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三年（1043）三月的一天，朝堂上一片安靜而緊張的氣氛，擔任了十幾年宰相的呂夷簡終于退位了，仁宗皇帝要對宰輔大臣進行調(diào)整，官員們都在側耳傾聽。當宣布夏竦（985-1051）為樞密使的時候，人群中出現(xiàn)了一絲壓抑的混亂，一些人開始互相使眼色。
第二天，仁宗就收到了一堆彈劾夏竦的奏章，內(nèi)容無非是歷數(shù)夏竦的各種罪狀，比如品行不端，家風不嚴，勾結內(nèi)侍，無所作為等，目的都是阻止夏竦回京擔任樞密使。
仁宗不想看這些奏章，夏竦是什么人他很清楚。年過半百的老人，為了替他分憂，毅然前往戰(zhàn)區(qū)，幾年下來，就算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仁宗心疼自己的舊人，現(xiàn)在戰(zhàn)爭快結束了，別人能回來，為什么就他不行？
面對攻擊夏竦的言論，仁宗準備裝聾作啞，可言官們不肯善罷甘休。御史中丞王拱辰當面跟仁宗說起這件事，仁宗很抵觸，王拱辰無視仁宗的情緒，依然大聲進諫，仁宗生氣地站起身就想走，王拱辰見皇帝要走，趕緊撲過去，一把抓住皇帝的腰帶，一定讓他聽完。
仁宗無奈地長嘆一口氣，枯坐半天，然后命人寫了一份撤銷夏竦擔任樞密使的公文，并將言官們反對他的奏章一并封好，派人送給夏竦。
在很多官員眼中，夏竦就是個奸邪小人，但仁宗皇帝就是信任他，反復重用他，是官員們對夏竦有成見，還是仁宗就是個“親小人”的昏君呢？
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篇《久藉才德帖》，寫信人是王素（1007-1073）。信上沒有寫收信人的信息，也沒有任何史料提到過這封信的收信人是誰，但是聯(lián)系信的內(nèi)容、背景以及夏竦的經(jīng)歷和性格特點，可以推定這封信大概率就是寫給夏竦的，本篇就借助這封信來講講夏竦的故事。
（宋）王素《久藉才德帖》，縱29厘米，橫29.7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一封敏感信
這封信內(nèi)容如下：
素再拜啟。
“素”就是王素。
陜右久藉才德，宣布天子之惠，一方安肅，實解朝廷西顧之憂。
您長期在陜西地區(qū)宣揚天子的恩惠，仰仗您的才華和品德，那里一片安寧，確實幫朝廷緩解了西邊的憂慮。
然偶淹使麾，輿議甚郁，想進用之命，不出旦夕。
然而您在外領軍已久，已經(jīng)引起了廣泛的議論，料想很快就會對您提拔重用。
伏冀寬以處之。
還望您寬心等待。
前迓寵數(shù)，少慰門人之望，幸甚幸甚！
您之前得到許多天子的恩寵，都是學生一直盼望的，學生深感安慰和榮幸。
素再拜。
按正常的書信禮儀，“再拜”后面應該是收信人的稱呼，可是王素沒有寫。
王素自稱“門人”，說明收信人是他的老師或類似老師的關系，按理王素不應該省略收信人的稱呼，那為何沒寫呢？這可能跟信的內(nèi)容有關。信里寫的是關于收信人何時能回京并升官的事，這是一件比較私密和敏感的事，可能為了防止被別人看到，就沒寫收信人稱呼，也可能是在收藏過程中故意把收信人信息裁剪掉了。
從信的內(nèi)容可以看出，是收信人之前向王素打聽自己何時能調(diào)回京城，王素才給他回了這封信。為什么收信人會向王素打聽消息，王素的身份有什么特殊嗎？
王素的身份還真不一般，他是妥妥的豪門巨族，從出生到去世，跟很多宰相有扯不清的關系。他的父親王旦是真宗朝的宰相，他的大姐夫韓億是仁宗朝的副宰相，他的二姐夫是副宰相蘇易簡的兒子，他的三姐夫是宰相范質(zhì)的孫子范令孫，他的四姐夫是仁宗朝權勢最大的宰相呂夷簡的兒子，他的嫂子是呂夷簡的女兒，就連王素的墓志銘都是神宗朝宰相王珪幫他寫的。所以，說王素出生于“鐘鳴鼎食之家”一點也不過分。此外，王素寫這封信時，正擔任諫官，對朝廷上下一切動態(tài)都能掌握。
