然就可以用了。
早上，我們的團隊在河岸上排成一排，把卵石扔進水里估測河水的深度。我迫不及待地涉水，和約翰·黑爾一起尋找合適的渡口。除了一條深溝外，沒有任何問題。我們找到一條好路線，水深只到我們腰部，河底相當堅固。我們向第一輛卡車招手，指出準確的路線。不知道司機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嚴重地偏離了路線，鉆進一個深坑。水淹到引擎蓋的頂部和車廂內。彼得、安雅、達舍維格和司機爬上卡車車頂。幸運的是，另一輛卡車將被淹沒的卡車成功拉了出來。幾個食物箱泡了水，糖、面條、餅干和麥片變成了一攤爛泥。
……
我們終于到達巴彥托歐若。這個地名的含義是“盛產楊樹”，被雨水淋透的楊樹呈現出我從未見過的層次豐富的深綠色。大戈壁公園新任主任阿尤爾贊亞·阿夫雷特（Ayurzanya Avirmed）前來迎接我們。我們被告知，他生性不穩(wěn)且反復無常。他對俄羅斯科考隊成員明顯非常冷淡，無禮地拒絕說俄語，盡管他非常熟悉這門語言。蒙古人告訴我，在另一次會議上，他宣布“現在的工作用語是英語”。他的態(tài)度給翻譯增加了負擔，造成了緊張，并降低了親切感。
我曾計劃檢查馴養(yǎng)的野駱駝，確定公園有沒有按照我們的建議，將野駱駝和家養(yǎng)駱駝完全分開，避免進一步的雜交。阿夫雷特回答我的問題時支支吾吾。懷疑之余，我在周圍悄悄溜達。有六只狼被關在一個小小的、骯臟的圈舍里。我發(fā)現這些狼會被殺死，人們還會研究怎么用狼舌治療胃癌。我還注意到，駱駝并沒有被分開；對野駱駝的管理和以前一樣不上心。
……
我現在期待一次向東穿越戈壁的悠閑旅行，察看山谷和山脈中的野生動物，評估可能建立保護區(qū)的地點。但我們一直在路上轟鳴前行，一公里又一公里，只是偶爾停下來。東邊與大戈壁公園相鄰的是托斯特山自然保護區(qū)，由一系列巖石山脈和寬闊的山谷組成。當我們駛入其中一座山谷時，我又饒有興趣地環(huán)顧四周。1989年，我曾在這里發(fā)現雪豹的蹤跡。
我們繼續(xù)平穩(wěn)前進。安雅和我向彼得·古寧抱怨，我們甚至都不能停下來數數偶爾出現的原羚群。指定我們調查的主要區(qū)域在達蘭扎德市（Dalanzadgad）以東，而我們完全繞過這個區(qū)域，于8月22日到達烏蘭巴托。我對管理不善的UNDP項目感到不滿，現在對俄羅斯風格的倉促旅行更加失望。向自然和環(huán)境部報告了行程，提交了一份簡要的總結，我就回美國了。
……
1994年
我決心完成去年未能完成的調查，尤其渴望找到潛在的新保護區(qū)。1994年7月18日，我回到烏蘭巴托……有消息告訴我，UNDP來了一位新的項目經理，名叫簡·斯威特林（Jan Sweetering）。我滿懷期待地去了項目辦公室，卻被一股陰霾吞噬。所有的合同，包括我的在內，都被紐約的UNDP辦公室擱置了。每個人都對未來感到不安。日津貼遭到削減，顧問數量也減少了。新的項目經理認為，野生動物研究和學校教育項目是浪費錢。有幾個這類項目被終止了。
