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訪華以及中英全面建交之后，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趨向好轉(zhuǎn)。正式外交之外，中國還籌劃了一系列非正式外交活動，涉及科學、文化與藝術(shù)等各個領域，以圖擴寬對外交流的渠道。竺可楨亦參與其中的部分活動，并為我們留下了那個時代的一手記錄。
接待楊振寧和李政道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為尼克松第二年訪問中國鋪路。中美關系解凍，這很快反映在兩國科學家之間的交流上，其代表人物則是楊振寧與李政道。
1973年周恩來會見楊振寧
不過在基辛格訪華之前兩個月，1971年5月，兩位美國科學家亞瑟·高爾斯頓和伊?！の鞲窦{已經(jīng)訪問了中國，并于5月17日向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與微生物研究所的同行們作了兩次演講。[1]
竺可楨并未參加有關這兩位科學家的招待活動，他在5月14日的《人民日報》上得知當時有法國和美國科學家訪問中國，原文標題為《美國高爾斯頓和西格納教授到京》。5月18日，他閱讀《參考資料》后，又記錄了兩位美國科學家正在訪問北京的消息。
5月19日，竺可楨從報上得知，以意大利外貿(mào)部長馬里奧·扎加里為首的代表團已經(jīng)訪華。當天報紙還報道了郭沫若宴請日本哲學家松村一人夫婦，歷史學家井上清、藤田敬一和經(jīng)濟家小林義雄等消息，“看來我們和國外科學、體育交流將一天多一天了”。[2]（《竺可楨全集》20，386）
基辛格離華僅幾天，楊振寧便于7月20日抵達上海。而在前一周，7月12日，竺可楨已經(jīng)從吳有訓處得知，國務院批準楊振寧回國一個月，到上海探望父親。
8月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設宴款待楊振寧，竺可楨亦受邀參加，這是他與楊振寧第一次見面。此次會談持續(xù)了4個多小時，一直到晚上十二點，所談范圍甚廣，不過竺可楨由于耳疾，不知各方在談什么話題，也沒機會發(fā)言。晚餐時竺可楨坐在郭沫若與朱永行(外事處)之旁，可以看到記錄，才大約知道會談上講了些什么。（《竺可楨全集》20，445）
楊振寧初次訪華的反應并非全然正面。8月21日，竺可楨至吳有訓處，吳即表示中科院的葛庭燧研究員對楊振寧回國所獲的待遇極為不滿。這些1949年后留在國內(nèi)的學者，將自身的遭遇與對楊振寧的隆重招待加以比對，自然心生反感。另一方面，“年青的人因過去批判老年舊知識〔分子〕極為猛烈，而如今政府如此招待一位入外籍的專家，也一樣地有反感”。竺可楨也以為，諾貝爾獎不過是資產(chǎn)階級的獎項，楊的理論在實用上究竟有何好處誰也說不上來，但此事須從政治上著眼。這樣的說法其實與竺可楨歷來認為基礎科學不可放棄的觀點相當不同。他如此表示，應也有為葉企孫等受迫害的國內(nèi)科學家叫屈的意思。
9月22日，竺可楨閱讀了楊振寧8月14日在上海的學術(shù)報告紀要，并作了較為詳細的記錄。竺對楊振寧的這次學術(shù)演講似相當重視，9月27日，他又將這份紀要轉(zhuǎn)給了北京師范大學蔣碩民教授。
事實上，楊振寧訪華的后續(xù)影響確實巨大。他回到美國后，陳省身、林家翹、任之恭等華裔學者都向他打電話，詢問他所見的中國真實情況。這些學者不久后陸續(xù)訪華，顯然楊振寧的所述對他們有相當正面的觸動。
1972年2月之后，中美關系進一步趨暖。當年6-7月，楊振寧第二次訪華。7月1日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又一次會見并宴請了楊振寧，歷時5個余小時，竺可楨也參加了晚宴。會談期間，楊振寧提出應重視科學理論研究，并強調(diào)開展學術(shù)交流的必要性[3]，竺可楨在日記中并未有相關記載，這或許還是因為他的聽覺已經(jīng)相當糟糕，甚至鄰座的交談都聽不到。直到9月23日，竺閱讀了外交部的會議記錄文件，才了解到那天楊振寧的具體所談。
