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洪亮吉》：一位非典型乾嘉士大夫的心境與生涯

《洪亮吉：清朝士大夫的生存之道》，[日]片岡一忠著，張珺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284頁，68.00元

一

歷史學家的樂趣之一或許就是將那些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的重要事跡和思想打撈出來。被梁啟超和陳寅恪等史學名家所欣賞的張蔭麟，于1926年在著名的《東方雜志》發(fā)表了一篇討論洪亮吉的人口思想的文章，正是因為這篇文章，人們才知道原來在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之前，清代乾嘉時期就有一位士大夫在人口方面提出過重要思想。洪亮吉甚至還被之后的學者冠以并不很恰當?shù)摹爸袊鸟R爾薩斯”之稱（龍芙程、周斯男：《中國的馬爾薩斯：洪亮吉》，《經(jīng)濟叢刊》1935年第5期?）。

張蔭麟在開篇談到，乾嘉的樸學大師們在考據(jù)學以外獲得不朽學術(shù)成績的只有兩位，哲學方面是戴震，社會科學方面則是洪亮吉，然而，這兩位學者的相應(yīng)學說在歷史上均未曾起到絲毫影響。戴震還算幸運，畢竟他的哲學觀點因蔡元培、梁啟超和胡適等著名學者的闡明和宣揚而為人們所熟悉。與之相比，洪亮吉的學說依然無人知曉，梁啟超的經(jīng)典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對此只字未提，張蔭麟對此感慨道：立言，看來也有幸運和不幸運的?。。◤埵a麟：《洪亮吉及其人口論》，《東方雜志》1926年第2期）

洪亮吉的確是一位值得被認真對待的清代士大夫。他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卒于嘉慶十四年（1809年），一生跌宕起伏。出身底層，勤奮好學，四十五歲時以一甲第二名考中進士，既經(jīng)歷了科舉之路的艱辛，也見識到官場生涯的險惡，還因直言上書嘉慶而被貶，被赦免后回到家鄉(xiāng)積極著書立說和參與地方公益，為士大夫樹立了典范。洪亮吉留下三十余種著作，近五千首詩歌以及大量文章，與那些不關(guān)心世事的學者不同，《清史稿》中稱洪亮吉“喜論當世事”，他的思想和生涯亦折射出古老的中國由盛而衰的轉(zhuǎn)折。

而日本學者片岡一忠教授關(guān)于洪亮吉的傳記，通過解讀洪亮吉人生重要節(jié)點的詩文，追溯其情感和意識的變化，希望為我們揭示了一位非典型乾嘉士大夫的復雜的人生經(jīng)歷和心境。

二

作者對洪亮吉的一些詩文進行解讀，有助于人們理解這樣一位關(guān)注世事且經(jīng)歷復雜的非典型乾嘉士大夫的心境和情感世界。

近二十年寄居外家的生活，嘗盡人世間冷暖，促使洪亮吉形成了堅毅自強的性格。他出生于常州府興隆里一處租屋中，他的父親洪翹多次參加鄉(xiāng)試，均未考中，只能通過幕友這種不穩(wěn)定的工作以換取一些微薄收入從而維持生計。洪翹在洪亮吉六歲時則驟然離世，外祖母龔氏看不過洪亮吉母子生活困難，因而收留了他們。

洪亮吉留下不少關(guān)于自己早年生活的詩文，透過這些詩文，我們能夠看到，即使在盛世的江南地區(qū)，老百姓的生活依然面臨諸多困境。比如《歲歉篇》中就寫道：

十三知歲歉，十四忍朝饑。母病逋師俸，兒長著父衣。瘦憐親串識，貧覺館僮譏。冷巷歸來晚，書聲出破扉。

此詩大意是，十三歲時曾遭遇歲歉，十四歲時不得不忍受早上醒來饑腸轆轆的感覺，因為母親生病，連學費也交不起，家里實在太窮了，個子長高了也只能穿著父親遺留下來的衣物，那時候窮到吃不上飯，既感受到親戚們的慈愛和幫助，也遭受私塾里小仆人的惡語相向。夜晚歸來路過寒冷巷子的人們，依然能夠聽到自己朗朗的讀書聲。