當務之急是為調查工作組建一支蒙古隊伍。我很高興有兩位前同事想來。一位是盤羊生物學家阿木嘎蘭巴特爾，他名字中的巴特爾在蒙語中是“英雄”之意。因具備對野外工作的奉獻精神，他對我來說就是英雄。另一位是自然和環(huán)境部的D.巴特博爾德（D. Batbold）。蒙古國立大學的植物學研究生G.奧爾齊馬（G. Olziimaa）也非常不錯，我很高興他的加入。國家公園部的工作人員、大戈壁公園生物學家圖拉嘎特的妻子巴達姆汗德（Badamkhand）受命加入我們。能說德語和英語的奧尤納（Oyunaa）成為我們的翻譯。還有三名司機，一名負責運載裝有汽油桶的小卡車，另外兩名分別負責兩輛吉普車。一輛吉普車，連同巴特博爾德和巴達姆汗德，將在十天后返回，但我們其他人將繼續(xù)前進，為期一個月。當然，凱也是團隊的一員。有人尖銳地問我，UNDP是否付給她報酬。我向大家保證，沒有。
解決行政管理相關的問題后，我們設定了出發(fā)日期，但被告知這一天不吉利。最后，我們于7月31日出發(fā)，穿越草原，穿過盛開著龍膽、紫菀和藍鈴花的土地。我們在曼達爾戈維鎮(zhèn)（Mandalgovi）附近扎營，帳篷藏在山丘的褶皺中，以阻攔強盜。第二天下午，我們在縣城措格特奧沃（Tsogt Ovoo）停留，向當地政府收集關于人口和牲畜數量的數據，以及關于野生動物和旅游景點的信息。我們意識到，在調查期間，我們需要訪問所有的縣城，以獲得這些基本信息。在南戈壁?。∣mnogovi）的首府達蘭扎德市（Dalanzadgad），我們和省長米吉多吉（Mijidorj）進行了訪談。省長還給了我們一封介紹信，使我們能夠購買150升的汽油。政府倉庫每天只允許出售400升汽油，今天的配額已經賣完，而一長串車輛已經在排隊等候明天的配給。但由于省長的信，我們買到了汽油。達蘭扎德附近煤和各種礦物的儲量巨大，比如銅，還有石油。有一次，我們在總部位于倫敦的SOCO公司經營的石油鉆井平臺邊停留過。這個鉆井平臺仍然很小，每天僅產出250桶石油，但這個區(qū)域規(guī)劃了更多的鉆探點?！以谙?，經過幾年粗心大意的開發(fā)，這片草原會是什么樣子，挖出的深坑，堆積的碎石，道路，工業(yè)化的蔓延，以及含有毒化學品的水池。
在接下來的調查時間里，我最好只吸收草原的美麗。我們的調查區(qū)域包括15個縣，覆蓋大約150000平方公里，占蒙古總面積的近10%。這大約是我居住的新罕布什爾州面積的五倍。正如我去年看到的那樣，該地區(qū)大部分是海拔約1000米的起伏平原，每隔一段距離就有高達1700米的巖石山脈和丘陵。該地區(qū)可大致分為幾個植被區(qū)：南部靠近中國邊境的地區(qū)是沙漠和半沙漠，與之相鄰的是一片寬闊的干草草原，更靠北的地區(qū)則變成較為濕潤的大草原。大約95% 的地區(qū)是草場，其余是貧瘠的沙地和巖石。地表水只限于間歇的泉水和水塘。這些水通常被牧民占用，但他們仍然不得不主要依靠水井，特別是在旱季。
焦干的山脈延伸到廣闊的平原，平原上的小群鵝喉羚看起來蒼白無力，似乎在熱浪中飄浮著。蒙古野驢在一些地方也很常見，它們或單獨或成群結隊，棕褐色的優(yōu)雅外形與風景融為一體。我們注意到一頭公驢緊緊跟隨兩頭母驢，每頭母驢都帶著小驢。公驢追趕其中一頭母驢，而后者顯然很惱火，用后腿踢向公驢。還有一次，在清晨時分，我在營地附近的沙質河床上聽到蒙古野驢的叫聲。那是一種奇特的聲音，像是鴨子的叫聲和狗的吠聲的混合，以咆哮聲收尾。后來我在黎明時分觀察野驢，它們在河床上用蹄子拍打坑洞，啜飲滲出的水。那里本來有三頭公驢，很快又有五頭母驢到來，每頭都帶著一頭小驢。一頭公驢走近母驢，叫喚著，耳朵向后張開。一頭母驢轉過身來，踢了它一下。另一頭公驢試圖將母驢趕到一起，似乎想收集一個“后宮”。母驢對這些粗魯的提議不感興趣，就離開了。我懷疑每頭公驢都在附近有自己的領地，但它們來水邊，既是為了喝水，也是為了宣示自己的存在。
