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與話寂寥：《紅樓夢》的朝鮮讀者

在樂善齋本《紅樓夢》譯出之前，朝鮮文獻中關(guān)于《紅樓夢》的記錄寥寥無幾。目前能找到的朝鮮文獻中提及《紅樓夢》最早的記錄，是朝鮮后期文人李圭景(1788～?)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上篇中的《小說辯證說》，其中言及《紅樓夢》的部分內(nèi)容如下：

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短一ㄉ取?、《紅樓夢》、《續(xù)紅樓夢》、《續(xù)水滸志》、《列國志》、《封神演義》、《東游記》，其他為小說者，不可勝記。有《聊齋志異》，蒲松齡著，稗說中最為可觀，或有實跡，文辭雅馴。與王漁洋同時，漁洋以千金購之，欲為己作，而松齡不應，其操可知也。

李圭景為十八世紀朝鮮實學家李德懋（1741～1793）之孫，終生未仕，修學草野。其《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主要是對中國與朝鮮以及其他東亞國家古今各項事物進行的考證論述，共1400多項，幾乎均以“xx辯證說”為題。原稿內(nèi)容頗為蕪雜，韓國學者金春東曾指出此書“難解難讀之處不知其數(shù)，語不成說之處每頁皆有”。以上引文中李圭景并未對《紅樓夢》加以介紹或評價，或許其只聽過書名未讀過其書，又或許讀過而印象不深，不覺得有加以介紹與評論的必要。無論何種原因，我們只知道，《紅樓夢》在朝鮮文獻資料中的首次登場，只是一個書名，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別的信息。

另外一則記錄來自趙在三(1808～1866)于1855年所作的《松南雜識》，其書中在《西廂記》條下曾言及《紅樓浮夢》，內(nèi)容如下：

《文苑楂橘》中《會真記》“待月西廂下”一句，巧演而為山棚之戲，故“鶯鶯上”是也?！督鹌棵贰贰?span style="text-decoration:underline;">《紅樓浮夢》等小說不可使新學少年、律己君子讀也。

趙在三也終生未仕，其五代祖為早期家門小說代表作《彰善感義錄》的作者趙圣期（1638～1689）?！端赡想s識》是朝鮮后期十九世紀代表性的一部百科全書性質(zhì)的類書，內(nèi)容龐大，不僅大量參考借用了中國的各種類書與其他文獻的內(nèi)容，也參考借用了同時代朝鮮的各種類書的內(nèi)容。以上記錄中《紅樓浮夢》的“浮”字，崔溶澈教授認為是趙在三在記錄時不小心多寫出來的字，即將《紅樓夢》誤寫成了《紅樓浮夢》。而對于《紅樓浮夢》有可能是《紅樓復夢》的誤寫的觀點，則表示懷疑。此處對《紅樓（?。簟芬彩呛唵窝约?，并將其與《金瓶梅》并列，強調(diào)二書“不可使新學少年、律己君子讀也”，表現(xiàn)出了一種泛泛的排斥、警戒的態(tài)度。

1832年前往燕京的冬至兼謝恩使團中，作為副使尹致謙的護軍前往的中人金進洙（1797～1865）撰有詩集《碧蘆集》與文集《西社漫錄》等，其中《西社漫錄》中收錄了其于1857年寫作的《碧蘆集序》，此序文中亦言及《紅樓夢》。據(jù)李?智的考察，金進洙在1851年也曾作過一篇自序，內(nèi)容略有差異。

乃取首篇葫蘆依樣名曰《碧蘆集》，仿皇清《紅樓夢》前后續(xù)例分為三編。（1851）

故取首篇葫蘆依樣名曰《碧蘆集》，仿《紅樓夢》凡例分為前后續(xù)別。（1857）

上述序文中所言的前后續(xù)（別），應該指的是《紅樓夢》《后紅樓夢》《續(xù)紅樓夢》。至于“別”，《紅樓夢》的各種續(xù)書與衍生作品中并無《別紅樓夢》一書。目前奎章閣藏本《碧蘆集》的確分為前集、后集、續(xù)集、別集。兩篇序文中提到《紅樓夢》，本意僅僅是取其體例，即“前后續(xù)”與“前后續(xù)別”。據(jù)此序文我們可以推測：其一，十九世紀中期的朝鮮文人已經(jīng)熟知《紅樓夢》及其各種續(xù)書的存在。其二，當時的朝鮮文人將《紅樓夢》之前后續(xù)（別）視為同一體例的一種作品群。

