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宋代士大夫政治的一種面相

兩宋時代，士大夫在政壇非常活躍，地位十分顯赫，對當時社會的文明和進步發(fā)揮了巨大作用。柳詒徵說：“蓋宋之政治，士大夫政治也。政治之純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為然。故惟宋無女主、外戚、宗室強藩之禍?；滤码m為禍而亦不多?！闭蛉绱?，宋代士大夫經(jīng)常被許多治史者津津樂道。更有不少學者立足民主角度，認為其政壇影響力的增強已對專制皇權(quán)形成限制，是時代進步的體現(xiàn)。近代社會以來，如薩托利所云：“民主變成了一個廣受贊譽的詞?！倍鴮遗c社會的文明制度規(guī)范性又似乎缺乏太多關注。因此，頗有必要就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消極方面稍作鉤沉。

文士理想與現(xiàn)實社會

吳晗認為：“官僚、士大夫、紳士、知識分子，這四者實在是一個東西，雖然在不同的場合，同一個人可能具有幾種身份，然而，在本質(zhì)上，到底還是一個?！保▍顷稀①M孝通等：《皇權(quán)與紳權(quán)》，天津人民1988年版，66頁）閻步克據(jù)《辭源》為“士大夫”的解釋，進而指出“士大夫”既是“居官者”，又是“文人”。因此可說，“士大夫”應屬于“文人”的概念范疇，也與現(xiàn)代詞匯“知識分子”涵義類似。

古今中外，文人或者知識分子歷來被視為時代發(fā)展的動力，是維系社會良心之所在。清末李鴻章即有所謂“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創(chuàng)于書生憂患之所得”。（李鴻章：《黑龍江述略序》）不過金無足赤，傳統(tǒng)的文人知識分子往往存在一些認識局限。以文人與政治的態(tài)度、關系而論，其思想精神在客觀上具有一定前瞻性。許多傳統(tǒng)文人一般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對現(xiàn)實政治的態(tài)度往往源自于內(nèi)心美好純潔的想望。這種想望初衷或許出自善意，客觀上也有利于社會進步。然而，“現(xiàn)實到理想也許永遠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保唤椋骸吨袊R分子與中國的前途》）在政治實踐中，對這些精神想望的固執(zhí)己見也往往會起到負面作用。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認為：“知識分子常常通過把當前的現(xiàn)實與理想進行比較來判斷自己國家和社會制度，而不是把這一現(xiàn)實與其它現(xiàn)實相比較……沒有任何人類事業(yè)能絲毫無損地經(jīng)受住這一試驗?！保ɡ酌伞ぐ⒙。骸吨R分子的鴉片》，鳳凰傳媒2005年版，218頁）因此，文人之于現(xiàn)實政治的局限，或者就在于政治目標理想化，文人永遠不會滿足于現(xiàn)實存在，永遠追求理想目標。這也是文人知識分子在本質(zhì)上推動現(xiàn)實進步的動力。當然，有利有弊，利常大于弊。

然而，在專制皇權(quán)長期的熏陶、關照下，在那種單一封閉的文化下育養(yǎng)、造就的文人，絕不能與近現(xiàn)代社會的知識分子等同視之。其所具有的積極意義不用多言，但負面消極作用往往也顯而易見。譬如，經(jīng)宋代發(fā)達的科舉制激勵和推動，被培育和選拔出來的士大夫官僚們在政治中的一些消極作用即可一睹。固然，士大夫?qū)λ未妮x煌發(fā)達影響重大，但長久以來政治的疾弊同樣與其密切相關。北宋亡國初年，金人扶持的“偽齊”傀儡劉豫曾說：“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尚科舉。至宣、靖間，誤國者皆進士及第之人也。”（《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7）即認為科舉出身的士大夫正是促成趙宋覆滅的重要因素。