王素這封信的內(nèi)容正好可以和開頭的故事聯(lián)系起來。夏竦在陜西戰(zhàn)區(qū)做過領導，他跟王素打探朝中人事動態(tài)，王素告訴他很快就會將他調(diào)回京城，不久之后果然夏竦被任命為樞密使，只是很快又被罷免了，這個邏輯是說得通的。如果了解了夏竦的人生經(jīng)歷和性格特點，再來看這封信，就更容易聯(lián)想到夏竦了。
天賦才華
夏竦是江州德安縣（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縣）人，出生于宋太宗時期，比范仲淹（989-1052）年長4歲，比范仲淹早去世一年。夏竦沒有值得炫耀的家族背景，他的父親是一名軍階很低的軍官，夏竦從小就被父親帶到京城開封，一直在開封長大。后來夏竦的父親犧牲于抵御遼國南侵的戰(zhàn)場上，朝廷為了撫恤夏家，就將夏竦錄用為丹陽縣主簿，成為一名掌管文書的小官。
朝廷不過是想給烈士的后代發(fā)一份賴以活命的薪水，但夏竦天生就不是一個靠微簿薪水活命的人，因為上天賦予他一個聰明的大腦和一份積極進取的野心。
在夏竦的“命運交響樂”中，天賦才華是支撐整個樂章的主題。夏竦不僅聰明，還勤奮好學，在那個學術不分專業(yè)的時代，夏竦是一個通才，經(jīng)史百家、詩文詞賦、陰陽律歷、儒釋道學等，他都學有所成。此外，他還對一些冷門學術，比如古文字學頗有研究，經(jīng)常深更半夜還在身體上描字。
在夏竦的諸多才能中，真正能讓他在那個時代脫穎而出的還是他的文學才能。夏竦是一個深通文字修飾的文學家，擅長寫各種文體，比如詩歌，且看他寫的《延試》：
殿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
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這首詩將士子廷試時的激動心情和揮毫如雨的狀態(tài)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又比如宋詞，且看他填的《鷓鴣天》：
鎮(zhèn)日無心掃黛眉，臨行愁見理征衣。
尊前只恐傷郎意，閣淚汪汪不敢垂。
停寶馬，捧瑤卮，相斟相勸忍分離。
不如飲待奴先醉，圖得不知郎去時。
這首詞將女子不忍郎君奔赴戰(zhàn)場的情緒寫得非常生動和飽滿。
除詩詞之外，夏竦還精通賦體文、頌體文、銘文等。可以說，夏竦對于古典韻文的把握在當時是出類拔萃的，他也習慣于在日常寫作中發(fā)揮這方面的優(yōu)長。所以，在他寫給別人的拜謁文或寫給朝廷的各種公文中，經(jīng)常有成段的四六韻文，讀起來很有文學的愉悅感。
夏竦對自己的才學是有清醒認識的，對自己的未來也是有設想的，他不滿足于當一名淺斟低酌、春恨秋悲的普通文人，而是要做一個有成就的官員。要想實現(xiàn)這個目標，就必須跨過一個基本的門檻——科舉考試。雖然夏竦因為烈士家屬的身份而獲得了“公務員”身份，但只憑這種恩蔭是很難往上爬的，所以他參加了朝廷的制科考試。
制科考試是在“統(tǒng)考”之外舉辦的選拔特殊人才的考試，有不同的科目來選拔不同的人才。夏竦參加了“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考試，并獲得優(yōu)異成績，這為他后來的仕途贏得了一項十分重要的資歷。
拿到“學歷證書”的夏竦并沒有要求別人仰望他的才學，也沒有坐等朝廷給他高官厚?，而是奮筆疾書，向那些能給自己提供幫助的官員獻上各種詞章。先是知州，再是轉運使，接著是權臣，最終他將自己的文章送到了真宗皇帝手中。他用策論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同時用古雅典麗的詞章展示他在文學上的造詣，那些受到吹捧的高級讀者面對夏竦真誠的叩拜之心，實在無法拒絕。
