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不像說母語者》：后殖民語境下的母語追尋

《不像說母語者：作為后殖民體驗的言語》，[美]周蕾著，周云龍譯，九州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216頁，48.00元

引言

“你有一種殖民教育所賦予的東西——清晰的寫作風格”，一名美國教授在當時還是學生的周蕾的論文作業(yè)上如是寫道（《不像說母語者》，50頁）。這一看似褒揚而又屈尊俯就的評語揭示了語言與殖民主義之間令人不安的緊密關系，也成為美籍華裔學者、杜克大學教授周蕾（Rey Chow 1957—）于2014年英文出版、2024年中文翻譯出版的學術著作《不像說母語者：作為后殖民者的言語體驗》（Not Like a Native Speaker: On Languaging as a Postcolonial Experience）中重點探討的議題。周蕾問道：“如何聽、說、讀、寫？如何把語言理解為一種傷害和摧毀他者的方式？什么是本地，什么又是外來？如何爭取自我承認，即使個體在言說和書寫過程中必須抹去自我？”（27頁）這些問題指出了非英語母語者在使用英語時遇到的語言困境以及這一困境背后隱含的不平等的文化交流現(xiàn)實。

作為一部后殖民理論著作，《不像說母語者》橫跨哲學、翻譯學、心理學、文學等諸多學術研究領域，從多個歷史文化場景來探討被殖民者與殖民語言的遭遇，深入分析了被殖民者與母語的不和諧關系。如書的標題所示，周蕾在著作中質(zhì)疑了母語的神圣性，主張將語言看作為一種可拆解和重組的假體，補充和修正了后殖民理論中把語言看作原初喪失的悲觀看法。本書雖然聚焦后殖民文化和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但其中對于言語問題的討論實際上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在當今社會，我們應該如何在全球視野下定位自身文化？如何處理跨語言交流的權力不平等問題？又該如何在多元文化交匯中尋找自己的聲音？周蕾的《不像說母語者》為這些問題的解答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后殖民語境下的語言困境

《不像說母語者》以一組引語開始，如同一場多重人聲合唱，將我們帶入語言、后殖民性與種族化的討論語境之中。從?？拢∕ichel Foucault）的種族主義與生命政治的關聯(lián)，到拉康（Jacques Lacan）的語言裝置蜘蛛，再到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加塔里（Felix Guattari）對母語的否認，最后到阿切貝（Chinua Achebe）所說的不要像一個母語者那樣使用英語的希望，周蕾帶領我們一步步深入思考后殖民語境中語言與存在、語言與種族主義，以及母語與非母語之間的關聯(lián)和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語言不再表現(xiàn)為一種客觀的符號，而是關乎語言使用者存在的切身感受和歷史文化實踐。

在導論部分，我們看到了三個文化場景：奧巴馬（Barack Obama）的種族化失語癥、法農(nóng)（Frantz Fanon）所遭遇的侮辱性稱呼，以及離岸呼叫中心代理人對英語發(fā)音的被迫改造。這些場景共同引出了周蕾對于“膚色”（skin tones）這一聯(lián)結膚色與語言的術語的闡發(fā)。就如同黑人無法漂白的黑色皮膚，非母語者的口音是“一種對已經(jīng)注定有缺陷的事物的失敗矯正”，體現(xiàn)了“語言的種族化和種族的言語化”（17頁）。周蕾有意使用貝克（Alton L. Becker）的“言語”（languaging）來描述語言的種族化場景，旨在將語言看作一個持續(xù)的、不受限制的、永不完成的過程，而不只是一種編碼或結構體系。在這一過程中，言語塑造了言說主體，讓記憶得以存儲和檢索，并讓這些記憶在開放式的過程中得以交流。言語的概念讓我們得以探討語言和主體相互塑造的動態(tài)關系，也讓我們得以窺見“膚色”這一看似原生性的語言處境實際上不過是一種外在性的假體形式，展現(xiàn)了一種超越語言暴力以及母語喪失感的可能性。

