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爭集體記憶與……重塑正當化的戰(zhàn)爭紀念

《20世紀的戰(zhàn)爭與紀念》，[美] 杰伊·溫特 / [以] 伊曼紐爾·希文編，吳霞譯，譯林出版社，2025年10月版，332頁，78.00元

杰伊·溫特（Jay Winter）、伊曼紐爾·希文（Emmanuel Sivan）主編的《20世紀的戰(zhàn)爭與紀念》（War and Remembr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ited by Jay Winter，Emmanuel Sivan，2000；吳霞譯，譯林出版社， 2025年10月）是一部以二十世紀戰(zhàn)爭與集體紀念為主題的歷史研究文集，匯集相關領域杰出學者的論文，聚焦于戰(zhàn)爭引發(fā)的私人記憶、集體記憶與公共的集體紀念行為等深層歷史議題。在二十一世紀已經過去二十五年的今天，區(qū)域性的戰(zhàn)爭苦難與全球化的戰(zhàn)爭危機籠罩著整個世界，這部關于應該如何銘記戰(zhàn)爭的著作有著出乎意料的學術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溫特和希文在該書“引言”中談到了“社會能動性”“集體記憶”“集體紀念”“受害者身份”等流行沿用已久但是實際上仍然存在許多模糊、爭議之處的概念性問題。作者指出：“記憶”“集體記憶”等術語如此頻繁且隨意地出現(xiàn)，以致讀者可能會有一種印象：學界已經對上述概念的內涵以及如何在史學研究中有效使用這些概念達成共識?？墒聦嵾h非如此，對許多問題、概念并沒有共識。（引言，1頁）其實，就“記憶”這個概念來說，在不同的語言中有著千差萬別的內涵與意蘊；是否存在一種“集體記憶”、集體能否“記憶”，更是存在爭議。復雜的問題是，在個體認知的心理過程與集體文化表征、姿態(tài)之間是否存在有意義的關聯(lián)？能否依據個體如何儲存并檢索信息以及圖像來推導集體是如何進行記憶的？學者們常常是各說各話，或完全不了解彼此的立場。作者以法國學者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發(fā)起并組織編撰的頗具影響的論文集《記憶之場》為例，說明學界對集體記憶的研究仍然是很含混的（同上）。這對于國內史學界也越來越注重“記憶之場”等概念生產場域的趨勢來說，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在這里我進而想到了在歷史圖像學研究中也遇到的同樣問題：圖像無疑具有一種時代視覺記憶的功能，但是能否依據個人記憶中的時代圖像來推導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集體的時代視覺記憶？在個體圖像記憶的心理過程與集體視覺記憶的認同之間存在何種關聯(lián)？這些都需要對于概念的復雜內涵以及在各種使用語境中的變化予以辨析和闡釋。

兩位作者在“引言”中指出，“本書的核心議題是：集體如何記憶戰(zhàn)爭。我們將以20世紀為背景展開研究。這一時期的戰(zhàn)爭，無論在地理層面還是社會層面，其波及范圍都已超出早期非工業(yè)化時期的沖突。本書的多數章節(jié)主要圍繞歐洲的戰(zhàn)爭經歷展開，部分會論及美洲和以色列。在這里，我們選擇將戰(zhàn)爭視為一種令幸存者不斷徘徊于清醒與回憶之間的生動的創(chuàng)傷性現(xiàn)象。而幸存者們留下的浩繁記錄能夠使我們檢視這個普遍主題所包含的模糊之處及其內在張力，即‘集體記憶’的輪廓與特性究竟如何?！薄拔覀冎荚谔接?0 世紀戰(zhàn)爭背景下的集體記憶本質?！保?頁）從收入該書的論文涵蓋范圍來看，“我們只討論與發(fā)生在20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西班牙內戰(zhà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和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有關的內容，及其各自對歐洲、美國、中東地區(qū)所產生的影響”（同上）。在“目錄”中可以看到產生于這些涵蓋范圍中的具體議題：一、搭建框架；二、大戰(zhàn)余波中的親屬關系與紀念形式；三、記憶的行動者：西班牙內戰(zhàn)老兵與傷殘士兵；四、歐洲戰(zhàn)后電影中的兒童受害者形象；五、從幸存者到見證人：大屠殺親歷者的心聲；六、紀念的景觀：以洛杉磯小東京為例；七、法國集體記憶中的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八、以色列的個體傷痛與公眾紀念；九、個人敘事與緬懷；十、反對慰藉：瓦爾特·本雅明及對哀悼的抗拒。這些論文題目本身就是圍繞“集體如何記憶戰(zhàn)爭”提煉出來的，各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和針對性，從論文的內容與核心議題來看，的確是聚焦于探討二十世紀戰(zhàn)爭背景下的集體記憶與集體紀念的實質性問題。