類似詩文很多，比如因為歲歉，洪亮吉的家人不得不打發(fā)走從父親生前就一直侍奉他們的仆人，洪亮吉在《遣仆篇》中如此寫道：

影小如余瘦，形疲覺汝饑。青蒿憐故食，黃葉補秋衣。炊冷泉通灶，眠遲露入扉。舊巢猶苦戀，清淚滴依依。

此詩意即，你的身影弱小就和我一樣，從你的疲憊的狀態(tài)能夠看得出經(jīng)常食不飽腹。家中沒有吃的，只能靠野菜度日，家中沒有穿的，就用那枯萎的葉子來御寒吧。冰涼的食物就像灶里冰冷的泉水一樣，躺在床上休息的時候朝露已然飄進窗內(nèi)。對這座熟悉的住處或許只有苦戀吧，淚水涌出，別情依依。

當時中國最富裕的地區(qū)江南尚且如此，遑論其他地方，不禁令人感嘆民生之多艱。洪亮吉的境遇很難說是個案，片岡一忠查閱光緒年間所修《武進陽湖縣志》發(fā)現(xiàn)，洪亮吉在常州的時候，江南地區(qū)自然災(zāi)害頻繁，比如：乾隆十四年，大疫；十五年，大水；十六年，旱；十七年，大旱；二十年，大旱；二十一年，春夏大疫；二十四年，干旱與蟲災(zāi)引發(fā)饑荒。在費正清（John Fairbank）看來，中國人對自然環(huán)境的適應(yīng)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化，人們依靠自然超過依靠他們的主動性，耐性的中國農(nóng)民聽任天氣擺布，他們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絕的各種天災(zāi)，就像那句古話——“生死在天”。（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張理京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13頁）

然而，這種逆境并未讓洪亮吉選擇屈服，反倒更加堅定他勤勉向?qū)W的決心，他曾作《精衛(wèi)》一詩以自勉：

精衛(wèi)精衛(wèi)，生于海東。精衛(wèi)精衛(wèi)，生于海東。朝銜西山石，莫投東海中。力不自度，凡禽笑之。精衛(wèi)精衛(wèi)，勞無已時。心雖勞，志不改。塵飛揚，在東海。

每天銜著西山的樹枝和石子希望將海填平而被嘲諷不切實際卻依然不改其志的精衛(wèi)，何嘗不是洪亮吉自身，盡管被嘲笑，但一直堅持勤勉向?qū)W的志向。

如果說早年的洪亮吉關(guān)心的多是自己的心情和周遭情況，那么在朱筠和畢沅等清代著名士大夫幕下，洪亮吉與眾多文人、學者交往后，開始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現(xiàn)實社會。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二月所作的《當涂道中》，他對災(zāi)民的現(xiàn)實困境不禁感慨道：

日出廬井喧，流光照虛晨。山田極柔桑，尚有無衣人。孩提率牽袂，苦語出性真。我哀道旁辭，感激為重陳。造物息百年，未補一日貧。慘舒各殊抱，何以歸真醇。桑榆茍堪耕，此輩非游民。

映入洪亮吉眼簾的當然不只是美景，還有那些缺衣少食的災(zāi)民，山田種著桑樹，可還是有無衣的老百姓，幼童拉著洪亮吉的衣角乞討，他的苦語是發(fā)自本性的。運勢已經(jīng)延續(xù)百年，依然無法救濟貧苦百姓。

而在乾隆三十八年所作的《雜詩》中，洪亮吉對身處生活困境中的貧困災(zāi)民與窮奢極欲的富人的鮮明對比，不禁感慨道：

一裘值千金，毛羽豈足供。一食累萬錢，珍錯亦易空。履盛不自持，何以處勢窮。俗奢示之儉，即始訓有終。誰為生民謀，一矯吳楚風。

出身貧寒的洪亮吉對窮苦人的方方面面都至為敏感，而且他游歷甚廣，編撰了許多方志，對全國的社會經(jīng)濟情況相當明了。（黃宗智：《發(fā)展還是內(nèi)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岔：歐洲—中國及現(xiàn)代世界經(jīng)濟的發(fā)展〉》，《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這種經(jīng)歷既深刻影響了洪亮吉一生關(guān)注底層民眾生存境遇的民本立場，也決定了他在清代官場的命運。

