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補注》之于《遼史》如裴注之于《三國志》

近日, 遼史研究領域的重要著作 《遼史補注》（全十冊）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整理者陳述，與馮家昇、傅樂煥并稱“遼史三大家”，他也是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遼史》的主要點校者之一?！哆|史補注》是其積六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遼史》一書在歷史上因成書倉促，書中記事不完全、混亂之處頗多。《遼史補注》是陳述先生利用碑志材料以及大量宋人使遼、使金的資料對《遼史》進行的補注，主要涉及四個方面的內(nèi)容：正誤、補缺、補歧義、存類事。除了鉤輯資料、考訂史實，還為《遼史》補“選舉”、“藝文”等志，同時增補140余位遼人傳記，并把古今解釋契丹語的有關資料匯集在一起，成“國語解補”，大大豐富了《遼史》一書的內(nèi)容。該書征引書目八百種以上，集遼代史料之大成，陳寅恪先生早年為是書撰寫序言盛贊道：“《補注》之于《遼史》，亦將如裴《注》之附陳《志》，并重于學術之林?！?顧頡剛先生也曾評價說：“陳述同志所撰《遼史補注》，正是對《遼史》的全面訂補，可稱一代史料的總集?！?/p>

《遼史補注》是陳述先生最重要的遺著，始作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到1992年先生去世之前才基本完成，可謂傾盡畢生精力。在此期間他不斷修改補充，其功力之深，在當代史學家中實屬罕見。

陳述先生（1911—1992），字玉書，河北樂亭人。我國著名遼金史學家、北方民族史專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遼金契丹女真史學會會長，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顧問等。早年師從陳垣、陳寅恪等先生，并深得傅斯年、羅常培等先生器重，進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陳述先生從青年時代起，即專攻遼金史，著有《契丹史論證稿》（重版后改稱《契丹政治史稿》）、《契丹社會經(jīng)濟史稿》、《金史拾補五種》、《全遼文》（系《遼文匯》增補后的改稱）、《遼代史話》等；曾參與中華書局“二十四史”點校工作，是《遼史》的主要點校者之一。

以下《陳述自述》一文，摘自高增德、丁東編輯的《世紀學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一書，題目為編者所加，原稿題作《求學自敘》，作于1983年。在《遼史補注》出版之際，回顧陳述先生的求學治學之路，或許是最好的紀念。

陳述字玉書，河北省樂亭縣人。1911年10月20日生。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顧問、中國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會長。幼年家境清寒。父親是一位有修養(yǎng)的讀書人，誠樸務實，在家里教小學。幼年隨父親學了小學課程，念過“四書”、《詩經(jīng)》、《書經(jīng)》和漢唐以來的古文若干篇，背誦講解，被要求懂文義，對《論語》《孟子》的漢解，還時常彼此比較對照。常說“文無定格也有定格；辨事說話，也常用賦、比、興啟發(fā)思路，總要有個條理頭尾嘛?！备赣H不準看雜書、小說，幼年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一類的書。背誦幾句唐詩，還是孩提時期，由祖母口授的。單一地學會“之、乎、者、也”的用法，也粗知歷代學術、文章大概，當然是很皮毛的。一般文化常識很貧乏。

十二歲，母親去世。十三歲，進縣城高等小學。那年月，小學舉行全縣會考，我在初小、高小兩次考取第一名。當時誤以為年幼，接受快、記得牢，以后回想，實際是得力于教誨。

來北京上學，兩次轉(zhuǎn)校，先在香山中學一年，轉(zhuǎn)入省立第十六中學（宣化），一年后，又轉(zhuǎn)北京求實中學。由于連次換學校，倒培養(yǎng)了自學的習慣。

1929—1935年，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學習直到畢業(yè)（或文學士學位）。學校實行學分制，除必修課外，選課不拘束，自學的時間很多，我們有十來個人，圍繞著陳垣（援庵）先生的講授，分別讀書上課，茶余飯后，偶爾也互相期錯，形成一個沒有任何形式的松散小組，援庵先生常講，要把研究中國史的中心奪回來，不能讓中國史的研究落后于國外。平常講究方法、史源，要求提高識力，要求舉一反三。他通過提問交談，掌握學生們的進度，作個別指點。我們十來個人中，張鴻翔是老大哥，已三十幾歲，我年歲小，還不到二十。