如果說導論所使用的例子似乎突出了母語與非母語的割裂給被殖民者帶來的創(chuàng)傷，那么第一章中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所反復強調(diào)的，他只擁有一種不屬于他的語言，則從非母語替代了母語的角度將語言、所有權和歸屬感的問題進一步復雜化。在這一章中，周蕾并沒有延續(xù)導論中的同情性敘述方式，而對德里達進行了冷靜的批判。她指出，德里達對單語制的痛苦執(zhí)著實則是對他所進行的“膚色”表演的懺悔，他對純正法語的鐘愛和對母語匱乏狀態(tài)的不置可否體現(xiàn)了“他從后殖民言語的崎嶇地形的述行狀態(tài)里面獲得的一種樂趣”，而他所認為的文化根源的殖民性則呈現(xiàn)出了“一種積極的、穩(wěn)定的服從他者的姿態(tài)”（34頁，39頁，41頁）。德里達的單語主義雖然是一種追求平等主義的努力，但他對過去起源的悲觀論調(diào)并沒有超脫西方中心論的思想?；蛟S在解構了西方中心論之后，我們能夠超越殖民性的本源說，而將殖民性看作一個外部嫁接的假肢。

本書第二章和第三章探討了殖民教育中母語與非母語之間的對抗。在第二章中，周蕾結合自己的語言實踐重訪了欽努阿·阿切貝和恩古吉·瓦·提安哥（Ng?g? ‘ wa Thiong ’ o）關于在后殖民背景下如何看待英語在非洲的地位的爭論。她指出，恩古吉所秉持的本土主義的語言觀是一種修復原初母語與被殖民者關系間的努力，而這種追尋失去人類經(jīng)驗印跡的“靈暈”（aura）的努力注定是“一個永無休止且無從彌補的喪失之鏈”（65頁）。本雅明的“靈暈”（也有譯為光暈/光韻/靈光）是“在一定距離之外但感覺上如此貼近之物的獨一無二的顯現(xiàn)”，用以指涉?zhèn)鹘y(tǒng)藝術獨有的神圣感以及本真性的價值，而母語與傳統(tǒng)藝術類似，也具有類似的圣神性和原初意義（[德]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王才勇譯，中國城市出版社， 2001年，13頁）。與之相反，阿切貝認為非洲作家應該堅持使用英語進行寫作，但他希望非洲人的英語使用永遠不必像英語母語者那樣。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言說方式，通過在英語中留下“外來語（xenophone）”的印記，將英語轉變?yōu)楦？滤f的具有匿名性與多樣性的陳述（énoncé），能夠釋放語言的多元性，讓英語成為記錄多元文化的話語檔案。延續(xù)前一章所提及的喪失感，書中第三章引入了巴金的小說《家》中描寫的女眷哭喪的場景。在這一場景中，敘事者如同一個文化翻譯者，將本土風俗翻譯為帝國主義知識體系下落后文化的表演。文化翻譯者在現(xiàn)實的權力關系下選擇犧牲本土語言而迎合帝國語言，既是本土文化的背叛者，也是本土文化的哀悼者。不過，在周蕾看來，憂郁可以作為一種有用的抵抗模式，恢復語言文化的多樣性。譯者應當對完美翻譯的理想進行哀悼，積極迎接尋找不同文化之間的對等性和同時代性的挑戰(zhàn)。