沒有任何家族資源可用的夏竦，就這樣打通了通向權力中心的道路。他先后結識了一系列權傾一時的人物，比如真宗朝的大奸臣王欽若。王欽若非常器重夏竦，將夏竦的才能運用得恰到好處。那時候真宗皇帝一方面想繼承太宗皇帝的遺志，繼續(xù)整理全國圖書，另一方面又想將道教文化發(fā)揚光大。夏竦就充分發(fā)揮自己的學術才能，在王欽若的領導下，協(xié)助整理了很多圖書。同時夏竦又摸準了真宗皇帝的心思，寫了很多神仙瑞應的詩文。
說到此處，可以拿林逋來作對比。林逋沒有考取進士，但是他有才學，真宗皇帝大搞封禪活動時，朋友們勸林逋也寫一些歌功頌德的詩文獻上去，說不定也能得個一官半職，但林逋恥于逢迎，沒有寫，夏竦的行為跟林逋正好相反。
夏竦還結識了真宗朝的宰相王旦，也就是王素的父親。夏竦抓住機會極力討好這位大權在握的人物，王旦也確實被夏竦的才氣給驚到了，就將學識豐富、才華過人、頭腦機敏的夏竦安排到了資善堂。
資善堂是什么地方？那是真宗皇帝給皇子設立的學堂，夏竦被安排到那里教書。就這樣，夏竦憑借自己的才學和肯彎腰肯低頭且敢于向上爬的野心，從一個基層小官爬到了皇帝面前，還當了未來皇帝的老師，從而也找到了他后半生最大的靠山。
夏竦在大約30歲時進入資善堂任教，那時仁宗趙禎才4歲左右，王素7歲左右。雖然沒有王素拜夏竦為師的確切證據(jù)，但王旦都安排夏竦給皇子當老師了，那讓自己的兒子也拜夏竦為師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所以，王素在《久藉才徳帖》中自稱“門人”，那收信人是夏竦的可能性又多了一層。
真宗晚年時身體不行了，就立趙禎為太子，由皇后劉娥代理朝政。處理朝政的場所也改為了資善堂，太子趙禎開始學習如何處理朝政，而夏竦也跟著升官，擔任了同修起居注，后來又擔任知制誥，成為了皇帝信任的近臣。
仕途波折
搭上了皇帝和宰相的關系，夏竦的仕途是不是就一帆風順了呢？并沒有。比如有一回夏竦被貶出去了，并不是因為工作原因，而是家里后院起火了。
夏竦的夫人楊氏跟小妾爭風吃醋，楊氏的母親和夏竦的母親也互相掐起來了，楊老太太不嫌事大，竟告到開封府去了。身為朝廷大臣，家都治不好，怎么能治國，還是先到外地去反省一下吧，夏竦就這樣被放出了朝廷。
夏竦是非常不愿意去外地工作的，為了能重回朝廷，他就緊緊攀附垂簾聽政的皇太后劉娥以及宰相王欽若。有他們撐腰，夏竦又回到京城，逐漸在朝堂上站穩(wěn)了腳跟，不僅重新?lián)沃普a，后續(xù)又擔任了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朝廷要職。
得勢的夏竦開始顯露出一名無行文人的驕傲本色，在他眼里，只有太后和宰相，就連沒有親政的小皇帝有時還要被他使一下性子，別的人他就更不放在眼里了，這為夏竦攢了不少惡緣。當王欽若和太后去世后，那些早就對他不滿的人開始在親政的仁宗皇帝面前說他的壞話，夏竦就又被外放出去了。
被拋棄的夏竦不甘心，他幾乎每天都在想著怎么回到朝廷?？墒牵迯秃门c仁宗皇帝的關系，并且壓制住那些在皇帝身邊講他壞話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夏竦用了君子不齒但很管用的一招，那就是勾結內(nèi)侍。有內(nèi)侍在仁宗耳邊吹風，仁宗的頻道終于給調(diào)回來了，夏竦又成了仁宗值得信賴的“東宮舊人”。仁宗還突然發(fā)現(xiàn)，夏竦在官場上沒朋友，仁宗就喜歡這樣不拉幫結派的人。當時很多人都匍匐在權相呂夷簡的腳下，但夏竦居然還敢跟呂夷簡對著干，仁宗就開始留意起這個東宮舊人來。