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與實踐活動

宋代士大夫的美好理想與現(xiàn)實政治間存在巨大差距，客觀地看，其間缺乏一種理性、務實的溝通途徑。一些傳統(tǒng)與時代因素也對其政治實踐產(chǎn)生了負面影響。因此，士大夫們對理想政治的執(zhí)著追求，在現(xiàn)實中往往體現(xiàn)為對一己理念的頑固堅持，不滿現(xiàn)實，批評現(xiàn)政，交相議論，反復紛紜。

宋代士大夫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儒家崇尚的二帝三代，實現(xiàn)致君堯舜的遠大目標。這種思想源出儒家理論，但在政壇發(fā)揮作用也經(jīng)歷了一個過程。南宋朱熹說：“國初人便已崇禮儀，尊經(jīng)術(shù)，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朱子語類》卷129）余英時認為，所謂“欲復二帝三代”的意態(tài)到仁宗朝才充分顯露了出來。（《朱熹的歷史世界》，三聯(lián)書店2011年版，190頁）然而，宋代政治復雜變幻。進入北宋中葉，出現(xiàn)了許多不穩(wěn)定因素。邊疆地區(qū)遼和西夏軍力強盛，頻頻威脅；國家內(nèi)部則“冗官”“冗兵”“冗費”日趨嚴重。軍隊士兵變亂也不斷發(fā)生。仁宗時張方平說：“臣比在審刑，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無日不有。大則欲謀殺官吏、劫倉庫，小則謀欲劫民戶、入山林，多至三五十，少亦一二十數(sh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159）強敵環(huán)伺，邊疆履危，軍力不振，財政困頓，內(nèi)亂頻生。此時，趙宋王朝面臨嚴重的統(tǒng)治危機，宋代士大夫也經(jīng)受嚴峻的現(xiàn)實考驗。他們關注社會民生，指陳時政得失，力圖除弊布新，有補于世。因此，掀起了政治革新潮流。南宋陳亮說：“方慶歷、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保ā蛾惲良肪?1《銓選資格》）

然而，社會現(xiàn)實錯綜復雜，部分胸懷政治宏圖的士大夫無論怎么努力改變，也難以企及自身的理想目標，更難以滿足另一部分士大夫的政治愿望。在實踐中，他們對內(nèi)心理想的堅持與執(zhí)著，時常演變?yōu)閷ΜF(xiàn)實政治的各種非議和激烈批判。

這種非議和批判，交相紛紜，成為北宋中后期政壇的突出景象。歐陽修謂己：“平生事筆硯，自可娛文章。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保ā稓W陽修全集》卷2《鎮(zhèn)陽讀書》）范仲淹主張：“儒者報國，以言為先。”（《范文正公集》卷16《讓觀察使第一表》）“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宋史》卷314《范仲淹傳》）程頤“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規(guī)避。”（《二程集》附錄《伊川先生年譜》）曾鞏“議論古今治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合世”等等。（林希：《曾鞏墓志》）這種固執(zhí)己見和對現(xiàn)政的非議、批判，發(fā)展至極端，則難免夾攜個人意氣。呂中指出：“論安言計動引圣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此古今儒者之所同病，而以文墨為法，以議論為政，又本朝規(guī)模所獨病?！保ā端未笫掠浿v義》卷1《國勢論》）據(jù)傳北宋亡國之際，金人曾對宋使臣輕蔑地說：“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宣和遺事》后集）可謂一語點中趙宋朝政疾弊之要害。朱熹也深刻體味到這種時代病癥，故尖銳地批評說：“秀才好立虛論，朝廷才做一事，哄哄地哄過了，事又只休。”（《朱子語類》卷127）元人在修《宋史》時亦云：“世謂儒者論議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保ā端问贰肪?77《食貨志》）以致對宋代政治也得出“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的基本看法。（《宋史》附錄《進宋史表》）

