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一目十行”“日誦萬言”
“一目十行”（或“十行俱下”）一詞較早的知名典故來自《北齊書·文襄六王傳·河南康舒王孝瑜傳》：“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笔芯阆屡c覆棋不失一道并用，以十行俱下形容讀者的速度，而覆棋不失一道，則是下完棋后仍然可以根據(jù)落子先后次序，從第一手覆到最后一手，以此形容其記憶力佳。由于行棋有邏輯可循，所以覆棋不失一道雖然不易，但仍非難以企及之事。此后一目十行俱下便獨立流行，而專指士人讀書速度甚快，直到明清仍常見這類詞，如明代姚鏌（1465—1538）的故事，據(jù)載：
先生一目十行，通夕可了數(shù)百卷，無論甲乙，唱名時悉能覆誦其文，士無不驚以為神。
因為一目十行，所以姚鏌一晚便可看完數(shù)百卷，速度十分之快，至于對所讀文章可達到什么程度的覆誦，此處未能得其詳，所以不易深論，但應只是為了強調(diào)姚鏌有好好讀完，而非草率翻過而已。我們?nèi)舴瓩z古籍或地方志，便可找到許多“一目十行”的例子，盡管大多數(shù)后面都沒有加上能夠覆誦其文一類的句子，但意思仍是一樣，亦即雖然讀書很快，但卻不是草草讀過而已。
除了十行以外，常見的還有五行、七行、八行俱下，行數(shù)的不同，除了只是個別記載的差異以外，似乎也有一些外在客觀的因素可以探究。其中，隋唐以后雕版印刷術(shù)的流行及使用應是關(guān)鍵因素。雕版印刷的流行，使得士人所讀除了鈔本以外，也有刊刻的本子。這類刊刻本一頁的行數(shù)從七到十行皆有，也有一些是十二或十四行。無論七、八、十行俱下，應指讀竟一頁，五行俱下則指讀竟半頁。五、十行俱下的差別，跟閱讀者持書的方式有關(guān)，若是把書的左右兩頁反折，一次讀一頁，則是十行俱下。若是把書卷成小圓筒狀，一次只讀半頁，讀竟右半頁，手腕稍轉(zhuǎn)一下，便可繼續(xù)讀左半頁，旁人據(jù)其手腕的轉(zhuǎn)動而知其讀竟，此即五行俱下。
七行或八行俱下雖跟十行俱下都指讀竟一頁，但彼此間仍有細微的差別?！笆芯阆隆北揪褪且环N帶有矜炫意思的形容詞，而當人們已習用此類詞匯，卻舍十行而標舉七或八行俱下，便頗耐人尋味?？瘫拘袛?shù)的多寡跟成本有關(guān)，若每行的字數(shù)差異不大的話，行數(shù)越少，成本越高，而行數(shù)越多，則成本越低。七或八行的刻本成本應較十行高，因此盡管在一般的用法上，七或八行與十行俱下之間并無明顯區(qū)別，但在某些個案卻可能是為凸顯此人的家世或身份而選擇七或八行俱下的用法。如北宋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被形容為“天縱將圣，典學時敏，百斤中程，七行俱下，詳延英俊”。供清高宗（1711—1799，1736—1795在位，1796—1799太上皇）翻檢的《欽定文淵閣四庫全書》，在排版上也是一頁八行。明初劉基（1311—1375）雖非帝王之尊，卻是世家子弟，他所讀的書也是一頁七行，據(jù)載：
曾祖濠為翰林掌書，每陰雨積雪，登高邱，望其聚突無煙者賑之；……祖廷槐、父爚，有智計，通經(jīng)術(shù)，為遂昌教諭。基少穎脫，讀書七行俱下。
除此以外，一目二十行的說法也不少見。古籍一面約十到十四行，若將書攤開，左右兩面并看，最多可達二十八行。若有雙行夾注則行數(shù)更多。所以一目二十行，指其一次讀竟雙面，可推知此人應該是把書攤開在書桌上，而非拿在手上讀。
盡管各個時代都有一目二十行的例子，但就目前所見，似以清代士人更強調(diào)行數(shù)，更喜夸大其數(shù)目，如：
張晉徵，“爰從伯氏仲銘公，手授四傳，目數(shù)十行下，無少遺忘”。
汪中，“少聰敏，讀書數(shù)十行下，而確然隤然，不形于詞色。少長，遂通《五經(jīng)正義》及群經(jīng)注疏，貫串勃窣，其積穰穰，有叩者則應對不窮?！?/p>
汪廷璋，“初就外傅，讀書日（按：應作目）下數(shù)十行，塾師奇之”。
祝德星，“性穎悟，讀書數(shù)十行下，而發(fā)憤攻苦，至廢寢饋，年才逾冠，致瘵疾卒”。
