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小學起，“中華文明”和“燦爛輝煌”就作為一組綁定的搭配頻繁出現在我所受的教育中。的確，這一點對每個中國人不言而喻。但少年時期的我從未認真“體驗”過這種偉大性，未曾通過深入地閱讀與探索，些許了解骨甲銅器的工藝，琢磨孔孟老莊的哲思，思索秦漢帝國的構架，感受韓柳文章的內蘊。而今我約略知道，若要對作為一個整體的中華文明的偉大性展開探索，種種切面，尚需進一步融會貫通，加以統(tǒng)合，并置于更廣闊的人類歷史文明層面上予以理解。
這個中感悟，均是如今求學多年的我站在歷史學家所謂“后見之明”（historical hindsight）的角度，回顧所得。當時的我并不覺得自己有這種體驗上的缺失，也未曾料到，反而是對西方古典世界的研究給予了我認真探究中華文明的視角。歐洲自希臘羅馬以降的發(fā)展軌跡，正好成了中國歷史的一個完美參照。這類比較帶給我們的，絕不應是單純的某種特殊主義（exceptionalism），而是能夠欣賞不同文明獨特偉大性的能力，正如羅馬通過高度自治的地方社群所維系的帝國，與秦漢通過中央集權下復雜龐大的官僚機構治理的帝國，都代表著多樣化的人類文明樣態(tài)。正是兩者間的相互比對，才能夠更好地襯托出彼此的“燦爛輝煌”，從而產生一種交相輝映的效果；對我而言，這也恰恰是沉浸研習歷史的諸多意趣之一。
如今的我們對于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已有足夠的自信，上面這番贅言也只是我個人層面的一些體悟。即便脫離中國立場的主觀語境，我身邊的外國師友們也都一致認可中華文明的偉大，鮮少質疑之辭。然而，近一個世紀前的情況卻迥然不同。20世紀初，西方對中國的態(tài)度是高傲與鄙夷雜糅的。知識分子們大體上仍深受黑格爾、蘭克等人的影響，對中國歷史偏見頗多。一些人認為中國是一個永遠停滯的民族；一些人認為中華文明古老而僵死，既缺乏歷史價值，也缺乏寫作意義；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與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等學者，則干脆提出中華文明可能是西方舶來的產物。社會層面，黃禍論喧囂日上，美國頒發(fā)的一系列排華法案、英國作家薩克斯·羅默（Sax Rohmer）筆下的傅滿洲皆為此例?；蛟S難以想象的是，西方中國學研究恰是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經歷了一個蓬勃發(fā)展的階段。在19世紀的先驅理雅各（James Legge）、威妥瑪（W. A. P. Martin）、衛(wèi)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等人之后，沙畹（Edouard Chavannes）、阿瑟·韋利（Arthur Waley）、福蘭閣（Otto Franke）們懷揣著真摯的熱忱與好奇，對中國文化的諸多方面展開研究。他們的很多著述至今仍出現在中外大學的書單上，啟迪著一代代志在研究中華文化的學子，而他們本身也成為西方對中華文明逐漸產生客觀公允認識過程中幾座最重要的早期橋梁。
顧立雅先生就稱得上是這些橋梁之一。論資輩，顧立雅比阿瑟·韋利等人晚了半代有余；他真正的學術巔峰期是在20世紀中后葉，即二戰(zhàn)后他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歲月，彼時新中國早已成立。之所以將其歸入20世紀前期之列，就是因為這本1936年在西方出版的讀物——《中國之誕生》。這本書的定位并非學術專著，里面的很多內容在今天看來可能并不新鮮，個別地方甚至會有些許謬誤，但仍不應低估其閱讀價值。首先，撇開主題內容不談，這本書本身對于了解西方中國觀的演變就具有一定意義。彼時歐美學人對中國歷史的看法，面對最新出土的考古資料的態(tài)度，乃至民國本身的社會風貌，從中均可窺得一二。其次，顧氏成此書之時，中國現代考古學尚處于初期開展的階段。彼時，對商周的了解，仍多是依靠傳世典籍中的記述。故此，此書在當時算得上是一本新鮮的一手信息匯編。與主持安陽發(fā)掘的梁思永等諸多中國學人的友誼，使得年輕的顧立雅有機會接觸到當時最新的一些文物發(fā)掘信息與初步研究。這些研究信息被顧立雅取之與傳世文獻互相參對，努力呈現出較為全面的古代中國圖景，在《中國之誕生》中予以充分體現。后來，顧立雅的弟子許倬云教授在《家事、國事、天下事》一書中回憶，《中國之誕生》出版之迅速，曾令李濟先生頗有微詞：“我們還沒有發(fā)掘報告，他已經寫了一本書了?！辈贿^此般迅速并沒有以犧牲學術質量為代價：將近一個世紀后，我們回顧這本書時仍會發(fā)現，里面的觀點大體上都是正確且頗具洞見的，這也令我們不得不嘆服于顧立雅扎實的學術功底與敏銳的思維與洞察力。
然而在我看來，這本書最重要的價值，在于顧立雅為中國“正名”所作出的努力和背后蘊含的人文關懷。就像畢安祺在序言中所提及的：
盡管與西方古代文明存在種種相似之處——這些相似之處無疑指向兩者在史前時期某種程度上的接觸-——但大約三千年前在黃河流域存在的文化類型是典型且特征顯著的中國文化類型。無論什么來自外部的思想、發(fā)明和技術，都已在文字記載的歷史開始之前完全融入了這片新的環(huán)境。因此，中國逐漸成為一個文化傳播的中心，其功能在某種程度上與更早的時候在近東地區(qū)形成的另一個中心類似。在文明的傳播過程中，中國在東南亞地區(qū)扮演的角色與巴比倫、埃及、希臘和羅馬在西方地區(qū)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這一事實，即在古代世界存在著不止一個而是兩個進步中心，是顧立雅博士在他的新書中所明確闡述的諸多有趣觀點之一。