第四章和第五章聚焦香港的后殖民處境。其中第四章主要討論了梁秉鈞和馬國明兩位香港作家的作品。這一章強調(diào)了發(fā)音與進食的口頭性，對語言、食物、身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梁秉鈞的詩歌對非消費性的食物的書寫凸顯了香港回歸后，香港作為西方消費客體所面臨的誤解和失聲。他的詩歌為讀者提供了一種消費的倫理，讓被消費事物受到傾聽，親近他者，與他者和平共存。而馬國明則結合香港的城市地理與食物消費，書寫香港底層小商販的生存狀況。他的寫作指出了消費主義的文化暴力，它既侵壓了商販文化的存在空間，又讓身處陰影中商販的堅強存在熠熠生輝。兩人的書寫都是在權力內(nèi)部反寫中心，補充了歷史書寫中不可見的他者，創(chuàng)造了“一種多重時間的共存”（《不像說母語者》，131頁）。本書的第五章講述了周蕾的母親艾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為英國廣播公司“麗的呼聲”創(chuàng)作和表演粵語廣播劇的經(jīng)歷。周蕾的母親親身參與了廣播劇的早期制作，并開創(chuàng)了粵語進行直接劇本創(chuàng)作的先河，而這一粵語的口頭創(chuàng)作成為言語抵抗的典型例子。周蕾用廣播劇錄制的幕后工作重申了聲音作為外部的人工制造的幻影而非內(nèi)部的實物的觀點，而她對機械復制的母親聲音的悵然若失與前文論述的母語的喪失感形成了隱喻性的同構。周蕾的回憶以她的母親拒絕為龍剛的電影《廣島廿八》制作廣播版為結尾，展現(xiàn)了母親以沉默的方式對帝國主義話語發(fā)起反抗，展現(xiàn)了對祖國的忠實。這種沉默成為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言語實踐，為后殖民背景下對母語的追尋留下了啟發(fā)性的個體經(jīng)驗。

對母語的情感追尋

乍看之下，《不像說母語者》是一部理論性極強的學術著作，向普通讀者展現(xiàn)出一副疏離的姿態(tài)。然而，周蕾卻將飽含情感的自傳性經(jīng)驗穿插于抽象的概念討論之間，使得閱讀本書的歷程就像是在觀賞一部觸動人心的電影。一幕幕場景蒙太奇式地并置在后殖民的語境中，傳遞出溫情而懷舊的語調(diào)。書中第五章，周蕾回憶了自己童年時期抄寫和聆聽母親聲音的經(jīng)歷，將全書的情感推至高潮。母親的語言、女兒所抄寫的母親的語言、收音機里母親的聲音、永遠逝去的母親，以及女兒對母親的書寫，這既是作者的個人化哀悼與療愈性寫作，也隱喻了被殖民者對母語的永恒渴望與語言的生成潛力。被殖民者與母語之間復雜的情感連接成為本書對語言、種族化、殖民主義理性分析下不容忽視的感性暗流。

近年來，“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成為人文學科引人注目的學術潮流，其影響范圍遍及文學、哲學、人類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多個學科。在國內(nèi)學界已有不少關于情感研究的著作陸續(xù)出版，如張春田和姜文濤主編的情感理論讀本《情感何為》、王晴佳系統(tǒng)闡述情感史理論的《什么是情感史？》，以及金雯用情感理論重寫啟蒙文學史的《情感時代》。盡管情感理論在當下學界風靡一時，但在西方的思想文化體系中，情感在很長一段時間都處于理性/感性二元對立中的次等要素，是純粹主觀性的、難以為理性所捕捉的模糊的心理感覺。直到二十世紀后半葉，情感才被視為真正的研究對象，用以解釋以往的理論方法無法觸及的人類經(jīng)驗的核心問題。這一轉變或許與詹明信所說的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中“情感的消逝”（the waning of Affect）有著密切關聯(lián)。在后現(xiàn)代的社會里，主體消逝了。一方面，它不再是萬物的中心，消失在全球性的社會經(jīng)濟網(wǎng)絡之中；而另一方面，它根本不曾存在，揭露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幻象。隨著主體的消亡，情感便無從依托，成為陶醉于無盡差異的強烈欣狂。（參見[美]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張旭東編，陳清僑、嚴鋒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3年版）也即是說，人們在當代社會中變得更加情感麻木了。我們所能感受到的情感往往是一種強度，一種狄奧尼索斯式的沖動，以及一種無法觀念化的動能。情感理論的盛行無疑是對語言系統(tǒng)的抵制，揭示了周蕾借用貝克強調(diào)切身情感體驗的言語概念作為論述對象的潛在邏輯。

