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后，為了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早日實現，一大批無名英雄血灑寶島臺灣，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等烈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們的英勇事跡自上世紀70年代起逐漸在大陸被人知曉，最近更因新劇《沉默的榮耀》播出，進一步走入公眾視野，成為網絡熱門話題?！冻聊臉s耀》以臺灣隱蔽戰(zhàn)線斗爭為創(chuàng)作背景，再現了1949-1950年的生死諜戰(zhàn)，因劇情需要，存在藝術加工，有興趣了解歷史真相的觀眾，可以借助相關史料的記載去探尋史實與劇情之間的異同。
一、吳石在臺灣建立的情報網絡及取得的情報戰(zhàn)果
吳石自1947年4月與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系后，即不斷向中共華東局傳送重要情報，大陸的相關史書對其1949年8月赴臺以前的重要貢獻已有不少介紹，對其赴臺以后的具體作為則囿于資料不足，少有詳確記載，這是吳石生命的最后時刻，也是敵我斗爭漸趨殘酷激烈的階段，值得結合新史料進行說明。
吳石等人的被捕是當年轟動臺灣的“大案”，相關卷宗的保存較為系統(tǒng)、完整，近年來隨著島內政治局勢的急劇變遷，臺灣檔案管理機構已將“吳石等泄露軍機案”等原始史料陸續(xù)公開，這些以往難得一見的機密記載，為今人了解吳石等人的生平事跡、檢討情報戰(zhàn)場的成敗得失都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這其中包括1950年3月20日亦即吳石被捕半個多月后由臺當局“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提出的《特種刑事案件偵查意見書》，據該件及同年7月8日由承辦此案的保密局特務人員李資生所撰《臺灣大間諜案破獲始末》顯示，吳石憑借“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身份，通過故舊、同鄉(xiāng)、親屬等關系，在國民黨軍隊內部建立了小而精悍的情報網絡，其核心成員包括吳石、陳寶倉、聶曦、朱楓4人，曾經參與提供或傳遞情報的則有方克華、江愛訓、林志森、王濟甫、王正均等人。
陳寶倉，時年51歲，河北遵化人，原為國民黨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jiān)部中將總監(jiān)，后因故去職，在家賦閑；來臺以前，即秘密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來臺以后，開始秘密協助吳石搜集軍事情報。
聶曦，33歲，福建閩清人，海軍陸戰(zhàn)隊講武堂學生隊第二期畢業(yè)，“是一個相當聰明的小伙子”。自1941年起即擔任吳石的隨從副官，1946年隨吳石擔任“國防部”史政局總務組長，1949年來臺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上?？崎L，為吳石一手提拔、深受吳石信賴之人，“當他明白吳石是負有為中共搜集情報的任務以后，就盡力協助吳石”，“吳石是參謀次長，當然不便每一件事都自己出面，于是聶科長就以吳石親近人物的資格出現，專為吳石與各方面聯絡”，他還“根據吳石的需要，去尋覓有工作路線的人和吳石認識，代吳石向有關人員去索取重要的材料”。
朱楓，又名朱諶之，46歲，浙江鎮(zhèn)海人；其夫姓陳，是沈陽兵工廠的一位工程師，早在1932年因病去世，所以朱楓又被稱為“陳太太”、“陳朱諶之”。朱楓于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11月底由中共華東局派來臺灣，負責聯絡吳石，將吳石所得情報秘密轉送中共華東局對臺工作委員會駐港負責人萬景光（人稱“小萬”，化名劉棟平），同時協助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乾工作，擬待臺灣解放后辦理接收事宜。