溫特和希文合作撰寫的第一篇論文“搭建框架”對于產生這些議題背后的概念內涵、研究思路和方法路徑等問題作了理論性很強的闡釋，這個被搭建起來的“框架”實際上就是關于戰(zhàn)爭與記憶、紀念問題的極具研究張力的路徑網絡。論文的開頭就對“集體紀念”的概念作了闡釋：“集體紀念指公開回想往事，是人們將往昔的點滴記憶收集起來并于公共場合加以整合的行為。‘公眾’是生產、表達與消費這種行為的群體。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并非個體記憶的總和，而是超越個體記憶總和的記憶整體。通過群體與個體的公開行為，集體記憶才得以建構。盡管社會制約著人們談論自身記憶的方式，但是被動記憶——沉默個體的私人回想——并不是集體記憶。……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言，大眾記憶是‘以社會為框’的。當聚在一起追憶往昔時，人們才會進入超越個體記憶的場域?！保?-2頁）強調所謂“集體紀念”是一種公開行為，通過這種行為才能建構集體記憶。就是說，在沒有或不允許存在有關紀念的公共行為的地方，所謂的集體記憶也是難以存在的。

接著，作者馬上就切入有關對公共紀念行為的壓迫性力量的論述：“20世紀的劇變傾向將個體記憶從欽定正史中剝離出去。所有當權者都會為了自身利益而對歷史進行粉飾，但20世紀的很多當權者則更為囂張：他們直接將其抹殺了之。”（2頁）“歷史的書寫早淪為美化極權的常規(guī)操作……不僅歷史，就連城鎮(zhèn)、道路等名稱都在將當權者神話化，無論在地域上還是文化上，往往將一切多樣性扼殺。統(tǒng)治集團同質化了整個國家，并以無所不能的權力中心形象來打造一切?？偠灾?，意識形態(tài)徹底取代了記憶?！保?頁）這是在公共層面上對記憶與紀念行為的壓迫性操縱，同時發(fā)生的是對個人生活中的記憶的操控：“法西斯或其他威權政府的統(tǒng)治嚴重侵入了個人生活，使得政治能夠染指民眾關于日常瑣事的平凡記憶；如何在這種情況下描寫家庭生活成了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正常生活’終于何處，而駭人的宏大敘事又是始于何方，可能是一道永遠都無法得到徹底回答的難題?！保ㄍ希┻@一段論述極為精準和深刻，歷史研究中的“終結”與“開始”的時間概念的本質性得到了極為深刻地揭示——重要的問題不僅僅是“時間開始了”，同樣重要的是“時間終結了”，而且事關政府權力與私人生活與記憶的邊界。