從情感的角度回看《不像說母語者》便不難發(fā)現(xiàn)，書中的每一章都呈現(xiàn)出被殖民者與母語之間關系的難以言說的情感。從開篇到結尾，讀者能深刻體會到奧巴馬的創(chuàng)傷性失語、法農(nóng)的震驚與自卑、德里達的痛苦與懺悔，恩吉古對母語喪失的不安、巴金小說敘事者的憂郁、香港作家對食物的細膩感受，以及周蕾自己對于母親聲音的懷舊與感傷。這些情感上脆弱的時刻構成了后殖民語境下個人面對母語失落與非母語霸權的言語體驗。不同于閱讀其他英語世界的后殖民的著作，周蕾提供的許多例子都關照了香港的歷史文化語境，這些近在身旁的例子更能引發(fā)中文讀者的情感共鳴。我印象尤為深刻的還是本文開頭所說的那位美國教授的評語，那句話所蘊含的力量或許足以讓許多二語習得者感到震驚和深深不安。然而，周蕾在書的開頭便已指出，這些情感看似負面消極，卻有著積極的意義。她寫道，“盡管被殖民者在遭遇殖民者語言時，產(chǎn)生了震驚、羞恥、憤怒和憂郁等情感，但這種遭遇提供了一個有利的觀察后殖民情形的優(yōu)越位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這種語言是從外部強加的”（24頁）。正是在情感的能動性的基礎上，她提出了膚色、“外來語”和語言假體的概念：

以智識上成熟的方式接納語言必然意味著承受錯誤、失敗、損毀、失望、未竟等壓力。但在種族化過程中，這些接納方式還有一個重要的對應物——那些注定低人一等的群體所通常攜帶的含糊口音。難道不是正是這些含糊的口音，即我所謂的“膚色”，最終被理解為一種可以并且必須被拆解和重組的假體形式嗎？（24-25頁）

換言之，在周蕾看來，被殖民者的痛苦情緒帶來的啟示不是消極地接受殖民語言的暴力，而是積極地參與語言創(chuàng)造的動能。

隨著閱讀的深入與情感的遞進，我愈發(fā)覺察到譯者周云龍在中文標題中所選用的“母語”一詞的意味深長之處。如果讀者有興趣檢索《不像說母語者》英文版中“母語”（mother tongue）的使用詞頻，就會發(fā)現(xiàn)，在中文版本中反復出現(xiàn)的這個飽含深情的詞匯在英文版中的使用竟是那樣出奇的克制，取以代之的是更為客觀而疏離的“本土語言”(native/indigenous language)，但英語的詞匯卻完全無法傳達出周蕾對于言語作為情感體驗的強調(diào)。憂郁、不安、痛苦……這些關于語言的情感體驗，非“母語”一詞不能傳達其精妙。特別是當我們閱讀完第五章周蕾對母親的回憶之后，我們更能理解全書所處理的母語問題對于個體生命的重要性。當還是孩童的周蕾用針筆將母親親手創(chuàng)作的劇本刻寫在蠟紙上，并從收音機里聽到母親從遠方傳來的聲音，她感受到的不正是機械復制時代下原初性的母語“靈暈”的消散么？這種喪失感隨著母親的離世和手稿印跡的留存而顯得更為深切，而語言使用者與語言的關系也就此呈現(xiàn)為一種母子關系，有著天然的情感紐帶。中文語境下，母語與母親這兩個詞的同頻共振對英語中語言的概念形成了補充，成為周蕾所提倡的互惠性的跨文化翻譯的現(xiàn)實例證。

跨語際交流中的母語立場

本書包含了諸多學科的理論思想，并在各領域的碰撞之間產(chǎn)生出獨創(chuàng)的觀點，這對于從事跨學科研究的學者來說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于我個人而言，書中對文學和翻譯的探討引發(fā)了我對于翻譯的忠實與背叛的進一步思考。在書的第三章中，周蕾將譯者解釋為“不同文化讀寫體系的價值仲裁者”（87頁）。在后殖民的文化語境中，翻譯者如同習語“翻譯者，背叛者”（tradutore，traditore）所說，似乎不可避免地成為屈從現(xiàn)實權力關系的本土文化的背叛者。周蕾在書中所說的背叛，指的是文化翻譯者或者殖民地知識分子對于本土文化的背離。換言之，周蕾的討論語境是將殖民地語言（如非洲語）翻譯為帝國語言（如法語和英語）。在這一翻譯過程中，帝國語言是德里達所說的那個唯一的但卻不屬于我的語言，因此譯者必須要在強勢語言的單語制框架下找尋殖民地文化發(fā)聲的空間。周蕾對翻譯的討論雖然限制于后殖民的語境內(nèi)，但譯者作為文化交流中的調(diào)解者這一觀點具有更廣泛價值。正如劉禾所說，“一種語言要與另一種語言達成一定程度的可通約性，就必須做出犧牲，而犧牲的程度和量級則是由現(xiàn)實權力關系決定的”（轉引自《不像說母語者》，92頁）。翻譯作為一種跨語際交流行為，實際上暗含了一種文化立場的選擇，而這種選擇或許比背叛與忠實的說法更為復雜。