對于宋代士大夫政治的負面作用，一些前輩史家也早有認識。張蔭麟說：“宋太祖‘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和真、仁兩朝過度的寬柔，逐漸造成政治上一種變態(tài)的離心力；以敵視當權(quán)為勇敢，以反對法令為高超，以言事得罪為無上的光榮。政府每有什么出乎故常的施為，必遭受四方八面尋瑕抵隙的攻擊，直至它被打消為止?！保ā吨袊肪V》，中華書局2009年版，270頁）可謂一針見血。呂思勉也指出，宋代士大夫“持論過高，往往不切于實際。意氣過甚，則易陷于黨爭。黨爭最易使人動于感情，失卻理性”，（《呂著中國通史》，華東師范大學1992年版，428頁）從而認為他們根本不適宜做政治事業(yè)。

雖然儒家固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但在現(xiàn)實中大多只能屬于一種精神理念。文人相輕，意氣相爭，或許是傳統(tǒng)文人自身無法回避的局限。宋代士大夫?qū)r政的非議與批判原始初衷可能出自善意，然而，隨著個人情緒和意氣的融入摻雜，使原本純屬士大夫政見的差異，逐漸上升為人與人間、不同士大夫團體間的矛盾斗爭。而宋代的臺諫制度對此也往往起到了激化作用。歐陽修指出，本朝重用臺諫官后，“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為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長編》卷189）在最高統(tǒng)治者宋仁宗看來，許多士大夫憑借宋廷優(yōu)待政策，勇于批評時政，非為國家謀福，而是將其視為博取美譽和仕宦榮升的一條途徑。嘉祐五年（1060）詔書云：“朕樂與士大夫惇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趣，弗率朕旨，或為危言詭行，務以驚眾取譽，罔上而邀寵。論事之官，搜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讬跡于公，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保ā堕L編》卷192）他曾告誡臺諫長官郭申錫說：“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卿勿為也?！保ā端问贰肪?30《郭申錫傳》）朝政若此，帝王自然感受深刻，以致也生出憂慮。北宋中后期的政壇可謂波譎云詭，新舊黨爭此起彼伏，激烈異常，以致影響到趙宋王朝的最終結(jié)局。這種現(xiàn)象背后的本因恐怕與士大夫自身的局限難脫干系。

士大夫的表現(xiàn)削弱趙宋王朝的凝聚力

《韓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彪m然法家言辭對儒士頗有貶損，但不幸卻稍中其弊。此亦可由宋代士大夫在政壇的表現(xiàn)略解一二。在北宋中后期嚴重的社會危機下，士大夫們交相紛紜的、針對現(xiàn)實政治的非議與批判，嚴重削弱了政權(quán)的核心凝聚力。即是說，在宋廷政權(quán)運行中，缺失一種基本穩(wěn)定的核心價值理念，以及積極健康的政治環(huán)境。許多方略措施無論優(yōu)劣好壞，往往在制定或執(zhí)行時，即陷入反復紛紜。各派面爭廷議，激烈交鋒，最終即使執(zhí)行，效果也大打折扣。進而，王朝的公信力也遭受削弱。

宋英宗時，呂大防認為：“主威不立，臣權(quán)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宋史》卷340《呂大防傳》）即意識到士大夫這種不正常表現(xiàn)的嚴重危害。直至北宋末形勢危急，此種政風依然充斥宋廷，影響著當時的國事決策。呂中評論金軍大舉進攻下的政壇：“……戰(zhàn)者不決于戰(zhàn)，和者不一于和，至于城已破，禍已至，而猶議不一，心有不決，終始一歲之中，多變?nèi)舸??！保ā端问芳o事本末》卷56）南宋邵博沉痛地指出：“靖康初元，海外與國亂神州，勢尚淺。朝廷有施行，太學諸生必起論之。又舉合國人進斥大臣，擊登聞鼓，碎之。廟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保ā渡凼下勔姾箐洝肪?0）

因此而言，在宋代士大夫主導朝政的時局下，許多政策和方針尚未施行，或甫一推行，即陷入激烈的非議和批評中。最終國事只能舉步不前，原地徘徊。趙宋政權(quán)難以在國家層面形成一種統(tǒng)一的、以一貫之的施政決策，導致許多良好的方略最后僅能停留在文件層面，未能切實推行到國家基層。最終，宋王朝在因循茍且的形勢中，只能走向衰亡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