樂善齋本《續(xù)紅樓夢》

以上的三則記錄，可以用以考察《紅樓夢》何時傳入朝鮮，但若用以考察朝鮮讀者對《紅樓夢》的觀點或評價，則得不到什么有價值的信息。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質(zhì)疑一下：他們果真讀過《紅樓夢》嗎？他們對《紅樓夢》的理解能夠達到怎樣的程度呢？

朝鮮讀者對《紅樓夢》的接受與評價，到目前為止，最為重要的信息，出自樂善齋本《續(xù)紅樓夢》。該譯本卷之一的最前面，有一段與正文連在一起、類似序文的內(nèi)容。為了表述的方便，暫且將其稱為序文。在樂善齋本《紅樓夢》與其他四種續(xù)書都沒有留有任何對于《紅樓夢》的評價以及關(guān)于翻譯的記錄的情況下，這篇序文的存在尤其可貴。

樂善齋本《續(xù)紅樓夢》的第一頁，即“序文”

序文的內(nèi)容中譯如下：

《紅樓夢》原書一百二十回，敘金陵賈府之前后來歷，其中榮華富貴、風月繁華，頗悅讀者心目，因而膾炙當時，流傳至今。寶玉為風流才子，黛玉是絕世佳人，二人兼為中表之親，又得同室相處，其情懷繾綣、情意纏綿，無人能及，卻能謹守禮義，未有一毫私情，真可謂君子好逑、淑女佳偶，缺一不可。上天雖有意作成二人，然好事多磨、鬼物猜忌，月老之繩終未能系，善緣竟成惡緣，黛玉意外夭逝，寶玉心冷情癡，遂至離俗出家之境地，此恨雖天長日久，如何消盡？

然而，若謂果有其人，則造物必不至如此刻?。ㄔ膶獫h字詞為“茍且”）；若為杜撰，則作者之命意頗難猜度。所幸有才士先得我心，作成《續(xù)紅樓夢》三十回，將原《紅樓夢》中憾事一概推倒，開卷第一回即言林黛玉得入仙境，不僅憑一粒仙丹得以還生，且神氣充盈，終致與寶玉成就良緣，真可謂千古第一快事。其余諸人各按前生積業(yè)得其果報，善惡昭然，何敢不懼。此書因接續(xù)原《紅樓夢》，故上下人物、大小樓閣、余外凡百，皆同原《紅樓夢》，并無更改，不致使讀者?；?。讀者只將此書第一回作原《紅樓夢》之第一百二十一回觀即可耳。

嗚呼，無論男女，積善修德，則三生三世，自得富貴。如史太夫人者，因執(zhí)心慈善，行事賢正，得享天祿久長、子孫繁盛，高壽九十、五福兼?zhèn)洌戎胖凶?，仿佛唐之郭汾陽。至于王鳳姐，雖性格伶俐、言辭巧慧，卻自恃姿色、輕率放肆，終親當其害，致家業(yè)散亂，無后而亡，古語所謂哲婦傾城，正謂鳳姐之流，能不引以為戒乎。（筆者翻譯）

對此序文，崔溶澈教授曾指出并沒有與之對應的原文，因而推測此序文可能是由當時的譯者或其他人所作，并指出此序文的語氣是一種“(序文)作者自己的口吻”，其還指出引文中劃線部分轉(zhuǎn)譯自對秦子忱《續(xù)紅樓夢》之“凡例”的縮譯。

從這段序文中，我們能夠看到與中國人不同的朝鮮人對《紅樓夢》的看法。第一段中，序文作者對《紅樓夢》的評論頗為中肯。作者無論是對于賈府的榮華富貴與風月繁華的悅之耳目，還是對寶黛二人之間情深緣淺的“恨（欠事）”的同情，還是對二人結(jié)局的難消之“恨”的感慨，都可謂在一定程度上讀懂了《紅樓夢》。此段中頗為異色的是對寶黛二人遵守禮法的稱贊以及對二人風流才子與絕世佳人身份的強調(diào)。這兩點是朝鮮時期小說評論中最為常見的論調(diào)，朝鮮時期文人創(chuàng)作的漢文或韓文小說的序文中隨處可見這樣的觀點。

