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海通以來，中外關(guān)系變化，新增諸多“交涉”之政，“交涉”之學遂而勃興，同時也產(chǎn)生數(shù)量龐大、性質(zhì)各異的“交涉”相關(guān)文獻史料。在近代中外關(guān)系文獻的整理與利用方面，經(jīng)數(shù)代學者辛勤耕耘，積累豐厚，而今人揆時度勢，再辟蹊徑，猶可追跡前賢，后來居上。由復(fù)旦大學中外現(xiàn)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組織，戴海斌、張曉川執(zhí)行主編之《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繼五年前刊行第一輯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近日又推出第二輯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參與《叢刊》工作的整理者多為國內(nèi)外活躍在研究第一線的高校青年學者，大家都認為應(yīng)該本著整理一本，即深入研究一本的態(tài)度，在工作取向上表現(xiàn)為整理與研究相結(jié)合，每一種資料均附有問題意識明確、論述嚴謹?shù)难芯啃詫?dǎo)言，這也成為本項文獻工作的一大特色。今次擇其數(shù)種，由整理者自述心得，就各類型文獻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予以紹介說明。本文為系列推送的第二篇。
《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庚子事變歷來是晚清史研究的“顯學”，前輩學者對義和團運動、清廷決策、中外沖突、東南互保、勤王運動、庚辛議和等議題俱有深耕，成果豐碩，后學多蒙嘉惠。然而“庚子西狩”這一重要環(huán)節(jié)仍存不少隱而未彰之處。從光緒二十六年七月至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慈禧太后、光緒皇帝（下或簡稱“兩宮”）在外“巡狩”近一年半，朝野內(nèi)外跌宕起伏：一則列強入據(jù)，京師二度淪為“無主之國”；二則行在深入西北，朝廷既欲自保，又受制于路途遙遠與通訊不便，額外增加了談判過程的成本及復(fù)雜性；三則“西狩”致使權(quán)力中心離京，直接形成了行在（即兩宮駐蹕之處）、在京全權(quán)大臣以及東南督撫等三方行政樞紐，呈現(xiàn)有清一代前所未有的政治圖景；四則西行途中，清廷啟動“新政”，進入王朝最末十年的政治轉(zhuǎn)軌進程。以上種種，俱見“西狩”的重要研究價值。
有鑒于此，本書選取6種“西狩”相關(guān)史料，加以翻譯或點校整理，其中既有日本官方檔案性質(zhì)的《日本外交文書·北清事變》，也有親歷者紀實自述性質(zhì)的《庚子西行記事》、《長安宮詞》、《西巡大事記》，以及匯集新聞、時論材料而形成的《回鑾大事記》、《西巡回鑾始末記》，史料體裁多元，或可助窺“西狩”史事之堂奧。現(xiàn)按以上分類，對6種史料做一簡要介紹。
鄭澤民整理：《“庚子西狩”中外資料六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一、《日本外交文書·北清事變》
日本外務(wù)省自1936年起陸續(xù)推出的《日本外交文書》，系統(tǒng)收錄外務(wù)省各年度的重要官方文書、報告、訓令以及會談紀要等資料，可謂近代日本外交史料的集大成者。其中明治期第33卷中專辟《北清事變》（下簡稱《事變》）別冊，共上、中、下三卷，集中收錄庚子事變相關(guān)內(nèi)容，可見日方對該事件的重視。然而《事變》的中文譯介極少，路遙先生主編的《義和團運動文獻資料匯編·日譯文卷二》曾收錄部分軍事部署內(nèi)容，《南開史學》曾刊載少量義和團直接史料，其余大量資料未被集中編譯。
實際上，《事變》中“清國官邊情報并に宮廷西遷”（事項一〇）、“回鑾并官邊情報”（事項十九）兩章中有不少內(nèi)容涉及庚子“西狩”過程及政局動態(tài)，甚至包含朝野秘辛。盡管諸多情報疏于考證，前后不相鑿枘之處亦不鮮見，頗難遽以采信，然作為“他者”的外交觀察，這些材料既可補中文史料之缺，亦能深化對“西狩”復(fù)雜性的認知。此外，透過檔案可窺探日本在華情報網(wǎng)絡(luò)及其對華策略，為研究事變中的日方角色提供新視角。
《北清事變》書影
日本對“西狩”各階段的關(guān)注
以兩宮行蹤為例?！拔麽鳌彪m啟自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但慈禧的離京謀劃早在五月已現(xiàn)端倪。五月十八日，陜西道員唐晏目睹西安門外“軍士鵠立”、“馬數(shù)百匹”，打探方知是端王所調(diào)，故推測出狩一事“殆將實行”。次日惲毓鼎日記亦載“傳聞六飛有西幸之說”。至五月末，張謇與陳三立等已聞兩宮或?qū)⑽鬟w，唯恐朝廷與保守勢力合流，遂密議“迎鑾南下”、“易西而南”。盛宣懷同期電文亦可佐證：五月二十五日，盛提及工部趕制布篷八百架，次日又引保定消息稱“回園造篷，十七出京”。這便可以解釋為何在六月初三日，朝廷下旨大興、宛平兩縣設(shè)立官車局，署理順天府尹的陳夔龍也坦言任內(nèi)專司京津轉(zhuǎn)運，蓋因此時慈禧便去意已萌。不過此時局勢尚未崩壞徹底，轉(zhuǎn)圜可期，故巡幸并未立即實踐，然而這一動向已引發(fā)日方警覺。