盡管官方對于集體記憶、紀念的操控一直存在，但是來自民間的記憶召喚、紀念行為也同樣存在，只是在形式上只能更多借助于大眾文化的渠道，如戲劇、文學等?！翱偠灾庾R形態(tài)徹底取代了記憶，但是，文學卻講述著另外一番景象。”（3頁）然而，即便在民間記憶中也同樣存在復雜性和難題。比如作者提到的納粹時期德國民眾的日常生活記憶問題，在他們的私人記憶中，對猶太人的群體性消失所表現(xiàn)出來的“記憶缺失”，導致大量闡釋性的文學作品應運而生。以色列歷史學家索爾·弗里德蘭德（Saul Friedlander）的觀察使他認為，“納粹的歷史太過沉重，使人無法忘懷；又太令人生厭，以致也無法將其納入‘正常的’記憶敘事?！贝朔N兩難主題不僅出現(xiàn)在眾多著作之中，也通過繪畫、雕塑、建筑以及其他視覺藝術形式得到體現(xiàn)（同上）。其實，這段歷史之所以太過沉重同時又令人生厭，很重要的原因是當猶太人遭到群體性迫害乃至群體性消失的時候，絕大多數普通德國民眾是觀看者與沉默者，戰(zhàn)后對于大屠殺歷史的揭露使他們無法面對記憶中的自己，一種集體性的“記憶缺失”由此產生和蔓延。這種有關苦難與迫害的集體記憶心態(tài)在二十世紀的人類歷史上不斷產生，所帶來的集體道德倫理拷問甚至會延續(xù)幾十年之久。作者認為，不能把權力對記憶的壓迫性問題統(tǒng)統(tǒng)歸咎于威權統(tǒng)治，因為即使是西式民主體制也沒有辦法調和官方歷史敘事與無數普通人記憶之間的矛盾，對于由兩次世界大戰(zhàn)造成的集體創(chuàng)傷來說更是如此（同上）。

談到“記憶”，作者從不同視角論述了“記憶”的多種類型、性質以及相關的學科視角，如從私人記憶、公共記憶、種族記憶、文化記憶、空間記憶到集體記憶，其間的觀察與研究維度涉及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這是一個比較剛性的“框架”。然后在這個框架中還有類別豐富和涵義復雜的研究維度，如識別、召回、復述、學習、保質、干擾、歪曲、洗腦、插補等，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框架中彰顯出來的力量懸殊的主體性以及相關的行動力，國家與個人在建構記憶、展開紀念活動等方面的博弈充滿了社會政治學的性質。從該書所收入論文的研究視角和論述主旨來看，“集體紀念”——而不是“集體記憶”占據了核心位置。要將“集體記憶”與“歷史知識”區(qū)分開來，因為集體記憶并不是歷史學家所說的過去，集體記憶與歷史研究不能等同。歷史學科的專業(yè)研究自然重要，而集體性紀念則是一系列不受專業(yè)學科限制的行動，或許會借鑒專業(yè)的歷史研究，但并不會依賴于它（4頁）。進而要區(qū)分出集體記憶與集體紀念的區(qū)別，雖然也要談及和論述“集體記憶”，但是把它轉換為“集體紀念”更為適合?！稗D變術語的好處就在于能夠規(guī)避過度概括導致的失真。有關戰(zhàn)爭的‘集體記憶’并不是每個人對于戰(zhàn)爭的看法；它對于我們厘清集體內每個團體的行為并沒有意義。畢竟，僅一部分人有所行動，而絕大多數無所作為。通過對行為主體和行為本身的反復辨析，我們要把集體記憶從一大波將整個民族與部分歷史事件進行含混關聯(lián)的概念中分離出來。”（5頁）這是關于“記憶”與“紀念”概念的重要辨析，在私人記憶與在紀念行為中呈現(xiàn)出來的集體記憶之間存在著重要區(qū)別，而能夠把集體記憶分離出來的方法只能在紀念行為中獲得。而所謂的集體紀念是一種公共行為，例如組建協(xié)會、撰寫回憶錄、策劃展覽、制作電影等等，既不是單純的個人記憶的匯聚，也不受官方主流歷史敘事的掌控，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在社會框架和集體性的行為之中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很顯然，這種集體紀念是在官方歷史敘事、學界專業(yè)研究敘事之外的另一種書寫歷史的重要力量與途徑。