當年8月18日，18位物理學家共同致信周恩來，表示應當預研高能加速器和探測器技術(shù)。9月11日，周恩來回信支持，表示“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茖W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4]。
此封信及批復也轉(zhuǎn)到了中科院。9月24日，竺可楨閱了這封由秘書沈文雄交給他的信，記錄道，“信中提到1956年制的十二年遠景規(guī)劃57條，其中56條‘基礎理論研究’,說是周總理主張加入的，我已不記得了。又談到62年十年（1963—72）科學技術(shù)發(fā)展規(guī)劃中重點項目，說1956年32個重點項目都垮了，基礎科學大家沒有注意，沒有起任務帶科學的作用，現(xiàn)在大學中老年教師均不愿做理論工作，怕一個時期內(nèi)搞不出結(jié)果，〔對〕基礎理論重要性信心不足。對7月14晚周總理的指示都很激動，表示要做好工作。”（《竺可楨全集》21，203）
當天上午，竺可楨便在家中尋找1956年和1962年兩次長期規(guī)劃的會議文件，但只找到了后一次的，也就是《1963—72年科學發(fā)展規(guī)劃重點項目》。竺可楨重讀了文件之后，發(fā)現(xiàn)當時總共有374個項目，“比之56年57項多了六倍，其中最后第41類基礎科學有41個題目，從提高土壤肥力起，到基礎科學實驗研究止。412頁中第三項是農(nóng)作物生長與農(nóng)業(yè)氣象研究，其間提到全國物候觀測作為一個小題。可見全國物候觀測也是被列為基礎研究的?！?/p>
10月13日，訪華的李政道在人民大會堂同北京大學、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等單位共30余位科學家學術(shù)座談，也討論到這個問題。李政道則是建議中國的高能加速器不能照抄別人。[5]
與楊振寧相比，李和竺可楨有著一層浙大的師生關系，自然要親切許多。李政道先在9月19日抵達上海，再于25日晚到北京。9月30日，李政道夫婦參加了國慶晚宴，并經(jīng)王淦昌介紹，與竺可楨相談。簡單交流之后，竺可楨便約他于10月3日共進晚膳。
第二天，10月1日，竺可楨正好收到李政道在浙大求學時期的物理學老師束星北來信。10月2日，竺可楨便復一信給束星北，告知李政道已于上月25日到北京，王淦昌也已經(jīng)回北京，并表示將代為轉(zhuǎn)達他對李政道的關心。（《竺可楨全集》24，735）
1971年之后，竺可楨與老同事束星北之間開始有了時斷時續(xù)的交流。1971年10月，束星北之子束越新拜訪竺可楨，并轉(zhuǎn)交一封由其父親所寫的信，竺可楨由此了解到束星北的近況，并得知他當時仍在致力于相對論批判和長期天氣預報方面的工作，便回信一封與束。
1972年8月29日，他又接到束星北與束越新的來函，其內(nèi)容大約是談了他當時在青島醫(yī)學院的果園進行勞動，表露出希望調(diào)到北京的想法。竺可楨回信表示當時外埠調(diào)京非常困難，同時也告知了李政道將于本月回國之事。
10月3日，竺可楨在和平賓館招待了李政道夫婦，何增?、王淦昌、王葆仁、貝時璋、蔣碩民等浙大西遷時期的教授也參加了宴會。竺可楨記載道，“晚六點李政道和其夫人秦惠箬和妹李雅蕓來。李在浙大僅一年，又在永興不常見，所以不能記憶從前面貌，況且是26年以前事情了。我首先告以束星北在青島要我為他致意，次談到今晚所約均是浙大從前教授。”（《竺可楨全集》21，210）
此次宴會的氣氛親熱踴躍，所談問題海闊天空，從尼克松第二次當選總統(tǒng)到原子核物理問題，直到晚上9點才散。10月24日，人已經(jīng)到杭州的李政道又給竺可楨寫了一封信，感謝了竺的款待。