我饒有興趣地注意到，在我們的車輛接近時，偏遠的青藏高原上的藏野驢和這里的蒙古野驢表現出不同的行為。藏野驢通常會站在原地警覺地看著我們，甚至與我們平行奔跑，似乎相當好奇。相比之下，蒙古野驢一旦發(fā)現我們就立即開溜，似乎知道車上可能載著獵人。
在我們的旅途中，計數野生動物是一項合作的事業(yè)?！坝疫呌腥辉??！眾W尤納可能會說。我們則記錄下兩只母原羚和一只小原羚?！耙活^野驢！”奧爾齊瑪喊道。我們各自在筆記本上記錄。一群毛腿沙雞在草原上低空劃過，形成緊密的群體?！坝卸嗌僦?？”我問。估計從125只到200只不等。我順便給自己記下一些偶遇的鳥類，如漠鵖和鳳頭百靈，并向同伴指點乘著山脊邊上升氣流翱翔的一只黑鳶和幾只紅隼。
在一個布滿巖石的低矮山丘區(qū)域，我們遇上一個戰(zhàn)利品狩獵營。營地名為莫東·烏斯尼（Modon Usnii），有五個蒙古包，一個西班牙人住了其中一個。他剛剛完成為期九天的狩獵，駕駛吉普車在該地區(qū)巡游，同時尋找獵物。戰(zhàn)利品的鞣制毛皮和頭顱正在太陽下晾干。有一只戈壁盤羊，8歲，沉重而卷曲的角有106厘米長。這個西班牙獵人還射殺了一只體形不大的北山羊、一只鵝喉羚和一只蒙原羚。據阿木嘎說，1967年至1989年，蒙古共有1630只盤羊作為戰(zhàn)利品遭到射殺，外國獵人為每個許可證支付了2萬至3萬美元。許可費的6%歸中央政府，20%歸狩獵公司，15%歸省，5%歸縣。
住在狩獵區(qū)并能幫助保護野生動物的居民，卻沒有得到任何好處。2000年的新狩獵法規(guī)定，許可費的50%必須用于保護。2017 年，戰(zhàn)利品許可證的價格提高到7萬至8萬美元。但當地社區(qū)能得到多少呢？一個狩獵營在夏季和秋季運營幾個月，其他時間關閉，期間無法提供任何積極的野生動物和棲息地保護。在所有體形稱得上戰(zhàn)利品的動物被射殺后，狩獵營就搬到其他地方。整個系統(tǒng)就是一場商業(yè)冒險，對野生動物或當地人幾乎沒有任何直接好處。然而，我們確實在營地吃了幾頓好飯。西班牙獵人慷慨地把兩只原羚中的一只送給我們，它的肉質鮮嫩，比綿羊或山羊的脂肪少。
德國馬丁·路德大學出版過一套叢書，名為《蒙古國生物資源探索》（Exploration into the Biological Resources of Mongolia）。 2016年卷有一篇關于盤羊的文章，作者之一是阿木嘎。文章指出，蒙古散布著很多小而孤立的盤羊種群，在大約60000平方公里的范圍中，主要是沿著阿爾泰山脈分布。
這些小種群中的每一個都很容易滅絕。近幾十年來，主要由于“偷獵和與家畜的競爭”，盤羊已經“迅速減少”。研究小組基于2009年的普查計算出，大約有5000只盤羊生活在我們旅行經過的兩個省份，而蒙古全國的盤羊總數約為18000只。
在旅行結束時，我們一共數到182只盤羊，幾乎都只能看見它們閃爍的白色臀部，因為它們在倉皇逃出我們的視野。好消息是，盤羊的分布范圍正在擴大，現在偶爾會在多年沒有發(fā)現盤羊的地區(qū)看到它們。
……