連結私人記憶、集體記憶與集體紀念的關節(jié)點是集體行動中的人，看來在學界對于這個關鍵性問題有時顯得沒有那么重視，而書中所談到的那些歐洲威權政治機構卻一直對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無師自通，從來都是睜大著監(jiān)控的眼睛。這正是本書各位作者共同聚焦的研究主題——在公開的集體性紀念行動中的人，以及作用于他們的各種力量及其后果。在這里，行動中的人被研究者置于社會學與心理學的雙重研究視角之中：“所有試圖在集體環(huán)境中完成紀念的人多多少少都會把私人記憶帶到集體記憶中。他們還會使用富含社會意味的語言和動作，但他們的故事與姿態(tài)需要吻合，其‘心理學上的人’（私人記憶中的自我）的一面與‘社會學上的人’（社會規(guī)范下的我）的一面需要統(tǒng)一。其間的關鍵點就在于行動。而行動中的人（homo actans）正是我們的主題所在。但行動中的人的行為，通常不屬于奉上級命令行事，而是作為以紀念為宗旨的社會團體中的一員而發(fā)生的行為。這些行為構成了本書的核心內容?！保?-6頁）這就講得很清楚了，也就是在前面的“序”中就已經談到的，本書的總體研究思路是“社會能動性”，強調社會整體或統(tǒng)治集團的行為，而且更加突出那些開展紀念活動卻時常默默無聞的個人與團體。在這里之所以要強調心理學和社會學，是因為“想要相對安全地探索個體記憶和集體紀念之間的崎嶇地帶，我們需要來自兩個領域的指引：一個是認知心理學研究，另一個是社會心理學和行為模式研究；兩種研究都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作為社會行為的‘紀念’”（6-7頁）。應該補充的是，既然必然涉及社會整體與統(tǒng)治集團的行為，那么作為公共政治的研究重鎮(zhèn)的社會政治學更是不可或缺的。

即便是從民間紀念團體的產生來看，也是與官僚體制的實質與表現(xiàn)緊密相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tǒng)負責著有關戰(zhàn)爭傷亡或損失的索賠工作。煩冗復雜、條框分明又等級森嚴的制度，使其效率低下而且不近人情，激怒了幸存者。于是，小規(guī)模團體陸續(xù)出現(xiàn)，填補這一空白領域。”（33頁）更重要的社會政治學研究議題就是在威權政治語境中的集體紀念行為的遭遇。正如兩位作者所言，“獨裁或專制政權可能會嚴格限制公民的言論和行動自由，甚至在小規(guī)模的紀念活動領域也是如此，更不用說規(guī)模宏大的行動了。在此類社會，即使是在家庭內部交流有關戰(zhàn)爭與鎮(zhèn)壓的經歷也要受到嚴格限制；這種行為只能以一種偶然的、一對一的方式進行。但是這也向我們展示出一個嚴重受損的公民社會的創(chuàng)造性。譬如，盡管作為調解生死存亡問題的傳統(tǒng)守護者的教會日漸衰落。但公民社會仍能找到調集相關資源的方法。但是，我們不應過分夸大公民社會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政權依然是獲勝者；因為，當受害者不斷逝去，許多記憶痕跡也隨之消散。”（34-35頁）聽起來這真是讓以保存人類記憶為使命的歷史學家感到絕望，似乎連時間也站在威權統(tǒng)治者的一邊，這種嚴酷的事實更加證明了有關戰(zhàn)爭的記憶、紀念的研究是思想抵抗的利器。