以上幾例，除了張晉徵（1601—1665）身處明末以外，其余皆清人，此現(xiàn)象可能跟清代博學及考據(jù)的學風有關(guān)。明、清學術(shù)有別，明人講究的博學是博而雜，清人是博而精，反映在讀書方式上，清人講究考據(jù)，所以可能更常把書攤開在桌上默讀，而非拿在手上朗朗誦讀，加上考據(jù)文字常有雙行夾注的情形，所以兩頁常達數(shù)十行之多?？赡苁沁@個緣故，所以清代文獻較常見一目數(shù)十行的記載，以強調(diào)其讀書速度之快之多。
除了一目十行，另有關(guān)于“過目成誦”的記載?！稄V韻》對“誦”的解釋是“讀誦也”，古人讀書常會朗讀出聲，所以應是朗誦、誦讀之意，而“過目成誦”則常指其能夠記憶內(nèi)容。如東漢荀悅（148—209）的例子：
（荀）悅，字仲豫，……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閑，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
一覽多能誦記，應指他對許多段落內(nèi)容都已記憶無誤。此處未指明所見篇牘長短，由于簡牘多以篇計，若僅只一篇，字數(shù)不至于太多。另如北齊元文遙的例子，據(jù)說在《何遜集》初傳入洛陽時，文遙一覽便誦：
文遙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yè)每云：“此子王佐才也?！睍煒I(yè)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卲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十余歲。
何遜（？—518），字仲言，東海人，南北朝的梁朝詩人，卒后，同鄉(xiāng)王僧孺（465—522）集其著作為八卷本，但大部分已亡佚，明代《永樂大典》所收的殘本僅二卷，而且只有詩作。盡管不確定當時文遙所誦《何遜集》卷數(shù)，但宴會中賓客未必帶足八卷本的集子，加上《何遜集》中有不少詩作，所須誦讀的字數(shù)不會太多。另如唐代蘇颋（670—727）之例，據(jù)載他“一覽至千言，輒覆誦”，可知他單次記憶的字數(shù)在千言左右。
另有一些特殊個案，所讀是卷帙頗大的史書，而且能夠記誦下來。如南北朝梁朝的陸倕（470—526）晝夜讀書，能夠記誦共一百卷、達八十多萬字的《漢書》，且以默書《漢書·五行志》證明這項能力。
對于古人談?wù)撚浾b的記載，我們有必要同時考慮兩方面：首先，古人說的記誦，未必都是指一字不漏的記憶無誤。其次，所謂的記憶，其實牽涉兩方，一方是記憶者，一方是旁觀者。旁觀者不會坐在旁邊，等某人把三百萬字的《通鑒》背給他聽，也不會拿著一本《通鑒》，像老師考學生一樣，讓人把《通鑒》從第一頁背到最后一頁。所以我們可以推測一種可能的情境是：夏允彝讀《通鑒》時，其父把書中某卷的故事說了一遍，由于所講故事的情節(jié)、人物問答的內(nèi)容都極詳盡，于是便讓夏允彝嘆服其父能夠記誦《通鑒》。
除了過目成誦，也有一種用法是為記誦能力加上時間單位——通常是以一日為單位，而有一日千言與萬言之別。能夠一日千言或數(shù)千言的人，已是資質(zhì)極其聰穎。如沈一貫（？—1615）為江應曉作墓志銘，稱其“幼而穎拔，日誦千余言，塾師屢遜席”，李流芳（1575—1629）的仲兄李名芳（1565—1593），幼時也是“日讀數(shù)千言，或自默識，叩輒成誦”。至于更上一層的日誦萬言，則已不只是聰穎而已，而根本不是常人所能。萬言是千言的十倍字數(shù)，所以能夠日誦萬言的人，等于能夠以十倍于聰穎之士的讀書分量記誦及吸收各門各類的知識。
由于重視記憶力，所以還衍生出很多傳說故事，如清初李來泰回憶臨川當?shù)亓鱾饕丫玫墓适拢@則故事的主角是宋人蔡元導，據(jù)說他把書販擔中的書取來讀，“一覽成誦”，該名書販氣憤不已，于是“焚書而去”，而該地點便被取名為焚書丘。類似情節(jié)甚至也可見于今日的武俠小說，可知這類故事多么為人所津津樂道。另外也很流行記憶力比賽以互較高下，這類比賽講究只看過一或幾次，然后較量各自記得多少。這類競賽在不同時代都有，而且常成為人口傳誦的故事。如沈鯉也談到同年進士韓楫（1527—1605），“與同里張文毅公并有才名，嘗共讀道旁碑，一過目輒互相覆誦無遺，人傳異之”?？磥砺放缘谋淌呛芎玫挠洃洷荣惖牡谰?。