李政道或許是在宴會上獲得了束星北的聯(lián)系方式，他于第二天即10月4日便致信束星北，表示“先生當年在永興湄潭時的教導，歷歷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礎，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歸源都是受先生之益”。[6]10月20日，束星北也給李政道回了信，不過兩人一直未曾見面。
周恩來與李政道
10月5日，周恩來在晚上召見即將訪問外國的中國科學家代表團一行，也召來了竺可楨。周恩來在會談上談了四個問題，其中包括了科學研究的理論基礎問題。
10月14日，周恩來接見了李政道夫婦，又談了三個多小時。李政道在為《束星北檔案》一書所寫的序中說：
1972年10月17日，是我1946年去美國后第一次回國，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我。周恩來總理希望我能為解決教育人才“斷層”的問題做些工作，如介紹一些海外有才學的人到中國來講學等等。我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說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人才和教師，只是他們沒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先生。
那時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師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見他一面，可是最終未能如愿。
《束星北檔案：一個天才物理學家的命運》，劉海軍，作家出版社，2005年
李政道的這段回憶首先在時間上有誤，應該是10月14日而不是17日。其次，當時的李政道已經(jīng)從竺可楨等人處得知了束星北的情況，且已經(jīng)寫信給束，當然知道“束星北老師在哪里，在做什么”。這只能理解為李政道在回憶時的斷層，或者是有意的文學敘事，以加強人們對束星北遭遇的同情。
事隔多年再動筆，李政道的記憶有誤，這自然是難免的，但如沒有竺可楨的日記，想要訂正這個錯誤可就不容易了。
周恩來接見李政道的那天，竺可楨因為發(fā)燒已經(jīng)住進了醫(yī)院，沒有參加座談，但他事后閱讀了文件資料。竺后來在日記中又根據(jù)《簡報》記錄道，李政道10月7日和時任外交部歐美司司長章文晉會談時提到，“要立足于超，必須自己建立基礎科學，單做激光、電子計算機，仍跟在人家后面，還有交流是發(fā)展重要方面，要注意選拔基礎科學人才，從十二三歲時起?！保ā扼每蓸E全集》21，289）從這段日記來看，竺可楨當時的身體狀況相當差，影響了他的行文表述。
會見費正清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竺可楨參加了接機活動、中方的宴請以及幾天后美方的回請晚宴。其時竺可楨的身體已經(jīng)相當虛弱，送尼克松飛赴上海那天（2月26日），北京刮起了6級西北風，竺送行時還需貝時璋攙扶一段路。
此后，中美之間的文化交流更趨密切。很快，周恩來總理在重慶時代的老朋友費正清也加入了訪華行列。
1972年6月20日上午，竺可楨等人在中科院辦公室接待了費正清夫婦。費正清與竺可楨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的重慶便相識，也可說是老友了。
1943年4月25日中午，應任鴻雋的邀請，竺可楨至李子壩中華文化基金會處聚餐，到場者包括了李約瑟與費正清。在這次聚會中，竺可楨告訴費正清，“中國氣象與美國空軍之應密切合作”，費則表示他會轉(zhuǎn)告給史迪威將軍。
費正清在戰(zhàn)時重慶只待了15個月，而竺可楨當時的主要工作地點則是遵義，因此兩人并沒有太多的見面機會。不過戰(zhàn)爭結(jié)束后的1947年，他們在美國還有一次會面。
1946年11月，竺可楨經(jīng)印度轉(zhuǎn)赴法國巴黎，參加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成立大會。會議結(jié)束之后，竺可楨又到倫敦住了一個月，拜訪當?shù)氐膶W人與好友。