作者在書中著重描述的是洪亮吉在朝廷中的兩次直言經(jīng)歷，而我們從中亦能看到清代政治體系的明顯問題。

第一次是嘉慶三年（1798年）二月在大光明殿中舉行的以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官僚為對象的大考，題目正是嘉慶此時最為關(guān)注的如何征討白蓮教起義，洪亮吉在《征邪教疏》一文中較為激烈地批評清代官僚體系。在他看來，參加白蓮教起義的民眾一部分是被脅迫的無業(yè)流民，應(yīng)該允許他們改過自新，而非不加區(qū)別地一律處死。要解決問題，關(guān)鍵在于整頓吏治，一些州縣官員不僅未能有效化解民變，反而以剿滅邪教為名欺壓百姓，將百姓逼到不得不造反的地步。因此洪亮吉主張，應(yīng)該懲治逃避責任和貪贓枉法的地方官員，明確參加平叛的官員的職責，做到獎罰分明，才能真正解決民眾反抗的問題。

由于洪亮吉的這份答卷包含對地方政治和官僚體系的激烈批評，因而在大考中只被列為三等第二名。此時，他的弟弟去世，洪亮吉為給弟弟服喪而辭官，離開北京之際，他留下了“半春我約隨歸雁，一疏人傳批逆鱗”的詩句，對洪亮吉來說，面對國家出現(xiàn)的一系列困境，他絕不能像世人那樣置身事外。

對洪亮吉人生命運影響更大的則是他在嘉慶四年（1799年）的政治諫言經(jīng)歷，《清史稿》中關(guān)于洪亮吉的傳記，大部分是直接引自《極言時政啟》，這份諫言的激烈措辭的確頗為醒目：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機局未轉(zhuǎn)者，推原其故，蓋有數(shù)端。亮吉以為勵精圖治，當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盡法也。用人行政，當一改權(quán)臣當國之時，而尚未盡改也。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而未通，吏治則欲肅而未肅。何以言勵精圖治尚未盡法也？自三四月以來，視朝稍晏，竊恐退朝之后，俳優(yōu)近習之人，熒惑圣聽者不少。此親臣大臣啟沃君心者之過也。蓋犯顏極諫，雖非親臣大臣之事，然不可使國家無嚴憚之人。

諫言將矛頭直接對準嘉慶帝。比如，洪亮吉批評的吳省蘭，其實也被嘉慶在和珅罪狀中親自批判，但吳省蘭正月剛被解除浙江學政的職務(wù)，從禮部侍郎降格為翰林院編修，五月就升為詹事府右春坊的中允，七月又當上了翰林院侍讀，僅僅四個月即東山再起。和珅自盡的第二天，嘉慶便宣布只要和珅的黨羽能夠改過自新，依然能夠被任用。顯然，洪亮吉以吳省蘭的例子來說明嘉慶改革的不徹底?？傊?，洪亮吉在這次諫言中的主張，可以概括為：應(yīng)勵精圖治、用人行政要使得其所、一改風俗、賞罰分明、暢通言路、肅正吏治等。

而洪亮吉之所以敢在此時如此大膽地上書，原因主要是：第一，和他在詩文中一直吐露的那樣，他對風俗的混亂和社會秩序的崩潰抱有深深的危機意識；第二，乾隆帝和和珅已經(jīng)不在，若在這個時候還不能進行政治革新，恐怕就沒有再改的機會了；第三，長子詒孫已經(jīng)考中舉人，可以繼承洪家，自己上書也少了顧慮。

后果可想而知，嘉慶很生氣，洪亮吉被解職并拘禁在刑部，最開始按照“大不敬律”被判為“斬立決”，之后嘉慶帝告諭內(nèi)閣，由死刑改為流刑，發(fā)往伊犁，路費由洪亮吉自己承擔。不過，嘉慶也考慮到這種做法頗為影響自己力圖塑造的明君形象，因而很快又將洪亮吉赦免。

經(jīng)歷死里逃生的洪亮吉，晚年回到家鄉(xiāng)后自稱“更生居士”。一方面專心著書立說，精神十分富足，與文人、官僚交游，指導后學，在這十年間創(chuàng)作了兩千四百余首詩歌，留下了《春秋左傳詁》等大量重要著作。另一方面，洪亮吉終生不改對底層百姓命運的關(guān)懷，致力于幫助地方社會恢復秩序，為那些以士自居的清代讀書人樹立了典范。