在積極經(jīng)營了差不多五年后，夏竦終于又被調(diào)回京城，擔任三司使。接到皇帝詔命的夏竦無比開心，他認認真真地寫了一份《謝授三司使表》。在這份例行公事的公文里，夏竦可沒有例行公事，他充分發(fā)揮自己文筆上的優(yōu)長，寫了一篇聲情并茂的回憶、感恩，再加自我介紹的文章，那種感情既像臣子對皇帝，又像慈父對孩子，既情真意切，又大方得體。
好不容易回到京城的夏竦非常清楚，此時這個世界上唯一可靠的人，就是已經(jīng)親政的、28歲的皇帝。只有抓住了皇帝的心，他才會前程無憂，所以，他準備像當初侍奉太后和王欽若那樣來侍奉仁宗。
不久，新的機會又來了。在夏竦擔任三司使幾個月后，西北的黨項族首領李元昊稱帝建國了，然后就開始在宋朝邊境進行挑釁。邊境拉響了警報聲，仁宗決定派兩名大臣前往陜西指導戰(zhàn)事，其中一名就是夏竦。夏竦是個喜歡享樂的人，他只想待在京城，別的地方都不想去，何況去陜西督戰(zhàn)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差事。按理夏竦應該百般推托才是，然而并沒有，他接受了這個苦差事，在凜冽的寒風中倦縮在錦帽貂裘中出發(fā)了。
夏竦為什么會接受這個既辛苦又危險的差遣呢？
首先，外出統(tǒng)軍會獲得硬核的升遷資歷。這一年夏竦已經(jīng)53歲了，在太后劉娥主政時期，他最高坐到了參知政事的位子，本來再熬一熬就可以做宰相了，結果太后去世，仁宗親政，夏竦又滑下去重新往上爬，現(xiàn)在爬到了三司使，再往上是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樞密使，然后才是宰相。他之前已經(jīng)擔任過樞密副使和參知政事，如果這次能在西北立下軍功，說不定就可以跳過樞密副使和參知政事，直接升任樞密使，那離宰相就只剩一步之遙了。
其次，此時去西北可以獲得更多來自皇帝的信賴和寵愛，這對他跨越式升遷是非常有幫助的。在以前，夏竦還需要突破另一個阻力，那就是呂夷簡。呂夷簡把持朝政多年，對有能力登上宰相位置的人百般提防，夏竦就是其中之一，但前一年呂夷簡被罷相了，到外地去了，夏竦只需要盯住皇帝一個人，為君分憂，獲得皇帝更多的好感，就可以青云直上了。所以，即便西北苦寒，夏竦也要去。
西北建功
夏竦在西北戰(zhàn)場表現(xiàn)得怎么樣呢？是不是像王素信中所說的“實解朝廷西顧之憂”呢？
一些官員對夏竦在陜西的表現(xiàn)給出了不太好的評價，比如，說他畏首畏尾，不肯積極進攻，又說他沒有擔當，沒有主見，只是復制別人的觀點，還有人批評他將歌伎帶進軍營，擾亂軍紀。這些批評有些是事實，有些卻是一面之辭，比如夏竦抗擊西夏是否積極，就要具體分析了。
范仲淹主張加強防守，反對主動出擊，是在康定元年（1040）西夏正式發(fā)動對宋朝的大規(guī)模侵略戰(zhàn)爭之后。而夏竦去陜西是在寶元元年（1038）十二月西夏剛宣布建國時，當時宋朝內(nèi)部就產(chǎn)生了是該主動進攻還是以防守為主的爭論。夏竦的主張是不能主動出擊，只在西夏入侵時進行反擊，這使得一部分人開始批評他怯懦懼戰(zhàn)。那夏竦為何持這種主張，是真的怯懦懼戰(zhàn)嗎？
夏竦熟知西夏前史和太宗、真宗與西夏交戰(zhàn)的歷史。西夏的前身是自唐朝延續(xù)下來的定難軍，到太宗時，黨項首領李繼捧主動交出了定難軍的權柄和地盤，但是李繼捧的族弟李繼遷拒絕歸附宋朝，他自己拉起了一支隊伍，想要搶回原來定難軍的地盤。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先后經(jīng)歷了太宗朝和真宗朝，李繼遷從一個只有十幾名隨從的小伙子成長為拓地千里的西北王。這期間，宋軍與李繼遷多次交手，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是太宗集結五路大軍，試圖一次消滅李繼遷，結果以失敗告終。