方克華，34歲，江蘇江浦人，是吳石舊部，時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一處第二科中校參謀，主管保安司令部、防衛(wèi)司令部、補給司令部將級軍官人事。1949年10月起，受吳石之命搜集軍事機關人事材料。
江愛訓，33歲，福建閩侯人，是吳石同鄉(xiāng)，時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五處第三科中校參謀，主管兵役業(yè)務。自1949年12月起，經與聶曦接洽，為吳石搜集國民黨各部隊官兵人數資料。
林志森，31歲，福建閩侯人，“與聶曦系同學之誼，在抗戰(zhàn)期間即與吳石相識”，時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第四處中校參謀，主管補給業(yè)務。
王濟甫，30歲，福建閩侯人，為吳石太太王碧奎的堂弟。時任空軍訓練司令部空軍上尉三級參謀，住在岡山空軍訓練司令部宿舍。
王正均，27歲，福建閩侯人，吳石辦公室的少校副官。吳石曾教育他：“國民黨已將垮臺，我們還有另外出路?！蓖跽钍芨袆樱旆顓鞘?，多次擔任吳石和陳寶倉、聶曦、方克華等人之間的密信、情報傳遞工作。
▲吳石、陳寶倉、朱楓三烈士
吳石自1949年8月中旬抵臺后，積極開展情報工作，10月間即整理資料一束，裝于信封之內，派聶曦秘密送往香港，交給中共華東局對臺工作委員會負責人萬景光。11月底，萬景光為免聶曦再度冒險往返港臺之間，派朱楓來臺擔任交通員。吳石與朱楓一共晤面六七次，供給的情報資料主要包括國民黨各軍事機關的主官、人事，各部隊的番號、人數、兵力部署、武器數字等。在保密局的《特種刑事案件偵查意見書》中附有“證據資料”一冊，共23項，其中有21項均系吳石搜集的重要軍事情報，其原始編號及內容概要如下：
1、《“國防部”三十九年度施政綱領》（1950年）十行紙6張
2、《“國防部”調整原則》十行紙2張
3、《修正編制之原則著眼》簽條7張（內1小條）
4、《防空事項鉛筆記錄單》十行紙2張
5、《福州綏靖公署指揮系統(tǒng)表》1冊（連皮6張）
6、《福州綏靖公署轄區(qū)部隊機關兵力駐地表》1冊（連皮6張）
7、《“中央”軍事機構及高級指揮機構改組原則》簽紙4張
8、《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所轄各單位十一月份現有人員審核統(tǒng)計表》1冊（16張）
10、《“總統(tǒng)府”各院部會在臺首長及東南長官公署處長以上住址電話臨時調查冊》1冊
11、《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及本市各機關首長電話號碼住址手冊》3冊
12、《無線電話使用人姓名代字密碼本》1冊
13、《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科長以上官佐簡歷冊》1冊（連皮11張）
14、《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核定調整編制組織系統(tǒng)代電》17張
15、《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所屬機關部隊正副主官名冊》1冊
16、《臺灣省主要公路圖》1幀
17、《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補給司令部官佐編配名冊》1冊（連皮17張）
18、《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科長以上人員名冊》1冊（連皮3張）