此書引人深思的乃是作者關(guān)于以洪亮吉為代表的乾嘉士大夫悲劇命運的思考。與洪亮吉同一時代的士大夫，尤其是那批被稱為考據(jù)學者的人物中，比如錢大昕和趙翼等，也會私下批判清代政治，因為士大夫們都感受到了同樣狀況，然而他們的文章都以婉轉(zhuǎn)迂回的方式，避免直言批判。洪亮吉則勇敢地踏出了第一步，向皇帝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然而，嘉慶并未察覺到時代已經(jīng)和其父乾隆帝的盛世大不相同，他將洪亮吉的諫言視為對個人行為的批判，做出了感情用事的反應(yīng)，對洪亮吉嚴加處罰，導致官場氣氛將至冰點，盡管嘉慶帝急忙赦免洪亮吉，然而在冰封一般的官場中，官僚們的心結(jié)依然無法開解，依靠健全的諫言機制才能平穩(wěn)有效運作的皇權(quán)政治幾近死灰。洪亮吉去世后，清代中國踏上充滿困難的旅途，維持清代滿洲貴族利益至上的意圖與國士意識背道而馳?；蛟S，趙翼在悼念洪亮吉時的那句“救得蒼生反殞身”，已然深刻揭露清代專制體制的關(guān)鍵弊病。

洪亮吉

三

由作者的思考，引申出一個問題：如果嘉慶帝是一位開明的君主，如果他全部接受并切實執(zhí)行洪亮吉的諫言，那么，清代中國由盛而衰的命運能夠避免嗎？

片岡一忠當然沒有明確回答，但從他將問題主要歸為清代君主專制體制的做法，答案可能會是肯定的。不過在我看來，縱然嘉慶全部接受并切實執(zhí)行洪亮吉的諫言，這種衰落也難以避免。

要理解這一點，需要眼光向下，而不能只關(guān)注清代上層政治體系。

從根本上而言，這種衰落和傳統(tǒng)中國治理體制所依賴的經(jīng)濟基礎(chǔ)有著重要關(guān)系，貧窮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深刻制約著傳統(tǒng)中國國家治理能力。黃宗智將這種中央高度集權(quán)同時又盡可能保持簡約的行政實踐稱為“集權(quán)的簡約治理”，即清代國家有著很強的中央專制權(quán)力，皇帝掌握生殺予奪，但基層滲透力卻較為有限。這主要因為，清代土地稅規(guī)模很小，十八至十九世紀中國土地稅占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出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小農(nóng)經(jīng)濟所提供的賦稅能力無法支付龐大的官員薪俸費用，這對清代官僚的規(guī)模體系形成明顯限制。（黃宗智:《集權(quán)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開放時代》2008 年第2期）如果增加稅收，農(nóng)民負擔過重，難以承受，勢必會威脅統(tǒng)治秩序，儒家的仁政主張對統(tǒng)治者任意增加稅收也有限制作用。

但是，由于財政不足，地方政府沒有自己的收入來源，除了官員常俸、衙役薪水和祭祀費用等之外，沒有任何份額留作地方政府開銷，地方行政的運轉(zhuǎn)都成了問題，這非常容易造成貪腐，增加百姓負擔。（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鋒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331- 334、337頁）因此，清代官員們的普遍貪腐與其說是他們道德敗壞，倒不如說清代制度體系為這種貪腐提供了某種土壤。雍正帝希望通過改革以根除這種制度性腐敗，然而并未成功，重要原因依然是清代財政能力不足。（曾小萍:《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董建中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339-343頁）

對比同時期中英兩國在財政能力方面的重大差異，就可以看到財政基礎(chǔ)與制度體系的有效運作存在重要關(guān)聯(lián)。荷蘭經(jīng)濟史學者弗里斯（Peer Vries）經(jīng)過估算發(fā)現(xiàn)，十八世紀中國的財政能力要遠弱于英國，雄厚的財政收入，使英國政府擁有遠比清王朝更龐大的官僚體系，英國官員皆受過良好訓練且薪酬豐厚，這使他們更加注意為國家征收稅款。與之相比，中國官員只占據(jù)了中國人口的一小部分，人手不足，薪水較低，且無人為他們的工作提供專業(yè)化的訓練。（皮爾·弗里斯：《國家、經(jīng)濟與大分流：17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50年代的英國和中國》，郭金興譯， 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398—399頁）