為了讓朝廷理解自己的主張，夏竦把這段歷史詳細地寫在奏章里，他說李繼遷弱小之時，太宗都拿他沒辦法，真宗吸取了太宗朝的教訓，不再幻想消滅李繼遷，只是下令宋軍嚴守邊境。現(xiàn)在西夏發(fā)展到第三代，比李繼遷時強大多了，而宋朝的軍力卻大不如前了，此時主動出擊怎么能有勝算呢？況且主動出擊的話，攻入西夏境內(nèi)多少合適呢？如果進攻不夠深入，等宋軍退了，西夏人又回來了，沒有意義；如果足夠深入，直搗西夏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就必須跨過黃河，那就需要建造足夠多的大船，這需要很長時間。所以，主動出擊并非良策。
夏竦的主張并沒有得到朝廷的認可，后來范仲淹來到陜西，范仲淹的觀點和夏竦基本一致，但依然沒有說服朝廷，直到宋軍與西夏的兩次作戰(zhàn)均告失敗，宋朝君臣才清醒認識到西夏軍的實力，認可了只防守不進攻的“守策”。所以，批評夏竦怯懦懼戰(zhàn)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但與范仲淹相比，夏竦確實不夠有擔當，立場也不夠堅定。當“攻策”在朝堂占據(jù)上風時，范仲淹能夠繼續(xù)堅持自己的主張，并想辦法扭轉局勢，而夏竦卻放棄了。
當時在西北戍邊的士兵大多是來自京城的禁軍，被稱為“東兵”，夏竦覺得東兵不擅長西北的山地戰(zhàn)，不耐寒暑，還比較驕橫，工資又高，不如在陜西本地招募一部分土兵代替東兵。土兵熟悉本地地形，花費也少，等以后戰(zhàn)爭結束了，東兵撤走了，這些土兵還可以繼續(xù)戍邊。夏竦的這項建議是很值得考慮的，但在某些官員表達反對意見之后，夏竦也不堅持，所以這項建議就沒施行。
雖然主張屢屢不被認可，但夏竦也不特別介意，反正他還是戰(zhàn)區(qū)的最高領導，勝了有他的功勞，敗了也不能怪他。夏竦真正萌生退意，是從一位大臣進駐陜西開始的，這位大臣名叫陳執(zhí)中。陳執(zhí)中比夏竦小五歲，才學遠不及夏竦，但工作能力非常強。與夏竦相似的是，陳執(zhí)中也是通過恩蔭進入仕途，也是仁宗的“東宮舊人”，也是除了仁宗之外誰的大腿都不抱。陳執(zhí)中被任命為夏竦的副手，兩人待在同一個指揮部，雖然同為仁宗面前的紅人，但兩個人個性都很鮮明，誰也不服誰，很快就陷入了內(nèi)耗狀態(tài)。
為了緩解兩個人的矛盾，仁宗當起了和事佬，不讓他們再待在一起，讓夏竦駐扎鄜州，陳執(zhí)中駐扎涇州，但兩人難免會有工作上的交集，還是經(jīng)常擦出火花。此時夏竦在戰(zhàn)區(qū)已經(jīng)差不多三年了，一個任期快滿了，資歷也混得差不多了，就不想再跟陳執(zhí)中糾纏了，開始向朝廷申請解除兵權。夏竦赴西北之前曾擔任三司使，被解除兵權之后，按理應再次回朝，并得到升遷，可結果卻是他先被調(diào)任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濟市蒲州鎮(zhèn)），再調(diào)任蔡州（今河南省駐馬店市汝南縣），這是為什么呢？
夏竦沒能回朝，很可能跟呂夷簡有關。就在前一年的五月，呂夷簡再次回朝擔任宰相，為了鞏固自己失而復得的相位，他還成功地將占據(jù)副宰相、樞密副使、三司使之位的“天圣四友”一齊擠出了京城。對于夏竦這個多年的老對頭，呂夷簡以前就百般攔截，現(xiàn)在夏竦有了軍功，呂夷簡更是要嚴防死守，絕不能讓他回朝。
夏竦沒能回朝，他是非常委屈的。到達河中府后，他在寫給皇帝的謝表《河中府到任謝上表》中毫無掩飾地表達了自己的辛苦和委屈：