最早關(guān)注此事的是日本駐上海代理總領(lǐng)事小田切萬壽之助。此人自光緒二十三年（1897）任職以來，憑借與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文廷式、鄭孝胥等大吏名流的密切交往，構(gòu)筑起龐大的情報網(wǎng)，李鴻章便曾稱其“專喜刺探”。六月初三（6月29日），小田切向外務(wù)省密報稱，盛宣懷私下透露：董福祥勢力膨脹，兩宮或被裹挾西遷，屆時天下必亂。盛甚至大膽提議日軍“于派遣軍隊赴京之時，能另遣一隊人馬直赴保定府一帶，以阻止兩宮出行”。
小田切萬壽之助（1868-1934）
可以推斷，兩宮西遷動議是盛宣懷告知小田切的。此情報有兩重特殊價值：其一，盛宣懷密聯(lián)日方之舉動未見于他處；其二，盛不僅未勸阻日軍入京，反主動獻策攔截兩宮，已屬“里通外國”，性質(zhì)遠比“東南互保”激進，揭示了非常情勢下，政治人物多有驚人之思、非常之舉。
六月天津失陷后，慈禧再度萌生離京之念。翰林院編修華學瀾日記中便提及“聞天津失守，兩宮有意西遷”，安徽巡撫王之春在給李鴻章的電文中亦稱“慈圣自津城失陷，其時即欲巡汴”，后因徐桐等勸阻而暫止。袁昶則稱“榮相（榮祿）三次召見，諫止挽回”。雖細節(jié)略有出入，或言“巡汴”，或言“西行”，然天津淪陷確為出走的導(dǎo)火索。此時日方情報紛至沓來，或傳山西巡撫已前往直隸接應(yīng)，或言兩宮已至宣化府，甚至詳述路線必經(jīng)保定、正定、五臺。傳言紛紜，主要由于電報通訊梗阻。北京失陷之前，京津?qū)ν怆妶髺|線（北京-天津-上海）、西線（北京-保定-太原-西安）均在戰(zhàn)火中損毀，京恰線（北京-庫倫-恰克圖）亦難暢通，信息閉塞至此，即便身在北京的惲毓鼎、那桐等官員亦難得確切消息。七月二十一日清晨，兩宮在炮火聲中倉皇離京。然而七天之后，小田切仍以為兩宮出走是在七月十七日（8月11日）：
西太后、皇帝在董福祥麾下三千士兵之護衛(wèi)下，于八月十一日前后逃離北京，推測此行之目的地當為陜西省西安府。
八月初五日（8月30日），又有保定商人，告知駐津日官，稱兩宮、大阿哥溥儁、端王、榮祿、董福祥、剛毅等人皆在保定。時距兩宮出京已15日，“西狩”一事幾乎人所共知，此謠仍起，殊屬蹊蹺?；蚩纱竽懠僭O(shè)，有關(guān)兩宮行蹤的種種不實傳言，亦存在清廷故布煙幕，擾亂列強視聽可能。當然，這一點尚待深入考證?？傊?，訊息的滯后與錯亂，既暴露了中外各方在混亂中捕風捉影的常態(tài)，又折射出秩序崩塌下權(quán)力與信息的雙重失序。
盛宣懷（1844-1916）
除了兩宮行蹤外，小田切等人還對端王、剛毅、毓賢等一班排外官員的動向十分敏感，上報了大量虛實混雜的消息。譬如有情報稱“端王命袁世凱率八千兵士前往南京實施占領(lǐng)”便純屬臆測；還有情報稱此間上諭“全出自端郡王之意”，無疑也夸大了端王的權(quán)勢。但在時人將排外派妖魔化的背景下，這類傳聞的流傳并不意外。這種錯覺，又自然衍生出另外一種幻象，即兩宮西行是受端王、剛毅等人的脅迫。駐華公使館書記官中島雄便認為端王諸人是“挾天子以令天下”。不惟日人如此，此議在當時幾為共識。李鴻章便曾擔憂將發(fā)生“傕汜之禍”，《新聞報》更直斥端王挾制兩宮，呼吁全國臣民“設(shè)法勤王”。
盡管存在種種不經(jīng)之談，日方情報中仍有不少內(nèi)容極具參考價值。如8月18日有一則從盛宣懷處聽來的情報，稱8月12日（即七月十八日）有軍機章京若干人手執(zhí)“奉旨隨扈”旗子穿過盧溝橋，便大體不差。此實為盛宣懷轉(zhuǎn)述袁世凱密報，但細節(jié)有誤：袁世凱京中坐探于七月十八日“遇連（文沖）、甘（大璋）兩部郎車，標奉旨隨扈”，而日方將郎車懸旗誤作章京手執(zhí)，甚至還將“章京”誤作“兵京”，暴露其對清廷官制的生疏。至于情報中談到李鴻章倡議“諫阻西幸”，也確有其事，因張之洞拒不附議，故最終以李鴻章、劉坤一、袁世凱、聶緝椝、劉樹堂等人會銜的形式上奏，認為“不遷則各國有言在先，尚有可議之約、可轉(zhuǎn)之機，遷則朝廷不自剿匪，團眾必擁衛(wèi)而行”，若各國派兵向西截擊，后果不堪設(shè)想。
1900年8月底，隨著行在倉皇情形日益好轉(zhuǎn)，以及電報溝通的逐漸通暢，日方情報的可靠性亦隨之提高，日本開始關(guān)注兩宮是繼續(xù)“西遷長安”還是“回鑾”的問題。日方不僅記錄詔令細節(jié)、西安行在狀況，甚至精確測量太原至西安里程。至于希望兩宮早日回鑾，乃是當時聯(lián)軍各國的共識，日本也不例外，外相青木周藏授意駐英公使林董游說英國首相，強調(diào)回鑾重組政府方能議和，并獲英國支持，此后林董常與英國外相密談對華策略。通過《事變》收錄的文件，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時期日本對英國的活動頗為留意，浙江巡撫易人被視為英國“對封疆大吏的黜陟與奪”的信號，行在將遷往襄陽的傳聞亦被猜測有英方幕后操弄。日本這種既借力英國施壓清廷、又忌憚其擴張的矛盾心態(tài)，實為1902年“英日同盟”埋下伏筆。
1902年1月，兩宮還京，并于宮內(nèi)接見各國駐京外交使團，日本駐華公使內(nèi)田康哉詳細詳錄接見外使盛況——從覲見路線、位次到禮儀細節(jié)，皆印證清廷試圖以“中外和睦”場景重塑形象。這場精心設(shè)計的典禮，既是對列強壓力的回應(yīng)，亦成為新政時期“開明”姿態(tài)的象征性開端。