“一目十行”與“過目成誦”除了各有所指以外，兩詞也常被連用，前者講究速度，后者要求記憶。人腦不是相機，難以快速一閃而過便即記住全部內(nèi)容，所以兩詞連用更凸顯其非凡能力。一目十行與過目成誦連用，偏重強調(diào)可以在很快的速度內(nèi)讀過并記住。只是對一目的時間多久并沒有標準，最夸張的說法，即如李治所主張的“一息讀竟”，這種速度的精讀應該不太可能。比較常見的例子，是在限定條件下迅速讀過，且能成誦，而不是漫然說成每天每日讀書皆如此，如殷云霄（1480—1516），據(jù)載他是“讀書數(shù)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看來殷云霄的記憶力是非常強的，但須注意他的前提是“既成誦”，至于需多少時間才能既成誦則不確定，而且他未必會記下所讀的每本書，而是只選擇特定的一些書才成誦。
這類夸飾記憶力的用詞，往往會限定記誦的范圍或書籍：或者是用在記誦特定的某部典籍，或者是用在某次的考驗。這種在限定條件下夸飾其記憶力超凡的敘述方式，始終是人們談?wù)撚洃浟r的主線。但在這條主線以外，還發(fā)展出另一條線，這條線所注意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上的記憶力，名屬歐陽修的讀書法便是在此脈絡(luò)下提出的，這個讀書法不追求超凡的記憶力，而是針對一般人，借由每日的積累，可以達到跟記憶力超凡者同樣的結(jié)果。記憶力超凡者可以在短期內(nèi)記下十三經(jīng)，而此讀書法則讓中人之資者以一日三百字的進度，日積月累，以數(shù)年的時間記誦十三經(jīng)共數(shù)十萬字的內(nèi)容。但另一方面，因為歐陽修的讀書法的流行，原本只是少數(shù)人炫耀的才能，如今讓一般士人也必須承受記誦數(shù)十萬言儒經(jīng)的期待與壓力。
對記憶力的焦慮困擾
這股風氣讓不少人十分焦慮，畢竟每個人的記憶力有別，盡管一日三百字，看似是中人亦可達成，但所規(guī)定記誦儒經(jīng)的字數(shù)，加總以后達數(shù)十萬之多，若想維持不忘，洵實不易。偏偏該讀書法規(guī)定應記誦的儒經(jīng)跟科舉考試密切相關(guān)，并非是為了炫耀博學而設(shè)，所以又讓士人很難推諉不理，于是士人不僅必須“六經(jīng)不可一日去手”，而且還有“夾袋六經(jīng)”（類似巾箱本）的發(fā)明，以便士人在行住坐臥間皆可背誦。
尤有甚者，當許多士人被記誦全部儒經(jīng)的要求所困擾時，偏偏還有一些精英士人對此標準不以為足，刻意在書單上增列新的書籍。例如以博學著稱的胡震亨，便增加子部、《史》《漢》與《文選》等書進入書單中，而把標準懸得更高，他說：
人日誦萬言，以書葉計之，不過二十許葉，似不為多，然必加遍數(shù)方熟；如加十遍，便是二百葉書，那得不費一日。此惟上等天資能辦，未可輕言也。
又說：
今且誦他十分之一，千言加之百遍，書亦可漸讀盡。偶閱《癸辛雜識》，記有《易》《書》《詩》《禮記》《周禮》《春秋左傳》，字數(shù)共五十三萬有奇，……是誦萬言者五十日之功，誦千言者五百日之功也。更加以諸子、《史》《漢》《文選》等書，亦不過加二三千日足辦。人只因循過日不讀，或讀亦作輟自廢耳，若肯拼數(shù)年工夫讀去，何患書之不盡，作一淹博名流哉！吾老矣，度不能垂頭償此愿，書此，望兒孫輩亟圖之。
胡震亨先承認能夠日誦萬言的人極少，所以“降低”標準，只要求日誦千言，但所記誦的書籍，除了儒經(jīng)以外，還包括諸子、《史記》《漢書》《文選》等書，總字數(shù)非常多。在胡震亨看來，如此才足以作一淹博名流，但其實這已非常人可行，即連胡震亨本人也自承未能做到。不過，若是從前后語義來看，讓人不免懷疑胡震亨或許只是追求熟讀，而未必要求記誦，就像前引夏允彝之父熟讀《通鑒》到各個細節(jié)都能流利說出一樣，而給予旁人已記誦下全部內(nèi)容的印象。
胡震亨的態(tài)度所反映的是在此對記誦能力的追求風氣下，人們已很難達到滿足點，所以無論是歐陽修的讀書法，或是類似胡震亨的態(tài)度，都帶給士人極大的不安或焦慮，而且這種不安或焦慮，不僅限于沒有功名的士人而已，即連舉人、進士中亦有人為此而倍感壓力。如明末徐芳，他是進士出身，但連他也為記憶力所困擾，他指出：