1947年1月20日，竺可楨從英國南安普頓港口出發(fā)，赴美國考察訪問，歷時4月有余。期間，他主要住在紐約和劍橋哈佛大學附近。這一行，他見到了不少舊友新朋，如姜立夫、蔣碩民、趙元任、陳衡哲、梁思成等人。他還曾于3月13日赴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學，在研究生院作了學術(shù)報告。
5月6日，竺可楨應邀至紐約羊城中國餐館，由趙元任請客，到場者有賽珍珠夫婦、鄭萊夫婦、張彭春夫婦及林語堂夫婦。第二天下午，他又在趙元任的陪同下拜訪了約翰·杜威教授。當時杜威已經(jīng)85歲，“耳聾背駝”，這次會面雖然歷時1個多小時，但兩人恐怕也只是寒暄了一番而已。
3月20日，竺可楨至費正清家中拜訪了他。當時費回到哈佛大學教書尚不足一年，其夫人費慰梅則剛離開中國，還沒有抵達哈佛。一個月之后，拉鐵摩爾夫人與費慰梅又一同到竺可楨住處回訪他。竺可楨從聊天中得知，費慰梅將辭去美國外交部文化參贊一職，而拉鐵摩爾夫人則已經(jīng)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教。
至于1972年那次訪華，根據(jù)費正清的回憶，尼克松訪問北京之后，他們便收到了中方的邀請。當時的邀請似還相當委婉和間接，于是費正清與中國駐聯(lián)合國的黃華大使聯(lián)系，詢問是否可以通過香港進入中國大陸。一周之后，黃華向費正清表示，“你的來訪將會受到歡迎”。
1972年5月13日，費正清一行乘飛機前往檀香山，再飛往香港，幾天后坐火車進入廣州。在廣州火車站，“我們見到了前來迎接我們的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代表，他安排我們在廣東省賓館（當指廣東迎賓館）住下”。第二天，費正清等人便乘飛機到北京，入住于北京飯店。
費正清夫婦與周恩來總理
費正清此次訪華，歷時近兩月，7月4日才回到香港。在訪問之前，費提出了一張43人的名單想要會見，其中有些已經(jīng)過世，有些并不在京，但他還是見到了不少老朋友，如費孝通、陳岱孫、張奚若、金岳霖、錢端升、吳文藻、謝冰心等人。訪問的高潮是在6月16日，他們臨時獲得要改變在延安的活動計劃，坐飛機回到北京。當天下午4點45分，有一個電話通知他們：請回到酒店?！按蠹s6點時我們被告知：我們即將要見到周恩來總理?！?/p>
接著，費正清等便來到人民大會堂，發(fā)現(xiàn)他們的同事早已兩人一排排成縱隊，然后按年齡資歷排定先后，走上了臺階。費正清不無幽默地表示，“我感覺這就像是古老蠻夷納貢使臣朝覲時的儀式，接下來該是叩頭了”。當天，他們與以周總理為首的中方接待人員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共進晚餐，歷時達4個小時之久，又是一場典型的周式馬拉松外交。[7]
據(jù)竺可楨所記，第二天（6月17日）早上，“對外友協(xié)、外交學會湯欣伯（此處竺可楨所記有誤，應為湯興伯，他也參加了前一天的招待晚宴）來，談招待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Fairbank及其愛人Wilma事”，“據(jù)說費夫婦最初來時有點傲慢，但受了幾次教訓近已好點?！?/p>
為了準備與費正清的會談，竺可楨在第二天（6月18日）拿出費的《美國與中國》(1948年版)一書加以閱讀。竺可楨認為比起其他美國的中國通來，費正清對中國的了解要多一些，但仍然有誤解之處。在讀到費正清關于中國的自由主義一章（第12章）時，竺表示，“實際上從北宋以來中國太學生‘請誅蔡京’對于國事抗直陳言，直至明代東林，匡代皆有，這才是中國之所謂liberalism?！?/p>
中方原本的計劃是，6月19日由郭沫若會見費正清，竺可楨等人陪同。但會議臨時取消，改在20日早上，由竺可楨、夏鼐、湯佩松等人與費正清會談。