日本對“西狩”期間政治動向的把握
庚子“西狩”期間，端王、剛毅等排外官員的動向始終牽動日方神經(jīng)。“西狩”初期，因信息閉塞，日方對“禍首”行蹤多憑臆測，直至兩宮西行后局勢漸明。當端王因禮親王病退躋身軍機大臣時，日方對此反應(yīng)激烈，如小田切便得出“局勢難以迅速終結(jié)”的判斷，因德國堅持“懲兇”為先決條件，而端王恰是列強深惡之人。江南士紳更憂心忡忡——若排外派持續(xù)掌權(quán)，“東南互保”的脆弱平衡恐遭傾覆。德國駐漢口領(lǐng)事甚至試探張之洞，暗示若清廷撤換劉坤一、張之洞，愿派水師“入江相助”。
青木周藏收到消息后，馬上聯(lián)絡(luò)了駐京的內(nèi)田康哉，命其與陸軍少將福島安正“設(shè)法迅速將端郡王一干人等逐出清帝的隨員隊伍”。內(nèi)田與福島據(jù)此提出借袁世凱之力震懾清廷，并主張增補劉坤一、張之洞為全權(quán)談判代表。此三人皆屬“東南互?！焙诵?，日方意圖顯然：以開明派制衡排外勢力。內(nèi)田更于會談時向慶親王提出嚴懲端王黨羽，慶王亦承諾遲早必究其責?？梢哉f，日方此舉對于后續(xù)端王一黨失勢以及“懲兇”活動的實施，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對于端王、莊王、剛毅、毓賢、董福祥等人的處置結(jié)果，日方也有著持續(xù)性的記錄。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行在人事變動及地方官員的遷轉(zhuǎn)情形，日方也盡力搜羅，幾乎做到了若指掌。行在人員中，最引日人側(cè)目的，便是鹿傳霖的平步青云。此前，鹿傳霖正任江蘇巡撫，聞京城大變，便帶兵勤王隨扈，為慈禧所激賞，先授兩廣總督，不久又授軍機大臣。光緒二十六年九月，鹿傳霖入樞的消息傳來，小田切在外交報告中分析其升遷邏輯——既有剛毅等人舉薦之功，更因“其他大臣大半因道路梗阻而未能及時趕赴行在”，而鹿氏抱病急趨，遂能簡在帝心。這種“雪中送炭”式的效忠，恰是“西狩”時期官員晉身的關(guān)鍵。
鹿傳霖入樞后權(quán)勢日熾，引發(fā)系列連鎖反應(yīng)。工部主事夏震武彈劾王文韶“乘時竊位，庇逆罔上”，日方推測系鹿氏幕后操縱，認為其欲排擠政敵。又探得鹿與另一樞臣榮祿亦有政見相左之處，因鹿為“俄國黨”，榮則“偏袒日本國及美國”。此類觀察雖未必全準（如誤傳張人駿為鹿氏親戚），卻折射出中樞權(quán)力暗涌——此時的鹿氏確實圣眷正隆，在中樞氣焰頗盛，常給人“卞急乖張”之感。戶部主事李哲濬記載鹿亟思排擠王文韶，夏震武奏折末尾特意申明鹿未指使，反倒欲蓋彌彰。
鹿傳霖（1836-1910）
鹿氏得勢更牽動地方人事布局。湖北巡撫于蔭霖與河南巡撫裕長互調(diào)，被小田切解讀為鹿傳霖擴張派系的信號；上海道臺余聯(lián)沅擬由程儀洛接替一事，更引發(fā)恐慌。小田切將程視為保守勢力在上海的代理人，是鹿傳霖一派意圖染指東南半壁的先導(dǎo)，并猜測“南方諸省其他高級官員”也會陸續(xù)被罷免，擔憂其執(zhí)掌東南要津?qū)⑼{“互?！背晒＿@種焦慮源于對鹿傳霖的固化認知：因其勤王、質(zhì)疑互保、任蘇撫時監(jiān)視改革者等行為，被貼上“剛毅第二”（The Second Kang Yi）標簽。然而此評判顯失偏頗——鹿氏任川督時創(chuàng)辦四川中西學堂，推動西學；入樞后參與新政亦非消極，時人評其“一事不茍”，外人中亦有肯定其在川善待洋商者。日方“非開明即保守”的二分法，實難涵蓋其復(fù)雜面貌。這種簡化思維同樣體現(xiàn)在對惲祖翼接任浙江巡撫的判斷上。駐杭領(lǐng)事山崎桂因惲氏不與領(lǐng)事會面便認定其為“排外首領(lǐng)”，卻忽視惲作為洋務(wù)局督辦的實際職能。事實上，鹿傳霖與劉坤一的矛盾、程儀洛任命引發(fā)的爭議，更多是派系利益之爭，而非單純的開明與保守的對立。日方對人事的敏感源于該國的切身利益，故而其觀察帶有明顯功利色彩，卻意外揭示了庚子年權(quán)力重構(gòu)的特殊性——在“懲兇”“回鑾”“新政”諸事交織下，官員升黜不再僅憑政績忠勤，更成為中外勢力博弈的籌碼。
“西狩”情報的形成及其利用價值
《事變》中的“西狩”情報其實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張堪稱龐大的信息網(wǎng)絡(luò)。就信息接收方而言，主要是日本駐各口岸的領(lǐng)事官及駐外公使，駐上海領(lǐng)事小田切萬壽之助毫無疑問是這一時期最主要的情報收集者，此外尚有駐華公使西德二郎、駐英公使林董，以及散布中國各處的內(nèi)田康哉、豐島拾松、山崎桂、瀨川淺之進、加藤本四郎、田結(jié)鉚三郎、中島雄等。不過百川歸海，駐外官員群體搜集到的各類情報，其最終的接收者其實是曾在此期間先后擔任日本外相的青木周藏、加藤高明、小村壽太郎等人。信息來源則更為龐雜——既有李鴻章、劉坤一、德壽、陶模、盛宣懷、張曾敭、蔭昌、余聯(lián)沅等中高級官員，亦有普通中國人充當?shù)木€人，以及資深日諜如宗方小太郎等。各地中外文報紙等傳播媒介也是十分重要的信息渠道。這種多元渠道構(gòu)成的情報生態(tài)，折射出日本對華滲透的深度與廣度。