“事兩朝攀仕途者四十春，陪時政者十五祀，大勞雖闕，薄效粗陳……寢食外虧，精爽中耗，毒炭熏目，雙瞳斗昏，邊風切肌，兩臂將廢。懼戎諜之窺間，常力疾以治戎，夙夜在勤，人神可諒。”
他說自己作為兩朝老臣，進入仕途四十年，成為宰輔大臣也十五年了，又在晚年時到西北戍邊，絲毫不敢懈怠，幾年勞心勞力的疆場生涯讓自己的身體嚴重透支，落下一身病。
到達蔡州后，夏竦在《蔡州到任謝上表》中繼續(xù)陳述自己在邊疆的辛苦：
“肇謀器備，創(chuàng)設規(guī)模，經(jīng)始關防，召募軍旅，居則飲食無暇，出則晝夜兼行。”
意思是：謀劃打仗需要的各種器械設備，創(chuàng)建各種規(guī)章制度，經(jīng)營邊關防衛(wèi)，召募士兵，在駐地時經(jīng)常忙得連吃飯喝水的時間都沒有，外出巡邊時也都是晝夜兼行。
換作一般人，在給皇帝的謝表中很難寫出這種自我表揚、自我感動的話，但夏竦就可以毫無負擔地傾訴出來。在他的筆下，一個盡職盡責、忠君愛國的賢臣形象，和一個被邊塞的苦寒勞累折騰得兩眼昏花、兩臂將廢的遲暮老人形象躍然紙上。這滿紙的辛勞和委屈，相信仁宗看到之后不可能不動容。
夏竦的這番說辭也并非全然自我標榜，他在陜西的三年間，宋軍實力大增，國防能力大大加強，城寨堡壘的建設和邊疆少數(shù)民族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都取得明顯成績，雖然這與范仲淹和韓琦等人的“夙夜勞苦”是分不開的，但夏竦畢竟是戰(zhàn)區(qū)最高領導，他也是做出很大貢獻的，所以王素恭維他“一方安肅，實解朝廷西顧之憂”也是沒錯的。
面對夏竦的辛勞，仁宗看在眼里記在心里，給了他很“硬核”的封賞。
夏竦被派往陜西時從戶部尚書改授奉寧軍節(jié)度使，只負責陜西四路中的兩路，“三川口之戰(zhàn)”后，陜西四路全部交由夏竦負責。一年半后，夏竦晉升為忠武軍節(jié)度使。雖然都是節(jié)度使，但節(jié)度使也有高下之分。在宋代早期，忠武軍節(jié)度使是不會隨便授出的，因為宋太祖趙匡胤在后周時被授予過忠武軍節(jié)度使，所以只有軍功特別大的將領才會得到這個頭銜，比如開國元勛曹彬、平定后蜀的王全斌、平定南唐的潘美等，后來的宋神宗在即位前也被授予過忠武軍節(jié)度使。夏竦并沒有特別顯著的軍功，卻能得到這個頭銜，說明仁宗對夏竦是真寵。
半年以后，仁宗又授予夏竦宣徽南院使的頭銜。宣徽南院使的地位僅次于樞密副使，對于在外領兵的將領來說，這個頭銜已經(jīng)是極致了，曹彬、潘美等開國元勛以滅國的軍功才能得到此頭銜，而夏竦節(jié)制的宋軍在抵御西夏時一戰(zhàn)未勝，卻能得此頭銜。即便夏竦被解除兵權，調(diào)任河中府和蔡州，他“宣徽南院使”和“忠武節(jié)度使”的頭銜也未被免去，仁宗對夏竦的恩寵可見一斑，這與王素信中所說的“前迓寵數(shù)，少慰門人之望”是相符的。
夏竦的“黑化”
在夏竦調(diào)往蔡州的第二年，呂夷簡因病重罷相，或是他幡然醒悟，抑或是怕以后被夏竦清算，呂夷簡去位之前竟然推舉了夏竦擔任樞密使。這個提議得到了仁宗的支持，所以夏竦被任命為樞密使，這就與王素信中說的“想進用之命，不出旦夕”合上了。
蔡州離開封很近，夏竦收到任命詔書之后無比興奮，連夜直奔開封。但是，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他到了城門外卻被攔住了，仁宗令他原路返回，還把言官們彈劾他的奏章都拿給他看。夏竦讀著仁宗寫給他的信和言官們的奏章，悲憤交加。他在西北苦熬了三年，又因為呂夷簡的阻攔在地方上憋屈了兩年，現(xiàn)在終于見到了曙光，又被言官們給拍滅了。
返回蔡州的夏竦徹底“黑化”，他要復仇，他要報復，他要將那些彈劾他的人一個一個扳倒，甚至要將他們挫骨揚灰。