予性闇僿而喜讀書，自經(jīng)史以逮百家傳記之言，目之所涉，十得六七也，而往往逸去不為我有。當其快適，自謂了無剩義，及掩卷移晷，即已惘然無所記識，豈非務(wù)博而不能專之過與！即以為大意既得，其浩瀚纖瑣，無庸過為馳注，然理可以類通，事不可以臆舉，大意之誤，其病有時與不讀書等。
所讀的是經(jīng)史百家傳記之言，不限于儒經(jīng)而已，而且是“目之所涉，十得六七”，記憶力已算甚佳，但他仍無法滿意，甚至以“與不讀書等”來自責。所以徐芳試圖發(fā)展一種記憶術(shù)，利用摘要的方式以幫助記憶，但仍可想見他對記憶力的焦慮與不安。徐芳說：
故嘗以為古人之學，博聞之外，必資強識。而卷籍委積，非有異慧絕世，終不能兼綜無漏。莫若即其辭事之該切宏鉅者，編綴成書，使口可誦而帙易書，于目無繁營，而胸有堅據(jù)，庶乎刬蕪塘濫，以歸精約之道也。
徐芳的記憶術(shù)，讓人聯(lián)想到一度流行于晚明的利瑪竇（1552—1610）的西洋記憶術(shù)。利瑪竇在萬歷年間來到中國居住，與當時士人有很頻繁的往來，而他注意到中國士人對記憶的執(zhí)著與焦慮，在史景遷的《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一書中，便指出利瑪竇利用記憶術(shù)吸引士人的目光，如利瑪竇談到石星之子，他在科舉考試落榜后，身心都處在接近崩潰的狀態(tài)，利瑪竇便利用他對及第的渴望而傳授其記憶術(shù)。利瑪竇對此記憶術(shù)很有把握，他很肯定得授此記憶術(shù)的學生將有十分驚人的成效，他說：
凡記法既熟，任其順逆探取，皆能熟誦。然后，精練敏易，久存不忘。
利瑪竇以文言文寫作《西國記法》，讓我們可以得窺其記憶術(shù)的大致內(nèi)容。利瑪竇在此書指出，必須把須記憶的事物化為實在的物件，放置在想象的處所中，而且針對中文的文字特點，設(shè)計出多種把中文文字轉(zhuǎn)為圖像的方法。簡言之，就是用形象的方式記憶每一個字，然后每個字在記憶宮殿中各有位置，也就是“一字寄一處”的意思。
除了徐芳及利瑪竇的記憶術(shù)以外，醫(yī)書也相當程度反映了人們對記誦能力的追求。前述“日誦萬言”只有上才者才能做到，兩宋以來的一些醫(yī)書便以“日誦萬言”為目標而開處方。如流行甚廣的鐵甕先生瓊玉膏便跟此有關(guān)，此藥方最早見于南宋洪遵（1120—1174）的《洪氏集驗方》，用藥是人參、生地黃、白茯苓：
此膏填精補髓，腸化為筋，萬神具足，五臟盈溢，髓實血滿，發(fā)白變黑，返老還童，行如奔馬。日進數(shù)食，或終日不食亦不饑。關(guān)通強記，日誦萬言，神識高邁，夜無夢想。
此處主述對修煉成地仙的益處，日誦萬言只是成效之一。至于北宋張君房所編的《云笈七簽》中的“開心益智方”與“安神強記方”，而服食其方的效果，雖亦與成仙有關(guān)，但也有增強記憶的效果，前者的藥方是胤粉、菖蒲、遠志、人參、龜甲、署預、龍骨——“服得百日，心神開悟；二百日，耳目聰明；三百日，問一知十；滿三年，夜視有光，日誦萬言，一覽無忘，長生久視，狀若神明”。后者的藥方是胤丹、防風、遠志、天門冬、菖蒲、人參、茯苓及通草——“服得三百日，舊日之事，皆總記之；六百日，平生習學者，悉記儼然；九百日，誦萬言，終身不忘”。
南宋張杲（1149—1227）的《醫(yī)說》所引的《健忘詩》，同樣以日誦萬言為目標：
健忘詩云：桂遠人三四，天菖地亦同，茯苓加一倍，日誦萬言通。
桂遠人即官桂、遠志、人參；天菖地即巴戟天、石菖蒲、地骨皮。以上不斷出現(xiàn)的菖蒲應即石菖蒲，與遠志同樣都有安神益智、治健忘的功效。
盡管人們普遍重視記誦能力甚至為此焦慮，但我們也不應忽略流行于宋元明三代的理學，對知識與記憶力另有一套看法，而且也帶來不小的影響。
另一種聲音
同時代不會只有一種聲音，也不會只有單一標準。當人們一味追求記誦儒經(jīng)時，宋明兩代的程朱學者與心學家皆指出另一條路、另一種選擇，這個選擇不是反對記誦，也不是要求士人不必記誦，而是對記誦儒經(jīng)提出另一種見解與立場。
理學區(qū)別尊德性與道問學，而把尊德性放到第一位的背景因素之一，正是為了應付日益增加的書籍及知識。所以對日誦萬言，程頤表示——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其氣質(zhì)，則愚必明，柔必強。