小田切與盛宣懷成為情報樞紐的關(guān)鍵，實因戰(zhàn)亂中的信息梗阻。京津電報線路損毀后，上海成為全國通訊命脈，執(zhí)掌電報總局的盛宣懷恰處風暴眼。正如汪熙所指出的，當時行在、全權(quán)大臣、各省疆吏、駐外公使各方互通消息，均須通過盛宣懷在上海中轉(zhuǎn)。若說當時清廷的“多角政治”已經(jīng)嶄露端倪，則盛宣懷無疑可被視作“多角”勢力的“黏合劑”。與盛宣懷同在上海且關(guān)系殊密的小田切，遂能漁翁得利，較諸其他駐華外交官有更為得天獨厚的情報優(yōu)勢。
盡管在信息搜集、解讀的過程中不免存在諸多訛誤，但《事變》的史料價值不容忽視。一方面，這些記錄補充了許多中文文獻未見的細節(jié)，比如文韶自述追扈經(jīng)歷的《庚子兩宮蒙塵紀實》（又名《王文韶家書》），雖經(jīng)左舜生收錄于《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xù)編》，其史源問題一直未曾解決。查左氏所錄版本（下稱“左版”），與辛亥革命烈士阮式之《阮烈士遺稿》中所錄“王文韶家書一通”內(nèi)容完全一致，其末略言家書來由，系“家君掌教贛榆時，從浙人洪某處得之而摘錄者”。故知左版是經(jīng)多次傳抄的版本。而《事變》則提供了進一步認識“家書”的可能。早在1900年10月2日，小田切就曾將上海某報紙上刊載的名為“王文韶日記”的報道譯成日文，換言之，實際登報日期還要早于10月2日（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九日）。“日記”與左版“家書”雖在敘述次序和部分內(nèi)容細節(jié)上有異，但仍不難判斷這是同一份史料的兩個版本?！叭沼洝笔鹈鳌捌咴仑ゾ湃兆源笸某觥保▽崬樾?，時王文韶尚未抵大同），早于左版問世，且明確提及系寄杭州家人，為文本性質(zhì)研究提供新視角。
還有一些十分稀見且值得留意的資料，如清河道臺與王文韶之孫王彬?qū)O的密談，生動還原庚子五月二十二日朝會場景：面對主戰(zhàn)派喧囂，光緒罕見發(fā)聲直言兵不堪戰(zhàn)，王文韶則力挺“速速議和”，并提出“賠償被毀壞之教堂，扶助被殺教民之家人，以及賠償各外人之損失”的主張。慈禧遂命王與立山次日赴使館談判，卻因克林德遇害而擱淺。此敘述顛覆了王文韶“琉璃蛋”的圓滑形象，展現(xiàn)其主和立場。盡管王彬?qū)O誤記日期（記為五月二十三日，次日王與立山因大沽戰(zhàn)事生變未行），但太常寺卿袁昶的《亂中日記殘稿》也佐證了王氏曾諍言入對：“仁和公入對，頗諍之，以為不可浪開釁，以一孱國當八強國，為孤注之一擲，此宗社存亡之幾所系，不僅勝負之數(shù)，乃危道也。西圣難于持戰(zhàn)議者太多，乃命仁和與立山繼往各使館勸阻”。兩相印證，可見王文韶確為中樞主和派代表。而王彬?qū)O刻意強化乃祖“先見之明”，實折射出“主和”在庚子亂后的話語正當性。
王文韶（1830-1908）
其他諸如小田切與劉坤一的會談記錄、內(nèi)田康哉與李鴻章的會談記錄等等，均涉及重要史實及政治表態(tài)，值得細細品讀。
另一方面，《事變》中的記錄還幫我們豐富了庚子“西狩”這一晚清政治史中的特殊事件的種種細節(jié)，比如隨扈官員及留京官員各自的規(guī)模、所在衙署等；再如西安行在的營造情形也有詳細的記述，甚至還有行在派吳永、俞啟元往東南大員處“坐催”糧餉的相關(guān)史料等，后續(xù)通過與中文史料的互證互補，相信定能對“西狩”的內(nèi)涵有更深層次的挖掘。
二、《庚子西行記事》&《長安宮詞》&《西巡大事記》
《庚子西行記事》《長安宮詞》《西巡大事記》（卷首）雖體裁各異，然作者皆為“西狩”的親歷者，可以從不同視角拼合出行在的生存圖景，故此處歸并談之。
唐晏與《庚子西行記事》
《庚子西行記事》的作者雖署名唐晏（1857-1920），但實系民國后所改。其之前的名字震鈞，大概更為人所知?！肚迨犯濉穼ζ淙私榻B極簡：
震鈞，字在廷，改名唐宴，瓜爾佳氏。有渤海國志、天咫偶聞。
寥寥數(shù)語，不足以勾勒出唐晏生平。目前所知，唐晏祖籍率賓（今烏蘇里江流域及綏芬河流域一帶），光緒十五年（1889）中舉，歷任甘泉、江都知縣，后執(zhí)教京師大學堂，入江寧將軍鐵良幕府。辛亥后改名南遷，隱居著述。其作《天咫偶聞》最為知名，以“老北京”視角分卷記述皇城、官署、園林、寺廟等建置沿革及掌故風俗，為清代北京風物研究重要文獻。另撰《庚子西行記事》《渤海國志》《兩漢三國學案》等數(shù)種，涵蓋史學、文獻、金石諸領(lǐng)域。雖仕途不顯，但憑借其博學勤撰，在晚清學術(shù)史中也留下獨特印記。
《庚子西行記事》原書序
《庚子西行記事》雖流傳不及《天咫偶聞》，卻是唐晏親歷庚子劇變的珍貴實錄。庚子年五月，唐晏借任懷安書院講席之機離京，沿河北入山西、陜西，足跡遍及太原、西安行在，逐日記述沿途見聞。全書起于光緒二十六年三月自江南返京，止于次年三月抵南京，以日記體呈現(xiàn)王公動態(tài)、市井百態(tài)及山河風物，劉承干稱其“令讀者如置身其間”，為庚子研究提供了鮮活的注腳。譬如書中呈現(xiàn)了義和團運動的雙重圖景：一方面通過對團民服飾特征、作戰(zhàn)武器、抗敵事跡（如攻擊西什庫教堂及山西地區(qū)運動發(fā)展）的記載，正面還原了這場民間抗爭的具體形態(tài)；另一方面則客觀呈現(xiàn)了八國聯(lián)軍占領(lǐng)北京后的社會亂象，包括外軍劫掠、京城官員逃亡及散兵游勇危害地方等歷史細節(jié)。對于一些人所共知的事件，該書也多能提供新的說法。如“克林德事件”，唐晏通過總理衙門供事者錢某的親歷證言還原現(xiàn)場：武衛(wèi)軍與義和團合攻使館時，德國公使克林德途經(jīng)奧國使館交火區(qū)，轎夫棄轎逃散。清兵發(fā)現(xiàn)轎內(nèi)洋人后，雙方因緊張對峙引發(fā)互射，克氏中彈身亡。該目擊敘述揭示事件具有突發(fā)特質(zhì)，可進一步解構(gòu)所謂“清廷預(yù)謀暗殺”說。