由西班牙學者帕洛瑪·阿圭拉（Paloma Aguilar）撰寫的《記憶的行動者：西班牙內戰(zhàn)老兵與傷殘士兵》研究的主題是西班牙內戰(zhàn)（1936-1939年）結束后建立的佛朗哥獨裁統(tǒng)治政權（1939-1975年）對于戰(zhàn)爭紀念的壟斷與對失敗者殘酷迫害的歷史。論文的第一句話就令人動容：“甚至在今日，大多數西班牙人有關內戰(zhàn)的創(chuàng)傷性集體記憶，都能從1936年至1939年的戰(zhàn)事以及數百萬人的劫后余生經歷中得到解釋。”（71頁）這里說的數百萬人就是在內戰(zhàn)中戰(zhàn)敗的共和政府軍的將士，他們的劫后余生所經歷的就是以內戰(zhàn)勝利者姿態(tài)上臺的佛朗哥獨裁政權所加于他們及其家人身上的政治迫害與經濟磨難。在這里值得思考的是，作者肯定了大多數西班牙人有著關于內戰(zhàn)的創(chuàng)傷性集體記憶，并且與那數百萬人的劫后余生聯(lián)系起來，而許多讀者同時也會想到的是，這種記憶與聯(lián)系在不同的社會歷史語境中顯然會有著完全不同的表現(xiàn)。

阿圭拉的這篇論文所研究的主題讓我想起了美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女校長德魯·吉爾平·福斯特（Catharine Drew Gilpin Faust）的《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zhàn)》（孫宏哲、張聚國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這部視角獨特的內戰(zhàn)史研究著作的核心命題是美國北部與南部民眾如何應對內戰(zhàn)的毀滅性的經歷：如何面對殺戮和死亡，如何埋葬死難者，如何哀悼與紀念，如何幫助死難者的家人？這場戰(zhàn)爭如何影響了那些從中幸存的人？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觀念就是從對待內戰(zhàn)雙方大規(guī)模死亡的態(tài)度檢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一個民族的文明與高尚的一個顯著標志，是他們對他們死者所展示出的體貼和關懷?！?7頁）。于是，惠特曼在詩歌中吟唱：無論南方還是北方，所有死難者都是“我親愛的人”；1898年，威廉·麥金利總統(tǒng)在亞特蘭大的一場演說中宣告：“勇敢的南部邦聯(lián)人，應像他們的北方對手一樣，得到正式的紀念?！保ㄍ希?63頁）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作者十分強調在內戰(zhàn)中建立起來的國家政權的職責問題：內戰(zhàn)的死亡與一個因內戰(zhàn)而最終建立起來的統(tǒng)一國家政權有著什么樣的實質性關系？以及在這種關系中的國家政權究竟對死者與生者負有何種職責？那么，在西班牙內戰(zhàn)結束后，佛朗哥統(tǒng)治集團面對這些問題交出的答案是極為負面；甚至在長達三十多年的統(tǒng)治時期中對此沒有任何反省，只能說明這個在內戰(zhàn)中奪取國家權力的佛朗哥政權是何等的無恥。

失敗者的命運首先表現(xiàn)在被剝奪生存權利的悲慘境況之中。在西班牙內戰(zhàn)結束后，有幾十萬戰(zhàn)敗的共和軍士兵和共和黨人流亡到國外；有數千人因他們在第二共和國或戰(zhàn)爭期間真實或被誣陷的活動而遭到處決，“成為勝利者掀起的巨大壓制浪潮的受害者”。在內戰(zhàn)結束后，對于曾經的敵方人員、事實上在戰(zhàn)爭前都是同胞兄弟以各種名義實行肉體消滅的鎮(zhèn)壓，這是打著意識形態(tài)和穩(wěn)定新政權的需要而實施的國家恐怖主義行為。在佛朗哥獨裁政權統(tǒng)治下，有幾十萬人曾因政治罪名而被捕入獄，失去工作或被沒收財產。這些被征服者不僅成了獨裁統(tǒng)治初期高壓制度的鎮(zhèn)壓對象，而且在長達近四十年的時間里一直被排除在任何物質與道義的援助之外。即便在民主恢復之后，仍舊耗費了多年的時間才獲得應該享有的平等待遇。顯然，對于那些曾為戰(zhàn)敗一方作戰(zhàn)的普通人來說，正義的到來太遲了，他們或已亡故，或茍活于故土之外（71-73頁）?！皯?zhàn)爭的失敗，戰(zhàn)后的鎮(zhèn)壓，膽戰(zhàn)心驚的生活狀態(tài)，以及無法合理悼念逝者的無力感，種種過往都成了被征服者們的負擔，他們普遍難以承受其重，尤其是那些痛失家人的人們。然而，傷殘老兵還要面臨殘疾與無權獲取撫恤金的額外災難，與此同時，他們的生理缺陷和昔日的共和黨身份亦使得找工作變得尤其艱難。”（78頁）這種被迫害的災難不僅落在他們身上，他們的親屬也連帶遭殃。“許多留在西班牙的被征服者只能通過保持沉默來保護家人，尤其是孩子。父母不想讓孩子因為他們自己的政治傾向而受到當局的邊緣化與鎮(zhèn)壓。他們也擔心孩子可能會在相對安全的家庭環(huán)境之外重復自己所聽到的父母在戰(zhàn)爭中的經歷，或是對于獨裁統(tǒng)治的批評。”（80頁）起碼要有兩代人經歷著戰(zhàn)爭結束后的痛苦經歷，在幾十年的時光流逝中，他們及其親人的人生就這樣被埋沒在苦難的深淵之中。