19、《海南島各港工程視察報告書》1冊（連皮9張）
20、《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科長以上官佐姓名住址電話號碼冊》1冊（連皮16張）
22、《臺灣南部、中部、北部各防守區(qū)兵力、番號、駐地情報資料》1件
23、《“國防部”在臺各單位主官姓名住址臨時調查冊》1冊2張
以上21項中，第1、2、3、4、5、6、7、12、16、19、23項系吳石自行搜集。
▲吳石搜集的1950年國民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無線電話使用人姓名代字密碼本》
第8項系吳石由江愛訓處獲得，此外江愛訓向吳石口頭報告了臺灣地區(qū)征兵35000名的情況。
第10、11、14、20項系吳石由聶曦處獲得。
▲吳石從聶曦處搜集的國民黨政權要員住址電話臨時調查冊
第13、15、17、18項系吳石由方克華處獲得。吳石作為國民黨軍隊中的資深參謀人員，學歷、經驗俱佳，“他從‘國軍’現有幾個炮兵團，可以推測到有大炮多少，他從‘國軍’現有幾個戰(zhàn)車團，也可以推測到有多少坦克車”，因此他在搜集情報的過程中，急需明了各軍事機關、部隊的各級主官姓名，如果逐一探詢，非常不便，最好的方法是拿到完備的名冊，因此他向方克華處取得了6份重要名冊，除證據中所列4份外，還有《憲兵各團長名單》、《東南區(qū)各部隊獨立團長以上人員現職錄》2種。
▲吳石從方克華處搜集的國民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名冊。
第22項系吳石由陳寶倉處獲得?！瓣悓殏}實在是吳石最忠實而努力的情報員，他利用自己保定畢業(yè)的老資格，有許多同學、同事或部下現在正分別服務于各軍事機關部隊，他就時常去拜訪聯絡，刺探他所需要的消息。他又是一個參謀人才，對于軍事情報，他懂得哪些重要而有用處，所以由陳寶倉經過吳石交給中共的資料都很有價值?！薄瓣悓殏}首先著眼搜集的情報就是關于‘國軍’各部隊的番號、兵力和部署情形，他為了這件事，曾分向有關方面探詢，他知道臺灣一共分幾個防守區(qū)，每一防守區(qū)內由誰負責，各防守區(qū)的駐軍是××軍，每軍轄多少師，番號是什么，防守區(qū)域是由××到××，一共防守正面有××公里，陳寶倉把零碎材料整理起來，親筆寫了交給吳石?！贝送猓悓殏}隨時口頭向吳石供給關于臺灣民心、士氣、美援等情況。
除上述21項情報外，吳石還從林志森處獲得了《舟山各駐軍武器數量統(tǒng)計表》等表冊四份，從王濟甫處獲得了有關國民黨空軍的部署情況。王濟甫每次由岡山空軍宿舍來到臺北吳石寓所時，吳石就向他詢問“現在空軍有幾個大隊，哪一大隊又駐在哪里？每大隊的飛機有多少架？飛的是些什么飛機？每一種飛機的性能又如何？”王濟甫都盡其所知向吳石報告，于是吳石“把王參謀的談話默記在心，并且整理為有條理的情報”。
▲吳石從王濟甫處獲得的臺灣重要機場情形。此件由保密局特務人員注明“被告王濟甫交吳石的原稿（是吳石命王親寫者）”。
保密局特務人員看到這些材料后不禁驚嘆：吳石“簡直是異常忠誠的情報人員，他并不敷衍塞責，他確定了情報搜集的項目，然后再設法覓取關系，以供應中共的需求”?！皡鞘且粋€忠誠過度的情報員，他以參謀人員的立場猜測中共目前需要的情報，而加以有意的搜集。他并且懂得情報的要領，特別注意數字、圖表，使得朱小姐（朱楓）轉送過去的資料都對中共具有極大的價值。要不是因為臺灣共黨組織的破壞影響到‘老鄭’（蔡孝乾化名）和朱小姐的安全，那么吳石將是中共兵不血刃而解放臺灣的功臣了！”
將以上公開、不公開的敵方記錄相結合，不難體會吳石等烈士為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以及人民解放事業(yè)發(fā)揮的無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二、關于吳石失事經過的不同版本及其結論