至于“西狩”，該書也提供了篇幅不小的內(nèi)容。五月二十日時，唐晏就聽聞“西幸之議甚確”，“順天府已備車輛，以待自用”，而在朝旨稱呼團民為“義民”后，“是議乃罷”。至七月二十六日，身在懷安的他確認兩宮已出京至宣化。書中詳錄兩宮僅著綢衫，夜宿岔道“以椅墊為臥具”的倉皇之狀，以及隨扈官員的迫態(tài)，如王文韶晝伏農(nóng)田、夜乞民食，抵懷安時“顏色甚憔悴”；岑春煊便服執(zhí)鞭立于行宮外，眾臣“行李蕭條”，全然不見朝廷威儀。唐晏更揭露馬玉崑等扈從軍隊在民間“橫加擄掠有甚于賊”的惡行，批判了“民之畏兵如盜賊”的亂象。
唐晏對于太原、西安兩行在的情形、衙署官員辦公環(huán)境、兩宮的生活起居等都有相當具體的描寫。有趣的是，唐晏雖未全程隨駕，但其西行路線（德勝門-居庸關(guān)-宣化-大同-雁門關(guān)-太原-潼關(guān)-西安）與“西狩”高度重合。讀者可借唐晏之目側(cè)面了解兩宮沿途的見聞。
尤值一提的是，唐晏此書的史料價值，并不局限在政治史，同時也是一部清末西北的社會史、文化史長卷，可視為各類庚子紀實材料中最接近“游記”的一種。伴隨著見證者、記錄者唐晏的步履不停，直隸、山西、陜西的名山大川與社會文化也以一種令人目不暇接的形式呼之欲出。比如，作為懷安文昌書院的講習，唐晏對書院“每月三課”、“飲饌?cè)铡钡捏w制有所描述，由是可窺晚清書院文化之一端。
唐晏對各地民俗、物產(chǎn)也有極大興趣，著墨甚多，但書中更多充斥的是作者游玩時的所記所想，并非一味懷古，而多參酌經(jīng)典，申論考證。譬如行至平陽，便依據(jù)《水經(jīng)注》考辨遺跡，同時也記錄了諸多名山古跡在庚子年間的真實面貌，試舉大同府為例：
至大同府，地居紇干山之下，山環(huán)水抱，氣象雄闊，城垣崇隆，樓櫓雄麗，有都城氣象。余行經(jīng)大城數(shù)矣，殆無以逾之者。由東門入住鼓樓下高升店，東門內(nèi)有岳鄂王廟，不知何人建。此城凡三鼓樓，皆絕高，樓下皆有牌坊，正中鼓樓，直南有牌坊四，街衢寬闊，名四牌樓，亦與北京之四牌樓相仿。百貨所萃，南貨如橙橘之屬，亦有之。四牌樓之東，有金代皇宮舊地，琉璃九龍影壁，完好無恙，與大內(nèi)寧壽宮者無異。余登城以眺，見城西街有佛殿聳然，檐宇四垂，制度甚古，如唐宋人畫上所見。趨而就之，榜為下華嚴寺。入門，則中為龍尾，道高丈余，兩旁石闌直抵大殿。殿凡五楹，皆以磚石砌成，圈門以代戶牖，與金陵霸谷寺無梁殿制同式，而殿之頂，黃瓦四注，全類古圖畫，后世工人不能為也。其中佛像威儀具足，三世佛各據(jù)蓮花，蓮花之下又圍以曲闌，極雕鎪之巧。
清末大同華嚴寺
以上僅草舉《記事》內(nèi)容中的數(shù)個側(cè)面，較諸原書，十不及一。除卻內(nèi)容上的豐富，作者的族群屬性，也使該書頗為特殊。唐晏作為旗人，且還是“從龍入關(guān)”的功臣之后，身處國家巨變之中，面對清王朝的傾頹，實有更為復(fù)雜的情緒。在分析庚子事變的原因時，唐晏認為“舉天下而付之一擲”，并非“民之頑也”，而是“知上之未可恃，遂倉皇一試”，朝廷失信于民，“民乃始輕朝廷”，將批判的矛頭對準了清廷統(tǒng)治者，而非諉過于義和團及臣民，這一認識在當時殊為難得。書末，唐晏意味深長地慨嘆：
然而庚子往矣，尚有未往者，在人心之變，亦將百端，天意所極，終歸一致，是又非淺見所能測矣。
這無疑表達了對清朝命運的擔憂，其在《天咫偶聞》中所言“追溯舊事，正不異玉堂天上之嗟。嗚呼！昔日之笑歌，所以釀今朝之血淚也”，實為相互映照，異曲同工。
胡延與《長安宮詞》
根據(jù)粵人汪兆鏞在《棱窗雜記》中的記載，胡延是四川華陽人，工詞善刻，文氣斐然，曾在山西做過縣令，庚子“西狩”時隨扈至陜西，擢為西安知府，《長安宮詞》即記述其扈蹕行在期間的所見所聞。之后又被授為糧儲道，卸任后于行舟中失事，溺水而亡。
通過《宮詞》中的記述，胡延于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在西安被授為西安知府，同時充任行在內(nèi)廷支應(yīng)局提調(diào)，負責行在開支事宜，可見慈禧對其之倚重。胡延還曾得慈禧面賜“御筆畫蘭折扇”一柄，“背面題七絕五首”，圣眷隆盛，之后被升為江安糧儲道亦是嘉賞之舉。胡延在庚子前后之際遇，與另一位縣令——懷來知縣吳永頗有相類之處，均是通過隨扈而得仕進，且都留有親歷“西狩”的重要材料。只是后者所口述《庚子西狩叢談》系回憶錄性質(zhì)的文本，且成書時（1928）距庚子已近30年，內(nèi)容與史實勢必多有出入，而《宮詞》在文體上采用了傳統(tǒng)的“宮詞體”，每首詩后均有詳注，且其出版于1902年，距所敘時代接近，史料價值絕不輸于傳播更廣的《西狩叢談》。
《宮詞》共有記事詩100首，俱為七言絕句，內(nèi)容起于庚子年八月兩宮下詔巡幸西安、陜撫端方布置行宮，止于辛丑年九月胡延離開行在、趕赴新任，一年中的見聞事無巨細，俱被收錄，所涉范圍極廣，難以概論，然若擇其精要，以如下幾類最為值得關(guān)注。