雪上加霜的是，乾隆后期的奢華性消費加劇清代中央財政的困境。換句話說，君主追求享樂和揮霍浪費，必然給國家制度運作帶來極大的負面作用，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至少耗費兩億兩白銀，“十全武功”則耗費了一億兩千兩。（徐中約：《中國近代史》，計秋楓、朱慶葆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版，98-99頁）

總而言之，十八世紀中國社會深陷黃宗智所說的“內(nèi)卷化”的困境，走出這種困境，唯有依靠技術(shù)創(chuàng)新。英國工業(yè)革命后，新產(chǎn)業(yè)之所以不斷出現(xiàn)，正是技術(shù)創(chuàng)新所誘發(fā)的。（林毅夫：《后發(fā)優(yōu)勢與后發(fā)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經(jīng)濟學（季刊）》2003年第4期）然而，清代的文化高壓政策卻嚴重抑制了社會的創(chuàng)新性。乾隆一朝的文字獄多達一百三十余起，并波及粗通文墨的社會下層，這些案件內(nèi)容大部分實質(zhì)上與種族思想或悖逆無關(guān)，但是處罰極其嚴重，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心理恐慌，形成了各個階層的自我思想抑制。（王汎森:《權(quán)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shù)與心態(tài)》，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年版，349-350、422頁）這種情況下難以出現(xiàn)真正的思想創(chuàng)新，多數(shù)讀書人也只能埋首故紙堆。

概括而言，缺乏創(chuàng)新和有效適應(yīng)性的清代治理體系，無法有效應(yīng)對十八世紀中國人口驟增等所帶來的系列挑戰(zhàn)，導致當時的中國社會深陷“內(nèi)卷化”困境，從而造成乾嘉時期的中國由盛而衰。

這種困境的典型表現(xiàn)，一是官僚階層庇護性網(wǎng)絡(luò)的普遍興起。十八世紀后期中國有高低學銜的人數(shù)總共有一百四十萬人，但政府能夠提供的官職只有兩萬個，文人大量過剩。（魏斐德:《中華帝國的衰落》，梅靜譯，民主與建設(shè)出版社2017年版，19頁）由于在教育和文官制度方面存在問題，人們往往訴諸非法的途徑，這進一步促進了庇護制網(wǎng)絡(luò)的興起，個人利益被置于公益之上造成制度的腐化。（曼素恩、孔飛力:《清王朝的衰落與叛亂的根源》，[美]費正清、劉廣京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103—107頁）這種庇護制網(wǎng)絡(luò)加劇清代治理體系的衰落。

另一主要表現(xiàn)則是當時底層民眾普遍為生存而掙扎。清代人口增長遠快于耕地增長，民眾生活水平下降。1660年中國人口約在一億到一億五千萬之間，到1800年則上升到三億，但耕地卻沒有相應(yīng)增長，1661年全國耕地大約五億四千九百萬畝， 1812年大約七億九千一百萬畝，耕地增長率不到百分之五十，人口增長率超過百分之百，其結(jié)果就是十八世紀后期不少貧民動輒背井離鄉(xiāng)，或淪為盜匪，或揭竿起義。（徐中約:《中國近代史》，計秋楓、朱慶葆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版，98—99頁）而這也是洪亮吉的《治平》和《生計》所面對的基本社會現(xiàn)實。

和洪亮吉處于同一時代的士大夫們，或多或少都意識到了清代制度體系的積弊，然而他們開出的藥方，還是強化以個人道德倫理規(guī)范為內(nèi)核的儒家治理風格。比洪亮吉稍晚的清代著名幕僚包世臣的相關(guān)思考，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了解社會實際的知識分子對社會危機的反應(yīng)。在包世臣看來，根本問題既不是自然資源減少，也不是人口快速增長，而是各種制度帶來的積弊導致財富被自私自利的階層所侵吞。（羅威廉:《言利：包世臣與19世紀的改革》，許存健譯，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188頁）從此角度而言，洪亮吉的思想也并未真正超越同時代的士大夫們。

面對十八世紀后期的大變局，洪亮吉的諫言和嘉慶的勤政無法力挽狂瀾，這些士大夫們不知道遙遠的一個歐洲小國，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工業(yè)革命，正是這種技術(shù)革命才真正突破了人類社會千百年來的“馬爾薩斯陷阱”，他們更無法預料到數(shù)十年后鴉片戰(zhàn)爭的屈辱，而古老的中國也只有在浴火的淬煉中才能獲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