1932年以前，我作過四項系統(tǒng)的練習：

一、《陳范異同》

范曄《后漢書》和陳壽《三國志》有一部分是重疊的，就像《史記》、《漢書》那樣，一部分重疊。宋朝人倪思以史、漢重疊部分，互相對比，作成了《班馬異同》，就是校對《史記》、《漢書》，看彼此的差別。我仿倪思的辦法，作成了這本書。

通過此書，可以看出范曄怎樣根據(jù)《三國志》增改成《后漢書》，增的是什么新材料，減的哪些是文字精簡（即劉知幾所說的“點煩”）或者有所移動。此書由師大出版科印了一個單行本。

二、《南齊書藝文志》

這個練習，要看《南齊書》、《隋書?經(jīng)籍志》及其相關的一些書，要掌握目錄學知識。當時上海開明書店籌印《二十五史補編》，顧頡剛先生在北京替開明訪求、組織書稿，這本書被印在《二十五史補編》里。

三、《蔣士銓年譜》

這個題目要廣覽清人詩文集，從史部以外求史，練習編年，熟習編年傳記。1932年印在《師大月刊》（蔣士銓，字心余。此文發(fā)表時題作《蔣心余先生年譜》）。

四、《金史氏族表》

這個練習是參考《元史氏族表》體例并斟酌、改訂，搜集宋、遼、金、元各史和這一時期的其他文獻作成的。

四項都屬于習作，實際是沿著二十四史看書、查書，通過實踐印象深，當然也有不足的一面，即帶著框框去看書，無形中會受一定拘束，在實踐中也發(fā)現(xiàn)新問題。年輕精力充沛，自知資質(zhì)魯笨，就“慢雀先飛”。全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用變換代替休息，鍥而不舍。對《二十四史》和《清人著作》，有的細讀過，也有的粗略翻一翻。因在課堂上學過《日知錄》《廿二史札記》《史通》這一類的書，翻一翻也有一定的印象。

當時正值“九一八”，書生報國，也愿意知道一些東北史。

師大研究所作二十四史索引，要對各史標點，我標點了遼、金二史和元史的大部分。在進行中，有些不易斷句的也需要查書。大辭典編纂處還委托標點者把特殊詞目記下來，這使我對遼、金史又比較熟一些。

我聽陳先生（垣）、朱先生（希祖）、陸先生（懋德）諸先生的課，平素注意史學史，既綜觀整個史學的發(fā)展，也留心具體著作的某些技術細節(jié)，注意前人有哪些成就，哪些是美中不足的地方。這對我以后的學習、工作很有影響。

北海圖書館、學校里的圖書館是常去的地方。到北海去，一般是中午不回來，也有時是晚飯以后去。

1933年春，有一天，援庵先生告訴我，他在一個小型機會上，把《金史氏族表》交給兩位先生看，并請估計作者的年齡，寅恪先生看了以后說：“可能四十左右?！彼f：“他只二十一二歲，是我的學生?！睂Ψ礁械竭€年輕，“你讓他跟我見個面。”我就這樣去到西四姚家胡同陳宅。那是初次見面，陳宅的看門者是位老年人，用舊規(guī)矩，把名片舉在右肩膀上，導客入室。前輩對后學，倍極勉勵，說今談古，誠懇熱情，給青年留下難忘的印象。臨別還說：“平日我在清華園，周末進城，以后再來。”

1934年秋末，羅常培先生用電話約我到北海靜心齋，說傅孟真先生要跟我談談。傅先生問了我學習的情況，簡單介紹了中研院和歷史語言研究所，希望我畢業(yè)以后能到所里來，我表示同意。轉(zhuǎn)過年來4月就搬到北海研究所（先住蠶壇，后遷西院）。