程頤并未否定日誦萬言的價值，但是將其視為天賦而不可學。至于對記誦的態(tài)度，則可見程顥（1032—1085）批評謝良佐（1050—1103）的這段話，《近思錄集解》記載如下：
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fā)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后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诵奶撁?，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有所系滯，則本志未免昏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茍徒務(wù)記誦為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
謝良佐應是記誦無礙之士，以此自負，卻被說成是玩物喪志，所持理由是：讀書是為存心而明理，亦即尊德性，若偏重記誦，則將流于逐末。
朱熹多次回答門人弟子有關(guān)記誦的問題。他否定秦漢以來重視記誦的讀書法，說：
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
兩宋理學本有質(zhì)疑秦漢以來學術(shù)的傾向，朱熹甚至批評秦漢以來的讀書法是以記誦剽掠為功，對此我們固然不必同意其評語，但朱熹把秦漢與兩宋理學的讀書法截然劃開，去彼取此的立場則是確定的。
不過，朱熹并未否定記誦的必要性，但他認為記誦是為了理解義理，所以引張載的話說：
橫渠（按：張載）云：書須成誦，精神都是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
又說：
書只是熟讀，常常記在心頭始得。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
主張“書須成誦”，理由是：必須成誦，才能夠時時反思回想。所以不僅不特別強調(diào)記誦能力，而且更建議應“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意即日日皆須用功，但可少讀慢讀，即使一日僅讀一兩百字亦無妨，以及必須多誦遍數(shù)。
這兩點正與一目十行、過目成誦的要求相反，所以當有人為資質(zhì)魯鈍，記憶力不佳而苦惱，朱熹便開導說：
時舉云：某緣資質(zhì)魯鈍，全記不起。先生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晉之極魯鈍，讀書只五十字，必三百遍而后能熟，積累讀去，后來卻應賢良。要之，人只是不會耐苦耳。
這段對話很有趣，因為類似的對話大概很難發(fā)生在那些記憶力極佳的人身邊，他們自身既不會有此憂慮，而且在炫耀與標榜記憶力的風氣下，“資質(zhì)魯鈍”的人很容易被排擠到邊緣，而難有發(fā)言權(quán)。但這些人卻愿意向朱熹訴苦，而朱熹也寬慰之，鼓勵他們不必好高騖遠，只需從五十字做起，即使讀誦三百遍之多才能記下亦不妨。
盡管程朱學者批評一目十行、日誦萬言之風，但連程朱學者本身也不易完全擺脫這股風氣的糾纏。首先，《讀書分年日程》中要求記誦經(jīng)書，而儒經(jīng)的總字數(shù)達數(shù)十萬字之多，這點就須具備相當程度的記憶力。其次，兩宋儒者并不排斥博學，而且博學與記誦往往會被聯(lián)系在一起，程朱學者所標舉的“格物窮理”既是窮究事事物物之理，所以也有博學的傾向。尤其在程朱學成為官方認可的學術(shù)，《四書集注》成為科舉考試的定本以后，士人為了應試，即令研習程朱學的典籍亦不免流于記誦訓詁。
（本文選摘自《歧路彷徨 : 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增訂本）》，張藝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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