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發(fā)心編一部《譚其驤先生年譜長編》，數(shù)年來對于譚先生的生平史料比較留意。日前整理文件夾，發(fā)現(xiàn)存有2015年4月13日得到的譚其驤先生一件手札的照片。這件手札很短，但頗有助于說明禹貢學會創(chuàng)建和《禹貢》半月刊編輯出版的實際情形。謹刊布于此，以饗同好。
譚先生這封信是1986年寫的，內(nèi)容是回復《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卷》編輯組兩位編輯的來信。他就寫在對方來信的背面，因而從對方來信中，可以得知他寫這封信的原委。對方來信是這樣寫的：
譚老先生：
呈上地理學卷“禹貢學會”條，請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審閱。意見可直接改在稿上，也可另紙附上，并盼能盡快將意見賜與我們。
頌
大安
地理學卷編輯組
孫關龍
呂建華
86.11.13
譚先生的回復日期是12月22日。他寫道：
孫關龍、呂建華同志：
來信寄到上海時我不在家。十一月底才回家，又忙于對付許多雜務，把來信擱置一旁，今日才抽出看到，延誤日久，祈諒。
原稿把我和顧頡剛先生并列是不妥當?shù)?，學會的發(fā)起者和主持者實際上就是顧先生一人，我只是協(xié)助他編了前三卷而已，此點逕按實際情況改正，此外可以不動。
祝
近好，并賀
年禧
譚其驤 12.22
從雙方往復中可知，孫、呂兩位編輯寫信的目的是請譚其驤先生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卷》的“禹貢學會”辭條審稿。譚先生在復信中表達了個人意見。隨信所附的該辭條初稿今不存，查正式出版的該辭條，其作者是北京大學徐兆奎先生。內(nèi)容是：
禹貢學會
中華民國時期中國學者研究歷史地理的群眾性學術團體。由顧頡剛和譚其驤發(fā)起，1934年2月在北平籌備，1936年5月正式成立，顧頡剛為理事長。會員大多是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等校師生，以及一些編輯和研究人員。學會主要任務是：編輯中國地理沿革史、中國地理沿革圖、中國地名辭典，以及中國民族演進史等；研討中國邊疆和水利等問題；考訂校補歷代正史地理志；編錄地方性文化史料以作專題研究；并與其他學科的學者合作開展學術研究。學會出版有刊物、研究報告和叢書等。其中《禹貢》（半月刊）自1934年3月創(chuàng)刊先后共出7卷，計82期。主要發(fā)表研究中國地理沿革、邊疆民族演進等方面論文及調(diào)查報告，并將重要問題集為專號；刊載國內(nèi)地理界消息。期刊的英譯稱意為《中國歷史地理》，在當時文教、學術界頗有影響。學會還編印多種比例尺的地圖底本，供編圖使用。出版了有關邊疆和游記的叢書。學會重視實地調(diào)查如1936年夏組織的“后套水利調(diào)查團”，考察成果匯集出專號。學會積極倡導學習國外地理研究的先進方法和技術，推動了中國沿革地理的研究和歷史地理學的形成。（《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版，第469頁）
從最后公開出版的定稿來看，這個“禹貢學會”的辭條似乎并未采納譚其驤先生的意見。因為文中“由顧頡剛和譚其驤發(fā)起”一語，仍可謂將譚先生與顧先生并列；而譚先生所謂“只是協(xié)助他編了前三卷而已”，在辭條中并未得以體現(xiàn)。應該是編輯看過譚先生回信后，覺得原稿并不存在原則性錯誤，而作為大百科的辭條，又不能寫得過于瑣碎，因此也就沒有按譚先生建議的“逕按實際情況改正”。
除了這個辭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卷》中涉及“禹貢學會”、《禹貢》半月刊的另外還有四個辭條。按出現(xiàn)頁碼，其一是侯仁之先生撰稿的“歷史地理學”條，其中“發(fā)展簡史”部分提到：
30年代前期，顧頡剛在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講授《中國疆域沿革史》，譚其驤在輔仁大學講授同一門課。當時影響更大的是由顧頡剛發(fā)起的“禹貢學會”，以及由顧頡剛和譚其驤主編的《禹貢》半月刊?！队碡暋纷缘?卷第1期開始，其英譯名稱正式改為《中國歷史地理》，這是“歷史地理”一詞用于中國出版物的開始，雖刊物內(nèi)容仍以沿革地理論文為主，但為以后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培養(yǎng)了人才。（第277頁）
其二是葛劍雄先生撰稿的“譚其驤”條，相關內(nèi)容是這樣措辭的：
1934—1936年協(xié)助顧頡剛發(fā)起成立禹貢學會，創(chuàng)辦《禹貢》半月刊，推動了中國沿革地理和歷史地理學的發(fā)展。（第403頁）
其三是盧云撰稿的“沿革地理”條，其中“現(xiàn)代轉(zhuǎn)折階段”講到：
30年代顧頡剛、譚其驤分別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和輔仁大學講授和研究中國沿革地理；籌建了以研究沿革地理為宗旨的學術組織——禹貢學會，并創(chuàng)辦學會刊物《禹貢》半月刊。（第457頁）
其四是曹婉如、孫關龍兩位先生撰稿的“中國地理學史”條，其中“近代地理學的形成（20世紀20—40年代)”講到：
顧頡剛和譚其驤于1934年發(fā)起建立禹貢學會(1936年正式成立)、創(chuàng)辦《禹貢》半月刊。（第506頁）