從佛朗哥新政權成立后的政治鎮(zhèn)壓、經濟迫害一直延續(xù)下來的是對于失敗者的戰(zhàn)爭紀念的絕對禁忌，這是國家恐怖主義在精神上施加的殘酷迫害?！霸谡麄€佛朗哥獨裁期間，那些留在西班牙的共和黨陣營戰(zhàn)敗者、他們的家人、寡婦、孤兒以及殘疾人士（無論他們是傷于戰(zhàn)場之上還是傷于對后方的轟炸之中）都遭到了合法化的迫害，而且被拒絕給予公開表達悲痛的機會；他們不能祭奠自己陣營的受害者，也不能聚集并營造一份集體記憶，好將心中苦楚娓娓道來。共和黨傷殘老兵們被迫生活在這樣可憎的獨裁統(tǒng)治之下，他們從未被視作平等的公民，就連對已故親友的哀悼也要慘遭阻止?！保?8頁）與絕對的禁忌、管控相對的另一面是傾國家之力進行的紀念工程，政權當局在戰(zhàn)后即迅速發(fā)起了一系列廣泛而密集的紀念活動：修建紀念碑、街道命名，以及種種紀念儀式，以此致敬勝利者一方的陣亡者。極為殘酷的是，這場內戰(zhàn)所固有的同胞自相殘殺的性質使所有這些紀念工程實際上加劇、延續(xù)了這場戰(zhàn)爭帶來的創(chuàng)傷性。而對于戰(zhàn)敗者一方來說，新的創(chuàng)傷不僅來自政府的紀念工程，同時也來自對方陣營的參戰(zhàn)者和擁護者能夠理直氣壯、興高采烈地從政權當局那里獲得了物質補償；戰(zhàn)勝者一方的傷殘士兵享有新政權提供給他們的一切補償、保護和特權，卻并不憐憫那些與其遭遇相似的失敗者（73頁）。