實際上《紅樓夢》中對于寶黛二人之間的情感描述中，禮與義并非曹雪芹有意著墨之處，且以寶玉之乖僻與黛玉之孤高，禮與義與二人的生活相隔甚遠。換言之，禮與義從未成為二人需要思考或者探討的問題。至于才子佳人的人物設定，如果想起賈母那番鞭辟入里的言論，就可知才子佳人在《紅樓夢》中，幾近貶義。此類基于社會倫理道德的評價標準，或許是當時社會倫理價值與意識形態(tài)的投影。只是，批評止于此，難免讓人覺得遺憾。寶黛二人之間的感情恰恰是男女相悅之“私情”，是賈母口中的“別的想頭”，若認為二人情感的可貴之處在于不違禮教，未免淺視了二人之間的情感，也未免淺解了《紅樓夢》的悲劇內(nèi)核。

第二段中，“若果有其人，則造物必不至如此刻薄”，似乎指向雙向否定：“若果有其人”，是一種懷疑的語氣，即寶黛二人似乎不應是凡間可有之人；而“造物必不至如此刻薄”則表達了一種對造物主的質(zhì)疑，質(zhì)疑的內(nèi)里是對二人深切的同情。而“若為杜撰，則作者之命意頗難猜度”一句，則是對《紅樓夢》或者曹雪芹的命意非常坦率地直言，未能盡懂。但是，如果我們聯(lián)想到此序文的作者持續(xù)強調(diào)的善惡有報，那么所謂“作者之命意頗難猜度”似乎正是因為《紅樓夢》的結(jié)局未遵循善惡有報的原則，所以才頗難猜度。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么我們不得不遺憾地看到，此序文作者對《紅樓夢》的理解，止步在哪里。

最后一段，也是承接第二段善惡有報的觀念而來。強調(diào)積德行善，便會自有福報，并以賈母為例進行說明，將賈母比作唐代的郭子儀。而對王熙鳳的評價，則歸結(jié)為“哲婦傾城”，雖然肯定了王熙鳳的聰明能干，但斥責其輕率放肆，導致家業(yè)散亂，而“無后”則是其自受其害的惡報。這種觀點是對王熙鳳比較普遍的評價。

朝鮮時期輸入了大量各種類型的中國小說，朝鮮讀者在接受、理解各種中國小說時表現(xiàn)出了一定的選擇性，他們的選擇在朝鮮這一國家中扎根、成長、開花、結(jié)果，久而久之就融入了朝鮮人的意識與文學生活之中，成為一種朝鮮的文學傳統(tǒng)，如上述序文分析中出現(xiàn)的一些內(nèi)容：謹守禮義的價值觀、才子佳人的人物形象、善惡有報的主題等。如果將這樣的人物設定或者故事模式放到中國古代小說源遠流長的歷史中來看，其雖然也是通俗小說作品的主流與大眾品位的表現(xiàn)，但似乎難免會受到古板、無趣、脫離現(xiàn)實之類的批判。然而從比較文學或者中國文學與文化對外傳播的角度來看的時候，我們需要正視的一個問題是：這些看似古板、無趣、模式化的東西，卻正是中國文學在朝鮮被選擇、被接受的東西。

朝鮮讀者這種具有普遍性的閱讀喜好、文學品位、審美取向、價值觀以及理想的生活模式等，與《紅樓夢》之間是有相當?shù)木嚯x或者隔閡的。換言之，《紅樓夢》并不是一部很合他們口味或品位的作品。即便他們可以在既有的標準之上形成新的期待視野，他們對“好的作品”的期待恐怕依然不是《紅樓夢》類型的。

《紅樓夢》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傳播日漸擴大，在全球的譯本已達三十余種語言、一百五十多種版本，卻依然被認為是“邊緣經(jīng)典”。所謂邊緣經(jīng)典，即《紅樓夢》作為偉大的文學作品的經(jīng)典地位雖然獲得了國際上的認可，但其處境卻依然是邊緣性的、非主流的。原因有可能非常簡單，那就是外國人中能讀懂《紅樓夢》的讀者很少，讀不懂自然談不上喜歡、更談不上認可進而感動于其文學與藝術(shù)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