吳石等人的失事是最令人痛心的一幕，究竟哪些環(huán)節(jié)出了紕漏？又如何造成了英雄們的被捕、遇害？這些問題值得后世探討鏡鑒。吳石等人遇害之初，臺海兩岸消息阻隔，大陸方面對內中情形不完全了解，很多問題需要通過對岸的資料進行判斷，然而臺灣方面亦有李資生、谷正文的不同說法，茲按時間順序將兩種版本分述如下：
1、李資生說
1950年，國民黨當局在香港發(fā)行的刊物《新聞天地》第125期（7月8日）、第126期（7月19日）刊出了《臺灣大間諜案破獲始末》長文，該刊編者特意指出作者李資生系負責承辦此案的保密局特務人員，以鼓吹該文之權威性：
關于這件聳動一時的臺灣大間諜案，在近一兩個月中傳說紛紜，報刊記載由于耳食傳聞，難免附會揣測渲染，使讀者如墮五里霧中，似疑似信。當本案尚在偵訊時期，本刊即曾挽友人與主辦人員洽商，價購此案全稿，討論多次，方行談妥?！溟g，因須獲得主管機關首長同意，致延擱至今。本文為此案之權威報告，作者即承辦此案之負責人，我們除感謝主管機關首長及作者予本刊以發(fā)表此文之光榮外，并請欲明瞭此案真相之讀者特別注意。
據該文稱，吳石等人是在保密局破壞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過程中，被“連帶破獲”的。1950年1月，保密局根據已經被捕人員的供述并“參照許多特殊的資料”，獲悉中共在臺灣的最高領導機構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臺灣省工委”，最高負責人為工委書記蔡乾，又名蔡孝乾，化名“老鄭”；蔡乾有一位十七八歲的小姨馬雯娟，與他住在一起。
▲原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乾（蔡孝乾），后叛變
保密局為了追捕蔡乾，對臺北市戶籍做了一次秘密總清查，在戶籍冊中發(fā)現某街某巷某號有一個40歲左右名叫“鄧昌華”的男子，同住的是他十七八歲的妹妹“鄧莉”，正與蔡乾、馬雯娟的情形符合，于是前往該地抓人。本來蔡乾因為先期得知臺灣省工委遭到敵人破壞，所以早就和馬雯娟一起撤離了，但他一時無法離開臺灣，又在1月29日晚間只身潛回寓所，結果被蹲守的特務人員逮捕。特務人員在蔡乾身上搜出很多線索，“最可注意的是一張十元的新臺幣鈔票，上面寫著兩個電話號碼，追訊之下，知道這是‘老鄭’直接聯系的兩個女干部”，其中一個就是朱楓。
在蔡乾被捕前夕，他曾通知朱楓，臺灣的中共黨組織已經遭受破壞，恐怕會牽連到他們，他決定赴港，希望朱楓也快走。2月6日，也就是蔡乾被捕后一星期，他“已被說服而投降”，于是配合特務人員給朱楓家里打電話，但朱楓并不在家，家人說她已經于2月4日搭機離開臺灣飛往定海。保密局馬上電告駐定海的蘇浙情報站站長沈之岳設法偵查，于2月18日在沈家門醫(yī)院將朱楓逮捕。本來朱楓準備由定海前往解放區(qū)上海，可是到了定海以后才知道去上海的民船不是每天都有，只能等候適當機會，這一耽擱，便不幸被捕了。
朱楓被捕后，決心一死，吞金自殺，但在腹痛掙扎時被特務人員知曉，于2月26日被解送臺北救治，2月28日將金子排出。此后，特務人員對朱楓展開審訊，“從朱小姐口中，保密人員證實了她主要的任務是和吳石聯系，再把從吳石那里拿來的情報轉交‘老鄭’。同時，朱小姐的女兒和女婿也證明朱小姐和一位吳太太是相識而且過從頗密的，這是吳石被捕的前一天”。
另一方面，在朱楓被捕之后、吳石被捕之前，吳太太王碧奎也被逮捕，但她的被捕并不是因為朱楓向特務人員吐露了什么，而是與蔡乾有關。蔡乾自2月6日變節(jié)后，一度向特務人員表示愿意交出有關組織關系，“不料在暮色蒼茫中，他卻乘人不備，在臺北市開封街某段潛逃無蹤”，直到三個月以后才再度被捕。蔡乾逃跑后，特務人員認為他仍然會去找馬雯娟，為了防止馬雯娟離開臺灣，特務人員用在蔡乾身上搜得的馬雯娟照片，與所有申請出境的人員照片進行核對，結果在臺灣省警務處批準出境的文件中檢出一份署名“劉桂麟”的“臺灣省出境旅客購買機/船票申請書”，其照片與馬雯娟完全相同。這張申請書注明“劉桂麟”是“軍眷”，且系“劉永榘高參之女”，準備由臺灣到定海，申請書一角還留著一張托辦出境證的名片，上面是名字是聶曦。