進靜心齋便門，順西墻向北月亮門內(nèi)，有個坐西朝東的小院，我就住在那三間西房的南屋，對面屋陳槃，左側(cè)北屋住丁聲樹，出圓門，拾階而上有徐中舒。在這個幽靜的園中之園里，拱橋長廊，花木如畫。每天早晚，連廚師茶房門者總共也不到十個人。讀書就是辦公。風雨雞鳴，啟人遐思。自度應當做點較大的工程，也算是擔負時代責任。我考慮到二十四史在祖國歷史的地位，遼金史在二十四史中的比例，遼金史里還有哪些工作需要做，也注意《新元史》的工作，效果并不完全理想美滿。學問沒有止境。任何學問都是積累的、長期的接力工作，所以不能不研究前人的經(jīng)驗教訓。見賢思齊向人學，見有不合適的地方，就不再走彎路?？论繌刖褪窃诠ぷ魃鲜韬隽诉@一點，他雖然已經(jīng)利用了當時所能利用的新材料，如《元史譯文證補》、《永樂大典》等，作了淵博精審的考訂，但是他沒有從歐陽修的工作里吸取經(jīng)驗：新史既行，舊史不廢。新史既是不能代替舊史，則作新史就是給讀者添麻煩。我們應當提供讀者以新材料、新知解，又要盡可能節(jié)省讀者時間，便于翻檢，這才是理想的辦法。符合這種精神的辦法，才是可取的。能夠滿足這樣要求的體式，才算是有生命力的體式，才值得繼承發(fā)揚。一個史學工作者需要知道一點史學史，就像一個門診大夫，一面要對患者診看病情，一面也要翻一翻患者的病歷。

我在大學里學過日文、俄文，都是按規(guī)定，沒有像學英文那樣認真用功，時間也短。在北海時，和勞幹等三四人，請了一位教師，每周用三個晚上，在俞大綱家里學日文，寅恪先生說“和文漢讀就可以了”。學了三個多月，因時局緊急遷南京，就停止了。在南京住定了以后，我每周用三天晚上從雞鳴寺到新街口去學俄文，當時翦伯贊就住在新街口花家巷，上課前后，有時到他家坐一會兒，久了就成朋友了。尹達也在那里學過一段俄文。

敵機侵擾南京以后，隨研究所內(nèi)遷長沙，住在韭菜園圣經(jīng)學堂西北樓，和臨時大學同院，寅恪先生每周來教課，讓我先把要用的書準備好，屆時就拿著到課堂去，歷史組的部分同人也跟著聽，陳先生講南方民族：巴蜀蠻獠，溪俚楚越，就是在那里講的。當時丁則良是每堂必到的學生。以后研究所由桂林、南寧、轉(zhuǎn)越南到昆明，住定了又開始工作，地方雖然遷轉(zhuǎn)，業(yè)務連續(xù)未停。

在南京昆明作過幾篇論文，如《契丹世選考》等，都發(fā)表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940年冬，四川三臺東北大學成立東北史地經(jīng)濟研究室，金靜庵主其事，我被聘為研究院研究東北歷史，地理、經(jīng)濟分別由各該系的兩位教授兼。東大在城里，研究室在城外，還有幾里路。住在研究室的，除了金先生和我，還有幾位研究生。金先生半年在重慶，半年來三臺。研究室附設兩套石印機，一面編印《東北集刊》，一面印研究東北的專著如《東北通史》、《東北書征》等，還承印東大的學報《志林》，《遼金聞見匯系》、《遼史補注》也排入過計劃目錄，實際無力印。又因研究室改為研究所，任務由研究東北轉(zhuǎn)向一般教學，1942年我專任歷史系教授兼研究所導師，印書的事就擱置了。

在三臺期間，因遼金史研究，得過哈佛燕京社的獎勵金，三臺同人中，丁山、陸侃如也因自己的研究項目同時得到，以后在梁方仲的傳記里，看到方仲和寅恪先生、湯用彤先生也得到過。

丁山、孔德、我和蒙文通等創(chuàng)辦草堂書院，我講史部目錄學（也兼教務），《四庫提要史部箋》便是當時作講稿用的。我在教書期間，除講遼金史而外，又講中國史學史，教學相長，這有機會得以熟悉祖國史學遺產(chǎn)，數(shù)點家珍，主要看前人在已有基礎上，不斷進步，不斷更新。鑒往知來，就使我們在工作中，比較清醒主動。后人可以看前人，前人無法看后人，因此就要學歷史（當然學歷史并不限于看前人）。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不論在哪一個領域里，知道一些本學科的發(fā)展經(jīng)過，都是完全必要的。