這四條的作者，葛劍雄、盧云兩位是譚其驤先生的學生；曹婉如先生（1922-1996）是著名的地學史大家，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的研究員；侯仁之先生（1911-2013）是譚先生的同齡人，禹貢學會最早一批會員，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領袖人物。這些作者的身份、年齡、閱歷不一，而對顧、譚兩位共同發(fā)起創(chuàng)辦的措辭口徑如出一轍?？梢姛o論什么身份的人，對于顧、譚二位先生合作創(chuàng)辦禹貢學會和《禹貢》半月刊的事實均無疑義。
之所以認為顧、譚合作，是因為《禹貢》半月刊從創(chuàng)刊號開始，封面上的“編輯者”就署了“顧頡剛、譚其驤”兩個名字。作為與顧先生同一時期在北平高校開設《中國疆域沿革史》課程的教師，譚先生確實為禹貢學會的創(chuàng)立、為《禹貢》半月刊的編輯出過力?！队碡暋穭?chuàng)刊號的發(fā)刊詞就是譚先生起草的。譚先生在上述手札中也說他協(xié)助顧先生編過前三卷。禹貢學會會員以北大、燕大、輔仁學生為主力，其中輔仁學生的加入與譚先生的宣傳鼓動不無關系。
關于這一過程，1980年代初譚其驤先生還在一份自傳中有過回憶：
1934年初的一天，顧頡剛先生約我在海淀一家飯館里吃飯。席間顧先生提議創(chuàng)辦一個刊物，專門發(fā)表研究歷史地理的文章。當時，顧先生在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歷史系教“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我在輔仁大學教“中國地理沿革史”，我們商議以三校聽課學生為基礎會員，籌建學會，匯集學生優(yōu)秀的作業(yè)，再向?qū)W術界一些熟人約些稿件，稿源估計不成問題，確定以《禹貢》為刊物和學會的名稱。（《譚其驤自述》，載《中國現(xiàn)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二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4頁）
經(jīng)過這番商議，又找了幾位發(fā)起人，禹貢學會就此正式開張。譚先生接著說：
2月4日，“禹貢學會籌備處”的牌子就在燕京東門外成府蔣家胡同三號顧先生寓所的大門上掛了出來。發(fā)起人除了顧先生和我以外，還有已故的王庸、馮家升，健在的張維華、顧廷龍、朱士嘉和現(xiàn)在香港的鄭德坤、現(xiàn)在臺灣的錢穆等人。經(jīng)過緊張的籌備，由顧先生和我共同編輯的《禹貢》半月刊創(chuàng)刊號于3月1日出版發(fā)行。（第364-365頁）
譚先生這番回憶，就“禹貢學會”和刊物的創(chuàng)建來說，事實是清楚的。當然中間一些無關緊要的細節(jié)，因年深日久，未免些許模糊。
從《顧頡剛日記》可知，顧先生提議和他合作創(chuàng)辦《禹貢》半月刊的那頓晚飯，其實就是2月4日，而不是“年初”。那頓晚飯也不是顧先生掏錢請客，而是燕京大學兩個在讀學生（鄧嗣禹、周一良）請顧先生(《顧頡剛日記》第三卷，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57-158頁)。譚先生說“同席還有兩人，是誰現(xiàn)在已記不起了”（同上，第364頁）。事實上那兩位正是那天晚飯請客的主人。那天譚先生在燕大，顧先生正好有事相商，請客的兩位又跟譚先生也很熟，顧先生就拉上了譚先生。那兩位顯然因為身份、閱歷和專業(yè)興趣所限，對顧、譚所議之事無所貢獻，所以在譚先生的記憶中沒有存在感?！獰o論如何，這種細節(jié)都無關宏旨。
在上引自傳中，譚先生還說：
《禹貢》初期篇幅約兩萬字，以后逐漸增加到十幾萬字，印數(shù)也由五百份增加到一千五百份。要在半個月中編輯出版這樣一個刊物，時間很緊，工作量很大，對于我來說是一副極重的擔子，特別是在顧先生離開北平，由我單獨編輯的七個月中，更感到對付不了。但憑著一股熱情和旺盛的精力，加上來稿日增，居然每期能按時出版。（第365頁）
觀乎此，可知譚其驤先生作為發(fā)起創(chuàng)辦禹貢學會和《禹貢》半月刊的合作者是名實相符的。
當然，貢獻有大小，表述有難度。在上引《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的四個辭條中，個人認為葛劍雄先生的措辭最為講究。他特別用了“協(xié)助”一詞。作為譚先生的助手，他這一措辭顯然經(jīng)過了譚先生的審定。就是說，顧先生在創(chuàng)辦禹貢學會和《禹貢》半月刊的過程中雖然一直拉著譚先生，但譚先生實際上處在一個“協(xié)助”的地位。顧先生當時已是譽滿天下的教授；譚先生作為顧先生的學生，初出茅廬，碩士畢業(yè)后剛剛在北平的輔仁、燕京大學當上“拉散車”的講師，學識、閱歷、經(jīng)驗和經(jīng)濟條件各方面都差太遠。師徒二人注定不可能是一個平等的合作關系。譚先生說“發(fā)起者和主持者實際上就是顧先生一人”，葛先生將其表述為“協(xié)助”，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
在此要特別提請注意的是，譚其驤先生寫上引回信時，顧先生早已駕鶴西游。世間多少人為了夸大自己，喜歡把別人的功勞說成自己的。而譚先生卻堅持實事求是，說出“原稿把我和顧頡剛先生并列是不妥當?shù)摹边@么硬氣的話。這不是特例，這是季龍先生一貫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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