首先是對行在情形的披露，主要包括營造行宮、政務(wù)處理、兩宮生活起居等帶有明顯“因地制宜”或“因陋就簡”特色的內(nèi)容。比如詩中對兩宮辦理政務(wù)有如下描寫：
覽奏臨窗耐曉寒，暫移日影上花蘭。監(jiān)奴長跪從臣立，仿佛儀鸞殿里看。（兩圣展間覽奏章，俱在寢宮窗下。奏事太監(jiān)呈折訖，即跪于案前。延等有事入內(nèi)，輒立于窗外。）
撤饌頻聞步履聲，挑燈夜夜繞廊行。重門聽下黃金鑰，儤直歸來恰二更。（慈圣晚膳后，必在寢官前后巡行一周，然后闔門。宮監(jiān)謂之“繞彎”。延等聞下筦鑰，即歸休矣。）
出納絲綸仗老身，手擎黃匣往來頻。六曹三院諸司吏，都作奎章閣下人。（舊制：內(nèi)廷設(shè)內(nèi)外奏事官，外奏事以滿部員充之，內(nèi)奏事則太監(jiān)也。行宮無外奏事，惟內(nèi)奏事辛太監(jiān)一人，遞折宣旨，往來兩宮間。各部院司員領(lǐng)批折者，悉集前殿東室，而軍機大臣內(nèi)直廬亦假此室。延輩直內(nèi)廷者，俟樞臣去后，亦憩息于茲。辛丑夏間，都中外奏事官始至行在。）
清末陜西巡撫署（西安行在駐地）
閱至此處，政務(wù)處理的流程立刻栩栩如生，非親歷者難以知悉如此內(nèi)情。另外，一些往往被忽視的極為生活化的細節(jié)在詩中也有鮮活展現(xiàn)，比如光緒的理發(fā)問題：
鏡鑷經(jīng)旬整御容，侍香昨夜返金童。近臣逸樂天顏喜，不復(fù)殷勤覓剃工。（圣駕出巡十日，剃發(fā)官監(jiān)執(zhí)此役者均未從行。屆日，特命侍郎溥興覓工，出入由侍郎帶領(lǐng)，每請發(fā)一次，賞工銀四兩。幸西安半年后，內(nèi)監(jiān)擅此藝者始自都來行在。）
第二類值得措意的內(nèi)容是對行在一些政治活動的記述。時逢陜西大旱，兩宮對此格外關(guān)注，實行了不少賑濟措施，《宮詞》中“百萬哀鴻泣路歧，九重連日沛恩施。炊煙濃處朝曦上，正是城中飯熟時”便指此事。對于當時談判的焦點——“懲兇”以及“回鑾”的布置與排場等內(nèi)容，詩中亦有關(guān)照。
第三類則是正面描寫行在隨扈諸人。涉及的人物包括端方、岑春煊、榮祿、溥倫、繆素筠等等，亦算是貢獻了人物研究所需的史料。此外，尚有詩句描繪行在禮制宮俗。原本只是地方知縣的胡延，得以首次目睹宮廷生活，故而對“滌盞傳杯早暮趨，玉階簇簇擁宮奴”、“金貂簇簇紫茸翻，鹓鷺分行靜不喧”的宮中禮節(jié)記載甚詳。
胡延《長安宮詞》是庚子事變“詩史”系列中的重要文本，與丁立誠《王風題箋》、胡思敬《驢背集》、蔣廷黻《麻鞋紀行詩存》及郭則沄《庚子詩鑒》共同構(gòu)成晚清士人的精神圖譜。作為“西狩”的在場者，胡延以百首七絕勾畫西安行在的政治生態(tài)與生活圖景，其詩注互證的體例，既延續(xù)古典宮詞傳統(tǒng)，又承載“以詩存史”的亂世書寫自覺。
王彥威《西巡大事記》
《西巡大事記》的作者王彥威（1843-1904），清浙江黃巖（今臺州）人，同治庚午年舉人，歷任工部主事、員外郎，軍機章京，方略、會典二館纂修，江南道監(jiān)察御史，四品京堂太常寺少卿?！拔麽鳌睍r，以軍機章京身份，一路隨扈至西安。遺著有《清季外交史料》《道咸同光四朝籌辦洋務(wù)大略》《清朝掌故》《清朝大典》《樞垣筆記》《史漢?？庇洝贰肚餆粽n詩屋圖記》《藜庵叢稿》等書，其中又以《外交史料》（與其子王亮合輯）影響最巨，而《大事記》便出自其中。
王彥威（1842-1904）
先是王彥威在軍機處任職期間，考慮到道、咸、同三朝均有官修的《籌辦夷務(wù)始末》，而光緒一朝洋務(wù)外交要事繁多，卻并無類似史籍，故發(fā)愿將光緒朝史料“輯而存之”，凡是“有關(guān)軍國大計、中外邦交”的奏章，“每手自甄錄以備實用，積歲所得，都巨冊百數(shù)十”，名曰《籌辦洋務(wù)始末記》（一說《光緒朝外交史料》《光緒朝洋務(wù)始末記》）。其中抄存留中不發(fā)之奏折不少，以至“為檔冊所無者泰半”。王彥威身故后，其子王亮子承父志，在原稿基礎(chǔ)上，將“其無關(guān)交涉者概未列入”，并“博采增補”，遂成182卷。繼而“續(xù)輯光緒季年至宣統(tǒng)三年之史料”，并將王彥威庚子時期的隨扈見聞另外編為《西巡大事記》，又補以《史料索引》、《外交年鑒》，由是構(gòu)成了體量接近300卷、內(nèi)容涵蓋光、宣兩朝的《清季外交史料》。正如蔣廷黻所言，《外交史料》凝聚了王氏父子數(shù)十年的心力，與以政府人力、財力編成的“官書”《籌辦夷務(wù)始末》大為不同。胡適更是將該書的編成譽為近代史學界搜羅史料活動中的“第九件大事”，可見價值之高。其中收錄的條約、上諭、奏折、照會、咨文，至今仍是晚清政治外交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史料寶庫。
然而，關(guān)于《外交史料》的文獻來源，早有爭議。學者馮明珠曾撰寫多篇論文，以證《外交史料》前182卷并非王彥威所編，而是王在借閱官修《光緒朝籌辦夷務(wù)始末記》時抄錄而來，論證相當有力。但成形于庚子事變時期、作為《外交史料》別冊的《西巡大事記》，確為王氏原創(chuàng)無疑。顧名思義，《大事記》其實是王彥威在“西狩”時“隨扈長安，奔馳驛路”期間所撰寫，時間起于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兩宮由北京啟鑾之日，迄于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回京之日，內(nèi)容上既有對庚子史事的記錄，也有對行在奏折、上諭、電報等的抄錄，包羅極廣。