在畢安祺眼中，這樣的觀點是“有趣的”。誠然，顧立雅就“中國文化西來說”作出的多方面駁斥算是本書的一條主線之一，但他對于消除傲慢與偏見的努力更體現在諸多微小細節(jié)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提到殷商墓葬中發(fā)現的人祭痕跡時，顧立雅并沒有簡單粗暴地譴責商人的野蠻，而是花了一整段告訴讀者，這種行為曾廣泛存在于不同的古代文明，甚至一向以“人文”（humanitas）著稱的希臘羅馬社會也出現過類似事件。通過商代建筑與希臘神廟之比對，西周與羅馬的政治文化發(fā)展之比對，甚至青銅器與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鑄造工藝之比對，他溫和而堅定地告訴讀者：西方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輕蔑與鄙夷是滑稽而可笑的；中國人擁有不遜色于世界任何民族的偉大文明。從這個層面上來說，顧立雅是在學術探索的過程中，將華夏文明放在全人類的歷史維度上，切身“體驗”到其燦爛輝煌的。而他并不滿足于此：通過這本書，他向整個英語世界的讀者分享了自己的這一體驗。我們無法量知究竟有多少西方讀者是因為《中國之誕生》而開始慢慢改變對這一古老東方國度的成見，但我絲毫不懷疑它在促進文化理解與交流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積極作用，正如夏含夷教授在顧立雅的追悼會上所言：“我相信今日在座各位，由于閱讀顧立雅教授《中國之誕生》而激發(fā)研究古代中國之熱望的，我當非唯一?！?/p>
就算是我這樣一個非科班出身、半路入門的中國史研究者，也素聞顧立雅大名。作為美國漢學界的元老，他一手把芝加哥大學打造成西方中國研究的重鎮(zhèn)；而他的學問對我本人而言也有一層特殊意義：正是他1970年出版的《中國治國之道的起源·卷一：西周帝國》，啟發(fā)了我博士論文的問題意識，讓我以“原初帝國”（proto-empire）的視角重新審視周王朝，并將之與羅馬共和國作政治演進層面的比較。1994年顧立雅先生仙逝之時我甚至還沒出生，翻譯此書，卻讓我感覺穿越時空與他相交相談。那個蹬著自行車出入北平大街小巷間如我一般年輕的學者仿佛坐在我對面，神采飛揚地向我述說他心中無比璀璨的中華文明，邀請我陪他思緒共回商周之際。正當我著迷于他對古今中外的旁征博引，對經書典籍的信手拈來時，他又會突然穿插兩句時事，把我拉到那個戰(zhàn)火紛飛卻大師云集的民國。甚至每當他提及古代地中海時，我都會有一種訝異的驚喜，仿佛他是在特意講給我聽。小普林尼在信札里的一番感嘆，最能概括那段時間顧立雅和他的文字帶給我的感受：“quanta potestas, quanta dignitas, quanta maiestas, quantum denique numen sit historiae, cum frequenter alias tum proxime sensi.”（我素知歷史的力量之偉，尊嚴之隆，威儀之盛，神圣之至，最近亦深有此感。）這份相識感在翻譯夏含夷教授所作中文版序言、顧立雅后來的回憶，以及友朋學生對他的追思之辭時，又加深了一層，就好似我也親歷了他的嚴格、慷慨、風趣，見證了他在生活中給周圍帶來的積極影響。2023年就在這樣奇妙的時空錯位感中飛逝而過，如今《中國之誕生》行將出版，心中又略悵然不舍，就好像自己要揮別一位故人。但同時我也充滿期待，期待廣大讀者朋友們通過這本書也能獲得同樣的奇妙感受，也能結識那位對中國文明擁有無限熱情的學者，并且也能在他的介紹下從更廣闊的角度重新“體驗”中華文明的燦爛輝煌。
我還記得去年初春凌晨兩點寫試譯稿的心情。興奮激動之余，我發(fā)現自己留學數載，外語沒長進到哪兒去，母語的筆頭功夫也沒練出來，加之之前沒有太多相關經驗，很多話翻譯出來覺得別扭，想改，卻又投鼠忌器地怕扭曲了顧立雅一些細節(jié)處的原意。就這樣摸爬滾打了大半載，總算勉強完成稿件，縱是之后又來回修改數遍，也愧于只能保證譯文之“信”而未敢稱“達”，更遑論有“雅”。故書中若有因小子才疏學淺而表達欠佳之處，萬望讀者諸君海涵。顧立雅此書主要是寫給大眾讀者，很多地方未注出處，我在翻譯過程中盡我所能進行了補充，以便讀者參酌。以今日學術視之，顧氏書中個別未妥未盡之說，以及一些我認為有必要補充說明的信息，也都依愚見盡力注出，如有疏誤，敬請方家賜正。
這一年多里，我得到了很多親朋好友師長前輩們的幫助，此處囿于篇幅，無法一一致謝。感謝所有在這個過程中曾陪伴過我的人，你們對我而言意義良多。感謝東方出版中心的朱寶元先生，感謝他愿意委我以此般重任，耐心地解答我諸多技術上的疑惑，也感謝他和陸珺編輯對稿件的認真修改與為之付出的諸多心血。最后，尤其要感謝我的父母。感謝家父在學術及譯法方面的指點建議，感謝家母認真讀完每一章節(jié)稿件并提出意見。此書非我所作，我本不應喧賓奪主，但還是想至少把這份譯文獻給他們：是他們對我一如既往的堅定支持，才讓我得以在一個安心舒適的環(huán)境中一邊求學一邊完成這項工作。
2024年5月于愛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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