竺可楨在20日的日記中記錄道，“開頭我歡迎他們來中國，說我1947年去美國劍橋與他們會見，迄今整25年。我曾至他們家211 Winthrop St.,Wilma（即費慰梅）說他們還住在那邊。費驚異我能記憶他們家之所在?！辟M正清當然不知道，竺可楨的日記中對當年見面之事記錄甚詳。
費正清在回憶錄中并未提及他曾到中科院訪問一事，卻特地指出，“我們想在北京見到的人員名單里并沒有包括重慶時期地位最高的左翼知識分子郭沫若”。
這一點略有些奇怪，因為根據(jù)費正清的回憶錄，他在重慶時期似乎與郭沫若關系還不錯。1943年10月，費正清參加了郭沫若的50歲生日宴會，當時的他形容道，“郭先生穿梭在人群中，顯得神采奕奕，風度翩翩，依然年輕從容”[8]。1946年費正清離開中國時，郭沫若等人還為他舉辦了一個歡送會，并向他致詞表示感謝。
將竺可楨的記錄與費正清回憶錄加以對照，就可明白，費正清此行并不想見郭沫若，但中方大約出于禮節(jié)，還是安排了這位老朋友與費正清會談。而當天的活動之所以臨時取消，很可能是出于費本人的要求。只不過費也染上了一點中國人“君子不出惡語”的習性，不愿在回憶錄中把話挑明而已。
竺可楨與費正清的會談，是由他的秘書沈文雄作的記錄。6月22日，竺可楨收到沈文雄的記錄稿，長達15頁，竺在閱讀后又作了幾處修改。這份記錄稿顯然是要交給相關部門審閱的，但遺憾的是，《竺可楨全集》未收錄此文，因此除了竺可楨在當天日記中所記的那幾段文字外，我們并不知道他們具體談了些什么。而如果沒有竺可楨的日記，恐怕費正清在此次訪華中曾經(jīng)去過中國科學院一事也不會為人所知了。
日漸頻繁的中外學術(shù)文化交流
1972年之后，中科院邀請了不少西方學者來訪，招待工作較為繁忙。1972年5月26日晚，由郭沫若出面，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宴請了英國皇家學會代表團，竺可楨記述如下：
六點半英國代表團AlanHodgkin、Kingsley Dunham和David Martin來，郭老與我們大家在二樓樓口相接，并在“江山如此多嬌”壁畫下照相?；氐奖本d，郭老和代表團談了半小時，并送皇家學會兩本《考古》的照片本和今年出的《考古》和《文物》、植物所的一本《中國植物志》等。他們送我們四本的新出牛頓著作。七點入席，我坐Dunham對面，郭老旁一邊是鄒承魯。席間郭老談到萬里長城與人大等。（《竺可楨全集》21，112）
緊接著，5月29日中午，竺可楨又至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招待來訪的意大利農(nóng)學家馬利亞尼教授。6月1日中午，郭沫若、吳有訓、竺可楨等人一同在北京廳邀請了美國科學家聯(lián)合會代表，包括了美國科學家協(xié)會主席馬 文 ·戈德伯格博士和夫人，杰里米 ·斯通博士和夫人，杰羅姆 ·科恩（即孔杰榮）博士和夫人等。
在藝術(shù)領域，美國鋼琴家哈登夫婦應好友周恩來的邀請訪問中國，游覽了武漢、南京和上海等地之后，于1972年國慶期間抵達北京，并舉行了一場內(nèi)部音樂會，演奏了多首西洋作品，這在當時來說仍然相當敏感。12月26日，瑞士音樂家亨利·奧涅格夫婦又在北京舉行了公開演出，表演了巴赫、舒曼、貝多芬等人的作品，同時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也進行了報道和評論，這顯然具有指標性意義。[9]
上述兩例還是私人性的活動，到了1973年3月，英國倫敦愛樂樂團又至北京等地公開演出，更具歷史性意義。這次巡演是前一年10月英國外相訪華期間，由中方提出正式邀請的。在演出的最后，樂團還加奏了《紅色娘子軍》中的插曲，據(jù)言這是國際樂團第一次演奏樣板戲。[10]
倫敦愛樂樂團赴京期間，竺可楨的肺氣腫病稍有好轉(zhuǎn)，剛剛出院，但身體還相當虛弱。這期間中科院有一系列活動，包括3月10日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的批林整風會議，以及3月中旬的《中國自然地理》編纂委員會會議（竺可楨為會議主席），竺都沒有參加。