此時仁宗想要進行改革，而那些阻攔夏竦上位的人，主要就是改革派官員，所以夏竦將矛頭對準了“慶歷新政”的改革派。此時改革派勢頭正盛，夏竦知道憑自己一己之力很難撼動他們，就開始四處聯(lián)絡那些反對改革或因改革而利益受損的官員，甚至使出了他之前就用過的一招——勾結內(nèi)侍。
新政的舉措主要是整頓吏治，罷免了很多不稱職或無能的官員，新上了很多有能力的官員，這讓夏竦看到了機會。之前呂夷簡任宰相時，任用了很多自己人，范仲淹因此帶頭彈劾呂夷簡任人唯親?，F(xiàn)在范仲淹主持新政，在反對派看來，范仲淹也任用了很多自己人，于是夏竦就開始散布改革派勾結朋黨的言論，并讓內(nèi)侍藍元震在仁宗耳邊吹風，說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這四個人曾被蔡襄寫詩稱為“四賢”，現(xiàn)在“四賢”得勢，把蔡襄也拉進諫官隊伍，這明顯就是以國家爵祿回報私恩，現(xiàn)在他們打著新政的名義批量任用自己人，照這種趨勢下去，不出二三年，朝堂內(nèi)外全都是他們的人了，這太危險了。
這話引起了仁宗的警覺，但仁宗并未對改革派動手，只是繼續(xù)觀察。夏竦見這招沒有奏效，就想出了更狠的一招，他要誣蔑改革派謀反，致他們于死地。為了實施這個計劃，夏竦找人模仿國子監(jiān)講師石介的筆跡，然后修改了石介寫給樞密副使富弼的一封信，誣蔑石介和富弼等人準備廢帝另立，還模仿石介的筆跡寫了廢立詔書。
為什么夏竦要模仿石介的筆跡呢？一是因為石介是范仲淹的學生，二是因為石介曾撰文公開批評他。在夏竦被罷免樞密使之后，石介寫了一篇《慶歷圣德頌》褒貶大臣，其中夏竦就是石介痛貶的大臣。不僅夏竦看了之后憤恨不已，就連范仲淹和韓琦看了這篇頌之后也對石介如此耿直的言論不滿。范仲淹說“為此怪鬼輩壞了也”，韓琦也說“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沒想到被他們說中了，夏竦真就拿石介開刀來攻擊改革派。
偽造完證據(jù)之后，夏竦就派人將這個消息報告給仁宗。仁宗并不相信范仲淹、富弼等人會做出這種大逆不道之事，既然不信，那就應該懲罰誣陷忠良的人，可仁宗也沒有處理夏竦。不僅不處罰，半年之后，夏竦還得到了封賞，被加授資政殿大學士。看來仁宗對夏竦的委屈心情是非常理解的，可是能對夏竦寬容到如此程度，允許他這樣胡搞，還給他升職，也真是把夏竦當做自己心腹而無原則寵愛了。
被扣上“謀反”的大帽子之后，范仲淹、富弼、石介不敢再待在中央，就相繼離開朝廷到地方任職，可夏竦不解氣，還要繼續(xù)追打。一年之后，石介病逝，葬于老家兗州，兗州在當時屬于京東西路，而富弼正擔任京東西路安撫使。恰逢徐州狂人孔直溫利用宗教引誘軍士叛變，孔直溫曾跟隨石介學習，官府在孔直溫家中搜出了石介的書信。夏竦看到了其中的機會，他將石介、富弼、孔直溫聯(lián)系起來，誣陷石介并沒有死，而是以假死的方式避人耳目，然后奉富弼的指令秘密前往遼國，與遼國密謀起兵反宋。
夏竦給改革派扣的“帽子”越來越大，朝廷接到夏竦的舉報后，不敢輕慢，就派京東路的提刑官和兗州知州杜衍前去核查石介是真死還是假死。石介作為當時最高學府國子監(jiān)的講師，在學界有極高的威望，是宋朝理學的先驅，知州杜衍不想對石介開棺驗尸，于是他冒著極大風險擔保石介已死。杜衍之前曾擔任宰相，他的擔保還是很有分量的，朝廷就信了。為了以防萬一，朝廷還是把正在巡視邊疆的范仲淹和富弼全部罷了安撫使的軍職頭銜，只讓他們擔任知州。
夏竦對改革派的謀反指控沒有得到證實，可他不僅沒有受罰，反而被加了“同平章事”的頭銜，這個頭銜一般是宰相才有的。
慶歷七年（1047）三月，夏竦被調(diào)回朝廷擔任樞密使，終于實現(xiàn)了他多年前的夢想。其實仁宗是想讓他擔任宰相的，但由于陳執(zhí)中也擔任了宰相，而且是首相，有諫官就說夏竦與陳執(zhí)中素來不合，不能讓他二人同時擔任宰相，于是夏竦就擔任了樞密使。