當我們到達東戈壁省的曼達赫（Mandakh）縣城時，當地領導在我們提到硅化森林后，敦促我們向南去看化石遺址。我們的汽油不夠，無法再繞路過去，但他賣給我們200升。經過一番尋找，我們向一個蒙古包里的人問路。一個牧民告訴我們，要找一個孤立的小山包，山頂上有兩個敖包。據說，當地人的靈魂居住在敖包中。這種信仰指向佛教之前的時代，薩滿教的時代。我們在山丘的底部扎營。凱和我在黎明時分漫步。礫石草原上看起來散落著一些白色石頭——都是恐龍骨頭的碎片。撫摸這些生活在大約6000萬年前的動物的光滑骨骼，我深受觸動。
另一天，我在一些裸露的花崗巖之間漫步時，發(fā)現了許多石英片，顯然是新石器時代石器制造者丟棄的石片。我把凱帶到這個地方。她在大學里主修人類學，參加過發(fā)掘工作，對古代歷史的興趣從未減退。我們很快發(fā)現了一些石器，其中有刮削的器具和斷裂的箭頭。石器時代的獵人來過這里，追捕北山羊和盤羊。在一塊巨石上有一個樹枝做成的巢，令我高興的是，里面有一只巨大的長著棕色羽毛的禿鷲，羽翼幾乎已經豐滿。
我們每天都會行駛很遠，但很少會遇到蒙古包。蒙古的人口密度只有約1平方公里0.65人，而且大部分都住在城鎮(zhèn)。我們在縣城收集的統(tǒng)計數據表明人口密度很低。我們調查的兩個省只有大約66500人，其中一半人住在省會達蘭扎德和賽音山達（Saynshand），還有許多人集中在縣城周圍。除去首府，各縣的人口密度從每人1.8平方公里到7.5平方公里不等。該地區(qū)還擁有近100萬頭牲畜，主要是綿羊和山羊，也有馬、牛和駱駝。由于缺水，大片地區(qū)荒無人煙。
往東南方向走，我們進入哈坦布拉格縣（Khatanbulag），遇到一個奇妙的野生動物集中地。在相當荒涼的平原上，稀疏地覆蓋著沙棘和多刺的錦雞兒灌木，許多鵝喉羚聚集在一起。這是我在蒙古見過的最大的鵝喉羚群。鵝喉羚有80只之多，大部分是雌性及其后代，它們聚集在一起，生機勃勃。
我們還遇到了蒙古野驢：一群至少有500頭，另一群約有250頭，第三群有234頭，還有一些小野驢。第二天晚上，一場猛烈的暴風雨襲擊了我們一個多小時，大雨傾盆，電閃雷鳴，溪流咆哮，山洪暴發(fā)。鵝喉羚和蒙古野驢是否感受到當地的雨水即將到來，所以才聚集在這里？就像坦桑尼亞塞倫蓋蒂的角馬追尋遠處風暴的濕潤空氣，由此來追尋那些即將出現的營養(yǎng)豐富的綠色草料？
我們的路線繼續(xù)向東，朝著北京—烏蘭巴托的鐵路線前進。突然間，我們開始遇到蒙原羚，不止幾只，而是大群大群的動物。我注意到前面有一個相當荒蕪的山坡，山坡上一片粉紅色，就像一片花田。但這些花流向山坡上部，變成約2000 只準備過夜的蒙原羚大群。那天我們估計看到了6000只蒙原羚。我們設法對其中689只做了分類，雄性和雌性的數量相當，一半的成年雌性伴有一只尾隨的幼崽。20世紀50年代修建鐵路時，柵欄圍起來的軌道切斷了一條蒙原羚的主要遷徙路線。
它們的主要棲息地是東部草原，那里富有它們喜歡的、最有營養(yǎng)的植物，特別是在冬季。這些植物包括針茅、冰草和其他各種草，各種雙子葉植物，以及灌木蒿叢的枝芽。大多數流離失所、傾向于留在鐵路附近試圖穿越鐵絲網的蒙原羚——有些是為了重新加入主要的遷徙隊伍，有些是為了進入鐵路沿線的牧場——都會被纏住。一些蒙原羚被帶刺的鐵絲網鉤住，掛在那里慢慢死去。其他蒙原羚掙扎著逃脫了，帶著被劃開的皮毛。蒙原羚在圍欄上找到缺口，或以其他方式設法到達鐵軌，然后可能被飛馳的火車軋死。蒙古野驢的分布也因鐵路圍欄而變得支離破碎。蒙古野驢無法跳過圍欄或從圍欄下爬過，仍然留在鐵路以西，無法移動到東部大草原。很多年前，就有人提議修建上行或下行通道，或是改造圍欄，但直到2019年才開始討論這些建議。