很自然，他也錯過了倫敦愛樂樂團的演出。不過竺可楨對此事仍相當關心，在3月18日的日記中，摘抄了報紙上的相關新聞 ，“英國倫敦愛樂交響樂音樂隊于18日將到北京作首次演出，地點天橋劇場，有1700座位，將演奏海頓、貝多芬、勃拉姆斯、德沃夏克等古典作品?？偨?jīng)理貝永福，除北京演奏二場外，上海兩場，廣州一場。奧地利維也納，美國費城交響樂隊也將先后來華云。”
維也納愛樂樂團是于1973年4月11-14日在北京演出四場音樂會，第二場演出時，樂團與殷承宗合奏了鋼琴協(xié)奏曲《黃河》，獲得了新華社與《人民日報》的盛贊。1973年9-10月費城交響樂團的訪華，則是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xié)會邀請的公開活動。費城交響樂團一行130人，在指揮尤金·奧曼迪的率領下，于北京和上海共舉辦了6場音樂會（北京4場，上海2場），中國和西方都引發(fā)了巨大的反響。其中在北京的后兩場演出（9月16-17日，民族文化宮），以及上海的第一場演出（9月20日，市府大禮堂），同樣由殷承宗擔任鋼琴獨奏，表演了《黃河》。[11]
1973年維也納愛樂樂團訪華演出劇照；右：殷承宗與阿巴多排練
就當時中國的對外交往而言，中美關系自然是重中之重。美方對此也相當重視，由美國全國科學院、美國學者協(xié)會理事會和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共同主持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shù)交流委員會”（CSCPRC），以非政府的名義，與中國學術(shù)界展開了各種交流。據(jù)統(tǒng)計，1972年到1976年間，大約有12000名美國人訪問了中國，多數(shù)是科技界人士，其中又有相當比例是華裔科學家。[12]以下只舉幾個與竺可楨稍有關聯(lián)的例子。[13]
1973年5月，美國科學家代表團以及美國當代中國聯(lián)合委員會和中國文化研究委員會學者代表團分別訪問北京。5月19日晚，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出面同時宴請了兩個代表團，竺可楨亦抱病參加。此次宴會規(guī)模甚大，除中科院各所領導外，馮友蘭、錢偉長、陳岱孫等人也應邀出席。
5月27日晚，竺可楨又赴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周總理接見兩個美國代表團的活動。此次活動時間較短，一個多小時便告結(jié)束。
在5月19日那天的晚宴上，竺可楨見到了已經(jīng)過世的老友梅光迪之女梅儀慈，以及她的丈夫、歷史學家費維愷。隔了一天，梅儀慈到竺可楨家中拜訪，竺從閑談中了解了她的母親李今英的現(xiàn)況。
竺可楨原本打算請梅儀慈夫婦一起吃個飯，但遭到家人和秘書的反對，原因是費維愷的立場在當時中方看來較為反動。竺對此相當愧疚，因他與梅家有著深切的友誼，“像我這樣和她父親是同學又浙大同事多年，看她自己在一地長大，而她回國來看我們后，我們完全置之不理，一定會使她失望”。
1973年8月8日晚，中科院副秘書長秦力生出面約請了回國訪問的張捷遷教授（當時任教于華盛頓天主教大學）一行。在前一年，張捷遷已經(jīng)隨美國華人科學家代表團訪問了中國，與竺可楨有過交流。
1973年3月，竺可楨曾致信張捷遷，表示“中國科學院已決定請你在今夏回祖國工作若干時間，屆時你將和國內(nèi)同行共同探討彼此所感興趣的課題。這對于促進科學的發(fā)展和加強彼此聯(lián)系是有益處的。”（《竺可楨全集》24，743）同時，竺可楨還送上了他所寫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60年代以后，張捷遷已經(jīng)轉(zhuǎn)向?qū)庀髮W的研究，因此與竺可楨亦有不少共同語言。[14]
同月，在西遷時期的浙江大學攻讀研究生學位，與竺可楨有師徒之誼，當時就教于芝加哥大學的郭曉嵐教授，也攜家眷回國訪問。8月21日晚，中科院方面安排了竺可楨約請郭家在全聚德共同晚餐，一行十七人。