翻譯學中常常把譯者的背叛理解為譯者對于原作的背離，既可能是對母語也可能是對非母語的背離。法國學者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論述“創(chuàng)作性偏離”（creative treason）時同樣提到了“翻譯者，背叛者”，指的便是譯者和讀者對作者的背離。他的例子，如《癩皮鸚鵡》從西班牙語（非母語）翻譯成法語（母語）的情況，正好與周蕾所論的相反。（參見[法]羅伯特·埃斯卡皮：《文學讀解的關鍵詞：“創(chuàng)作性偏離”》，《復旦談譯錄》，陶磊、戴從容編，范若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2年版）。這意味著，翻譯的過程不僅包含將殖民地語言翻譯為帝國語言，還包含著把帝國語言翻譯為本土語言的反向路徑。在這種雙向的文化交流過程中，譯者所處的位置或許是對譯出語與譯入語的雙重的背叛與忠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得以跳出對原文的忠實與背叛的思維模式，重新思考林紓的古文體翻譯和魯迅的“硬譯”。這兩種翻譯方法或許反映了二人相同的文化立場的不同傾向程度。林紓的翻譯似乎是一種天朝上國對他者文化的凝視，但這種權力關系在清末只是一種假象，這使得這種翻譯行為更像是一種對抗帝國話語的本土主義立場。而魯迅的翻譯看似犧牲了母語而遷就外語，實際上卻是在單語制內(nèi)激發(fā)漢語容納文化多樣性的潛能，在對母語的破壞和重建中尋找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對等性和同時代性。這里的啟示是，與其去苛責譯者對原文的忠實與背叛，或許討論翻譯行為背后隱含的文化目的和價值判斷會是更好的分析策略。

小結

《不像說母語者》以二十一世紀的眼光重新審視了后殖民語境下的語言與種族問題。周蕾以清晰而又飽含深情的筆調(diào)追憶了母語的喪失，并利用多學科理論為重建母語與被殖民者的關系做出了有益的貢獻。美中不足之處在于，由于本書的許多章節(jié)是用之前發(fā)表的文章集結而成，所以在論述力度上可能稍顯有些不均衡。例如，書中最后一章中對母親的感傷回憶雖然強化了情感對于重塑語言的能動作用，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她在前半部分對母語神圣地位的解構，而落入了她所批判的對母語的永恒喪失的恐懼之中。但又或許，這種不足正是本書為讀者留下的開放性思考問題。盡管言語假體的觀念能夠緩解被殖民者對于母語的喪失感以及對無法歸屬的殖民語言的挫敗感，但這一觀念卻無法消解被殖民者與母語的“天然的”情感連接。通過生成性的言語觀，我們能夠放下對“完美”過去的執(zhí)念而擁抱一個充滿多元可能性的未來，但這難道意味著我們就必須摒棄對起源的依戀情感嗎？

當越來越多的人成為多語使用者，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處在了跨語際交流的文化位置，文化交流的動態(tài)權力關系便會成為語言學習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問題?！恫幌裾f母語者》在談論上世紀的殖民歷史的同時也關照了中國當下的語言交流現(xiàn)實，讓我們反思語言何為、語言之于我們?yōu)楹危覀冎谡Z言又為何。我想，本書不僅僅面向專業(yè)讀者，對普通讀者也有啟發(fā)意義。無論是外語學習者還是單語使用者，本書都能為他們提供關于語言和存在的深刻洞見，而那些對于香港文化感興趣的讀者，也能從中獲取有趣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