我們終于到達毗鄰鐵路的額爾登鎮(zhèn)（Erdene）。我們的司機鮑爾和奧爾齊馬前往一家商店，只找到肥皂、火柴和伏特加。在回來的路上，慍怒的暴徒包圍了鮑爾，要求他用500圖格里克購買伏特加，但暴徒還是打傷了他的眼睛……
現在是時候返回烏蘭巴托了。我們于8月30日到達烏蘭巴托，行駛了大約3700公里，另外在大地上徒步了很多小時。這是一次精彩的旅行，有一個友好、興致盎然和勤奮的團隊，每個人都為營地工作和野生動物觀察做出了貢獻。我們總結了在這兩個省的野生動物數據。有時候野生動物太過怕人，我們無法統(tǒng)計出一群動物的數量。當然，在平原上發(fā)現野生動物，也比在我們很少開展調查的山地里更容易。所以我們只看到了少量的盤羊和北山羊。我們一共數到39只北山羊，包括一群18只雄性北山羊；182只盤羊；1062只鵝喉羚；1310頭野驢；以及超過6000只蒙原羚。我把這些信息寫到一份詳細的報告里，提交給了UNDP和蒙古政府有關部門。
我們還提議，幾個地區(qū)有潛力成為保護區(qū)。我們對這些建議得到認真考慮和后來得到執(zhí)行深感榮幸和感激。我們的建議很及時。蒙古政府關注保護美麗但迅速惡化的景觀，因此對我們這樣的建議持接受態(tài)度。沿中國邊境的大片地區(qū)擁有豐富的野生動物，我們建議加以保護。這些地區(qū)后來建立了小戈壁嚴格保護區(qū)，分為兩部分，總面積為18400平方公里。小戈壁嚴格保護區(qū)的北邊，擁有從半沙漠到草原的生態(tài)梯度，還是擁有硅化森林、新石器時代石器和恐龍遺址以及烏爾金寺的古老土地。這個地區(qū)也建立了一個自然保護區(qū)，面積為609平方公里。在更北邊的花崗巖露頭區(qū)域，有一個地方叫伊赫納爾特（Ikh Nart），我希望那里的盤羊現在不會受到偷獵者和戰(zhàn)利品獵人的傷害。它也被指定為自然保護區(qū)，面積為437平方公里。到2000年，蒙古有48個保護區(qū)，覆蓋了13%的土地，而且還在繼續(xù)增加。
我們與UNDP和蒙古政府在1993年和1994年的工作取得了最令人滿意的結果，使蒙古的野生動物和自然棲息地受益。幸運的是，正如我們在這些旅程中看到的那樣，這個國家一直對保護持開放態(tài)度。大自然需要不斷的奉獻和關懷才能生存，在未來的歲月里，我們希望蒙古能走上正確道路。畢竟，數百年來，蒙古游牧社會在薩滿教和喇嘛教的影響下與自然和諧相處，對水、草原、土壤和森林的可持續(xù)利用有自己的方法。蒙古人有一句話，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游牧民族都不能忽視的：“在一個地方待久了會破壞它，在一個地方短時間停留后搬到另一個地方，則會保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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