正如德魯·吉爾平·福斯特所強調的，從對待內戰(zhàn)雙方死亡的態(tài)度可以檢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在這里首先要看到的是內戰(zhàn)的殘暴性，美國歷史學家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認為，“一般而言，諸種內戰(zhàn)總是比國家對國家的那些戰(zhàn)爭更為殘暴，而且具有更為持久的種種后果，它們日益成為當代沖突的特征?！保ㄑ鸥鞅取稓⒙居何鞣轿幕械谋┝Ω础非把裕?頁，姚建彬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他分析了西方歷史上許多暴力沖突的歷史案例，從被稱為“第一謀殺案”的“該隱殺亞伯”的圣經故事到羅馬建城史，從1572年的“圣巴托羅繆日之夜”到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對拜占庭的攻擊，從法國大革命中的旺岱叛亂到納粹反猶屠殺，證明國家內部的自相殘殺比外部戰(zhàn)爭更普遍、更殘酷、更暴戾。由此來看，戰(zhàn)后出現(xiàn)的對內戰(zhàn)史論述的鉗制和禁忌也可以說是很自然的。但是，戰(zhàn)勝者一方如果出于盡快消弭戰(zhàn)爭創(chuàng)傷、重建社會團結的愿望來考慮，應該很快意識到戰(zhàn)爭雙方關于內戰(zhàn)的正當性、正義性論述必須接受歷史的拷問；盡管在現(xiàn)實中戰(zhàn)勝方有最大的可能通過意識形態(tài)宣傳、教育、紀念慶典等文化形態(tài)建構和強化自己的內戰(zhàn)論述，但是更有利于在文明的維度上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形象的行為是對戰(zhàn)敗者給予同等的人道主義待遇。就像福斯特在她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這場戰(zhàn)爭令人驚愕的巨大生命代價，使人們需要重新理解國家的命運，來確保如此眾多士兵的獻身是出于崇高的目標?！保ā哆@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zhàn)》，262頁）“在戰(zhàn)爭結束時，這一共同的苦難將超越長期以來人們在種族、公民身份和國家性質問題上的分歧，使犧牲以及對犧牲的紀念成為南北最終統(tǒng)一的基礎?！保ㄍ?，序言）這就是內戰(zhàn)對美國歷史的意義，也就是死亡締造了現(xiàn)代美國的含義。事實上，世界上許多國家反對謳歌內戰(zhàn)的勝利，因為人們意識到對自相殘殺的內戰(zhàn)勝利的慶祝是羞恥的、令人痛苦的。

佛朗哥在西班牙的獨裁統(tǒng)治到了六十年代也發(fā)生了某些變化，“隨著經濟的繁榮發(fā)展與社會流動性的提高，政權的合法性得到了強化與充實。這些結構性的轉變，再加上時間的推移，使得年輕一代的政治精英們有可能改變那些戰(zhàn)爭年代的過時言論。與此同時，西班牙公民社會中最為活躍的一些群體，尤其是工人和學生，開始反對政權對他們的竭力控制，從明顯的被動狀態(tài)中走出來，參加秘密政治活動與公開抗議”（89頁）。這些社會運動有一個最為重要的共同訴求：全面赦免政治犯。這種訴求被視作邁向和解的一步，因為它使當年內戰(zhàn)的雙方處于平等的地位。這些訴求終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逐步得以實現(xiàn)。在這過程中特別值得思考的是右翼和左翼政黨都不得不做出讓步：接受對方的合法性，同時達成一致：“不應在公開辯論中發(fā)表有關過去最痛苦方面的言辭。內戰(zhàn)的記憶只能用來，而且只能是含蓄地用來推進此間制定的諸多社會、政治協(xié)議與條約。民主過渡時期的政治共識給人們帶來的主要啟示（部分基于對過去的沉默）是，要竭力避免重蹈內戰(zhàn)的覆轍或第二共和國的失敗，尤其要避免這一時期標志性的、極其廣泛的社會性與政治性對抗?？偠灾?，關于過去，我們確實找到了各不相同的情節(jié)記憶，但也從中提取到一個共同的教訓。正是這一點共識啟示著人們邁向民主。”（91頁）這的確是西班牙最終能夠從獨裁政治走向民眾政治的重要教訓：無論如何應該避免關于內戰(zhàn)的紀念再次帶來新的集體性創(chuàng)傷。

可能更多是因為這篇關于西班牙內戰(zhàn)與集體紀念的論文，在讀完全書之后我覺得這部出版于二十五年前的著作至今所具有的現(xiàn)實意義非同尋常。依據書中諸位作者的論述主旨和價值觀念，可以說重塑正當化的戰(zhàn)爭紀念是防止當下全球戰(zhàn)爭蔓延危機的重要精神力量。