《清季外交史料》書影
該資料尚為王彥威手稿時，名為《庚辛紀事》，凡4冊，現(xiàn)存于北京大學圖書館。王亮將其重新整理編目為12卷。卷首是用專題的方式描述了庚子事變史事的幾個面相，包括“藜盦老人（即王彥威）家書”“‘拳匪’紀事”“大臣禍國”“殺戮忠良”“兩宮西巡”“津沽及東省失守”“聯(lián)軍入京”“懲辦禍首”“中外議和”“行在紀事”等10個部分。從第二卷起，該資料開始按日記載兩宮西逃事，對沿途情形多有刻畫，并用各類政務(wù)文件來記錄當日的軍政大事等。因此《大事記》的主體部分實際采用的是日記體的形式，與《外交史料》的其余部分鑿枘不入，難以劃一，索性單獨列出。
《大事記》卷首體例獨特：突破日記框架，以自述與第三人稱視角闡釋庚子事變?nèi)蹋漠愑诤缶淼墓妮嬩?。作者自陳因“一路之行行止止，當年之見見聞聞”，必須“另刊紀事，附載篇首”，才能使讀者“了然于變亂之后先、議和之顛末”。其時任樞密要職，參與機務(wù)決策，所述兼具親歷者視角與檔案權(quán)威性。此卷以事理邏輯重構(gòu)歷史現(xiàn)場，堪稱全書鎖鑰。
顧名思義，《西巡大事記》以西巡史事為核心議題，然此事畢竟是義和團運動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結(jié)果，因此卷首對京津義和團的發(fā)展過程格外措意。以往多認為，載漪因“己亥建儲”之事“極恨外人，思伺時報此仇”，乃與“以滅洋為幟”的義和團聯(lián)結(jié)?！洞笫掠洝肪硎讋t稱“莊王府長史某者與團首某習，言之莊親王載勛，目為義民，王以告剛協(xié)揆毅。協(xié)揆據(jù)以入奏，請借團民之力以驅(qū)逐洋人”，這提示我們，不能忽視載勛、載瀾等人在主戰(zhàn)群體中的作用。
王彥威在卷首中生動描述了其目睹“紅布帕首，手持長刀”、“喃喃誦咒”的團民們燒毀宣武門教堂的情形。包括之后大柵欄大火、西什庫教堂之圍等，都有細致描畫，為研究京津義和團的活動及影響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而作者作為軍機章京，對于當時政局的陳述，無疑更值留意。比如書中述及當時排外與開明兩派的朝堂分野，指出奕劻處在與端、莊諸王的對立陣營，而王文韶則險些如“五忠”般蒙難，幸而榮祿向慈禧進言力阻，才逃過一劫，“皤皤黃發(fā)，碩果僅存”。類似說法也見于胡思敬的《驢背集》中，稱“許、袁死，外人知其事者，謂徐用儀、王文韶、立山、廖壽恒、黃思永、聯(lián)元，皆將不免”，徐用儀、立山、聯(lián)元等人死后，載漪“將殺王文韶、廖壽恒、黃思永，以敵兵入城，而止?！薄陡訃冇洝?、《異辭錄》中同樣有榮祿、慈禧保全王文韶的說法，是知王彥威所記非虛，既反映出榮、王在朝中的抱團之相，又說明慈禧對榮、王等人的看重，在用人上絕非偏廢。
政界諸人中，如上正面、側(cè)面的刻畫比比皆是，然又以趙舒翹最顯特別。趙舒翹作為“禍首”之一，王彥威雖評價其“踞蹐自喜，無干濟才”，但亦提及趙曾言拳民不能御敵，曾欲奏對陳之；又言趙監(jiān)斬袁昶、許景澄時，曾有“面發(fā)赤，俯首作叩頭狀”等羞慚神態(tài)，類似表述顯然有回護之意。之所以如此，乃因趙舒翹雖阿附剛毅，但并無仇外實跡，因此其被列入“懲兇”名單，劉坤一、張之洞等都曾力爭，盛宣懷更稱“趙舒翹天下冤之”。盡管其后因列強索之甚急，趙終未免死，然透過上諭中“平日尚無疾視外交之意，其查辦拳匪亦無縱庇之詞”的考語，足證其判為“禍首”之勉強。非但王彥威如此，同在樞垣的另一軍機章京鮑心增亦多有惋惜之意，曾撰有《趙尚書被冤述略》為之辯誣，益證議和條件的形成多有難以言說之隱衷。
此外，《大事記》卷首對庚辛戰(zhàn)局變化也有詳細論述，如津沽、東三省的淪陷，聯(lián)軍進京及中外議和的過程等，可謂全景展現(xiàn)庚子事變的來龍去脈；對于行在的狀況，諸如人事任命、行宮及諸衙署的陳設(shè)等都有生動描寫。
素來主張“細心搜求史料”的胡適在閱過《大事記》后，得出結(jié)論：“他這十二卷的編制方法，可以看出他的主要興趣全在材料的保存。”然而《外交史料》抑或《大事記》的推出，并非止步于保存史料，終究有鑒于往事、資于治道的“經(jīng)世”關(guān)懷，正如王彥威本人說的：“凡此繹絡(luò)電音，敢作煙云之過眼？惟冀篤生勇士，共洗鐵戟之沉沙”，期望來者一洗前恥而奮起直追，才是鵠的所在。
三、《回鑾大事記》&《西巡回鑾始末記》
由于這兩種資料主題與內(nèi)容出處相對接近，故亦歸并一處來介紹。
《回鑾大事記》的作者署名為“長谷川雄太郎”，《西巡回鑾始末記》的作者則分別署名為“日本橫濱吉田良太郎”與“八詠樓主人”，即從書面來看，兩書均有日本人參與編撰，然實情卻未必。中國歷史研究社所編《庚子國變記》中節(jié)錄有《回鑾始末記》，編者聲稱吉田良太郎與吳郡八詠樓主人均為作者擔心“觸犯”而托改之名。有學者進一步推斷《始末記》作者“吉田良太郎”并無其人，大概是“八詠樓主人”的冒署，此現(xiàn)象在清末并不鮮見，比如李希圣亦曾托名“小山重信”撰寫《庚子傳信錄》，南方自立會中人士亦多取日名，如林圭名西河圭介、唐才常名田野民治、汪镕名金容四郎等，以保障安全。筆者認同“吉田良太郎”確難查證，但將“八詠樓主人”也視為托名，則稍顯武斷。吉辰已經(jīng)指出，“八詠樓主人”是出身浙江吳興、常居上海的一名文人，甚至可能還是盛宣懷所設(shè)華盛紗廠的一名職員。