我在三臺幾年，和很多同事們有同樣心情，大家都盼著早日勝利，有那樣一天——“青春作伴好還鄉(xiāng)”。

日本投降了！大家交相慶賀。一片歡騰，也一片混亂。不少同事爭先飛離四川，也有沿陸路過西安走的。臧校長（啟芳）要到南京交涉復員以后的安排，委托我代理他任復員總領隊，我就同全校人員別了三臺，過重慶，順江而東。出川的人多，交通工具少，秩序也差。一路耽誤很久，才到南京。丁山留我在上海暨南大學，就沒有到沈陽去。

到了上海暨南，同時又任復旦大學教授。教課之余，清理過一次戰(zhàn)前校輯的《遼文匯》，也未能印出（此書在北京解放后，由科學院出版局印裝成線裝四冊）。那一年，上海正處于反饑餓、反迫害抗議活動的高潮，罷課罷教，我也在反饑餓的大隊里。一年以后，回北京師范大學。

在北京，也常遇同學、同事遭迫害。有一次，大家從廠甸步行到新華門請愿，整整在馬路上坐了半天。

在北京，我寫過《阿保機營建四樓說證誤》（刊在《輔仁學志》），用游牧民族的實際生活結(jié)合文獻記載，證明漢人對《遼史》的附會。寫過《論契丹選汗大會》（刊在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用實例說明選汗大會的前后變革和北方草原上的通例。

由北平研究院出版過一本《契丹史論證稿》，這是一本比較深入的討論遼代歷史的書，經(jīng)過斟酌去取，詳細考證。目的在用史料闡說祖國南北文化的結(jié)合奠定了祖國統(tǒng)一的基礎。另冊討論制度，未付印。出版以后，鳥居龍藏曾對該書作了長篇的書評（刊在《燕京學報》）。他說“還等著再作一次光榮的評介”，即指另冊言。書剛印的時候，市面上，已經(jīng)使用金圓券，真正是“風雨如晦”的時候了。

美國洛氏基金會給師大一個教師進修的機會，可以去兩年，學校讓我去，陸先生（懋德）催我去。丁易說：“很多人已到石家莊（解放區(qū)），現(xiàn)在去美國，回不來了怎么辦？”當時我也接到郵局寄來的印刷品，封面上印著《剿匪小叢書》，內(nèi)容是《五一宣言》、《社論》之類，我意識到是黨的地下同志寄來的。當時決定：安下心來迎接光明。陸先生說：“我多年教書，只遇到兩個在學生時期能做出學術成果的，一個是你，一個是清華的張蔭麟。既不出國，那就著書吧?！保懴壬诟鞔髮W教書，很有些學生有成就，我并沒有做出怎么成績，這只是加重督促。）話雖是勉勵，其意若有失焉。

北京解放了！知識分子也翻身了。首先是學習改造，從頭學起，轉(zhuǎn)變?nèi)松^——怎么為人民服務。應吳晗提議，發(fā)起組織中國新史學會；因吳晗之介，參加了民主同盟。

聽到毛主席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弊约焊械綒g欣鼓舞，精神振奮，頓覺年輕了很多，也覺著是進入新的時代了。

有一天，徐老（特立）到我家里來，談了一會兒，要看看《遼史補注》，同來的還有中宣部的兩位同志，前后翻著看了幾段，說，“很好。和王先謙的《補注》并不相同，以后我替你設法印?！蔽液芨屑ば炖系墓膭睢：屯鯐煌?，當然指的是不專考訂訓詁，而在增補史實。當時大學里，師生一同學習《社會發(fā)展史》、《從猿到人》，在學習高潮中，自己也積極學習改造，在革大研究院學習了十個月。

除在師大教書外，又兼過中法大學、燕京大學教授，講遼金史。學習馬列理論，覺今是而昨非。改造思想是長期的，通過業(yè)務更覺得思想改造的重要。

從1952年任民族學院研究部教授，配合民族識別、民族調(diào)查，幾年的時間里，作過《大遼瓦解以后的契丹人》，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族來源的文章，發(fā)表在期刊雜志。寫過一本《達斡爾歷史》（待刊）。組織上編寫三套叢書（簡史、簡志、區(qū)域自治概況），跟著大家一同審看潤色。新的風氣，常有集體協(xié)作任務：邊界材料、歷史地圖、辭海，任務帶動工作。也有外邊送來的，如歷史所送來過蒙古人民共和國（丕仍來）的博士論文，要求作學術鑒定，寫評語。外交部送來過回答匈牙利人問中國匈奴史的問題。博物館有時也帶來地方館的問題，軍隊某部來問過城防沿革，長影的同志來問過契丹男女衣裝，也有青年來信問書。幾年里，跟大家一樣，顯得忙忙碌碌，沒有做出什么成果。