曾經(jīng)擔任浙江大學電機系主任（1929-1930）、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以及教育部政務次長，1949年之后赴美從事學術(shù)工作，長期擔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的顧毓琇（字一樵），也是在1973年8月回國訪問。據(jù)顧本人的回憶錄所述，他先從美國費城飛到倫敦，再轉(zhuǎn)機抵達香港。接著他們一家乘火車從九龍到廣州，再乘飛機到上海，其國內(nèi)行程主要是由中國國際旅行社安排。當時中國仍然是采用政企合一的體制，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和中國旅行游覽事業(yè)管理局（國家旅游局的前身）只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而已。
在有關單位的安排下，顧毓琇一家的訪華之旅自然堪稱完美。他被安排住在當時上海最好的錦江飯店，且從上海下機便見到了久違的長子、長女，以及三弟、妹妹等留在國內(nèi)的親人。在進行了一系列學術(shù)報告、訪問和探親活動之后，顧氏一家于8月14日登上飛往北京的班機，被安排在同樣規(guī)格的老北京飯店入住。
在北京，顧毓琇訪問了北京大學，以及母校清華，期間又與當年的老同事如劉仙洲等人重聚。這一路上，他們有三輛可供調(diào)度的汽車和專職司機。8月25日晚，他們還觀摩了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的開幕式。這次邀請賽有86個國家參加，為期十余天，是當年中國體育活動的一件大事，據(jù)竺可楨言僅接待工作人員便安排了三千人。
令顧毓琇極為吃驚的是，在8月29日晚10點，與他在30年代便相識的老朋友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他們?nèi)?，而中國共產(chǎn)黨“十大”在前一天才閉幕。此次“偶然”的會談同樣持續(xù)了四個小時，直到第二天凌晨一點。[15]
顧毓琇在抗戰(zhàn)時期擔任教育部政務次長期間，曾經(jīng)于1941年7月到訪西遷遵義的浙江大學。竺可楨當時帶顧到圖書館(江公祠)及子彈庫視察一周，回到住處后又談了一小時。當天（11日）晚上，竺可楨還在柿花園一號“請一樵〔及〕同來之視察員梅公任(監(jiān)察院)、王世穎、薩孟武(參政院)、吳覺農(nóng)、陳泮藻及工程師夏鼎，以及憲兵團蔡團長、范團副、張曜、楊友群等。九點半散?！保ā扼每蓸E全集》8，110-111）
第二天早上，竺可楨請顧毓琇在膳廳為學生演講。顧談了約一個小時，主要是關于中國的外交方針及戰(zhàn)后之國防，并樂觀地表示浙大師生明年底便可回杭州。接著，竺可楨又與“振吾、剛復、曉峰、喜蓀、勁夫、羽儀、劍修均至寰球送薩孟武、王世穎、梅公任、吳覺農(nóng)、陳泮藻、顧一樵諸人上車”。
顧毓琇1973年的訪華之行，沒有與竺可楨見面。不過竺在日記中表示，顧曾經(jīng)提出拜訪吳有訓副院長，以及參觀中科院研究所的要求。就當時而言，這似乎還有一定敏感性，院里有領導就認為，“我們應予以一定限制，怕有失密透露情報等事?！保ā扼每蓸E全集》21，469）顧毓琇在回憶錄中并未提到拜訪吳有訓及中科院一事，大約最終沒有成行。
同年9月，曾經(jīng)兩獲諾貝爾獎的萊納斯·鮑林及其夫人也訪問中國。鮑林夫婦是在9月16日飛至香港，再乘火車抵達廣州，接著訪問了上海、北京、杭州等地，歷時約三周。10月4日晚，由吳有訓副院長主持，周培源、錢學森等作陪，共同宴請了鮑林夫婦。[16]
竺可楨從10月3日起就因肺炎住進了北京醫(yī)院，但他在5日得知鮑林要在第二天赴中科院演講，主題為維生素與人生健康，[17]便要求秘書沈文雄幫他作記錄，“我想很知道他的看法”。