在此基礎(chǔ)上，筆者進一步考證出其人的真實姓名。1887年10月8日的《申報》上登載了一封名為《恭祝王老伯母黃太孺人五十大慶錄請諸大今壇雅政》的賀詞，署名為“婁江八詠樓主式卿沈家模”，而婁江本與“吳郡”指代同一地域，即今江蘇蘇州一帶。《字林滬報》1891年12月13日第7版中登載了兩首詩文，第一首題為《舟中書懷寄呈醉紅樓主周烺甫、八詠主人沈式卿并乞正和》，第二首則題為《題醉紅樓主人周烺甫吟友紅樓夢圖畫》，作者署名“八詠樓主沈家?！保蚣夷Ｕ巧蚴角?，則“八詠樓主”“八詠主人”“婁江八詠樓主”實為同一人，結(jié)合地域，其與“吳郡八詠樓主人”也應(yīng)是同一人?！渡陥蟆?882年9月19日登載的上海敬業(yè)書院錄取名單中亦有沈家模之名，則其人至遲在1880年代初就已居滬就學。綜上，《始末記》的作者“八詠樓主人”，應(yīng)當為名為沈家模、字式卿的江蘇旅滬文人，只是其人生平事跡，尚有待更多資料的發(fā)現(xiàn)。
《大事記》作者“長谷川雄太郎”亦未必偽托。歷史上確有長谷川其人：其人曾于1888年赴上海，入岸田吟香所經(jīng)營的上海樂善堂，搜集中國情報。甲午前，曾與七里恭三郎合編《清國軍備總覽》（[日]嵩山房1894年版），以資日本當局參考。1894年經(jīng)福島安正推薦，入?yún)⒅\本部。1895年任陸軍翻譯官，參與過甲午戰(zhàn)爭。1897年，受聘為廣東同文館日文教習。在廣州期間，長谷川編寫《日語入門》一書，1900年出版，對中國人學習日語有重要推廣作用，之后薛理琛主編的《東語文法提綱》、夏宗禹、姜鴻賓編的《東語課程》對該書都多有借鑒。長谷川在庚子年的動向，目前未有更多資料可以佐證。然可知的是，在1899年，日本陶瓷專家加藤助三郎來華考察時，還在廣州與長谷川見面；1902年，在廣州將軍壽蔭與兩廣總督陶模的請獎奏折中，提到長谷川雄太郎尚在廣東同文館任“東文教習”，可知此時長谷川仍在廣州。惟尚無直接證據(jù)能確認《大事記》的同名作者是否就是此人，只能暫且存疑。
兩書體例與內(nèi)容各具特色?！洞笫掠洝肪劢埂盎罔帯彪A段，分六卷：卷一、卷三輯錄奏折上諭；卷二以日記體詳述兩宮自西安返京行程，載儀仗規(guī)制、行宮陳設(shè)；卷四整理迎鑾差務(wù)章程，保留珍貴行政檔案；卷五收錄時論，既倡自強雪恥，亦批清廷弊政，兼錄載灃訪滬、經(jīng)元善外交對話等事；卷六匯編典禮典故?！妒寄┯洝泛w更廣，涉及事變起源、端王集團劣跡、京官受辱、和談密檔、地方拳亂、西狩實況、行在政局及東北淪陷等，收錄中外文牘、密電，史料多元。兩書雖補正史之闕，但需謹慎使用——因其資料多采自《申報》《新聞報》《中外日報》等媒體，史事信息真?zhèn)坞s糅。
《西巡回鑾始末記》書影
小結(jié)
或許由于“庚子事變”的衍生事件過多，諸如義和團運動、東南互保、八國聯(lián)軍入侵、中外議和、《辛丑條約》、“俄約”等等，以至相形之下，“西狩”這一清廷統(tǒng)治者離京遠遁的活動竟黯然失色。長期以來，不惟對“西狩”史事的研究有限，相關(guān)史料的收集、整理及分析同樣略顯匱乏，這導(dǎo)致我們在理解“西狩”及其影響時，無法全面而深刻地認識其牽匯萬端的歷史特質(zhì)。故此，對“西狩”史料作一搜羅檢討，顯得愈發(fā)必要。
本書收錄的六種史料，囊括了外交檔案、詩詞、日記、報紙、自述等各種類型，不期具備多強的代表性，但稱得上各有特色，都可提供理解“西狩”及庚子變局的有益視角。這大概也反映出，即便是研討“西狩”這類政治事件，也不能將史料視野囿于上諭、奏折等相對權(quán)威的官方文獻，還應(yīng)將目光投向更為廣泛的外文史料及非官方資料，這些資料有時能夠展現(xiàn)清廷官方文獻難盡其意的中外關(guān)系、社會面貌等面相，為我們提供更加豐富的歷史細節(jié)。
強調(diào)“西狩”史料的挖掘和研究，并非意在將研究視角局限在“西狩”這一事件本身，而是力求透過該事件，考察當時的內(nèi)政外交以及社會百態(tài)?！拔麽鳌笔橇x和團運動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結(jié)果，是政治環(huán)境、外交關(guān)系和社會結(jié)構(gòu)交織下的產(chǎn)物。在分析“西狩”的相關(guān)問題時，反而能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西狩”以外的更長時段的歷史脈絡(luò)。例如，《日本外交文書》中的記述其實可以反映出庚子時期日本在對華公開政策上對英國的亦步亦趨，這正是日后“英日同盟”的前奏；而通過《回鑾大事記》、《西巡回鑾始末記》中轉(zhuǎn)錄的報論，也有助于我們捕捉公眾輿論對“西狩”的反應(yīng)與態(tài)度，折射出當時全社會呼吁清廷統(tǒng)治者求新求變以自強的愿景，構(gòu)成了之后清末新政開展的輿論基礎(chǔ)。
最后，借用胡適稱贊《清季外交史料》作者王彥威的話，來略表筆者對唐晏、王彥威、胡延、八詠樓主人等幾位史料生成者、保存者的敬意：
在那國家危亡之際，流離困頓之中，他還有那樣的細心苦功，為后世史家掇拾那些很容易散失的文獻。這種精神，這種遠見，都是最可以使我們追思敬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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