在民院曾兼院圖書館主任，也兼過研究室主任。印過《金史拾補五種》（科學出版社），《契丹社會經(jīng)濟史稿》（三聯(lián)書店）。前者屬資料工具，后者是解放后學習研討契丹歷史的一本書。臺灣把我在解放前后印過的書文，差不多都在《遼史匯編》里翻印了。

由上邊布置的和翦伯贊等編過民族史資料（由中華印過三本，唐以后待續(xù)），對文獻檢索查對，還需要有工具書，我做的《遼史五種》既是資料，也是工具書。有了工具書，替后人省時省力，也避免誤解?！白x史共推《糾謬》細”，《糾謬》即糾《新唐書》的失誤處，但有的如恒山作常山，是避唐諱；程昌胤作程昌裔是避宋諱。雖未統(tǒng)一，不算謬誤。區(qū)別了同名異名，可免張冠李戴。資料工具工作，就是為本學科的前進奠基鋪路。

五十年代里，日本、蘇聯(lián)有些講契丹字的文章，他們都是追求讀者，我看了他們主要的材料意見，試圖通過各種渠道，找出些音義，再再解讀實踐中，去其未合，存其可取，用已知推位置，試探開展。為了找中世紀蒙古語文作參考，把《元朝秘史》的漢字記音，用英文字母登入卡片，注上漢文。又用漢字字義按筆劃制成卡片，隨附標音的蒙文，見于《遼史》、《元史》和其他文獻的譯語也注進去了一些，未能做齊，就開始批判“三家村”。

因和吳晗認識，又在初期替我一個學生說了兩句公道話，運動不就，就被撥入掃地拔草大隊。除了寫交代材料、外調(diào)材料外，動筆的機會不多，十年差不多沒有寫過什么信，書已加封，這是認字以來從未有過的一段全休。

惟有棚柵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休也休不全，得空還是看看書，放不下，當然沒有什么收獲。藏也藏不住，有外邊來人通過工宣隊來座談邊疆問題。下干校之前，還經(jīng)工宣隊安排寫過三次邊疆材料。

在干校養(yǎng)豬種菜一年多，被調(diào)回參加標點二十四史。

每天從西郊進程，早出晚歸，這不僅是比起來在干校輕松了很多，更感興奮的是又接觸了書紙筆墨。直到任務結(jié)束，回研究所工作。收束辭海未了項目，作過契丹文字三論：歷史概況；有關解讀的幾個問題；解讀釋例（我的學生、友人們有可喜的進展，當然離全部通解，還有一段遙遠的路程。這要靠眾手接力）。

撥亂反正以后，心情舒暢。精神旺盛，雖然年事漸高，但體力轉(zhuǎn)健。從1979年以來，特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各條戰(zhàn)線上欣欣向榮，更激發(fā)了學習、工作的積極性，除帶研究生、進修生和其他工作任務外，還發(fā)表了學術論文十來篇，印了《遼代史話》（普及讀物）、《全遼文》（一部遼代當時直接史料的總集），打算印《遼史補注》的同時，再印《遼金工具書十種》。我的學習工作范圍，重在證實糾偏。證實以見當時歷史實際情況，糾偏則糾正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偏見。

偉大祖國的歷史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的。遼金兩代在祖國歷史上有特殊貢獻（如溝通長城南北，穩(wěn)定祖國北疆，融合南北文化等），過去由于民族偏見、舊時代正統(tǒng)觀念等，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長期作遼金研究，應當深入學習宣傳，消除歧視偏見，蔚成風氣。

愿和青、壯年同志們一道，升入學習宣傳民族平等、民族團結(jié)，開展實事求是的學風，投入“四化”建設。

活到老、學習到老、工作到老。（文/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