▲聶曦委托臺灣省警務處為馬雯娟（化名“劉桂麟”）辦理出境證，聶曦在名片上寫道：茲有劉桂麟小姐急待赴定海，乞賜為關照發(fā)給出口證為禱。
特務人員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高參名冊中查不到“劉桂麟”之父“劉永榘”其人。傳訊聶曦之后，特務人員根據線索判斷：劉永榘并無其人，所謂“劉永榘之女劉桂麟”其實是馬雯娟的掩護身份，是蔡乾或與蔡乾有關的人去托吳太太王碧奎辦理這張出境證的，王碧奎則轉托聶曦去辦。于是特務人員又將王碧奎傳訊。
與此同時，特務人員也在審訊朱楓?！爸煨〗阏f：‘……劉桂麟是老鄭的小姨馬小姐的化名，出境證是老鄭托我辦的，我即托吳太太辦?！碧貏杖藛T將王碧奎與朱楓的說法“兩路會和”，于是在3月1日將吳石逮捕。3月2日起，吳石受到保密局第二處處長葉翔之的審訊。此后陳寶倉等人陸續(xù)被捕。
以上全為李資生文的內容，為避繁冗，并改正該文基于錯誤立場的用語，筆者沒有完全用引文的方式。李資生站在保密局特務人員立場，文中充斥著不實之詞可以想見，該文最可疑的一點在于聲稱朱楓供出了吳石，試想朱楓被捕之后曾吞金自殺，死且不避，怎么可能向敵人吐露實情呢？李資生也承認朱楓沒有出賣同志，只是無心之失：“她由定海押解到臺的時候，她以為吳石已經被捕了，于是她就把由港來臺和吳石聯絡的經過也都和盤托出了，等到偵訊到了相當階段的時候，她才發(fā)現了吳石的被捕是由于她的口供。當然，她懊悔也來不及了?！钡@種解釋仍然無法令人信服。
1959年4月，臺灣“國家安全局”根據各情治單位案卷編印匯編，對吳石案“偵破經過”的記載大略是：
根據蔡孝乾及嚴秀峰之供詞，獲悉朱諶之線索，當即循此線索展開偵查，二月十八日在定海捕獲，二十六日押解來臺。根據東南長官公署科長聶曦及朱諶之之供詞，于三月一日晚將吳石扣押訊辦。
這段文字有兩點值得重視：1、其所述情節(jié)和李資生文基本相同，可知李資生文應是根據原始案卷進行撰寫，其所謂曾獲保密局主管人員同意一節(jié)也確非虛語。2、這段文字提到的嚴秀峰是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友邦的夫人，1950年2月18日因案被捕，從時間上看，絕不可能由于她的供詞導致朱楓被捕，由此可見，臺灣情治單位案卷中記載的關鍵情節(jié)也并不完全準確。
▲1950年6月10日，吳石（右上）陳寶倉（右下）聶曦（左上）朱楓（左下）四烈士在臺北馬場町刑場被害前情形。
2、谷正文說
1994年11月，吳石案在臺灣因故被舊事重提，臺灣《傳記文學》雜志將李資生舊文重刊，在該刊第65卷第5期（總第390期）選載。前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看到該文后，于12月10日致函《傳記文學》社社長劉紹唐，聲稱“李資生所述各節(jié)與事實頗有出入”，因“事關多人生命及千秋名節(jié)”，故來函進行說明。該函后被刊在1995年1月出版的《傳記文學》第66卷第1期（總第392期）上，題目是《關于吳石案的一些補充》，名為補充，實為反駁李資生，其中關鍵內容如下：
一、……蔡孝乾久經中共長征及對日抗戰(zhàn)，吃盡苦頭，故返臺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動搖……
二、蔡孝乾于“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捕后，保密局上下負責人爭功，以為有大魚可餐，爭相插手，以至蔡有機可乘，于“四十年”一月六日夜間偽裝找人，在武昌街西段木廠林立中逃去，迄三月二十日始在嘉義奮起湖再度捕獲。……
三、吳石之事，系由蔡第一次被捕時，筆記中有“吳石”之名，但蔡否認其事。蔡逃走后，無人敢負責追查吳石事，經毛人鳳局長報告蔣總裁，亦僅含糊其辭。周至柔總長則命“先取證據，再辦吳石”。要取證據何其容易？弟（谷自稱）先一日晚請吳石之妻至我家中，偽稱：“我前在史政局多蒙吳先生提拔，今上邊令查吳石先生之案，已取得人證。吳先生為軍人，如身負此案，必遭死刑，何不夫人自稱吳先生不知此人，自己負責，婦道人家，交錯朋友，并不知其共黨身分，當然不會成為重大案子?！苯浂喾秸T騙，由吳妻供出朱諶之，乃于次日晚逮捕吳石，告以全部案情已經明白。吳先一日已服用多粒安眠藥，當時又以左輪槍自戕，皆未死，乃就捕……