成功登上樞密使之位的夏竦依然對富弼、石介等人緊追不放。他之前誣蔑富弼、石介勾結遼人謀反，但后來北國邊境安然無恙，夏竦的指控不攻自破。他當上樞密使之后，繼續(xù)編造謊言，說富弼之前勾結遼人不成，又在登州、萊州的金礦組織了數(shù)萬礦工準備作亂，希望朝廷這次一定要將石介開棺驗尸，看他到底死了沒有。
雖然大家都知道夏竦是在公報私仇，但畢竟此事干系重大，沒人敢站出來替富弼和石介說情。仁宗也順水推舟，安排內(nèi)侍帶著詔書前去石介老家驗尸。負責開棺的提刑官反問內(nèi)侍，如果開棺之后發(fā)現(xiàn)石介確實已死，那該怎么收場？內(nèi)侍不知如何回答。提刑官又說，喪葬之事不是一家人能搞定的，必然是很多人一起辦的，所以只需要將辦喪事的所有人都召過來問話，如果大家都說石介已死，那就讓大家一起簽保證書，這樣也就可以交差了。內(nèi)侍覺得這個方案可行，就照這樣做了。內(nèi)侍回宮后將調(diào)查報告上報仁宗，仁宗看后才相信石介確實已死，也就放心了。
既然確定石介已死，那夏竦就是誣陷，可仁宗依然沒有對夏竦采取任何懲罰措施。有言官看不下去了，就上奏挑明此事，說石介的事從頭到尾都是夏竦在公報私仇，蒙蔽圣聽，搞得朝堂上下議論紛紛，希望陛下能明白夏竦的險惡之心，不要再對范仲淹、富弼、石介等人的忠心有所懷疑，不要再繼續(xù)追究石介是否真的已死。
可是，難道仁宗真的不明白這些事是夏竦在背后搗鬼嗎？還是他自己也對改革派有疑心，所以就借夏竦的誣蔑之詞來查清這背后到底有沒有貓膩呢？這恐怕只有仁宗自己才知道了。
忠奸何辨？
雖然仁宗屢屢對夏竦放縱甚至袒護，但言官們卻不想放過夏竦。在夏竦擔任樞密使大約一年之后，皇宮里發(fā)生了侍衛(wèi)叛亂事件，保衛(wèi)宮城的皇城司官員全部被貶且外放，唯獨楊懷敏被貶官后仍然擔任皇城司的領導。由于夏竦一直與楊懷敏關系密切，言官們認為是夏竦故意放楊懷敏一馬，便開始攻擊夏竦，把他以前干的壞事都翻出來，希望仁宗罷免他。
幾天之后，京城突然發(fā)生地震，仁宗嚇壞了，這才覺得言官們說的話很嚴重，于是就宣稱是夏竦奸邪才導致天變，趕緊命翰林學士起草詔書，將夏竦外放。夏竦不想離京，請求仁宗給自己一個學士職名，留在皇帝身邊，但言官們不答應，堅決請求將夏竦外放，仁宗這次終于沒有再袒護夏竦。
第二年八月，夏竦以生病為由申請回京尋醫(yī)治病，可是除了仁宗之外，幾乎沒人相信夏竦是真的病了，總覺得他又在玩一個什么陰謀詭計，目的就是想竄回皇帝身邊,伺機重回高位，所以大家共同抵制他回京。最后，夏竦保證絕對不再干預朝政，只是回京治病，這才得以回京。
兩年后，66歲的夏竦病逝。仁宗準備賜他謚號“文正”，擔任禮院領導的司馬光說夏竦沒有資格使用“正”字，另有其他官員也支持司馬光的觀點，仁宗只能改謚他“文莊”。夏竦下葬那天，仁宗親自前去送葬，他命內(nèi)侍揭開蓋在夏竦臉上的布帕，只見夏竦面容枯槁，一副久病不愈的模樣。仁宗既傷心又生氣，對周圍人說：“都病成這個樣子了，你們還說他是詐??！”雖然仁宗對夏竦心生憐憫，但很多人都說這是夏竦的報應，誰讓他當初總想對石介挖墳開棺呢。
夏竦死后的第二年，宗室子弟趙克繼將夏竦生前收集的古文韻六卷呈送給仁宗，這相當于一套古代音韻學著作。仁宗看著這套著作，感慨頗多，或許這又讓他想起了當初自己跟著夏竦學習的時光。仁宗對輔臣們說：“宗室成員中喜歡研究學術的人很少，唯獨克繼喜歡研究文字學，應該好好獎勵他?！比缓螅首诿藢⑾鸟颠@套著作放在皇宮的藏書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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