10月10日，沈文雄到醫(yī)院看望竺可楨，并為他帶來了鮑林的一本新作Vitamin C and Common Cold，這是鮑林送給中科院演講時的翻譯李德明的。第二天，竺可楨便在病床上閱讀了此書，特別摘錄了其中注射抗生素會對人體帶來危害的觀點。10月份之后，竺可楨一直住在北京醫(yī)院，直到第二年過世，再也沒有參加過類似的活動。
改革開放后，李政道回國講學
竺可楨在這一時期所參與的接待來訪，只是中國1980年代以后對外開放交流的序曲，規(guī)模和交流的程度都相當有限，充其量是一股“暖風”。1974年之后，中美之間的學術(shù)交流又生波折，可謂乍暖還寒，[18]這自然是由于那時的涉外學術(shù)活動仍然受到內(nèi)部政治的深度影響。
[1] 參閱，侯捷，尹曉冬，《中美民間科技交流的開啟：1971年美國科學家阿瑟·高爾斯頓與伊?！の鞲窦{訪華始末》，《中國科技史雜志》，2021年第3期，第454-467頁。
[2] 根據(jù)譚其驤的日記，他于1971年6月3日，在復旦大學參加了接待這五位日本朋友的活動，可見他們在中國的行程也不少。譚其驤，《譚其驤日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162頁。
[3] 劉金巖，張柏春，吳岳良，《楊振寧：中美科技交流合作的推手》，《自然科學史研究》，?2021(03)，第374-386頁?
[4]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473頁
[5] 劉金巖，張柏春，吳岳良，《李政道：中國基礎科學研究和國際交流的積極推動者》，《現(xiàn)代物理知識》，?2023 (05)，?第59-70頁
[6] 李壽枬，《才華橫溢的理論物理學家束星北教授》，《自然辯證法通訊》,1994年06期，第61-70頁
[7] 參閱，費正清，《費正清中國回憶錄》，中信出版集團，2017，第30章。
[8] 費正清，《費正清中國回憶錄》，中信出版集團，2017，第298頁。
[9] 周光蓁，《鳳凰詠——中央樂團1956-1996》（上），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lián)書店，2013，第259-266頁
[10] 周光蓁，《鳳凰詠——中央樂團1956-1996》（上），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lián)書店，2013，第270-272頁
[11] 關于費城交響樂團1973年訪華演出的具體巡演記錄，參閱丹尼爾·韋伯斯特，《追憶費城交響樂團1973年訪華演出》，《音樂愛好者》，2008年第5期，第38-40頁。
[12] 顧寧，《1972至1992年的中美文化交流──回顧與思考》，《世界歷史》， 1995 (03)，第60頁
[13] 同一時期，與竺可楨關系較為密切的，尚有李約瑟和美國華人科學家代表團的訪華活動，拙文《竺可楨與李約瑟》中對此已作分析，此處不再重復。
[14] 關于張捷遷70年代的訪華活動，參閱杜常生，《中美民間科技交流的賡續(xù)：美籍華人科學家張捷遷的訪華活動及其影響（1972—1979）》，《吉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第115-124頁。
[15] 顧毓琇，《一個家庭 兩個世界》，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第228-252頁
[16] 陳功東，《夙愿與暮年：關于萊納斯·鮑林1973年訪華的研究》，《中國科學史雜志》，2022年第4期，第590-602頁
[17] 據(jù)上面陳功東之文所述，鮑林是在10月5日當天訪問了中科院物理所與化學所，而非竺可楨所說的第二天。
[18] 關于20世紀70年代的中美科技交流情況，參閱，張靜，《中美民間科技交流的緣起、實踐與敘事(1971～1978)》，《美國研究》，2020年第5期，第122-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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