四、……蔡孝乾逃走后，即通知朱諶之快逃，乘海軍交通船至沈家門，站長沈之岳兄捕送回臺，中途吞金未死。
除了此函，臺灣獨家出版社在1995年9月出版了《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一書，該書由谷正文口述，許俊榮等人記錄整理，其中也有關于吳石案的內容。但書出之后，谷正文表示不愿負責，原因是“記述人許君（許俊榮）對近代史不明，對共情不熟，且刊出之前未經我過目，故多有遺漏、偏差”，谷正文“本擬自己改正后再出版全書”，但他當時已是85歲高齡，“年近耄耋，有心無力”了。所以有關谷正文的說法，仍應以他致劉紹唐的函為準。
李資生文與谷正文函在史實層面最大的區(qū)別在于：李文稱，保密局根據蔡乾供詞逮捕朱楓，再根據朱楓、聶曦、王碧奎的供詞綜合研判，逮捕了吳石；谷函稱，保密局根據蔡乾筆記中記有吳石之名，找到吳太太王碧奎，由谷誘騙王碧奎供出朱楓，遂將吳石、朱楓逮捕。谷正文系前保密局偵防組組長，直隸局長毛人鳳指揮，保密局稱其在破壞中共臺灣省工委過程中“出力最多，殫精竭慮，夙夜勤勞”，以他的身份和行徑，他的說法自然有參考價值，然而試看谷函提到的幾個關鍵時間，諸如蔡乾于1949年12月29日被捕、1950年1月6日逃跑、3月20日再度被捕以及蔡乾逃跑后通知朱楓快逃等等，與原始案卷全不相合，可知谷函更不可信。按李資生的敘述，保密局方面辦理“吳石案”的關鍵人物是逮捕朱楓的沈之岳和審訊朱楓的葉翔之，與谷全無關系，由此可知谷之所以反駁李，恐系出于自我吹噓的目的。
▲保密局蘇浙情報站站長沈之岳、局本部第二處處長葉翔之、偵防組組長谷正文
3、《冷月無聲：吳石傳》和《朱楓傳》的結論
大陸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鄭立的《冷月無聲：吳石傳》（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和馮亦同的《朱楓傳》（三聯出版社2012年版）。
鄭立經綜合判斷李資生、谷正文的說法，其結論是：“他（蔡乾）被捕時，公事包里的記事本留下的‘吳次長’的記錄，成為致命的破綻，使國民黨保密局將目標鎖定在吳石身上。”至于朱楓的被捕，則是因為蔡乾向特務人員交代了朱的電話號碼，通過給其住所打電話，“偵察出朱楓的去向”，進而在定海將其逮捕。（見該書第216、218頁）
馮亦同也對李文、谷函有所取舍，其結論是：由于蔡乾變節(jié)，供出了朱楓的電話號碼與真實身份，導致朱楓被捕；而保密局因追查聶曦為馬雯娟申請出境證一事，“傳訊和扣押聶曦上校之后，吳將軍的可疑身份已經暴露”。（見該書第227、233頁）
鄭立、馮亦同一致肯定朱楓在保密局獄中的表現，因為即便保密局事后檢討，也承認朱楓“黨性堅強”、“思想頑固”，“這是以‘斬盡殺絕’共產黨人為職責的國民黨情治機關對它不共戴天的敵人和對手所作出的難得‘褒揚’之詞”（見鄭書第219頁、馮書第241頁），由此可見朱楓絕沒有如李資生所說吐露實情。鄭、馮兩位先生對史料的剪裁，對史實的判斷，當然是很有道理、很有見識的。
值得一提的是，據臺灣作家江南所著《蔣經國傳》披露，李資生實為保密局工作人員夏曉華的化名（見該書第190頁注釋）。查吳石被害時，夏曉華擔任保密局第二心理作戰(zhàn)組組長，如果江南所說屬實，那么不難想象，李資生的文字除了對外宣傳的作用外，還有其特定的動機。雖然李文內容與保密局案卷記載一致，然而如前所述，特務機關基于錯誤立場留下的記錄本就不宜輕信，更何況李資生還懷有對大陸進行“心戰(zhàn)”的目的呢！
▲曾任保密局第二心理作戰(zhàn)組組長的夏曉華，據說就是“李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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